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 Stilwell, Papers, p.121.
④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154.
两星期后，宋子文从华府向蒋报告，又有一位美国人想知道蒋对史迪威的表现有何评价。宋子文说，陆军部长史汀生告诉他，如果蒋认为史不适任，美国会考虑换人。两天前，史汀生和马歇尔曾发信给史迪威，重申对他的支持，并表示如果他在华工作的情况没有改进，他们会派他到可以发挥长才的地方①。马歇尔和史汀生在当时和后来都没说出口，但是他们对缅甸失利，以及史迪威在呈到华府的报告中斥责其战区统帅，都有些吃惊。这些口信似乎替辞退史迪威开了不错的头。
① 同上注，p.152。
蒋立刻回复他的大舅子，列举一大堆对史的不满，如“战略之失败”，组织技巧欠佳，不熟悉参谋长的职责，以及未经上级准许就擅离职守前往印度。可是，他对宋子文说，“我为保全友邦荣誉计，不愿多言。”蒋一向重视“面子”，怕若要史迪威解职会使全体美国军官蒙羞，严重伤害蒋与罗斯福、马歇尔之间的关系。他表示，美国领导人总有一天会了解我们（对史迪威）的看法①。
① 蒋1942年6月18日给宋之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1952-1953。
蒋一再替史迪威背书，显然消除了马歇尔和史汀生对史是否适任的疑虑。此后，他们俩坚定地和史迪威站在同一阵线反对蒋，甚至到了不顾中美盟谊也要支持“酸醋乔”的地步。蒋却似乎以为，他还是可以让史迪威了解、接受他的行事方法。他再一次告诉史迪威，要重视了解中国人的心态。他解释说：“你如果跟着我多几个月，就会了解中国军官的心理，我可以告诉你更多他们的特性”——显然指的是忠诚、面子和荣誉等等的重要性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157.
那一个月，美国海军以仅剩的3艘主力航空母舰，在中途岛战役击败日本的主力作战舰队，击沉了全部4艘日本航母。日本势力的巔峰已过。可是欧洲方面，德国国防军正包围苏联的席瓦斯特堡（Sevastopol）和罗斯托夫（Rosov）；北非战场，隆美尔将军的坦克兵团在比尔哈肯（Bir Hacheim）击败英军，向托布鲁克（Tobruk）、开罗和苏伊士运河推进。6月26日，史迪威告诉蒋委员长，被派到中国战区的美国空军第10大队的B-17重型轰炸机，要从印度调到埃及去参加运河争夺战。
蒋闻言大怒。他告诉史迪威，中国的战情和中东的战场一样吃紧。英国有数千架的飞机，而盟国还要从归他统辖的中国战区抽调轰炸机？他问，做这样的决定怎么没先通知他？史迪威同意由于华府官员的“无知”，这个决定确实有欠妥当。蒋要他去问问罗斯福：“美国是否还有意维持中国战区？”蒋夫人更生气，出言挑衅：“中国还需要继续作战吗！”然后又意有所指地加了一句：“（国民党内的）亲日分子可是很活跃的。”蒋又说，宋子文曾经报告，华府正在等候史迪威就应否运交给中国空军先前承诺的500架飞机一案做出建议。蒋夫人气冲冲地问：“你为什么还不答复呢？”①
① 同上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1957-1959；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1, p.26.
罗斯福很快就针对蒋的抱怨做出答复，保证未来一定支持重庆，也说明情势告急不得已必须抽调这批轰炸机。蒋以一份备忘录回答华府，标题是“维持中国战区的三项最低要求”。这些“要求”包括：遵守1941年7月的承诺，派驻500架飞机到中国；每个月飞越驼峰（喜马拉雅山）空运5000吨物资；派遣三个美国师团到印度。
早先，史迪威几乎支持所有的“要求”（他只要求派一个美军师团）。但是，现在他呈给华府的报告，却把蒋的声明形容为“最后通牒”——除非所求援助都到位，否则“中国将另有安排”。史迪威暗示，意即中国将与日本单独媾和①。蒋再度祭出中国要崩盘的威胁故技，因为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① Stilwell, Papers, p.128.
