② Frank Dorn,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1 (New York: Macmillan, 1974), pp.304-322. 窦恩是史迪威在中国4年的主要助手，他和史在1939年9月结束在华任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位研究抗战史的学者2004年撰文说：“国民政府加强剿共行动之际，并未降低抗日侵略的动作。国民党在敌前和敌后战场都很活跃。”从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到1941年12月7日，中国部队伤亡高达130万人①。1940年1月，周恩来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提到，中国有百万以上的士兵阵亡或受伤（显然是指到1939年8月为止）。他说，在这个数字当中，八路军伤亡仅有3万人、新四军则为1000人。换句话说，抗战打了两年多，依照中共自己的说法，共产党在整个伤亡人数中只占3％②。周小心地向斯大林保证，中共的基本政策是支持蒋介石领导抗日，承认“国民党在领导全国权力机关和军队的关键地位”③。但是中共纪录也明显指出，毛泽东实际的政策也只是假装这些是他的基本目标。
① Ma Chendu（马振犊），"Analysis," pp.46-49.
② Dali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p.115, 120.
③ 同上注，pp.116-117。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此处所引用文件之真实性。
周恩来在给斯大林的报告里也声称，蒋介石的政府“团结全国所有势力”，执行“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解放战争”。他说：“军官团不问其阶级出身如何，都展现出决心、勇气和无私……在战争中几乎全无阵前逃亡的情形。”①周和毛想让斯大林知道，国共两党是多么努力抗日，但是他们提到的伤亡数字很可能正确无误；低报他们自己的伤亡、夸大政府的损失，对他们并没好处。如同周恩来的说法，他们可能也了解，大多数的国民党军官团事实上英勇作战、伤亡惨重。
① 同上注，pp.115, 116。
三
武汉沦陷后，汪精卫更使劲要推翻蒋介石，重启和东京的秘密接触。他也直接促请蒋改变抗日及与共产党合作的政策。蒋一再拒绝，汪遂潜往河内，后来在河内公开接受近卫首相之邀，加入日本的“亚洲新秩序”。蒋气炸了。1939年2月，他派员携私函到河内见汪，劝他再到欧洲度假；汪不肯，蒋遂派特务前往暗杀汪，不料却误杀汪的亲信曾仲鸣。1940年1月，汪精卫在日本人保护下，于南京成立傀儡政府①。
① Eastman（易劳逸），"Relations," pp.6-9. 关于刺杀汪精卫的详情，Frederic Wakeman Jr. 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Be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337-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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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竞争的汪精卫，共有三次另立政府，企图分庭抗礼
汪另立中央的主要理由就是，继续打下去只会扩张苏联的影响力，导致中国赤化。蒋在演讲和日记都对此有所回应，认为汪精卫通敌只是实现日本的美梦，利用中国广大资源和人口，以遂其在亚洲的帝国野心①。希特勒在欧洲势如破竹更加刺激此一幻觉，导致日本搁置在中国发起新攻势的计划，以便加速实现新的宏大战略——向东南亚及太平洋扩张。随着日军攻占广州，与纳粹合作的法国维琪政府又接管中南半岛，进入中国唯一的通道就是从苏联的陆、空路线（但幅度达2000英里），以及新建的滇缅公路。蒋在1938年一声令下，20万名劳工和工程师在没有太多重型机具协助下，两年内就兴建完成这条公路，从昆明直通缅甸腊戍（Lashio）的缅甸铁路终点站。
① 1940年8月21日提及蒋在1940年1月24日的一场演讲，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p.1616-1617。
1940年初蒋再次注意到，中共的威胁比起汉奸更加恶毒①。事实上，中共党员和兵力的大肆成长，给它本身带来极大的财务困难。它不仅需要管理上的投注和技巧，也需要大量财力及其他资源，如武器、谷物、金元、银元或美元。周恩来1940年1月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长篇报告中指出，八路军现在兵力约26.1万人，新四军约3万人。中共党员亦激增为49.8万人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30, 1939, box 40, folder 15.
② 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p.119-121.
