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底，原本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根据租借法案承诺供给的武器、补给和器材设备（给飞虎队的100架P-40飞机不计），总价1.45亿美元只运交了2600万。其中多数堆在仰光码头，等候火车北送到腊戍及滇缅公路的起点①。即使缅甸到云南的715英里，一路上窃盗猖獗，在珍珠港事件爆发时，每个月仍有2万吨物资送达目的地②。
① 据报导，每一卡车处罚时所载的货，由于管理及维修失当加上非法盗窃，等送到目的地往往只剩下1/3。见Zhang Baijia（章百家），"China's Experience in Seeking Foreign Military Aid and Cooperation for Resisting Japanese Aggression,"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46; 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1952; Washington, D.C.: U.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2002), p.45.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45.
蒋介石认为日军可能会封锁滇缅公路，因此他的注意力越来越转向印度。一旦失去滇缅公路，除了通过陷入战火的俄罗斯，再南下外蒙古和新疆此一不确定的路径之外，中国与外界联通唯一的出路，就是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这条空中航道①。或者，也可设法从印度东北部开辟一条穿越缅北山区的公路。可是，甘地领导的国民大会党，虽然反对日本侵略，却不肯支持英国的作战，有些激进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甚至乐见印度被日本“解放”。蒋希望亲自出马，劝说甘地和另一位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在反法西斯的共同目标上合作，或至少不破坏英国对日的作战。因此，在太平洋战争关键的开打阶段，这位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飞往印度。盟国阵营里没人把它看做重要大事，也不认为反帝国主义的旗号可让此举变得可行。
① 1942年2月4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857。
2月4日，蒋在宋美龄的陪同下，先到了腊戍，与缅甸英军司令官胡敦（Thomas Jacomb Hutton）将军在此进行午夜会谈。经过宋美龄的翻译，委员长重申他愿意把刚抵达缅北的中国部队，交给英国指挥。不过在听到胡敦表示缅甸英军已在“灾祸边缘”后，他立刻改变主意。试图撤退到锡唐河（Sittang River）的的第17印度师团已被截断，兵员折损一半；现在日本人要去仰光根本是畅通无阻。委员长此时对英国人守住缅甸的能力失去信心。他决定不要让他最精锐的地面部队卷入“不必要的消耗战”①。
① Alan K.Lathrop, "The Employ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Troops in the First Burma Campaig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2, no.2 (September 8, 1981): 409-410.
蒋在2月8日抵达新德里。食古不化的帝国主义者邱吉尔，对于这个中国领导人竟然在“英王的印度”做官方访问时，提议会晤“近乎造反者”的甘地，大为生气。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lark-Kerr）向邱吉尔报告，蒋真心相信他个人对两位印度国大党领导人的影响，对盟国的目标有帮助，并表示他（卡尔）“对蒋的用心和判断力都信心十足”。但是，邱吉尔坚决不让蒋到瓦达镇的甘地住所拜访，而甘地本人也不肯到殖民政府所在的首都新德里。最后，蒋介石和甘地于2月18日，在加尔各答市郊一处灵修中心碰面。两人都是领导反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有许多共通点——在宋美龄的翻译下，两人足足谈了五个小时①。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857。
蒋告诉甘地，印度继续支持盟国是非常紧要的。这位身形枯槁的领袖表示他同情中国，所以不会妨碍对日本的抵抗。几个月之后，甘地给蒋一封亲笔信说：“我认为我们俩在加尔各答那5小时坦率、真诚的讨论，是我这生最满意、最难忘的经验。”甘地表示，针对英国的非暴力反抗将会继续，但是他“保证（他的）一切行动都将经过审慎盘算，避免有利于日本对中国之侵略”①。蒋对盟国大业做出一份重要的外交贡献——虽然邱吉尔一点也不领情。
① 甘地给蒋的信，在蒋1942年6月22日给宋子文的电报可见文摘，T.V.Sonng Papers, box 36, folder 5;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18, 1942, box 42, folder 7.
