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春天，列强在中国依然横行无忌，但中国人民已越来越不愿容忍这些侮辱。5月间， 孙中山逝世之后2个月，上海某日资纺织厂外守卫开枪打死罢工工人；等到学生示威活动爆发，英国人带领的警察又打死11名示威者。武汉方面，英国志愿队架起机关枪对付“数千名滋事苦力”；但当滋事者火烧九江日本、英国领事馆，连英、法陆战队都紧急赶来驰援①。
① New York Times, June 5 and 12, 1925.
警方把上海的骚乱归为“中国布尔什维克”活动，尤其是“国民党激进派”①。《纽约时报》特派记者警告说：“激进党”（国民党）决心废止“所有的外国特殊地位、特权和治外法权”。它又叹息列强对如何处理此一挑战并无共识，不像当年对义和团事变的回应。《纽时》记者警告，就连日本也可能“和黄种人站在同一边，对抗西方”②。
① New York Times, May 31, 1925. 上海《申报》1925年5月31日报导，有7人遇害。关于蒋经国的角色，见Chiang Ching-kuo（蒋经国），"My Days in Sovier Russia," in Chiang Ching-kuo Remembered ed. Ray S.Cline (Washington, D.C.: U.S.Global Strategy Council, 1989), p.153.
② New York Times, June 5, 1925.
由春季迈入夏季，动乱愈演愈烈。1925五年6月23日，包括童子军和黄埔军校学生在内的一支反帝国主义游行队伍行经沙面岛的外侨居住区。有人开了一枪，岛上英军开火反击，击毙52人，另有上百人受伤①。蒋介石闻报有20名黄埔学员丧生后，其对英国的仇恨升至新高。他写下：“英贼凶暴……不以华人之性命为事。”他每天在日记中写下一些反英意见，如“汝忌阴番之杀同胞乎”，他也一度记下：“法、美可恨。”②蒋介石反帝国主义的心，跟他的爱国精神一样强烈，因为他视两者为共生关系。
① Jonathan D.Spence（史景迁），The Search for Nodern China (New York: W.W.Norton, 1990), p.340.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23, July 29, September 16, 1925, box 4, folders 11,12,14.
7月1日，国民党宣布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推举汪精卫为主席。另两名重要委员是党内大老中最左倾的廖仲恺，以及高阶将领许崇智。为强化他高尚、无私的军官形象，蒋氏婉拒出任政府委员一职，因他觉得军人不宜参与政府运作①。不过，他再度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在他的建议之下，所有的军事单位，包括联盟的军阀部队，今后都统称为“国民革命军”。此外，他替主张及早发动北伐以统一中国的若干国民党领袖站上最前线，要求建立7个军、在广东建立若干军火库，并将广西纳入革命阵营。最后一个目标是把广西新兴主力部队“广西陆军第一军”纳入国民革命军。由34岁李宗仁所率领的这支部队在1925年底已镇服广西省内所有军阀。经过冗长交涉，李宗仁和他的两大亲信同僚黄绍竑和白崇喜，正式同意加入国民革命军，但是事实上他们对广西军队和省政仍保持有效的控制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21, 1925, box 4, folders 11.
② Diana Lary,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 (Cambridge, Ean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58-61.
李、黄、白三人不仅是军阀，还是当时少数有能力的军事领袖，矢志投身恢复中国的统一和富强。他们率领的桂系拥有当时中国所有部队当中领导统御最佳、效率最高，并且藉由对经过广西省的鸦片课税，成为粮饷最充裕的军队。桂系对社会或经济改革没有太大兴趣，绝不会放弃维持本身的独立①。
① 同上注。
蒋介石表示准备北伐有一主要目标，即肃清军中的贪腐。他下令：“自某月起，各团饷项，向军需局直接支领，师部军需长，只于发饷时负监督稽核之责任，各部更不得于驻防地自行筹款。”①他打算把国民革命军打造成为不仅高度守纪律且现代化的组织，像日本的皇军或苏联的红军那样诚实、有效率的部队②。这正是他高度重视政工干部角色，也愿意接受政工干部大部分为共产党员的原因之一；显示早在此时他已承认中共党员通常比国民党干部更有纪律、专心致志和诚实。政工干部另外的功能是确保部队指挥官以及其他军官的忠诚和诚实，并且要保证征召来的士兵和平民得到相对人道的待遇。
① 1925年12月15日，军事委员会改革军政建议书，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一，p.109。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23, 1925, box 4, folder 12.
