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Chiang Diaries, April 29, 1971, Hoover, box 76, folder 10.
②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293, 300, 309-311.
针对蒋一再要求新武器系统和降低美国对太军援的大幅删削，尼克松透过肯尼迪传话，表示他将在8月份派一名高阶军事代表“以有利、友善的方式”评估重要的防务事宜。可是，直到1971年10月，美方都没派出这样的代表团，甚至也没有派人的计划。不过蒋还是没向华府抱怨①。
① 同上注，p.344。
大约此时，尼克松接到了争取许久的邀请，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直接对话。双方同意季辛吉在1971年7月秘密访问北京，协调次年在北京举行的高峰会谈细节。季辛吉出发前往拉瓦品第（Rawapindi），然后秘密溜到北京去的前一个星期，马康卫大使依然不晓得有此安排。马康卫回到华府，试图了解在美中关系上还能配合做些什么事，6月30日他晋见尼克松，两人对话杂乱无章、语无伦次，喋喋不休的尼克松，一会儿讲话躲躲闪闪，一会儿又暗示实情，一度还怪异地发誓他的政府无意暗杀委员长。在对谈之初：马康卫大使首先发问自己是否仍被授权发言，说明美国降低与北京紧张关系的努力，“不会伤害到中华民国的重大利益”。
尼克松：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就说我们，我们的……以中华民国来说吧，我们已经……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还是要持续我们跟他们的亲密、友好关系。至于他们的重大利益，你所谓的重大利益，你的意思是，我们会不会把他们交给中共？是不是呀？
马康卫：哦……
尼克松：他们是不是怕这个？
马康卫：我认为他们，他们发现……当然啦……他们知道我们不会这么做。我认为他们想到的是支持他们在联合国的会籍……国际间支持他们。
尼克松：我们将……我们必定将在联合国（支持他们）。我们不会支持任何会把他们赶出去的提议。
马康卫：是的，正是如此。
尼克松立刻转到核心议题。
尼克松：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他们也必须准备接受事实，我们会继续一步一步地，与另一方——中国大陆，有更正常的关系。因为我们的利益需要它。不是因为我们喜爱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已在那里。
马康卫：是的，确确实实如此。
尼克松：这不是在贬低台湾，这是因为世界局势已经大大改变了。
马康卫：的确如此。
尼克松：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如我说的，因为在其他方面有很大的考量。
马康卫：是……是的。
尼克松：这很难让人信服啊。
马康卫：是的，它……
尼克松：我晓得这太困难了。
马康卫：是的，真不容易。
尼克松：他们会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我跟他们的交情太久了。
马康卫：的确是啊！
尼克松：他们送了最漂亮的礼物给我们女儿……（声音不清楚）的婚礼等等。我们就是……我们只能这么办啰。个人因素的考量是……我们这么说好了，我们不会做出肯尼迪政府对吴廷琰所做的事。因为他们可能会那么想。无论实质上或逻辑上，我们不会对朋友干这种事。
马康卫：是呀，的确如此。
尼克松：你记得吗？
马康卫：是的。当然他们……
尼克松：肯尼迪政府手上不幸沾满吴廷琰的血。那真不好。①
① 同上注，pp.348-354。
过了一夜，尼克松似乎又很遗憾，会被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对老朋友的做法。次日和季辛吉碰头时，他表示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会谈中，台湾问题的谈话重点“太直接了”。他希望季辛吉“不到必要时，不要泄漏出我们愿意放弃对台湾的大部分支持”。他要求季辛吉检讨有关台湾议题的整个讨论，别让“我们看起来一副抛弃朋友的模样”。可是，在北京期间，季辛吉完全没理会这些指示，尼克松则因为对历史的突破太过兴奋，忘记了他对这个议题的严峻指示。此外，尼克松告诉季辛吉，他希望在北京举行的领导人高峰会议之前，在某些附带议题上能有“若干成就”：释放中国拘押的所有美国战俘，某些美国谷物象征性的运到中国，最重要的是，“在越战议题上有若干进展”①。这些条件，也在美中关系大突破的兴奋情绪中，全都给抛在脑后了。