蒋回到重庆，又拍发电文给罗斯福，谈到英国和荷兰应该仿效美国对菲律宾的榜样，清楚地允诺所有殖民地的完全独立。蒋认为，这是确保殖民地人民真正效忠盟国大业唯一的方法。他在这封电文里，大量引述他和“一位印度朋友（甘地）”的谈话①。罗斯福把信息转给邱吉尔，邱吉尔不太高兴。
① Chiang telegram to Soong, March 15, 1942, T.V.Soong Papers, box 36, folder 5.
2月27日，蒋氏夫妇在儿子经国的陪同下，飞回缅甸的腊戍，再次会见胡敦将军。蒋觉得这位英国将领一副缅甸已失守的样子，而且似乎已准备撤退到印度。不到一个星期，仰光沦陷，这进一步摧毁了蒋委员长对于把国军投入缅甸保卫战一举，仅存的信心。次日，从加尔各答前往重庆的史迪威，在腊戍短暂停留，受到蒋“客气的欢迎”。当着他的面，蒋以他一贯的“尖嗓子”向国军第5军、第6军高阶将领宣布，今后他们只接受史迪威将军的命令。史迪威很高兴地继续飞往中国①。
① Joseph W.Stilwell, The Stilwell Papers, ed. Theodore H.White（白修德）(London: Mac-Donald, 1949), pp.69, 70.
蒋氏夫妇回到重庆之后，立刻和这位中国战区参谋长进行第一次正式讨论。一见面，蒋先请史迪威叙述他的在华职责，但是他注意到史迪威没提到参谋长这个职位。蒋问：“你是不是我的参谋长？”史迪威答说：“是的，我是阁下的参谋长，直接受您的指挥。”谈到当前的缅甸问题，蒋说他受够了英国的无心作战，很怀疑他们的动机。但是在缅甸境内及边境的国军部队，正在等候史迪威的指挥。史迪威感到有些惊讶，因为蒋竟然真的把中国精锐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他①。
① 蒋1942年3月5日和史迪威会谈的中文摘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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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与蒋介石、宋美龄的貌合神离，蒋介石成了酸醋乔口中的“花生米”
3月9日，委员长和夫人举行晚宴招待史迪威。出席贵宾有空军指挥官陈纳德，以及两位桂系将领白崇喜和李宗仁；史迪威觉得李、白看来是“好人”。晚宴后，在2小时针对缅甸总体战略的讨论中，蒋提出以撤守瓦城（Mandalay）为主轴的计划。史迪威同意必须守住瓦城，但强调“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仰光”。他建议在仰光北方的锡唐河流域采取攻势，切断南方的日军，拆散敌军，然后重新拿下首都。蒋认为史迪威的构想太危险，但壮志可佩；他没有直接拒绝光复仰光，以开通滇缅公路仰赖的港口和铁路为目标。为了表示对史迪威充分信赖，蒋说他当天夜里将会发电报给罗斯福，请罗斯福转告邱吉尔，史迪威必须拥有在缅甸的盟军全部指挥权，包括对英国部队的指挥权——否则，中国部队就会撤离①。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872。
这是他们密切关系的好的开始。宋美龄“兴致高昂、喋喋不休”。她挽着史迪威和陈纳德，走到庭园散步、谈话。她说，她很高兴中国终于“有两位美国军事领袖相助”。史迪威觉得宋美龄在盘算些什么，但是他喜欢她，认为她“直接、有力、精力充沛、爱好权力、喜欢出风头和被奉承……随时可以施展魅力……是个（潜在的）重要盟友，往往能影响她丈夫走上正确的路线上”。蒋就寝前，拍电报给宋子文，要他尽速谒见罗斯福，要求他促成史迪威接掌缅甸全境英军和国军部队①。
① Stillwell, Papers, pp.94-95.