不幸的是，蒋氏手下大多数将领根本拒绝他集中军中财务的方案——蒋介石不久就发觉，他必须把反贪腐的优先度降低，着重保持他手下品流复杂文武官员之团结和忠诚。他别无选择。然而很重要的是，虽然1926年他取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位之后，此一基本财务改革立刻流产，但却显示其实他了解大陆此一贪腐毛病（及其可怕的后果），即使他直到1949年撤退台湾前都未能成功反贪腐。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甫下车即有几个人从暗处跳出来，开枪把他打死。蒋介石获讯后，当天夜里在日记写下，英国人一定是幕后主使①。在鲍罗廷建议下，国民政府由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査。蒋氏以后生晚辈之姿突然跃居党内三大要角，而党内高层领袖中大家公认最为保守的胡汉民则被排除在外。事实上，不久后就发现原来刺杀廖仲恺的一个主嫌竟是胡汉民的堂弟，此人在被传讯之前就逃离广州。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20, 1925, box 4, folder 13.
调査亦发现，国民党和粤军之内有一群保守派阴谋铲除广州的左派分子。中央政治委员会下令将许崇智——负责调查工作的三大员之一——手下几名高阶军官处以极刑。许崇智本人并未被认为涉及廖案，但是另一项指控旋即浮上台面——他涉嫌和陈炯明有秘密接触。9月20日上午，蒋介石率领少许士兵包围许崇智住处。蒋要求名义上仍是上司的许崇智，离开广州3个月①。许崇智的名声腐败人尽皆知，中央政治委员会同意他立刻前往上海。汪精卫和蒋介石也在中央政治委员会的通过下，派反共的胡汉民前往莫斯科，并且讽刺的是，旋即提名胡汉民为国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②。
①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in（Li Congren, 李宗仁），The Memoris of Li Tsung-Jen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79), p.148.
② C.Martin Wilbur（韦慕廷），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27.
决定国民党方向的权力现在落到两个人肩上。汪精卫是政府领导人、革命军首席党代表，也是昔日反清革命党人最知名的一位。蒋则是地位较低的军事首长，兼黄埔军校校长、广东卫戍司令。两人似乎都坚定地站在国民党的左翼。汪外向、好说大话，蒋则内向、一板正经。根据鲍罗廷的说法，汪善体人意而且“能闻一知二”。可是，若被要求“负起责任，他一向退让不遑”①。
① Zhang Guotao（张国焘），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2), p.480. 引述鲍罗廷如此说。
汪能言善道，但“重权力、好出名”。鲍罗廷、李宗仁和其他人认为汪不能信任，也不够坚定。鲍罗廷反而觉得蒋虽才学有限，却“勇于承担责任”。李宗仁和蒋第四度、也是最后一次决裂之后多年，形容蒋“心胸狭窄、偏执顽固、狡滑、多疑、好妒”，但也承认“他喜爱做决定”①。
① 同上注；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Li Congren，李宗仁），Memoris, pp.111,192.
事实上一般公认，顽固（或说坚定）和果决是蒋的主要特质。他刻意培养、练习并向外界展现这些特质，可是在和军阀、日本人、中共及美国人的谈判中，他也有战术灵活的时候，必要时也务实地后退、让步。在蒋所处的环境里，狡猾和猜疑往往是成功政治领袖的标记，蒋也有这样的特质而且一路精进。尽管如此，他对自己的诚心以及精明之强烈信念，不但让他喜欢被赞扬和奉承，也颇能领受传达尊重、好意，以及让步的举措。本质上他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
直到许崇智下台之前，蒋一路稳步上升，并没有涉入任何实际或可疑的政治阴谋。在此之前他没有试图打造派系（除了年轻的黄埔学生）以累积政治盟友，或者争取政治地位。此外，蒋似乎是个异常能够克制自己野心的强人。浙江人的身分是他政治缺陷的其中一项，革命军当中除第一军有许多黄埔学生之外，绝大部分的官兵是广东、广西、云南、湖南人。
廖仲恺、胡汉民和许崇智等大老的相继退出舞台，以及共产党的持续掘起，让国民党内出现了裂痕。1925年夏天，戴季陶发表两本小册子，指控共产党代表外来的激进主义，且“轻蔑中国价值，威胁到中国的社会秩序”①。戴也写了一封长信给蒋，重申他担心共产党渗透国民党的后果十分可怕。蒋却大怒，慨叹戴和一干老朋友“老朽、跟不上时代”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20, 1925, box 4, folder 13.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18, 1925, box 4, folder 15.
