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 FRUS (1961-1963), vol.22: Northeast Asia, pp.342-346.
可是，俞大维和张群这两位国民党高级官员却分别告诉美国驻台官员，别把委员长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当真。俞是国防部长，与蒋同为浙江人，是学界出身；张群则是蒋少数几个最亲信的老朋友之一①。如此坦率的发言，背后应该有蒋的支持。美国驻台北大使馆代办高立夫（Ralph Clough），是第一位观察深入到言行表相之下的美国外交官。他认为蒋真正的目标，仅仅是争取行动更自由的“表相”，以便强化他的公众地位。高立夫呈给国务院某一电文的结论是：蒋所要的可能只是一个说法，美国只要表面上同意不反对他对大陆采取武装行动，并且在类似攻击发生时，假装它会采取不插手政策②。到了夏天，美国许多官员已发现蒋介石很清楚国军若是大举反攻，将酿成一场大悲剧。克莱恩调离台北后，中情局自台北发出的报告归纳出下述新观点：国民政府“可能并不期待当今共产中国的情势或国际现势，转为有利台湾反攻”③。
① American Embassy Taipei Airgram no.A-649, February 22, 1963; and Air-gram no.A-757, March 23, 1963,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State Department Files, box 3669.
② FRUS (1961-1963), vol.22: Northeast Asia, p.352.
③ CIA Taipei report no.TDCS DB-3/654, 567, May 9, 1963, FOI request to the CIA.
同时，蒋采取新策略，派经国到华府建议美国和国民政府合作，一起摧毁解放军的飞弹基地和原子弹设施。国家安全会议首席顾问彭岱（McGeorge Bundy）告诉蒋经国，美国政府会审慎评估他的提议①。或许并非巧合，中情局近来也建议政府考虑铲除北京的核子设施，包括联合台湾或苏联共同作业②。可是，两个月之后，美国政府得到结论，认为“中共（核子）炸弹”的战略利益有限，于是一口摈弃“扼杀摇篮婴儿”的构想③。
① 国务院最高机密备忘录“Visit of Chiang Ching-kuo, US-GRC Consultations Concerning Possible Actions against the Mainland,” backgroud paper, September 17, 1965, Lyndon B.Johnson Library, National Security File (China), memos, vol.4, 7/65-10/65, pp.1-2.
② Nancy Bernkopf Tucker（唐耐心）,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New York: Twayne, 1994), p.65.
③ FRUS (1961-1963), vol.22: Northeast Asia, p.405.
11月，两蒋父子获报西贡发生军事政变，南越独裁者吴廷琰总统和他的弟弟、主掌秘密警察的吴廷琛都被密谋者杀害。两蒋和吴廷琰政府曾多次来往——譬如，陈诚在当年稍早曾访问西贡，那时他就拜会过吴廷琰兄弟。此外，吴廷琛至少到过台湾一次，与蒋经国会商过，可能也见过委员长。美国鼓励以政变方式推翻南越领导人使蒋“殊为寒心”，更加相信“残忍不道”的美国人不可信赖。他反复强调：“国非自立不可”。两蒋父子无疑加强了对自己属下高级将领的秘密监视，特别是与美方有密切往来者①。吴廷琰死后20天，一大清早，台北就接获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的消息。蒋可能觉得肯尼迪遇刺是天道报应他杀害吴廷琰、吴廷琛兄弟，但他没在日记里写下他的感想。蒋没有派特使团出席吊唁肯尼迪，后来台北当局解释说是“疏忽”②。
① Chiang Diaries, November 2, one week reflection, 3, 1963, Hoover, box 70, folder 10.