史迪威第二天去见蒋时，委员长情绪依然十分高昂。他花了很长时间，从容地向新任参谋长讲述了解中国士卒脾气和缺陷的重要性。1942年时，一个标准的中国师，兵员约在7000至9000人之间，但步枪火力最多罕有超过3000枝，加上几百挺轻机关枪，30、40挺中型机关枪，以及少许3英寸的臼炮。除了少数小口径的反坦克炮之外，一般的师团并没有配炮兵队。每个师的讯号兵都少得可怜，仅有1、2辆汽车，或许半打卡车，以及几百匹营养不良的骡马。器材、武器、弹药来源各不相同，零件无法共用。一般而言，营养不良的兵员有一半，而且一名医生平均要照顾数千人；许多人因病亡故①。
① Field Marshall Viscount Slim, Defeat into Victory: Battling Japan in Burma and India, 1942-1945 (New York: Cooper Square Press, 2000), p.17; Zhang Ruide（张瑞德），"The Central Army from Whampoa to 1949," in A Military History of China, ed. David Graff（葛德威）and Robin Hiphem (Boulder, Colo.: Westview, 2002), pp.201-210.
接下来，蒋把话题转到当前重要的作战问题——缅甸。蒋对前一天夜里的讨论已经动摇了。他回到最初的观点，觉得仰光已经失守，此时若要设法收复，风险很大，因为日本在海上、空中，甚至可能连地面都掌优势兵力。这次谈话的完整誊本被送交给在华府的宋子文。底下是蒋对史就此一议题谈话的摘要版，史迪威礼貌地听着：
日军掌握了空中和海上优势，也拥有坦克和大炮，使得光复仰光很困难。第5军、第6军是国军的精锐部队。他们的伤亡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因此，这些部队不能被打垮，是十分重要的……在缅甸的上上之策就是在瓦城坚守东西防线。国军应部署在瓦城郊外，等候日军进攻当地英国部队。然后，国军或许可猛扑敌军。以目前缅甸的态势看来，发动攻势应该不是指导方针。①
① 给宋子文之电报，有提到蒋介石、史迪威3月10日谈话译本，T.V.Soong Papers, box 61, folder 11.
史迪威尊敬地听完后，向蒋报告：“我非常感谢您如此坦诚的一席话。您可以放心，我会非常重视您所告诉我的话，您大可放心。我明白我需要认识、了解中国人的心理。您很大方地把缅甸国军部队交给我指挥……我会尽全力执行您的命令。”然而，会谈结束后，史迪威在日记写下，他的计划不变：“全力光复仰光；光复不成，才退守瓦城。”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97.
史迪威要在仰光北方150英里的同古抗击日军，然后全面反攻夺回仰光。当他和蒋讨论战术、战略和部队相互关系时，深刻的差异明显地分隔着两人。打从早年驻华就不喜欢蒋的史迪威，开始在日记、在其他美国人面前称呼蒋作“花生米”。蒋也不高兴这个老美趾高气昂的态度，以及越来越卤莽的过分自信。史迪威才刚到任两个星期，就已大力挑战了委员长的判断，对如何部署中国最精锐的两个军团，坚持己见。
同时，罗斯福也不太愿意就缅甸英军指挥权议题去劝说邱吉尔，毕竟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军亚历山大元帅（Harold Alexander）访问重庆之后，蒋也同意由亚历山大全盘指挥缅境作战。蒋夫人递信给史迪威告诉他这个决定。如此传递攸关国家大事的机密资讯，实在不寻常，但也反映出她非常希望与史迪威建立特殊关系①。
① Frank Dorn, Walkout with Stilwell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71) pp.71-72.
魏菲尔已经向亚历山大报告过，他非常怀疑他如何能够守住缅甸。蒋也担心日军远比史迪威想像中强大。他认为，日军在缅甸南部及邻接的泰国，兵力已经增加一倍。日军在仰光地区有将近500架军机，而飞虎队只剩下42架堪用的飞机。再者，日本海军现已掌控了整个孟加拉湾①。鉴于日军明显享有海、空优势，英军又仓皇撤退，此时此刻守势战略似乎很合理。不过史迪威仍坚持采取攻势。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100.
