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Wendell L.Minnick, "Target Zhou Enlai," FEER 158, no.28 (July 13, 1995): 54.
② 关于周恩来与基辛格1971年的讨论，请见FRUS (1969-1972), vol.17: China, pp.503-504.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6, 1955, box 51, folder 11.
这段时期，蒋氏父子升高对付共产党的秘密及准军事行动，而且有鉴于和华府的关系更稳，他们决定也要对委员长国内的对手除之而后快。1955年5月某天早晨，经国手下特务前往孙立人的家，宣告将他软禁。蒋在前一年已拔掉孙的总司令官职，派他为“总统府参军长”，而现在不仅孙被控叛乱，他底下一名军官还被控阴谋挟持委员长。蒋长久以来认为孙是最可能领导反蒋政变的将领，虽然此一可能性已大大降低，他却似乎越来越担心在他身后，孙可能结合陈诚，构成经国接班的最大威胁。蒋不认为美国人会介入，但他仍然写下：“能不戒慎乎。”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28, 1955, box 51, folder 12.
雷德福在华府听到孙立人被捕，大吃一惊。两蒋父子的这位保守派友人传话给委员长，声称孙是“国军最能干的将领，他不可能是共产党”，又说孙“对政工的批评是对的”①。陈诚奉命担任不讨好的工作——主持孙案调查委员会。他弄出一份含糊的报告，蒋决定“不惩罚”孙立人，但把他留置在台中的家“观察”。蓝钦大使前往探视，发现孙怡然自得地种植玫瑰花②。这一软禁却变成长达33年的强迫独居。
① Wellington Koo, Reminiscences of Wellington Koo, Oral History, Butler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undated, pp.287-288.
② Rankin, China Assignment, p.273.
经国也认为他的养弟是个潜在对手。孙立人被捕前几个月，蒋纬国结束美国的研修受训回国，期待出任军事情报副首长。但是据纬国的说法，经国说服父亲让他担任较不敏感的国防部作战次长①。
① 1995年6月10日，蒋纬国在台北受访。
1950年代初期，美国的经济援助加上对台湾安全继续的新信心，开始产生效应。1951至1964年美国经济援助合计15亿美元，以人均数字来看居全球之最。美援占这段期间台湾资本形成的40％左右，大部分投资在基础建设和人力资源上面。技术官僚严家淦、尹仲容之外，又有学物理的工程师李国鼎来管经济、财政事务。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农复会）主任委员蒋梦麟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知名学者，曾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些人的能力和正直受人尊敬，也成为美国人欣赏的高级官员。在这些高阶决策官员底下，还有许多经济、财政专家，其中不少人接受过西方教育，组成一支高度干练、相当诚实的中阶专业技术官僚团队①。
① Murray A.Rubinstein, ed., Taiwan: A New History (Armonk, N.Y.: M.E.Sharpe, 1999), p.325.
打从一开始，蒋就相当放手让这些干练的官僚去管理台湾财政、经济事务，包括美援运用和土地改革。陈诚和蒋经国都主张，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的优先度仅次于安全，因为长期而言，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攸关政权之存亡①。蒋显然也同意，因此强力支持陈诚持续推动土地改革。虽然政府是拿台湾仕绅而非外省人仕绅的土地来重新分配，但如果蒋在大陆也能有同样紧密的政治控制，他肯定也会在大陆推动土地改革。1953年1月，政府宣布改革方案最重大的举措：任何地主拥有的土地不得超过7.2英亩中等级稻田。自耕农由36％跃升为65％，佃农降为11％②。政府拿四大公司（原本是日产）的股票偿付向地主征收的土地。最大的地主们（绝大部分受过良好教育、住在城镇里）又向别人买下股票，他们及其子孙变成岛上第一代新企业主，不仅在扩张旧工业部门担任重要角色，也跨足金融业，并投资1950年代在政府鼓励下兴起的新型轻工业③。
① 1995年9月7日，李国鼎在台北受访。
② Hung-mao Tien（田弘茂）, The Great Transi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9), p.23; FEER 27, no.15 (October 8, 1959): 585; Rubinstein, Taiwan, pp.325-328.