② 同上注，doc.197。
2个月之后，1964年1月台北倒是真的发生兵变，不过却像是一出闹剧。由蒋纬国提拔、过去5年都担任装甲兵第一师师长的赵志华，有一天早上集合部队及坦克车，宣布要开到台北展现实力，因为委员长没有认真推动反攻大陆。师里头的政战部主任虽然口喊支持，却冲向司令台撂倒师长，然后将他逮捕。事件之后，纬国遭父、兄贬抑再也无法复起①。
① 1996年5月17日，温哈熊在台北受访。
同时，中南半岛战事一直有扩大之势。1964年4月16日，鲁斯克国务卿飞到台北进行为期2天的会谈。委员长委婉地提出他的观点——和他对克莱恩、庄莱德的末日说教，态度完全不同——甚至表示他“原则反对使用核子武器，尤其反对以此解决中国问题”，又说美国轰炸华南只会让中共对美国更加仇恨①。虽然蒋不同意美国对中共先发制人动用核武，国府在台北外头的山区仍继续秘密进行研发，探索制造核武的可行性。但是，这个计划对美国人而言不是秘密。中情局渗透国民政府最好的成绩，就是吸收到一名参加此一极机密计划、具备科学背景的年轻军官。这名特务让美国得以掌握其进展。
① FRUS (1964-1968): vol.30: China, doc.26.
在经济方面，陈诚和技术官僚订定一套加速经济发展方案，包括以优惠税率奖励侨外投资、无上限获利汇出，以及废除来台外资必须有（台湾）中国人资金在内的法令。新的方案也强调奖励国内民间企业和出口导向的成长。出于意识形态的坚持，许多老国民党人仍执迷政府公营企业、进口替代政策，也不鼓励外人投资。然而，华府和国民政府改革派的目标是使台湾不再仰赖美国经济援助，替1960年代中期的经济成长奠定基础。蒋全力支持此一现代化策略①。
① K.T.Li（李国鼎），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 ROC (London: Shephrard-Walwyn, 1988), p.111.
1960年代中期初次到台北的访客都会看到，这座被山环绕的城市虽然还很贫穷，却是个定居、发跡的好地方。人均所得年增率将近7％，但是所得分配依然出奇的平均。和大陆不同，这里的人没有营养不良的问题。好几百家中国餐馆（如衡阳路两侧那些）挤满顾客；菜市场里满是肉类、蔬果。沿着小街，几千家小店面和摊子兜售着收音机、面食、电风扇、新鲜水果、五金商品，以及形形色色便宜的日常用品。新、旧佛寺、道观四处林立，日本人留下的柏青哥店也有上百家。几十家电影院（有些很新，还有空调）放映香港电影、中文配音的美国电影，以及最新的强档台语片。
电视也成了台湾人生活的一部分。即使小康之家也买得起小型黑白电视机。政府公营的一家电视台播放颇受欢迎的连续剧，据说委员长夫妇也定期观看。篮球是最多人做、最多人看的运动项目，各军种皆组织篮球队互较高下。棒球文化承袭日本，同时也受美国影响，不久就成了全民风靡的项目。此时，岛上半数以上居民已住在城镇；农村许多人都拥有由耕耘机改装的三轮车。大多数家庭有脚踏车，有些则有摩托车。尽管军费支出比重极高，1960年代的教育经费支出约占政府预算的13％；政府在60年代把国民教育延长为9年（1968年9月实施9年国教）。
国军军官有美式的军官俱乐部，里面有酒吧、餐厅、游泳池；有钱的台湾人则开设乡村俱乐部，热衷高尔夫球运动。这时已有2万名美国人住在台湾，许多住在地方街坊，与当地人互动积极。无论本省或外省家庭都想方设法，鼓励大学毕业的子女前往美国深造，这个风气长期下来对台湾人的生活有深远的影响——1954至1989年间，台湾共有11万5千人到美国留学，在全世界居第一位①。此时已有少数留学生学成归国，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也有人投入政府公部门服务。李登辉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得到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后来成为本省籍第一位省主席②，更进而出任总统。
① John Franklin Cooper, Taiwan: Nation-State or Province? (Boulder, Colo.: Westview, 2003), p.95.
