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蒋1942年12月2日致罗斯福致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082。
蒋想要利用全球大战优势地位已转向盟国的势头。俄国朱可夫(Georgy Zhukov)将军已在被战火摧毁的斯大林格勒,包围了整个德国第6军的25万部队;英国亚历山大陆军元帅也在阿拉曼决定性地击败“沙漠之狐”。盟国的反潜艇船舰和飞机开始在大西洋战争中获胜;太平洋方面,日军自从中途岛战役的重大失败以来,已损失1800架飞机和2362名训练最精良、最有经验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
1943年1月2日,罗斯福致函蒋,表示过几天他将到卡萨布兰卡和邱吉尔,以及联合参谋长团开会,将把蒋对缅甸战役的意见都提出来。然而,在信函某部分中(显然是由战争部拟稿)罗斯福也说,缅甸北部是比缅甸南部更重要的目标。马歇尔在战争部的僚属跟史迪威一样,决心在春天发动缅甸战役,即使攻击只限于缅北,且少有英军支援,而且不确定是否具有空中或海上优势。
罗斯福这封信可能让蒋初次察觉,美方有可能同意大幅更动作战范围,他在回复的信件中重申他偏向以两翼进攻光复仰光。此时,魏菲尔已修正自己的意见,表示雨季的来临将使守住缅北变得无法掌握,唯有占领仰光才可能打通前往中国的供应线,而此一战役不应在秋季前开始①。这也正是蒋的想法。邱吉尔则更进一步,他相信缅甸是世界上最难和日本人作战的地方,从雷多穿越山区开一条500英里长公路的艰巨工程,恐怕等需要都过了也盖不好(这个观察日后被证实颇有先见之明)②。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249.
② Winston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Cassell, 1952), p.650.
史迪威早先支持蒋对战役所定的条件和目标,现在却责怪攻势的延宕是因为蒋拒绝让国军涉险。他写信给马歇尔说:“花生米说他不肯参战。”史提议,除非蒋将国军投入新的缅甸战役,否则美国应该威胁说要打包走人、退出中国①。这实在不是一个对蒋立场的正确描述。反而是,英、美皆无法抽调所需的船舰、飞机及早来支援缅甸的作战。所以,盟国联合参谋长团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确认,缅甸之役的目标是攻占仰光,但攻势必须延到1943年11月中旬②。缅甸战役现在起的代号为“安纳吉姆”(Anakim);此一新日期和作战要素,又与蒋过去5个月的建议相合:确保充足的海、空支援,以及地面部队的明显优势,目标瞄准仰光。为了弥补没邀中国领导人参加卡萨布兰加会议,罗斯福和邱吉尔派了一个高阶军事代表团到重庆,向他简报有关“安纳吉姆”的决定。代表团成员有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幸运儿”安诺德(Henry "Hap" Arnold)将军,以及联合参谋长团的英国代表狄尔(John Dill)元帅。
① Stilwell, Papers, pp.179-180.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259.
代表团来到重庆,盟国高阶代表向蒋说明“安纳吉姆”的目标是,打开仰光港、缅甸铁路以及滇缅公路,以便替中国集结点和机场取得补给和器材,可用于对付日本运输,以及最终极的日本国土空中攻击。这正是蒋所要的,他立刻就同意了“安纳吉姆”作战计划,并不忘重申必须掌握孟加拉湾。盟国简报代表说,将在1944年1月前夺下仰光。安诺德也递给蒋一封罗斯福的亲笔信,再次保证会送更多美国飞机到中国战场。
蒋对会议内容十分满意,在黄山官邸设宴款待贵客。次日,在与安诺德的私人会谈中,蒋抱怨他的要求、美方的承诺,过去一年来几乎都被以种种“藉口”推拖了。安诺德告诉蒋,达成其要求的措施已在进行中,包括给他更多飞机。安诺德说最重要的是,中国是否会配合加入光复缅甸之役。蒋毫不含糊地回答“是”,他在一封后续的信函中向罗斯福重申,国军将准备就绪“必能履行其所负之任务”①。
① 蒋与阿诺德会谈之中文记录,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112。
史迪威也出席了代表团和蒋的最后一次会谈;依据他的说法,他“逼着花生米决定,若得不到设定的海上支援,下个秋季他是否会进攻”。中方的会谈纪录显示,史迪威追问:“这是否代表除非你要的东西都要到了,否则中国不会参战?你是这个意思吗?”蒋回答:“中国抗日已经打了6年。即使没有英、美协助,中国还是自己会打下去。”史迪威又逼着问:“如果你出的条件没有被兑现,你就不和日本人打了。你是这个意思吗?”蒋又回答:“它们不是条件。身为战区统帅,这是我为确保胜利的最低要求。”①蒋在日记写下,他在会谈中不去计较史迪威的言行,但是他派宋子文去责备史怎可如此不敬、咄咄逼人。史迪威不改恶习,还写信给马歇尔说,蒋才是那个在会谈中“动辄生气、耍大牌……不论给他什么,都不断要求更多”的人。史迪威再次警告,除非被“严词以对”,否则蒋一直都会是这个的态度②。
① 同上注。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7, 1942, box 43, folder 1;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276.