讽刺的是，重庆政府本身仍未得到外国的财务或经济援助，却每个月继续补助中共武装部队11万美元。虽然蒋认为毛泽东没有意愿遵守对统一战线的承诺，他显然却自认有必要继续提供中共此一财务支援，以便向斯大林和中国人民展现他遵守统一战线的协议。重庆给的钱约为共产党预算的18％。换句话说，中共仅需要透过“地方政府机关”、极可能是传统的土地税，自筹40％的军事与其他费用支出。得到斯大林和蒋介石提供的补助，中共可以在其地盘维持相对稳定的货币。在中共1940年的预算当中一个很有意思的小项目，列出它以每月2万美元经费补助五家（表面上是独立的）日报①。
① 同上注，pp.123-125。
1940年4月，德国重型坦克部队绕过马其诺防线，攻进比利时和法国。英国远征军仓皇越过英吉利海峡撤军回国，法国在一个月之内溃败投降。伦敦方面，邱吉尔取代张伯伦出任首相。美国国会通过征兵法案，罗斯福政府立场趋向中国、与日本对抗。希特勒进攻波兰之后不久，蒋介石曾写下，必使中日战争与欧战问题同时连带解决①。罗斯福总统也明白其中的关联。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2, 1939, box 40, folder 12.
周恩来臂伤痊癒，于3月离开莫斯科回到延安，这一次搭乘的可能是苏联飞机。周恩来留下一份档案（关于蒋介石信赖的人士之资料），内容客观、不任意下判断，也吻合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蒋氏动向的乐观报告①。周带了一份共产国际的决议回到延安，此一决议让中共中央有更大空间自己做决定。斯大林依然相信，毛泽东坚守他和共产国际目前在中国的优先政策——支持蒋委员长领导统一战线抗日。毛却把此一决议解读为，就扩张势力到国民党地区和敌后地区而言，中共还有更积极努力的空间。1940年4月，毛给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一封信，强调“发展的方针”“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毛泽东下令共军自主独立地扩张和建立新基地②。
① 档案在RGASPI，Comintern Executive Archival Collection no.495, inventory 225, file 77.
② Mao（毛泽东），Selected Works, vol.2, pp.204-210.
结果就是重庆接到更多报告，指控中共涉嫌或实际攻击政府军且有其他的“非法行动”。1940年春天，何应钦和蒋多次针对这些事件“严重警告”周恩来。即使如此，八路军部分单位仍在6月渡河到黄河南岸。此外，项英领导的新四军跑到长江北岸活动，也已有一段时候，因为江北更易征集新兵、更适合游击队活动。两项行动都已明白违反中共原先接受的对其部队部署之限制。
7月间，重庆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无疑受到蒋的指示，提议所有共军部队，包含新四军和八路军，都集中到1938年之前黄河河道的北边。在周恩来面前，蒋把这说成是避免“不同战区之间内斗”的计划，然后以命令的口吻表示他“真诚”希望共产党会“绝对服从”①。据韩素音的说法，周支持这个计划②。如果此说为真（后来的事件也证实此言不假），这乃是蒋介石和周恩来通力合作，维持统一战线的另一显著例证。周恩来可能已经看出，蒋愿意放弃黄河旧河道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北平、天津、与满洲国接壤的所有地区，以及与外蒙古接壤的过半地区。这个让步实质上可使中共控制地区和苏联接壤。然而毛泽东拒绝接受，因为他不只希望在黄河以南继续活动，也希望到长江以南发展。
① 蒋在日记中只说他和周恩来会面，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17, 1940, box 40, folder 23. 后来的记事才讲清楚谈话的性质。
② Han Suyin（韩素音），Elder Son, p.174.
周恩来和毛的歧异也充分表现在1940年8月3日他写给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的信中。周写说，看不出来蒋有向日本投降的迹象。周又说，国军需要得到苏联更多的军事援助，尤其是飞机。此外他还说，蒋考虑派宋子文到莫斯科交涉，也要周参加这个代表团。周急迫请示斯大林，询问他是否应参加。周在这封信里没有批评蒋，对于中央军此时正在骚扰或攻击新四军及其他共军部队，毛泽东迭有抱怨，但周并没有附和。周反而说，政府军这种攻击的危险已经过了①。
① 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120.