蒋大部分的政工已是共产党籍，他也日益关注周恩来领导的政工动员工作，甚至最忠诚的第一军，他都任命周为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就和当时他的日记内容一样，此一任命案显示蒋的思维依然十分左倾，相信与苏联的同志关系，用以追求共同利益——打倒全球帝国主义、统一中国——但不愿让共产国际干预中国国内事务。这个态度还有另一个例证，10月间，他很快就答应15岁的儿子蒋经国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念书。同一个月，终于敉平陈炯明势力后，他在中、苏军官出席的庆祝会上赞扬俄国人的国民精神和共产国际的力量，以及它反帝国主义革命的使命。他说，中国若不与世界上所有的革命派结合，中国的革命必败①。
① Yu Minling（余敏玲），"A Reassessment of Chiang Kai-shek and the Policy of Alliance with the Soviet Union, 1923-1927,"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1920s, ed. Mechthild Leutner. Roland Felber, Mikhail L.Tarenko, and Alexander M.grigoriev (London: Routledge Cruzon, 2002), p.113.
但是，国民党的裂缝日益扩大。12月间，戴季陶等一干大老在北京西山召开人数不足的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表决开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党籍，停聘鲍罗廷，解散中央政治委员会。蒋在一封私人信函中责备中国革命迄今未能成功，就是因为西山会议派的傲慢和腐化的嫉妒。同一个月，他对黄埔学生演讲，“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也。”①同时，蒋在中国青年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蒋肩上披着斗篷出现在代表们的面前，吸引众人的目光。对张国焘这位共产党领袖而言，蒋是在传达一个“重要军事领袖”的感觉，并塑造“自成一格”的形象②。
① Wilbur（韦慕廷）， Nationalist Revolution, pp.30-31; Yu Minling（余敏玲），"Reassessment," pp.108-109.
② Zhang Guotao（张国焘），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479.
二全大会有1/3的党代表是共产党人，蒋首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①。国民党党工干部70％为共产党人，国民革命军中876名政工干部也有75％为共产党员②。根据共产国际的文件，黄埔军校甄选第一期学生时，蒋甚至向俄国顾问建议所有的政工人员都由共产党人担任——即使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和基层士兵中只占极少数③。有位俄国顾问向他的上级提出警告，表示蒋偏袒中共已引起“国民党内各级指挥官的愤慨”，搞不好会有反弹④。
① S.I.Hsiung（熊式一）， The Life of Chiang Kai-shek (Longdon, Pete Davies, 1948), pp.238-240.
② Chen Lifu（陈立夫），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4), p.64. 这是国民党情报机关的估计，有可能把只是涉嫌加入共产党或只是同情共产党者也加上去，因此浮报。亦可参见Wilbur（韦慕廷），Nationalist Revolution, p.36.
③ Yu Minling（余敏玲），"Reassessment," p.113.
④ C.Martin Wilbur（韦慕廷）and Julie Lien-ying How（夏连蔭），Documents on Communisi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1918-1927: Papers Seized in the 1927 Peking Rai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6), p.259.
同时，俄国顾问团在广州的人数也快速扩张。苏联六艘轮船定期载送石油、武器，甚至解体的飞机到广州来①。俄国派至华南的代表团向驻北京苏联大使馆报告，它实际上已承担起国民革命军参谋本部的工作。这份报告说：“国民党现今的存在是我们创造出来……到目前为止，只要我们提案没有一项不会被政府採纳。”化名季山嘉（Kisanka）的库比雪夫（N.Y.Kuibyshev）将军，11月间取代加伦出任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一月呈报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透露出苏联的终极目标：现在还不能“完全控制”住国民革命军②。
① Wilbur（韦慕廷）， Nationalist Revolution, p.44.
② C.Martin Wilbur（韦慕廷）and Julie Lien-ying How（夏连蔭），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o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49.
有位俄国顾问觉得蒋“自负、缄默、野心勃勃”，但是若能“微妙地赞美”他，“以平等地位待他、绝不显示向他夺取一丝一毫权力”，可从他那里得到许多。即令如此，季山嘉仍然公然鄙视他的中国军方同僚，写下：“他们完全不懂兵法。”①冲突遂在所难免。早在1926年1月蒋就记下他对新任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及其部属的不满：“我已诚往，彼以诈来。”季山嘉“讪笑”他之后，蒋又抱怨俄国人欺骗、多疑、善妒②。
① 同上注，pp.248-250。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7 and 11, 1926, box 4, folder 19.
