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25, 1946, box 45, folder 6.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6, 1946, box 45, folder 7;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578.
③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6年6月3、6日，pp.2922, 2924。
3天之后，蒋、毛分别发表再次停火之声明。孙立人奉令停止前进，并退回到松花江之南。多年之后，蒋写下，这次停火令国军士气消沉，是政府军“最后在东北之失败”的开始①。但是即使孙立人攻下哈尔滨，中共及其部队仍可逃到他们几乎已完全控制的内地，必要时也可退入苏联，兵力和情势的相互关系仍将继续一面倒地对中共有利。不论怎么说，停火才宣布3个小时，五个战区的国军指挥官都报告发生共军攻击事件。共军5万名部队包围山东省青岛市，蒋要求美军运送政府部队前往青岛，马歇尔却一口拒绝②。根据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共军在山东发动攻击“确实是个乱源”③。但是，周恩来向马歇尔解释，是因为国军挑衅才造成共军以攻势报复，马歇尔似乎也接受这个说法④。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马歇尔举了蒋两个不涉暴力的行动，认为是中共在停火期间发动大规模武装攻击的挑衅因素：一是蒋离开南京，一是蒋提议赋予调停小组的美方代表有裁定权⑤。
① Chiang Kai-shek（蒋介石）, Soviet Russia in China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Cudahy, 1957), p.168.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14, 1946, box 45, folder 7.
③ White Paper, p.159.
④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589.
⑤ 同上注，p.590。
尽管他自己持续乐观，共军在停火期间又迭有挑衅攻击，蒋6月底在日记中自承“此时应暂维现状，不再求军事发展”。他认为他的策略可避免和苏联冲突，又可释出政府军在广大的东北部署，且集中力量在华北歼灭共军势力①。6月29日，马歇尔下了结论，他“已无继续谈判的基础”，他也警告蒋：如果国民政府试图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美国民众会“判定它因为平息不了民怨使国家陷入混乱”。他更进一步说，委员长“刻意被军方拉着走，有如日本一般走向灭亡”②。据马歇尔的说法，这番话“对委员长起了极大效用”，蒋引用圣经“几乎哭泣”③。有意思的是，蒋本身并没提到在这个场合几乎哭出来，却记载当他告诉马歇尔他预备在10月中旬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时，马歇尔“颇为感动”④。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26, box 45, folder 7.
②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14.
③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109.
④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30, 1946, box 45, folder 7.
延续此一对话，马歇尔也和宋美龄有一段非正式的谈话，同样言词强烈。她向丈夫报告说，马歇尔“不耐烦、粗鲁……非常冒犯人……傲慢”①。不过对国、共双方而言，马歇尔对他们的动作有何反应，很快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蒋告诉这位美国将官，所有可能的让步他都做了，他现在要开始策划在黄河以北、长城以南的地带发动全面攻势②。马歇尔甚至不只对蒋出言日益尖锐，共军在山东、山西的攻击行动也刺激他对周恩来直言，这些行动已“破坏他的努力”——这个警告根本没人理会。3天之后，他甚至告诉周恩来，有许多事的发生“都是因为政府在报复共产党的挑衅”。另外一次，他形容据报的共军攻击行动“完全不可原谅”③。蒋抱希望忖想，马歇尔是否开始“对共已无希望且生恶感”④。
① Ramon H.Myers（马若孟），"Frustration, Fortitude, and Friendship: Chiang Kai-shek's Reactions to Marshall's Mission," in Larry I.Bland, ed., George C.Marshall's Mediation Mission to China, December 1945-January 1947 (Lexington, va.: George C.Marshall foundation, 1998), p.160.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30, 1946, box 45, folder 7.
③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18.
④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14, 1946, box 45, folder 8.
7月2日，马歇尔请教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国务卿贝尔纳斯到巴黎出差）对中国局势有何看法。从艾奇逊的回复可以看出若是国共和谈破裂、爆发全面内战，美国对华政策将会改弦更张。杜鲁门在前一年12月给予马歇尔的秘密指令，艾奇逊或许不知道、或许不记得；当时杜鲁门的态度是，基于地缘政治的理由，即使和谈破裂美国还是会支持蒋介石。相照之下，艾奇逊这份文件不仅完全没提及半年前的立场，还建议说如果国共爆发全面内战，美国“可以”（could）维持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但“将”（would）结束物资援助，并撤回留驻的美军部队。虽然还不够正式，可能还未经杜鲁门过目，但这个美国政策的重大翻转已反映出华府的基本目标是不介入中国内战，尤其绝大多数主事官员都不认为非共产党这一方会赢①。
① FRUS(1946), vol.9: The Far East: China, pp.1295-1297.
