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王微，《王微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p.22。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5, 1928, box 6, folder 3.
④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27, 1928, box 6, folder 3.
蒋的部下，包括冯玉祥的联络官，力促他调来旧大炮对付日本人。国民革命军在当地约有10万兵力，远远超过日军人数，但蒋晓得日本的武装部队有飞机、坦克、重炮和重型机关枪，实力远胜过国军，而且东京会不惜投入兵力报复。他写下：“日本军队……横暴……。唯有忍辱而已，对一般愤激之军民，亦惟有劝止。……其种种挑衅侮辱行为令人难受。不屈，何以能伸？”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2, 1928, box 6, folder 4.
两军交火消息传到日本，田中首相下令从满洲和朝鲜调16000名后援军到济南。日本军舰沿长江而上，陆战队在浙江温州登陆。同时，中国举国沸腾，呼吁南京政府与日本断交、发起抵制日货。蒋在日记中说：“民情激昂……但是要长期、深刻地维持，并不容易。”①他下令大部分国军退出济南，取道西侧、渡黄河继续北上，只留下两个团共5000兵力。可是，福田要求中方完全退出济南城。次日，确认要求未遂后，他下令攻击国军。蒋命令留下的两个团长率部突围、撤退。他们在伤亡惨重下完成任务。根据各方的估计，日军杀害2000至11000名中国军民；日方却表示，伤亡仅有38人②。五月十日，蒋向日方道歉，并调走国军指挥官；但是他在日记中下定决心，此后每天要记下 「灭倭方法一条」。132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2, 1928, box 6, folder 6.
② 这些事件最好的版本请见Zhang Yu-fa（张玉法），"The Shandong Battlefield during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in Chiang Kai-shek and China, part 2, ed. Li Yu-ning（李又宁）(Armonk, N.Y.: M.E.Sharpe, 1988), pp.3-65.
全世界对日本人的傲慢、野蛮大哗。田中担心行动太过火，同意谈判。将近一年之后，中日双方在1929年3月28日达成协议，双方各接受一部分责任，日军被限期在两个月内完全撤出山东——他们也的确履约撤军。
蒋若是预料到济南事变的发展，他可能会避免在同样的时地和日军冲突，但是，一旦冲突爆发，他退让的决定或许是最明智的举动；因为日本人大可以歼灭稚嫩、配备不良的国军。而且1928年，中国从陷于孤立主义的美国或其他国家均得不到奥援。唯有当日本帝国的威胁，和严重伤害世界秩序的纳粹德国之崛起，串连在一起——这事情还要10多年后才会发生——西方国家才会认真关注日本在中国的武装扩张。但是就日本军国主义者而言，济南事变证明对待中国可以恣意侮慢，不虞后果。中国方面，此一奇耻大辱激发中共政治宣传的新重点——猛烈抨击蒋介石的对日姑息。
蒋在日记中一再写下“复仇”、“忍耐”。他写下，“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者，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①济南事变证明了蒋的新发现：日本是中国的最大敌人，在未来远比欧洲列强、共产党或军阀的威胁更严重。他对军校学生演讲，呼吁他们协助他洗刷济南事变之耻，但是他也提醒他们，要把这股仇恨隐藏到最后一刻，否则会令日本人起戒心。他认为目前唯一的路就是姑息日本，但绝不正式签字放弃中国主权，同时要建立健全的政府统一全国，并努力以德国武器和训练推动国军现代化②。
① 同上注。
② 黄自进，《蒋介石眼中的日本》未刊稿，（台北，2003）。
5月间，蒋正朝前盗匪、东北大帅张作霖盘踞的北京推进时，日本首相却令蒋以及全世界大吃一惊地宣布日本将接受国民党接管中国——满洲除外①。张作霖晓得，没有日本人撑腰，守不住华北，遂下令奉军退入东北。6月2日晚间，全副戎装的张作霖率领奉系高阶将领搭乘专列，打道回府。两天后，火车驶近沈阳，经过一道桥下（皇姑屯），突然炸弹爆炸，整座桥垮塌，砸在大帅的专列上。张作霖受到重伤，几天后不治②。
① 注意：日本驻满洲的关东军，和华南广东省的部队（或称粤军），音近，实不同。
②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1, p.121.