读了史迪威给马歇尔的这封信,罗斯福认为史“与蒋介石打交道的方式完全不对”。他一定也不免忖思,为什么蒋和安诺德的会谈那么顺利,史迪威却给予负面的评价。1943年3月8日,罗斯福给马歇尔一封信,责难史迪威和委员长往来的态度。罗斯福说,我们必须记得:“委员长历经千辛万苦才成为4亿人无可争议的领袖,在一大群各色各样的领导人中获致任何的团结都是非常困难的事;军人(还有其他人),不论地方或中央,都在争权夺利,更何况他还以非常短的时间在中国达成我们用1、2世纪才完成的统一。”罗斯福甚至从中国的情势脉络替蒋的威权做法找解释。他告诉马歇尔,委员长“觉得有必要维持他的至高地位。你、我在同样情境下也会这么做。他是行政首长也是最高统帅,我们不能用严厉的口吻和这样一个人说话,也不能像对待摩洛哥苏丹的方式,要求他给承诺。”罗斯福明白表示,史迪威逼蒋做交换的想法是不对的,而且不会奏效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279-280.
罗斯福也指出,史迪威的信完全略掉中国1943年的空中行动。这不是史迪威首次在战略建议中忽略此一现代战争的关键面相。罗斯福指示,美国政策要着重陈纳德提议的空军战略;战争部因而从计划登陆西西里的兵力中,抽调30架运输机到中国战区。一队4引擎的解放者轰炸机群很快也到了印度,预备在中国部署。飞虎队改编为美国14航空队,陈纳德被擢升为少将担任其指挥官,并且掌管驼峰机队的行动作业,两者皆不属于史迪威的指挥范围。为表慰藉,马歇尔颁予史迪威司令官级的功勋勋章①。
① 同上注,pp.282, 287;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217.
霍浦金斯此时透过私人通信得知的蒋、史之争,也刺激罗斯福对史迪威的批评。这些幕后管道的报告来自陈纳德新聘的文职助理艾索浦(Joseph W.Alsop)。这位年轻的美国记者是罗斯福的远房亲戚、也是霍浦金斯的家族朋友。艾索浦在他的密函中形容史迪威“霸道傲慢”,对中国人的态度往往有如“坦率但不太和善的叔叔在对待无可救药任性的侄子”①。艾索浦也支持陈纳德的战略,主张从中国对日展开空战。
① Joseph W.Alsop, I've Seen The Best (New York: W.W.Norton, 1992), p.212. 杜希曼形容艾索浦“冲动”、“善变”、“固执己见”,其实这些性格在史迪威身上也全都看得见。Tuchman(杜希曼),Sand, p.358.
4月中旬,日军集中一支大型作战部队溯长江而上,进攻湖北、湖南。其目标明显是要劫取华中的粮食供应,但是这项攻势也会对中方施加压力,可能扰乱国军的整训,以及下一次发动缅甸作战的计划①。蒋担心此一攻势意在攻占重庆,而且是由于史迪威为了缅甸行动,力主从长江中游抽调几个军的兵力到云南参加Y部队训练,才提早出现的。蒋命令Y部队司令官陈诚,从云南回防第6战区,并从Y部队调出7万兵士增援长江的守军。史迪威对其练兵计划被干扰非常不满。4月16日,他声称和蒋“大吵一番”。史迪威坚称日军此一攻势只是要夺取中国内河邮轮的“劫掠”而已②。
① James C.Hsiung(熊玠)and Steven I.Levine, eds., China's Bitter Victory (Armonk, N.Y.: M.E.Sharpe, 1992), p.161.