马歇尔对艾奇逊来函的意见显示他对中国局势的看法也起了重大变化。尽管最近他对周恩来说话越来越不客气，但他还是认定和谈失败大部分是蒋介石及其政府的责任，而且全面内战早就已经开始了①。他相信，不管美国如何因应，只要没大量派出美军部队介入，共产党最终将会击败蒋介石及其部队。对马歇尔而言，摆在眼前的选择只有：一、毫不作为；或二、继续目前似乎徒劳无益的做法——追求和平、民主的联合政府。他选择第二方案。他和华府都不考量第三方案：美国提供大规模物资援助给蒋，助他守住华北或长江以南。事实上，蒋本人也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方案。他愿意和毛泽东分治东北，但其他部分的领土就是全有或全无，别无商量。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35.
7月11日，刺客在昆明开枪杀死民主同盟知名领导人李公朴。4天之后，另一位民盟领袖、留美回国的诗人闻一多也遭不明人士杀害。这下子全国各大学涌起一片抗议浪潮，美国哈佛大学一群教授也联名谴责这两起事件。马歇尔在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传达一个印象——即使不是蒋本人、国民政府也应负起责任①。可是民主同盟是个小党派，对蒋只算小麻烦，他似乎不可能甘冒国际制裁之险，下令杀害两个在昆明不甚有名气的知识分子。相形之下，300名共军士兵在7月中旬伏袭美军一支补给车队，55名陆战队员就有7人被杀。虽然马歇尔也说伏袭“确切是共产党所为”，却没有逼周恩来就此事道歉。蒋认为马在这件事上表现得“若无其事”②。
① 同上注，pp.634, 637。
② Myers（马若孟），"Frustration," p.159.
现在，停火期限已届止，蒋发动作战以打通山西的铁路线，并肃清热河的共军势力。傅作义预备攻占张家口这个古代穿过长城往丝路的门户，共军自从1945年8月即盘据该城①。政府军其他部队亦在江苏省长江以北地区推进。
① E.R.Hooton, The Greatest Tumult: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36-1949 (London: Brassey's, 1991), pp.69-70;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26.
同一个月(1946年9月)，中共红军取了新名“人民解放军”，也不再虚构它在东北的部队纯粹由东北人组成的故事。解放军在山西、河南、热河、山东和江苏等许多地方发动规模有限的攻击和反攻，但是一般而言除了东北之外，似乎都是政府军在让共产党节节败退。然而，中共控制了东北所有和苏联接壤的边境，满载货品的火车双向都能通行。解放军也在北朝鲜设置办事处，安排军事物资供给其东北部队使用，光是为此目的，雇用的火车车厢不下2000个①。
①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p.155-156.
7月中旬，委员长偕夫人离开南京、前往牯岭。牯岭位于江西山区，距政府设在庐山的训练中心不远。西方生意人、外交官和传教士自从19世纪就营造牯岭为度假胜地。海拔5000英尺的牯岭，蚊子绝跡，远离长江流域的溽暑和湿气。马歇尔夫人和宋美龄一起到枯岭避暑。她喜爱极了①。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96.
马歇尔认为蒋离开南京是为了搁置和谈，让手下将领方便放手做事①。他也会定期到这处山区度假胜地停留短时，但恨透整个行程——先搭2小时飞机、再乘45分钟炮艇、30分钟汽车，然后由轿伕沿着悬崖小径抬轿2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②。马歇尔在牯岭的居停，隔着一道山溪与委员长行馆相望。当马歇尔不在时，凯撒琳每天会和蒋夫人在“令瑞士逊色”的美景下共进午餐。轿伕整天守在草坪，随时待命带她们出游。每天傍晚，“在彷彿一千零一夜的景色下”，蒋介石会和宋美龄、 凯撒琳一起在附近登高揽胜。虽然彼此语言不通，凯撒琳教委员长玩德国象棋。她写信给亲人说，蒋氏夫妇成为她的“好朋友”③。
①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122-123; New York Times, July 20, 1946, p.26.
②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145.
