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我当时那个心花怒放啊,确实没有想到,特别惊喜。因为我们提供的背景资料和问题单里,都没涉及这个。我有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个人简介,是用来对付这些高端采访对象的。通常来讲,所有你要求采访的政要,都会习惯性地跟你要采访记者的简历,掂量一下你的分量,是不是够大腕。所以我常备着一份中英双语的简历,把个人简介和我采访过的人,都列在上面。随着这些年我采访的人越来越多,这份简历越来越有竞争力,几乎屡试不爽。但是我肯定不会在简历里写,自己的父亲是一位俄语教授。
我很快就反应过来,这很可能是那位可爱的俄罗斯驻中国使馆新闻官的功劳,大概是我同事跟他出去喝酒吹牛时,顺便说了一嘴:“我们水先生啊,你们一定要让他采访你们总统,他爸爸还是个俄语教授。”我有时会拿父亲跟同事们吹吹牛,这一点我从不避讳,父亲对我影响很大,而且在国内俄语界的确曾经颇有知名度。
当我听到梅德韦杰夫问到我父亲时,很有些感动。我相信这肯定是别人告诉他的,但他把这信息记在脑子里,而且在现场主动跟我说,一方面说明他是个很细心的人,另一方面说明他对于中国国家电视台的记者相当重视。这样的话语很容易拉近距离,让我们的采访在很好的气氛当中开场。
那次采访进行了50分钟,聊得非常愉快,谈得也很到位。所有我想问的问题都问了,还现场加了一些问题,梅德韦杰夫也相当配合。出乎意料的是,那次小梅总统在我的采访中传递了好几个重要信息:第一,他会参加下一届的总统大选;第二,在利比亚问题上,梅德韦杰夫作为俄罗斯领导人,破天荒地第一次表示:卡扎菲应该主动下台。
关于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当时有很多人猜测,梅德韦杰夫到时候会主动让贤。而梅德韦杰夫却在接受我专访时,明确表示将参加大选。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后,这个重要消息被国内国外众多媒体争相引用。
在我近年来所做的采访中,这种由人物专访变为热点讯息的情况,并不多见。如果我是一个商人的话,这句话相当于是我从梅德韦杰夫那里拿到的一个大单。而这个大单,对于一个新闻记者来讲,太有成就感了。
在莫斯科西郊的戈尔基总统官邸,梅德韦杰夫给我的采访送上了一份“厚礼”。采访完毕,我也给小梅总统送上了一份“薄礼”——《孙子兵法》。
至于利比亚问题,在此之前,俄罗斯官方从未表态,而俄罗斯的态度对世界而言是很重要的。普京曾经大骂西方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是以十字军东征的方式在征服利比亚,干涉其内政。而梅德韦杰夫却直言不讳地,公开表达了跟普京不一样的态度。我听到这句话时,心里“咯噔”一下,真是无风不起浪,梅普二人在很多问题上的态度,的确大相径庭。
另外,我加了一个新问题:“以前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很多东西都跟你们学习。这些年中国发展迅速,甚至有些东西可以让俄罗斯人感觉都超过你们了。现在的俄罗斯人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看待中国的发展?你们会不会心里不平衡?”
梅德韦杰夫的回答滴水不漏,也很诚恳。他说,苏联以前的确有很多先进经验供中国学习,也给中国提供了一些援助,但是,就像我们在人生中会遇到的一种情况,后来者居上,别人会通过努力和勤奋超越你。从我们自身来讲,应该加强学习,谦虚地看到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的长处,把我们的事情做好。
我对这个回答很满意。我并不认为,这是广大俄罗斯民众看待中国的真实态度,但是我希望梅德韦杰夫的话传出去之后,能让俄罗斯的民众有所反思。不用带着任何情绪和不满,去看待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完全可以淡定一点。
采访完毕,我们编导感慨说,跟普京比起来,小梅还是嫩了点。的确,小梅不如普京老辣,他在面对记者的时候,不管是否带有个人情绪,都会直截了当地表达。
为什么那条关于他参选总统的新闻,会被广泛转载呢?因为专访播出后,普京就在另外一个场合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针对性很强很严厉的话:“在政治上我们还是要成熟一点,在做出有些决定的时候,不要急于表态。”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是针对梅德韦杰夫的。
后来,在网络上和央视内部,都有种说法:我们这次采访“挑拨”了梅普组合的关系,让他们公开在媒体上,有种针尖对麦芒的感觉。
可令我们大跌眼镜的是,一年之后,俄罗斯大选,普京重新当选总统,梅德韦杰夫又被普京推举为总理。当一切尘埃落定时,我恍然大悟,这哥儿俩唱了一出双簧给全世界看。
当时那些风风雨雨、波谲云诡,我相信,并非是他们商量好了处心积虑故意表演的,但他们肯定有一种哥儿们才有的默契和心照不宣,给全世界上演了一场好戏。外界认为,他们有矛盾了,有不同看法了,梅德韦杰夫并不是一个傀儡,普京对他的有些做法也不满意。这样的表象,让他们获得了各自希望的利益。