东京日本当局事先并不知道这件暗杀阴谋，但张作霖28岁的少帅儿子张学良，立刻怀疑驻扎满洲的日本军部策划整个事件。（的确，日本关东军一群军官不满田中义一的政策，觉得他们可以控制少帅，安排了此一暗杀行动。）张学良秘密赶回沈阳，经过一段政治不确定之后，承接了东北军总司令的职位。少帅是个坚定的爱国者，决心绝不向日本人卖国①。6月19日，他发电报给蒋介石，表达对中国的忠贞以及东北投向中央政府的决心。可是，委员长对少帅的前景颇有疑虑。蒋在日记写下：“张学良仰慕之忱，似属诚意，惜其未经危难，恐不能当此危局耳。”②
①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19, tape 12, pp.929-932.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20, 1928, box 6, folder 6.
拿下北平（编按：1928年6月20日，北京改名北平）之后，7月6日，蒋在北平郊外西山和主要的军事盟友集会。冯玉祥是嘻嘻哈哈，阎锡山则不苟言笑。回教徒白崇喜个性内敛，也沉默寡言。平常外向的李宗仁在这种场合通常是冷眼旁观①。这群高阶将领进入碧云寺在孙中山灵柩前祭告总理。先前没有任何外国观察家相信（即便中国观察家，有信心者也在少数），但是距总理去世仅三年半，国民党旗已由北平一路飘扬至广州。蒋一手扶棺，在众人前落泪。冯、阎也频频拭泪②。五大将领各自宣誓效忠国家、服从国父遗教。但是，五人之中只有蒋恪遵遗教，即中国要重振国势，必须成为高度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① Lary, Region and Nation, p.79.
②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Li Congren，李宗仁），Memoirs, p.257.
蒋很快就和张学良接洽妥当东北易帜的协议，让12星芒旗飘扬在东北。田中首相严正警告张学良不要和南京政府结合，但少帅冷冷地答覆，已依人民意志做出决定①。此举是个非常大胆的决定。10月10日，蒋介石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张学良被提名出任国民政府委员、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12月29日，他宣誓效忠国民政府，在沈阳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②。
① Keiji Furuya（古屋奎二），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1981), p.264.
②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1, p.63.
此时，少帅担心他父亲的参谋长杨宇霆勾结日本人。1929年1月10日，张邀杨宇霆以及一位杨的亲信一起晚餐。席间，张暂退去吸鸦片（另有一说是打吗啡）；卫兵进到房里，杀了杨宇霆及其副手。有一说表示，张学良靠掷硬币来决定是否亲手杀杨①。
①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5, pp.3-239 to 3-242.
蒋这位最新盟友又是一个军阀，不过是军阀盟友中最为富有的，也是一个花花公子与鸦片成瘾者。即使他比其他地方军阀更加爱国，这位少帅还是为他的地方“王国”、为他个人、为他的大家族、为他的内部高级将领，争取高度自主权。不过，张学良也是相对的自由派与现代化人物，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必要时愿赌上他的遗产、封国和前途，追求伟大的中国统一之梦想。当许多军阀还在恼怒国民党领导权落在新秀蒋介石手中之际，张学良则属于一个新世代。张敬重蒋总司令，蒋的沉默和僵硬的个性，让张想起同样强悍和坚毅的父亲。数十年后，张学良告诉一位访客：“起先，我全心全力支持（蒋介石）。”①
①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84, pp.51-4152 to 51-4153.