然而，很清楚地，蒋并无意主动向日本求和，也不会允许别人谋和。他为了洗刷“倭寇”对中国的羞辱，已经努力了11年。他试图在历史留下的形象——同样重要地，也是他深铸的自我形象——建立在以儒将的身分力挫中国的敌人、恢复国家的光荣。批蒋不遗余力，也是史迪威好朋友的白修德，在1942年自重庆发出的报导中即说：“蒋只有一个感情：中国。”①此外，蒋彻头彻尾地相信美国必会胜过日本，抛弃盟国是最愚不可及的事。再者，史迪威本人也表示，任何单独媾和之举——也就是背弃盟国——对蒋而言等同自杀；他好不容易拼凑组成的联合政府一定反对②。可是，史迪威根本没向华府表示，蒋的威胁有可能不是真的。
① 见Theodore White（白修德）1942年3月2日发表在《生活》杂志（Life）上的文章，收在Edward T.Thompson, ed. Theodore H.White at Large (New York: Pantheon, 1992), p.36.
② Stilwell, Papers, pp.131-132.
仰光失守，依据租借法案要给中国的美援物资堆积如山——14.9万吨囤在美国、4.5万吨堆在印度。因此，美国的联邦军火分配委员会（U.S.Munitions Assignments Board）开始回收中国的储备物资，并把新的分配量减到近期内可望能空运到中国的重量。5月，飞越驼峰送来的物资只剩下30吨。接下来，美方军需局没跟中方商量，就下令今后送到中国的物资，不再交付给中国政府机关，而是直接交给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换言之，史迪威垄断了在中国分配物资的权力。
这时候，委员长命令由政府控制的“中国航空公司”，把营运的两架飞机移交给由宋美龄担任委员长的航空委员会。他这么做，有可能是要把飞机保留给夫人和自己使用，也有可能是要交给中国空军使用。可是，史迪威以美国租借法案在华最高负责人的身分，要求中国航空公司里的美国职员拒绝交出飞机。蒋要求说明原委，史迪威回复的备忘录开头表示，两架飞机产权移转因法律技术问题暂时搁置，接着又宣称：“真正的关键，绝对是如何对作战最有利。我将负起以下声明的责任：只要委员长认为飞机可有效地用于作战，随时都可以使用它们。”①
① 蒋1942年7月6日给宋子文之电报，并附史迪威呈交之备忘录全文，T.V.Soong Papers, box 61, folder 2.
这种措辞形同犯上、讥辱。史迪威只字不提军需局对移转所有权的新规定（蒋对于此一改变，毫无所悉），还宣称一旦器械设备到达中国之后，他有权决定移交给中国政府的时间与地点。史迪威也借机在这份备忘录里通知蒋，“在中国举行的任何军事会议”，他做为美国代表的身分高过他兼任的一切职位——意即他虽是委员长的参谋长，却不从属于蒋①。蒋震怒，传讯告诉宋子文，史迪威实际上就是要他这个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必须向他乞求已经送到中国的物资”②。
① 同上注。
② 蒋1942年7月5日给宋之电报，T.V.Soong Papers, box 61, folder 2；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1969-1972。
为了澄清事态，宋子文亲访罗斯福。罗斯福说，未来一切租借法案的争议，将由宋子文和他的高级顾问霍浦金斯（Harry Hopkins）在华府交涉。罗斯福又说明，史迪威只在于中国举行的国际军事会议代表美国，而这种会议一次也没办过；因此史的声明“不具任何意义”。马歇尔要史迪威就此问题说明，史却称蒋的指控是“一派谎言”。他说：“有些混蛋老是试图斗臭我。”①
① Stilwell, Papers, p.132.
那年夏天，成堆的灰色碎石依然散落在重庆街头，但飞虎队已经有效地终止了日军的轰炸。罗斯福派一年前来过中国的居里再次来重庆，试图调停蒋、史之争。居里8月分抵达，发现委员长更瘦、更疲惫，而且似乎更虔诚、更严肃，但居里没感受到“失败论或想放弃抗战的迹象”①。居里和委员长谈话时，提到有些美国人怀疑中国政府想避免和日本作战；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可能在囤积美国提供的器材设备，保存实力以便战后与中共打内战。这些美国人认为美国不应期待中国合作抗日，他们主张切断对重庆的一切物资援助。
① Lauchlin Currie, "Report on Visit to China, August 24, 1942," in Currie Papers, box 4, folder "Currie 2nd trip to China, Interviews with Chiang Kai-shek."