③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p.632, 668-669. 关于牯岭的描述见于马歇尔夫人给友人的一封信。
同时，马歇尔虽然坚信关键问题——国共部队整合I已经“解决八、九分”，心情仍然“日益消沉”①。7月初，他决定向白宫建议，撤销他原本支持提名魏德迈将军为新任驻华大使的人事案，改提在中国传教多年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出任斯职。马歇尔觉得中共会强烈反对魏德迈，美国联邦参议院也立刻通过这位71岁的新约圣经学者、前任北平燕京大学校长为大使。这个决定搞得比司徒年轻的魏德迈大为不痛快，因为他已经为新职添置文官衣服了②。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35;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122-123.
② Albert C.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 Holt, 1958), pp.366-370;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27.
司徒雷登看中国人的眼光是“混合着心急、慈爱和热切的乐观”。他知道委员长不能或无能力减少贪污，是中国问题多端的主要原因，但是同为基督徒，他有信心蒋了解中国及其政府的弱点，也希望拨乱反正，而且大部分能成功。他也认为中共是个合法的政党，它和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关系“薄弱、不重要”。他几乎都独自在南京寓邸里工作，偶尔才到大使馆上班（因为他并不信任大使馆）。他非常倚重他的华人秘书（傅涇波）——他从燕大带他一起上任，而大使馆官员猜测此人是戴笠手下，或周恩来的特务。
7月18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前往牯岭，新大使向委员长呈递到任国书。马歇尔藉这个机会“十分坦诚”向蒋谈到“无可控制的内战”已一触即发，国际舆论对李公朴、闻一多被杀害，颇有批评。几天之后，政府宣布两名凶手是昆明警备司令部秘密警察的低层官员。两人均遭枪决。他们究竟是出于己意犯案、还是奉命行凶（马歇尔是这么猜想），或者是代罪羔羊，也就不清楚了。不论事件真相如何，由于国内外舆论哗然，中共大为受益①。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34.
蒋在这些行为，连同当时警方严重违反人权上的责任，大部分都是因为他在这些年扩张了各式各样的秘密勤务。这些有权势、复杂、某种程度上不受控制的团体专门在搞阴谋、对立以及暗地打压、报复的恶毒行动。但到了战后，对这些或真或假的事件，新闻媒体已经能自由报导并加以谴责。就像香港的《远东经济评论》（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当时就提到：
每天都有几百万的文字被生产：报导、谣言……纯粹想像的内幕……指控与抨击，声明与回应，洒狗血的诉求……压榨与贪污，读者渴望知道越多越好，左派媒体满足了这种普遍的需求……暗杀与绑架经常在发生，使报导材料永远不缺……这也让自由与左派媒体的销量明显成长①。
① FEER 1, no.4 (November 6, 1946).
二
眼见东北外的战事节节升高，杜鲁门请马歇尔代拟信函向蒋警告：除非和平解决很快有真正进展，否则“必须谨记美国舆论不会继续对贵国宽宏大量”①。在蒋看来，马歇尔对国民政府还有手段可用，对共产党就完全没輒，而他能用的手段就是——掌控美军及美国对南京的军售。美国国务院事先未宣布，就开始拒绝批准军事设施运交中国，即使中国政府已经付款的军售也不放行②。马歇尔告诉周恩来，他“几乎已经停止（美国政府对国军的）一切直接援助”。周对此一定颇感欣喜：他实质上已达成让美国在国共内战居于中立的目标。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52.
②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6年8月16日，p.2996。
根据中国大陆某学者1996年撰文所说，“中共领导人（在1946年秋天）清楚看到，美国基本上无力以军事手段介入中国。”①因此，“跟美维持名义上的（良好）关系不再有意义，只是弊大于利。”②马歇尔根本不察中共态度已变，他还是认为中共路线转为强硬，乃是“共党自由派分子失去控制力量，激进派成为领导人的迹象”。不过他依然相信毛泽东、周恩来等高级领导人有诚意③。蒋则认为，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相信共产党会真正捨弃其革命目标，不啻“缘木求鱼”④。
① Bland, Marshall Mission, p.229.
② 同上注。
③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64.
④ Myers（马若孟），"Frustration," pp.162-163.
到了9月，政府军已收复东北以外大多数县城和铁路线，而这正是委员长在停火后要求共产党放弃的。政府军自7月以来的攻势，远比马歇尔预料来得成功，但这些胜果代价极高。据国军一位将领的说法，政府不仅损失“五分之一的部队，美国供应的弹药器械用掉的，更足以装备18个新师”①。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87.
