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离职后四天，魏德迈接下这位前任者的所有职位。堪萨斯长大的高个子将领魏德迈和史迪威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从未有实战经验，但是在担任蒙巴顿勋爵的参谋长之前，他曾在马歇尔麾下担任策划诺曼第登陆的重要角色①。魏德迈是个有自信、为人圆融、观察入微的军官，第一次和蒋委员长会面，就觉得他是“个头小、优雅、骨架细，有黑色深邃的眼珠、亲和的笑容”。委员长身穿潘兴式戎服，不时摇着一把小扇，有点紧张和羞涩，可是“十分机警”。魏德迈虽然尊敬委员长及其地位，仍和史迪威一样看到蒋手下各式部队的严重问题。魏德迈的第一印象是，“这些中国人（军官）冷漠、缺乏才智”，只顾“政治权谋和虚矫”，他们不敢报告实情，“更掩饰自己的愚蠢和低能”。第一次见蒋之后几天，他得出结论：委员长怨的将领“无能、讨厌”②。
① 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in the CBI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59), p.16.
② 同上注，p.52。
魏德迈也发现中国的指挥结构乱得惊人——华东战场没有一位统领全局的将领。重庆的参谋发出的命令可能和地面战事毫不相关，调兵遣将零零碎碎，相邻战场的高级军官之间毫无协调，师级军官 “最多只算得上平庸”。也没有系统做法以新兵增补部队伤亡员额，更缺基本的器械、武器、补给和粮食①。魏德迈特别注意到，和美国结盟已经三年之久，重庆还没有重型高射炮②。
① 同上注。
② 虽然美方在自由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已掌握空中优势，但不代表日本空军就毫无作为。
可是和史迪威大不同的是，魏德迈认为国民政府“绝对不是不愿作战”，反而在抗日上展现“令人惊服的韧性和耐力”。他指出，工业先进、全国团结的法国只打了6个星期就投降，中国人打了7年多的仗，伤亡近300万，仍然奋战抗日①。另外，跟史迪威最大的不同之处还有，魏德迈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图毫无幻想。
① Albert C.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 Holt, 1958), pp.277-278.
蒋遵守他对罗斯福的承诺，指派美军少将谢维斯（Gilbert X.Checes）为中国庞大、混乱的后勤部队指挥官（编按：中国战区物资服务指挥官）。不久，后勤制度“开始运作相当顺利”①。可是，当前最急迫问题是日军持续不断的攻势。日军在攻占广西的桂林、柳州之后，颇有进取昆明、甚至重庆的迹象。蒋向魏德迈保证，国军一定坚守桂林，但是11月间，桂林、柳州相继沦陷。魏德迈新拟“阿尔法防卫计划”，集中兵力保卫昆明，从缅甸急调大部分X部队、Y部队回防。12月，西方新闻界自重庆发出的电讯报导说，接下来几天就会决定中国是否会“被轰出战局”。魏德迈担心日军会出动空降部队和滑翔机进攻重庆，建议迁都昆明。蒋回答说，他要坚守不退；魏德迈立刻说那么他也誓死相陪。如此坚定相挺，令蒋大为动容。蒋不认为日军会冒险深入内地，但果真来犯，他要“坚守” 重庆“决与此城共存亡”②。
① Herbert Feis, The China Tangle: 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195, 204.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2 and 6, 1944, box 43, folder 24.
日军根本没来进攻。同时，在菲律宾雷伊泰湾（Leyte Gulf）美国海军舰队摧毁日本海军尚存的多数船舰，铲除日本来往东南亚运输的能力。日本陆军确实还有一些运输火车可以从西贡、经长沙到大连，但现在也没用了。陈纳德的空军主宰了长江以南的空中优势，他们对桥梁、铁道之轰炸很快就使此一走廊丧失功用①。
① Wang Chaoguang, "Wartime Rivalry and the Deliberation of Postwar Issues,"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F.F.Liu（刘馥）,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p.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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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右一）等中美将领在机场迎接魏徳迈（右二）
日本的“一号作战”使毛泽东在政治、军事上皆有收获，其部队几乎夷然无损。根据共产国际1944年12月的一份报告，直到抗战已进行七年半，中共八路军仅有103186人阵亡；以游击战为主的中共新四军极可能只折损数千人；但是政府军死者逾100万人。换句话说，从周恩来1940年1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至1944年12月此一报告之间——这段期间是史迪威等人坚称抗战主要由中共承担而国军并无作为的时间——中共只有约70000名士兵牺牲性命①。
① RGASPI, collection 17, inventory 128, file 822, sheets 7-21.
