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上次1927年下野一样，蒋介石在1931至1932年的冬天于溪口赋闲，不久就接到黄埔系将领函电交驰，他们宣称仅肯接受蒋的命令，又说自从他下野，就再没收到支付部队粮饷的资金。政府主要岁入来源是关税收入，东北一失，其关税流失占了全国海关总税收的15％①。各省扣住盐税不肯上缴现由孙中山之子孙科领导的中央政府②。现在工商组织、民间团体、甚至一些学生社团疾呼总司令回任。蒋亦获悉，莫斯科继释放蒋经国之计，又向南京提议恢复外交关系。蒋可以肯定斯大林想增强国民党内反日派的声势，但又不确定蒋的真正立场③。
① Maius B.Jansen, Japan and Chian: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5), p.384; Parks M.Coble（柯博文）,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88-96.
② Coble（柯博文），Shanghai Capitalists, pp.88-96.
③ Robert C.North, Moscow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2d ed.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p.161; O.Edmund Clubb（柯乐博），China and Rus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p.269.
1932年1月蒋在溪口武岭学校的一篇演讲，经上海等地报纸刊载。他重申政府“坚持不屈服，不订损失国权之约”。但是，他也警告，鉴于当前国家实力和精神，不宜轻举妄动，否则“战败之国未有不失地，未有不丧权者”，结果势必“斫丧……中华民族之命脉”①。他的话引起当家同志的共鸣。南京政府当权派只有少数人喜欢蒋，广州政府更是没一个人喜欢他，即便不情愿，他们仍接受他是危机时刻不可或缺的角色；1个月之内，他们投降了。1932年1月，蒋和汪精卫在杭州会面，协议由汪精卫取代孙科出任政府首脑，蒋回任军事总司令②。
① 《申报》（上海），1932年1月15日；蒋1932年1月11日的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421。
② Chen Lifu（陈立夫），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4), pp.111-112.
此时，和日本的危机已转移到上海，每天都有暴力的反日事件发生①。1月底，日本一支陆战队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在上海登陆。当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向日军开火时，日本出动飞机轰炸上海，杀死许多平民。蒋亲自负责全面调度指挥军事行动，致电前线士卒誓死御敌②。同时，他下令在河南省洛阳设立临时首都，以示政府持久抗战的决心。日本急派更多部队和军舰，使得全市日军高达5万人③。杜月笙也派出青帮狙击手在敌后攻击日本人，做为回应④。
① 美国驻南京总领事馆佩克（Peck）电函美国驻北平使馆。January 24, 1932, FRUS(1932), vol.3: The Far East, p.79.
② 《一二八抗战期间国民党内的和与战之争》，《民国档案》1，no,27 (1992)：111。电报目前收藏在南京中国二历史档案馆。
③ Keiji Furuya（古屋奎二），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1981), pp.351-355.
④ Parks M.Coble（柯博文），"CKS and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in China: Zou Taofen and the National Salvation Association, 1931-1937,"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 no.2 (February 1985): 296.
根据蒋的说法，他警告蔡廷锴，敌军可能从长江南岸的浏河国军防线后方登陆。蔡未能派出部队守住此一地区。3月1日，1万名日军乘船溯长江抵达浏河。打从战事开始至今，中方部队已有4千人阵亡、7700人负伤，被迫狼狈地集体退出上海①。中国报纸、学生团体、宗亲会、寺庙和商业团体，无不主张全面抗日，但蒋批准局部停火，在城的四周划出中立区，国军不准进入。这个协定，和其政府与日本的一切协定相同，不由汪精卫或他本人签署；因此在他们眼里，协定是非官方的文件。3月，蒋复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②。
① Furuya（古屋奎二），Chiang Kai-shek, pp.356-357.
②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3, p.150.