毛泽东兵力有非常亮眼的成长，这使他首次背离过去以有限游击战对付日本的铁令；此一规定旨在避免激恼日军的惩罚性攻击。1940年秋天，他批准出动104团兵力协同作战，攻打山西、河北境内日本人控制下的铁路、公路、煤矿和其他基础建设。这波攻势摧毁数百英里的铁轨、炸毁桥梁、破坏其他防务薄弱的设施，但是到了9月底，八路军人员伤亡约2.2万人，而日军的损失估计只有3、4000人。日军投入大量援军，展开“扫荡战”，收复全部失土。日军到处设置防御性强的碉堡、壕沟，并制定“杀光、烧光、毁光”的三光策略——意即杀光所有的中国人、小孩也杀无赦；游击队活动地区的农村，凡找到牲口家禽，统统杀光；所有的建筑物一律烧光；所有的作物、水坝、水井、运河，全部毁光。日本人还设立“受保护村庄”系统——肯合作的村民集中居住，他们的作物不会被没收、壮丁不会被拉伕、居民不会被滥杀。不消几个月，共产党占领区人口从4400百万人剧降至2500百万人①。毛泽东此后再也没有对日本人发动大攻势。
① William W.Whitson, The Chinese High Command: A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 1927-1971 (New York: Praeger, 1973), pp.70-74; Dreyer, China at War, p.253.
如蒋介石所预见，1939年9月法西斯的反共公约寿终正寝后，东京当局想方设法要加入包括苏联在内的反民主的极权主义国家集团。东京希望此一发展以及它本身和俄国的修好，会促使莫斯科终止对华援助。日本的极端国家主义者惊讶地发现，不仅把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搁到一旁很容易，全球新秩序也不难变成德苏瓜分欧洲、日本独霸亚洲的概念。日本9月27日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签署三国公约之后，蒋告诉他的高阶将领，这个所谓的“轴心公约”将使局势被迫走向他自1934年即预测的：日本人往南扩张。这势必会使皇军与美、英、法发生冲突。日军已经跨过北越边界，法国维琪政府很快就投降。但是，日本果如蒋之观察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结盟，甚至和苏联间接掛上钩，然而日本此举不啻是在太平洋树下强敌，使它们自然而然成为中国的盟国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29, 1940, box 40, folder 25.
在不确定的局势中，为了增强中国对美、英的杠杆力道，蒋又恢复非正式向东京试探和平的动作。日本因而对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汪精卫政府，迟迟没有承认。这下子，罗斯福开始认真思考他究竟应该如何支持中国继续抗战。10月间，蒋告诉华府中国现在比较不担心日本的侵略，反倒担心中国“全国经济和社会可能崩溃”，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坐大”，“如果它成长到令人忧虑，将对远东亚洲、甚至整个世界产生重大冲击。”这是蒋第一次玩弄“美国若做或不做某件事，中国恐会崩溃”的威胁把戏——这个策略以后一直玩了30年。他警告说，除非从美方得到大量援助，包括500至1000架飞机、志愿飞行员，否则中国政府无法继续抗日。但他的结语是，“不论国际局势如何发展”，中国将追随美国的领导①。11月30日，东京承认汪精卫政府的同一天，华府通过给予中国1亿美元的信用融资。
① Zhang Baijia（章百家），"China's Experience," pp.40-42；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1636。
十月间，新四军和八路军某部在江苏北部会合。根据国民政府的报告，他们攻击中央政府的89军，杀害、俘虏数千名官兵。接下来，国共双方为究竟怎么一回事相互攻讦、指责。但是，不论此一事件真相如何，这是新四军未经军事委员会许可，跨区跑到长江以北的山东、江苏两省活动的又一事例。10月19日，蒋授权参谋总长何应钦通知朱德，新四军领导人必须在11月底以前，把所有部队，包括仍滞留在长江以南指定地区的单位，全部移动到黄河旧河道以北①。蒋实质上是设法把他和周恩来7月间已谈妥、并经军事委员会发令的计划，付诸实现——即使此计划已遭毛泽东否决。
① 蒋介石1940年10月19日给何应钦的指示，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1637；Han Suyin（韩素音），Elder Son, p.174. 毛泽东给共产国际的密电明白提到，蒋介石要求中共所有武装部队退到黄河以北地区——换句话说，完全退出江苏，及大部分的山东。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p.125-134; Gregory Benton, "Maogate at Maolin Pointing Fingers in the Wake of a Disaster, South Anhui, Janyary 1941," East Asian History(1992): 131-134.