赫尔利取代暴躁的高思出任美国驻华大使。高思离任前告诉魏德迈说：“我们应该拔掉栓子，让整个中国政府被冲走。”①赫尔利虽然支持蒋介石，也展开罗斯福赋予他的第二项任务——促成国共合作。一向活力充沛、乐观进取的赫尔利认为关键在于赢得共产党领导人的善意和信赖，有如他和委员长来往的情况。他依然相信中共领导人实际上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所说的外红内白的萝卜；如果得到公平对待，会高高兴兴地投效蒋介石，组成民主的联合政府。
① Wedemeyer, Reports, p.205.
赫尔利要求到延安拜访毛泽东，蒋勉强批准。赫的飞机于11月7日抵达此一共产党基地，当他步下飞机台阶时，喊出巧克陶印第安人的战呼，让接机的毛泽东一头雾水。赫带来五点和平协议，经过一番折冲，他和毛就修订版达成协议。新的草案让国共两党在重组后的联合政府里，在法律与政治上平等立足。所有的中国部队都要执行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但共军维持完整，从外国得来的补给应平分。为换取中共前所未有的收获，毛泽东口头保证共产党将拥护蒋做为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领导地位。赫尔利离开延安后，毛泽东是又高兴、又嘲弄①。这位美国特使实质上是把他渴望的东西全给了他——与国民党的平等地位等于准许它瓜分中国领土，但又不限制中共扩张或垄断在其区域内之政治权力。
① Peter Cladimirov, The Vladimirov Diaries (New York: Doubleday, 1975), p.289.
赫尔利也很高兴。他认为毛泽东个人担保共产党将接受蒋介石领导，是个大突破。但是，重庆的蒋委员长却叹，毛又“诱惑”了一个老美。宋子文告诉赫尔利：“共产党是用巧言在骗你。”①厚道的赫尔利都会同意毛泽东草拟的五点和议，让蒋体会到美国恐怕不会停止施压，非要逼他和共产党合组联合政府不可。他的结论是，美国还是在要求他让步，果真让步的话就会牺牲他的政府以及“个人尊严”。所以他在和周恩来、赫尔利谈判时，将再一次亮出“底线”，那就是只有共军完全编入中央军，国民党才会接受中共的合法化。这就是未来两年谈判陷入僵局的症结所在——中共坚持先组成联 合政府再解散军队，但是国民党绝不同意与任何一个武装政党组成联合政府。有一次会谈，周恩来拒绝把委员长“不会被接受的”条件带回延安，但是他说，谈判应照旧继续，他会去请示毛的意见。蒋发现，他唯一勉强可信任的这位共产党员“已不如从前之恭顺矣”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11, 1944, box 43, folder 23; 秦孝役，《大事长编》卷五，p.2474。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2, 1944, box 43, folder 23.
为了怂恿美国对中共产生好感，毛、周联名致函给魏德迈，请他转呈白宫：他们渴望和罗斯福总统会晤①。毛也告诉狄克西代表团团长包瑞德上校，中共军队愿意“在无任何附带条件的情况下，全心接受一位美国将领的领导”②。蒋也一样，在新年文告试图讨好美国人。他保证将尽早通过宪法，归政于全国的国民、并且对政府的自由化与清廉立刻采取行动。元月和周恩来等人开会时，蒋的代表王世杰提议成立战时内阁，纳入中共党员；召开三方会议（美、国、共）研商共军纳入中央军的细节；指派一名美国军官在抗战期间奉军事委员会名义指挥共军部队。蒋认为既然他们已接受共军纳入政府军的目标，他可以提议由美国人来负责此一决定性角色。周恩来针对这些提议的答复是：中共只有在新的全国联合政府成立后才会交出部队③。
① Barbara Tuchman（杜希曼），Notes from China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71), pp.77-79.
② 后来，毛泽东在一份党内文件写说，中共当然“绝不会干这种事”。1945年1月他也告诉赫尔利了。见Michael M.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90.
③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5年1月14日，p.2506；White Paper, p.79.
