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彼此都有相当疑虑，美方和国民政府之间的合作在1950年代初期却继续稳定成长。在韩国，国民政府军官翻译拦截到的中共战场通讯、准备心战传单，协助处理21000名中共战俘，尽可能鼓励（必要时极力施压）这些战俘投奔自由。中央情报局买下陈纳德的“民航空运公司”，民航公司在台、韩之间飞了15000班次，运送和支援国军翻译官、情报联络官，以及游说、策动被俘的中共志愿军之“教官”①。
① 1996年5月，一名熟悉这些作业的中华民国空军军官在台北受访。受访者要求匿名。
可是长期而言，台湾和美国最重要的合作领域是它搜集大陆情报方面的角色。韩战开始时，美国在中国大陆之内根本没有好的情报来源。国民政府声称它有许多情报人员仍在大陆，而且吸收新血的潜力无穷。特务从外岛（特别是大陈）进出中国大陆，是搜集大陆低阶情报最常见的方式。但是当共产党强化户口管控和监视方法之后，即使这些特务也存活不久。
访谈1950、1960年代在台湾服务过的美国前任军官、情报人员和外交官，就可以发现大多数美国官员认为台北政府提供的由特务搜集来的大陆情资，基本上是没用的东西。在中国长大的著名中情局官员李洁明（James Lilley）在其回忆录中说，1960年代末期，中情局香港站获悉北京已破坏了台湾对大陆“所有”的情报作业①。对当时的许多人而言，岛上庞大的情报官僚似乎认为再怎么不可靠或甚至差劲的情报，总比没有情报好，于是就因循旧章，继续照办。
① James Lilley（李洁明）,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p.79-80, 82-83, 85-86.
最有用的资讯来自非秘密的开放来源情报服务（Foregi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对中国大陆电台的翻译，国家安全局秘密拦截中国大陆的军民电台、电话通讯，空中侦察中国沿海空防，以及出动U2间谍飞机。但是，中央情报局和国民政府情报人员都没能渗透到中共领导人的核心内圈，甚至省级单位也打不进去。
间谍渗透不行，对大陆骚扰攻击也没有成绩。中共介入韩战之后，杜鲁门秘密指示第七舰队，别去干涉国民政府对大陆及对中共航运的小规模行动。这些准军事行动包含能快速进出的突袭，如炸桥、夺取地方文件或绑架地方上的共产党干部。它们对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准备没有造成太大伤害，也提供不出重要的资讯。但是，只要美国仍和中国在韩国激烈交战，这些动作对联合国认定是侵略者的中国，多少也算是一种小小惩戒。
国民政府针对大陆发动的唯一大规模攻势，是由李弥将军所执行。李弥底下5万官兵于1949年逃入缅甸，定居在偏僻的掸邦山区。他们与当地女子成婚，抢占地方帮派的海洛因毒品买卖。李弥保持和台北的联系，与美国政策协调处（前身为战略服务处）也有往来。1951年，李弥两度由缅甸反攻云南，动用2千名兵力，国军若干特战部队从台湾调来支援，还有政策协调处少数美国特务的协助。解放军很快打散进攻部队，他们退回缅甸，恢复对当地贩毒业的控制和保护①。对蒋而言，这支“国民党孤军”即使失败还是有好处——可以强化美国和中共之间的敌意，也能增进国民政府和美国各单位之间的友邦关系。对杜鲁门而言，缅甸作战也是一个安全的方法，可以让大家看到，正如共和党人要求的，他是在利用蒋的部队骚扰这头中国野兽。但是这项行动倒是促成美国情报作业的变动。虽然政策协调处全心全力支持，但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反对，认为后患无穷，后来的失败也导致政策协调处并入中央情报局。
① Alfred W.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 pp.171-178.