蒋听了这席话大表惊讶，特别是3个月前中国才在盟国的缅甸战役牺牲惨重。从1941年12月7日至1942年7月22日，中国共有8万多名军人在战争中伤亡；而美军截至这一刻为止，在全世界的伤亡才只有3.3万人左右①。蒋正色告诉居里，那些说中国不抗日的人，“要为中国对日抗战的不幸负责”②。
① Washington Post, July 22, 1942, p.1. 引述美国战时新闻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的报导，大部分失踪者后来证明都成了战俘。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12, 1942, boxe 42, folder 14.
然而，蒋被指控的策略却是中共正在执行的策略。中共中央委员会在1941年底时，重申党对日“原则上”从事“政治攻势”，应该“保存（军民）实力，以待有利时机”。事实上，中共领导人下令“全体军队应准备缩编半数”；中共57万大军到1942年底果真已缩减约10万人①。
① Yang Kuisong（杨奎松），"The Formation and Inplement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Guerrilla Warfare Strategy in the Enemy's Rear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p.32-36. 杨奎松引用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
居里的主要任务当然是处理蒋、史关系。蒋把压抑在心中对史迪威的不满宣洩出来，指责他“卤莽……犯上……轻蔑和傲慢”；还说，美国派给他的不是参谋长，而是“中国战区的太上皇”①。史迪威这厢也有话说，向居里历数针对他的种种“阴谋和谎言”，并且建议“我们要么就别在这里瞎搞，完全退出；要么就应该订出某些条件……蒋非遵守不可”②。居里对于史迪威对局势僵硬、简单化、几近轻率的评估，以及美国只加入战局7个月就大辣辣地坚持该怎么做，颇为不安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26, 1942, box 42, folder 12.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30, 1942, box 42, folder 12;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153-154.
③ Currie Papers, box 4, folder "Report."
史迪威此时设计了一套新的作战计划，先光复缅甸、再进取中南半岛，而且他为了示好，提议此一计划挂上“蒋介石计划”名号。事实上，除了史迪威整个忽略掉空中兵力的问题之外，这计划和蒋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递交给罗斯福的蓝图，差异不大。根据此一计划，早先退出缅甸、现于印度接受训练、整编的中国部队，称为X部队；在云南接受训练、整编的20个师，则称为Y部队。X、Y部队的12个师，加上美军1个师以及英－印军3个师，在英国强大海军舰队的支援下，将重取缅甸。然后，再借道泰国进军中南半岛海岸。蒋重申他对执行此一战略的条件是：明确的海、空优势，而且承诺给中国的500架飞机和每个月5000吨作战物资，必须到位。居里表示，他会把计划呈报给罗斯福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4, 1942, box 42, folder 12.
8月初夜里，两名美国高阶将领和居里，还有宋家三姐妹，在黄山官邸聚会享用愉快的晚宴。包括史迪威在内的每个人，心情都很不错。史迪威并不晓得居里已决定建议当局将他调走。史迪威觉得宋庆龄是“三姐妹中最和蔼可亲，也是最让人摸不透的……可爱、安静而且思绪缜密”。他和蒋夫人对过去几个礼拜的事情，有些争锋之语，不过史对宋家最年轻的三妹，仍保有正面印象：“敏锐、有才智……精通管理……若是个男人就好了。想法不够深入，但理解迅速。很直接、开明。”他对她唯一的批评是“传闻和报告……还有待证实……都听信”①。
① Stilwell, Papers, p.137.
居里8月底回到华府，分别向罗斯福、马歇尔建议换掉史迪威。居里说，不论大家对蒋有什么意见，他仍会是中国的领导人，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也会坚决抗日，而史迪威公然对干的作风只会坏了大事。美中同盟岌岌可危，美国必须和蒋合作①。听完居里的报告，马歇尔急电史迪威，史回答说他“不了解”居里为什么说他和蒋之间存在“强烈的敌对感”。近来，史迪威日记中的典型内容，总形容蒋“顽固、有偏见、自负、专制”，而且他一再当着自己美国幕僚的面，称呼蒋为“小笨蛋”、“花生米”②。可是，马歇尔接受了史的回应，转告居里和罗斯福，没有取代“酸醋乔”的适当人选。
① Currie Papers, box 4, folder "Report."