虽然罗斯福总统曾向孔祥熙提起邀蒋介石参加盟国峰会，当三强谈到峰会时，美国并未提出蒋出席与否的问题。罗斯福不愿意有任何让斯大林不痛快的动作，因为他在这次峰会的主要目标是敲定苏联在德黑兰会议承诺参加太平洋战争。此时，美国军方和白宫还不确定原子弹是否会研发成功、何时可研发成功，他们认为日本人会从事绝望的本土保卫战，届时美军子弟又要牺牲数十万人性命。去年秋天，斯大林和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Averell W.Harriman）谈话时，曾确认苏联预备和日本一战，但是他的政府对日本、外蒙古和满洲有若干权利主张，必须得到满足。罗斯福和霍浦金斯似乎也没怎么讨论就接受了，也不跟蒋介石照会一声，就和莫斯科交涉关系到中国的权益主张；而蒋介石若是知道，毫无疑问一定会跟他们争辩，说苏联事实上急着要介入太平洋战争，根本不需要做重大让步①。美国总统和他的首席政治顾问无疑也相信自己是一片好意、而且军事现实也有需求。斯大林就没那么害怕毛泽东是否有异议，他在峰会召开前一天，才通知毛说有这么一回事及其目标②。
① Robert E.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0), p.512; Romanus and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pp.331-332.
②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93.
三巨头决定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达集会，此地离因德军进出而一片残破的塞瓦斯托波尔地区仅有80英里。目睹本地区惨象，会让西方人多少了解俄国人在抗德之战付出的代价何其惨重。雅尔达会议就这样未经公布地于1945年2月4日正式召开。蒋还不知情，交给华府一项重庆政府和莫斯科双边会谈的议题方案，促请美国提供建议。十分讽刺的是，国务院远东局也不知道峰会的状况，回答说：美国当然不能在中、俄事务上担任调停人或顾问①。
① Feis, China Tangle, p.236.
除了要苏联加入战局外，美国总统另一个目标是确保中国收复一切被日本夺走的领土（包括将由苏联短暂占领的满洲）。罗斯福要求苏联尊重中国的主权、战后撤离中国领土、不干预中国内政，做为斯大林所争取的让步的交换条件。斯大林一口就答应。罗斯福也推动一个相关的构想：美、苏携手提倡国共联合政府，以防止内战爆发①。
① 同上注，pp.226-239。
2月11日签署的雅尔达协定有一秘密附件，苏联同意在击败德国后90天内加入战局，向日本开战。苏联将可得到西伯利亚海岸外的千岛群岛，并取回库页岛的南半；中、苏共管经营中东、南满铁路；租借旅顺军港；大连商港国际化；并同意“苏联（在东北）的特别利益，应予保障”。协定亦保证外蒙古维持现状——换句话说，在苏联控制下维持名义上的独立。至于中国，协定规定中国“应保持在东北之完整主权”。此外斯大林同意，有关外蒙古、旅顺、大连和中东、南满铁路的条款“需要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这将透过中苏签署友好同盟条约的方式达成①。
① 同上注，p.249。
斯大林也获得三强发表声明，表示苏联政府（关于中国）的要求“应确实在击败日本后被履行”。换句话说，蒋介石是被逼着赞同他不知情的决定。罗斯福也同意，在苏联25个师兵力于“3、4个月内”完成调动到东方之前，先不告诉蒋此一秘密协议①。
① Harry Harding（何汉理）and Yuan Ming, ed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55 (Wilmington, Del.: SR Books, 1989), p.67; Robert E.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1948;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50), vol.2, p.511.
会议一结束，斯大林就告诉毛泽东：苏联红军要来了！毛立刻发电报到重庆给周恩来，要他停止赫尔利所调停的国共会谈，立即返回延安①。毛并号召全体党员准备向美、蒋发动浴血奋战。
① Sheng（盛慕真）,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93. 盛慕真引用毛泽东1949年2月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毛提到斯大林将和罗斯福、丘吉尔会面。盛从这里合理地认为，斯大林已传话给毛，告诉他即将要进行三巨头会议。
罗斯福在雅尔达同意这些影响到中国的秘密条件时，觉得他有把握“和蒋介石把事情讲明白”。此外，他已十分疲惫，急着避免更多争吵。关键的假设是，苏联预备（甚至渴望）在战后以“正常国家”的地位与世界合作，不再是决心创造意识形态卫星帝国的革命国家①。
① 同上注，p.94；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p.512, 516; Feis, China Tangle, p.240.