普京通过这些风风雨雨传递出的信息是:我对梅德韦杰夫有些政策是不满的,我还会回来,以我们俄罗斯的利益为重。而对梅德韦杰夫来讲,这也是一个台阶:我将来可以当总理,但是俄罗斯老百姓不会认为,那是普京给我的恩惠,因为我有个性,说了自己想说而普京不同意的话。
政坛上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看清。可时过境迁之后回头来看,才会发现:原来如此!采访国际政要也是如此,当你看到他们的种种表现,或慷慨陈词,或深沉感性,应该明白,其实,这都是一幕幕大戏在上演。
最近,网上又传出了消息,说普京可能对梅德韦杰夫不满意,到年底说不定就会把小梅的总理给辞了。据说,梅德韦杰夫自己也有这个意向,甚至向某些媒体透露过心声。我对此高度怀疑,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经历了那次采访,我不再轻易相信梅普二人的表演。我觉得哥儿俩有种旁人所不了解的默契,是两人在多年的政治生涯当中,在执政理念和行为方式上,形成的一种高度默契,我们无法深入了解。也许有一天,当梅普二人卸任了,在家里写回忆录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知道真相。这是普京时代,俄罗斯政治哲学的深奥之处,我们仍需学习和揣摩。
4.莫斯科遭遇黑暗执法
因为父亲的影响,我对俄罗斯从小就充满向往。俄国文学里的白桦林、伏尔加河、广袤的平原、寒冷的冬天,以及篱笆、女人和酒,在我脑海里形成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我特别想背着包,独自走遍俄罗斯的大地,去感受这块土地上博大的人文精神和辉煌的文学艺术。
可令人遗憾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我前前后后去过俄罗斯多次,每次都会遇到各种各样不愉快的事,彻底粉碎了我对俄罗斯的那点浪漫幻想。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度陷入极度的困难中,这种体制的巨变,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影响是深层的,甚至影响到这个民族的一些优良传统。后来,经历了叶利钦时期以“休克疗法”为标志的激进改革,在私有化进程中,社会出现各种无序的状态,为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掌握着权力和资源的官僚们,利用各种机会,大肆贪污腐败、敲诈勒索、中饱私囊。在俄罗斯,带有黑社会色彩的执法行为相当普遍。
2000年初访普京那次,在莫斯科接二连三的遭遇,使我深刻领教到俄罗斯官僚们滥用职权敲诈勒索的丑态。
临行前,央视驻俄罗斯记者站首席记者路彪特意嘱咐我,一定要向俄罗斯使馆要一封总统府出具的邀请信,这样过海关时会方便很多,否则可能会遇到大麻烦。那时候,中国人去俄罗斯,几乎都会遇到盘查、克扣和刁难。
下飞机到了海关通道,同机的俄罗斯人鱼贯而出,我们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一块儿排队办手续,出示护照,查验签证。我们报道组设备多、行李多,排在队伍最后面。在排队期间,我也在慢慢观察,那些俄罗斯海关边检的官员们,眼神都很不友善,仿佛每个中国人都是来俄罗斯偷东西一样,说话也爱理不理的。
排了大概20多分钟,一个胖胖的穿海关制服的中年妇女冲我们走过来,粗声粗气地示意:“你们的护照!”我们把护照递给她,她随意翻看了一下,让我们在旁边等着,拿着护照就进了办公室,一晃一个多钟头不见人影。
我们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来接我们的记者站和大使馆的人都在外面进不来,我们都不会说俄语,只能被干晾在那儿,拖了两个多钟头。
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跑去岗亭敲玻璃。里面一个穿制服的男人猛地站起来,瞪着我说:“你干什么!”我用英文连比画带解释,说我们的护照被拿走了,没人理我们。没想到那人显得非常愤怒,比画着说:“你要再这样的话,就把你抓起来!”
怎么说我也算是经历过风浪的,相信他也不至于会真把我铐起来,但是多少被他的举动惊到了,一个海关工作人员怎么能这样粗暴?但是护照要紧,我还是坚持比画着沟通。10分钟后,那个中年妇女终于出现了,手里拿着我们的护照。
我满腔怒火,从文件夹里把那封邀请信拿了出来,说:“你看看这个,这是你们俄罗斯总统府的邀请信,我来采访你们的总统普京,你凭什么把我们晾在这儿两个多钟头?”
那中年妇女装傻,比画着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护照我们检查完了,你们排队吧。”实际上,那时离我们下飞机已经快三个小时了,整个厅里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们几个,已经不用排队了。
我当时真是觉得很委屈,出来后,路彪跟我说:“那女人来查护照时,你直接给她塞上50美元,啥事没有了。”
我气还没顺过来:“我凭什么给她钱啊?”