令日本陆军懊恼的是，田中首相当初言词强硬，现在却默默接受满洲重申它是中国主权领土的一部分。现在，从极北的乌苏里江直到东南亚国境，中国似乎已完整联结起来；虽然中央政府的实质权力仅及于少数省分。蒋介石解决各种拂逆，竟然击败各路军阀，或号召他们归入共和政府及单一政党（国民党）旗下。这是历史性的丰功伟业。
1929年1月份一项重要的军事编遣会议上，蒋举德国和日本为中国武装部队改组的模范，强调军事编遣需要军队把控制权交还给中央政府①。但是，军阀们及其身边的扈从、家人都无意以对数百万人民以及广大资源的控制权，换取中央政府的高官位子。他们认为蒋不过是牺牲他们，把军权统统抓在自己手上罢了。各路军阀佯称接受编遣，可是内政部长阁锡山、军政部长冯玉祥纷纷弃职逃回自己的地盘，蒋觉悟到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挑拨军阀互斗，贿赂他们、收买他们的支持者，以及必要时在战场上击败他们。
① 蒋介石1929年1月5日演讲稿，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一，p.260。
接下来的两年于是乎就演出了一场合纵连横、阴谋诡诈，甚至大军火拼的大戏，蒋和想扩展势力以及通力对付自己的各方军阀一路混战。动员的兵力动辄数十万，死伤也不下数万人。最重要的是，从头到尾张学良一直效忠委员长。蒋能成功，间谍和地下工作，尤其是大手笔行贿，居功厥伟。这时，陈立夫奉蒋之命，成立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中统）这个情报单位。后来，蒋展现创造重叠机关、使官僚派系斗争的行事作风，让黄埔毕业的戴笠也领导一个军事委员会调査统计局（军统）。这两个情报机关都从事秘密行动，包括收买、暗杀还有抹黑，以及透过渗透、威胁和贿赂秘密搜集情报①。
①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66-67.
蒋和军阀混战之际，1929年4月中苏边境爆发一场危机。据日后张学良的说法，他自作主张派人占领哈尔滨苏联领事馆，抄出一些敏感文件。3个月之后，在蒋答应必要时会派兵支援之下，张学良又接管了自1896年以来即由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少帅和蒋天真地认为斯大林会忌惮国际反弹（包括日本）而不敢入侵中国，或者倘若他真的出兵，东北军也可力抗红军的远东师团①。
①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37, p.24-1823, and vol.7, p.4-445; O.Edmund Clubb（柯乐博），China and Rus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p.256;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p.278,282-284。
[p style="text-indent:0em"][img src="images/145126292693.jpg"/][/p]
张和蒋错了。1929年10月12日，苏军在蒋的昔日老友、顾问加伦率领下越过边界、进入东北，迅速击败张学良的精锐部队，俘虏8000人。少帅退守新防线，急拍电报向南京求援，但蒋却收回早先大胆的立场，建议张学良撤退。12月，南京和沈阳当局跟苏联达成伯力协定（Khabarovsk Ptotocol），斯大林因为不想刺激日本人，于是接受仅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地位，并在铁路公司董事会增添一席董事的方案。日本人注意到蒋若面对优势兵力，或者国际社会没回应他的求助时，在政治、军事上都会迅速退却①。
① 蒋有关北伐的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p.278,282-284；Zhang Xueliang（张学良）, Columbia interviews, 1990-1991, vol.7, pp.4-331 to 4-433; Robert C. North, Moscow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2d ed.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123.
1929年10月开始的史无前例的世界大萧条，对中国有很深远的影响。由于国际贸易崩溃，中国刚萌芽的生丝、香烟、棉花、黄豆出口大幅衰退。某些农村地区，数万人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环境艰苦，使得南京政府——摇摇欲坠、四面环敌的政治联盟——尤其不易推动财政及农村改革。它们也替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激进化创造了沃土，宣扬无产的共产主义社会代表未来浪潮的想法。此外，情势使斯大林认为全世界已出现革命浪潮，中国是一个关键地区。共产国际有一份检讨中共财务状况的报告在1928年6月11日送呈斯大林，它指出从1927年8月至1928年年底，苏联已提供约180万元（中国银元）给中国共产党①。
① J.A.Piatnitsky to J.V.Stalin, June 11, 1928, RGASPI, cooolection 508, inventory 1, file 112b, sheets 1-2. 100万元（可能是中国银元）是“紧急”“额外”拨款。根据1928年2月共产国际一份文件，当时中国2.8元等于美金1元。
蒋介石经常公开警告全国提防中共之威胁，但是他希望先弭平军阀，再来对付中共游击队基地。因此他暂缓大举征伐毛泽东及其他中共游击队首脑，把“剿匪”工作交给地方及省级军事指挥官负责①。但是，这些“苏区”得到三年的喘息时间，有些成长得相当具规模。中共一位领导人张国焘就说：中共各“苏区”成长的“主因”是，蒋的专注于第二阶段北伐和后来与军阀间的冲突。这些战争在全国各地打得难分难舍，让原本已够糟的状况更加恶化，乡村民心背离、还创造出成群游荡的逃兵溃卒，这些人极易被中共吸收。最重要的是，国民党派系内讧消耗掉中央政府的力量，使中共的苏区在苏联金钱及武器的援助下有足够的时间去扩张②。
①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Li Congren，李宗仁），Memoirs, pp.262-265; J.A.Pliatnitsky to A.E.Albreht, Moscow, December 12, 1928;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23, file 50a, sheet 138.