② 李登辉1968年获康奈尔农业经济学博士。但第一位省籍台湾省主席是彰化人谢东闵、第二位本省籍台湾省主席是南投人林洋港。李登辉是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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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蒋介石与陈诚副总统合影。蒋一直将陈视为儿子经国接班的大敌
蒋依然会动怒或假装生气，但现在已经很少发脾气了。蒋本来的领导方式是巨细靡遗的管理，现在则已逐渐放手让经国、陈诚和技术官僚去处理。他的办公桌一向很整洁。他用陶瓷笔筒中的五支毛笔，亲笔批示公文①。他往往只在公文上简短写着“可”或“不可”，再由秘书完成核示文字。每星期五的上午，他照常出席情报会报（包含对大陆局势最新发展分析），但星期四上午的巡视和星期六上午的军事会议逐渐减少。他下午不办公，通常在下午一点回到官邸，午睡至两点，然后会吃点轻食；通常是蒋夫人陪他，不然也会由经国陪同用膳。餐后，他有时会在院子里溜狗，然后坐在池塘旁击掌、赏玩锦鲤。其余时间他都守在书房里。有位秘书认为他在思索反攻大陆的计划；其他人则认为他主要是在读唐诗、《孟子》或历史书②。
① Richard Hughes, "Portrait of Chiang on His Mountaintop,"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28, 1958.
② 2003年10月3日，楚崧秋、钱复和郝柏村在台北受访。
蒋介石的长久任期中罕有国宴饮酢，现在则更少。如果访客与总统一起用餐，通常是一顿便饭。在正式餐宴中，他吃的是好入口的蔬菜、海鲜，以及由他擅长宁波料理的私人厨师所准备的鱼翅（蒋唯一喜欢的奢华料理）。他偶尔也喝可口可乐，在1950和1960年代它们来自距士林官邸不远的美军供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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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台湾与家人在官邸合影
最受宋美龄宠爱的外甥女孔令伟，此时接管了夫人的许多慈善组织及其他活动，包括管理蒋夫人主持的圆山大饭店。孔令伟仍然剪短发，穿传统的男子长袍或西装、领带①。她有女性爱人，其中一人是蒋经国长子孝文之妻一位好朋友的母亲②。另一位蒋夫人宠爱的亲戚即外甥孔令杰——现在是德州石油富商，娶了美丽的电影女星佩姬（Debra Paget）为妻。当孔令杰这位名人姨妈到美国时，即下塌于他提供的一栋纽约市豪华公寓。在上海曾和经国发生冲突的孔令侃，在共和党人的圈子中相当活跃，1960年代他是蒋夫人了解美国政治发展最重要的一位顾问③。
① Tyson Li, Madame Chiang, p.385.
② 2003年10月21日，一位要求匿名的亲属受访。
③ Tyson Li, Madame Chiang, p.424.
蒋介石很关心他的孙儿女。长孙孝文是个爱玩、聪明的美男子，但是60年代他的酗酒问题变本加厉，加上先天遗传糖尿病，最后造成严重的健康危机。蒋原先安排他在军中发展，但是并不成功，于是又安排他到台湾电力公司任职。孝文娶中德混血的徐乃锦为妻，她为老蒋先生生下第一个曾孙女友梅。经国和方良唯一的女儿孝章，不顾父母反对，在美国嫁给年长自己许多的男人——长期担任国防部长的俞大维之子（俞扬和）。她和夫婿住在美国，育有一子俞祖声。孝武也遗传了父亲的糖尿病，经过一段漂浮岁月，前往德国念书深造。最小的儿子孝勇先是进入陆军官校，2年后便和大哥孝文一样退训，转往国立台湾大学。蒋家人娶欧亚混血儿的倾向也出现在蒋纬国身上。丧妻的纬国娶了一名中德混血女子（丘爱伦）为妻，生下儿子孝刚。有了这些新成员，家庭集会多出小朋友嬉闹的笑声。75岁的委员长膝下孙儿女及后代，除了未认祖归宗的孝严、孝慈两兄弟之外，全都是欧亚混血儿。孝严、孝慈在念大学时，都得到经国的暗中支持。
二
1963年，陈诚病了，后来验出是得了肝癌。他先告假，暂时交出行政院长职务，后因不满蒋经国在党和军的力量越来越大，正式辞职①。蒋挑选技术官僚、财政部长严家淦出任新任副总统。严家淦在政治上是个“软性”人物，和蒋夫人关系密切，也被经国接受。由于严专注国家发展，台湾人和美国人都喜欢他。实际上，严将成为国家的首席营运长。
蒋经国依然主管敏感的政治议题，现在的他正试图争取本省籍反对派人士的支持。那些散布违法文宣和从事其他禁止活动的人获判轻度刑罚，囚禁人士也被提前假释，蒋经国甚至替他们安排工作。有时蒋经国也会威胁顽抗分子，说要将他们的家产充公；此战术在台独领袖廖文毅身上奏效，廖于是放弃日曰本的活动，回到台湾（廖被派挂名曾文水库兴建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地方选举方面，他允许无党无派人士担任监票人员，包括台北市在内，有3名反对派人士当选县市长。
① American Embassy Taipei cabl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ugust 2, 1963,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State Department Files, box 3669; American Embassy Taipei Airgram no.A-498, December 4, 1963,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State Department Files, box 3867.