② Tuchman(杜希曼),Sand, p.366;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335.
三
1943年2月初,宋美龄和她的随行人员,包括外甥孔令侃、外甥女孔令伟离开长老会医院,搭乘高级轿车前往海德公园,即罗斯福总统在纽约上州的寓邸。宋美龄住院3个月,病情讳莫如深,如今出院又与艾莲娜住在一块,引起美国公众和媒体的称羡。她在海德公园作客6天,然后搬去白宫。自从青少年起就喜作男生装扮的孔二小姐,把罗斯福搞糊涂了,一直喊她“小男孩”。宋美龄一见罗斯福,就拜托罗斯福务必把已答应的军事援助,尤其是战斗机,快快送到中国。2月18日,她出现在国会山庄,先在参议院即席演讲,再到众议院发表预先准备的演讲稿。她是在美国国会演讲的第一位民间人士,也是第一位女性。她穿着有东方高领的简朴黑色旗袍,即膝的开岔露出红色衬里,胸前佩戴着中国空军的银翼标记①。德州众议员雷朋(Sam Rayburn)介绍她是“全世界最杰出的女性之一”,是“全世界最杰出的男性之一的好帮手、好伙伴”。她告诉参议院,中国人为了和美国人相同的理想作战——也就是罗斯福总统宣示的四大自由,“它好似自由之钟响彻我们广阔的国土,它是联合国的自由之钟,也是侵略者的丧钟。”她驳斥击败日本没有击败德国来得重要的说法,但她没有明确提到美国对中国援助的问题②。
① Li, Madame Chiang, p.201.
②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8,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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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说
国会议员和美国民众都为她倾倒①。罗斯福夫人说,在白宫会议和晚宴中和宋美龄谈过话的男士,都觉得她“娇媚、聪明和迷人”。但是,纤柔的手、低沉温和的嗓音,掩盖着的是钢铁一般的决心。用餐时有人问到,她会如何应付像路易士(John L.Lewis)这样兴风作浪的工会领袖,艾莲娜日后忆及“她举起美丽的小手,作势切过喉头”②。
① 同上注。
② Eleanor Roosevelt, The Autobiography of Eleanor Roosevelt (1961;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92), pp.249-250.
在这个戏剧性的开端之后,宋美龄展开全美巡迴演说。有意思的是,原本在蒋、史之争中强烈支持蒋介石的居里,这时候却开始试图破坏华府对蒋氏夫妇的支持。他向国务院抱怨,美龄巡回演说时,对罗斯福总统的“先击败希特勒”之政策有所批评——这个立场对中国第一夫人来讲,并不算不寻常,也不特别有挑衅的意味①。他也安排暂时回到华府的谢伟思和皮尔森(Drew Pearson)会面;皮尔森评论中国的专栏批蒋越来越凶②。居里也开始搜集关于宋美龄以救灾名义募款敛财的指控——联邦调査局报告引用“可靠性不明”的消息来源,以及自被日本占领的香港之电台发出的、有关宋家涉嫌贪渎的日本政治宣传③。1945年,联邦调査局获悉,此时的居里涉嫌提供资讯给班特莱(Elizbeth Bentley)——在纽约的KGB情报信差④。
① Currie Papers, box 1, folder "John Carter Vincent."
② John S.Service and Caroline Service, "Man across the Street," Georgetown University Foreign Affairs Oral History Project, vol.1, pp.180-182, 转引自Li, Madame Chiang, p.217.
③ 依据《资讯自由法》提供给罗拉李(Laura Tyson Li)的材料;见Li, Madame Chiang, p.218.