② Stilwell, Papers, pp.131, 132.
尽管蒋、史不睦，他和罗斯福的关系则是日益亲密。两人都有一个目标：大战结束后要废弃所有的殖民结构①。自从珍珠港事件之后，蒋有时会提到“英方的愚蠢”，并不断催促美国和英国放弃恶名昭彰的“治外法权”，即美、英在华公民不受中国法令之管束，犯了杀人罪也是如此②。最后蒋终于在1942年的双十国庆上，宣布华府和伦敦已同意放弃“治外法权”。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讲，这是一大胜利。蒋后来在演讲中告诉国人，旧条约过去“造成积弱投降的风气，却几乎无人感到蒙羞”。而今而后，他说：“若我们软弱，若我们缺乏自信，那么就都是自己的错了。”③
① 蒋和威尔基1942年10月5日会谈的中文记录，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045。
② 关于“愚蠢”，见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25, 1942, box 42, folder 14.
③ Chiang Kai-shek（蒋介石），Resistance and Reconstruction: Messages during China's Six Years of War, 1937-1943 (New York: Harper, 1943), pp.320-322.
同样在10月，史迪威把罗斯福针对蒋6月底提出的“三项要求”之正式答复递交给委员长。虽然史迪威说，答复内容“跟我建议的一模一样”，不过其语气尊重、和谐，承诺蒋所要求的500架飞机，另外还加派100架飞机空运物资飞越驼峰，这些都将在1943年初就位。罗斯福保证飞越驼峰的物资吨数一定增加，但当前首要之务是打开滇缅公路，也就是攻占仰光——或者是从印度到腊戍，打通一条全新的供应路线。蒋唯一遭罗斯福拒绝的要求，是派遣美军作战部队进驻印度这一项①。蒋一定觉得他这招打不下去的威胁之计，又奏效了。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224-225.
同一个月，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身分进行全球友善访问的威尔基（Wendell Willkie）抵达中国。威尔基身材粗壮、衣着随便、笑容可掬、喜爱醇酒和女色，跟削瘦、沉默的史迪威一比，更符合中国人印象中的典型美国人。威尔基抵达前，蒋夫人力促整顿重庆欢迎外宾。街上乞丐都被打发走了，还安排中国民众挥舞旗子、夹道欢迎美国贵宾。
打从她到机场迎接那一刻起，这位活力旺盛的美国政客就对宋美龄一见钟情。威尔基面交蒋一封罗斯福要给他的信，罗在信中表示希望蒋夫人能在近期内访问美国。他告诉蒋氏夫妇，以夫人的“聪明才智、说服力和道德力量”，将会是最完美的大使①。事实上，蒋夫人正考虑要到美国治疗她的皮肤病和越来越严重的忧郁症。
① Brian Crozier（柯如齐），The Man Who Lost China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6), p.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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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身分访华的威尔基，自爆曾与宋美龄有一夜情，但可信度受到争议
如果传闻属实，威尔基访华的最高潮是他和宋美龄的一夜情。《展望》（Look）杂志发行人考尔斯（Gardner Cowles）陪同威尔基全球访问。他自行出版1982年写成、1985年付梓的回忆录。书中叙述，在接待酒会中威尔基和宋美龄一起消失了，是夜稍晚，蒋闯进考尔斯和威尔基下榻的宋子文寓邸，追问威尔基在哪里？考尔斯说他不知道，委员长和卫士搜索全宅不果，又怒冲冲地离开了。据考尔斯说，凌晨4点钟威尔基出现，得意洋洋地炫耀他和宋美龄在她妇幼医院顶楼的公寓过了一晚①。
① Gardner Cowles, Mike Looks Back: The Memoirs of Gardner Cowles, Founder of "Look" Magazine (New York: Gardner Cowles, 1985).