二月间，雅尔达会议消息公布——当然秘密协定不会公布——之后，蒋相当疑惧恐怕“尚有难言之内容”。但是就跟过去和三强打交道时一样，他也束手无策——除非他使出撑不住、要垮了的绝招①。不过国内方面，情势还不错，没多久魏德迈就呈报给蒋7、8月间对日军发动攻势的计划。这位美国将领不仅对抗日作战乐观，对处理中共也相当乐观。隔了 一个月，他向华府联合参谋本部报告说，他觉得“只要给蒋的政府相当小的援助”，就可扑灭中共作乱②。赫尔利也认为中共的军事力量被过分夸大。赫、魏的见解也助长了蒋对战后局势的审慎乐观。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21, 1945, box 44, folder 3.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p.338.
可是才不久，委员长和赫尔利就都听到中国在黑海会议遭出卖的消息，赫决定飞回华府査明真相。启程前，蒋拜托他向罗斯福保证，不论中共怎么做，中央政府仍决定遵守承诺召开国民大会，建立宪政。关于苏联，他认为只要美国采取强硬立场反对苏联干预中国，则俄国人“在供应中共武器之前必将三思”。
谣言继续传个不停，指称雅尔达会议有某种秘密协议；经过大力施压之后，蒋派驻华府的大使魏道明终于见到罗斯福，罗承认确有秘密协议，但只让魏看部分纪录。蒋一读到大使的报告，第一反应是“痛愤”，“雅尔达果已卖华乎……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①让蒋痛苦的不是在东北退让这些事情，因为在未来一年，他还愿意在这个地区给斯大林更多退让呢！让蒋难堪的是，这些盎格鲁撒克逊人竟自认有权把中国的主权让渡掉！对他、对中国，这不啻是极大的侮辱。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15, 1945, box 44, folder 4.
然而蒋也很快就理解到，除了接受既成事实别无选择。因此，收到这个晴天霹雳之后，他第一个决定是请华府接见其外交部长宋子文，以征求罗斯福总统对双方处理苏联与中共事宜的“共同策略”之意见。白宫拒绝所请（又一次侮辱）。但是几天后，蒋接到斯大林的传话，建议订个日期让宋子文到莫斯科和莫洛托夫会面①。
① Feis, China Tangle, p.278.
赫尔利回到华府后马上赶到白宫，罗斯福的身体状况吓坏了他。罗的“皮肤彷彿贴在颊骨上”。罗否认中国在雅尔达遭到出卖，但是经过好几次谈话后，罗同意让赫仔细瞧瞧完整的雅尔达秘密档案。赫尔利读完之后，惊愕得不得了。他觉得在中国权益上的这些让步，严重抵触大西洋宪章中领土调整必须符合相关人民意愿的原则。罗斯福的罪恶感被唤醒，他说他了解赫尔利的考量。事实上罗斯福和华府其他高阶官员也在重新思考雅尔达协定和美苏整体关系，莫斯科在波兰强悍树立共产党政府之举，尤其令人不安。哈里曼在他那位机灵副手肯楠（George Kennan）的影响下，才慢半拍地警告说斯大林的目标是“建立极权主义”①。
① Don Lohbeck, Patirck J.Hurley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56), pp.372-377.
同时，赫尔利读到国务院2月27日的一份文件，建议如果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美军应把中共武装起来；又说中国未必要在委员长领导下统一起来。赫尔利很气，这份文件起草过程竟没征询他的意见。他指控这些建议违背总统的政策。他又跑去见卧病的总统，罗也同意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支持蒋的政府。罗斯福对赫尔利的信赖，远远大过他对国务院或战争部的信赖。但是，罗又告诉赫：“现在，请你尽量宽容（中共），多说好话……别把武装部队可能和平统一的基础毁掉了。”①4月2日，赫尔利在华府举行记者会。根据和罗斯福谈话的内容，他宣布美国对中国唯一承认、支持的是中央政府。几天后，当赫尔利前往欧洲和盟国领袖咨商对华政策之际，毛泽东下令发动宣传抨击“美帝国主义”②。赫尔利拜访唐宁街10号时，和邱吉尔意见相左；邱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大美国幻觉”，但他答应支持③。
① Feis, China Tangle, p.277.
② Liberation Daily（《解放日报》），April 9, 1945.
③ Lohbeck, Hurley, p.370.
