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2

但是，通过茶道和武士道这两个看上去的两极，也许是了解日本文化历史发展的一个途径。

水均益：您有没有感觉其实在战争时期，就算美好、平和的茶道实际也受到破坏，甚至给人感觉，这么好的东西在战争时期无用武之地，有的时候甚至是无奈。因为如此高尚和平的这种茶道，挡不了战争，挡不了人类丑恶的心灵。

千玄室：茶道在战争中也是可以起到一点点作用的。你知道，武士是不能挎着刀进茶室的，必须把刀放在茶室外面，这是规则。茶道是崇尚和平的，大家不要忘了，茶室是一个能坦诚、开诚布公地相处的场所。

水均益：我相信在战争之前，茶道的流派已经在日本有了很大的影响，据了解，当时日本政界、军界的高级官员，也经常到您的家里座谈茶道，他们进去之前把刀放在外面，但是他们出来之后，还是把刀别上，而且发动战争。您看到这种状况，是不是心里很难受？

千玄室：来我这儿喝茶的人，无论是军人，还是经济界的人士，大家都是主张坚决不能介入战争的人。因为他们是反战派，所以后来很多人都被罢官了。

水均益：如此流行，而且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像您刚才所说的，包括日本还有其他的传统，非常好的传统，您觉得为什么最终这些好的传统没有阻止日本当时侵略战争，没有阻止过军国主义的脚步呢？

千玄室：在战争的时候，就是因为不喜欢茶道的人掌了权才把日本引上了邪路。他们不理解茶道，茶道对他们来说也就没有什么意义。

游走生死边缘更觉生命可贵，奔走全球宣传“一碗茶里的和平”，推广茶道注入现代经营理念，吸引各国名流政要品茶论道，走进中国受到邓小平的鼓励，提倡和平步入联合国举办茶会。

战争结束了，死里逃生的千玄室回到了故乡京都，然而他发现这个故乡已经不再是他离开时的旧模样了。

为了占领改造，当时美国军队鼓励军人学习日本文化，了解日本。千玄室的家里走进许多前来学习茶道的美国军人。通过和这些人交流，千玄室也对这些美国士兵产生了兴趣，增强了他向西方世界推广茶道的信心。

1952年，29岁的千玄室虽然没有护照，但他还是踏上了到美国夏威夷大学留学的道路。在美国留学期间，千玄室不忘宣传茶道，在那里成立了夏威夷分会，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欢迎。

推广茶道，如同少年时代学习插花、书法、绘画一样，都是为成长为掌门人而做准备的。然而千玄室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茶道世家掌门人的过程竟是那么特殊。

水均益：在您39岁的时候，也就是1962年正式变成您家族茶道的掌门人，您还记得当天的情景吗？

千玄室：记得非常清楚，当时由于我的父亲突然去世，我必须马上继承这个家族。继承掌门人的时候，我的心理准备还不是很充分。作为掌门，我觉得自己还要认真地继续修行，所以当时我对自己的要求还是非常严厉的。那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对自己要严格、对别人要温和这句话的真正含意。在中国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待自己如秋霜，待他人如春风，我对这句话非常感兴趣。

水均益：继承掌门人之后，您家族的茶道流派并不是最大的。但是后来到今天，您实际上把它变成了日本最大的流派。很多人研究您的做法，包括您如何使家族茶道变成最大的流派，您有什么秘诀吗？

千玄室：首先自己必须谦虚，这是最重要的。不要光看自己脚下的那一点点，视野应该开阔一些。不要光看自己眼前的一点点东西，要看得更多，而且凡事都要有个乐观的心态，无论什么事都要向前进，这是我经常督促自己要做到的一点。

大学时主修经济、拥有现代企业家智慧的千玄室在全球展开了他的茶道交流宣传计划。现在在日本有600万人修习茶道，而这其中，60％学的都是里千家。

在中国，从1979年开始到2001年的22年间，茶道里千家共派出了100次访华团进行交流，不仅如此，千玄室还于1994年在天津创办了里千家茶道短期大学，今年这个学校已经迎来了它的十周年庆。