威尔基对考尔斯“一幕又一幕的”细述他在美龄香闺的艳遇，又说他已邀她跟他一起回美国。考尔斯承认，宋美龄是他生平仅见“最美丽、聪慧、性感的女性之一”，但是他认为这段关系会毁了威尔基的政治前途，更不用说他的婚姻也会破裂。考尔斯在回忆录中说，翌晨，威尔基清醒过来，要考尔斯去告诉蒋夫人，她不能跟他们一起回美国。根据考尔斯的说法，当他到蒋夫人的公寓找她、告诉她这个消息，她怒不可遏，以长长的指甲抓他的脸。考尔斯还写说，事隔几个星期后，有一次他在纽约和宋美龄用餐，她提议支持威尔基再次竞选总统，那么他们就可以“统治全世界”——指的应是如诗般的情节①。
① 同上注。
考尔斯是个保守派，是蒋氏夫妇政治立场的支持者，绝不是扒粪者。可是，他对威、宋重庆一段情的记述却是有问题的。如果美龄和威尔基孤男寡女辟室幽会，一定会有数十人知道，如果蒋介石冲到宋子文家捉奸，一定也有数十人会晓得。在八卦当道的重庆，风声一定洩露得很快。可是，当时在华的美国人或其他外国人，包括外交官、记者和美国战略情报处的特务，都没有人报导、谈论这件耸动的新闻。
1974年，这则故事的缩减版出现在《皮尔森日记》（Pearson Dairies）这本书当中。台北政府代表蒋夫人提出民事诉讼。考尔斯在录供证词中，表示威、宋之间“不可能”有一段情。出版社道歉，并支付台北政府因案发生的相关费用支出①。出版社当然有可能只是不想因此事对簿公堂而息事宁人；而故事的消息来源考尔斯，也有可能觉得应该替已故的老友之令誉做掩饰。可是12年之后，考尔斯在写给自己后人看的回忆录中，却又详尽重述这件故事②。
① Drew Pearson, Drew Pearson's Diaries: 1949-1959, ed. Tyler Abell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4). 有关皮尔森日记的法律曲折，见197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新闻局驻纽约官员陆以正的回忆录，《微臣无力可回天：陆以正的外交生涯》，（台北：天下文化，2002）pp.246-255。
② Gardner Cowles, Mike Cowles Looks Back (New York: Gardner Cowles, 1985), pp.87-91.
有一个可能性是，威尔基在几杯黄汤下肚之后，口没遮拦地大盖一番，让好友误以为他和中国美丽的第一夫人关系非浅，其余部分则是考尔斯想像出来的。但是，她两次和考尔斯本人见面的行为和言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无法解释了。
11月17日，蒋夫人在拉铁摩尔、随身医生和护士陪同下，搭乘美国空军巨型运输机回到美国——1917年她自卫斯理毕业后睽违迄今的第二家乡。霍浦金斯前往长岛米切尔机场接机；在进纽约市的路上，她滔滔不绝地大谈在全球大战中，应该把亚洲摆在优先顺位上。她忘了自己早先对史迪威的支持，主动提到史迪威曾迫使蒋放弃自己对缅甸更佳的判断。
蒋夫人住进长老会医院的哈克纳斯医疗所，占了12楼整层楼。居里是白宫和她的联络窗口，他在档案中的文字载明她接受“通常与某些精神状况有关的……症状”之诊疗①。她的医生在给蒋委员长的一封信中，报告她有“持久的晕眩和沉重的情绪压力”。她被诊断出来有肠寄生虫、严重的廋管问题、依赖镇定剂、需要好好治牙等②。访客前来探望，发现她的指甲又修长又油亮，“化着整齐的妆、还做了发式”。罗斯福夫人艾莲娜觉得她似乎很紧绷，几乎不能让任何东西碰触到她的身体③。
① 1943年1月16日，居里向罗斯福夫人报告，Currie Papers, box 1, folder "Eleanor Roosevelt."
② Laura Tyson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 p.194.