③ Rubinstein, Taiwan, p.327.
农复会不仅积极参与土地重分配，推动提升农家生产力和所得，也致力改善农村公共卫生。它的重要计划包括控制肺结核、性病，提升孕妇和幼童照护。到了1960年，公共卫生人员实际上已扑灭疟疾、并降低八成的肺结核及砂眼。最后，全省广设好几百个卫生所，以低廉费用提供农家基本照护①。这是亚洲农村人口生活和平革命的开端，替台湾1960年代城市经济起飞奠定基础。
① FEER 29, no.5 (August 4, 1960): 292.
可想而知，蒋对土地改革及其他农村计划的成功颇为自豪，它们甚至在美国自由派圈子也受到相当高的赞誉。这项没有暴力、非惩罚性的改革，若与1950年代毛泽东在大陆没收土地造成数百万人丧命的革命一比，尤其可嘉。毛一向认为革命过程必定有人要丧命。除了在国内产生影响，农村成就也说明了蒋往后20多年何以能在新独立的开发中国家，替国民政府维持相当的外交支持。1960年代开始，台北开始派农耕队到非洲国家协助，提供台湾土地改革的宝贵经验。
可是对蒋介石而言，却难免对陈诚和农复会抢了功劳耿耿于怀。土地改革成功的声望，使陈诚成为蒋更宝贵的资产，但也增加了他在蒋过世之后（说不定是生前）继承大位的可能性。经国的特务继续紧盯着陈诚的言行举动。
蒋最主要的经济目标是维持新台币币值稳定，以避免重蹈当年在大陆的覆辙。但是币值稳定在台湾持续相对容易，不仅是因为有大规模的美援和庞大的黄金、美钞做发行准备，还因为全岛十分安定——创造出容许企业投资和成长的沃土，而这是委员长在南京、重庆从来没有过的经验。到了1953年，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加上关税收入上升，全国预算赤字降低到相当低的地步——只有国内生产毛额（GDP）的6％。从1949至1958年，台北零售物价上升13倍。但若是只从1952年算起，通货膨胀年增率只有6％～7％。同时，国府迁台头九年，工资上升16倍，轻易胜过通膨率①。
① FEER 27, no.15 (October 8, 1959): 585.
偶尔蒋也会亲自干涉财金事务，直接找严家淦等人交代事情；譬如抱怨纸钞“发行甚大”，下令中央银行从台湾银行手里接管新台币之发行，任免银行董事，或是要求手下将领想方设法节约开销①。1953年之后，通货膨胀更加下降，必须结束台湾的贸易赤字。为了达成此一目标，新成立的安定委员会承接了宏观调控经济的角色。技术官僚立刻推出第一个达成经济自主的四年计划，集中在进口代替的工业化策略和高关税。其他的措施还包括：准许台湾银行给予新的轻工业补贴性放款，让他们生产化学肥料、纺织品、香皂、摩托车等等。从1949至1958年，实质工业生产总值增加为2倍多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29 and February 16, 1951, box 48, folder 15.
② FEER 27, no.15 (October 8, 1959): 585.
台湾1950年代前半，社会生活呈现战争的紧缩状态。夜店甚至霓虹灯都被政府禁止，街上的新车全是美国人所有。每千人有一人有汽车,而每一万人有两人有机车，显示拥有汽车的菁英阶级比以机车代步的中产阶级还庞大①。尽管农户的收入与生活条件有明显改善，但去市集大多还是徒步或坐牛车，连搭乘摇摇晃晃的巴士与三轮车，都很罕见。雨衣跟屋顶是用稻草做的，大部分农舍都还是泥土地，这些农民也没人有手表或收音机。再者，台湾乡村地区每年人口数增加4％，但因为遗产划分，农民耕种的农地更小了，1958年平均每人拥有农地面积不到半英亩②。
① Hung-mao Tien（田弘茂）, Great Transition, p.29.
② FEER 13, no.10 (September 2, 1952): 132.