由于日本攻击上海中国管辖区使得政府不遑兼顾，中共分散各地的苏区再度乘机快速发展。毛泽东在江西的苏区规模最大，涵盖30个县、300万人口；其次是张国焘的鄂豫皖边区。国军针对鄂豫皖边区发动两次围剿都以惨败告终，在淞沪战事冷却下来之后，蒋于1932年4月集结约40万部队再次进剿，这次包围着敌人兴建同心圆的碉堡。张国焘发觉自己寡不敌众，且即将被彻底包围，遂率领鄂豫皖边区大部分部队成功突围，往西边窜入四川，长途流浪历时4年，实比毛泽东的“长征”更加了不起①。
①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New York: Longman, 1995), pp.186-187.
1932年6月，蒋在一项军事会议上讲话，宣称中共的根基就是国民政府机器的无能和贪腐，如果这次剿匪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将有大麻烦，因为政府不能既长期抗日、后方又遭人攻击①。但是1932年和1933年初针对江西共军的剿匪之役又失败，且损失惨重，数以千计的武器被共军抢走。1933年5月，蒋指挥第五次剿匪战役，采用对付鄂豫皖边区的战术，集中力量兴建碉堡网，逐步围拢②。这次他召集了80万大军，大部分投入在扩建、补给和维护碉堡网，它们则受到机关枪交织火网的保护。双方损失皆以千计，但是到了1934年，作战区盖了14000座碉堡、1500英里的新道路，提供对共军地盘的有效封锁③。
① 蒋1932年7月2日的《清剿共匪与整饬部队之要道》演讲稿，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465。
② F.F.Liu（刘馥），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p.102.
③ Jonathan D.Spence（史景迁），The Search for Mordern China (New York: W.W.Norton, 1990), p.400.
同时，对日停火只适用于上海地区；1933年元旦日军从东北出发，进占位在黄海边、长城最东端、扼东北进出门户的山海关。守山海关的东北军断断续续地抵抗，但他们不是日军的对手。1月间在军事会议上，蒋说明他何以未能投入中央军抗日时，喊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①。未来4年，他一再以此为号召。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1, 1933, box 36, folder 13.
日军继续南进，威胁到北平、天津。在汪精卫的支持下，蒋很难堪地同意华北局部停火（俗称“塘沽协定”），宣布河北省北部为非军事区，就等于又把中国一大块领土让给日本实质（但非法理）的管控①。蒋对一群军官解释，停火目的是“为缓和侵略”，争取时间以“保存华北，稍纡喘息”②。他又说：“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可以缓解情势，给我们机会得到“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③。同时，他禁止在沿海地区兴建新工厂，下令规划把重工业移到内陆省分④。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p.515-553、583、585。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1, 1933, box 36, folder 18.
③ 蒋1932年4月12日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552。
④ 四届四中全会附录，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三，p.652。
1934年3月，蒋对一群资深政治领导人说，“总共还不到1100天”就会开始对日抗战——这个估计只比实际爆发抗战，多了43天！①他估计抗战要打十年，也算得上是准确。他说，这段期间，列强最后会介入，一场世界大战将开打；最后，日本国内将爆发革命②。
① 蒋1934年3月18日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670。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21, 1935, box 38, folder 4.
日军占领热河，张学良辞去一切职务，进入上海一家教会医院勒戒鸦片烟癮，用俗称的“冷火鸡法”成功戒毒。等到出院后，他舍政治、军事，纵情社交、出入皆有美女在侧。4月，少帅偕元配、爱妾赵一荻及大批扈从前往欧洲。同船的还有他另一位情妇席爱娜女伯爵（Countess Eddy Ciano）——墨索里尼的女儿、也是意大利大使的夫人。她后来要求张交还她写给他的情书①。委员长调派张学良余下的13万东北军赴江西，参加下一次剿匪②。蒋晓得军事行动必须伴随着“政治设施，才能争取民心效忠”。他告诉属下将领，反共斗争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③。他说，如果“赤匪的宣传赢得人民支持”，特定的战役就不会有成果④。因此，除了展开军事作战，他还投下大量时间和资源训练公民行动及宣传团队，甚至在庐山设立一个训练团专司其事。蒋好几次到学校演讲，强调土地改革是国家的生死大事，中国的根本问题，必须在军事命令下执行⑤。可是就跟肃贪问题一样，关键是如何在不动摇军中及国民党内稳定的前提下，执行土地改革。
①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86, p.52-4289;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1, p.65.