路彪说:“这是俄罗斯的生存法则,她拖你那么长时间,就是在等你找她给钱呢。”
我这才醒悟过来,当时压根儿没往这上面想,就算想到了,看她那态度,也不愿给她钱。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接下来在采访拍摄中又遇上件麻烦事。那时候央视驻俄罗斯记者站刚刚建立,路彪和另一位资深记者开车带着我们,去拍莫斯科的街景,拍拍红场、莫斯科河、莫斯科大学等标志性的景物。在一座桥上,我们把车停下来拍了些镜头。拍完下桥,我们的车正拐弯,后面警笛声鸣响起来,一辆警车跟了上来。
路彪他们知道规矩,是警察要检查,连忙靠边停下车。警察看上去很和善,打招呼也很客气,让我们出示证件。路彪他们有当地的居住证,采访证,没有问题。再看我们几个的护照,问题就来了。我们因公出国,拿的是外交部核发的公务护照。那个时候,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实行公务护照免签,当地海关看到这个护照,盖个章就行,不需要签证。
2005年,我带队去莫斯科报道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工作任务结束后,我在圣彼得堡看了一场芭蕾舞《天鹅湖》,享受了一下。
警察一看,马上就说:“你们这个护照是非法的。”
路彪懂俄语,马上解释说:“你好好看看,这是公务护照,中国的公务人员,免签的,有你们海关入关时盖的章。”
那警察完全不理睬,说:“那不行,你们必须跟我们走一趟,要核对你们的身份。”
我还没反应过来,路彪立即激动地抗议:“凭什么去,坚决不能去!你们为什么要带我们走?我们也没有违反什么规定,我们有拍摄许可证。”他把各种证件都出示给那个警察,但那警察坚持说不行,一定要我们上车跟他们走。
上了车之后,路彪非常紧张,赶紧给我们大使馆打电话。幸好那地方离使馆只有20分钟车程,大使馆一位参赞接了电话之后,二话没说,开着车直奔警察局。等我们一路提心吊胆到了警察局时,远远看见那儿停了一辆车,参赞就站在边上。经过参赞交涉,我们幸免于难,没有被带进警察局。
后来我们才明白,当时俄罗斯的公检法系统,尤其是警察系统,非常黑暗、腐败。其中最可怕的,是俄罗斯人称之为“铁笼子”的拘留所。执勤警察如果一旦怀疑你有犯罪嫌疑,就会把你带到拘留所。他们会提出一些问题,如果你说不清楚,找不到人来证明,不能解释,他们就会借故把你关押在铁栅栏围成的笼子里,让你待上一天一夜,遭受打骂也是常事。
其实说白了就是为了打劫你的钱财。关押时间结束后,你要是找到人保释,或是他看你啥都没有,就会放你走。在关押你之前,他们会拿走你身上所有的物品,等你出来时还给你,但是你的钱包很可能就会变成空的。你如果有疑问,他们就会装傻。他们也不会预先登记,各种程序都很不规范。在俄罗斯社会急剧动荡的初期,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很多去俄罗斯的中国人都遭受过这种不公的待遇,有过这种惨痛的教训。
这件事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当时俄罗斯的执法部门有多恐怖。可就在这次采访结束前,我又遇到一件更加惊险的事,至今想起来都后怕。
因为采访普京很成功,大家都很开心,使馆人员说,你们中央电视台这次为国争光了,这也是我们在俄罗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晚上请你们吃饭吧!当下就把我们带到了莫斯科郊外的一个露天烧烤处,在一片白桦林中,吃着格鲁吉亚烤肉,拿着巨大的扎啤杯子,喝着啤酒和纯正的伏特加,谈天说地,非常愉快。
晚宴结束后,使馆人员把我们送回记者站。那时俄罗斯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多新鲜玩意。我听说莫斯科市中心一条商业大街上,开了很多家赌场,觉得很好奇。作为一个记者,这么多年我走南闯北,对当地的新鲜事物,都有一种去见识见识体验生活的心理。虽然我不是赌徒,但对于赌场这种能观察到人性百态的地方,还是动了想去看看的心思。
那时候已经12点多了,而第二天上午11点,我们就得跟着国家领导人的专机回国,只能趁着晚上那点时间去看看。我语言不通,问谁能带我去,可没一个人响应我。大使馆的外交官肯定是不能去的,他们有严格的纪律。路彪说太晚了很疲惫,就给我写了个纸条,让我打车去。
那整条街道灯火辉煌,马路两边有各种各样闪着霓虹灯的酒吧和赌场。我找了一家看上去最大的赌场,走了进去。赌场规矩也很严格,必须要出示证件登记。进了正门之后,有一个很长的走廊,往左边一拐,是一个很大的大厅,里面有超级多的赌博游戏,有玩纸牌的,还有玩轮盘的,形形色色,应有尽有。
我在里面走了一会儿,看了一会儿,找了个玩21点的桌子坐了下来,掏出了兜里的200美元,决定找找感觉,体验一把。我打定主意,输赢就这么多,玩完了就走。可那天特别诡异,我越想输还越输不掉,一下子拖到了凌晨两点多。我有点困了,就拿着筹码去把钱换回来。出了大厅,到一个拐角处卖咖啡的柜台,我买了一杯咖啡,想提提神。