为遵守其接受军事委员会调动部队之承诺，毛对于蒋要求他撤退的回覆是原则上同意，且旋即以无线电通知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率领在安徽的部队渡江北上——不过，毛给了项英长达2个月的时间去完成移防。毛把蒋的要求视为对中共抗战以来成果的威胁，也会限制中共未来在全国的扩张。他设法向莫斯科挑拨，要他们注意蒋的真正意图。毛向斯大林发了一封信，它和周8月间给季米特洛夫的无线电报信息完全不同。毛警告说，蒋介石计划个别与日本谈和，并且全面进击把共军部队赶到旧黄河流域，再予以歼灭①。毛提议先下手为强，发动“以守为攻”的反攻，可以“粉碎”蒋的部队，“扭转政治局势”。季米特洛夫立刻以无线电答覆，毛的计划“使我们很疑惑”，毛必须搁置任何行动，等待更完整的答覆。不久之后，季米特洛夫在详尽的覆信中强烈不同意毛的评估，表示中共“切切不可”对中央政府发动军事行动。不过季米特洛夫也说：“如果蒋介石攻打人民军，你必须全力反击。”为表示共产国际的支持，季米特洛夫两天后拍发电报给毛，说明如果毛能在中共基地和蒙古之间找到安全的路线，“就可能经由这条路送给你相当数量的武器。”②
① 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p.131-134.
② 同上注，pp.125-134.
应周恩来要求，蒋在12月9日把八路军移防的截止期限延到新年除夕，也同意新四军只需在当天之前进入长江以北，但仍须继续前进到黄河以北。圣诞日，蒋周共进晚餐时（蒋一向重视此一假日，两人会挑此时会餐，很有意思），毛发出有关军事策略的新密令，只字不提共军向北移防，只宣布“我们必须竭尽可能地扩张八路军和新四军”①。新四军1月4日开始移防时，却往南走，不是向北走。根据中共官方版本对新四军事件的说法，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的用意是要避开北方的日军，先绕向东南，再转而北上。中共后来声称，项英曾把规划路线报告国军将领顾祝同；但中共就新四军事件提交给莫斯科的报告，却根本没提这一点。蒋介石读了顾祝同的报告，可能认为长江以南的新四军部队根本无意渡江，更不会要移防到黄河以北。
① Han Suyin（韩素音），Elder Son, p.174.
毛很可能是要藉端滋事，有意利用新四军移防挑起事端，来合理化他拒绝从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撤出共军的决定。在长江南边的新四军只有师级规模，为此目的，它是可以牺牲的一颗棋子。但是，项英这个人“精力充沛，在党内有不同意见时一向直言不讳”，也不无可能自行其是。中国大陆1984年出版一本“半学术”的小说，描绘项英预备率领皖南部队回到江西的共产党旧根据地，打算在当地打游击抗日，脱离中共中央的管制①。
① Benton, "Maogate at Maolin" p.121. 顾祝同所部俘虏了新四军参谋长赵凌波（Zhao Lingbo，音译），据说赵供出，项英、叶挺打算移动到江苏南方，派了2000人打头阵。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665。
新四军往南移动时，与国军部队发生小冲突。1月7日，毛以无线电通知项英“不要等太久”，也不晓得是什么意思。6天后，顾祝同向蒋报告，项部攻击中央军40师①。接到顾的报告，蒋决定必须针对中共未获核准即扩张一事，严正要求他们退让。他说：“此种匪心奸谋如不以革命精神临之，整个国家几乎为其所卖矣。”②
① Benton, "Maogate at Maolin" p.124.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yary 28, 1940, box 41, folder 7; John W.Garver（高龙江），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Oxford, E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44.