为了让岛上人民人均所得增加，主要的解决方案是快速扩张城市经济——它也果真这么做了——头两个四年计划期间的进口替代策略导致数以百计的新工厂生产轻制造品，创造数以万计的新工作吸收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也减少政府赤字，挪出更多经费从事基础建设。10年下来，农村的日常生活也缓慢但明显有了改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降低所得差距。全民最穷的四成百姓，享有的所得百分比，比全世界任何一个非共产国家都来得高①。这段期间，所得年增率为7.5％，若以人均成长计算则为4％。到了1950年代末期，简朴措施放宽，因此中餐厅如雨后春笋冒出来，“舞厅”也出现，霓虹灯闪耀在各城市②。
① Hung-mao Tien（田弘茂）, Great Transition, p.27.
② FEER 14, no.18 (April 30, 1953): 567.
1949年撤退来台湾后不久，美国新闻记者报导，岛上的外国人、本省人、外省人都认为政治相当清明①。为遏阻贪腐和逃漏税，蒋命令银行要把个人及公司帐户明细全都送交税捐稽征处；他也给警员和一般士兵加薪，但军官则不调②。蒋依然犹豫对高阶僚属采取惩处行动，前述参谋总长周至 柔的案子即是一例证；但陈诚和蒋经国则惩贪绝不手软。陈诚的体制改革（得到蒋的许可）有助于良好治理。美国人员严格査察军中和政府帐册，是揭弊、防贪的功臣。军饷集中处理、成立联勤总司令部接管三军所有采购，也是蒋支持的重大改革。周至柔曾经反对另外成立一个总部统一采买、支付三军所需之补给和器械设备。但是蒋命令他要“切实改正”，坚持变革③。《纽约时报》1940年代火力全开，抨击国民党贪渎横行，而今在1958年报导“（台湾的）贪腐大体上已根除。”④虽然这个说法有点过甚其词，但是很明显的是过去伤害国民党甚巨的贪渎之风终于受到控制。
① 同上注。
②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十二，1951年2月8日、1952年5月30日、9月6日，p.4478。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27, 1951, box 48, folder 16. 美国军事顾问团（MAAG）也反对这一方案，认为每个军种都最清楚自己的需要。
④ Richard Hughes, "Portrait of Chiang on His Mountaintop,"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28, 1958.
五
中、美第一次双边会谈将于1955年7月在日内瓦举行，杜勒斯诚恳地向委员长说明，这项对话的目的是要说服毛泽东同意相互在台湾海峡放弃使用武力。蒋听完了并没放心，他担心一旦达成协议，就会导致台湾中立化，美国与中共修睦，台湾丧失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席次。蓝钦大使虽然并非蓄意，却发了一个很讽刺的外交信函给杜勒斯，警告中、美宣布保证在台湾地区和平之意，将会制造“台湾士气民心严重下滑”①。
① Rankin, China Assignment, p.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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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毛泽东和蒋介石一样厌恶宣示在台湾海峡不动用武力。这种协议会使中共在解放台湾——多数中国人视为中国主权之一部分——有必要时，却不得有权动武。但是在日内瓦几经折冲之后，毛几乎必定是受到其外交部长周恩来的鼓舞，令人意外地批准折衷案。中共代表王炳南提议一项排除使用武力的书面协议，在会议纪录中将显示双方口头同意，此一放弃使用武力之规定将包括“美、中之间的对台事务”①。由于美国承诺防卫台湾是中、美之间对台事务中最重要的课题，这个规定似乎正中美国下怀。中共愿意接受，强烈代表当时（1955、1956年）毛泽东和周恩来颇有心和美国配合②。也或许他们视此提议为战术，或许可刺激国民党领导阶层和他们达成协议。不论如何，美国出席日内瓦会谈的代表强生（Alexis Johnson）力促白宫接受中方提出的折衷案。
① U.S.Mission Geneva cable, Johnson to SecState, FRUS (1955-1957), vol.3: China, p.200.