蒋全力规划早日发动北伐是两人争执不下的其中一个议题。国民革命军此时拥有85000名部队、60000枝枪；军阀对手可是10倍之多。蒋深信精神、意志力才是胜负关键。可是，斯大林反对提早北伐：他依然担心日本的反应，也知道中国共产党需要争取时间①。
① Wilbur（韦慕廷），Nationalist Revolution, pp.45-46.
同时，上海的西山会议派散布谣言，试图煽风点火，激发广州人士疑心中共、汪精卫和俄国人有阴谋要铲除蒋①。蒋的部属向他报告目，广州出现明显出自共产党之手、诋毁他的传单。蒋氏此时开始在日记批评起共产党，例如有一天他写下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在党内活动不能公开，即不能开诚相见……”；不久，他开始觉得自己是“单枪匹马，孤苦伶仃”，他写下，政治生活彷彿“绝境”②。
① 同上注，p.14。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17, 1926, box 4, folder 20.
就在这时候，汪精卫派他到莫斯科和苏联商讨他的北伐计划，以及他和季山嘉之间的不和。陈果夫的弟弟立夫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出任蒋的机要秘书。陈立夫后来著书说蒋并不想到莫斯科，但是他觉得他必须遵守国民党和孙中山的原则，也就是党（亦即汪精卫）控制了军（蒋本身）①。照陈立夫的说法，3月18日午夜过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头有个浙江籍成员传递密告给蒋，表示共产党和俄国人正阴谋要逼他下台②。
① 1996年5月29日，陈立夫访谈。
②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28-29.
次日，革命军一艘名叫“中山舰”的炮艇（舰长为共产党员）做出令蒋起疑的移动，而且汪精卫当天两度打电话问起蒋的行程①。据陈立夫的说法，蒋担心有陷阱，决定搭车前往某广州城外到一处效忠他的第一军成员驻地。途中，他决定要反击共产党冲着他来的威胁②。他和第一军高阶将领彻夜讨论，3月20日清晨4点钟，他宣布广州全市戒严，逮捕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以及周恩来在内约50名共产党人。第一军部队也解除了广州共产党纠察队的武装，并没收俄国顾问团营区卫兵的武器③。下午，廖仲恺遗孀何香凝冲到蒋的总部，追问：“你疯了吗？还是你要向帝国主义投降？”想到总理孙中山一向深信他会接受文人统治，蒋不禁“伏案痛哭，有如小童”④。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19, 1926, box 4, folder 20.
② 同上注。陈立夫在70年后回忆说，当天他和蒋不是要前往第一军营房，而是要搭乘广州的一艘俄国船只。蒋突然变卦，决定回头对抗。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27-28.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19, 1926, box 4, folder 20.
④ 杨天石，《蒋介石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p.13。
苏联对此事件的后续报告似乎证实，蒋怀疑汪精卫居心叵测不无道理。莫斯科方面在此阶段根本不可能会试图倒蒋。每一个迹象无不显示斯大林和鲍罗廷视他如雅各宾激进主义派，近似共产党人，在国际事务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权威，但内政事务上则不，有朝一日说不定可将他争取过来。奉系军阀张作霖1927年4月初占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在抄出的文件中也找不到1926年3月苏联有反蒋的阴谋。俄国内部的报告也下结论，认为苏联顾问躁进，想抓权，却激起公愤，但也暗示“汪精卫在‘320中山舰事件’期间及事后都是反蒋联盟的一员”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12, 1926, box 4, folder 18; Yu Minling（余敏玲），"Reassessment," p.114，引述共产国际一份档案文件——这是评估苏联对中国革命援助的考察团团长布伯诺夫（Bubnov）提出的报告。1926年3月26日中山舰事件发生时，这个考察团正好在中国，它的报告集中在为何会有这些挫败的原因。参见同上注，p.131。
尽管有这些不确定，事后他也相信中山舰舰长未涉及阴谋，蒋仍然掌握机会不仅确立了国民党在中国有超越苏联顾问的完全权力，制止中共渗透国民党，还确立他在国民党乃至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可是，他希望避免被看做藉由政变达成这些目标，因为这会违背孙中山的原则以及他自己诚正的誓言——也会危害到未来苏联的援助。因此他立刻向俄国人保证，一切不变。事件当天下午，他就把部队撤离苏联营区并表示道歉。他也命令士兵撤离工会，释放周恩来等大部分被扣押的共产党人。汪精卫大怒，以为除了第一军之外，自己可以号召所有军队反蒋。不料事与愿违，各军司令除了一、二例外，都强烈反共，乐见蒋对中共及俄国人的限制①。
① 杨天石，《蒋介石秘档》，p.132。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迅即核准蒋的行动，包括让他接下汪精卫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位。甚且，中执会还提议“鉴于当前情势，左翼同志应暂时后退”。汪精卫以养病为名，立即前往上海，后转赴法国①。蒋向苏联在广州的高阶外交官索罗扶耶夫（Solovyev）担保，他的目的不是阻止国民党联俄容共。他要求加伦回任，以及暂时回莫斯科的鲍罗廷快点回到广州。索罗扶耶夫同意，并表示他会罢黜季山嘉②。
①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3, p.37.