① 同上注，pp.355, 356。
7月9日凌晨，经过甩掉世界媒体的紧张悬疑之后，季辛吉带领一小批随员搭乘一架巴基斯坦民航机，从拉瓦品第起飞，飞越白雪皑皑的兴都库什山脉，再经过广袤的新疆高原，抵达北京。季辛吉在当天稍晚与周恩来展开第一次会谈。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很快就营造一种气氛，彷彿美方是从远处前来的祈愿者，希望中国能好心协助以解决双方的问题。季辛吉一下子就栽进这个角色。他在开场的谈话中就表示，“在美、中过去的接触上，我们是一个新兴的开发中国家，而中国却是文化先进大国”。周抱怨冲绳交还给日本之后，美国之音仍继续从冲绳向中国播音，季辛吉没有替美国之音辩护，反而推诿怪罪“美国官僚”做此决定。此时的中国，公然在实质上、理论上支持推翻好几个政府的活动，可是周恩来不只一次提及美国在全球的“压迫……分化和……干预”，而季辛吉却完全没有辩驳①。
① 同上注，pp.394, 396, 403。
在说明1950年美国如何卷入台湾局势时，季辛吉告诉周恩来说：“由于现在已不值得重述的原因，前任政府把朝鲜前途和台湾前途连在一起，有一部分是因为当时美国国内的意见。”季辛吉在北京期间每次提到台湾，就说美国卷入当地局势或许是个可以理解的错误，但毕竟是个错误，而尼克松政府的目标就是以让国内反弹及对美国国际形象伤害降到最低的方法，结束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支持。季辛吉说，美国与北越协议结束中南半岛战争后，美国预备在一段时间内把2/3的兵力撤出台湾，可能就是一年半以内。此外，季辛吉指出，美中关系改善后，美国也将开始降低它在台湾还剩的兵力——只剩下对台防务承诺所需或情报搜集所需的程度①。
① 同上注，p.368, 369。杜鲁门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原因是，美国领导圈内存在一个一致共识——后来也证明正确——认为北朝鲜南侵是中、俄要在东亚搞革命改造的大计划之一环，这项计划由中共协助，必要时由它担任主力后援。
在17个小时的会谈中，季辛吉只有一次而且还是相当温和地，提到台湾和大陆的统一应是和平的。这位美国特使说：“我们非常希望，台湾问题将和平解决。”周答说：“我们尽可能做。”季辛吉也只有一次提到美中之间“共同放弃使用武力”之协定，这是美国在尼克松上台前，历次华沙会谈的主要焦点。但是季辛吉现在所指的，是毛泽东在1955年日内瓦会议所提的妥协方案。他说，美国预备签署“贵方在1955年所提议”的协定。周含糊地回答，但是指出现在任何这一类协定，都必须反映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事务的事实①。
① 同上注，pp.445-446。
周明确表示他和毛的目标是，美国承认北京乃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季辛吉说：“我必须诚实告诉你，未来一年半内，我们都不可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政府。”但是他说，（尼克松）政府“必会在总统第二任期的初期解决这个政治问题（亦即退出台湾）”。至于美国结束军事、政治支持之后台湾的命运，季辛吉预测岛上“政治演变”很可能朝周恩来“所指的方向”发展，也就是与大陆统一。他强调，（尼克松）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正式宣布此一政策目标，但“只要贵我双方有基本共识，我们将不会阻挡基本演变”①。
① 同上注，pp.370-372。
毛、周和两蒋父子一样，特别担心台独这个选项。季辛吉一再重申美国“不会支持台湾独立”。周强调这个声明“非常重要”，并一再回到这个主题。周特别追问彭明敏的个案，显然曾经密切注意其发展。周暗示他和蒋介石就这个主题有过接触。他说，蒋抱怨中情局涉入到彭明敏的逃亡。我们在前文说过，蒋深信中情局应该为彭逃出台湾负责，但他从来没有公开谈论彭的潜逃出境和中情局的角色。周还说日本的经济扩张“一定导向军事扩张”，无疑反映了毛泽东的地缘政治观点，他一再重复美国撤出台湾后，日本将试图在军事上或其他方面取代美国在台湾的角色①。
① 同上注，pp.372, 383。