④ Jerrold Schecter and Leona Schecter, Sacred Secrets (Washington, D.C.: Brassey's, 2002), pp.115, 125, 128, 138. 居里战后受到调查,从来未遭到间谍罪起诉,但班特莱公开指控他是她的联络人之一。居里否认曾替苏联当间谍。
尽管白宫下达指令,答应给中国的500架战斗机依然是八字都还没一撇。马歇尔和史汀生依然反对空权战略,战争部或许是刻意以慢动作执行总统的命令。在宋子文力促下,蒋致函罗斯福呼吁在未来的几个月集中资源到中国战区,目标即发动陈纳德的空中攻势①。蒋说,任何日本人对空军基地的反攻,都“会被国军阻止”②。有鉴于日本人前阵子对杜立德率队空袭东京的反应,以及蒋当时说守不住、现在又有信心,未免太奇怪,美方的反应也就可想而知。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318-320.
② 同上注,p.320。蒋坚称中国部队可以抵挡住日军的进攻,绝不是Romanus和Sunderland所说的,他已经很满意其部队的表现,不再需要提供给他新武器或改善其战斗力。
在马歇尔建议下,史迪威和陈纳德都被邀回华府参加讨论未来战争方向的研讨会——三叉会议(Trident Conference)。两人搭乘同一架改装的解放者轰炸机回国,气氛冰冷。史迪威显然厌恶和他的敌手分享聚光灯,一个预备军官出身、1937年即退伍的陆军航空队上尉!①但是,媒体却把两人一起捧为国家英雄。《纽约时报》社论宣称史迪威是个受重庆爱戴的外交官:“从委员长以下,人人都喜欢他。”②
① Chennault, Way of Fighter, p.220.
② Tuchman(杜希曼),Sand, p.367.
三叉会议正式开始前的另一次会谈中,邱吉尔表明他依然没兴趣攻打缅甸,而倾向进击苏门答腊。然而,他终于同意针对缅北发动小规模战役,这个决定和罗、邱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对蒋所做的承诺,以及“幸运儿”安诺德前往重庆的简报有所矛盾①。史迪威和陈纳德也在三叉会议开始之前,于1943年4月30日觐见罗斯福,呈报他们对中国战略的竞争观点。陈纳德在回华府的机上改写计划书,内容和他去年10月交给威尔基那套野心勃勃的版本,略有不同。他现在表示,他要求255架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每月7129吨的补给。有了这些,美国14航空队可在华东夺得空中优势,并更大范围地摧毁日本航运。陈纳德承认,日本人遭受这般空中攻击后,有可能发动大规模地面攻势,企图摧毁相关的机场。但是,他和蒋介石一样,认为国军和他的14航空队可以击退来犯之敌。
①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an Epilogue, 1945-1957 (London: Cassell, 1959), p.664.
粗犷的陈纳德给予罗斯福很好的印象,罗早已从威尔基、居里和艾索浦那里听到对他的好评。陈纳德手下飞行员与日本人近距离格斗之战绩,虽然有可能被夸大(比起其他战区对日本人的杀敌比率高出许多),却已使他成为盟国迄今最成功的空军指挥官。相形之下,史迪威在此次会议的表现,却令支持他的人吓了一跳。他反对陈纳德计划最具说服力的一点就是它会刺激日本大肆攻击,而国军和第14航空队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住;可是,他却没有好好发挥。他的好朋友马歇尔后来描述,史迪威“弓身、低头坐着,嘴里喃喃絮叨中国作战不力”①。史迪威的传记作者日后解释说,史“没有机智或能力对付他瞧不起的意见,但他又极易瞧不起人”②。可是我们很难相信这位伶牙利齿、说话直率且作风强势的将军,在他军事生涯中最重要的会议上,会因为出席人士如罗斯福、陈纳德的批评就说不出话来了。当史迪威碰到他最瞧不起的蒋介石,他言语上可从没不知所措过。罗斯福于是猜测史迪威可能病了,然后问马歇尔:“病人不应该解职吗?”③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323. 军事史家在形容史迪威不寻常的行为时,欲替他开脱,说他太谦虚:“史迪威不太发言替自己说话,他变得沉默,倒也符合他的本性。”
② Tuchman(杜希曼),Sand, pp.367-368.