除了缅甸作业失利之外，蒋的部队在1949年之后的最重要之军事活动，就是封锁浙江和福建的沿海交通。这项海上活动以外岛为基地执行，于1951年上半年达到高峰：中共海军宣称国军干了137件“海盗”事件。国军船舰、飞机亦拦阻67艘和中国做生意的外籍船只，其中半数是由香港开出来的英国货船。一连好几年，蒋对闽、浙两省的海上封锁行动，制造出大陆的交通瓶颈，扰乱了华东沿海的渔业活动①。
① John W.Garver（高龙江）, The Sino-American Alliance (Armonk, N.Y.: M.E.Sharpe, 1997), p.30.
美国在台湾的介入上升，宋美龄仍旧是她丈夫在美国事务上的主要顾问，这是她1950年回到台湾后担任的角色。持续扩编的中央情报局台北站以及国家安全局驻台办事处，驻台人员很快就膨胀到超过600人，其首长与蒋之间的高阶联络人也都是宋美龄。有一天蒋介石夫妇讨论到他们对美国间谍的观感，一致认为他们“不好相处”；他们似乎“没有耐心、爱炫耀”。他俩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小心，让着他们。”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5, 1951, box 49, folder 15.
蒋氏夫妇似乎比往常更亲密，继续睡在同一寝室，只是用纱帘隔开各自的床；一起祈祷，并且手牵手在院子里散步①。第一夫妇的亲密还有一个面向，就是基督信仰在他们生命中日益重要。宋美龄一直信教，但不是特别虔诚，然而有一天，在读到耶穌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故事时，她突然首度领悟到“基督为她受难”。在这番感悟之后，她“不仅理智上，而且整个人也更虔诚信主”。可是她的健康问题，如神经性皮肤炎、失眠和不定时的神经衰弱，又回来了②。她借宗教与国画怡情纾解。蒋注意到她“自朝到晚，不能罢手，已成画迷矣”，主题大部分是竹、兰③。有位侄儿说：“在上帝赐给她的所有东西中，能画画是让她最快乐的。”④
① Laura Tyson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 p.340.
② 同上注，pp.343，350。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12, 1952, box 49, folder 10.
④ 2004年5月，某位宋氏亲戚在加州受访。
当她出国时，蒋比以前更想念她。1952年8月，她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班机前往旧金山治病，他每隔几天就发一封电报给她，比起从前她出国时更加频繁。他在一封电报中说：“余念至深”；在另一封里又说：“接世电甚为忧闷，务期忍耐安静，服从医生之命令，勿噪勿急，多用祷告为盼。”①
① 蒋介石给宋美龄的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十一，1952年9月2日，p.4702。
美台联合情报和军事作业扩大了美国在岛上的军事训练，增加经济援助以及其他美台关系，这使得杜鲁门政府非得在政治、外交上支持蒋政府不可。可是，蒋依然认为杜鲁门政府多数和台湾有关的行为，都隐藏要他下台的阴谋。因此当美国国会通过3亿美元对台湾军援法案，他觉得“在他人以为幸事，引以为慰，而余独以为耻辱加重，惟以淡然置之，何以为幸”①。即使1952年初第一批美国重型武器——142门75口径加农炮——抵达台湾，也改变不了蒋对杜鲁门团队的观感。他希望艾森豪可以赢得当年的总统选战。为了助艾一臂之力，他指示经国统辖的秘密警察翻出中国情治旧档中有些明显是假造的材料给麦卡锡的支持者，特别是二战与其后派驻中国的反蒋国务院官员如谢伟思与戴维斯②。共产主义的威胁是当时美国激烈选战的一个中心议题，艾森豪就声称他要废除雅尔达协定、打开铁幕、终结韩战，以及“放手”让委员长对付“赤色中国”。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10, 1951, box 49, folder 3.