周说，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独。周又暗示他和蒋就此议题有过讨论，他说，如果得知美国会反对日本填补其军事地位，国民党领导人会宽心不少。周回忆说自己曾是直属于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因此他“很了解蒋”。周似乎相当有信心，对台湾地位问题以及美军撤离后日本在台角色的危机，蒋会与北京看法一致。他一度提到，蒋能够控制他的部队，但“部独里有人刻意要冒险……刻意给他和你们制造麻烦”①。
① 同上注，pp.405, 447。周恩来提到蒋介石的时候说“美国应该当心”。给人的印象是，要提防蒋介石的接班人。
经过这第一轮会谈后，周立刻向毛报告，美方的立场比他们所希望的还要好。季辛吉没对尼、毛峰会设定任何条件，他也费了许多唇舌明确声明美国的目标是终止对台湾的军事、政治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季辛吉表示，这一切都可以在尼克松的第二任期内（即1977年初以前）达成。季辛吉也暗示美国会做做样子，在联合国反对两个中国的决议案（给予北京安理会席次、准许台北留在大会），美方明白表示这个方案一定会失败，最后的结果不是台北自动退出，就是台北被驱出联合国①。
① 同上注，pp.291, 294, 348, 412, 448。
毛从季辛吉的话看出美国迫切想要从越南脱身。在他看来，美国只求在他们（美军）撤退与河内接管之间，安排一段让他们不致颜面扫地的空档。毛向周说猴子进化为人得花上一段时间，美国人现在还处在“人猿阶段”。他告诉周，中国对台湾问题并不急，但越南的仗还正在打，因此中国不应在这个问题上做任何让步①。
① Chen Jian（陈兼），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268.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次日和季辛吉会谈时，周遂采用更严厉、恃强凌弱的态度。他在越南问题上特别强硬，强调中国对越南人民的大业有道德承诺。他明白表示，如果有必要，中国预备继续支持北越，即便受挫的美国之后可能会报复。换句话说，除了意义不大的一句声明——北京赞同谈判解决——基辛吉完全没得到中国任何愿意协助美国退出越南的暗示。周恩来滔滔不绝地指控美国“侵略”，“干预”，有一大堆“傀儡”，季辛吉只一再重复中国有“原则”、周是个“有原则的热”、毛具有“伟大的内在力量”。表演完对美国特使的下马威之后，周提议双方决定尼克松的到访日期，不再谈论双方要达成什么协议①。
①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422.
二
7月15日，季辛吉一行人搭乘另一架巴基斯坦民航机离开北京，90分钟后，尼克松在国际电视上宣布此一戏剧性大突破。宣布前一个钟头，尼克松首次告知他的头号外交官国务卿这个在北京的外交杰作。罗吉斯吞下一肚子怒火，急电台北。马康卫大吃一惊，赶去见代理外交部长杨西崑，告诉他即将播报的新闻。看完尼克松在电视上的讲话后，北美司司长钱复立刻缮打一份背景报告，附上自 己的想法，呈报给委员长和蒋经国①。
① 1996年5月16日，钱复在台北受访。
听完钱复报告后，蒋经国以行政院长严家淦的名义起草了一份温和的公开声明，带着它到总统官邸。根据钱复的说法，委员长“非常镇定”，没有咆哮、也没有展现怒意。蒋批准了这篇声明稿；它表示“非常惊讶和遗憾”，谴责共产党，并宣称中华民国绝不向“任何强权暴力”低头①。次日上午，国民党和独立的报纸都宣称美国不能信任，国民大会也指责尼克松的“背叛”。但是，当天还有往后的日子，台湾人民都处变不惊的处理日常事务。外国外交官、记者，以及周恩来、季辛吉都对这份镇静感到意外②。
① 同上注。
② FEER 73, no.31 (July 31, 1971):7.
蒋介石本身并未对这则新闻感到震惊，但是，此一预料中的“变节”臻于顶点，已在其内心深处激起熊熊怒火，以致有13天内都没在日记中评论此事。7月29日，蒋写说他的身体健康并没有恶化，反而有所改善；8月4日又说：“为尼丑者，吾人只有以静制动，以正克邪。”①
① Chiang Diaries, July 16, 29, August 4, 1971, Hoover, box 76, folder 13, 14.
华府方面，新任驻美大使沈剑虹向助理国务卿葛林提出抗议。根据沈的回忆录，他对美国背着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秘密交易感到震惊。这是国府官员就此事所做最强烈的抗议；但是沈大使可能夸大了他对葛林的责备。根据美方对沈、葛谈话的纪录，他温和地主张，这趟北京秘访“不能说是友好的行为”，并感谢葛林对美国继续支持中华民国的保证①。
①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p.456-457.