就在这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出事了。我坐的位置是个死角,看不见外面发生了什么。等我喝完咖啡准备走的时候,忽然发现刚才人声鼎沸的大厅,一个人都没有了。我纳闷地往前走了几步,探头朝门口看,只见长廊尽头的玻璃门外,停了两辆警用卡车,闪着警灯。赌场里的人,正在被警察押着一个个往大卡车上赶。
当时我就震惊了,连忙缩回来,躲到刚才喝咖啡的地方,用英文问收银员怎么回事,他说,警察来查抄了。
原来,这些莫斯科的赌场和夜店,虽然公开营业,很多游客都可以去,但并不是百分之百合法的。警察们缺钱了,就来查抄一把罚一堆钱,然后把人放了,第二天照样营业。若是开赌场的人没打点好他们,他们也会趁着人们玩兴正浓的后半夜来查抄。
我当时一身冷汗就出来了,在里边躲着,不敢出去。躲了将近二十分钟后,我又蹑手蹑脚地走到楼道拐角处,探头一看,外头一个人影儿都没了。收银员说,应该没事了。我顿时松了一大口气,赶紧冲到马路边拦了一辆车,惊魂未定地回到住处。
这件事我想起来确实后怕。如果我当时跟那些赌客们一起,被一网打尽关进“铁笼子”,语言不通,又没带手机,真是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也许等大家想起我的时候,我们的专机都要起飞了。而且,那时候我们是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代表中央电视台来俄罗斯的,如果在赌场被警察扣起来,那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丑闻啊,很可能会造成外交上的麻烦,后果不堪设想。
这件事也给了我一个教训,身为记者,不管是为了采访做原始资料的积累,还是美其名曰“体验生活”,在外面独身一人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十年前我还年轻,血气方刚,敢闯敢跑,无论到了什么地方,看到新鲜事物都跃跃欲试,觉得也没什么坏处。后来,经历了一件件类似的事情,我开始有所反思,变得谨慎了,不太敢轻举妄动。
我们出境采访时,并不只代表自己,也代表中央电视台,还代表我们的国家,如果由于我们的草率行为,造成无法挽回的恶果,那就后悔莫及了!这么多年的采访,我的一个深刻体会就是:当记者一定要敢打敢冲,但是在非工作状态下,还是要注意保护自己,远离不必要的是非和麻烦。
去问问那些在俄罗斯工作、留学、生活过的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能讲出这样被执法人员敲诈勒索的故事,真是一本本的血泪账,一段段的痛苦史。
2005年,我带队去莫斯科报道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当年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在红场上举行了一次巨大阅兵。很多外国嘉宾从世界各地前去参加,胡锦涛主席也出席了。中央电视台要在那儿做一次直播。
我们从北京飞到莫斯科,在机场依旧被扣了两三个钟头。这次我有了经验,就是不给钱,后来扛得差不多又把我们放出来了。
我们报道组有位编导的表哥就在莫斯科。当时使馆和记者站的接待任务很重,也顾不上我们。我就对编导说,干脆请你表哥来机场接我们一下。可我们出了机场,等了快一个钟头,才等来她表哥。那哥们儿浑身大汗,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一边跑一边说:“对不起,哎呀,倒霉倒霉,碰上俄罗斯警察了。”
原来,他在接我们之前,去另外一个地方办事,把车停在马路边。等他出来的时候,就看到警察正在拖他的车。他拦着警察,不让他们把车拖走,警察就提了条件:“你给我一点买酒的钱,我这回就饶了你。”
他没带多少现金,就几十块零钱,那警察说:“不行,这还不够我和弟兄们喝酒,我得把车拖走。”他连忙拦着又求情。这个过程当中,他接到我们的电话,警察一看就说:“这个手机不错啊。”
那是他几个星期前刚买的新手机,值三四千块。他只能忍痛割爱,把卡卸下来,将手机塞到警察手里,说:“送给你,作为礼物。”警察立刻笑逐颜开,把车还给了他。
据说,俄罗斯警察特别喜欢敲诈中国人。他们相信中国人有钱,中国人是冤大头,只要稍加为难,中国人马上会想到用钱开路,破财免灾。
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反思。对于中国人而言,不光是在俄罗斯,在海外很多国家都往往会遭受这种“特殊待遇”。这似乎是中国人的一种惯性思维,遇事就想给人行点小恩小惠,图个方便,钻点空子。可贪小便宜吃大亏,说起来也赖不着谁。
我们作为记者在外面跑,到了紧要关头,被逼无奈也会出此下策。但是长期在国外居住的中国人,要在当地做买卖,那可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千万要做到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法规,哪怕那法律有不合理的地方,你也不要钻空子,一旦被抓住,将得不偿失。哪怕你见过很多阴暗面,它无形中会诱导着你,也记得要活在阳光下,凡事坚持原则。