顾祝同发动优势兵力进攻共军，杀死、俘虏9000余人，项英本人也被俘。但是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共军虽然损失惨重，民心却同情他们，转而气愤国民党。毛可能预期会有此一反应；但同情声浪之大却远超过他想像。周恩来主持的公关机器也全力开动。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曰报》、国民党地区若干独立报纸，以及“第三势力”知识分子，指控国民党在“新四军事件”中竟然毫无理由的将枪杆子掉转头，在国家抗日的紧要关头让中国人打中国人。毛泽东向季米特洛夫夸耀：“从来没有这么多人站在我们这一边。”他说中共已经“激发全国舆论”，甚至英美外交官也谴责蒋介石①。
① 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139; Garver（高龙江），Chinese-Soviet Relations, p146.
蒋要求周恩来想办法摆平，2月1日他派专机送一个方案到延安，提议以长江以北的新四军残部组成一支军队，移防西北。毛当然拒绝，并提出一份中共的要求清单，其中要求重庆对事件全面道歉①。蒋不愿认错，但是他实质上放弃原本要逼共军退到黄河以北的大计划。除了皖南和遭冈村宁次“三光”政策驱出的地区，共军依然留在年初所在的位置——也就是西北、散布在长江以北的平原、另在长江以南有许多地区的小股游击队。到头来，新四军事件让蒋落得一场空，无法弥补他在宣传战上的重大损失。此后，一直到抗战终止，他只试图围堵中共，防止它扩张。
① 同上注，p.139。它引述毛泽东1941年2月13日拍发给共产国际的Dimitrov。中共表面上接受军事委员会的军事命令，毛泽东在电报中却告诉Dimitrov说，蒋要求共军北调，“我们还不能接受。”
虽然蒋的长期忧患是共产党的威胁，新四军事件后不久，他展现出他近期的优先目标仍是抗日。他从布防在西北、围堵共产党的中央军抽调20万人，派到南方抵挡日军在河南的新攻势。这项大规模调遣，其实距美国驻华官员开始一再指控蒋抗战不力，只专注围堵中共、摧毁中共，仅18个月的时间。但是，毛泽东本人向莫斯科报告中央军这项部署时，却声称“日蒋矛盾依然是（在中国）根本的矛盾。”换句话说，毛泽东承认蒋清楚地以抗日为优先，而非专注对付共产党。在这场战役的第一阶段，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折损1.6万名兵力。毛在1941年2月告诉斯大林：“目前是我们取得上风的最佳时机，我们不能错失它。”但是他保证，不会排除与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可能①。
① 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p.139-140.
同时，情势明朗化，日本真正的野心已转到别的地方。日本海军南方舰队总司令的座机在中国坠毁，日本海军的机密计划留在残骸中。这份计划订定即将进攻中国南海和东南亚的蓝图；蒋介石把虏获的文件转交给盟国。蒋写下，日本显然已放弃“先擒服中国、再南进”的构想。他挖苦地认为，日本海军在中国派不上用场，“唯一能发挥的是南进。”这意谓日本现在已走向和英、美开战的路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24, 1941, box 41, folder 10.
这个发展对蒋是个好消息。尽管过去3年迭吃败仗、损失惨重，要主持政府、经济和流亡军队也很困难，而且在国际上几乎是孤立无援，不过蒋依然坚定不移地深信他和中国一定会战胜日本。由于苏联的因素，他一直不能确定他跟毛泽东中共的斗争，结果会是如何；但是这个问题可以之后再处理。现在当务之急是，固然新四军事件余震犹存，非正式的中美同盟已在快速发展。最重要的是，罗斯福总统已把中国列入他新的“租借法案”对象，此一法案原本主要用意是透过供应大量作战物资以拯救英国。罗斯福也决定派他的个人代表来华，与蒋对话。这位代表居里（Lauchlin Currie）虽然正式官衔是总统个人经济顾问和行政助理，和外交事务扯不上关系，本身对中国所知也不多，却在白宫处理远东事务扮演关键角色。此外，居里还有另一个不寻常的特点——他是莫斯科认定的华府“有影响力的代理人”官员中之一员。这些官员绝大部分因个人理念同情苏联、痛恨法西斯，持有自由经济及社会观点。有些人（如居里）并非共产党员，可能最多只称得上是民主派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相信法西斯的威胁优于一切顾虑，也相信促进莫斯科的利益、提供它敏感资讯，符合美国的利益。他们可能反对被称为“有影响力的代理人”，但至少他们的判断确实很糟。毕竟，当时的苏联和纳粹德国缔结盟约，表示他们的意识形态终究不全是以反法西斯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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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夫妇与美国特使居里合影
蒋2月10日在重庆接见居里时，居里告诉他，美国不久就会交运4500万美元的武器和军事设备给中国。蒋表达谢意后，又要求美方的财务援助以协助稳定中国的“法币”，并且资助改善滇缅公路。这还只是开端。宋子文3月31日代表总司令向居里提出包罗万象的要求，譬如：1000架军用飞机，供应30师的军火等等。部分飞机是要用来装备一支中国空军部队，交由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率领。陈纳德是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的上尉，“荣誉”衔是上校。自从1937年以来，陈纳德就担任蒋的顾问，负责中国仅有空军的训练①。
① Zhang Baijia（章百家），"China's Experience," pp.43-44.