4月13日下午6点钟，蒋正在官邸庭院散步，一名副官快步趋前转呈外交部急电：罗斯福总统因脑溢血病逝。开罗会议、对史迪威的要求、雅尔达等等之后，蒋对罗斯福虔诚的敬意已消褪，但他依然尊敬这位美国领袖，他和蒋同样怀抱中国可以做为大国、与美国缔盟的大梦。因此，蒋担心罗一撒手人寰，美国政策“恐将受英之操纵”。他不晓得杜鲁门是否是个“真诚”的人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3, 1945, box 44, folder 5.
尽管赫尔利和派驻在重庆的美国外交官对蒋的观感大不相同，他却和他们一样坚信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此斯大林不会特别属意让中共夺得中国政权。赫尔利在莫斯科经过一系列会议之后，很高兴地向新任美国总统报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已同意完全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包括中国的武装部队全都统一纳入蒋介石领导之下。
当年春天，蒋召开宪政实施协进会初次会议。他在一项重要的公开演讲中宣称，“深觉历史未来之裁判者，决不愿陷国家于内战。”①他向委员会保证，国民党会把“最高权力”还给人民，但只能透过国民大会行使之。同时，他说，国民党将愿意接纳其他政党加入政府。回到1月间，周恩来曾经原则同意召开筹备委员会，但现在他火速送信到重庆并传话给赫尔利，抱怨蒋片面宣布未来的政治蓝图。周指责蒋的宣布“意在误导，企图分裂中国，搞一党专政”②。
① White Paper, p.83.
② 同上注，pp.84-85；Feis, China Tangle, p.276.
国民党也召开了它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1938年以来的第一次）。想到战胜日本指日可待，与会党代表皆十分兴奋，蒋的政敌即使未必高兴，也愿意接受他的领导。他提出的决议案在大会迅速通过：颁令停止训政；支持通过新法律，允许所有政党皆获合法地位；主张多党制、直接选举地方及设立省议会，所有成年公民不分教育、财力都有投票权。党代表们决定在11月召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把这些条款统统纳入这部民主宪法。国民党六大呈现改革色彩，也十分民主。例如，它宣布党已决定降低农地地租、解决土地租赁和地价税问题的措施，并且要实施性教育和每天工时8小时的制度。然而，蒋同时也确认大会所选出的行政与监督委员会，不会让民主化过程脱离他的控制①。某些国民党大老如桂系白崇喜，主张剿灭共党之后才实施宪政②。他们警告说，只要中共控制大片国土和人民，就不可能举行自由、直接的选举③。蒋承认个中风险不小，但觉得和美、苏亟需建立良好关系，也只能努力去做。他自己心里说不定认为他有足够的余裕、人望和力量在政治自由化阶段掌控住大局。改善一般中国人民的生活也符合他的政治价值和利益。他与中国的资本家并无深厚关系或牵羁，同样的，对地主仕绅也没有强烈的认同。因此，他很可能认真地支持六大对土地改革的口头承诺。甚且六大期间，各方抨击党政军贪渎无能，他也统统包容，因为他也认同这些抱怨。
① White Paper, pp.268-270.
② 郭廷以编，《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下二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1984），p.475。
③ 同上注，pp.475-478。
六大会上，蒋介石长子经国领导的青年团成员，对党政内部贪腐之抨击尤其猛烈①。毫无疑问， 蒋氏父子批准这些攻击，认为开放接受批评，会让蒋宣称民主即将到来及其可能的效应带来可信度。可是，外国记者和独立的中国记者却把这种坦诚做法解读为贪渎横行的证据。
① Jonathan D.Spence（史景迁），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W.Norton, 1990), p.482.
委员长此时亦决定解散国军部队的政工部门。有一部分是针对美方的批评做此回应，也因为政工摆明了与蒋的要求有冲突——他要求在新的国共协议中，中国只会有一支不涉政治的军队，即国军或中央军。而要把军队去政治化，毛泽东当然不肯，即便只是象征性动作。次月，当他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党代表大会时，毛可和蒋不一样，完全没听到对中共的党政军或政策的批评①。中共新的党纲反而使权力越来越集中②。
① Joseph J.Heinlein, "Political Warfare: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Model," Ph.D.diss., American University, 1974, p.482; White Paper, p.101.
② Conrad Brandt, Benjamin Swartz（史华慈），and John K.Fairbank（费正清），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419; Feis, China Tangle, pp.290-291.