② 同上注，pp.134-135。
蒋也逮捕若干国民党保守派，并向黄埔师生发表公开信表示他和孙中山一样，认为若不容共，革命阵线无从团结起来①。凑巧在广州的苏联考察团团长布勃诺夫（A.S.Bubnov）认为蒋愿意也有能力“和我们合作”②。虽然中共此时已有30000名党员，但短期内夺权的机会仍不大，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因而同意它应继续维持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
① 《蒋介石日记类抄：政党一》，《民国档案》4（1998）：8，9。
② 陈独秀，《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向导》（上海），1926年4月3日no.148；杨天石，《蒋介石秘档》，pp.140-141。
蒋为3·20事件向国民党中执会自请处分，但中执会不出众人所料既拒绝惩处蒋，又决议把革命大业交付给他①。6月5日，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个月之后又接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孙中山一样，西方媒体自此即称他“Generalissimo”②。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和弟弟陈立夫，以及一向提携蒋的张人杰联手清共，拔掉多数共产党人所居的各级党务主管工作。陈果夫也开始派出手下秘密小组渗透工会、农会、甚至军中政工干部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17, 1926, box 4, folder 22.
②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 1, p.325.
③ Chen Lifu（陈立夫）, Storm Clouds, pp.58-59.
[p style="text-indent:0em"][img src="images/14512627797.jpg"/][/p]
此张摄于1926年7月，蒋介石（左8）刚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准备北伐。
这时，蒋早日发动北伐的想法更加坚决了，他评估若一开始就能连番告捷，便可以把中国的政界、学界和企业界团结起 来支持他。他也晓得，虽然俄共、中共都认为他只是“刚刚窜起的无名小卒”、“自封的拿破仑”，可是一旦他发动北伐他们就别无选择，只能支持他。蒋有三个军——第一、第七和第四——的实力，承担了北伐一路激战的主要任务。除了第一军外，其他军都有军阀部队的背景。六月间，反国民党的湖南军阀手下最大一个师的师长唐生智率部倒戈过来，被授予第八军的番号。
蒋的策略是取湖南，占领往北三百英里的长江重镇武汉，与左倾的军阀“基督将军”冯玉祥（以水管替官兵施洗，要他们信基督教而闻名）连线，再往北京推进。长沙的美国籍传教士医生葛林（Phil Greene）在家书中提到，湖南有许多“小王国”割据，各有军事首脑和成群游手好闲的士兵①。事实上，湖南一省就有23个大小军阀，国民革命军北进，他们不是闻风而逃，就是加入革命军行列。蒋的军官宣称“所向无敌”②。
① Ruth Altman Greene, Hsiang-ya Journal (Hamden, Conn.: Archon Books, 1977).
② Michael Gibson, "Chiang Kai-shek's Central Army, 1924-1938," Ph.D.dis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85, p.56.
7月11日，国民革命军在一大队青年学生尾随下进入长沙。次月某一天，湘雅医院（Yale-in-China Xiang Ya Hospital）的外科医生葛林接到军方总部传话：“立刻派牙医来照料总司令。”湘雅医院受西式训练的华人牙医早已逃往上海，因此葛林亲自出诊。等了好几个小时后，“进来一名男子，身穿平常白衫、灰裤，中式鞋子。”葛林以为他是传令兵，问起名字，病人只说：“姓蒋。”葛林解释，他虽不是牙医，但可以替他拔牙。蒋说：“那就拔吧。”葛林说，蒋不像一般中国人“东问西问”，很乾脆。3天后总司令在湘雅医院对面设立一所全新、设备齐全、两百张病床的军医院，所有的美国人都很佩服。这是可喜的兆头。葛林认为，或许梦想终于要成真了——中国恢复完全主权，重建自尊，欢迎愿意伸出援手的外国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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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reene, Hsiang-ya Journal, pp.40-47.