同时，台湾做为全中国政府所在地的国际角色，开始瓦解。1964年初，法国总统戴高乐舍弃台北，承认北京为中国政府，但是仍未与国民政府断交。蒋在华府的压力下展现弹性，没有宣布和法国断交，直到巴黎方面对国府外交代表团下达逐客令。蒋觉得他不必要地丢了面子，决心不再重蹈覆辙①。
① FRUS (1964-1968), vol.30: China, p.22.
这个时候，贪腐风气又悄悄爬回此时相对清廉的官僚体系中。公务员的薪水赶不上通货膨胀，老师和军官原本是人人称羡的“铁饭碗”，现在却传出以收受贿赂（甚至侵吞公款）以维持生活水平。学界人士往往兼上2、3份差事；社会上，宵小益发娼獗①。
① 同上注，p.161。
三
10月间，中国在罗布泊试爆第一颗核子弹。蒋告诉美国人，不理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将会用核武对付他们的“主要目标”——台湾以及国民政府。他说，台湾人民觉得他们的美国友人现在是要他们“坐以待毙”①。他致函詹森总统，再度敦促美国“至少”给予国民政府摧毁中国核子设施的硬体。可是美国人对委员长的长篇大论，此时已完全听不进去。詹森回信，重申1958年杜勒斯和蒋介石联合公报的原则，强调应以政治手段达成推翻中国共产党。詹森直言美国政府没有证据指出共产党在大陆的控制已衰弱，他也怀疑当前情势如何有利于军事行动②。为示礼貌，他下令美国派一两架可携带战术核弹的幽灵式喷射机进驻台湾，进行所谓的中国核子攻击吓阻行动。但是，这些喷射机及其武器的真正的作用是，万一北京直接且大规模地介入中南半岛战争，就可用来对付中国大陆③。
① 同上注，pp.112-113，116。
② 同上注，p.143.3。
③ 曾于1960年代在台湾任职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1995年在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受访。可查证自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197, http://www.gwu.edu/-nsarchiv,ed. William Burr, accessed August 18, 2006.
同时，蒋担心美国会越来越深陷越南泥掉。10年前，他曾经预测，法国人不论有无美国支持，都不会在中南半岛胜利。现在，他于1964年11月23日给詹森一封长信，表示在和共产党叛军作战时，亚洲国家“应个别承担起从事战争的主要责任，直到成功为止。”他告诉詹森说：“我从来不赞成美国作战部队参与亚洲其他人民的反共战争。”他宣称共产党在越南的用意是“使美国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搞得军、民俱乏”。他提前预见了未来的尼克松主义，力劝詹森只在后方提供训练、协助作战计划、后勤支援，以及“最多……在前线的顾问与监督”。他向詹森警告说，最糟的情况是美国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它会“（使得美国）民穷财尽、产生社会失序，并……（导致）对美国的仇视”。但是，蒋还有一个同等或甚至更重要的考量，他没办法在这封信里明说。蒋无疑是担心美国人民不具备坚持长期作战的意志①。这是颇有远见的分析，可惜的是，即便当时最熟谙局势的美国人也没有这种认识。
① 1964年11月23日，蒋介石给詹森总统的信，FOI request to U.S.Department of State.