② FRUS (1951), vol.7: Korea and China, p.1641; Robert P.Newman, "Clandestine Chinese Nationalist Efforts to Punish Their American Detractors," Diplomatic History 7, no.3 (Summer 1983): 20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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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美第7舰队司令毕莱克陪同参观
杜鲁门主政时期，蒋并没向美方大力推销他越来越高分贝的“反攻大陆、光复国土”的主张。1952年7月，他终于向到访的美国海军军令部长（相当台湾的海军总司令）费克特勒（William N.Fechteler）上将出示反攻大陆计划蓝图；费氏回到华府后仔细检视，认为这套计划“完全不实际”①。但是蒋着眼于军方及外省籍平民的士气，继续大倡“反攻”，也因为“反攻”是他统治台湾的依据。他认为“光复大陆”（不论是什么形式）终将必成，但是他没预期在有生之年“反攻”。他写下：“今后复国事业，照事实论，几乎不复可能，然而吾对革命复国之信心，毫不因此动摇。”他小心翼翼不让美国人以及自己的人民知道他有此务实的评估②。同样的，在他心里，韩战打得不顺、长期陷入僵局也证实他是对的，因为他藉着附加许多让派军至多成为长期发展方向的要求，避免了国军的参战。1952年新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雷德福（Arthur W.Radford）上将问他可否派出5万名国军参战时，蒋说他只能答应一个师（约1万人）。这件事后来再也没人提起③。
① FRUS (1952), vol.14: China and Japan, pp.76-77;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十，1951年1月31日，p.4463。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8, 1951, box 49, folder 3.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7 and 16, 1952, box 49, folder 18.
艾森豪赢了11月总统大选之后，已经搬到孔家在长岛宅邸的宋美龄，写信给这位候任总统表示：“你可以想像，我们有多高兴。”①可是，蒋提醒她不要过度支持，启人疑虑。他在日记中写下，如果艾森豪真的在欧洲、韩国和其他地方执行他在选战中所宣示的对峙政策，苏联也起而反抗，则莫斯科“只有加速战争一条道路”②。
① Tyson Li, Madame Chiang, p.351.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9, 1952, box 49, folder 19.
艾森豪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之前不久，美国驻华大使馆代办蓝钦告诉蒋，艾森豪将命令第七舰队继续防卫台湾、不受大陆攻击，但要解除制止国军进攻大陆的命令。蓝钦显然奉了指示，接下来要求蒋承诺，若未事先和美国咨商，他不会发动国军攻打大陆①。艾森豪表面上“松绑”，暗地又把蒋捆住，但是只要不是公开为之，蒋并不介意有此一羁束。他遗憾艾森豪未事先和他讨论这件事，但还是觉得“惟对此一政策，吾人认为正确，而予以赞许”②。继他对杜鲁门团队的意图爆发恐慌症之后，现在他又落入不正常的幸福意识。他写下，艾森豪“对亚洲反共领导者之属望已自日本与印度转移于中国矣”③。然而蒋对美国新政府的喜悦维持不了太久。
① Karl Rankin, China Assignmen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4), p.155.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31, 1953, box 50, folder 2.
③ 同上注。
令鹰派共和党人又惊又恼的是，艾森豪降低美国的军事预算，选择继续杜鲁门的“围堵、不解放”政策，而且维持重欧轻亚的地缘政治观点——这也是令蒋介石长期以来一肚子怨气的政策①。为了弥补计划性降低传统兵力的政策，美国现在将仰赖“大规模报复”——意即核子武器。以核子报复对付传统威胁的策略，将大幅升高美国可能和中共冲突的风险和成本，但讽刺的是，它也因此增加美国和北京政府和解的诱因。蒋对任何发展都不觉得高兴，但他对这个议题不太发表意见。
① Tom Wicker, Dwight D.Eisenbower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02), p.30.
在明显是艾森豪完全授意下，新任国务卿杜勒斯对台采取类似杜鲁门和艾奇逊的双轨政策。他的第一部分优先是防卫台湾，推动台湾成为（中国式）自由市场，以及运用台湾做为情报平台和特种作战基地，以压迫和骚扰大陆。但是第二部分的战略目标则是保持美国最终和中国大陆修好的可能性，促成两岸终止敌对行为，然后推动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安排①。
① Nancy Bernkopf Tucker（唐耐心）,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New York: Twayne, 1994), pp.33-38.