居里也传上罗斯福的口信。罗斯福希望国民党和共产党能真正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对抗日本。蒋吓了一跳，答覆说，他个人认为中共以效忠共产国际和苏联为首要目标。他说，共产党并不希望看到中、美、英结为同盟。蒋的说法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居里不同意这些假设性的前提，他让蒋很清楚地感觉到，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美国只有一个目标——打败德国和日本。既然中共也是抗日统一阵线的一员，它会被当作朋友看待。蒋明白他对中共截然不同的观点，恐怕会弄拧他和国民政府所能有的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不过撇开这个话题不谈，蒋对居里到访非常欣慰——与强大的美国结盟看来有可能在一年之内达成。
居里在离开重庆之前，悄悄会晤周恩来。周很积极、可亲，把共产党描绘为爱国的改革派、注重民主，全面称颂美国支持中国抗日。然而，周也警告说，国民党领导人的政策恐怕会导致内战，使抗战崩溃。周可没有那么坦白，他没讲出中共此时继续强烈反对美中结盟，深怕此一伙伴关系若击败了日本，蒋的领导地位将更形巩固①。
①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70.
四
4月间，蒋得到情报，指称希特勒正计划在数周内攻打苏联。蒋对“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的情报可能来自斯坦纳斯。此人是他的私人安全顾问，和以《法兰克福日报》驻东京特派员身分潜伏在日本的苏联间谍索尔格（Richard Sorge）有往来，而索尔格很受到德国驻日大使的信任①。索尔格到重庆采访时，可能把希特勒的计划告诉了跟他一样是苏联间谍的德国国民斯坦纳斯。蒋召见周恩来提出警告，是要让斯大林知道德国即将攻打苏联。事实上，根据周恩来给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的报告，蒋强烈“坚持”攻击即将发生②。蒋的警告固然转达了，但就像索尔格、邱吉尔等人同样的红色警戒，斯大林根本不相信。
① Schecter and Schecter, Sared Secret, pp.17-17, 42-43.
② 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188.
然而就蒋所知，他转达的独家情资有可能会从此改变苏联，偏偏苏联又是他宿敌中国共产党的关键支持者。蒋想要德国、可能的话还有日本，去入侵苏联，但他又不希望苏联被灭，让日本在西伯利亚建立帝国。此外，蒋已明白，如果战后他要击败或真正合并共产党，端看苏联愿不愿意将两个政权的关系列为中国要务。
自从纳粹和苏联缔结条约以来，蒋就猜疑莫斯科和东京也可能修睦；因此4月13日消息传来，苏联和日本签署中立条约，蒋一点也不觉得意外。接下来几天，他和手下高阶将领开会时，犹能就事论事剖析莫斯科此一地缘政治关系大翻转，以及它的可能影响。在某次会议，他朗读他有先见之明的10页之分析。他认为，和东京签订中立条约，当然是斯大林的重大胜利，因为一则它缓和了苏联陷入两个战线战争的危险，二则它鼓励日本降低在苏联、外蒙古边境的陆面兵力。但是，它也伤害了德、义、日三国同盟的基础，向德国证明其日本盟友并不可靠，它又使得日本海军在南洋“有全部覆灭之危机”。蒋向将领们解释，苏、日在莫斯科签约的结果会使日本觉得够安全，进而从东北调遣6个师的兵力，进入中国其他地区。但不论它如何运用这些部队，蒋认为，日本不会打赢中国，更不用说绝不可能在往后6个月之内达成。他很有信心地说：“太平洋之形势必已丕变，则各国皆乘隙以袭其后矣！”珍珠港事件果真在8个月后发生。