就像那个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在谴责别人吏治腐败黑暗执法时,也要反省自己的问题。如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逐渐亮出身段,也开始唱唱主角,我们中国人在外一定要注意自我保护,了解当地的国情。出门在外不容易,可千万别让人抓住软肋欺负,那才真是有苦说不出呢。
我每次采访普京,都会提类似的问题,含沙射影也好,旁敲侧击也好,总要关心一下中国人在俄罗斯投资的环境。我们做过很多节目,包括关注“灰色关税”等问题。很多江浙一带的商人到俄罗斯去做买卖,为了省点小钱,在关税和海关通关手续上,私下塞钱办事,结果被人家查出来,罚了个倾家荡产。前几年,在莫斯科的“一只蚂蚁”市场被关闭,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其实,俄罗斯方面对这些猫腻了然于心,当觉得这些对他们有利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当他们发现无利可图,这些腐败行为实质上使俄罗斯损失更多钱,普京腾出手来整治这些黑暗行为时,存在于“灰色地带”的交易,马上就会被停止。
有一个阶段的俄罗斯,的确让人恨得牙痒痒,但随着时间推移,普京开始整顿吏治腐败时,风向就转了。警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敲诈了,对外国人也不敢那么蛮横了。等我去采访梅德韦杰夫时,感觉俄罗斯正在矫正自己,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普京再次上任总统之后,莫斯科的环境在逐渐变好。
俄罗斯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国家,它过去曾是帝国,以后仍将会是。只要它的人民少喝点酒,哪怕再勤奋一点点,我相信,俄罗斯必将再度雄起。
俄罗斯人说:“上帝让我们为邻。”中国人则说:“远亲不如近邻。”普京总统非常赞赏这两句谚语中所透露出来的哲理和友好。他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是两个伟大的国家,互为邻邦,互相支持,共同发展,这不仅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心愿与行动,也是两个伟大国家推动世界繁荣与进步的共同责任与事业。
在我看来,做俄罗斯的邻居纯属上帝有意刁难中国,在一个大国的旁边,偏偏又安插了另一个更大、凶悍且颇具攻击性的大国,这在当今人类居住的地理版图上绝无仅有。有时候,我感觉中国和俄罗斯就像一对情人,一边是瘦小精明却一往情深的小男人,另一边是高大丰腴完全掌控着小男人的大女人。
对今天的中国来讲,俄罗斯是可以依靠的,但不能投靠。
5.普京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在这本书即将完稿之际,2014年1月,我再次得到一个采访普京的机会。一开始,我习惯性地认为,这只是和前四次采访大同小异的又一次高端访问,可没想到,第五次采访普京,却成了我职业生涯中又一个亮点,它让我连续几天在央视屏幕和各大网站上大放异彩,种种赞誉纷至沓来。而所有这些,大半都是缘于普京在接受采访时做出的一个动作。
2013年年底,中央电视台驻俄罗斯中心记者站接到俄罗斯总统府新闻局一个邀请:普京总统将于2014年1月17日,在索契会见几家俄罗斯和国际知名媒体的记者,中央电视台作为亚洲唯一一家新闻媒体受到邀请。总统府新闻局同时要求:受邀的各家媒体派出大牌记者、主持人参加联合采访。当俄罗斯记者站将此项目报告央视新闻中心时,孙玉胜副台长决定派我去会见普京。
2014年1月15日傍晚,我只身一人登上了俄航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从莫斯科向南,飞机又飞行两个多小时后降落在了索契。索契是一个人口只有不到四十万的小城市,它面对黑海,背靠高加索山脉,是俄罗斯最大的度假胜地。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戈尔巴乔夫,从叶利钦到普京,苏联和俄罗斯的众多领导人和高官富商,都在这里建有度假别墅,每年都会定期不定期来到索契度假休闲疗养。这里就相当于美国的戴维营和迈阿密、中国的北戴河和三亚。故而,索契也有着俄罗斯“夏都”的称号。
索契也发生过许多关乎苏联和俄罗斯国家命运的悲喜剧。1964年,正在索契度假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遭到勃列日涅夫等人“逼宫”,最终黯然下台。当然,真正让中国人对索契感到亲切的,是那本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原型、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正是在这里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创作。