② 2003年7月26日王冀在华府受访。王冀父亲王树常将军长期在张学良麾下担任高阶指挥官，也是蒋介石在日本军校的同学。
③ 蒋1932年1月10日在溪口武岭学校的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465。
④ 蒋1933年8月21日给汪精卫的电报，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610。
⑤ 蒋1932年12月15日有关土地改革的谈话，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p.500-503。
国军包围圈越收越紧，红军在江西共有9万支步枪以及几百挺轻、重机关枪，司令员朱德以及政治部首脑周恩来，尝试用各种方法突围。斯大林则是全力提供援助。1933年6月2日，共产国际驻上海特务报告，计划购买飞机、聘美国飞行员驾驶，“可轻易到达我们的地区”（显然指的是江西）。11月1日，莫斯科指示上海购买“重型飞机、瓦斯面罩和药品”，并问需要以美金或墨西哥银元采购。11月14日，上海报告已收到300万墨西哥银元，并要求再给25万美元①。但是，即使有此奥援，共军士兵逃亡者日益增加——悄悄溜过封锁线——对中共红军而言，前景越来越黯淡。
① 11月18日，共产国际说它将分批汇钱，每5万美元为一批。RGASPI, cooection 514, inventory 1, file 759, sheet 105;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84, file 54, sheet 69;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84, file 36, sheet 263; and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84, file 54, sheet 57.
和毛泽东不同，蒋介石根本没有外国的军事或经济援助，还得自掏腰包向德国买武器和支付训练。但是此时他相信他统一中国的整体战略是有效的：他可以暂时姑息日本，同时打造兵力扑灭外国支援的共产党。
普鲁士的典范令蒋介石大感兴趣，在他听说希特勒这号人物之前，就已透过阅读以及实事求是的德国顾问晓得，德国重纪律、守秩序。他特别敬佩德国，日本、土耳其近年提振其“国民精神”的做法。在送蒋纬国赴慕尼黑军事学院就读之前，他告诉养子：“德国是唯一一个国家，我们可以从它学到东西。它可以给我们基础，进而发展出我们自己的坚实风格。”①
① William C.Kirby（柯伟林），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47; 1996年6月5日蒋纬国在台北受访。
但是，钟情德国的成就并不就是要全盘抄袭纳粹主义。蒋和日本人不一样，没有兴趣复制纳粹思想的主要面向，如种族优越论、领土扩张和征服世界。他的日记中从来没提过、更不会有欢迎字句记述德国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任何里程碑事迹，如希特勒出任总理、国会大厦纵火事件、德国成为一党专政国家，或是希特勒被封为国家元首。无论就目标和手段而言，蒋都不是法西斯分子。
1930年代，一个半秘密的政治势力——俗称“蓝衣社”的“力行社”，的确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扮演短暂但声名狼籍的角色。许多作家也以蒋支持这个组织做为他具有法西斯倾向的证明。蓝衣社和纳粹党的冲锋队，以及意大利的对应组织一样，源自于一小群全力效忠国家主义及最高领袖、具理想主义却又颇有挫折感的军官。和他们的日本法西斯和中国共产党敌人一样，这群人的狂热使他们以为，其目的能为其极端手段（包括暗杀）提供合理根据。但是，“褐衫队”（Brown Shirt）人数高达200万人，担任希特勒的私人部队；蓝衣社门户森严，1938年解散时，成员只有300人左右。附属于它的群众组织，人数或许有数十万人，但是他们没被派上街头担任冲锋队①。
① Joseph J.Heinlein Jr., "Political Warfare: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Model," Ph.D.thesis, American University, 1973, pp.303-312.