② Zhang Guotao（张国焘），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2, pp.164-165.
中共游击队基地从1927至1930年的成长，也反映出1927年中躲入山区的中共青年领导人令人佩服的执著、领导力和组织技巧。蒋仍然渴望替他的党和军贯注同样的精神。留学法国期间经周恩来吸收加入共产党的年轻军事领袖朱德，也上了井岗山加入毛泽东的小团队。他们合组中国共党红军第四军，“一伙士兵、土匪、强盗、乞丐和妓女的结合”，这些人是过着朝不保夕生活的社会底层。此时，中共三个苏区合起来只有15000支步枪①。毛泽东传奇性的战术口号是，他们得以存活的关键——“敌进我退；敌停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① Stuart Schram（宣道华），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7), pp.245-246.
1930年6月，中国又爆发一轮冲突，李宗仁、白崇喜、冯玉祥和张发奎，纠合阎锡山，同刚回国的汪精卫合组一个反蒋同盟①。这些军阀担心蒋要打造强大的中央政府之种种作为，如企图以德国武器和训练建立强大的中央军，消除各省和各区域之货币等等——全是让中国强大起来抵御日本的必要条件。
① Lary, Region and Nation, pp.155-156.
反蒋同盟在全国共有60万大军。蒋有100万部队，但相当大的数量正负起驻守各地、维持治安的任务。东北的张学良在两大阵营之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1930年从夏天到秋天一系列的流血冲突，使得河南、湖南、山东广大地区再次成为焦土。但是，蒋的中央军（包括首次参战的德式训练部队）后来在张学良戴毛皮军帽的东北军之助下战胜①。这是一厂代价不菲的战争——共有24万人死伤②。蒋并没追击已战败的军阀、打进他们的地盘，他早已放弃了试图说服或强迫他们执行大规模裁军的念头。这一克制之举或许是出自他天真的念头，即希望他的诚意和新近的声望会使他们回心转意；更有可能是他晓得张学良会反对裁军政策③。但是，这些军阀存活下去只会使蒋再度空有一支巨大但分歧的联军，其品质和忠诚度参差不齐④。
① William C.Kirby（柯伟林），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e,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109-110.
② Furuya（古屋奎二），Chiang Kai-shek, p.286.
③ Gibson, "Chiang Kai-shek's Central Army," pp.205-207.
④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1, pp.58,60,62.
即使如此，4年征战下来，他已建立军功彪炳的名声。没有一辆坦克，只有一个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旧炮的炮兵单位，经常没有地图，实际上也没有卡车，全国又只有少数几条铁路干线，他却能够调遣长达1000英里前线的多个军队①。外国记者开始跟在中国记者后头，报导蒋的英勇事迹②。他在某些地区集中兵力，在别的地区又採取防御措施，也执行有效的侧翼包抄动作。针对军阀，他继续运用分而治之的战术，以及承诺大额补助甚至贿赂收买的手法——若用在中共或日本人身上则完全不管用。不过，他的部队士气远比军阀的高昂。在他以及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他能够屡次战胜叛变，是国家强盛命运的证明。他还在日记里自责本身的缺点——有点类似口号化的新儒家自修以及更严厉的行为要求——这些苦水似乎并非过分虚饰的自欺，而是反映他对自己及其军队的弱点通常有切实的体悟。
① Kirby（柯伟林），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p.109.