③ 同上注，pp.194-195。
威尔基访华期间，曾和陈纳德有过长谈，对他印象良好。52岁的陈纳德和史迪威一样，是个作风强悍、直言不讳的脱缰野马——他担任战斗机飞行员时，经常和上司为空中战术吵得不可开交。陈纳德听力下降时，官拜上尉，因病提早退役离开美国陆军航空队。1937年抗战爆发时，他正在中国，与挂名中国空军秘书长的蒋夫人面谈之后，奉派为飞行员高级训练班班主任①。陈纳德是路易西安那州农民之后，对空中武力深深信仰；史迪威是纽约州某公共事业公司副总裁之后，他则认为军机只是次要的支援武器。史迪威还没到任就瞧不起蒋介石；陈纳德却尊敬蒋，而且把蒋夫人当作他的“公主”。他和史迪威无可避免地成了敌人。
①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p.39, 41.
[p style="text-indent:0em"][img src="images/145126667672.jpg"/][/p]
蒋介石夫妇和陈纳德
应威尔基的要求，陈纳德给他一封信，陈述他将如何结合中国空军，赢得中国乃至太平洋战争的策略。整个策略出奇的容易，只需要105架战斗机，以及30架中型、12架重型轰炸机，每月替换率约二至三成。回到华府，威尔基把这封信交给罗斯福和战争部（War Department），在部里引发“大骚动”，导致史、陈两人对中国战区主战略之争闹上台面——陆权派对决空权派①。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p.335-339;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216.
马歇尔认为陈纳德的方案是胡来。他给史迪威一封私函，表明一定支持他，但也温和地建议史“应该学会比常人更有耐心、更懂宽容”①。史汀生也请宋子文告诉蒋，“辣椒（史迪威）比糖蜜（陈纳德）更有需要”②。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p.339-340.
② 同上注。
二
温文儒雅、讨人喜欢的周恩来，在重庆的西方记者和外交官圈子当中是颇受欢迎的人物，许多人接受他所描绘的中国共产党形象，认为他们是良性的改革派政党，甚至还是民主的政党。周恩来经常出入美国大使馆，提供他对事件的看法，宣传他主张有助于战后中国民主、和平、友善的政策。他的影响力相当大，特别是在史迪威的幕僚群当中①。戴维思（John Parton Davies）是个年轻的外交官，在史迪威底下担任高级政治顾问，他形容中共是“农村民主派”。另一位重要官员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则认为中共的宣传是“单纯的民主”——“在形式和精神上，美国味大过俄国味”②。拥这些是聪明、爱国，相当投入的美国人，他们把抗日及早成功视为最高优先，所以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能有助抗日，最好不过。
① FRUS(1942): China, pp.99-102; FRUS(1943): China, pp.193-199.
② John Stewart Service, Lost Chance in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p.169.
他们看待中国政治非黑即白，不知其中细微精妙，在今天看来十分奇怪，但却是当时的时代产物。美国军界和外交界老一派的中国通，以及在华美国记者，钦佩中国人民的文化和历史。他们看着周围的悲惨、贪渎和贫富悬殊，心生不忍；这些情况在中国已存在好几个世代，不过战事让它更形加剧，然而华人社会表露出来的既自在又律己的特质，在重庆还保留了某些部分。共产党的边区直到1944年中期，仍罕被西方人看到，它不是已有数百年历史、拥挤不堪的城市，而是位在乡村地区由军事基地打造起来的社区——严格管制、秩序井然、观点同质性很高的社区。美国人抢读以英雄与恶棍之别来解释国共差异的各种书籍。我们曾经提到伊罗生那本颇有影响力的早期作品《中国革命的悲剧》，此书出版于1938年，由当时流亡在国外的托洛斯基写了一篇长序。那时候，伊罗生本身是托派，但是在西方世界，他的书多年来被誉为讨论1927年国共分裂，以及蒋介石早年事业的最佳著作。另一位法国作家马勒侯，写了一本以1927年国民党血腥清共的上海为背景的小说《人的命运》。两位作者都把蒋介石和宋氏家族描写成无可救赎、毫无国家意识和原则的人。或许最有影响力的应推史诺那本《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史诺在书中正面地形容蒋在西安事变之后的行动。《西行漫记》是本重要、迷人的书，但基本上它是对毛泽东不加批评的一本传记，也是以毛泽东及其同僚的角度写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史，以及国共斗争史①。