2007年,国际奥委会表决通过,俄罗斯索契获得2014年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权。这是俄罗斯首次举办冬季奥运会。很多人认为,索契冬奥会将是俄罗斯重新向世界展示一流大国的机会,更是普京本人兑现“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俄罗斯”诺言的重要一步。正是因此,俄罗斯从上到下高度重视索契冬奥会,投入了奥运史上空前的重金——500亿美元,打造一个全新的索契和一届“高大上”的冬奥会。
在索契“劳拉”滑雪场的山顶上连线《环球视线》。索契地处俄罗斯联邦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与格鲁吉亚接界处、黑海沿岸,属于亚热带气候区,索契城里的最低温度也不会低于5度,但是在海拔将近两千米的“劳拉”滑雪场的山顶上,气温在零度以下,我举着话筒没一会儿,就冻出了鼻涕。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随着冬奥会开幕的临近,在美国和欧洲一些西方国家,出现了针对索契冬奥会和俄罗斯政府的指责,刚开始是指责索契奥运场馆建设严重滞后,地处温带地区的索契冬奥会期间将会严重缺雪,奥运建设资金存在严重贪腐,等等。之后又将矛头指向俄罗斯政府和普京的一些政策,比如,指责俄罗斯当局打击和迫害同性恋,俄罗斯人权记录有问题,等等。
俄罗斯国内的恐怖势力借机兴风作浪。2013年年底,恐怖分子在距离索契几百公里的伏尔加格勒,接连制造了两起自杀爆炸,炸死30多人。一时间,索契冬奥会安全问题又成了西方媒体热炒的话题。西方各国政府和媒体甚至掀起了一股抵制冬奥会的浪潮。美国总统奥巴马、法国总统奥朗德、德国总理默克尔等主要西方国家领导人,纷纷表示不出席索契冬奥会。表面上看,西方的指责似乎都是针对一些具体事项,也似乎有理有据,其实,这背后主要还是映射了当今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深层矛盾,当然也有针对普京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强硬政策的某种报复和打压。
2012年普京重新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对美国采取了针尖对麦芒般的强硬立场,无论在伊朗核问题,还是叙利亚局势,乃至北约东扩,普京无一不是以强硬回应美国和西方。索契冬奥会开幕前的一年里,人们更是看到普京频频出手,且招招令美国等西方盟友如芒在背:
抓住美国国务卿克里的“口误”,以叙利亚同意销毁化学武器的“四两”,轻而易举地拨了美国已经高高举起战锤的“千斤”;闲庭信步间打出优美的太极组合拳,让奥巴马眼睁睁看着斯诺登走出莫斯科机场中转区;在加里宁格勒部署伊斯坎德尔导弹,让雄心勃勃的北约东扩一下子陷入“歇斯底里”;最后时刻,用大棒加胡萝卜(150亿美元财援和低价天然气),使欧盟将乌克兰揽入怀中的愿望落空。更不用说在八国峰会和APEC会议上,普京与奥巴马那世人皆知的冷眼相对了。凡此种种,都让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们恨得牙根疼。于是,索契冬奥会成了他们泄愤的对象。因为他们知道,搅黄了索契这个普京眼里的“宝贝”,是会让这个俄罗斯强人感到疼痛的。
于是,围绕着索契一场“奥运凉战”,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上演了。
我即将参加的普京与国际媒体的这次“圆桌对话”(俄总统府语),正是这场“奥运凉战”进入关键时刻,普京搭台唱戏、亮出身段的一幕。看看获邀参加采访媒体的名单,便能略窥一斑,品味出普京的良苦用心:俄罗斯一台和俄罗斯第一频道,两家电视台均是俄罗斯国内主流媒体;ABC(美国广播公司)、BBC(英国广播公司),这两家电视台都是西方世界掌握绝对话语权,能够影响西方舆论的媒体;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奥运专业网站;还有就是CCTV。
两家俄罗斯媒体,两家美国媒体,一家英国媒体,一家中国媒体——这是一盘复杂的棋局。普京主要的对话对象肯定是美英和中国,俄罗斯国内的电视台,更多是陪衬和技术支持的角色(此次对话的电视设备及人员均由俄罗斯电视台提供保障)。对美英媒体,普京希望做到回应质疑,打消疑虑,以正视听。对中国媒体,普京要高调评价中俄关系,以此感谢中国在俄罗斯遇到西方打压和抵制的困难时刻对他的力挺,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将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