蓝衣社的任务是在全国各级学校灌输军事纪律和爱国精神，包括效忠“领袖”。种族主义和征服野心不是他们要教的科目。有些蓝衣社成员力主正式宣告蒋介石为绝对领袖，但并未成功。尽管蒋时常自我批评检讨，他的确十分自大，但是在他的演讲或日记里从来没有迹象显示，他同意自己被像法西斯或共产党领导人那样崇拜。他不准外人替他立碑塑像。他在大陆的近身文职幕僚依然称呼他“委员长”，不是充满敬意的“领袖”；到了台湾，他只被简单地称为“先生”或“总统”①。
① 2003年4月和10月，访问了多位蒋氏的助理和秘书，有些人自大陆时期就追随他。他的黄埔学生称他为“校长”，军人称他为“先生”或“总司令”。
据传蒋在1932年曾经有一次被广泛引用的“秘密演讲”，歌颂外国“法西斯”并宣称中国“必须建立独裁”，言外之意，就是建立法西斯领导。据说这段话是引述一卷1930年代日本政府文书“特辑”当中的说法，这些材料辑录蓝衣社的种种反日活动，以及针对日本傀儡“满洲国”的地下工作①。这些话很可能是印刷、发行这本特辑的日本宣传机构所编造的。然而，有些知名学者还是引述这些字句，以证明蒋对法西斯主义的向往。
① Lloyd E.Eastman（易劳逸），"Fascism in Kuomintang China: The Blue Shirts," China Quarterly (January-March 1972): 1-31. 据说这份材料出现在“东洋文库”上。同一段引述文字也列出由岩井英一执笔的一份日本外务省文件。我们不禁忖想岩井的资料来源会不会也是此一“特辑”。值得重视的是，易劳逸教授15年后发表一篇评论文章——"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lue Shirts: A Review Article," Republican China 13, no.1 (November 1987)——指出新材料已经更正他原先对此一主题的若干观点，他也没再重新提所谓蒋当年有此一说法。
另一个可能不实的说法，指蒋曾说过“日本法西斯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成功是因为”两国恢复了民族精神，如果中国革命要成功，“我们必须打造党的独裁”。这一可疑的引用中，蒋也在赞扬了日、意两国的法西斯主义之后，接着强调中国必须振兴的民族精神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①。这些可不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甚至中国共产党所想要恢复的精神美德。
① Wilbur Burtton, "Chiang's Secret Blood Brothers," Asia (May 1936): 309. 我在国会图书馆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材料来核对柏顿（Burton）自身的引述。我们有理由合理的怀疑。柏顿的引句又被Frederick Wakeman Jr.（魏斐德）教授引用，纳入"A Revisionist View of the Naking Decade: Confucian Fascism," in Reppraising Republican China, ed. Frederick Wakeman Jr. and Richard Louis Edmonds (Oxford, E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41.
蒋固然有时也无情无义、残暴不仁，但他缺乏一个极权主义独裁者病态的狂妄自大和绝对意识形态。他不断对自己重申的善意目的，其实是自我妄想多过于伪善，而且（诚如毛、周所相信）蒋对德性与伦理的宣扬，不是假意做作——他是一个诚恳的人。
在大陆时期，不像他的法西斯主义和其他极权主义敌人，蒋必须忍受报界和政治对手不断的批评。蓝衣社经常被报界谴责，不当行为也被揭发。蒋最初对蓝衣社的热衷，反映出他体认到国民党的贪渎、派系斗争和一事无成。起初，他希望在蓝衣社找到他忠实、理想的追随者，类似毛泽东阵营的忠贞干部。蒋直到1932年1月才知道蓝衣社的存在，接连好几个月他拔擢其青年成员为助手。但是到了7月，他已经在抱怨蓝衣社的“不成熟”，并于致函《大公报》时问道：“如果我要模仿所谓的意大利法西斯……我和共产党有何差别？”到了1934年，他“对这个组织彻底失望”①。
① Eastman（易劳逸），"Rise and Fall of the Blue Shirts," pp.34-35,40.