当东北的秋凉日深，马歇尔和蒋委员长的关系也日益恶化。马歇尔对这位中国领导人讲话越来越重。他正色告诉蒋，目前唯一维系住中国不崩溃的，乃是蒋的声望，可是它已在快速消失中。当蒋质疑抗议昆明暗杀事件的一群哈佛大学教授哪里懂得中国的情势，马歇尔明显暗讽蒋受的正式教育有限，答说他们懂的“要比一群军校高中毕业生来得多”①。
①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176-177.
同一时期，马歇尔和周恩来的关系则依然友好，甚至亲密。有一天，向周恩来抱怨共产党的反美宣传时，他又再次令人难以理解地泄漏了一个情报来源，声称美国每周定期截听“莫斯科发给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宣传命令，以及上海方面的答复”。马歇尔向贝尔解释，他晓得跟周恩来这么一说的结果是’美国会“失去这个（情报）来源”，但是“我们反正已经知道（这个讯息）了”①。不过它终究是一次严重的失言，但也反映周、马之间已经不脱形跡、一派轻松。
① 同上注。
9月中旬，蒋决定在预期攻克张家口（位于北平西北的察哈尔省）之后，向马歇尔提议停火，条件是中共同意如期召开国民大会以及改组国民政府委员会。他认为他的军队现已部署到易守的防线上，所以他可以做出此一最后表态。中共若如他所料地拒绝停火，他希望马歇尔届时终能对他们失去信心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18, 1946, box 45, folder 10.
周恩来的反应是，必须立刻停火，如果张家口遭国军攻陷“全国势必全面分裂”。马歇尔假定若国军不打张家口，毛泽东就会愿意接受停火；他告诉蒋，除非政府军停止进攻，否则中共不会参加国民大会或联合政府①。蒋则辩称，距北平只有150英里的张家口是国共部队进出东北的门户，必须占有它才能确保长城以南的安全②。马歇尔盛怒，致函蒋委员长，表示他预备要求杜鲁门总统下令召他回国。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701.
② 同上注，p.701。
马、蒋10月4日碰面，蒋试图劝马打消放弃调停的念头，声称“若美国仍注意远东之局势，则必须贵特使留华完成其任务”①。他强调自己“待人接物之态度，即以不虚伪，不利用别人，不作损人利己之事为基本信念”，对待马歇尔也是如此②。根据蒋的回忆，马歇尔回答说：“对主席之推崇及诚恳之表示，极为感动。”但是马又说因为内战未能终止，他仍然计划回美国去。当天夜里，蒋获悉马歇尔果真拍发电报给白宫，请求传召回国。蒋立刻召见司徒雷登，表示他预备下令停火10天，附有若干条件；马歇尔很快就撤回他的电报。
① 同上注， p.703。
② Myers（马若孟），"Frustration," p.165.
蒋提议停火10天，利用这段期间由司徒雷登为首的5人小组解决两个主要问题：国民政府委员席次如何分配，以及公布共产党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同时，马歇尔主持的三人小组要决定如何立刻执行原已协议的国共部队整编步骤，包括确认共军究竟是编入新的中央军或复员。蒋要求要有执行这些动作的时间表。
这次蒋学乖了，私底下先向这两位美国代表提起这个构想，他们非常高兴。然后他又很聪明地建议这两位美国将军和大使，把方案当做他们的主张提出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同意①。私底下，蒋全然预期中共不会接受这套停战方案；果然周恩来立刻峻拒，表示这等于是叫中共投降②。周又送一份备忘录给马歇尔，表示攻打张家口之举若能永远取消，就可以讨论停止敌对行为及其他议题。“永远”又是一个新条件，马歇尔从来没有对周恩来这么不耐烦。10月8日，他和司徒雷登发表共同声明，详述最新发展，包括中共拒绝最新的提议。马歇尔也告诉周，他看不到有任何务实的基础来继续和谈③。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710.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6, 1946, box 45, folder 11;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225-226;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710.
③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714.
10月10日国庆日，蒋发表安抚人心的告全国同胞书。他说，固然共产党拒绝了和谈方案，他将继续寻求透过调停、协商取得和解①。或许一向最知书达礼的中国人认为，让美国大使主持的小组来决定如何终止作战、促成真正和平，是相当公正的好主意。但是，妥协、求和的谈话并非蒋唯一的策略。同样在10月10日当天，傅作义率领的政府军攻进张家口。国军攻城之役，中共折损约10万兵力，而延安的共军也与东北共军遭到切断②。后来，委员长在宣布张家口大捷及其他胜果时，预测政府将在5个月内肃清共军部队，也确认国民大会将在11月12日召开。
① White Paper, p.196.