7月17日，尼克松发电文给蒋，对于未能早点通知蒋有此一北京会谈，“深表遗憾”。但是他解释说，“亚洲自由国家的人民”将“最先受惠于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降低紧张关系的努力”。尼克松保证美国将维持与蒋的“国家”（country）（不是他的“政府”）的友好关系，而且将会“继续遵守它对中华民国的防御条约承诺”。这时候尼克松已知道，季辛吉在北京答应如果美国能成功退出越南，此防御承诺将在1977年之前终止。这时的蒋可能也很清楚季辛吉答应过什么，因为周已告知他有此临时协议。他决定不回信给“尼丑”①。虽然台湾人民处变不惊，依据马康卫后来的说法，国民党领导阶层内却“群情激昂”。除了两蒋父子之外，台北大部分官员都因“季辛吉惊奇”感到震惊，至少有少数人认为必须采取“大动作”，藉以反制国际间对中国主张它有权“接管台湾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认同。例如，外交部次长杨西崑告诉马康卫，台北政府应该宣布今后将改国号为“中华台湾民国”（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与“大陆一刀两断”②。这正是蒋和毛所害怕的剧本。
① 同上注，p.458。Chiang Diaries, July 16, 1971, Hoover, box 76, folder 13.
②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p.599, 602.
1971年10月，周、季再次碰头时，周告诉季辛吉国民党内在此一危机上的分歧，出现一段有趣的发展。根据周恩来的说法，季辛吉“震撼”之后，国民党内三大“亲日派”人物联袂访问日本，和佐藤荣作首相、岸信介前任首相就台湾未来有“非常重要的谈话”。台北3名访客分别是：蒋总统的亲信助手张群（时任总统府秘书长）、国防部长黄杰在台北的世界反共联盟荣誉主席、极端保守派人士谷正纲。周说，日本东道主对如何解决台湾在联合国的问题，做了“一些建议”。根据周的说法，佐藤首相和岸信介向蒋总统传达了“非常保密的讯息”，宣称中华民国前途的“唯一希望”是采取分离路线，放弃对大陆的一切主张和虚矫——跟杨西崑的构想满接近的建议（除了杨强调政府台湾化外）①。
① 同上注，pp.514-515, 602。
周恩来也告诉季辛吉，蒋“密切关注”此一危险发展，这里再次暗示他和蒋就此事有所接触，而且这就是他的消息来源。根据周的说法，蒋“不同意”东京提议的方案，虽然它明显得到国民党亲日派的支持，因为它会“使台湾变成日本的属国”。周说，蒋“很不放心”、“十分害怕”黄杰；在台湾，黄被认为是老蒋过世后，蒋经国可能的竞争对手。季辛吉断然重申美国将强力反对日本推翻蒋经国的计谋，但周还是总结提醒说：“只要蒋介石还在世，他不会让日本军力进入台湾，但你也晓得，蒋……已经85岁啰。”①
① 同上注，pp.514-515。
周特别强调委员长对日本及黄杰的忌惮。当时香港盛传国共双方在此一殖民地接触的流言①。具体事证不足，但是就周这段不寻常的发言和香港的传言来看，蒋有可能透过在香港的中间人向周保证，他会誓死抗拒日本人的任何阴谋，譬如传闻由岸信介建议并得到黄杰赞同的方案。
① 同上注，p.591。
不过，“季辛吉惊奇”所制造的最大政治风暴没发生在台北，反而在北京登场。毛和其钦定接班人林彪之间的殊死斗因而引爆。1971年7月9日，在指示周隔天对待美国访客要强硬，尤其在越南问题上不退让之后，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向对付林彪同志。中共调查人员报告毛主席说，林彪在解放军总参谋部的支持者不肯“自我批判”——意即认罪招供。毛说：“他们背后有大阴谋。”①接下来2个月，林彪（名义上仍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的儿子和若干军头，被控阴谋轰炸毛泽东南巡的专车，暗杀毛主席。阴谋失败，9月13日清晨，林彪带着妻子及若干亲信搭乘空军军机逃亡苏联。接下来官方版故事的正确性如何，当然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逃往苏联的这架飞机几小时后在外蒙古坠毁，机上人员全部丧生。林彪一死，周恩来的地位跟着稳固，但是又一个接班人遭到整肃，却重挫毛泽东“伟大的舵手”的威信。毛泽东现在必须确保林彪所反对的对美开放，一定要开花结果。
① Chen Jian（陈兼），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p.269-270.
基辛吉完成7月北京行回到华府后，他告诉满心欢喜的尼克松，这项突破会“对全球送出巨大震波”，令苏联惊慌得“深陷敌意”，使日本紧抱美国的态度松动，并且“在台湾激起暴力动乱”。季辛吉和尼克松对中国领导人的佩服已近乎迷恋。季辛吉声称他注意到中国领导人“非常的意识形态，其信念的强度已近乎狂热”，但同时又认为他们展现出“精神上的安全感，使他们能在其原则框架内与别人交往时，既锱铢必较又可靠”①。
①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p.454-455.