艾森豪在他的国情咨文中也暗示，必要时美国将使用手中一切武器去结束韩战。艾森豪的用意是让共产中国明白，除非韩战快快停火，否则他将“毅然决然地放宽武器的使用”，而且战事也不再只是局限于朝鲜半岛①。在发表完国情咨文之后，艾森豪又秘密给北京传递讯息，暗示如果韩境作战不停止，他将批准使用核武②。多年之后，艾森豪告诉詹森总统，他透过两个私人管道——印度总理尼赫鲁以及蒋介石——传递这个警告③。委员长很高兴能受托传递讯息。他可能指示经国透过安全管道传话给老朋友周恩来；蒋经国颇有可能利用以记者身分住在香港的曹聚仁，担任传话给中共的秘密中人④。毛收到美方讯息的即刻反应就是派手下头号核子科学家钱三强，去要求斯大林提供核武给中国做为吓阻工具⑤。
① Dwight D.Eisenhower, The White House Years: Mandate for Chang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3), p.181.
② 同上注，p.180。
③ White House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Johnson and former President Eisenhower, FRUS (1964-1968), vol.2: Vietnam, p.300. 艾森豪威尔告诉詹森“我上任后已传了3个讯息给（北）韩国人和中国人。一是透过尼赫鲁，一是透过蒋介石，另一是透过参与停火谈判的较低阶人士。”
④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p.171.
⑤ 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共三册（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p.290，引用Jung Chang（张戎）and Jon Halliday, Mao (New York: Knopf, 2005), p.374.
1953年2月28日夜里，斯大林告诉他的核心左右手，他已决定建议北朝鲜和中国在谈判中“争取最有利的条件”。看来他并没理会毛泽东索取核武的要求。5天之后，斯大林疑因脑充血而撒手人环。次日晚间，周恩来已赶到莫斯科和马林可夫（Georgi Malenkov）、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和不久即遭枪决的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Lavrenty Beria）会商。这几位苏联新领导人告诉周恩来，该是结束韩战的时候了。战俘问题是停火协定迄未达成的障碍，周和俄方迅速决定共产党方面将提议由中立的独立国家来决定双方战俘的意愿——这正是美国和联合国方面一年多前的提议①。
①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113.
新闻报导开始指出，艾森豪将依杜鲁门的条件——韩国南北分治——去取得和平。台湾问题说不定也会套用此一两个中国模式去解决，这对蒋无疑是个诅咒。他要蓝钦问美国政府将如何面对“为韩战而死之官兵，以及韩国之空前牺牲耶”①。蒋当时不仅把杜勒斯写成“此种政客投机之流”，也认为艾森豪对中华民国的政策“与过去无殊”——意即有心换下蒋介石，设法把毛泽东化为另一个狄托②。到了5月，他已认定艾森豪没有“常识”，让英国人牵着鼻子走，就像往常亲英的美国领导人一样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5, 1953, box 50, folder 5.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0, 18, and 20, 1953, box 50, folder 5.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25, 1953, box 50, folder 6.
5月25日，有关交换战俘和永久停火的协议原则出炉。三周之后，强烈反对两韩分治构想的南韩总统李承晚，允许27000多名反共的北朝鲜战俘“逃亡”，并且威胁要把南韩部队撤出、不接受联合国节制。共产党方面的反应是立刻攻击南韩前线单位，和平协议似乎就要瓦解。6月22日，蒋接到李承晚叙述“美国如何出卖韩国”的信，不禁“不寒而慄”。他在日记里显然暗指美国，写下“帝国主义之强权政治无非一丘之貉”，他必须试图帮助李承晚“救其危而促其成”，但他也“更为己危”，担忧这些发展对他本身的影响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23, 1953, box 50, folder 7.