由于茶道的广泛影响，里千家的今日庵每年都要接待很多政治家，这间小小的屋子里就坐过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元首，暂缓一下匆忙的脚步，品一碗绿色的茶，想象一下世界的“和敬清寂”，这正是千玄室提倡的“一碗茶中的和平”的真意。

水均益：您如何看待茶道在世界上受到这样的礼遇？您觉得里面的根本是什么？

千玄室：可能主要是因为茶道讲求心和心的坦诚交流吧。主人专心致志地为客人点茶，客人也是认真地关注主人的点茶，点茶、奉茶、品茶后彼此会心的笑脸，这些都不用太多的语言就可进行心与心的交流，这确实是很难得的。

水均益：世界各地，包括您在京都的今日庵里接待很多著名的人士，这当中有没有一些给您留下印象深刻的？

千玄室：印象很深的应该得说还是邓小平阁下。当时，在人民大会堂邓先生喝了我点的茶后，说了一句话，“这茶喝起来让人感到很平和，你一定要把这种平和的心境传给中国人”。就这样，托了邓小平阁下的福，我才来到中国传播茶道。另外，我和安南秘书长的交情也有十五年多了。三年前，在美国“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前，我还曾经在联合国举办了一次大茶会，当时茶会做得很出色，世界和平是联合国努力的目标，他们能邀请我去举办茶会，大概也是因为茶道崇尚和平的缘故吧。

水均益：很多人在喝了您献的茶之后，他能感受到这种心情的一种升华或者一种美好的感觉，您能看出来吗？

千玄室：是的，我向他们去献茶，无论是战场还是一般的地点，我都可以向对方献茶。主人点茶的时候要想着对方，举办茶会都要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这个事情。我们做事不要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如果说不能发自内心去敬奉对方的话，那是不行的，和平也是这样的。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拥有这种心情，即必须先把自己给抛开，抛开自己，为他人奉献。我不知道我晚年还有多长时间，我将在有生之年继续奉行我这一理念。

4．我是“反日分子”？

几年前，我的那篇《日本，听我对你说》在很多网站、BBS、博客广为流传，甚至也转到了日本的网站上，传播范围之广，是我所未曾预料到的。可能是大家觉得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可能是我有一定的影响力，也可能是因为中日关系一直都是舆论界、学术界包括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中日两国之间太多恩恩怨怨，两国人民都觉得拿不起、放不下，耿耿于怀，经常闹心，时常还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波澜。

2007年我们去日本采访安倍晋三时，现任外交部长王毅当时在日本任大使。在采访前一天晚上，王毅请我们到使馆吃了顿便饭，并提醒我，安倍出身于日本政坛上的世家，他是战后的一代，心里对中日友好已经很淡漠，可能会说一套做一套，他对于中日关系有自己的想法，有时还可能是很危险的思维方式。当晚和王毅的谈话，使我获益良多，对我以后报道日本的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从不去网上发表评论。一般上网，也就是看看国内外新闻，找找资料，收发邮件，其他的我都尽量敬而远之。网上的各种论坛我也只是偶尔浏览一下，但时常会有朋友同事的话传过来，说在网上又看见一篇我写日本的文章，我当时就很纳闷，我又写什么了？

后来，我就去搜了一下，原来是有人在我写的那篇文章后面，模仿我的文风和笔法附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号召同胞们要抵制日货，反对中国利用日本援建的方式来建高铁。文章里以我的立场和口吻说，我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在日本的智库决策层里，有个秘密的计划，日本要在2015年灭亡中国，为此他们制订了一套二三十年的战略、军事、文化的严密计划，说得有鼻子有眼，哪一年会怎么样，哪一年又会怎么样，非常耸人听闻，也极具煽动性。

这篇文章不是出自我手，我也不曾在任何场合说过类似抵制日货这样的言论。首先我作为央视主持人，肯定不能在新闻报道和节目里这样煽动民意，其次我个人也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无论两国关系如何，用抵制商品这样的方式对抗，在贸易全球化的时代，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这是个低级的策略，而且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不是一个可取的方法。