② 孙其明，《和谈交战交响曲：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初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pp.355-364。
马歇尔还不死心，既然国军已攻占张家口及若干重要城市，他逼着蒋再提出新的、更大方的方案。他提醒蒋，7月初曾说过对付共产党必须先严后宽。蒋说这是没错，但他也建议，只要共产党宣布派出代表参加国民大会，他就可以同意无条件停止敌对行为①。这又是一记高招。宋美龄担任蒋和马的中人，依据这个原则起草新方案。蒋最后接受的定稿“非常近似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所要”，可能也符合蒋的期望。蒋在马、司徒力促下，于10月16日晚间发表其内容②。可是，周恩来拒绝考虑中共要提什么条件，换取立即、无条件的停火。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支持的方案，10天之内第二度发生中共峻拒、蒋欣然接受的状况——马歇尔非常不痛快。10月26日的会谈中，马告诉周，周的头脑“太封闭”，“我再跟你争辩局势的种种面向，也没什么意义了。”③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p.718-719.
② 同上注，pp.720-721;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246-247; White Paper, pp.198-199.
③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726.
10月间，马歇尔和蒋介石均获悉史迪威因肝病去世，享年63。蒋下令在南京举办一场盛大的追悼会，曾和史迪威在缅甸并肩作战的若干美国官兵也飞来参加。约有1500名中、外人士在大礼堂集会，鲜花覆盖了讲坛，弔匾、挽联挂满墙，蒋介石的弔匾当然也在其中。不过耐人寻味的是，蒋在当天的日记只字未提“酸醋乔”过世的事①。
① 同上注，pp.724-725。马歇尔描述追悼会场景。
自从6月停火以来，东北就没有重大军事行动。在中共一连拒绝两个和解方案的情况下，蒋下令国军攻打中朝边境的安东；国军于10月25日攻占安东①。不过安东告捷当天，蒋介石夫妇并不在南京——他们飞往台湾进行首次造访。台湾的和平、安全和经济发展令他们印象深刻，特别是它九成的工业已恢复战前的生产水平；原本是日本财产的主要制造和加工设施，现在几乎全数已归台湾省政府所有与营运②。而且台湾因为发行自己的货币，使它的通货膨胀虽然严重，但和大陆相比却微不足道。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24, 1946, box 45, folder 11;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727.
② 政府年度报告，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3117。
[p style="text-indent:0em"][img src="images/145558639892.jpg"/][/p]
1946年10月，蒋介石与宋美龄首次造访台湾，庆祝光复一周年，并出席第一届运动大会
虽然中国本土的军事、政治发展都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走，即使在1946年秋天，蒋显然已思考到有朝一日说不定要逃难到葡萄牙人称之为福尔摩莎的台湾。可能出于这个原因，他批准台湾自己发行台币——过去他和各省当权派斗争、追求国家统一时，这可是他除之而后快的事情。在台北的某个夜里，他在日记写下，共产党没有渗透台湾，整体而言，它是政治上的“一片干净土”。他自我期许“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最后还不忘加上：“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①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6年10月26日，pp.3038-3042。
1946年11月5日，共和党在美国国会期中选举大胜。蒋现在可以预期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将会制衡杜鲁门的对华政策；也因此蒋再做让步，他希望藉此降低外界印象——国民党要对马歇尔调处失败负起大部分责任。2天后，蒋下达手令给全国政府军停止作战。他也按照原定计划召开国民大会。周恩来指控蒋片面召开国民大会，势将制造“中国的确切分裂”，等于“关上谈判大门”①。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742; White Paper, 206-207.
国民大会召开，偌大的礼堂只有国民党和少数第三党派出代表出席，有许多空位想必是虚席以待共产党和民盟代表。大礼堂悬挂一幅巨大的孙中山肖像。先步上讲台的是担任大会临时主席的吴稚晖，82岁的他是委员长的老师；委员长随后则由讲台侧方现身，他身着配上将星的军服，光头闪闪发亮。令美国新闻记者惊讶的是，代表们都没有起身，且“只有温和、稀疏的掌声”。蒋向大会宣称，这是中华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①。
①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279, 280.