蒋也认为若派国军到其他亚洲国家去敉乱，并不会比美国人更受欢迎或成功。纵使如此，身为美国的盟邦，他觉得有责任在越战提供协助。在诸多与美国人的会议上，若是谈起这个话题，蒋就会随口带一句，如果美国要求他派国军到越南，他愿意配合。不过就跟韩战时一样，他从来没强出头；当美国联合参谋本部建议邀请国军参战时，鲁斯克拒绝了，深怕它会被中共拿来当加入战局的藉口。鲁斯克也正确地指出，如果战事一部分演变为对抗毛泽东，则国府领导人只会同意派出大队国军到亚洲大陆作战。鲁斯克有一次访问台北时表示，美国不会把大批传统部队派到亚洲大陆。听到这番话，蒋觉得很欣慰。他说：“越南人力应该用在越南，中国人力就应该用在中国。”①
① FRUS (1964-1968), vol.30: China, pp.41-55.
但是，尽管鲁斯克这么说，美国第一批作战部队于1965年春天抵达越南（后来总共派出的人数高达50万），展开攻势作战；显然违背他早先的直觉。蒋当然得继续与他的重要盟友合作，因此在这场他早已预见且不看好的中南半岛消耗战中，台湾除了提供重要援助给南越，也对美国提供关键的后方基地支援。蒋经国秘密派出国军特种部队和南越游击队合作，包括深入北越进行破坏任务的游击队①。民航公司以及美航公司（Air America，中情局另一个部门，在台湾也有设点）在中南半岛替中情局活动提供空中支援。南越也派心战人员及政战人员到台湾学习国军的做法，台北当局另派25名政战人员组成军事顾问团进驻南越②。最后，蒋经国的情报人员和南越华侨合作，参与1965年西贡军事政变，促成阮文绍出任总统③。
① George McT.Kahin, Intervention: 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Vietnam (New York: Doubleday, 1986), p.332.
② Joyce K.Kallgren, "Vietnam and Politics in Taiwan," Asian Survey 6, no.1 (January 1966):28.
③ Gabriel Kolko, Anatomy of a War (New York: New Press, 1985), p.211.96. American Embassy Taipei Airgram, 1963,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State Department Files, box 3669.
由于视力衰退，78岁的委员长已很少自己读东西，他的属下也不太报告可能会惹他生气的消息①。但是他一直密切追踪华府的中国政策、中南半岛战争，以及大陆的政治动态（根据长期追踪，蒋认为大陆内部斗争已潜伏20多年）。他预测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撑不了太久②。蒋和毛不同，他已经把接班问题安排妥当。蒋经国在年初出任国防部长，实际已是台湾执政首长。委员长就像一家出奇成功的家族企业的高龄创办人，已经转任名誉董事长；会出席会议但很少进办公室，而且做的决定越来越少。经国的支持者已同时掌控军、党，以及情报、政工部门，入主大位的态势已定。
① American Embassy Taipei Airgram, 1963,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State Department Files, box 3669.
② Chiang Diaries, June 30, July 10, 1966, Hoover, box 72, folder 12.
1965年8月，蒋夫人到美国展开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之旅。18天之内，她发表了14次演讲①。在鲁斯克迎接她的晚宴上，美龄力促美国提供她丈夫摧毁中共核子设施的硬体。国会为她办了接待会，詹森总统夫妇邀请她喝茶。她也接受纽约市颁赠“市钥”，以及若干大学颁授的荣誉学位。不过她在美国没有获得太多外交成果②。
① Melvin Gurtov, "Recent Developments on Formosa," China Quarterly 31 (July-September 1967):59-60.
② 2003年4月11日，陆以正在台北受访。陆以正是国府前官员，1965至1966年蒋夫人访美行程大部分由他随行。
蒋夫人赴美后1个月，蒋经国也应邀访美，分别拜会了总统、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及国家安全顾问彭岱——这样的接待规格，显示美方已认定这位贵宾将是下一个委员长。但是，小蒋也让美方很清楚地明白，自己和（美方眼中）不理性地要与赤色中国誓死作战的父亲，很不一样。首先，他并未提议对中共核子设施先发制人。他尽责地提出攻占华南五省的新计划，不过也表明这不是他的想法，这是他父亲的想法，而且“不是一个可行的提案”。他反而强调光复大陆“靠得是争取民众和共产党军队的心”①。
① State memcon, Rusk-Chiang Ching-kuo, September 22, 1965, NSF, China, 1/165-1/3/66, Lyndon B.Johnson Library, Austin, Tex.