① Harold Isaacs（伊罗生），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38;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Edgar Snow（史诺），Red Star over China (1938;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4). Graham Peck, Two Kinds of Tim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0). 也是重要的作品。
近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美国与法西斯主义的生死斗，以及苏联英勇抗德，全都助长时代精神，使得具理想主义的美国人倾心相信，鼓吹没有剥削或贫穷的人人平等运动。此外，派驻重庆和美国人打交道的一小撮中共官员，如周恩来等人，不仅本身是理想主义者，也很擅长以亲切、讨喜的方法掩饰中共的意图。【55电子书网】请记住我们的网址 【Www.Txt55.Com】
在西方人的观点里，国民党有个特质就是越来越贪腐。蒋打从掌权领导之初，私底下就一直烦恼贪污的问题，在大小会议中都抨击这个现象。军事院校以及庐山的高级军官讲习班都强调清廉，多年下来蒋也枪决了若干贪官污吏。有些将官，如陈诚，被普遍认为“清廉”，即使共产党也同意。可是，中央军的多数高阶将领，甚至许多最优秀的将领，大概多多少少都利用职权涉及不道德或不法的滥用公款。其他军官当然尽其所能地有样学样。至于大小军阀及其部属如何用钱，就更加无从限制或查核了。抗战期间，通货膨胀肆虐，军人的薪饷全都下降，加上新进官兵品质和教育水平也下降，明显的后果就是大家都搞贪污。
蒋本人继续试图建立榜样。他过的是非常舒适和安全的生活，官邸里仆从、卫士环绕，可是在这个保护罩里，他的生活方式一直很俭朴。他希望国民党的文武百官内外均秉持高职业标准、高个人道德，不过我们也已看到，在中国大陆蒋从来未能有效实行这样基本的改革，集中管理军饷即为一例。他认为贪腐问题最好等恢复安定、统一，再以根本方式一次解决。对蒋来说，忠诚是其部属最重要的美德，也就是说他认为诚意、可靠和坚定，是“这些价值确立了人际关系层次网络的断定”①。这个价值的次第不仅有助于保持他的权力，而且导致对贪腐、无能的容忍。不过蒋认为，这是维持军队团结，保持实力最重要的根本，唯有如此，才能在战争里求生存，并终至重回为一个伟大的主权国家。
① Lucian W.Pye（白鲁恂），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IT Press, 1968), p.15.
同时，经济问题越来越严峻。孔祥熙报告：1942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35％；这是从前一年的173％，再往上暴升。蒋不用问为什么物价一再攀高，因为主要的问题就是军费屡创新高。国军部队伤亡极为惨重，已从1937年的227万人，折损到1938年底只剩100万人！重庆政府在1940年开始扩大部队规模。美国大批军、民职人员来到自由中国作业，到了1942年底也替中国经济注入数千万元法币，他们以美元向中国政府购入法币，这一来刺激到印钞机也带动物价，并加速黑市汇率的扬升。此外，滇缅公路在1940年春天封闭、日军增加对自由中国工业设施的轰炸，都使得原本已稀少的日常消费用品，如纺织、布料、厨房用具等的供应益发困难，变得更加昂贵①。
① Arthur N.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286-298.
1941年秋天，为了对付预算赤字和部队、城市的粮食需求，政府宣布土地税由中央征收，并规定将以实物缴纳，也就是以谷物缴税。这项变动使重庆必须设立组织复杂的谷物管理机关，好向数百万农家以实物征税。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占自由中国的八、九成以上——除了儿子被征兵入伍外，跟中央政府根本罕有往来①。而今蒋下令中央政府组织一群“清廉的公务员”，从普遍风评不佳的地方税吏手中接管收税工作。他认为藉由降低弊端会改善农民的福祉，以及对政府的态度。这项计划成功地收到大量的谷物，虽然运送过程有时难免被人摸走或腐坏，它们大多能安全抵达城市、部队和难民营。就组织而论，这又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可是，就政治而论，蒋付出的代价恐怕太大。虽然没有什么好方法能査证一些指控，不过有传闻表示，很多时候中央的谷物收缴官员成了“旧日勒索成性税务员的掩护”，这恐怕也不假②。
① Robert A Kapp（柯白），"The Kuomintang and Rural China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1937-1945," in F.Gilbert Chan, ed.,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 1927-1949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0), p.169.