② 北京在书面协定中，只愿说：双方应“不诉诸武力以解决两国之间在台湾地区的争议。”请参见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71 (New York: Praeger, 1972), p.127.
然而对艾森豪和杜勒斯而言，这个提议乃是诅咒。他们担心若同意与“赤色中国”达成这样的协议，蒋介石和共和党右翼会有激烈反应。他们也认为——可能一点也没错——这样的协议反而会刺激一大堆国家转向承认北京，虽然本省人大多数会欢迎此一协议，他们却担心它会在台北的外省人政权激生政治危机。蒋一向对美国的意图有疑心，紧密盯着日内瓦会谈的进展。他预备再增派一个师到金门，当华府并不反对此一调动时，他认为：“他们并无意图要放弃同盟。”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27, 1955, box 51, folder 14.
由于这些考量，艾森豪和杜勒斯没进一步探究毛方案的可行性——这个机会一纵即逝，再也没回来。即使如此，杜勒斯仍旧认为美国应继续敞开大门，希望能与中共关系正常化。次年（1956年），他对一群美国记者表示时间已到，“我们必须以对待苏联同样的基础，去对待共产中国”①。北京缓和的趋势始于万隆会议，复因赫鲁晓夫1956年2月那场著名的演讲而更加快脚步。赫鲁晓夫在此一演讲里揭露斯大林的巨大罪行，并且宣称有“不同的道路通往社会主义”，和平共处是“基本原则”，不是战术诡计。对这个让人惊心动魄的演讲，毛的第一反应是试图防止中国出现斯大林式的权力腐化，于是他发起“百花齐放”运动，让不同意见争鸣。
① FRUS (1955-1957), vol.3: China, p.584.
4个月之后，周恩来秘密向国民党提议：台湾“回归”祖国之后，国民党仍可统治台湾，且“会给蒋介石找个合适位子”。周恩来透过香港记者曹聚仁传话给蒋的这个信息，末尾说：“我们有诚意，可以耐心等候。”显然国民党方面并没回答，蒋氏父子也没告诉美国人中方派人接触。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项政策，强调透过经济建设而非阶级斗争来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①。
①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171.
就在苏联要去除其历史神话、进入第一阶段功能理性之际，委员长也出版他的着作《苏俄在中国》。蒋的秘书群和国民党史官可能负责大部分的研究和一部分的写作，但全书文字清楚代表蒋介石的思想。蒋在绪论里说明，苏维埃共产主义因承诺透过人类社会激烈动乱以达成理想境界，已使“欧亚两洲人文主义的文化，都受到强有力的刺激”。他说，因此撰写本书是因为他有责任向全国国民与世界各国说明为何他、他的党和政府不得不三度采取“和平共存”政策，与苏联及其附庸中国共产党合作①。
① Chiang Kai-shek（蒋介石）, Soviet Russia in China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Cudahy, 1957), pp.6-7.