不过，小蒋并没有完全对美方坦白他的军事计划。在他访美前3个月，他父亲已下令将台湾极机密的核子弹计划，从研究阶段转进开发阶段。在下决定之前，据说有好几位党内高阶官员和“总统顾问”向委员长进言，在台湾要搞“曼哈坦计划”，则经济上不健全、技术上不可行、政治上不明智①。持异议者有可能认为，美国人迟早会发现这个计划——美国人确实发现了。
① Min S.Yee, Boston Globe, May 6, 1968.
两蒋都很担心美国公共舆论走向视迁就共产中国为理所当然的路。4月间，委员长告诉来访的克莱恩（已调回中情局总部任职），他认为“不论美国现在是否有意”，美国的对华政策可能出现若干变化①。的确，有越来越多迹象显示，美国和西方国家基本上都希望和这个不再是苏联盟友的新兴核子大国交好。中国事务专家鲍大可（Aoak Barnett），首先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出“围堵但不孤立”的概念，认为美国的目标应该是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同年夏天，詹森总统呼吁在亚洲“修好”，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参议员也要求立刻让北京加入联合国。同时在台湾方面，中情局开始把对“无用且行不通的”国军大陆行动的支场“降到最低”，特别是突击行动；并且缩编中情局台北站的庞大人力②。美军顾问团照会蒋经国，对台军援将逐步缩水；到了1970年，每年将仅剩3000万美元左右③。这些动作除了反映台湾在美国心目中的重要性日益下降，也间接反映美国越来越相信中国大陆将来在世界事务上有极大的重要性。
① FRUS (1964-1968), vol.30: China, p.279.
② 曾于1960年代在台湾任职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1995年在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受访。FRUS (1964-1968), vol.30: China, p.267.
③ 1995年11月30日，高立夫（Ralph Clough）在华盛顿受访。
从他到台湾的那一天，老蒋就认为此生恐将终老于这个岛上——情势也越来越清楚，国民党未来恐怕要在台湾耕耘数十年或数个世代。1966年3月，国民大会选出老蒋续任第四届总统，同时也通过小蒋力推的一项宪法修正条文。为了反映台湾地区人口的成长，修宪条文允许每三年由全民投票，增额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及立法委员。增额席次仅及这两个机关总人数的5％左右，但是他们将替垂垂老矣的机关注入迫切需要的新血，以及本省籍的中央民意代表（其中有少许真正的反对派人士）。这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的一小步，显示蒋经国已体认到国民党未来最根本的政治挑战，将是来自占人口多数的本省人的不满。
15年来，蒋氏父子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处理这股不满的潜在挑战：一是提供合理的良善治理，改善经济、社会条件；一是运用残酷的警察手段。但是，到了1960年代中末期，蒋经国和他相对温和的核心干部认识到，不能再无限期地借助戒严法维持少数统治，并一再压迫异议人士。他们构想以20年左右的时间过渡到民主、多数统治的政府体制。可是，当时多数的外国观察家认为，本省人不会给蒋政权这么长的时间转移权力，而且若没经过暴力斗争，掌握权柄的外省少数族群也不会让出他们的地位和特权①。况且，前国内安全及情报事务沙皇蒋经国，也不像是会领导和平转移权力的人。
① 蒋介石的观点，我从1995年到2006年间对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友人、副官和秘书的访问中取得，这些人包括李焕、秦孝仪、张宝树、楚崧秋、余纪忠、马英九、钱复、马树礼、宋楚瑜等等。令参见Mark Plummer, "The New Look in Government," Asian Survey 9, no.1 (January 1969): 18-22; Hung-mao Tien（田弘茂），The Great Transi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9), p.69. 蒋介石退守台湾17年之后，24个县市警察局长，没有一个是本省人；120个分局长，只有5人为本省人。