③ 同上注,p.368。
不久后,史迪威在陈纳德不在场的情况下见到罗斯福,为他捎来蒋介石的口信——史很可能随意改编。史迪威的版本指蒋提出警告,若没有先前承诺的500架飞机,日本人可能溯长江而上,而国军可能会弃械降敌。可是史迪威又表现得不够沉着,让罗斯福印象很差,他又陷入“缄默的本性”①。他替罗斯福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列出他的观点,强调把有关缅甸战役(“安纳吉姆”)的事放在最优先,包括空运物资吨数等方面,而且必须要求英军、国军都坚守承诺——但是他没讲明,他指的是原先的“安纳吉姆”,还是已被大幅修正的“安纳吉姆”②。然而,罗斯福告诉马歇尔,在中国,他希望将优先权交给空中攻势,并且尽可能提供蒋介石所要的。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323.
② 军事史家认为他可能也口头报告了这部分。见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323-324.
三叉会议5月14日在白宫正式举行,继续讨论陈纳德和史迪威对中国战区立场相对的战略。依马歇尔的描述,史迪威再次“像个嘴巴紧闭的蛤蜊,因此给人不好的印象”①。不过,史迪威倒是有提出他的基本论点,即陈纳德计划会招惹日军进击,而要制止他们,需要动用国军50个师的兵力,还有他怀疑驼峰空运作业有能力提供美国14航空队每个月5000吨的物资。这时候,罗斯福问史、陈两人对蒋介石有什么看法。史迪威对这个问题可一点也不缄默,他说:“他是个优柔寡断、奸诈、靠不住的无赖,说话从来不算话。”陈纳德予以反驳:“长官,我认为委员长是今天世界上两、三位最伟大的军政领袖之一。他从没打破对我的承诺。”②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371.
②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220; Tuchman(杜希曼),Sand, p.371.
三叉会议进行期间,日军在长江中游的攻势——或者史迪威所说的“劫掠”——转进西北山区,扑向扼三峡出口的石牌天险。蒋介石飞到湖北指挥作战。在陈纳德所剩不多的P-40和解放者轰炸机支援下,石牌天险守住了,日军开始撤退;陈纳德形容那是“溃不成军”①。但是,蒋、陈这厢宣告大捷,史迪威的幕僚却向媒体放话骇斥。放话者表示,日军不过是因为已达成其有限目标,而照计划退兵罢了。即便这个结论很可能是正确的,故意让盟友(就算过分夸大)的胜利出糗,显示史迪威对蒋的个人恩怨,已蒙蔽了他的判断②。
①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245.
②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2, pp.36-37.
这时候,宋美龄显然是应艾莲娜之邀,又到白宫住了几天。同时,她哥哥宋子文已经出任外交部长,也来华府出席三叉会议的一个场次,表达中国的立场。美国陆军史学家没有使用引文,直指“宋说,除非有诚意开始进行救济、并履行卡萨布兰卡后的承诺,否则中国将单独与日本媾和”。中国外交部长若真的有这么石破天惊的声明,史家应该要完整引述全文。再者,依照中方的纪录,宋只说蒋介石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不应怀疑他的决定。否则,我们将重新考虑,我们是否能继续执行中国战区的指挥权责。”这当然是警告,但却是比美国陆军史学家所报导更加细致、更加外交辞令的警告①。无论如何,联合参谋长团决定忽略蒋的强烈希望,还是把缅甸战役局限在缅北地区。但是当宋子文次日在白宫抗议之后,罗斯福又答应这项计划会包含“缅甸全境作战”②。宋美龄和宋子文兄妹并没协调两人的游说工作。宋美龄独立行事,试图说服霍浦金斯,应该让罗斯福透过她与重庆方面沟通,而不是她哥哥。蒋夫人确实非常有说服力,在一次会谈中,她得到罗斯福原则上的认可,让中国政府可以用1942年承诺的5亿美元信用融资中的2亿美元,购买美国的黄金,再出售给中国民众,以对抗通货膨胀③。
① 宋5月7日相联合参谋本部简报的中文记录,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157;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326,则引用此一联合参谋会议的“摘要”。
② 宋子文和战争部助理部长麦考伊(McCoy)1943年5月5日谈话的备忘录,T.V.Soong Papers, box 61, folder 6.