尼克松向季辛吉担保说，没有人比他本人“对此一（与中国和解的）倡议更不抱幻想”。可是很讽刺的是，尼克松同时建议季心计在和媒体谈话时，要指出他（总统）“和周恩来有相同的性格……和背景”。譬如，两人“都在逆境中粹炼出坚强信念，面临危机镇定如恒……坚忍勇敢……愿意冒险，（而且又）细腻……几近温文尔雅”①。
① 同上注，p.459。
在处理蒋介石这个关键问题上，季辛吉只能建议在言语上尽量虚以委蛇，同时准备面对大破裂的来临。他说：“至于台湾，只能藉由重申我们的外交关系和共同防御条约以期降低损害，即使我们已明确预见未来几年内会有的政治演变”①。
① 同上注，pp.446, 527, 538。
基辛吉告诉沈剑虹大使，“他在白宫任职以来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北京之行，“没有人必中华民国……我们的忠实友人，更不应受到如此待遇。”但是他又解释说，事情之所以发生“是为了因应总体需求，与台湾毫无关系”。季辛吉大言不惭地声称，在北京谈的问题“跟台湾没有关联”。不过，季辛吉在后续会议中，间接但明白地向沈表示，美国打算在尼克松的第二任期与北京建交。蒋认为自杜鲁门以降，历任美国总统的对台观点，老是脱不开两个中国的天真方案。但是，现在尼克松却真的和北京打起交道，可能使国民政府失去美国的外交承认及美台军事关系，即便尼一再声称对蒋及其政府的坚定友谊和支持①。
① 同上注，pp.468-469: Shen（沈剑虹），U.S. and China, p.75.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489.
在这段过渡期间，尼克松派共和党新星、保守派的加州州长雷根（Ronald W.Reagan）代表美国出席中华民国建国60年的双十国庆大典。当天早上，在士林官邸喝茶时，雷根解释尼克松即将访问北京，并重申尼、季过去一再给予的承诺，即中华民国的重大利益必会充分受到保障，蒋客气的回应。雷根无疑深信自己所说的话，而蒋也说他“不质疑（尼克松）总统的好意”；但是蒋也指出除非事情攸关避免重大危机，否则没有理由走这一趟，而今重大危机并不存在。他说，他确定北京会聚焦从美国榨取台湾问题方面的让步，此行将对他的政府“特别有伤害”。蒋希望尼克松知道，他和台湾人民绝不允许中共接管台湾，必要时将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以保卫台湾①。
①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586.
蒋希望能保住美国的支持，越多越好，避免金融、企业界对台湾前途出现恐慌，他觉得一定要让美国人及全世界晓得，台湾可以应付尼、毛峰会一切可能的冲击。因此，雷根在当天总统府前的国庆大典上被奉为上宾，数十万民众欢声雷动，蒋总统夫妇一如往常笑容满面，挥手致意。
9月间，尼克松宣布美国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同时反对任何将中华民国排除出大会的方案。可是，尼克松晓得北京将排斥允许台湾以任何身分留在联合国的安排；基于这个理由，即使美国提案获得通过，大会很可能也会在一年内把台北驱逐出会。蒋氏父子完全了解他们别无选择。就算驯服地退出安理会只求保住大会席次，台湾丧失地位依旧是迟早的事，只不过徒增一倍的羞辱罢了。况且，蒋和周恩来有个非正式的约定台——北和北京反对两个中国的方案一步也不能退让。台北总统府内的想法，归结起来就是“宁为玉碎，毋为瓦全”①。
① 同上注，p.493。Harvey Feldman（费浩伟）1999年1月给作者的信。根据钱复2008年4月19日在台北受访，前任外交部长沈昌焕建议用这句成语。
当月月底，蒋已决定宁可退出联合国，也不向尼克松求助①。于是乎，国府代表团10月25日在联大即将表决驱逐它出会的前一刻，宣告退出联合国。蒋觉得安慰的是，他认为联合国已经变成“可耻的组织”“蛇鼠一窝”，不复值得留恋。但他在日记中也嘴硬地说，退出联合国也是“数年最大心愿”。一切都不变，中华民国仍将屹立不摇，“绝不允许外来力量干预其事务”②。
① Chiang Diaries, September 28, end of week reflection, 1971, Hoover, box 76, folder 15.