和共产党地区不同，在国民党辖区要对报章杂志实施新闻检查，并不一定十拿九稳。想在外国租界或条约口岸査封中文报刊杂志，更是十分困难。有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生活》週刊，它不断抨击蒋姑息日本，在1933年遭到査封，改名《新生》再出刊，直到1935年7月停刊，然后事隔数月又改名（刊名中还是有生活）继续出刊。其他批评政府的报纸，如《大公报》、《光明日报》在南京时期的国民党辖区都可买得到①。根据共产国际的文件，中共秘密利用莫斯科的钱资助上海、天津、香港，甚至日本统治下东北某不知名城市的报纸②。
① 2004年10月16日，许倬云在台北受访。
② 中共中央1930年10月20日自上海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9, file 117, sheets 35-37a.
反政府的评论也继续由军阀控制地区的媒体流出来，例如云南的《观察日报》。中国的小报同样也难以管束。这些小报固然专注于歌伎名伶的社交绯闻和新闻动态，偶尔也报导国民党贪渎失政的新闻——有真有假。更不受管制的是传单，其中充满着各式各样政治言论①。在大部分城市里，中国读者从来不愁找不到反政府、反蒋的材料；在共产党地区则绝对见不到反共产党的作品。两者天差地别。
① 2004年6月10日，许倬云的电子邮件。
由蓝衣社扶植的中国学生运动并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团体——这个名词使多数读者联想到，对其他国家和民族恶劣、具攻击性的态度①。蓝衣社痛恨法西斯日本，也激烈反帝国主义——这是可以理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无不如此。他们喜欢夸称透过恫吓，他们对压制1933至1934年的反蒋、反政府民众（主要是学生）示威运动做出贡献。其实，他们的每项活动都没能停止中英文报纸和非正式印刷品，不断出现对蒋、对蓝衣社的抗议和猛烈批评②。
① Wakeman（魏斐德），"Revisionist View," p.149.
② Kirby（柯伟林），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p.176.
暗杀是蓝衣社最声名狼藉的行为。有两个著名的被害人是军阀将领，其中一人有和日本人往来交涉的嫌疑，还有两人是天津的亲日报人。反映出蓝衣社强烈反日的心态元素。该社的一份出版品声称1933年春天，它在武汉杀了40名勾结日本人的“叛徒”①。非亲日、但批蒋不遗余力的自由派人士也有遭到蓝衣社毒手的；中国保护人权联盟两名会员遇害，一是联盟副主席杨杏佛，一是上海最著名的中文报纸《申报》负责人史量才②。蒋有可能并没下令干掉这些人，蒋的情报头子戴笠或许未请示老板就自作主张（这样蒋就可否认涉及）。不论如何，报界把这些帐统统记在蓝衣社和蒋本人头上。更值得注意的是，蒋即使事先不知情，事后他也没在日记中表示对此的关心，也没提到他试图制止这种行为以免恶名昭著。
① Eastman（易劳逸），"Rise and Fall of the Blue Shirts," pp.31-32.
② Frederick Wakeman Jr.（魏斐德），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279-280.
[p style="text-indent:0em"][img src="images/14512637057.jpg"/][/p]
情报头子戴笠
除了这些个案，某些历史学家指控蓝衣社涉及多起杀人最戏剧化的证据，是《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1933年7月19日刊出的一份“神祕文件”。据说，这份文件由“蒋介石的‘中国法西斯组织’”发出，文件列出55位出现在“暗杀对象名单”上的“中国领导人”。伊罗生的杂誌《中国论坛》（China Forum）把这份文件交给《大美晚报》①。伊罗生不是中立无偏见的，他公开表态亲共，日后成为托洛斯基派，但是他并没向《大美晚报》隐瞒此一“神祕文件”是由中共中央印刷局交到他手中的②。最合逻辑的假设是，这份文件是周恩来的宣传机构制造出来的。
① 同上注，p.177。
② 共产国际档案文件显示，共产国际至少有一次秘密付给伊罗生的刊物500美元，见1932年4月19日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备忘录，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4, file 182, sheets 8-9, and collection 514, inventory 1, file 707, sheets 56-59, 63-66.