③ Arthur N.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Co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318.
罗斯福也提议用另一个方法解决史、陈的争执:新的战机不用来增益陈纳德的部队,而是直接用来加强中国空军的实力。中国空军是独立的,陈纳德本人和所有人都认为它实在无可救药的差劲。蒋夫人立刻冲到位于V街的中国防务供应署办公室,向她哥哥宣布她已争取到委员长所要的一切。宋子文大怒,致电委员长要求他照会罗斯福,蒋夫人无权代表他交涉①。没有纪录显示蒋的反应,但他显然支持宋子文的立场,因为美龄带着对哥哥一肚子的恼火,突然就决定要回重庆。
① Alsop, I'v Seen the Best, pp.218-223.
罗斯福在三叉会议中已对史迪威存下不良印象,在总统寝室和霍浦金斯谈话时表达对“家丑外扬”的强烈不满。他说,史迪威仇恨中国人,送回来的报告“尖酸刻薄”①。宋子文可能提供给霍浦金斯一封备忘录,列举近来史迪威判断不当的一些事例(大部分涉及他对派送到中国的租借法案物资之分配)。宋子文以史迪威式的侮蔑词句为备忘录作结:“史迪威烟酒不沾,在任何国家都会是个备受尊敬的童子军领袖……但是毫无疑问……他完全不适合做重要军事领袖……他当‘中国戈登’(Chinese Gordon)③的想法,相当与时代脱节。”②霍浦金斯其实不需要别人怂恿或说服,他早已对史迪威“强硬的不妥协”厌烦透了④。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489.
② 1943年8月20日有关史迪威的备忘录,T.V.Soong Papers, box 61, folder 2.
③ 编按:戈登是一名英国军官,助清朝平定太平天国之乱有功,同治皇帝因而授予戈登中国军队当时最高的军阶——提督。
④ Robert E.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1948;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50), vol.2, p.352.
同时,罗斯福对于中国才是终极的对日反攻的最佳战场、而非太平洋诸岛这个构想越来越有兴趣。美军在太平洋各岛伤亡人数不断累积,美国军方首长也开始转向这个构想。霍浦金斯告诉宋子文,“几位美国最优秀的战略家”相信中国应该是“(对日)作战的主要基地”①。只要国军和陈纳德得到对付日本强力反攻所必需的大量物资和器械,蒋介石就一定赞同这个构想。6月,宋子文致电蒋介石报告,美国已决定给予中国300架全新的P-40战斗机。蒋对于这个“令人兴奋的新闻”高兴极了。他认为,最近“鄂西之胜利”对于提升美国14航空队的声誉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②。
① 宋子文“1943年8月16日与霍浦金斯谈话纪要”,T.V.Soong Papers, box 61, folder 6.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17, 1943, box 43, folder 5.
蒋介石收到宋子文报告的次日,打电报给太太,指示她和罗斯福辞行谈话的重点。他也建议她提起史迪威的问题,但别说成“太严重的事”。他再次描述史迪威的“傲慢性格”、像“殖民主义者”一般轻蔑国军,以及尽管“军事失败”,仍“自大地认为自己永远不会错”。蒋夫人迅速回复,犹豫在这个时机向罗斯福提起这个敏感话题,是否明智。蒋将决定权留给她,而她显然没向罗斯福提起这回事①。
① 蒋1943年6月21日给蒋夫人的电报,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2171-2172。
史迪威回到重庆,向蒋简报三叉会议的内容。他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冒犯战区最高统帅;他拒绝让蒋知道缅甸战役海军的计划详情,声称内容太敏感——即使在蒋的坚持下,后来他也只肯提供翻译版本。里面提到盟国将派3艘战斗舰、8艘航空母舰参加缅甸战役,这是蒋很高兴能得到的另一项承诺。7月12日,他建议再加强原定的空中力量,但他也正式同意三叉作战计划——此计划与他自己一开始的主张相符:确保海、空优势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28, 1943, box 43, folder 5;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341.