一
“一号作战”后，魏德迈拟定计划要夺回湖南、广西的粮仓，并进而攻占广州、香港等若干沿海港口，遂下令在武汉西北新建基地供14航空队起降。到了1945年春天，长城以南日军高达105万人，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将军企图进攻湖北省先发制人①。在魏德迈率领下，蒋部署67个师共60万大军，并以200架14航空队战斗轰炸机做后援。3个月后，国军击退日军进击，证明“有好的指挥官、现代武器和车辆，以及稳定供应粮食和弹药”，以及人数上的优势，国军也可成功击败日本多个师团的大规模部队。蒋一度未通知魏德迈就下达命令给负责指挥国军部队的何应钦。当魏德迈强烈但不失敬意地反对时，蒋就跟过去面对史迪威非难时一样，解释说他只是给何应钦出出主意。但此后，蒋再也没有干预前敌指挥。根据魏德迈的说法，蒋若遇上“蜂蜜而非酸醋”，“就会很乐意接受他只是计划里的旁观者”②。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pp.350-352; Hsi-sheng Ch'i, "The Military Dimension, 1942-1945," in James C.Hsiung（熊玠）and Steven I.Levine, China's Bitter Victory (Armonk, N.Y.: M.E.Sharpe, 1992), pp.165-166.
② Wang Chaoguang（汪朝光），"Wartime Rivalry," p.7; Haruo Tohmatsu（等松春夫），"The Strategic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ino-Japanese and Pacific Wars,"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17; Romanus and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pp.278, 287, 289; Fies, China Tangle, p.297; Wedemeyer, Reports, pp.301, 338.
正当战事激烈进行之际，赫尔利回到重庆，就他在伦敦和莫斯科会谈的结果做报告。然而，蒋对斯大林宣示的善意没太当真：而英国人方面，他认为他们在战后仍会继续殖民政策。蒋依然担忧雅尔达的问题，希望就罗斯福“交还”给苏联在东北的“权利”，和斯大林谈判。当然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要谈，那就是恢复国民政府在整个区域的主权。因此当他听说，杜鲁门告诉邱吉尔和斯大林，凡是罗斯福做出的协议，他都会“完全支持”，蒋气坏了。杜鲁门这么大包大揽地宣布全都支持，严重破坏了他和莫斯科谈判时的筹码①。
① Lohbeck, Hurley, pp.370, 376-377;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15, 1945, box 44, folder 7; Ray Huang（黄仁宇）, Chiang Kai-shek and His Diary as a Historical Resource (Armonk, N.Y.: M.E.Sharpe, 1996), part 2, p.140.
大约此时，斯大林命令远东地区的红军88旅，准备进入东北。88旅是由1930年代初期被日军赶到西伯利亚的中共抗日游击队改编组成。这支持续受训14年之久的部队（包括能说中国话的苏联军官），已经等不及要回到故土①。4月6日，斯大林正式宣告废止苏日中立条约。
①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nperialism, pp.105-106.
两星期后，蒋读到新闻：希特勒举枪自戕，第三帝国无条件投降。两位美国记者形容中国对此新闻的反应是大大松了 一 口气。次日，蒋告诉他的高阶将领，苏联很快就会加入太平洋战争，并攻占东北；他开始催促赫尔利，要美国支持中国在东北的领土主权。这位美国大使向他担保，美国一定会坚持“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性必须得到保障的原则”。蒋最想要的就是美国的“保证”，但现在他关切的重点是，如何让华府和莫斯科分别遵守各自的承诺①。
① Theodore H.White（白修徳）and Annalea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 (New York: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 1946) p.266; 关于“保证”请见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24, 1945, box 44, folder 6.
就在赫尔利告知苏联计划在8月分某日进攻东北的日军后，蒋紧急命令手下文武部门官员为战争结束做准备，很可能在新年之前就会战胜日寇。过去8年艰苦流亡的官僚，突然间要承担起接收一切民政事务的计划工作（包含人口1亿5千万的日本占领区之法律与秩序维护），数百万的难民还乡，200万日本百姓的处理与遣还，更换傀儡政府官员，以及占领区银行及经济活动的维持和改造①。同时，军官们仅以少许卡车和业已残破的铁路线，也得承担起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迅速地抢在共军之前，把数十万国军部队运送到广大的日本占领区，接受百万名日军之投降。蒋政府很快就提出许多计划——但与往常一样，困难之处是在执行②。
① Time（《时代》）, December 24, 1945.