据说，戴笠手下在上海的外国租界搞绑架，有人指责他们“大规模”地干这些勾当。据说大部分受害人是“无名”的学生和工人，因此无法估计人数。两个出名的案例是作家丁玲和左派帮派刺客王亚樵。1933年初加入中共的丁玲，其实是被租界警察逮捕，再交给南京，不是被戴笠手下绑架。她获得假释在南京住了3年后逃跑——以激烈的异议分子而言，这对待算不上严苟①。至于王亚樵则是被判刑十年。
①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3, p.274.
蒋有能力下令干出数以百计的暗杀和绑架，如果他认为这么做攸关他政府的成功或中国的生存的话，而他或许也果真如此做，但是证据并不明确。发生的杀人事件数量还不足以减少中国各大城市里，对蒋及其政府的公开批评，更谈不上终结批评了；这点倒是毫无疑问。亲共作家茅盾和鲁迅持续发表文学作品，痛骂国民党的残暴、贪腐，以及蒋介石的对日姑息。就和这些大贪渎的指控一样，国民党从事政治暗杀的故事，不论真假，对中共而言都是好消息，后者刻意扩大渲染、再捏造一些新故事①。蒋的反共派政敌，即称兵作乱的军阀和非共产党的自由派，亦不问真假地散布、雕琢这些谋杀的指控。
① Wakeman（魏斐德）引述了大陆和台湾许多的文章和传记，但我们应仔细评估这些作品的资料来源。
他们的目的当然是要进一步拉低中国（尤其是上海）知识分子、文化菁英对蒋及其政府的评价，并助长大部分西方新闻记者、外交官和军事武官对政府原有的鄙视。我们还可从其他情况看出，蓝衣社根本不是残暴不仁、使命必达的模范。共产国际派在上海公共租界秘密活动的特务应该是国民党绑架、暗杀的主要目标。可是，国民党在上海的情报员及地下组织挖掘这些外国特务的成绩却相当有限。莫斯科收藏的1930年代档案文件透露，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地下组织处理巨款转帐、资助共产党青年和劳工运动以及记者和书店、负责与莫斯科及江西苏区的无线电通讯（它有“六到八个发报机”）、经营一所报务员学校培训11名学员，还有如前文所述的购买一架飞机。尽管它如此活跃，蒋的特务人员、英法租界警察、青帮，只抓到少许共产国际特务。
戴笠的手下倒是有一个罕见的突破，逮到中共“中央特科”（显然与“特务部”有别）的负责人顾顺章。戴“说服”顾投向国民党，结果“（在上海）逮捕了不少人，也杀了一些人，包括中共总书记向忠发”。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了“自保”，授权周恩来展开报复，周下令杀掉顾顺章及其家人①。张国焘也提到周曾下令在上海做掉一个共产党籍的黄埔毕业生，怀疑此人立场动摇②。
① Wakeman（魏斐德），Spymaster, pp.178-179.
② 同上注。
打从一开始，中共的凶残就不逊国民党，有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共的“保护局”职司揪出、铲除内部敌人。据说中共的“特务部”，在1930年代杀了“数以百计的‘叛徒’、工厂领班、侦探、公会干部、帮派分子、慈善家、工业领袖、不合作的工会领袖和国民党特务”。张国焘抱怨，未经核可即杀掉党员违反了党纪，之后“消灭”反党分子的行动曾停过一段时间，但是“不久之后，独裁者和（中共）特务又肆无忌惮”①。
① 同上注；Zhang Guotao（张国焘），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1), vol.2, p.151.