蒋拍发两封电报给艾森豪，敦促美国在韩战停火协定生效之前，与韩国签订互助安全协定①。但是他也依照日记所述感受，回复李承晚一封同情的信。华府显然拦截到这封信并解码成功，把它解释为蒋鼓励李承晚坚持立场。杜勒斯大动肝火，发信警告蒋：如果李承晚不合作，美军将撤出韩国——甚且，若走到这一步，美国也会“重新考虑对台湾之政策”②。这是很令人吃惊的威胁。蒋认为他只是想排难解纷，但杜勒斯和艾森豪现在却“威胁”他③。蒋“日日夜夜”替李承晚祈祷，但是艾森豪又致函李承晚，再次警告除非他“立即且明确地”合作，否则联合国指挥部“将启动另外的安排”④。次日，蒋拍电报给李承晚，建议他，如果得到在正式停火后有绝对保障的美韩安全条约、如果美国不要求朝鲜战俘回营，则李应该接受停火计划⑤。
① 同上注。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25, 1953, box 50, folder 7.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30, 1953, box 50, folder 7.
④ Eisenhower, White House Years, pp.185-187.
⑤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1, 1953, box 50, folder 8.
李承晚接纳此一建议，不过他又设法逼美方承诺：如果他合作，美国将大幅增加对南韩的军事与经济援助。甚且，虽然停火协定于8月25日起生效，李承晚却从未正式签署它。蒋很佩服他这一招，认为李承晚是“最认识美国之革命家”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12, 1953, box 50, folder 8.
在极端情况下，艾森豪显然会毫不犹疑地割舍一个重要但又依赖美国的反共盟友。蒋很清楚地看到此一教训。但是他还是和李承晚一样，认为必须在表面上显得独立自主；7月16日，就在李承晚危机期间，他没和美国咨商就下令国军部队登陆中共控制下的东山岛；东山岛是金门以及中共掌控的汕头港中间比较大的岛屿，居民约75万人。蒋的用意或许是想把东山岛纳入国民党掌控，但更有可能只因关键盟友美国威胁要弃他而去，他非得展现自主的骨气不可。不论动机如何，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解放军很快就反攻，逐退国军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17 and 31, 1953, box 50, folder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大学1991年一份出版品声称，美国批准这项攻击，有1万名国军部队参战，死了3000人。Garver（高龙江）, Sino-American Alliance, pp.76-77.
一
毛泽东可以宣称打赢韩战，因为他的解放军部队把美国领头的盟军逐出北朝鲜，还在38度线附近打个不分上下。可是，共产党方面想要夺占南韩的目标并未成功，毛在战俘的解决上也丢了面子，更被赶出南韩。甚且，国民党控制的台湾以及蒋介石现在暂时安全无虞。就苏联来讲，韩战耗费不貲，但从它的角度看来，每一块钱都很值得。中国现在和美国的距离更为疏远，也更依赖苏联。
某些国民政府官员担心，韩战停火等同反共阵线瓦解，但是蒋“觉得满意”。他认为，韩战的结果固然有喜有忧，但情势已使艾森豪“确实”投入防卫台湾（甚至要增派兵力到超乎自卫所需的水平），同时还要帮助台湾在经济上有所成就。此外，在可预见的将来，北京觊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席次的机会已经成为过去，联军总部所俘虏的21000名战俘当中有14000人决定投奔台湾，在政治上和精神上都是巨大胜利①。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十二，1953年6月19日，p.5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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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0名韩战的中国战俘决定投奔台湾，在抵台后他们拿着孙、蒋的肖像与国旗、党旗游行庆祝
艾森豪的想法恐怕不像蒋所想的那么正面。艾森豪认为，韩战停火之后，理想上美国应该重新检讨它的中国政策，包括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①。他怀疑对中国“严格禁运”有什么意义，一度告诉国家安全会议，若能促进美国利益，他将销售喷射战斗机给毛泽东。但是艾森豪、杜勒斯以及其他资深顾问也同意，他们“摆脱不了蒋介石”②。这种对委员长的偏见，和杜鲁门、艾奇逊的观点并没太大差异。11月间，蒋、李的一次谈话或许可以彰显当时的怪诞情势，蒋显然半开玩笑地建议，若是美国人问起他们讨论了什么军事计划，他们可以说两人讲好同时一起反攻。李承晚欣然同意③。
① Stephen Ambrose, Eisenhower, vol.2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 1984), p.99.