要对付共产党发动的“长期战争”，蒋在书中呼吁自由世界要采取“总体性”的策略。他又急着说明，这表示当共产党无可避免地发动新的侵略行动时，自由世界国家应对共产党采“重点主义”反击，不是只求自保。他在该书英文版中没有讨论国府对大陆之反攻，但在他眼里，中共明显就是重点中的重点①。
① 同上注，pp.345-349。
到了1957年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军方和政府人员及眷属在台人数已逾1万人，绝大部分住在台北市及其近郊。伴随着这些人而来的就是各种支援设施，如医院、军人福利社、电影院、保龄球馆、棒球场、学校和士官、军官俱乐部，还有数不清的美军和中情局人员暂时出差到台北公干。很不容易，他们和本地居民之间很少有大冲突，不过终究还是发生一起不幸事件。
1957年春天某个闷热的夜晚，一名美国空军士官射杀一名闯入他家庭院的中国人（雷诺枪杀刘自然的五二四事件）。台北报纸大哗，然而美国军事法庭裁决这位士官杀人无罪。这位士官及其家人立刻被送离台湾，但是台湾方面无法接受。报上登出死者太太的抱怨之后，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团员群聚在美国大使馆门外抗议，抗议很快就演变成暴民翻墙闯入使馆。蒋经国从救国团办公室紧盯着事件发展，不肯派出附近的镇暴小组，据说反而下令便衣人员试图防堵暴力。但一则人数太少，再则时间太迟，暴民砸、烧使馆，只不过没有美国人受到重伤①。
① 1996年5月18日，李焕在台北受访；1998年3月10日，马英九在台北受访。
蒋经国批准抗议活动时，可能并没计划要捣毁美国外交官署，只想展现激烈抗议。担心他在台湾的特务头子形象，也顾虑未来要担任领导人的角色，他也不会希望让镇暴小组对付自己的救国团团员。可想而知，艾森豪气极败坏，但美国政府不想闹大风波，接受蒋介石的卑躬道歉和赔偿金（挺讽刺的是，它间接由美援支付）。蒋很可能觉得这件事并不坏，它宣示了他不是美国的傀儡，也似乎支持蓝钦这类美国人的见解——蓝钦认为蒋若被激怒可能会和华府决裂，甚至投向毛泽东。事件过后，美援还是没间断，继续交到台湾。
六
同一年，毛泽东的百花齐放运动激生出对共产党及其7年来治国的批判洪流。同时受到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演说的鼓舞，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党领导人也发动党的自由化运动，匈共甚至还要推翻共产体制。毛被这些事件吓到，惊觉百花齐放运动产生的自由言论威胁到个人的权柄，突然发动反扑，把30万名知识分子贴上“右派”标签，数万人因此被送进劳改营，批准的死刑之多更不计其数①。1957年秋天的一些戏剧性发展，让这位毛主席相信“世界势力的连带关系”已开始起了大变化：“东风压倒西风”。先是苏联发射地球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泼尼克”（Sputnik），然后又试射第一枚可携核武的洲际弹道飞弹。第一批美军顾问也飞到南越，对越共乱势扩大加以反制。9月，苏联科学工程人员秘密抵达中国，教导中国人如何组装核武。
① Roderick MacFarquhar, ed., The Hundred Floses (New York: Praeger, 1960).
毛受到这些事件启发，宣称中国很快就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它的“太空火箭”就是“大跃进”，把农工生产建立在不切实际的粮食管理以及工业制造上。但是对毛来讲，这出自家上演的革命戏码还需要加点外交政策和对台政策的武戏才行。于是沿袭着以往偶而为之的，毛泽东批评周恩来对美交涉进行“反动的外交政策”，拥护“和平解放”台湾。当周辞去外交部长，蒋晓得北京可能进入极端政策的新阶段，而这可能让国民党有机可趁①。
①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173.
自从1951年在滇缅失利和1954年中南半岛空投以来，国民政府就没和中情局联手在国外从事秘密特种行动。但是1958年3月和杜勒斯会谈时，蒋突然提议，两国政府秘密合作协助一群印尼文武官员在苏门答腊中部和苏拉威西东部叛变。蒋说，印尼总统苏卡诺与北京、印尼共产党太接近，如果印尼军方叛变可以推翻他，或至少也分裂印尼这个大国，必将有利于自由世界①。杜勒斯当下就同意。中情局也没有进一步深思这个政策的可行性或后果，就开始从台湾空运武器及其他补给给反政府的叛军，须知印尼可是联合国会员国，和美国也有外交关系。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Taipei, March 14, 1958, Dulles and Chiang Kai-shek, et al.,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9.
事情开始真正变得棘手是因为印尼军队击落一架中情局飞机，还逮捕了飞行员。这个事件导致中国、印尼共产党和苏卡诺都谴责美国公然违反国际法①。苏联也赶紧送给苏卡诺一个中队的米格16战斗机。叛军溃败，白宫又改变政策，转而支持爱国但反共的印尼陆军，做为对抗印尼共产党的堡垒②。杜勒斯也觉得苏卡诺没那么坏，他“不像蒋介石、李承晚和纳瑟那么狂热”③。华府深怕蒋介石会疯狂行事的心理，对蒋来说很有用。
① Victor Marchetti and John D.Marks, The CIA and the Cult of Intelligence (New York: Knopf, 1980), p.122.