22个县市财政局长，只有2人为本省人；22个税捐稽征处长，只有1人为本省人。内阁阁员只有1人为本省人；部长级以下高阶官员几乎全是外省人；三军将领无一是本省人。参见Plummer, "New Look," p.21; Hung-mao Tien（田弘茂），Great Transition, p.69.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小蒋不曾和父亲直接讨论过渡到多数统治的敏感议题。不过，老先生在最后10年所批准的许多决定，显示他默许蒋经国带领党走的基本方向。他默许新路线的主因或许杂在于，他认为这是安抚台湾人和美国人必要的战术。但是委员长也是个虔诚的人，对实现孙中山建立民主政体的遗教十分认真（即使不是在他有生之年）。因此，他对政治革新的默许，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反映他对三民主义的坚持。
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下令500名将官、2000名上校退役（全是外省人）。同时，本省人进入军校的人数稳定上升，第一批本省籍校官也开始担起领导大任①。到了1970年，全台湾26万名公务员当中，有16万人为本省人②。蒋经国也必须处理80多万名老兵，他们走遍中国大江南北，替委员长征战30年，在大约20年前跟着撤退到台湾。他们和故乡已经间关万里、不复联系。美国和国民政府一致认为，有必要确保这数十万无妻、无眷的老兵，不会成为台湾社会、政治安定的威胁。在美国财务支援下，蒋政府开始让18万老、残、没念过书的“战力外”士兵退役③。每个还能工作的退役军人都被辅导就业，当建筑工人、清洁队员，或是贷款当三轮车夫、小贩。有些则从台糖公司配到一小块地转业务农。在美援的资助下，现役军人的薪饷提高、营房翻新、伙食改进，情况也是大有改善。此外，国防部总政战部开设37家“茶室”（军中乐园），备有上千名女服务生，帮助这些老兵解决问题；美国并未赞助这项服务④。
① Plummer, "New Look," pp.18-22.
② FEER 89, no.32 (August 8, 1975):28.
③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529.
④ Joseph J.Heinlein, "Political Warfare: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Model," Ph.D.diss, American University, 1974, pp.584-586.
中、苏裂痕日渐扩大的同时，毛泽东满脑子都是苏联社会的“资产阶级化”，以及如何避免中国走上同样的路子。毛的蒙昧主义和自我陶醉被围绕在他四周的偶像崇拜鼓舞，他对统治者及其（毛本人）学说的至高无上论亦变本加厉。毛泽东搞大跃进带来的大灾难导致中共党内出现政治分裂，也进一步助长激进化的火焰。毛妻江青和林彪这一派先斗倒彭德怀，然后迎合毛的自大狂妄，争取胜出。总而言之，这一切杂乱无章的内部、外部和特别发展的化学效应，创造出一场邪恶风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16日，由官方批准的失序开始铺天盖地席卷中国的学校、办公室、商店和工厂——除了解放军和农村经毛泽东和军头指示没被卷进之外，每个社会组织单位无一幸免。青年和工人被鼓励用暴力和自订的规矩来清算自己组织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反党领导人，以及其他当权人士（如教师）。奉化县溪口镇百来名和委员长有近亲关系、未及逃出大陆的蒋家人，被派去打扫街道，从事村子里最脏的粗活①。
①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7, 1986.
在一片疯狂之下，蒋认为毛和共产党终于暴露真面目。但是，他这次的反应和大跃进促成灾害时不一样，并没有呼吁美国支持他反攻。蒋告诉来访的鲁斯克国务卿，鉴于中国大陆当前整肃清算动乱四起，他和其人民可以“等候机会”光复大陆①。文革看来太不理性，几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搞不好中国又会四分五裂、互相杀伐。蒋打从一开始就了解以军事反攻完全不切实际，更何况现在的情势明显指出，国军若是大举反攻，可能反而会使严重分裂的共产党团结起来。蒋认为上上之策是耐心等候，看着毛毁掉自己和中共的形象。
① FRUS (1964-1968), vol.30: China, pp.351-352.