一
国、共在江西打得不可开交之际，蒋著手展开一项改造中国政治、学术和道德生活的群众运动。有人认为就其提振经济生活、推动土地改革，以及争取全民尊敬的目标而言，这可说是蒋的政治伎俩，也是一大挫败①。可是，最近的评价却认为运动虽不成功，却不是虚情假意②。当共产党在赣南节节败退之际，国民党的民间活动队深入到各县、乡、村去建立法律与秩序，并推动农业及教育的重大改革。在早先的一次庐山会议中，某些官员主张共产党重新分配土地，给了国民党机会大规模改革土地所有权及租赁形态。他们认为，进行会扰及社会经济秩序的彻底改革之最佳时机，就是与支持更激烈手段一方的拉锯结果还不确定时。但是，国民党采取比较保守的做法，把土地还给原来的主人，暂停重新分配，等候已经元气大伤的地方经济复苏再说。国民党官员在扑灭农村的暴力革命之火时，“并不想再不必要地搅动余烬”③。
① Mary Wright（芮玛丽），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② Stephen C.Averill（韦思谛），"The New Life Actio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South Jiangxi, 1934-1937," China Quarterly 88 (December 1981): 595.
③ 同上注，pp.606-607。
不过，蒋的团队还是尝试了不少方法，实施非土地充公式的土地所有权改革，譬如政府持续购买流入市场的土地，设立合作社，使地主的土地可出租给无地农民耕作。这些民间活动队中有些热忱、正直的官员认为，在家户长制的架构中，以既有传统为根基去打造，他们可以迈向更公平、繁荣的社会。因此，恢复讲究团体责任的传统保甲制，将会是关键的社会体制，不仅能推动法律与秩序，还可做为新的社区模范。他们希望前述改革再搭配上水利灌溉渠道和公共卫生所，能够带来全新的国民荣誉感和爱国精神。
但是，自红军1934年从江西逃窜后一年，国民党的草根运动也四分五裂了。或者换个较精确的说法，在江西推动政治、经济“新政”的希望，因贪婪的地方乡绅重回台面而被粉碎。这些农村的上层人士不像受过更多教育、不在籍的地主以及其他优势阶级的文化菁英，那些人通常住在商业、财经、专业更能快速发展的城市里；这些人是较低阶的地方头脸和地主，把一部分土地出租给佃农①。这些小地主除了略有几亩地可出租做为收入来源，也别无太多财产。而共产党来之前和期间的多年暴动，曾使他们被歧视、摧残。现在共产党既被赶走，这些小乡绅又冒出头来，借地痞流氓之力重申权利。不久，他们就主宰村子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强化权力②。
① 同上注，pp.626-628。
② 同上注。
蒋介石的另一项运动——“新生活运动”——在江西展开，是第五次剿匪作战的一部分。蒋一直在思索如何发展一套精神和文化架构以补足、加强民族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蒋说：“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他认为国民党革命到现阶段仍未成功的基本原因是，“全国国民生活态度始终无所改进。”新生活运动旨在改变这一切①。
① 蒋1934年2月17日的演讲，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二，pp.660-662。
新生活运动想要培养的价值观，主要就是新儒家的优点和传统的日本习惯——简朴、良知、单纯、诚实，甚至准时、清洁和整齐。在批评者眼里，新生活运动令人不安的是，它意图让“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可是，“完全军事化”的目的不是要征服其他民族，而是要培养“勇气迅速、刻苦耐劳，特别是有统一行动的习惯和能力”。它的目标是“告别昨天的野蛮生活方式、无秩序、倦怠和萎靡”①。这些根本不是什么好反对的目标，尤其是当它们摆在平凡的儒家和基督教框架中。
① Eastman（易劳逸），"Fascism," pp.1-31.