② 《领袖精神万古长青——总统蒋公哀思实录》，台北，《中央日报》特刊，1971年10月25日（编按：日期有误）。关于“数年最大之心愿”，参见Chiang Diaries, end of October reflection, 1971, Hoover, box 76, folder 16.
台湾人民再次处变不惊。“联合国投票当天，没有人激动。生活一切照常。孩童上学念书、太太上街买东西。晚间人人打开电视机，但新闻播报一如平日，没有特别节目。”国民政府代表团一名团员回到台北时公开宣称，这样的结果基本上对台湾有利。他说：“退会反而替国家省了不少钱和人力。我们卸下重担，现在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即使某些长期批判委员长及其政府的外国记者也不禁忖想：有哪些国家“在经历国民政府所遭遇的一连串拂逆之后，能够不愤怒、不屈膝。”国际新闻也不尽然全是坏消息。在联合国失利前不久，巨人少棒队才在美国赢了威廉波特世界少棒冠军，激起岛内球迷不分省籍的爱国热情。岛上1000万人口中，绝大部分都在半夜守着电视机观赏决赛，包括蒋家人①。
① FEER 74, no.46, November 13, 1971: 60; no.50, December 11, 1971: 17. 关于威廉波特世界少棒冠军，见Sheldon Appleton, "Taiwan Portents of Change," Asian Survey 11, no.1 (January 1971): 68, 37.
基辛吉10月重访北京之前，和尼克松有一番长谈。尼克松试图替自己的行为在政治、道德上找藉口说服自己并没有出卖美国的台湾盟友。他告诉季辛吉，他们必须“切记每件事最终都会曝光。如果我们出卖台湾，我可不认为我们有秘密交易，你明白吗？我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是我要非常小心”①。
①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560.
再次抵达北京后，季辛吉向周恩来保证美国“预备推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我们明白你们心中的想法”。他重述，美国不会支持或鼓励创立一个台湾独立运动、两个中国的架构或是一中一台的策略；它也将反对日本在台湾建立军事力量。最引人瞩目的是，他还明白表示美国不会坚持要人民共和国使用和平手段将大陆和台湾统一。他说：“若是人民共和国在能力范围内行使自己的主权，宣布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的）行动就会方便多了。”说完这句话后，季辛吉接着送上一张空白支票：“但是不论你们是否这样做（意即采取和平手段统一与否），我们将继续朝我所指出的方向前进。”①如果周恩来向蒋通风报信，他必定传上这段对话，这段话彰显尼克松政府的意图：一旦它和台北断交，便会容忍中方以武力接管台湾。
① 同上注，p.505。
台湾退出联合国后，外交部次长杨西菎“私下坦诚的”对蒋总统说，他认为有需要把台湾的政治权力移转给本省人。委员长深切明白情势，但他彻底、明确、平静地拒绝了任何类似的行动①。他继续坚持防御性、不认输的策略，那是他们父子在1969年底，首次听到尼、季预备采取激进路线时所订下的策略。这个策略涉及到展示怒意、接受必要的羞辱和损失、长久坚守、保持尊严、固守原则、尽速发展经济与军事实力、威胁要誓死作战以防止中共武力犯台，然后等待天意干预。这跟1937年前他对付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策略有点像，也像他在面对抗战、与美国的战时同盟、史迪威风波、马歇尔调处、东北必败、国共内战将败、大陆即将沦陷、杜鲁门艾奇逊时期的政治危机，以及和艾森豪杜勒斯为外岛防卫交涉时所采取的策略。
① 同上注，599-601, 629。12月，华府传话给杨西菎说，他的观点“已交美国政府内部适当层级予以考量”。
在这些紧张时刻，尽管觉得受出卖、被鄙视，委员长仍设法尽可能地和美国维持亲近的关系。1970年代初期，管尼克松耍诡计，蒋还是继续支持美国在中南半岛的战争，并配合华府搜集中国情报。他也为全球的每个外交据点奋战，设法将国军现代化并秘密发展核子武器。同样重要的是，这个策略也要求比以往更专注台湾的经济成长，提升全民生活、公共卫生和教育水准。