蒋命令国民革命军立即进攻湖北。接下来的武汉争夺战，一向不怎么欣赏蒋的李宗仁，赞佩总司令“镇定地”站在前线“在黑暗中……不畏擦身而过的子弹”①。10月底，革命军已击溃湖北军阀势力，攻占武汉。同时，何应钦率领的第一军也绥靖福建，进入浙江。闽、浙两省军阀立刻宣布效忠国民党，蒋也立予收编②。蒋一再招降纳叛，来者不拒，把后续的政治问题留到以后再头痛。这曾是孙中山的旧策略，日后它将使蒋吃尽苦头，但在此关口，他觉得自己别无他计。
①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Li Congren，李宗仁），Memoirs, p.183.
② Gibson, "Chiang Kai-shek's Central Army," p.93.
北伐途中，蒋率本部参谋随主力部队行进，经常骑马、偶亦坐轿（因为根本没有卡车）。不论身在何方，蒋总是晨起静坐、运动。他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先练拳术，用那种梦幻似的传统姿态慢慢地伸展、紧缩并放松他的肌肉。接著练习吐纳。面对每天的挑战，他总以自己的新儒家揩模曾国藩和王阳明为师，并参考古代兵学家孙子，思索他们会怎么做①。
① Chen Lifu（陈立夫），Columbia interviews, part 2, p.1；董显光，《蒋介石》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p.180。
蒋面临的挑战极大，他又巨细靡遗、大小皆管。由于他对底下多数将领的能力没有信心，或是未必信赖他们，有时他直接找团长沟通①。台北所藏他的军事指令和通信的全集，有78卷之多②。他经常亲自裁定分配多少弹药和器材给哪个单位，有一次还细微到配给4门臼炮、100发炮弹、400枚手溜弹。鉴于当时器材、弹药、军毯、粮食，当然还有金钱奇缺，有时候是否配发4门臼炮这种小事都不只是军事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每一次蒋分配稀少的供应品、每一次的部队战术调遣，都会影响到其他单位，引起羡妒。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用的重炮是特别珍贵的罕有资产，有时候这几门炮要怎么调遣，都得由蒋亲自裁定。
①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and His Diaries as a Historical Source (Armonk, N.Y.: M.E.Sharpe, 1996), part 1, p.31.
② Zhang Ruide（张瑞德），"Chiang Kai-shek's War Time Directives," 2002年6月27日到29日，于麻州剑桥战时中国研讨会发表的论文。
显然蒋指挥的是一支良莠不齐的杂牌军，各部队的训练、经验、忠诚度、可靠度都天差地远①。他经常请教加伦和白崇喜，但又觉得到头来只能相信自己，以及少数在日本军校的同学，如何应钦和张群等人。当初共产党籍的政工虽曾协助蒋减少军中的歪风与流弊，在3·20中山舰事件之后，他将共产党政工干部从最信赖的第一军中撤除了。（李宗仁的第七军则自始即不准他们进入。）
①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p.30-31.
蒋和陈洁如在这段期间的关系也是跌宕起伏、吵吵闹闹。两人一分别，他就想念她，要她到不同地点会合；她若不能准时出现，他就发脾气。他们经常吵架，吵完他又后侮。1926年6月，他曾到孔祥熙、宋蔼龄寓所去拜会宋氏三姊妹。三天后他又单独上门找宋美龄。宋家三小姐和陈洁如——更不用提蒋以前的女性同伴——的差异相当大，他开始嫌弃陈洁如“没念多少书”又“不会打理家事”①。
① Chen Lifu（陈立夫），Columbia interviews, part 2, p.2.