②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1, p.61.
1930年底，蒋公告全国，中央政府现在将致力改革、政治重建，以及建设农工等一切事业。他承认在军事行动时期，财政管控和经济管理“相当混乱”，誓言要全面展开财政改革——包括每年公开预算、加强会计和监督程序、统一各种已存在的货币，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强大、有效率和诚实的中央政府。他无疑是认真的，因为就每一方面而言，这样的政府符合他、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所谓的“南京年代”（1927至1937年）事实上向全世界、也向中国人民展示，现代中国或许会有所作为。纵使条件可谓恶劣至极，全球大萧条、出口崩溃、毫无外国援助、空前的旱涝、与日本冲突不断、国内叛乱、军费浩繁、传统贪渎横行、对大多数省分及其财政税收无法管控、国民党内派系又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它仍能举步维艰地向前走。
南京位于河宽可达4英里的长江南岸，4000年的古城。1931年的南京仍是艺文和工业的重心①。国民党政府接收太平天国天王在城里兴建的宫殿，打通蜿蜒、狭窄的胡同，代之以新的宽广大马路的过程早已展开。南京人口只有34万，比上海小得多，没有大型百货公司、跑马场和西方式的娱乐消遣。夏天时比起上海更湿热，但是宋美龄和国民党一些大员的内眷不一样，还是搬到南京住，在市郊紫金山、距雄伟的中山陵不远处盖了一栋房子，取名“小红山官邸”。她经常出现在丈夫的办公室，或是出城参加各种协助孤儿、残障及阵亡士卒家属的团体之活动。有时候也还是会陪蒋到前线。
① 明太祖朱元璋以南京为首都，但他的儿子成祖迁都到北京。
但是宋美龄也很忧愁。她在前一年8月流产，事后几度陷入严重忧郁。（蒋在日记中提到的）流产似乎驳斥了外界以及他自己的臆测，指蒋因早年嫖妓得了性病以致不能生育①。许多年以后，蒋夫人告诉她的侄儿、侄女，她也想要有小孩，但是南京某位无能医生的失误，害她无法受孕②。很显然她和常人一样想要有小孩，但也是渴望替极可能成为现代中国之父的男人留下子嗣。1931年7月母亲的逝世，使宋美龄又深受打击，觉得“精神沮丧、凄凉和孤寂”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25,26,29, and 31, 1929, box 7, folder 2.
② 2004年5月15日，宋仲虎在美国加州桃溪市接受访谈。
③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p.98.
自从结婚以来，蒋就定期阅读宋美龄送他的圣经，他决心在决定是否受洗之前至少要读完两遍圣经。当他在城里时，宋美龄和她的传教士朋友有时会和蒋一起读经，他出差时也都带著圣经①。经过3年读经，他决定在上海宋氏家族的教堂受洗。就像所有他对外宣称的信仰，蒋对基督教的态度是严肃的。据他后来在台湾的牧师表示，蒋受基督教义吸引是因为它强调将道德思想转化为行动，这一点和儒家学说相符②。蒋对羞耻心的哲学和情感关注，亦与其新信仰对原罪、救赎的强调不谋而合。除此之外，透过磨难和死亡的磨砺以成就约伯般的毅力，也和他苦修、新儒家的形象首尾一贯。有些批评攻击蒋接受外来信仰，但对折衷的中国人民而言，蒋信基督教所带来的问题绝对不比毛拥抱外来意 识形态多。
① Hahn（项美丽），Chiang Kai-shek, p.130.
② 2004年10月18日，周联华在台北接受的访问。
蒋指派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第一次剿匪总司令，统率12个师进剿江西境内毛泽东的苏区。战役始于1930年秋天，但进入井岗山的国军部队几近一半非死即降。此外，有位师长张辉瓒被俘，遭到斩首；它象征国共之战和蒋与军阀之冲突不同，是个你死我活的惨烈斗争①。1931年，蒋调何应钦和20万经验丰富的冯玉祥部属到江西展开第二次剿匪，但部队兵士水土不服，又一次遭惨败②。同时，汪精卫和华南军阀又在广州另立一个国民政府和蒋打对台。不过，此一政府暂时还未对蒋构成军事威胁，因此蒋赶到南昌，亲自指挥第三次剿匪。他在日记中自承，这是民国从未曾有的“艰巨时刻”③。
① Dreyer, China at War, pp.159-160.