日子一天天过去，蒋越来越担心史迪威的欠缺经验及脾气，以致夜不成眠。他冒风险把精锐部队交付给一个很快就不能信赖的人，而且此人从未实际带兵作战，也没规划或执行过真正的多个师级部队的作战①。蒋觉得史迪威似乎浑然不知有被敌军围困的危险。宋美龄不隐藏她对采取攻势的偏爱，私下告诉史迪威“坚持下去”，反正一旦开战，蒋不愿意也不行，所以他完全可以放手去做②。史迪威觉得他必须赌这一把，好向罗斯福展示他认真要在战争中扮演重要、合作的角色。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20, 1942, boxe 42, folder 8.
② Stillwell, Papers, p.82.
3月19日，日军在同古攻击国军第200师，这是国军唯一一个可以完全靠卡车移动的部队。双方鏖战12天，所有的报导转述都称这支中国部队英勇奋战。史迪威3月22日抵达前线，接下直接指挥权①。3月30日，火力、兵员都明显不如人的第200师，毫发无伤地退出几乎已被包围的城市，同时右翼的英、印部队则退往伊洛瓦底江流域。第5军军长杜聿明一度用尽各种藉口，不回应史迪威要他以5个团的兵力进攻日军的命令。后来杜聿明提出报告解释有一次他不肯进攻某城镇，是因为镇上有平民。
① 同上注。
委员长不改旧习，在交战中不时直接下达命令或“建议”给师长。史迪威将初步的挫败归罪于蒋的“干预”，飞回重庆。次日，他冲进蒋的办公室，直接开门见山，控诉中国将领不服从他的命令①。他说，他对这些军官没有信心，不干了。蒋表现得十分震惊，答应改正这个情况。史迪威在日记里记下，这些中国军官对他不尊重、不服从，都是源自“最高阶层”。他也承认，“公道地说，要他们把重要地区的几团兵力交付给一个他们既不认识、也没太多信心的天杀的老外，着实不容易。”②他此后再没有记下如此深入的观察。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106-109.
② Stillwell, Papers, p.93.
同时，蒋也很惊讶截至目前为止，史迪威都没上呈任何有关缅甸军事行动的报告，而且“只因为有个师长不肯听命攻打缅甸的一个城镇”，就丢下指挥责任回到重庆。蒋写下，国军在缅甸再怎么牺牲，也不可能有助战局，但既然中国是盟国一员，“唯有照预定方针进行，以待时局之转移而已。”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 1942, box 42, folder 9.
蒋和太太商量如何处理史迪威。宋美龄依然认为史是个能干的军事领袖。在她看来，他的直接和粗俗正是典型的老美脾气，还满得她喜欢的。打一开始她就知道她丈夫和这位老美性格差异极大。但是，维持委员长和罗斯福关系良好，是她的第一优先。她认为不论史迪威是怎么样的个性，都必须设法容忍让关系维持下去。他是罗斯福派到中国的人，而且中美关系对每件事都很重要。她告诉她丈夫，“与大局相比”，史迪威的问题“就小得多了”①。她奉劝“介兄”要怀柔，他接受了这个建议。
① 2003年7月26日，王冀在华府受访。
次日，史迪威到重庆郊外蒋委员长的黄山寓邸见蒋。蒋告诉史迪威，要派罗卓英中将到缅甸，担任史的执行官。以后史迪威把命令下达给罗，罗会再下达给国军指挥官。此外，委员长又说他会亲自前往缅甸，告诉各级将领，史迪威是他们的上司，并拥有完全的权力。会后，史迪威恢复乐观。他喜欢罗卓英。虽然他认为蒋“精神不稳定”，被马屁精、寄生虫包围，不过仍在在日记写下，委员长“坚决有力，而且有心继续抗战”①。
① Stilwell, Papers, pp.93,94; 1942年4月2日，秦孝仪，《大事长编》，p.1891。
史迪威4月5日回到前线。跟他同机的有委员长、宋美龄和“时代生活公司”发行人鲁斯。到了腊戍，一行人获悉中、英部队已撤出同古，英军往伊洛瓦底江上游撤退，国军则穿越锡唐河流域后撤。史迪威提议在平蛮（Pyinmana）布下陷阱，把敌军诱入，然后他将在当地发动反攻。如果计划失败，盟军就退守瓦城。蒋“明白地”告诉杜聿明，史迪威是他们的头儿，有权升迁、革除、惩罚任何一位远征军的军官。接着蒋、史、杜、罗等人开始规划史所主张的“决战”。蒋把自己的作战计划交给史迪威——史迪威认为“还不就是那一套”，“但不算太坏”。史迪威也检阅了国军部队，形容他们是“长得不错的一伙士兵”①。
① Stilwell, Papers, p.97.