到了1967年初，全中国似乎已陷入公开的权力斗争，许多军队及各省领导成功地挡住毛对其地区及组织的控制①。解放军平定红卫兵的角色益发加重。蒋认为这股斗争会持续许久，可能20、30年之久——远超过他和毛的在世之年——中国的经济也可能蒙受“灾难性的后果”。蒋研判，“在不同领导人之下的统一中国”可能终将出现。副总统严家淦在1967年5月告诉詹森总统，“在这方面，我们仍有所抱负”②。蒋试着想象毛若下台，后继者或许会来找他。不过他担心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由刘少奇或其他温和派领导的反毛势力一旦得胜，便会恢复中苏同盟，对国民党及蒋的地位构成比毛更大的威胁。
① 同上注，p.490。
② 严家淦在华府和詹森总统会谈时说，这是蒋的估计。同上注，p.559。
这时候，由蒋经国智库“国际关系研究所”留美学者所提供的大陆局势分析已受美国人肯定，认为相当客观①。其中一项结论认为尽管文革闹得兄，共产中国的军事力量仍继续成长。中共的兵工厂每个月完成新的传统动力潜水艇、地对空飞弹、20至25架米格19战斗机（不久后也升级到21）②。新中国的茁壮、文革的狂热精神，以及北京电台尖锐的红卫兵宣传，令苏联对这个前盟友益感不安。1967年6月中国试爆氢弹，观察家预测在70年代初以前，毛泽东就会拥有洲际弹道飞弹。
① 1996年4月30日，丁大卫（David Dean）在维吉尼亚费尔法克斯受访。
② FRUS (1964-1968), vol.30: China, p.59.
鲁斯克国务卿访问台北时告诉蒋，最近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极机密”谈话中，说他很后悔在1963年禁止核试条约里，没有订定“对非签约国执行条约规定”的条款；葛所指显然是中国。鲁斯克告诉蒋，美国会再“追踪”葛罗米柯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同时，苏联把它部署在中苏边境的部队从15个师增加至21个师。所有这些发展都强化蒋静观其变的决心。他在1967年新年文告中宣示，台湾的任务就是加强政治准备，确保在共产党垮台之后能够和平过渡②。
① 同上注，p.491。
② 同上注，p.553。Melvin Gurtov, "Recent Developments on Formosa," China Quarterly 31 (July-September 1967):61.
尽管共产中国在多方面一再展现新的极端主义，美国的公共评论却出现益发支持和北京达成某种和解的迹象。美国饱受越战之苦，国内又掀起民权和反战运动风潮，人民似乎乐见和中国友好和解的可能性——管它是不是共产党。尼克松在著名的期刊《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宣称美国“再也不能让中国永久留在国际家庭之外，滋养它的幻想、怀抱它的仇恨、威胁它的邻邦。”①虽然只有少数有见识的观察家了解这句话的重要性，蒋认为这是严重的恶兆②。不过这还 未令他怀忧丧志。
① Richard Nixon, "Asia after Vietnam," foreign Affairs 46, (October 1967).
② 2008年4月19日，钱复在台北受访，他在1967年10月担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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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0月蒋介石在大溪接见美国众议员周以德。保守派的周以德一直是蒋的支持者
蒋在美国还有坚强的支持者，如曾在中国传教兼行医的共和党保守派国会众议员周以德。当年9月，周以德来台湾探视蒋介石。蒋氏夫妇在阳明山寓邸以茶会接待他时，获悉当天就是这位美国老友的69岁生日；蒋夫人立刻邀请周以德及其随行人员出席晚上的即席祝寿派对。根据周以德的叙述，在这此一友好场合上，委员长看来十分健康有活力，而且精神抖擞。周以德注意到蒋不但胃口好，心情上也很愉悦。事实上，蒋在这个场合的平静使他就失去大陆、治理台湾的话题，说出对外国人或甚至任何人都极为罕见的肺腑之言。
当天晚间，蒋在谈话中两度讲起哲学大道理。他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失去大陆或许是天意”。在台湾的20年，使他“有机会在不受与中共冲突的干扰下，向全世界展示，一个未开发国家真正迈向进步的正确途径”。他说，在台湾的一切成绩，绝对无法在大陆完成，因为有来自中共威胁的压力干扰。在台湾相当成功的计划在大陆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共的颠覆，以及政府因为困于内战而无法全力注意它。”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