习主席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的消息,那时官方还没有公布,但这个信息我在到达索契之前就已经有所了解,并且还知道习主席的先遣组,已经到过索契提前安排住宿、行程等访问事宜。
在联合采访准备的现场,我被阵势之隆重惊呆了。现场的摄像机加起来少说也有二三十台,俄罗斯人还专门调来一台摇臂摄像机和一台架设在临时铺设的轨道上的滑轨摄像机。
当然,这只是普京希望达到的第一层效果,后来发生在“圆桌对话”中间的插曲,和之后普京单独面对我时那个“惊世一抱”,证明老谋深算的普京利用我和CCTV,给西方演了一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双面剧。
“圆桌对话”的地点,安排在距离索契市区约50公里的劳拉滑雪场中心看台内,这里是冬奥会冬季两项的比赛场地。从索契市区到劳拉滑雪场,原来只有一条盘山公路,车程在一个小时以上,另外,俄罗斯为了奥运会又投入巨资,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和一条轻轨,车程能缩短一半。但我们上山的时候因为普京要去,当局出于安全原因封闭了高速和轻轨,我们只能自己租车走那条盘山公路。
2014年1月17日上午,我和俄罗斯记者站的四位同事,乘车沿着蜿蜒的山路一路向上,爬到了海拔1500多米高的劳拉滑雪场缆车站,从这里再换乘索道缆车,在皑皑白雪的高加索崇山峻岭之上,再“腾云驾雾”20分钟,最终到达此行的目的地——劳拉滑雪场中心看台。
所谓中心看台,实际上是在冬季两项出发和抵达的赛道旁盖起的一栋大楼,大楼一边的外侧是类似F1赛场的阶梯看台,下面就是赛道;另一边则是一栋标准的办公大楼,楼里有大大小小的功能房间,有的是电视转播用的工作间,有的是用于接待VIP的会客休息室。普京和我们的“圆桌对话”,被安排在大楼内三层的一间会客室内。会客室大约有三四十平方米,呈不规则形,朝外的三面是落地玻璃窗,透过玻璃窗能看到外面的赛道和积雪的群山、雪松。
当俄罗斯总统新闻局的人将我们带到采访房间时,我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房间的中央是一个高出地面20公分的地台,上面孤零零放了一把扶手椅,在扶手椅的对面按扇形摆放了六把椅子。在扇形区域的两侧,密密麻麻架满了各式各样的摄像机、灯光和音响设备。俄罗斯人还专门调来了一台摇臂摄像机,和一台架设在临时铺设的轨道上的滑轨摄像机。我粗粗算了一下,现场的摄像机加起来少说也有二三十台。我意识到,这里即将上演一场电视新闻大战。
按照总统新闻局事先给我们的通知,这场采访的录像将由俄方安排专业电视公司录制,每家受邀单位只允许自带一台摄像机,拍摄自家主持人的镜头。采访约定时间是当地时间下午3点,我们到达的时候是上午11点。然而,当我们进入现场时就发现已经来晚了,其他各家早已占据了有利位置,以至于我们自带的摄像机几乎已经没有了架设的空间。
我们找到总统新闻局的人理论,但对方表示无奈,那意思是你们只能自己去抢位置了。好吧,于是我拿出曾在伊拉克等混乱情况下练就的本领,和我们记者站的摄像师一个眼神交流,摄像师二话不说,上去在一排严严实实的摄像机中间,硬生生挤出了一个位置。
被挪动了位置的一个美国摄像见状,马上跑过来阻止我们,我对他说,我们是中国的,我们也是被邀请的一家,大家人人有份,新闻局的人让我们自己抢地方。那老兄一看我态度挺横,转头找总统新闻局的人说理,只见新闻局的人两手一摊,脸上堆出为难的苦笑。就这样,我们成功地从美国人手里抢下了一个位置,为了防止再被他们“踢”出去,我们那位可怜的摄像师,在那之后的四个小时里,一动不动坚守阵地直到采访开始。
接下来是另一场斗争。我们六家媒体的主持人和制片人,被请到了五楼的一间休息室里,总统新闻局的一位负责人给我们集体开会,商讨采访的问题范围和提问顺序。俄方允许的问题范围有六个领域,虽然没什么商量的余地,倒也算比较开放:奥运基础建设、安保、同性恋、体育、俄罗斯与奥运、普京个人。新闻局的人强调,所有问题都必须和奥运有关,关于普京的个人问题,不能涉及总统的私生活。
就在半年前,普京和夫人柳德米拉共同向外界宣布,两人决定结束30年的婚姻。当时在全世界都是一条爆炸性新闻,人们不仅感叹普京的敢作敢当,更是对他的私生活有着各种遐想和猜测。在俄罗斯国内几乎人尽皆知的一个版本,说普京的红颜知己是俄罗斯前体操世界冠军、现国家杜马议员卡巴耶娃,甚至传言两人几年前育有一子,云云。
但是对于这样的八卦问题,无论是西方记者还是俄罗斯记者,当然也包括我,都知道这是普京的红线。谁要是敢问这个问题,准保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我可能还能安全地返回北京,但我们在俄罗斯的记者同事们,估计以后再也别想顺利地在俄罗斯采访了。所以,不用新闻局的人提醒我们,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关于提问顺序和采访规则,经过我们六家近一个小时的唇枪舌剑,明争暗斗,最后在我的提议下,大家达成了一个比较文明的君子协定,每一家挑选一个主领域的话题率先开始发问,然后这家主持人还有一个追问的权利,接下来现场按照顺时针的方向,其他各家依次有一个关于这个领域话题的追问机会。当然,如果不想追问,也可以弃权。