不料隔了几星期,承诺又生变。英、美高峰会议8月19日在魁北克揭幕,讨论意大利(可望)投降后的盟国战略。蒋很生气又没被邀出席。他在日记里责备“国际”这种“势力与强权……不平”,也迅速发电抱怨。盟国因此邀宋子文赴会。宋子文匆匆赶到加拿大,却在第一天向委员长报告:他“还未见到任何人”①。这很不寻常,因为在这个所谓的四强会议里,盟国联合参谋长团一致同意中国将是攻击日本航运、轰炸日本,甚至最后攻进日本本土,最好的基地。根据这项计划,盟军将在中国沿海登陆,同时,经过整编、训练的国军则由西东进。两翼会师后,联合部队就挥兵北上。同时,美国空军将用威力强大的新型B-29轰炸机(航程2600公里,可携5吨炸弹)从中国去轰炸日本②。新任印缅战区英军总司令奥钦列克(Claude Auchinleck)元帅向军事首长们报告,他认为在缅甸的任何作战都是“徒劳无益”;邱吉尔也不停发牢骚,认为这完全是浪费力气③。即令如此,联合参谋长团还是确认攻占缅北之役将在1944年2月展开。不过他们没有提到攻占仰光,也没有提到三叉会议中承诺的大批海上武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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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22, 1943, box 43, folder 7.
② Hauro Tohmatsu, "The Strategic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ino-Japanese and Pacific Wars," paper given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9.
③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358-363.
史迪威5月间在华府的表现不佳,但他一回到重庆就开始在一本“黑色记事本”中自言自语,做起在前线指挥中国全体军队(包含共军部队)的春秋大梦。想要这么做,他必须先在中国军中取得“前敌总司令”的头衔。有了这个头衔,他就对前线所有的中国部队拥有“绝对权力”,蒋介石将只是“表面上”全盘负责,而陈诚只是“表面上”负责前线指挥。史迪威认为,蒋若不同意就“滚一边去”,因为美国会停止一切对华援助①。这个61岁的洋基佬,4年前还只是个任职多年、没有实战经验的上校,现在却幻想成为4亿人口大国实质上最有权力的人,僭取领导这个广土众民、历史悠久的国家及其军队近20年的首席人物之大位。
① 史迪威1943年6月在他的“黑色记事本”里写下这个剧本。见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341.
史迪威的副手“小指”窦恩上校和一些“认真考虑过的中国军官”联手密谋史迪威计划的细节,这些人希望“高层有决定性的改变”,他们告诉窦恩,蒋的权力已“动摇”①。这类讨论在中国政府眼中,可是会构成叛国的。史迪威打算在即将召开的开罗会议,非正式地把这大胆的计划推销给马歇尔,如果可能的话,也向罗斯福总统进言。8月间,做为他构想中前敌总指挥的热身,他向委员长上备忘录,提议调共军参加联合攻势,并且把中国所有的武装部队重组为国防部队和地方守备部队。蒋认为,这备忘录乃史对中国内政的“不逊之言”,不予理会②。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399.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21, 1943, box 43, folder 8; 史迪威的计划,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239;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2, p.45; Romanus and Sunderlund, Stilwell's Mission, p.341.
史迪威晓得,新闻界对华府中国战略的政治角力举足轻重。他在结束三叉会议要离开华府之前,到国会山庄拜访若干议员,提供他的看法。戴维思在华府协助史,安排《华盛顿邮报》发行人梅耶(Eugenen Meyer)设宴,找了6至8名大牌记者和史迪威交换意见。另有20人在晚宴后加入,听取史迪威“非正式”的说明。和他与罗斯福开会时不一样,史迪威这次相当有说服力,《纽约时报》根据鲍德文(Hanson Baldwin)的报导,发表标题名为《对中国抱太多一厢情愿想法》的批评文章①。戴维思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分别对驻重庆和美国的许多西方记者、外交官和其他人士,提供这份资料。一个美国外交官凭着自己的职权,在美国国内策划抹黑战时盟国的媒体宣传,而且这个盟国还是美国总统所支持的,实在相当少见;戴维思完全同意史迪威的观点。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p.372-373, 476-477, 493.