② American Embassy Taipei radiogram to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22, 1958,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p.145-146.
③ Department of State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Dulles, Casey, et al., September 9, 1958,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281.
1958年7月，美国陆战队登陆黎巴嫩阻止内战，英国伞兵也进驻约旦，美苏两大超强之间的关系再度剑拔弩张。毛泽东宏伟的意识形态主张，以及中国媒体恢复猛批“美帝”和“南修”（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都令苏联大为紧张。赫鲁晓夫于8月秘访北京，试图让毛泽东冷静下来，或起码也要了解究竟怎么一回事①。当赫鲁晓夫建议毛在处理台湾议题时一定要审慎小心，毛却怀疑是否又有两个中国的阴谋。他选择不告诉这位苏联领导人，事实上他即将针对金门再度发动大规模炮击行动。果然，8月底共军岸炮朝金门滥轰6万枚炮弹！②大约这个时候，毛泽东私私下告诉他的医生，金、马外岛“就像两根指挥棒，可使赫鲁晓夫和艾森豪跳来跳去”③。赫鲁晓夫才刚回到莫斯科不久，听到金门炮战消息，急急忙忙又派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赶到北京。周向他担保，炮轰金门的目的是“在蒋介石和杜勒斯之间制造更多矛盾”，证明中共不怕美国，并“提振中国人民战斗精神”。周表示，不会登陆攻打外岛啦！毛泽东也告诉葛罗米柯，即使美国动用战术核子武器，苏联也不必参战④。赫鲁晓夫是否相信毛泽东此话当真，这点并不清楚，不过他还是发了一封信给艾森豪，表明美国若“攻打中国将被视为攻打苏联”⑤。
①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p.178-179. 毛泽东刚接到实施“大跃进”以来的第一批收成报告，各地无不谎报数字，稻、麦明明均歉收，确拿奇迹般的成功数字往上报。
② Roy Medvedev, China and the Superpowers (Oxford, Eng.: Blackwell, 1986), p.33;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179.
③ Li Zhisui（李志绥）,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pp.270-271.
④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188.
⑤ Alan J.Day, ed., 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 comp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9-1984 (London: Facts on File, 1985), pp.11-12.
一年后（1959年），毛泽东向苏联大使透露，1957年秋天，蒋介石曾“希望并要求（中共方面）进行炮击”①。毛泽东会有此说，可能是危机爆发前蒋、周之间有过接触。周恩来透过密使曹聚仁传话给蒋，表示蒋可以选择自己撤离金门、马祖，或让美国人逼他撤离②。毛泽东事实上并不想要蒋退出外岛，周的表态很可能只是又想激化美、蒋之间的歧异。对蒋而言，如此一来，他很快就能对华府一直悬而未决的核武和导弹飞弹提出要求；与中国大陆有战争危机，无疑使这个要求更有强烈的正当性③。因此，蒋有可能告诉周，如果北京启动危机，事实上只会对国民政府有利。
① 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代办安东若夫（S.F.Antonov）1959年10月21日的日记“Summary of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Chairman of the CC CPC (Central Committe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o Zedong on 14 October 1959.” 参见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网站：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maoconv.htm, accessed August 28, 2008.
②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193.
③ 蒋介石的要求维持机密，但是书中记述被回绝，见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p.509-510.
话题转回华府，金门再度遭受重炮轰炸的确惊扰美国政府，它相信这次毛一定打算入侵金门了。炮战开始时，国军有10万雄师驻守金、马，比1954至1955年还多，使得它们在战略上、心理上都比从前来得重要①。艾森豪向他的僚属抱怨，蒋“不听我们的劝告（减少金马驻军）又来跟我们发牢骚”②。国家安全会议会上竟然没有人提起，总统自己在1955年4月派雷德福和饶伯森到台北向蒋介石传过话：当时艾森豪斩钉截铁宣称美国不会协助防卫外岛。很显然，领导高层没有要求幕僚写报告，交代上次危机的始末以及他们当时的处理方式。于是又历史重演，杜勒斯公开宣布美军将协助保卫金门③。
① 1958年8月25日白宫关于台湾海峡情势的会议备忘录，请见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73.