第5军已撤退到平蛮附近史迪威指定的某地，日军果如史迪威所料，也往北追击。但是，英国人深怕他们的印度、缅甸部队会被包围，已经撤离国军右翼的阵地。4月12日，由维吉尼亚军校毕业生孙立人率领的、国军最优秀的新38师，奉史迪威之命从瓦城向南移动。蒋获悉国军右翼暴露，急电史迪威：“绝对不允许”在平蛮逗留。史迪威形容他的统帅下达的这道命令“狗屁不通”，继续准备他的反攻作战。但是，4月18日，由陆军元帅史林（William Slim）率领通晓数种语言的缅甸第一师，在仁安羌（Yenangyaung）油田遭到包围，国军防线西侧出现60英里的空隙。史迪威在凌晨3点钟被叫醒，急令部署在国军东侧的第200师以及新38师的一个团，急往驰援。史迪威明白他的反攻计划如今已完全不可能，下令96师往北撤到平蛮①。
① 同上注，pp.97, 99；蒋1942年4月15日给罗仲英的指示。T.V.Soong Papers, box 61, folder 2. 据史迪威说，蒋建议犒赏每一班士兵一颗西瓜，以示激励。
杜聿明显然是反对驰援英军，故意拖延派出第200师；直到4月21日晚间才赶到仁安羌，此时孙立人的新38师（113团）已经协助缅甸第一师突破包围。但是，前一天，日军以超乎史迪威或英军所预期的强大兵力，从泰国的丛林冲出，以坦克、步兵猛扑东翼——国军负责的防区。第200师奉命立刻行军回到东翼迎战；疲累、满身尘土的士兵又挤回卡车里。可是第200师还未赶回东翼，日军已冲决国军防线，迅速地消灭了第6军暂编的第55师，其成员是一群没经验的招募士兵。第6军残部仓皇退往腊戍①。
① Lathrop, "Employ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Troops," pp.417-418.
蒋认为史迪威抽调第200师赴仁安羌救英军，致命地削弱了国军的左翼。这位美国将军呈给华府的报告，将失败怪罪于英军和国军第55师作战不力①。拥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他没怪到蒋介石头上。不过蒋介石命令他的将领，此后除非有中国军政部的核可，否则不得听史迪威之令调动部队②。他没有直接向史迪威表露他的不痛快，但是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挫折感日益上升。东翼兵败后，事隔一个星期，史迪威仍未向他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报告事情经过。可是杜聿明和罗卓英每天都会回报，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都认为史迪威要为溃败负责。
① 同上注，pp.418-419。引用U.S.Senat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 The Amerasia Papers: A Clue to the Catastrophe of China, 2 vols. (Washington, D.C.: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0), vol.1, p.187.
② Claire Lee Chennault, The Way of Fighter (1949; Tucson, Ariz: James Thorvaardson and Sons, 1991), pp.158-159.
4月25日，史迪威率领杜、罗，和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在瓦城南方25英里的皎泽（Kyaukse）会面。他们同意必须全面撤退。谈话中，6架日本轰炸机出现在上空，一颗500磅的炸弹就在这几位英、美、中将领100码外爆炸。有些人急忙找掩护，可是亚历山大镇定地站在花园里，盯着火势抽烟。史迪威不甘示弱，也倚着阳台栏杆，用罗斯福的那种烟嘴点起一根香烟①。
① Dorn, Walkout with Stilwell, p.93.