同一期间,陈纳德、艾索浦和宋子文也忙拜访媒体和国会人士,提供他们不同的看法。1943年5月,陈纳德在华府期间曾三度蒙罗斯福私下召见。罗斯福嘱咐陈直接向上呈报,让他知道中国的状况。现役将官和总统办公室直接联络的做法相当罕见,这令史迪威、史汀生和马歇尔很不爽。马歇尔甚至当面对陈纳德说自己不信任他①。
①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226; Tuchman(杜希曼),Sand, p.371.
9月13日,史迪威奉召到委员长位于重庆城里与河对望的寓邸。他见到了宋美龄和宋蔼龄。根据史迪威的日记记载,宋氏姐妹告诉他,她们很担心国军的军事准备不足。史迪威认同她们对此的担忧,点名指出应该对这问题负责的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参谋总长何应钦。会中某人(史迪威日记没讲明是谁)建议,有一个补救之计就是让宋美龄出任军政部长,换下何应钦。宋美龄在华府期间大力游说反史迪威,为什么现在突然又愿意与他结盟,这点我们并不清楚。她和哥哥的竞争必然是因素之一。毫无疑问,她很气宋子文和委员长斥责她在华府干预国政,想要恢复她做为委员长对美事务重要助手的地位。
宋氏姐妹并没向史迪威说明她们的动机,但凡他说的,她们全都同意,于是三人“签署了攻守同盟”。史迪威写下:“她们很认真。”从10月13日至18日,史迪威记载了和宋氏姐妹的十次会议。她们痛骂何应钦(“非常自负的小猴子”),抱怨委员长很难相处,并自夸促成蒋最近在宜昌附近和日军交战①。据说,宋美龄“透露跟委员长的生活糟透了”,并宣称她是唯一可以跟他说实话的人②。
①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2, p.47.
② Stilwell, Papers, pp.213-217.
就在这时候,宋子文还在华府,终于进入让史迪威下台的尾声。8月21日,宋子文谒见罗斯福,表示若史迪威不解职则“中、美合作堪忧”。罗斯福答说,他也有在想这件事。宋向蒋报告这段对话。(蒋夫人可能读到这些来往函电,然后邀史迪威参加了一个突兀的会谈。)9月16日,宋子文向罗斯福辞行,罗同意更换史迪威;宋离开华府之前也被告知(可能是霍浦金斯告诉他),马歇尔对史迪威不再那么欣赏了①。
① 宋1943年9月16日的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236;Romanus and Sunderland, Silwell's Mission, pp.37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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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新任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的蒙巴顿勋爵(右一)与夫人(左二),和蒋介石、宋子文(左一)合影
宋子文和美国陆军供应司令索摩维尔(Brehon Somervell)将军飞回重庆。10月13日,宋从重庆发电报给霍浦金斯说搞定了!委员长将提出更换史迪威的要求,索摩维尔会把请求正式呈报给华府①。这时候索摩维尔接到战争部的讯息,要他留在重庆静候进一步指示;他以为自己要被派接替史迪威的职务,而他根本不想淌这趟浑水。
① 1943年10月13日,宋子文透过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拍电报给霍浦金斯,T.V.Soong Papers, box 61, folder 2.
索摩维尔用尽一切办法,设法劝说委员长再给史迪威一次机会①。他也私下告诉史迪威,委员长坚持要把他解职,而且罗斯福曾经两度考虑要召他回国。史迪威在日记写下:“我猜就到此为止了。”②但是,蒋的心意未决。蒋在日 记中表示,他和美国的关系、即将展开的缅甸战役,还有中国军方的态度,都应该比这件事更重要③。蒋当然也是担心如果争端造成对美关系的危机,他的内部敌人会试图逼他下台。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377.
②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2, p.47.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15, 1943, box 43, folder 9.
宋子文回到重庆,赫然发觉他的大姐、小妹联手力促蒋让史迪威留任;她们认为,逼史去职会对中国不利。在蒋氏官邸里,一场非同小可的家庭战争爆发,艾索浦每晚都听宋子文向他诉苦。史迪威和宋美龄都瞧不起的何应钦也加入辩论,支持宋氏姐妹的主张①。他可能觉得若史迪威留在中国,委员长的力量会被削弱,甚至可能在日本投降之前就引退或被推翻,届时他或许有机会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