蒋的分析又指出东京和莫斯科的条约，会使美国更意识到日本对他的长期威胁。因此，日本和苏联此一外交动作事实上助长了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前景。他的结论是，日本帝国即将南进，而这将是日本做为世界强权即将完结的开端①。还有，如果他所知不假，希特勒有计划要侵略苏联，那么他认为日军也可能为所欲为，东京会允许日军趁虚攻打苏联。蒋认为这对中国会是最有利的结果，因为美国不会坐视日本、德国征服、瓜分苏联；美、日若爆发战争，中国很快就会成为美、苏的重要盟国。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将会衰弱，但它最后的胜利势需美国以及中国国民政府拔刀相助。回到2月，他曾在日记记下，他希望美国不要“太早”卷入亚洲的冲突，也就是别在“日、苏开始交战之前”涉入战局。他也把德国出兵计划“巴巴罗萨行动”的情资交给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力促美国别采取任何行动，以免激恼柏林，造成希特勒取消箭在弦上的出卖斯大林行动②。他再次向华府表示，美国最好暂时别被扯进对日战争。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3, 1941, box 41, folder 10.
② Garver（高龙江），Chinese-Soviet Relations, p.183.
5月间，罗斯福发表声明宣布无限制的国家紧急状况，在各项措施当中也表示承诺对英国和中国给予道义和物资的援助①。虽然依租借法案答应的军事援助还未抵达，但蒋十分高兴。从美国的立场看来，欧、亚两场战争现在不仅联结起来，而且还同等重要。蒋认为他给罗斯福的电报起了作用。至于毛泽东这边，他仍然宣称罗斯福是“战争贩子”。
① Akira Iriye（入江昭），Origins, p.688.
当蒋介石听到希特勒的信徒赫斯（Rudolph Hess）驾机到英国，寻求德、英构和，他更相信希特勒进攻苏联已迫在眉睫①。6月18日，蒋读着某西方通讯社报导德国和土耳其签署条约的译文，他立刻正确地解读，这是希特勒准备对土耳其的邻国发动疯狂大进击之前，先安顿好侧翼掩护的迹象。他在日记中写下：“德之攻俄，必不出数日矣。”②根据共产国际文件的说法，蒋紧急召见周恩来，告诉他：德国将在6月21日发动对苏攻击，他再次力促中共向斯大林示警。6月22日，纳粹200万大军疯狂猛扑苏联。蒋立刻和苏联站到同一阵线，与柏林、罗马断交，并提醒莫斯科慎防日本进犯，也提议中、苏签订同盟条约。他还鼓励美国支持这个遭到包围的共产主义大国——长期而言，苏联是他最害怕的国家③。对希特勒攻打苏联，有这样的反应，反映出蒋此时最优先的考量是击败日本。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3, 1941, box 41, folder 10.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19, 1941, box 41, folder 12.
③ Garver（高龙江），Chinese-Soviet Relations, pp.184-185.
现在，不分地域的全球大战已是一触即发。一边是理性或世俗人本主义倾向的国家，由西方与中华开明文化而生的自由民主、务实威权与雅各宾式的极权主义。另外一边则是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与死而复活的法西斯专制主义。
果如委员长所盼望，巴巴罗萨行动使日本皇军向乌拉山挺进与德军会师的美梦又起。日本停止从满洲国调走部队，反而在该区又集结16个师的兵力①。不到两年的时间，莫斯科分别与两大法西斯国家签订条约，但是现在它要求世界各国共产党再次以反法西斯为最高优先。德军入侵当天，共产国际发紧急指令给中国共产党，告诉他们：其最迫切任务是“坚持和国民党合作”抗日，并且“如果日本加入攻打苏联”，要准备以军事行动摧毁日本人在华交通运输线。这种有条件的说法清楚表明：除非日本攻击苏联，否则针对中国境内日本侵略者的武力行为，不宜由中共发动。但是这也暗示要尽一切可能去怂恿美国对付德、日这两个法西斯敌人。在中共的宣传里，美国一夕之间变成世界事务的正面力量。《解放军报》把原来诋毁为是“战争贩子”的罗斯福歌颂为“开明的小资产阶级政治家”②。
① Tobe Ryoici, "Japanese 11th Army's Operations in Central China, 1938-1941,"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29.