基督也越来越深入委员长的思想当中。他的日记经常提到圣经，通常是在忍辱负重的脉络下。譬如，1934年5月4日他写下：“耶稣信徒必须克己忍辱耐苦，日日背著十字架，跟从耶穌。”①蒋大约也在这年开始，一天一篇地读一本基督教的文集《荒漠甘泉》（Streams in the Desert）②。它的主题是面对失败、灾害和牺牲关头，要屹立不摇、坚贞信念。蒋在每个鼓舞人心的信息和故事旁都做眉批。
① 简笙簧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6》，1934年5月4日，（新店：国史馆，2006）。
② Mrs. Chas.E.Cowman, Streams in the Desert (Los Angeles: Oriental Missionary Society, 1931).
蒋夫人在新生活运动扮演相当重要角色。根据一项记载，在谈到她受不了中国十分欠缺卫生观念时，她、澳洲顾问端纳和陈立夫三个人才兴起这个念头。蒋夫人“忍受不了城市街道的肮脏、中国人厨房的零乱，以及人人用自己的筷子伸进大锅饭里取菜”。她甚至随身带布巾铺座椅，在家里更坚持每道菜都得有一副公筷。但是她拿中国人的“干咳和吐痰一点办法都没有”①。
① Emily Hahn（项美丽），Chiang Kai-shek: An Unauthorized Biography (New York: Doubleday, 1955), p.72.
陈立夫建议新生活运动也强调儒家的旧美德——礼、义、廉、耻。蒋和部属又加上简朴、纪律和爱国精神。在蒋夫人发起下，美国传教士响应，加入推动此一符合基督教教义的运动。强调卫生和礼貌的诉求也切中美国人的礼仪和清洁习惯。不过南京的美国传教士也注意到，这运动强调香烟（美国的灾祸）的害处远胜过对鸦片的挞伐①。
① 美国驻北平使馆给国务卿的无线电报，Auguse 6, 1934, FRUS(1934), vol.3: The Far East, p.217.
早先，南京政府不断以各种办法，尝试管制并逐步终止鸦片吸食，但是在国内混战那段动荡时期，对种植、配销和吸食鸦片所课的税，一直是中央政府及各地军阀的重要收入来源，禁绝鸦片没有太大进展。1928年，政府颁布法令要改善执法、治疗和教育，但因为中央对各省没有实权，进展依然有限。1932年，军事委员会显然在蒋的核可下接下担子，成立一个毒品管制委员会；加重刑罚（包括死刑），且在2年之内于17个省市正式全面禁绝鸦片。青帮头子杜月笙也成了委员会一员——满诡异的一项任命案。但是杜月笙已经赚了许多合法钱，如果他真心合作，显然成绩将会大有可观。
根据中国大陆2000年出版的一篇未载明来源出处的文章，这段期间从鸦片生意课征到的规费和税款，每年超过2亿（中国）银元，其中有一大部分毫无疑问被侵吞了。不过，这篇文章认为固然成绩有限，加重刑罚的新规定，以及军事委员会的魄力，仍替下一阶段奠定了“坚实基础”，可是新阶段却被战事打乱。总之，中国的吸毒恶习继续替政府、贪官污吏、军阀制造所得，但也不无努力认真地要终结或降低吸毒恶习①。
① 季鹏，《1927至1935年国民政府禁烟评述》，《民国档案》1(2000)：71-81。
与取缔鸦片成对比的是，到了1934年，蒋介石显然已在剿匪上取得相当进展，不仅江西苏区，就连城市里的中共势力都受到打击。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中国红军的战士们在1929年成长至30万，到了1934至1935年，只剩下25000人。有一度，中共代表江西苏区要求共产国际多拨点钱，莫斯科建议在赣南设立一个“驻地”，以便运交补给品到被包围的苏区去，它甚至还提议成立一家公司“专司销售四川鸦片”①。中共在江西原本控制70个县，现在全丢了，只剩下6个。中共领导人开始辩论是否突围，长途撤退到靠近苏联的偏远地区②。最后，斯大林藉由短波无线电指示中共突围、寻找新的基地，最好接近外蒙古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