② State Department Memo of NSC Meeting, August 14, 1958,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53.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8 and 29, 1953, box 50, folder 12.
尽管两蒋父子在国内外的政治地位更加坚强，他们依然忧虑若是委员长去世，陈诚和孙立人会联手合作，阻挡经国接班。即令如此，蒋在1953年5月擢升孙立人为上将，翌年再次任命他为陆军总司令——对一个涉嫌包庇共产党间谍的将领来说，这是值得注意的发展①。陈诚继续担任行政院院长，在各种会议中继续挑战蒋；蒋也在日记中责备陈诚。不过，次年蒋仍提名陈诚出任副总统，成为形式上的接班人。鉴于蒋对两人颇有顾忌，这两件人事安排虽然有点怪，但它们事实上都经过仔细盘算，发挥了孙子兵法里对付强大内部敌人的精神。
①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itionary, vol.3, p.167.
同时在这几年，蒋的参谋总长周至柔正与委员长的舅子毛邦初斗争——毛是蒋经国生母毛福梅的手足。在苏联受过训的毛邦初于1937年奉派为空军副总司令，并自1943年起担任派在华府的（中华民国）空军采购团团长。1951年3月，毛邦初指控周至柔借着向美国采购飞机燃油中饱私囊①。蒋调查后发现，尽管最近在军中推动财务改革，受质疑的款项的确存入周至柔在香港的个入账户里头，而且空军的许多帐涉及“舞弊不法之点”。但是在重大案件上，蒋一向重视效忠而不是追诉贪腐；在这一个案上，蒋决定为了保护周至柔和空军的声誉，必须不起诉他，“以期有以改过也”②。毛邦初本身也中饱私囊；美国法院最后裁决台北政府有权自毛及其瑞士银行取回600万美元。此时，毛邦初已逃离纽约，和他的美国秘书在墨西哥被捕。坐了2年牢之后，1954年获释，因为墨西哥法院裁定毛之所以被控告是“政治”因素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9, 1951, box 48, folder 15.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11, 17, 31, and April 6, 1951, box 48, folder 15.
③ New York Times, August 30, 1951; September 15, 1961; and October 16, 1952.
虽然回到大陆的梦想以及坚守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原则，合理化了国民党对台湾的控制，国民政府能存在主要是因它实施警察国家的做法。1950年代初期，尽管来自台湾本省人民族主义的威胁还未成气候，但政府仍继续搞“白色恐怖”。1990年代，法务部告诉在野党立法委员，那个时期的安全档案早已焚毁，但是从1949年起至1987年解除戒严这段时期，官方统计被捕的人数是29407人。（如果在这段期间内美国也有同样比例的人民被捕，其人数就会高达615000人。）①
① 1996年6月4日，谢聪敏在台北受访。谢说，有位国民党立委告诉他的数字还更高，有6万至7万人之多。
经国领导的反情报机关网每年把600多人定罪为间谍或颠覆分子；当经国1953年访问华府时，杜勒斯温和地建议他改善台湾的人权。次年，在台湾的秘密逮捕和定罪却有增无减，但是1955年终于下降①。根据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本人的证词，他是当时胆敢批评政治恐怖的少数官员之一。吴国桢后来写说，1952年1月他晋见老蒋总统，抱怨“秘密警察横行”，也提出警告说，如果经国继续领导秘密警察，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对象”②。蒋在当时的日记中没有提到这桩控诉，只写说吴威胁的不当行径太超过，“又恐其神经失常，发生狂病为虑。”③
① 1954年，保安司令部宣布，在当年头三季共破获858宗颠覆案，涉案人有1745人，其中597人判定有罪，推估一整年就有750人。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Morale on Taiwan," April 16, 1955, FRUS (1955-1957), vol.2: China, p.484n.