[p style="text-indent:0em"][img src="images/145558639338.jpg"/][/p]
1946年12月25日，制宪国民大会临时主席吴稚晖将中华民国宪法交给蒋介石
国民党保守派在大会主席团居于主导多数，但是头几次会议却一团混乱。不过，代表们总算进行议事，于12月25日通过宪法草案。马歇尔也承认这部宪法草案与政治协商会议提议的条款“合理吻合”，也援引孙中山遗教和美国宪法精神。美国大使馆形容它“合理”、“健全”、“大体民主且适合中国国情”①。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p.750, 765.
国民大会商议宪法期间，马歇尔、司徒雷登和蒋有一番开诚布公的讨论。马歇尔强调中国即将出现经济灾难。他说：“一心以武力解决事情的军事领导人，自己搞出来的空洞，别期待美国会投入大把银子。”他很有先见之明地警告，等到政府的财政基础和军队都崩溃了，共产党还是不会消灭①。蒋听着马歇尔讲话，腿却“转呀转的，都快碰到天花板了”②。
① 同上注， pp.750-752。
②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313.
委员长端出他的老旧理论驳斥经济、财政危机；他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农业的、勉可温饱的社会，即使都市经济已明显崩溃，仍可出奇支撑非常长久的一段时日。他告诉马歇尔，中国经济的农业根基还可撑个2、3年，不会受到严重影响（这个估计与日后事实发展果真相去不远）。他提出和马歇尔同样有先见之明的判断，认为很不幸地，军事手段才是解决中共问题的唯一方法。然而他一方面预测可在8至10个月内摧毁人民解放军，却又表示愿与中共分治东北，反映出其令人难懂的高度乐观心态。他告诉马歇尔说，长春以南的区域最有价值，现在政府已攻克安东，实力已强大到足以坚守该地区。他宣称他不打算往哈尔滨推进。他说，北进恐会制造苏联反应的风险。在长春稍北地方划出一条东西横贯线，实质上就等于把东北约2/3面积的土地交给中共①。蒋认为他非常务实，提出这么有启发性的妥协方案。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p.751-752; FRUS(1946) vol.10: The Far East: China, p.581;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131.
1946年12月6日，周恩来通知马歇尔，中共中央指示他继续和谈，条件是蒋介石立刻解散国民大会，并下令国军部队退回到1946年1月13日停战协议生效前的防地。马歇尔认为他的调处已经走到尽头①。蒋已成功设法让共产党把比赛变成死球②。12天之后，杜鲁门总统发表事先经马歇尔编辑过的一份声明，对中国统一破局深表遗憾，但并未直接或间接地责怪国民政府。它只说，“积极谈判”“已因共产党而破裂”。声明又宣称，中国人必须解决自己的问题，美国不会介入。但是它也两度强调美国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表明杜鲁门在1945年12月15日的声明依然“有效”——其实已明显不然③。
①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315.
② Chiang Diaries, December 5, 1946, box 45, folder 13.
③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761; White Paper, pp.605-609.
圣诞节前夕，两名美军陆战队员强暴北京大学一名女学生（沈崇），报界大肆报导此一新闻。5000多名青年走上北平街头抗议，示威活动迅速蔓延到其他城市；但是，当局并没有用武力驱散的方式。上海11个民间团体要求美军全面退出中国，甚至国民党报纸也要求严惩涉案的陆战队员①。强暴案发生的当晚，马歇尔偕若干幕僚到紫金山蒋氏大宅参加耶诞晚会（马歇尔夫人已回美国）。委员长穿黑色中山装。蒋夫人则着配绿、金缎的黑色丝袍，还帮着调马汀尼酒。壁炉前一张熊猫皮大地毯得到不少赞叹，角落里也放了棵挂满灯泡的圣诞树，房间则回荡着留声机播放的圣诞歌曲。吃完火鸡大餐，还有中国的圣诞老人现身发礼物。这也是接下来的日子中，委员长最后一次的快乐圣诞节！②
① Suzanne Pepper（胡素珊），Civil War in China (192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p.54-57.
②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333-334.