蒋经国看得更远，他同意杨西崑的见解，认为风雨欲来只会更强化一个结论：最终目标是让本省人进入党、政、军，组成真正有代表性的民主政体，逻辑上就是让本省人当家。基于务实以及哲学和民族主义的理由，他认为未来的民主台湾仍然可以坚守一个中国的理想。蒋经国和杨西崑不同的是，他认为这个过程需要花一个世代的时间去完成，因此不能失去政治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两蒋父子根本就不期待季辛吉对10月间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回合中美会谈，会吐露一丝一毫的真话。即令如此，当季辛吉回国后，蒋还是派外交部长周书楷到华府听取季辛吉的简报，并传达委员长对事件不以为然但平静的反应。周按着蒋的指示告诉季辛吉说，在台湾失去联合国席次、中美关系又频生变化的状况下，台湾最需要的是民众和企业界“平静的气氛”。周书楷说，最怕的是资金外逃或股市恐慌。他以务实的态度解释说，如果中华民国顶得住初期的冲击，维持经济稳定、保持工业生产，老百姓才不会在乎联合国会员的资格①。
① 同上注，pp.582, 584。
此乃坦率接受美中和解以及台湾在国际失势的现实——也正是季辛及和尼克松所想听到的。它反映出台北的某种政策思维，而且正好符合季辛吉和沈剑虹谈话时所鼓励的想法。季辛吉建议，国民政府目前“应该埋头苦干，坐稳……静观变化……不贸然行动”。即使如此，季辛吉仍觉得有需要继续对国府官员耍弄心机。他再次向沈剑虹保证，美国不会放弃它对中华民国的防卫承诺，也不会改变它和台北的双边关系。沈要告辞时，季辛吉再次强调北京之行是“非常痛苦”的一项任务。沈觉得这是“鳄鱼要吞噬食物前的眼泪”①。
① 同上注，pp.581, 591, 593。关于“鳄鱼的眼泪”请见Shen（沈剑虹），U.S. and China, p.77.
当委员长读到沈、周和季辛吉谈话的报告，最令他生气的可能是，美国的领导人竟认为他和他的资深助手有如黄毛小童般容易唬弄。然而，他倒是同意季辛吉的判断，如果国府未来几年能够维持稳定，情势可能会有许多转变①。近来的发展已提高蒋身后接班问题平稳过渡的机率；至于毛泽东死后大陆的接班问题，反而是出乱子的机会越来越高。蒋和任何人都没料到，让他和台湾觉得天道报应的事，正因尼克松阴险的个性而在华府的水门大厦引爆。
① Shen（沈剑虹），U.S. and China, p.77.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593.
尼克松预备展开历史性的1972年北京行，先给委员长一封信，向他保证：“我心中牢记着贵政府之利益。”蒋再次吞下苦胆，在回信中不提尼克松的北京行，只建议他和中国共产党打交道时要小心。他在日纪里则认为尼克松这趟到大陆去，不啻是“刘姥姥逛大观园”①。尼克松心中仍对背叛蒋有愧咎感。1月间，他又对季辛吉说：“我们没有出卖福尔摩莎。我们一点也没有。”季辛吉急急附和称是，可是旋即指出罗吉斯的提议是“不可思议”的想法，居然要尼克松促使中方承诺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因受制于北京会谈的脉络而不能重申对国民政府的条约义务，一度让尼克松感到遗憾，不过他接着便猜测，如果中国攻打台湾，“我们还是可以行使条约吧！”季辛吉说：“喔，是呀。”②
① 同上注，pp.635-636。关于“刘姥姥”，请见Chiang Diaries, November 29, 1971, Hoover, box 76, folder 17。很多日记的内容都传达出蒋介石认为尼克松对他个人不满甚至是仇恨的想法，因为尼克松1964年访台时，没有得到他的赞誉；参见Chiang Diaries, July 29, 1971, Hoover, box 76, folder 13; and December 26, 1971, box 76, folder 18.
②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p.668-669.