② 同上注，p.164。
③ 蒋氏1931年9月1日的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p.375-382。
7月1日，蒋动员13万精锐部队，包括他第一军团——第一军扩展而成——的几个师，分兵两路深入游击队区域①。双方激战互有严重伤亡，在此次剿匪的最后一役，中共红军投入的2万人折损五分之一。蒋已“胜利在望，不料沈阳事变爆发，打乱了剿匪作战”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12, 1931, box 8, folder 9.
② Dreyer, China at War, p.169.
这次新危机始于1931年夏天，张学良的东北军抓到一名穿便服搜集情报的日本军官，当他企图逃跑时，杀了他。日本极端国家主义派抓住此一事件兴风作浪，相对温和的东京内阁在民间压力下，公开要求“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同时，驻守旅顺和南满铁路沿线政治立场激进的日本关东军军官，决定自己采取行动。1931年9月18日夜里，他们在沈阳市郊引爆铁路线，并向附近的中国兵营（北大营）开炮。战事因此爆发，日军司令下令全面进攻。日军攻占沈阳时，少帅急电南京请示。这一刻，蒋正在往南昌的军舰上，行政院给少帅的答覆是“自行妥善处理”。少帅以为南京当局也不晓得如何处理此次危机，遂下令东北军撤退①。
①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15, pp.8-706 to 8-708, and vol.16, pp.8-756,9-793,9-794.
当时，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只有1万人，而张学良手下有20万劲旅①。蒋介石过世多年之后，张学良有一次接受访谈，他自责错估了日方意图，以及在攻击开始时就撤退②。但是，日本在朝鲜有大批后备部队，只需铁路运送，而东北军实则多在河北省。即使蒋介石回到南京，开始和张学良取得连络，他也没有下令东北军反攻、更没有派中央军增援。蒋早先曾赌过，若中国对东北主权态度强硬，日本应不会在该区域追求霸权。但是，在沈阳事变后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中，蒋强调在国内动荡且准备不足之下，中国必须避免和日本爆发全面冲突。因此，实际上他又退回到1928年济南事变之后的“卧薪尝胆”策略，先姑息日本同时努力致力国家统一，争取时间培养足够力量来抗击日本皇军。这个暂时姑息的政策持续了六年之久③。
① 黄自进，《蒋介石眼中的日本》未刊稿，p.124，引用Manzhouguo and the Guangdong Army (English trans.) (Tokyo: Xin renwu wanglai she, 1994), p.220.
②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15, pp.8-706, to 8-708, and vol.16, pp.9-793,9-794.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20, 1931, box 8, folder 10.
日军迅速从沈阳推进，不用武力即占领长春及东北其他城市。同时，蒋仍然试图让日本及全世界相信他真心准备对日一战。他发动全国抵制日货，公开承诺要派中央军赴东北，和幕僚讨论军事动员，也讨论要把首都和中国主力部队迁移到西北。他认为这些动作可警醒国际社会向日本施压。他在南京频频会见西方高阶外交官，蒋在交谈中坦白承认，危机的间接起因是中方（事实上，就是他本人）态度软弱，但是他强调现在迫切需要坚定地和日本交涉。他说：“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绝不向暴力威胁低头，在日本军队撤离并恢复9·18以前的状态前，中国也不会以任何形式进行谈判。”①事实上，南京会谈判，但协议绝不会由中国政府最高阶层批准。美国和西方列强只在言词上表示支持，但不肯派观察员或施援；同样，国际联盟也只派了一个无实际力量的调査团（李顿调查团）。
① 美国驻南京总领事馆詹森（Johnson）电函国务卿。October 18, 1931, FRUS(1931), vol.3: The Far East, pp.228-229.