② 同上注。
尽管问题十分严峻，自由中国（以及共产中国）的人民依然勉可糊口，与过去差异不大。根据驻重庆的美国财务顾问杨格（Arthur N.Young）的观察，中国民众在这段期间甚至还“对货币维持相当大程度的信心”①。过去几世纪以来，天灾人祸定期给一部分中国人口带来悲剧。自从1937年以来，在任何时候似乎都有村庄莫名其妙陷入战火，或因日军的报复行动被摧毁。然而这广大土地上的多数人还是躲过了直接袭来的活动，即使遇到其他的麻烦，也往往可靠着家庭、宗族和村社给予协助，熬过难关。
① 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pp.263, 299-308, 348-349; Hsi-Hseng Ch'i（齐锡生），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p.173.
批评和抱怨固然随处可闻，不过大部分中国人继续展现他们传统的积极人生观。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这就是中国人与若干邻国人民截然不同的特质。史迪威1942年12月写给太太的家书便做了有趣的比较：“每次从印度到中国，我感到震惊。在印度，当地人垂头丧气、骨瘦如柴、病怏怏、面无笑容、冷漠。在中国，人们抬头挺胸、正面、愉快、笑呵呵地开玩笑、吃得好、比较乾净、独立、干活赚钱，显然生活有目标。印度是无可救药了！”①
① Stilwell, Papers, p.179.
11月，蒋告诉史迪威，中国15个师已准备好可在1943年春天发动攻势、光复缅甸。他也答应再空运国军一个师到印度，使当地的X部队达到三个师的兵力①。史迪威飞往印度，通知还是缅甸盟军总司令的魏菲尔，“假设委员长要求的盟军海、空优势，在孟加拉湾能够实现”，预备要发动攻势了②。但是，英国人对进攻缅甸却一点也不热衷。魏菲尔和蒋介石一样，强调盟国“不能冒在缅甸二次失利的风险”。同时，美国战争部通知蒋，却讲了和罗斯福上个月承诺要给飞机和其他援助完全相反的讯息，表示由于其他“紧急需求”，蒋不必期待会有其他重大新援助到来。史迪威和蒋都气坏了。史迪威气冲冲地向战争部抱怨：如果这就是美国的态度，“那么说服蒋投入缅甸战役将极其困难”③。他写信给太太说：“我和花生米坐在同一艘救生艇上，只剩下一个三明治，而救援船只却掉头驶离现场。他们太忙了，没空管我们这些小鱼。”④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3, 1942, box 42, folder 16.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131-132.
③ 同上注，p.245。
④ Stilwell, Papers, p.245.
然而史迪威冷静下来后，采纳了魏菲尔只在缅北作战的计划。他原本反对此一计划，但现在觉得总比没有好。魏菲尔的目标和蒋在1942年初访问印度时提议的方案雷同——打造一条从印度雷多（Ledo）通往缅甸密支那的公路，再从密支那联到滇缅公路的起点腊戍。罗斯福批准联合参谋本部（Joint Chiefs）的建议，让史调配充足的补给和器材以攻占目标地区，并在北方打造此联通道路。12月2日，蒋致函罗斯福痛批英国竟然从反攻缅甸战役的承诺中退缩。他说，英国承诺今年会投入的8艘战斗舰、3艘航空母舰、英印军7师，现已减缩到没有任何主力舰、只有3个步兵师——而且这些兵力仅可用于在缅甸北部和靠海的阿恰布（Akyab）战事中。蒋要求罗斯福促请英国兑现承诺，以便夺回仰光、打开通往腊戍的缅甸铁路和旧有的滇缅公路。他再次明确宣布中国的19个师会整备好参加春季攻势，但必须有足够的空中掩护和空中运输（空投）能力。他说，如果这些要求都做到，盟国不仅可以光复整个缅甸，还可对日本发动全面攻势，不必再等一年①。蒋显然决心展开原先讲好的大规模缅甸战役，且由他的国军负责绝大部分的地面兵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