2月21日，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尼克松终于在北京紫禁城旁毛泽东的寓邸和毛碰面。自从蒋介石时代以来，政府就拆除许多旧城墙，也拆除从前门到天安门之间蜿蜒的胡同，使得天安门广场成为巨大、无趣的公共空间，拿来散步很不对劲，容纳群众集会和阅兵就挺适合。巨大的斯大林式建筑物和单调的劳工住宅的钢筋水泥，在紫禁城周遭冒出来，但是城里仍无摩天大楼；古城仍旧具有成吉斯汗都城的味道——街上常见骆驼，不是水牛；每年春天必有沙尘暴；人们吃水饺、面条和馒头，不是米饭。
第一次会谈在陈列软垫座椅的接待室举行，随员、译员分列两侧，领导人互相寒暄。一向嘲弄、讽刺的尼克松好像被毛泽东震慑住，毛泽东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对此很不以为然。”稍后他又说，蒋“跟我们交往比你还长久”，指出中共一度曾与蒋合作，但“也跟他吵，跟他打”。他说，蒋“依然坚持一个中国，这一点我们可以好好利用。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问题相当容易解决”①。
① 同上注，p.678。
次日，尼克松和周恩来更仔细讨论中、美所面对的问题。周恩来回忆1958年蒋如何和共产党领导人合作，化解杜勒斯强迫委员长从金门、马祖撤军，进而切断台湾和大陆关系的那段故事。他说，他的政府只担心在日本、美国活动的台独团体，不担心台湾，因为委员长一定会镇压台湾的台独。“他有能力这么做。”周告诉尼：“你不应该强加什么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不应该强加什么在蒋介石身上。”这是周恩来在会谈中唯一最接近提到放弃使用武力的一次①。
① 同上注，pp.765, 766, 772。
他说，最好“当你（尼克松）还在职的时候”就推行一个中国原则。不过他也提到曾对季辛吉说过的担忧：蒋可能不久人世。“总统先生，你应该了解蒋介石来日不多了。”他解释说：“我们不是要求你除掉蒋介石。我们会自己来。”尼问：“平和地？”周答说：“是的。我们有自信……当我们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后，你的部队就可以理所当然的离开了，很自然的。”①
① 同上注，pp.766-768。
尼克松答说，他的目标是美中关系正常化。他说：“如果我当选连任，我有5年时间去达成它.”但是，他强调，他“不能做出秘密交易，握握手，就说第二任期内会达成它。如果我这么做，报界一问起来，我一定被修理。”尼克松解释，他需要的是“活动空间”，希望在上海签署的联合公报能提供这点要求。也就是公报文字不能让台湾“在未来2、3个月，和未来2、3、4年内，成为大问题。”讨论到越南战争时，尼告诉周，即使公报文字写得再巧，还是会被说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我们的是处理台湾问题，他们如愿了；我们要求的是在越南问题上的协助，我们一无所获。”①
① 同上注，pp.768-770, 773。
最重要的是，事情果真如此发展。这份著名的1972年2月27日上海公报，在台湾问题上以技巧的文字申明：“美国确认（acknowledge）——中文版则说‘承认’——到海峡两岸所有的中国人认为中国只有一个，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不反对这个立场。”美方接着把“美国部队及军事设施撤离台湾”的最终目标，和其“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利益”联结起来，间接表示和平解决是撤军的报偿。可是，私底下季辛吉对周明白保证，这个暗示的条件“不影响总统对你表示他将会做的事……我们不是订定条件。无论如何，我们会去做（结束与台北的军事、外交关系）①”尼克松2月28日在上海的公开记者会上，声明在共同防御条约之下，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不变②。蒋对上海公报没有公开评论，但是他在日记里表现得非常生气，他说，尼克松“之无耻极矣”与“周匪”勾结、“出卖”中华民国③。称周恩来为匪，表示蒋、周虽在香港有秘密接触，但不代表委员长不再认为周是敌人。
① FRUS (1969-1976), vol.E-13: Documents on China, doc.100.
② William Bader and Jeffery T.Bergn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Menlo Park, Calif.: SRI International, 1989), p.159.
③ Chiang Diaries, February 27, 28, 1972, Hoover.
尼克松飞回华府之际，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葛林（Marshall Green）以及季辛吉的助理何志立展开向美国东亚盟国简报北京峰会的行程。来到台北，委员长说明他只要听季辛吉亲口简报。除此之外，蒋倒是隐忍他对尼克松以及白宫团队背信的愤恨。在他指示下，美方和蒋经国进行“长时间、友善的会谈”。令何志立意外的是，蒋经国非常镇静，没有斥责美国人，反而强调只要共同防御条约和美国军援继续下去，他并不太烦恼①。
①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p.835. 关于“何志立感到意外”的资料来自1997年10月10日，何志立在华盛顿接受的电话访问。
根据蒋经国的说法，美方向他担保，上海公报固然提到美国预备和北京关系正常化，但这并不是建立外交关系①。葛林没有出席季辛吉和中方的会谈，不清楚季辛吉说了什么话，此时却明确表示美国没有改变它对中华民国的政策，也将和国民政府“继续维持外交关系”，信守对台北的防务承诺。何志立向季辛吉报告，蒋经国以及他们见到的其他台湾官员，“特别关心美国对台湾经济发展的持续支持”。何志立的评估是，台湾人民和领导人将“努力顺应局势，以中国人典型的决心，他们可能会适应得不错”。他预言：“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将会继续，因为他们已走投无路了。”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