日军在4月29日占领腊戍，大范围包围的危机升高。日军司令官下令以闪电迅速的钳形攻势在瓦城地区包围、歼灭盟军，避免他们退入印度阿萨姆省或中国①。史迪威在士威坡镇（Swebo）接到蒋的指示，要他“前往密支那（Myitkynia），不得延误（蒋本人的强调）”②。史迪威告诉他的副将窦恩（Frank Dorn）上校，他“与部队同进退”；虽然陈纳德派了一架飞机来，他却选择搭车前往密支那③。这时，史迪威似乎以为自己仍执掌兵符，并不知道他所下达的一切命令，现在都得经过蒋批准才算数。5月4日，在经过4天艰苦践涉之后，史迪威和他的幕僚判断撤退到密支那的路已被阻绝。据军事史家表示，部分第5军仍在后方，也就是史迪威的南方；孙立人的新38师也在南方不远处，辛苦地打着后卫掩护战④。
① Lathrop, "Employ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Troops," p.418.
② Stilwell, Papers, p.109.
③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160.
④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138-139.
华府方面，高阶将领对盟军在缅甸溃败，十分紧张。宋子文传达美国陆军部（U.S.Sept. of Army）的一项要求给蒋，毫无疑问是经过马歇尔的核可，它请蒋评估史迪威的军事领导能力。蒋信守他对太太的承诺，告诉宋子文代为重申他对史迪威“始终信任”①。事实上，他已经对美、英将领完全丧失信心和信任，直接略过史迪威或亚历山大，下达命令。
① 蒋1942年5月6日给宋之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915。
这时候，史迪威决定，他和幕僚“不再有发挥的机会”。他的僚属们都同意并认为“老板应该告诉中国人去死吧，然后趁着还有机会赶紧走人”①。史迪威送出简短的报告通知华府和委员长，他即将离开。他说，国军部队已经四散成多个小群队，会设法撤到印度，因此他的“后续指挥已没必要”②。（事实上，大部分在他指挥下的国军各师，此时仍保持团队行动。）史迪威拍发电报给杜聿明，命令他撤往印度。史迪威的僚属找来当地向导、挑伕和一队骡子，5月5日，一行约80个人（包括一些护士和英国难民）启程沿着钦敦江（Chindwin River）溯江而上，但不久后即改走山路。印度的边境城镇英帕尔在140英里之外③。
① Barbara Tuchman（杜希曼），Sand against the Wind: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London: Macmillan, 1971), p.372.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138-139; Stilwell, Papers, p.109.
③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138-139.
5月6日，杜聿明向委员长报告，史迪威和罗卓英指示他率领部队退入印度。杜聿明送来的报告让蒋第一次听说，史迪威已下令大部分的缅境中国远征军躲到另一个国家去，这与他“全军向密支那转进”的命令“相背也”①。他怀疑史迪威是不是“战争失败，神经不安所致歟”！②蒋撤销史迪威的命令，指示杜聿明率部前往密支那，不得延误。当天稍后，蒋才收到史迪威的讯息，就是通知蒋，他和僚属以及其他人将前往印度。蒋大为震惊，他写下，史迪威“竟于脱离我军，擅赴印度之时，只来此电作为通报，不知军纪何在”③。
① 同上注，pp.135-136。
②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and His Diary as a Historical Source (Armonk, N.Y.: M.E.Sharpe, 1996), part 2, p.19.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7, 1942, box 42, folder 10.