② K.C.Wu（吴国桢）, "Formos," Look, June 29, 1954, pp.39-43.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17 and 19, 1952, box 51, folder 2.
一年多之后，吴国桢事件终于浮上台面。1953年3月，吴国桢称病请辞，但蒋一方面要他再等一个月，一方面又在日记中声称吴“不能诚实”，再次怀疑吴神经有问题①。4月间，蒋同意接受吴的辞呈，但次日又写下吴又来信悔过。然而根据吴的说法，蒋对他出言威胁，不久又发生一起车祸，使得吴相信的确有人要取他性命②。同时，宋美龄从纽约回来，替吴讲话。次月，吴国桢夫妇拿到护照，前往美国。次年，吴发表文章、演讲，公开和蒋决裂，指控经国的秘密警察从事私刑和勒索③。在台湾受到控制的新闻界则声称，吴因涉贪渎将被起诉才急急出国；但是很少有人相信这种说法，在美国尤其如此。同年稍后，蒋批准吴国桢16岁的儿子出境，去美国和双亲会合。吴指控秘密警察横行霸道有根有据，但他的性命是否有危险、被控贪渎是否有道理，就不晓得了。总之整桩事件让宋美龄相当忧愁，蓝钦夫人去拜访她，发现她非常忧郁，暗示吴国桢事件乃其原由④。不久之后，蒋劝她再到美国就医。她在1954年4月29日离开台北，住进熟悉的旧金山佛兰克林医院，病因据说是过敏症。蒋写道他对宋美龄“一日不见如三秋矣”⑤。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4 and 6, 1953, box 51, folder 4.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9-11, 1953, box 51, folder 5.
③ "The K.C.Wu Story," The Reporter, April 27, 1954, pp.18-20.
④ AmEmb Taipei cable to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21, 1954,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U.S.State Department files, 1950-1954, box 4218.
⑤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20 and 29, 1954, box 50, folder 18.
韩境停火5个月之后，艾森豪核准的一份国家安全会议政策文件，表明美国将在没有直接涉及到美军的情况下，“鼓励和协助中国国民政府……突袭中国共产党的领土和商业。”美国禁止国军攻击大陆港口内的船只，以及明显非军事的目标，如客用轮渡等，但是实质上准许国军海军继续拦阻、捜索台湾海峡的外国船只，并没收任何要运往中国的“战略物资”。美国在美、中（毛）停止于韩境敌对之后仍鼓励这类行动，加上它还继续以第七舰队防卫台湾，这表示在大部分已休止、但依然很恼人的中国内战当中，美国支持国民党。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已几近直接介入，首次派遣官员到外岛，配合中央情报局人员，规划针对中共的小型攻击和骚扰行动①。
① FRUS (1952-1954), vol.14: China and Japan, p.115.
蒋很欣慰美国对大陆采敌视政策，但是他对实际行动的批准可十分小心。坚决支持他的蓝钦向华府提出警告说，美、中（蒋）联手行动只不过是“拿羽毛掸子轻碰老虎罢了”，一旦中国对发起突袭行动的外岛展开攻击，世界舆论可能还会觉得师出有名①。根据派在大陈服勤的美国军官之说法，国军的秘密活动本质上等于在变相鼓励在本地早已肆虐的海盗②。蔡斯将军把手下负责协调这些活动的军官，称做“海盗事务副总裁”③。美国人武装的机动渔船会劫持中国沿海的中国渔船和其他小型船只，带走船上运载的食品，把耐久品送到香港脱售。有时候，国军突袭者会对抓来的渔夫宣传说教一番才放人④。国军不肯组织更认真的行动对付大陆或中国船运，也让派驻外岛的美军陆战队备感挫折。美方相信国民政府担心，若是“真正伤了中共”，解放军会把他们赶出经受不起攻击的大陈⑤。
① 同上注，pp.363-364。
② 1995年11、12月，前美国军官和中情局官员的访问，受访者要求匿名。
③ Tucker,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p.64.