②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98. 关于艾森豪威尔抱怨蒋“不听我们的劝告，又来跟我们发牢骚”。
③ Day, China, pp.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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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三炮战期间，准备从台湾运补金门的物资
另一个惊人的记忆空白是，美国的最高阶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及秘密会议上，又开始随口谈及在金门危机动用核武的可能性。新任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空军上将丁宁（Nathan Twining）向国安会报告，要7到10千吨的空中引爆炸弹才能收拾共军大炮①。于是美国急送可携核弹的8英寸口径榴弹炮到金门，但想必还是控制在美国人手上。1958年5月就到了美国的蒋夫人，也在电视节目《会见新闻界》（Meet the Press）上表示，大陆人民在问，为什么台湾不用核武对付共产党政权②。
①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121.
② Tyson Li, Madame Chiang, p.376. 李（Li）没有举出这次节目的日期。
[p style="text-indent:0em"][img src="images/145559013718.jpg"/][/p]
蒋介石在涵碧楼接受美大使庄莱德呈送到任国书
这几个星期，委员长、陈诚和蒋经国每天都和美国驻台首席人员开会。新任大使庄莱德（Everett Drumwright）——另一位同情国府的美国外交官——和中情局台北站站长克莱恩（Ray Cline），不仅向华府转呈国民党一再告急，同时自己也预料一旦金门沦陷或弃守，其后果不堪设想。此外，他们也恳求当局紧急运送更多先进武器到台湾①。杜勒斯那些陈年焦虑又跑出来了，如果美国把蒋逼急了，他或许会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好“与北京达成协议”。他和艾森豪还拟出危机处理的各种基本假设，编撰一份奇特的秘密备忘录，仅供本身参酌。艾森豪不太合理的骨牌理论在这份合写的备忘录又复活了，宣称若地图上标明为金门的小岛被攻陷或投降，这“可能使（台北）政府到头来也会让美国人在（台湾）岛上无法立足下去”，也就是说，台北政府有可能和共产党取得协议。这份备忘录宣称，结果日本和整个东南亚“可能完全沦为共产党势力范围”②。
① American Embassy Taipei cable to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19, 1958,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227.
② Eisenhower, White House Years, pp.691-692.
这份备忘录非常无知且牵强的分析显然是杜勒斯的诡计，要把艾森豪卡死在强硬路线上。它又预测一旦美国介入保卫外岛，就不能放弃，否则对“自由世界是无法接受的伤害”。因此，如果需要撒手锏，“广泛使用核子武器，甚至全面战争的风险都必须接受。”①在预想的骨牌连锁倒塌中，台湾就是关键环节。但当时对台湾最新的国家情报评估（台湾的前景）（1957年8月27日），它重申早先的结论，认为如果国民党想尽美国会保台，他们事实上就会接受美国各式各样的措施，包括大力施压要国军撤出外岛、不再反对中共进入联合国，甚至削减对台湾的军事、经济援助，这些都是国民党长期坚持无法容忍的②。杜勒斯强烈且一向强势的观点、克莱恩的“内幕”报告之影响，加上可能艾森豪记性太差、意志力不强，使此一经过深思熟虑的分析显然遭到忽视。
① 同上注，p.692。
② FRUS (1955-1957), vol.3: China, p.592.
由于金门炮战危机，使美国上修原定要运交的军援，增加到总值3亿5千万美元包含有先进大炮、飞机、坦克、两栖作战船只，以及其他战争物资①。送到台湾的这些新武器当中、有全新的空对空响尾蛇飞弹，它让国军空军立刻取得决定性优势，胜过中共的米格机。蒋之前对周恩来信息的答复，果然很快应验。
①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Memorandum, "Report on Taiw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SC 5723)," April 20, 1959, National Archiv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ilet, 1959, box MNR2.