孙立人和他纪律严明的新38师，既遵循委员长也遵循史迪威的命令，他们沿着较史迪威路线稍南的一条路直接前往印度。史迪威在日记里数度记述他往北撤退的经过；他自称“居于中国大军和……大洪流（指他的撤退部队）之前不远”。同时，第5军的第22师和第96师，以及数万难民走一条险恶的小径前往密支那。日军的飞机和有敌意的当地人，截杀不少向北逃亡的队伍。第96师脱了队，靠美军空投粮食补给，不可思议地退回中国，不过留下沿路洗劫、掠夺的不良纪录。精锐的第200师，虽然师长阵亡，竟也以一个师团的姿态成功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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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云南昆明的飞虎队
西翼方面，杜聿明率第22师抵达密支那，他估计无法依委员长之命，从密支那退到中国边境，因为萨尔温江（怒江）上的渡船已被日军控制住。于是蒋批准杜聿明和罗卓英退到印度，但是杜不久便回报说，日军的前锋部队沿着丛林小径伏击他的部队。更糟的是，疟疾、痢疾肆虐。同时，在东翼方面，自负的第6军有两个师被打得支离破碎；许多三两成群的官兵们遁入山区。从当地缅甸人的夹击中杀出重围后，他们零散地回到国内。飞虎队也被迫在撤守之前，在缅甸东北部把22架受损的P-40飞机付诸一炬。
值此同时，日军方面在腊戍稍做逗留后就直扑中国边境，一度攻进云南省。委员长高度关切日军动态，担心在缅甸大胜之后，皇军会试图歼灭国军势力①。马歇尔也很紧张，深怕日军甚至会威胁到重庆。但是，国军在云南的6个师奉蒋之令发动强力反攻，昆明的驻云南的飞虎队也加入作战。随后丛林恢复平静。日军参谋本部暂时满足于占领3/4的缅甸领土，确保未来通往中国的陆路补给线将无限期封闭②。
①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1, p.21.
② Romanus and Sund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141, 143-146;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161.
拖泥带水的史迪威一行人，在让人窒息的高温下走了3个星期，先是溯江而上，接着又徒步爬过陆峭的那加丘陵（Naga Hills）。史迪威戴着一次世界大战的童军帽、身穿蓬松的衬衫和长裤、卷起袖子，通常一马当先地走在众人前头。这趟著名的“出走”留下许多纪录。80人队伍里有几位底片充足的美国陆军摄影师。史迪威的友人贝尔登（Jack Beden）也在队伍中，后来以此次历险为题，替《时代》周刊撰写专文，以及一本叫《与史迪威一起撤退》的书（Retreat with Stilwell）①。
① Jack Belden, Retreat with Stiwell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9).
这一趟行程走得很辛苦，但没有重大伤亡、没跟敌军发生遭遇战，甚至也没和当地人发生冲突。事实上和大部分中国远征军——仍归他指挥——那“炼狱”般、路途更长、伤亡更惨重的撤退相比，他们的撤退简直就是散步。除了几名中国卫士之外，史迪威没带任何部队脱险，却被美国媒体和民众当作英雄事迹吹捧。亚历山大率领的狼狈败军，大约在同一时候出现在印度，同样被伦敦电台赞扬为“打了一场伟大的防御战役”①。
① Stilwell, Papers, p.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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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到了印度，在记者会上说：“我承认我们被打得很惨……我们逃出缅甸，真是奇耻大辱。我觉得，我们必须找出原因，打回去、抢回来。”①马歇尔显然不满意，但还是传令褒扬。罗斯福表示“非常满意史迪威对整个情况的处理”。就连蒋夫人也拍电报给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向罗斯福重申委员长对史迪威有“完全的信心”②。但是，蒋在日记中说，史迪威“弃部队于不顾”显示他“缺乏为将之德与识”③。
① Lathrop, "Employ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Troops," pp.421-423.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139.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4, 1942, box 42, folder 10.
第一次缅甸战役真的是一场十足的大灾祸。英、印部队约有3600人阵亡、7000人负伤。中国军队整体折损约2.5万名精兵，其中8、9000人阵亡。国军有些师团折损了1/3的兵员，中国部队仅存的几门加农炮、几辆卡车，多数都报销了。相形之下，日军在陌生的国度采取攻势作战，却只有4500人伤亡。史迪威把平蛮之役战败的责任推给中国将领及最高统帅蒋介石。英国人怪史迪威和中国人。蒋则怪英国人和史迪威①。三方都不无道理，但是这次战败，主要是史迪威严重低估日军实力的后果。
① Lathrop, "Employ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Troops," pp.431, 432.