在分配话题的时候,各家媒体的立场和倾向性便暴露得一览无余了。美英两家在安保和同性恋的话题上争得互不相让,最后还是英国的BBC抢到了“同性恋”,美国的ABC拿到了“安保”,这两个话题也是西方媒体最关注的问题。俄罗斯两家电视台分别分到了“体育”和“个人”话题,“奥运基础建设”分给了美国奥运网站。我要了“俄罗斯与奥运”的话题。
在话题争夺上,我比较超脱。因为一方面,我已经帮大家制定了提问规则,我明白,BBC和ABC这两家只会对“安保”和“同性恋”的话题感兴趣,别的问题他们基本上连问都不问,而我在每一个领域都有事先设计好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到头来我比他们都问得多,整个“圆桌对话”会很突出CCTV记者的存在和主导;另一方面,作为中国记者,我感兴趣的问题是普京怎么评价中俄关系,特别在中日争端问题上会有什么表态。所以,我打算从奥运会入手让普京谈谈俄罗斯的强国梦,因此俄罗斯与奥运的话题正合我意。至于“同性恋”的问题,我希望后发制人,跟着BBC他们问出“奥运凉战”角度的问题,那样既可以表明中俄两国面对西方冷战思维的同患难,没准现场还可以帮普京解解围。
一切尘埃落定后,大家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耐心地等待,等待普京的驾到。
不过,对我来说,还有一件事要做。我要为专访普京的新闻报道,精心设计一个“绝妙”的开头。按照俄罗斯总统新闻局事前给我们的通知,普京在面对六家媒体的“圆桌对话”之后,还会单独和每一家媒体的主持人聊上几分钟,地点就在“圆桌对话”室外的滑雪场看台上。
采访的前一天晚上,我向摄像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利用普京和我单独的那几分钟,为将来播出的《新闻联播》设计一个意想不到的开头。具体讲就是,普京来到我身边的时候,我先不面对他,而是面对镜头快速地说几句,比如:这里是俄罗斯索契,离冬奥会开幕还有多少天,索契准备得如何?俄罗斯如何应对外界的某些质疑?俄罗斯又如何看待与中国的关系?说这些的时候,镜头里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说:回答这些问题最权威的人就站在我身边。这时镜头拉开,画面里出现普京站在我身边,我再继续说:他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先生。
这样的采访镜头,之前经常用于我们记者采访普通百姓或者路人,而将普京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在采访中如此这般引入央视屏幕,绝对是空前的。如果真能实现的话,也可以从一个细节显示CCTV采访高端人物的能量。
当然,这样的设计存在着高风险,普京不配合怎么办?俄罗斯总统新闻局不同意怎么办?现场一时忙乱,摄像师没有捕捉到那样的镜头也不行。于是,我想到了一个备用方案:提前录制这一段我介绍普京的开场词。一旦现场镜头无法实现,可以把提前录制的同我实际采访普京的画面接起来。当然,这只是备用,最好还是能够征得普京同意,现场一气呵成。
录完了这个备用串场,时间已经接近下午3点了。这是原定普京接受采访开始的时间,但现场的气氛和总统府新闻局工作人员脸上的表情,让我马上猜到,普京要“晚点”。迟到是普京一种近似固定的风格。不光这些年我采访过他的几次,就是面对所有外国和俄罗斯本国的媒体采访,还有出席各种正式活动,普京几乎总会迟到,短则几十分钟,长则数小时。甚至有人分析,迟到是普京的一种态度,他希望借此向人们展示,作为俄罗斯总统的他是多么地繁忙和重要。
接近下午4点的时候,新闻局的人要求我们各家媒体的主持人,马上到5楼的休息室集合,普京要到了,而且要在正式采访开始前先单独接见我们。
俄罗斯总统新闻局在5楼的休息室里特意备了专人,招待我们喝咖啡、茶,吃点心、三明治和各种水果。据说所有的食品和服务人员,都是专程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带来的。运到索契后再用专车花几个小时,爬上高高的雪山运到劳拉滑雪场。
当天的采访结束后,当所有人都离开劳拉滑雪场后,我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到所有为此次“圆桌对话”服务的人员和器材,乘坐七八辆大大小小的车辆在夜色中驶离。这中间有电视服务机构的,也有5楼休息室的人员。仅仅这一幕就足见俄罗斯方面和普京本人对这次采访的重视程度。当然,从克里姆林宫运来的东西自然也令人大开眼界。我们驻莫斯科记者站的站长王斌就对我说,那天在5楼休息室吃到的面包,是他几年常驻俄罗斯以来吃过最好吃的面包。“总统专供”就是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