这之后，1954至1955年危机的状况又重来了一次。艾森豪和杜勒斯起初采取的鹰派反应，惹来一大堆怨言，反对因中国外海几个小岛就对中国发动核子攻击。美国驻东京大使报告说，如果美国为了金门动用核武打中国，日本可能会要求所有的美军人员和设施撤离其领土。其他盟国也一样惊骇。国务院主管政策规划的助理国务卿史密斯（Gerald C.Smith）呈给杜勒斯一份备忘录，表示美国若在本案例上动用核武，结果若不是全球爆发核子战争，就是牺牲重大的惨胜——美国不仅会遭盟国背弃，还会遭到中立主义和敌意的围困①。
① 1958年9月3日史密斯给杜勒斯的国务院备忘录。请见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p.122-124.
最令人忧心的是美国有一份情报文件报告说，国民政府1958年9月企图“让美国卷入和中国核子作战”，它的详细内容迄今尚未解密①。从我们对蒋介石想法的了解，以及他在1955年不肯接受艾森豪封锁中国海岸线的提议来研判，看起来他十分不像要掀惹美中核战。但是这份报告对艾森豪起了极大影响。艾森豪及其顾问群突然都认为“蒋的目标事实上就是要让美国卷入和中共交战”②。最后，艾森豪和1955年一样，又严格反省他和杜勒斯近来转向核子作战的政策是否明智。
① Memorandum by Regional Planning Adviser in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 "Taiwan Straits Crisis: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September 18, 1958,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222. 这份备忘录提到的情报文件迄今尚未解密，但这个主题已经很清楚了。10年后，蒋介石告诉鲁斯克，美国“决不可动念以核武对付中国”：见Dean Rusk, As I Saw It (New York: W.W.Norton, 1990), p.288. 但这是在北京已经试爆核弹，台北也已经秘密发展类似武器之后，显然只是一种恫吓。1958年如1953年，当美国很可能用核武对付中共、而中国还没有核武可以攻击台湾之时，蒋介石父子都没有类似的声明。
② Ambrose, Eisenhower, p.484.
同时，美中会谈已移到华沙举行；中方提议，蒋如果撤离金门、马祖，中国会“在相当期间” 努力“以和平手段解放台湾和澎湖”①。艾森豪和杜勒斯仍坚持无条件放弃在台湾海峡动用武力，但毛泽东的提议已经让白宫怀疑为什么要为外岛去掀起战争。为了拖长危机，让美国对是否直接介入犹豫，毛故意在9月21日摆出和缓姿势，暂停炮击，使国军有一天时间在金门抢滩、安全运补。艾森豪在国安会上表示，他想要做点什么使蒋“更有弹性”，刚从台北见过蒋回到华府的国防部长麦艾乐（Neil H.McElroy）暗示，那就搞政变吧！他说：“弄个别人上去。”②
① Chen Jian（陈兼）,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p.192, 194.
② Ambrose, Eisenhower, p.485.
蒋显然对危机的发展与似乎要落幕感到欣慰。不过10月1日，当他在高雄与海军将领会谈时，接到新任驻美大使叶公超电文报告向艾森豪总统呈递到任国书的经过。叶公超强调艾森豪表示，他深信国民政府也“和美国人民同样深切希望”“共产党的侵略不会因我方未能接受其和平解决的建议就导致战争。”接着他又读到一则外电新闻报导，杜勒斯同一天举行记者会，提到把这么多部队部署在金门、马祖是“愚蠢”，而且“如果可以安排好停火，这么做并不明智”。杜勒斯又说：“如果中共遭到国民政府的攻击，又要求他们放弃使用武力，乃是相当不实际、也相当不对的事情。”杜勒斯更藉此机会宣称“大陆要发生变革极其可能的情况是，都是由在地发起、在地领导”，“国民党重回大陆”是“高度假设性”的。《纽约时报》评论说，这些话若真的有后续行动，那就代表政府对蒋介石的政策再次起了“深刻变化”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