如果盟军在1942年一开始就采取蒋的防御战略，在缅甸全力守住瓦城或密支那，躲开平蛮一役是可能的，而且他们就有相当的机会成功。再者，即令防御战略失败，也可以比较有秩序的撤退，而中国本身——以及美中关系——在未来近4年的战争期间也会更强壮些。如今战役失利，蒋在全球同盟的地位，以及在国内对政、军联合政体的领导地位，都大受伤害。滇缅公路一丢，现在中国的海上、陆地供应线全断，只剩下穿越苏联沙漠与草原的漫长路途。国人与军队的士气皆受到沉重打击。此役一败，国军将领和蒋介石又更着重防御的观点了。它也使蒋、史两人倔强的敌对关系从此没有挽回的余地。
蒋最气不过的是，他认为史迪威弃他的部队于不顾，使大军无主帅；但在马歇尔、罗斯福以及美国新闻界一片赞扬声中，史迪威无意安抚、更不会向蒋道歉。由史迪威负责的国军训练，即将在印度中部蓝伽的军事基地展开，但是，他在6月2日先飞回重庆。
一
盟军在缅甸溃败之际，中国的另一个灾祸正在酝酿成形——美国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乘载著名的杜立德轰炸机群，预备展开空袭东京的任务。基于安全理由，华府直到任务即将展开的前一个星期才告知蒋介石。史迪威也只被交代要整备机场，以便多引擎飞机可能在浙江省国府控制地区降落。16架B-25轰炸机在东京上空完成投弹任务后，将迳自飞往中国降落在这些停机坪。
获悉空袭东京任务即将展开，蒋强烈反对，认为此举将会激怒日军攻占浙东的机场。他吁请华府至少暂时延搁空袭任务，让他的地面部队强化机场周遭的防戍。华府告诉他，太迟了，但是也承诺出任务的这16架轰炸机，将成为派到中国战区的美国空军之一个中队。这个承诺后来变得毫无意义。4月18日，它们燃料耗尽，除了一架飞到海参崴之外，杜立德率领的轰炸机群不是遭击落、就是在中国迫降。
空袭东京之后，蒋拍发电报给马歇尔，愤怒地指出日军为了报复而攻打中国沿海地区，因为当地居民拯救美军飞行员，“日本人杀光了当地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童——我再重复一次，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童。”①接下来在浙江、江西的作战，蒋投入34个师的兵力对抗日军，造成30000人伤亡。陈纳德在华东地区的机场全部遭到摧毁②。杜立德率队空袭东京固然十分英勇，对东京却没造成重大伤害，只是如蒋所担心的对中国造成严重伤害。然而，空袭对美国人的士气有极大的鼓舞；罗斯福颁发荣誉勋章给杜立德。
① Carrol V.Clines, Doolittle's Tokyo Raiders (Princeton, N.J.: D.Van Nostrand, 1964), p.6.
② Haruo Tohmatsu, "The Strategic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ino-Japanese and Pacific Wars,"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6.
6月4日,蒋委员长和夫人接见史迪威，史因痢疾和黄疸，十分虚弱，看起来格外憔悴。蒋氏夫妇“都很愉快”，还邀请史迪威那个周末留在黄山官邸作客。不过，史婉拒了。根据史迪威自己的说法，他“向他们完整地报告”缅甸战役的始末，“毫不手软、直接点名”他想送交军法审判或枪毙的将领①。然而，根据中方此次会议的纪录誊本，蒋一开头就问史，在缅甸是否接到他的讯息，史从没直接回答。史迪威解释由于某些错误（大概是指编码和解码），无法读懂讯息。他把缅甸失利归因于“敌军优于我方”，并列举从后勤、空中掩护到情报等缺失。蒋又问史是否记得，早先他曾经说过中国入缅部队不容伤损。史答说，是的，他记得，但是他认为“采取攻击的折损，会比采取防守来得小”，而且倘若平蛮一役能如他所计划地得胜，结局就会不一样。史迪威旋即向蒋氏夫妇递上他对国军彻底改组的建议书，例如淘汰无能的将校，统合战场权力，让一名指挥官针对所有军种享有全盘的战术指挥权②。宋美龄说：“德国顾问就是这么向他建议的！”③可是后来她说，必须要实际点，“头不能砍，否则就什么都不剩了。”④
① Stilwell, Papers, p.121.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153-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