② 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p.142-145.
重庆1941年的夏天和往常一样既热又黏。从防空洞和茅屋里丢到排水沟的粪便使全城笼罩着一股恶臭。日军轰炸机曾在1939、1940年夏天蹂躏陪都，现在因为天候转晴又恢复滥炸，有时候一天就有150架次飞来掷弹。中国方面设计一套敌机来袭警报系统，部署到离城100英里以外的地方，它用手摇式发射台和简单的密码就足以对日机来袭发挥警告作用①。但是，日军轰炸机一旦飞临目标上空，可就如入无人之境，弹如雨下，有时可一连滥炸2、3小时。重庆根本没有有效的消防设施，只能干看着火势自然熄灭。电路线大体已完全失灵。从古时候留下来的结构体只剩一堆石头——木头全被卸走了。可是，中国人坚忍不拔，巴士利用马铃薯和尿液配制的酒精照样跑；小店铺被炸毁，次日就可利用木板搭架照样开门②。
① Claire Lee Chennault, The Way of a Fighter (1949; Tucson, Ariz: James Thorvaardson & Sons, 1991), pp.82-83.
② Robert Payne（白英），Chiang Kai-shek (New York: Wright and Talley, 1969), pp.239-241.
尽管许多地区营养不足，1941年全年，在四川以及中央政府控制的省分，绝大多数没有闹饥荒的现象。谷物、盐和其他粮食可运输到数百英里之外，甚至穿越日军防线送到政府控制地区，如重庆。事实上，尽管全国残破，不时在各地爆发作战，自由中国仍然照常运作。国民党透过银行放款给农民、分配新种子、把难民安置到休耕地、整修灌溉圳道、保护交通网、养育驮兽等等，维持住农业生产。结果是：“直到1941年，国民党控制地区的农业生产都足够……平均卡路里摄取量……维持战前的同样水平。”为了压制通货膨胀，政府降低公务员薪水，增加赋税。1941年底，抗战进行了四年半，自由中国平均物价比战前高出20倍；数字虽高，但在当时的特殊状况下却算低，而且在勉为温饱的社会这是尚能调节的数字①。史迪威将军和其他美国人（包括新闻记者）一年后陆续国内报导，指责国民政府彻底贪腐、无能，其实若此话属实，恐怕就不会有此一成绩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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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rthur N.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257.
② 同上注，pp.17-18。
7月中旬，美国学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飞抵位于长江江心岛的中坝重庆机场。拉铁摩尔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边区的专家，曾任《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主编，是居里将他推荐给蒋介石，聘为直通白宫的个人顾问。不过因为蒋已经不信任华府的国务院或驻华美国外交官员，因此在他的安排之下，拉铁摩尔成为中国政府的民间雇员，与驻重庆美国大使馆没有官方关系①。
① Owen Lattimore, China Memoirs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90), 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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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讲宁波话的拉铁摩尔于1941年7月到达重庆，成为中国政府的民间雇员
拉铁摩尔很了解他的雇主。原因之一是他幼年时到过中国，一直照顾他的保姆讲的就是跟蒋一样的宁波话，因此他也通晓宁波话。后来，拉铁摩尔对国民政府强烈批判，因此他在战后回忆录中对蒋的正面观点特别有可信度①。他认为蒋是个“真正的爱国者”、“非常具有国家意识”、“一个了不起的人”、“有时候……比罗斯福或邱吉尔更有远见。”例如，在巴巴罗萨行动的初期，德军横扫俄国欧洲地区，蒋很有信心地告诉拉铁摩尔苏联会站稳阵脚，最终必会战胜德国人。他了解版图具大陆规模的国家之实力。他也说被困在中国的日本需要有某种胜利，因此日本将会进攻南方的殖民地地区，不久也“将在太平洋另辟战线”，可是这将使日本陷入“和列强的严重冲突”②。拉铁摩尔虽然敬佩蒋介石，却不喜欢他沉默寡言的个性。他和多数美国人一样跟周恩来很谈得来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