东京根本不介意口头批评，还透露准备就绪，甚且渴望扩大事端的信息，派军舰溯黄浦江深入，并在长江水域进行海军演习。10月初，蒋慨叹：“倭寇威胁之行，迄为杀止，实不知余为何如人也。可笑！”①他曾分别向张群和宋美龄表示，他决心放手一战；她说，她会和他共生死。但是他又觉得中国弱得不可能再弱了②。
① 杨天石，《蒋介石秘档》，p.352。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8, box 8, folder 11.
对于政治积极的中国人而言，不肯对日作战分明就是怯懦的表现。9·18事变一起，青年学生就涌上街头示威，要求武装抗日。有2万名学生在首都集会。其中，有1000名南京中央大学学生闯入蒋的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办公室殴打他。在广州的汪精卫敌对阵营已经和南京濒于交战边缘，此时呼吁全国团结，但蒋应下台。
东北绝大多数城市已沦入日本控制，要侵略者和平撤走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事实上，蒋也认为日本人“宁可放弃扶桑三岛，也不肯放弃东北”。但是他在日记里仍说，仓促交战“非惟治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①。10月15日，他写下他要辞职，但旋即改变主意。10月中旬，他和宋美龄飞到上海，同汪精卫、胡汉民会面。这两位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早就决心赶走后起之秀蒋介石，现在又获得希望削弱中央政府的军阀之支持，他们指控蒋不抗日、搞独裁。蒋写下：“谈话诋毁讥讪，未改旧态。”②当中国政府撤出东北最后一些城市、反蒋示威更加凶猛时，蒋又改变心意向广州方面表示，若为国家团结之需，要他下台“不是问题”③。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395。
② 杨天石，《蒋介石秘档》，p.357。
③ 同上注。
蒋一度写下，他“痛恨”青年学生，但是他仍然向他们演讲，甚至在冻人的天气里告诉他们，要么回去上课，要么就从军抗日。可是，动乱持续不断①。政府禁止一切示威活动，但是数以千的学生主张对日抗战，涌入首都，再次袭击政府高阶官员②。警方疲于奔命弹压。情势升高到失控的地步，外界批评又集中在蒋身上，他再度和左右亲信讨论引退一事。蒋向一名官员透露心声，如果不辞职，他就必须将全国置于军事统治之下，由他本人担任最高领袖，也就是一个独裁者③。他不考虑批评者所要求的对日抗战，因为他认为此时此际抗日将是一场灾难。
① 同上注，pp.359-362。
② Furuya（古屋奎二），Chiang Kai-shek, p.344.
③ 杨天石，《蒋介石秘档》，p.366.
在持续的动乱当中，蒋首次写下他思念儿子经国的情感。他说：“近来甚念经儿。中正不孝之罪，于此增重，心甚不安。”又说：“于国于党为不忠，于母为不孝，于子为不慈，自觉愧怍无地。”①这份情感很可能是因12月初宋庆龄来访而起。左倾的宋庆龄和蒋介石这位妹夫并不和洽，自1927年清党之后就到莫斯科住了两年。她显然曾和莫斯科的权威人士交谈过，才向蒋说如果他肯释放被捕的共产国际特务牛兰（Hilarie Naulen）及其妻子，莫斯科可以安排遣返蒋经国②。
① 同上注。
② 蒋介石1931年1月25日日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感谢民国史专家、中国现代史研究所前任所长杨天石1996年10月提供。
从蒋的日记来看，似乎宋美龄听到宋庆龄的提议，力促丈夫接受。可是，蒋在日记中写下，死于革命的30多万官兵“犹亲生扶长之子”，他怎能把个人需求置于国家利益之上。释放人民之敌以换回自己儿子，根本不能考虑①。
① 杨天石，《蒋介石秘档》，p.367。
即使只是动用很小的特权也不愿为儿子介入，这决定在一片愈演愈烈的批评声浪中，加强了他的烈士形象。他可能认为再一次下野，会替他挣回已失去的道德权威，像1927七年那次，同时也许终能完全恢复其地位——虽然不是100％保证。因此，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辞去一切职务，次週即偕同夫人搭机离开南京。他们先降落在奉化附近的草地，再换汽车沿新辟的一条泥土路，搭轿回溪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