三
虽然南京人人都预料马歇尔即将结束调处任务，1月7日白宫宣布他次日就要回美国的消息，大家还是觉得意外。当天下午，马歇尔发表一篇平衡的声明，责备“双方的极端分子”造成他任务失败，但实际上比较苟责中共。他说，在早先几个月，共产党“显示不愿做出公平的妥协”，并且虽然大会通过的宪法“采纳他们要求的每一个重点”，中共却不参加国民大会。他说：共产党里头有“自由派”，也有“激进派”，还有“食古不化……死不妥协的共产党”。他发觉国民党内也有同样的阻碍，“政府中主导的反动派”和“军中的主流势力”制造出许多问题。
蒋很快地安排饯别晚宴，在用餐时两位将帅互相敬酒。根据蒋的说法，马歇尔表示对蒋的“礼遇……耐心与衷诚”印象深刻①。事实上这两位性格内向的人变得相互尊重，甚至有点拘谨的亲近。这位美国特使一向是个正人君子、职业军人，从来没在报告里或和部属谈话中詆毁蒋。多年后，他对替他写传记的作者说，虽然委员长“有好几次出卖他……我过去是、现在还是喜欢蒋介石”②。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1月9日，pp.3114-3115。
② Bland, Marshall Interviews and Reminiscences, p.575.
马歇尔仍在太平洋上空的途中，白宫宣布杜鲁门总统已提名他出任国务卿。蒋认为马歇尔没在离华前告诉他此一新职，是瞧不起他。可是次日，马歇尔拍发电报，道歉兼解释他也是在启程后才知道有此一人事案。蒋写下：“此事之虚实如何，可置不问，唯彼既有此一表示，可知其对余之感情有增无减，对我国当不有损害也。”①这些话证实了蒋相信他一直和马保持不错的关系，而且最后总算让马回到比较中立的位置。他相信他已技巧地处理另一次危险的美国经验——他认为这结果来自于他耐心、坚定的领导，军事的果决，并且绝对不因美国人威胁抛弃而害怕。这股自认外交成功的心理更加重他误判的自信，认为自己有能力把解放军在东北的部队围堵在东北北部地区；同时在东北南部及关内地区，政府军也可以在大型的多兵团战役中“击溃”强大的共军部队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10, 1947, box 46, folder 4.
② 秦孝仪，《大事长编》，1947年1月12日、2月2日，pp.3115-3116，3113。
然而就军事情势而言，新的一年（1947年）并没有好的开始。徐州总部因为部署在前线太久，以致损失两营的美制重炮兵力；林彪跨越冰封的松花江，发动小规模突袭，摧毁孙立人五十师2个团的兵力①。尽管一开始就遇到挫败，还有民间零星的动乱、飞腾的通货膨胀，蒋氏政府的支持度和正统性都达到另一个新高。1946年的气氛就是：政治秩序有新宪，重建有进展以及政府军频频告捷。某些批判的西方观察家回顾这段时期的发展得到结论：此时中国民众“把蒋及其党认同为国家”的心理达到“最高点”②。当蒋要求看一下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导时，很高兴获悉纽约、伦敦和巴黎多数重要报纸，都一致认为总的来说他居于上风。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4 and 5, 1947, box 46, folder 4; Odd Arne Westad（文安立）, Decisive Encounter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64;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Longman, N.Y.: 1995), p.330.
② Westad（文安立），Decisive Encounters, p.65.
为了对付飞腾的通货膨胀，蒋禁止外币和金条的买卖，对利率设定上限，搁置许多政府计划，把所有工资冻结在1月的水平，订定若干基本商品（如小麦、炒菜油、米）的物价，并且开始以固定价格供应基本粮食和布料给城里的政府公务员①。这些措施很快就收到成效，也让蒋有相对的高满意度，但蒋自己也说他不知道它们能否解决严重的问题②。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2月16日，pp.3139，3143。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28, 1947, box 46, folder 5.
财政危机的真正原因当然还是军费已经失控，它消耗掉政府5％以上甚至可能高达9％的预算①。3月初，宋子文和委员长就战事升高及如何支应军费有“坦诚的谈话”。委员长坚持要对部队加薪饷，宋子文不肯，最后辞去行政院长的职位。他告诉贝尔，他很高兴能在国家财政坠入深渊前去职，但是宋美龄对司徒雷登抱怨：“他们拿我哥哥当代罪羔羊。”②蒋要宋子文下台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政府调査上海黄金炒作的报告指出，好几个宋的部属牵扯到“即使不是不高尚、也高度有疑问的活动”③。虽然蒋派他出任广东省主席，宋子文在中国政坛的影响力已经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