④ 1996年4月17日，某位曾在大陈岛服役的美国陆战队军官，在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受访。
⑤ 同上注。
和杜鲁门时期一样，对蒋和艾森豪而言，台湾海峡的特别行动可向国内支持者交代，他们的确有针对中共采取行动。艾森豪和杜勒斯也认为它可以安抚蒋的“反攻”决心。对蒋而言，它增加美、中之间的敌意，培养中情局和美国军方重要的亲蒋派之成长，也让经国的特别行动部门在资金与器材设备上源源不绝。到头来，这项秘密活动支用的几百万美元，倒是在帮许多机构和个人作嫁。某位前任中情局官员就回忆说，这个秘密关系变成“国民党金钱、武器、设备和训练的聚宝盆”①。
① 1995年及1996年间，若干位1950年代及1960年代曾在台湾服役的中央情报局及军方情报官，在华府地区受访。
既然被“松绑”，蒋似乎就有义务向美国新政府正式提出全面反攻的计划。1953年6月，透过蓝钦大使，他首次向华府提出撼动历史的反攻大陆方案。当然蒋明白，在韩战此一冗长昂贵的“有限”战争结束前夕，艾森豪不会乐见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因此他提议的大反攻必须以3到6年准备才能展开，准备期间美国要武装及训练60个师的国军部队。最终目标是以国军60万雄兵进行诺曼第式的登陆作战。起先蒋说只需要美国的后勤支援，后来有时候又说还需要美国的空中掩护和海上运输——这差别可大了①！他一再重申他的基本论调：在本地区冲突之根源——共产中国——被铲除之前，远东不会稳定、和平②。如前文所述，私底下他认为他有生之年看不到此一反攻会实现。
① FRUS (1952-1954), vol.14: China and Japan, pp.195-196.
② Rankin, China Assignment, p.162.
9月（1953年），蒋经国第一次赴美国访问，走遍很多城市，也到了华府会见总统、国务卿、中情局局长等人。华府长期以来认为他是父亲的内定接班人，但也是个神秘人物。他给各界的印象极佳，没有提起反攻大陆的议题，也没要求更多援助，只呼吁双方更加紧密合作。
蒋经国从华府回台湾后不久，副总统尼克松偕夫人访问台北，做两蒋的贵宾。委员长和尼克松长谈7个小时，有时候只有一名译员随侍，两人单独密谈。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告诉我们，他认为东道主提出的反攻计划“完全不实际”，但是又觉得他“不能当面告诉蒋，由他重新统一中国的机会实质上并不存在”。尼克松说，他只能“明白表示美国兵力不能用来支持（蒋）可能发动的任何反攻。”①如此斩钉截铁但又礼貌地拒绝，乃是艾森豪政府迄今对美国拒绝直接参与“反攻”最明显表态的一 次。从蒋的日记看不到他对尼克松此话感到意外或挫折，因为他只在意美国会不会公开发表声明。同时，蒋在公开演讲仍保证将在不久的未来恢复大陆的“自由与光明”②。
① Richard Nixo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Grosser and Dun-lap, 1978), p.126; FURS (1952-1954), vol.14: China and Japan, pp.210, 126.
②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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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接待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夫妇
缅甸国军游击队入侵中国的活动逐步升高，缅甸政府公开吁求美国设法终止此一侵略行为。1953年初，杜勒斯向蒋施压，要他撤出李弥部队，但是蒋还是老样子，回应干涉的方式就是“严令接济李部，空运加紧，以鼓其士气”①。当蒋经国在华府时，艾森豪对他重提这个议题，杜勒斯又以严峻的措辞发函向委员长要求，但蒋还是不为所动。最后，联合国大会在1953年12月谴责台北当局在缅甸的活动，然后在杜勒斯更强硬施压下，蒋终于下令撤出5000多名国军士兵和眷属。然而抵达台湾的人，据说有许多是当地山地人而非汉人。事实上，蒋和中情局仍把大部分国军战士留在缅甸当游击队，他们认为，保卫中南半岛不遭赤化的斗争很快就要来了，这支部队或许可起作用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