② 同上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2565-2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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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时（右一）与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后右一）合影
同时，毛泽东集中力量做准备，不仅要紧随着苏联红军进入东北，还要在华北及各地尽可能抢占大片日本占领区。6月23日，蒋接到延安传话，毛泽东预备恢复国共会谈。在同一时间，中共部队正在河南山区攻击国军，甚至企图占领安徽战时省会立煌。华北的八路军也有部队越过长江南下。毛又在7月写了三篇文章抨击美国。他预测美、苏之间在不久的未来就会爆发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冲突，并宣布中共“一面倒”倒向苏联的政策①。
① 关于“日本占领区”请见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p.97, 103. 关于“越过长江”请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571。关于“三篇文章”请见Wang Chaoguang, "Wartime Rivalry," p.27.
此时仍是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很不高兴蒋把自己能通俄语的儿子经国派为代表团团员，前往莫斯科交涉事关重大的中苏条约之谈判。可是，此时的蒋已把经国当做主要的苏联专家，他们已敲定谈判策略。国民党内的保守派已在要求就苏联的附庸外蒙古这个议题，绝不能退让。蒋已预备接受外蒙古透过公民投票取得独立，虽然他了解斯大林所提议的“却非蒙古之真独立耳”。可是蒋也明白，如果其战后策略要有成功的机会，这是必须支付的代价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5, 1945, box 44, folder 8.
中苏谈判6月27日在克里姆林宫展开。会谈当中有个空档，斯大林邀请蒋经国到他办公室密谈。后来，蒋经国乐观地向父亲报告：斯大林向他保证苏联将支持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努力。斯大林也向宋子文说，中国所有的军队都必须接受政府的节制，苏联军队将在日本投降之后3个星期内就开始撤出东北①。莫斯科会谈后来暂停，因为盟国最后的高峰会在苏联占领的东德波茨坦开会——又没邀中国领导人出席②。
① 蒋经国，《蒋经国先生传记》（台北：行政院新闻局，1989），第二册，pp.272-273；Jay Taylor（陶涵）, The Generalissimo's S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26.
② Feis, China Tangle, pp.317-321.
虽然原子弹已在波茨坦会议召开的前一天试爆成功，美国却很奇怪地还是急着要苏联介入东北战事以结束太平洋战争。事实上，在会议进行期间，马歇尔发出警告给麦克阿瑟、尼米兹和魏德迈，要他们准备好日本会突然投降，同时杜鲁门总统和新任国务卿贝尔纳斯（James Byrnes）起草一份盟国文告，要求东京当局无条件投降，否则就会遭遇“迅速、完全的摧毁”。杜鲁门把“波茨坦宣言”草本传给蒋介石，要他签字。盟国再一次没让中国领导人有机会参与起草一份事关重大的盟国文件，但是蒋没有抱怨，立刻同意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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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势险峻的滇缅公路
此时，非裔美国人的陆军工兵人员终于完成从印度阿萨姆到滇缅公路起点腊戍的雷多公路，虽然从中途的密支那起，它只是一线道公路和一条输油管。公路在7月开放卡车行驶，光是第一个月就从印度输送了5900吨的补给品，以及一大堆民间走私商品。而同一个月美国C-47型运输机飞越驼峰运到中国的军用物资高达91183吨，走陆路的军用物资只占很小的部分①。不过空运进来的物资73％是供驻在中国的3万多名美国军事人员之用——每个美国大兵一个月几乎耗掉2/3吨的补给②。为了夺回缅北与兴建雷多公路，中国投入最精良的部队多年，直到1944年，不仅消耗掉一大笔美国租借法案援华物资，牺牲盟军数千人性命，也弄坏了中美关系。但是最后，这条公路对中国抗日战争或击败日本帝国的贡献不大。邱吉尔和陈纳德——罗斯福一度也是——都认为会是如此，但他们的意见没被采用。可是，我们很难责怪美国联参首长和史迪威将军在1942年把此列为优先计划，视之为打开对华补给线的上上之策。事实上，抗战期间中国境内国军部队来自美国的武器，全都靠驼峰空运得来。蒋就略带讽刺地建议雷多公路应该命名为史迪威公路，以对他用“坚强意志”美成此事聊表敬意③。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pp.317-321, 365-366. 这条输油管运送了11600吨的燃料。丘吉尔、陈纳德等人1943年预测，战争结束了，公路都还不会盖好。结果是提前5个月完工。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pp.15, 341. 1944年11月30日，美国有27739名军事人员派在中国，接下来8个月人数更大幅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