蒋第一次邂逅宋美龄是1921年12月在上海孙中山寓邸的圣诞晚会上，据说他一见宋美龄就惊为天人（毫无疑问，她的家世背景也是一个因素）。尽管不久前蒋才把陈洁如迎进门——他问孙中山和宋庆龄是否觉得宋美龄会接受他。据说，他们俩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不可能”①。宋美龄本人也回话，她一点兴趣都没有②。5年后的1926年8月，蒋短暂回广州处理公务，孔祥熙夫妇邀请蒋介石、陈洁如吃晚饭。陈洁如认为，孔氏夫妇此时已经打主意要搓合声望如日中天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事。待男士离开房间，宋家两姊妹问起陈洁如和蒋的生活情形，话题转到他出名的坏脾气。宋美龄说：“可是，男人有坏脾气，总比没脾气要好呀！”③蒋追求宋美龄的希望大增，此次会面后，他和宋美龄开始不时鱼雁往来。当北伐军攻克武汉时，她还发函恭喜他④。
① Emily Hahn（项美丽），Chiang Kai-shek: An Unauthorized Biography (New York: Doubleday, 1955), p.119.
② 董显光，《蒋介石》第一册，p.186。
③ Laura Tyson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 pp.70-72.
④ Hahn（项美丽），Chiang Kai-shek, p.122.
革命军北上时，往往带走由地方仕绅以及地主们供饷、掌控的民兵团练，结果是跟在革命军后头、由中共新创设的农民协会乘虚而入，许多地方的地方官反而失势。照毛泽东的叙述，年轻的中共干部通常把新团体的领导权交给一无所有的村民，如失业、失学者，乞丐与佣兵等。毛泽东所谓的这些社会“渣滓”带著一帮最穷的农民杀害地主及其他阶级敌人，且对“土豪劣绅”举行群众公审①。毛泽东在他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他说：“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②
① Zhang Guotao（张国焘），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605.
② Mao Zedong（毛泽东），Se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3), vol.1, pp.26-29.
基督教会也受到攻击和劫掠。葛林和太太露丝的一些传教士友人在“仅有蔽体衣物”下逃到长沙。1月26日，美国驻长沙领事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力劝葛林和四个子女夜里秘密登上一艘拖船，它会送他们到下游的一艘英国邮轮。葛林一家人遂在学校医学院学生协助下，顺利在午夜潜逃，但誓言一定会回来①。
① Greene, Hsiang-ya Journal, p.51.
中共中央试图在农村阻止这些不够成熟的过当行为，却不成功①。苏联在湖南的军事顾问对这些贫农攻打有土地的乡绅以及革命军，忧心忡忡。事实上，许多军、师长以非共产党籍人士取代共产党籍的政工，弹压贫农暴动并退还没收的土地②。
① Wilbur（韦慕廷），Nationalist Revolution, p.80.
② Conrad Brandt, Stalin's Railure in China (New York: W.W.Norton, 1966), pp. 88,94.
1926年底，蒋介石控制了广西、越南边界起，往西至四川（当地军阀已正式加入革命）、往北到达长江的武汉、往东到闽北这一大片土地。这段时期蒋令人意外地大败军阀一直被归因于是“民众自发起义，国民党部队只是顺势占领”业已夺下的地方①。但当时中国的报纸，不分中、外文，都形容民兵对革命军的帮忙是“散乱、随其兴之所至，且不积极的”。北伐之所以能以一当十的主要原因是革命军的军纪良好②。蒋不久即把总司令部移到南昌。
① Harold R.Issacs（伊罗生），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38: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111.
② Donald Jordan（周丹），The Northern Expedi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6), pp.190-207，吉伯逊（Michael Gibson）读了这段时期许多军阀的回忆录和意述文章，但没有一项提到农民支持国民党、反抗他们，所以造成他们在军事上失利或是分别决定撤退、或投向国民党。见Gibson, "Chiang Kai-shek's Central Army," pp.78-144.
同时在广州方面，国民党中执会的自由派，包括宋庆龄、宋子文姊弟，担心蒋军功彪炳、声望日升，无可避免会建立军事独裁。让他们忧虑的，是蒋紧接在中山舰事件之后的动作，如当选为中执会主席，以及继续把中共党员清出国民党各级机关和部门。蒋了解各军反共的军、师长也忌惮他取得独裁掌控，因此，蒋并没有进一步巩固自己权力的动作。国民党左派再结合中共党员，此刻掌控了中执会；10月间，中执会通过决议案，对蒋在中山舰事件后进行个人政治权力的集中，暗示地表达不满。此外甚且，11月间，它又表决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移到武汉，就近掌握北伐情势，而且当地环境也较有利于工会。蒋在日记里起先欢迎党中央北迁，可能是不想扩大间隙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