刚开始我没有太当回事，但是这篇文章越传越广，后来有两件事，让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

第一次就是2007年采访安倍的时候，我们向日本使馆提出申请后，对方很重视，据说开了好几次会研讨，后来原则上答应了，但是使馆的一个参赞提出约见我，当时我还以为是要谈一下采访目的和准备提出的问题。结果，我和日本使馆的一个政务参赞及负责宣传的官员见面后，他们提出一个问题，让我大吃一惊。

他们说：“我们上网查了一些资料和文章，有人说水先生您是一个反日的代表人物，您写过一些类似于抵制日货，对日本颇有微词的文章，好像您个人持有一种反日的观点，对此我们忧心忡忡。因为如果一个记者带有这么强烈的个人观点的话，在我们看来，就不太适合于采访我们的首相。”

我当时听了以后哈哈大笑，对日本使馆的外交官说：“你们这个消息不准确，我的确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日本，听我对你说》，这个毫无疑问。今天我并不知道你们要谈论这个话题，如果知道的话，我应该把那篇原始的文章拿来，给你们看看。在那篇文章里，我叙述的是我采访的经历，我对中日关系的观察和疑问，如果说有比较刺激的言论的话，只有一句，我引用一个朋友在酒后的话：谁把日本给‘灭’了，谁就马上会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这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一种写作手法，并不是我提倡中国人现在把日本灭了，只是表明一些中国人的心态，也是对中日关系的不满。

“现在网络上以讹传讹的事情很多，也有人恶意地做一些张冠李戴的事，我不知道您看到的文章，是不是我的原作。作为一个记者，我并没有在公开的节目和报道中，表达过这种观点，但是我认为我有言论自由，在我的书和文章里，我表达一些自己的情绪，无可指责。至于你提到的抵制日货之类的观点，我建议你们好好查一下，我可以明确地告诉您，我没有写过类似的文章，对于这种观点，我也并不支持。

“我首先是一个记者，有着多年的新闻从业经历，我相信我的职业操守，也相信我作为记者的客观性，个人的情绪不会带到采访和节目中，这一点你们完全可以放心，如果在采访安倍首相的事情上，你们有这种顾虑，我能做的陈述就是如此。如果你们因为网上的一些文章和资料，轻易判断我是否有资格采访你们的首相，我觉得这个态度是不妥的。当然，决定权在你们手里。”

我当时内心也有些不爽。首先我觉得没必要去解释什么，因为他们提出，如果我反日或者对日本有意见，就不能采访首相，这个前提就不成立，我也不喜欢这样的观点。其次，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就抛出这么一个问题，好像有些兴师问罪的感觉，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不需要就这个问题做辩解。人正不怕影子歪，有些东西不是我写的，就不是我写的。即便发表了这样的观点，我作为记者的职业性，也不应被怀疑。

另一件事是，2009年下半年，我突然接到台里的通知，说我被推举为第五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中方委员，但是在推选过程中，有人提出我对日本有一些个人观点，在网上流传甚广，要求我对这个情况写一个陈述材料。我当时很愤怒，说：“不写！我不稀罕当这个委员！”我已经多次为这个谣言所扰，也澄清了好几回，的确觉得很烦恼。

当时，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中方首席委员，是前国务委员、前外交部长唐家璇先生。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接到台里转达的指示，来自于唐家璇的办公室，说唐家璇并不怀疑水均益同志，但是就这个事，他希望听水均益同志说明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据说中日双方交换名单时，日方看到我的名字，也提出了质疑。

当然，唐国委说得非常委婉，就是说明客观事实，不用解释，也不会记录在档。我一想，前国家领导人都提出了要求，那就写一个吧。于是我就很客观地写了一份简单的材料，附上我文章的原文，表示网上谣传的东西，并非出自我手，也并不代表我的观点。

很快我就接到了正式任命书。第二年，2010年2月，我参加了第五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那时我才逐渐开始了解，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实际上，它是1983年胡耀邦访日时，中曾根首相为响应胡耀邦关于谋求中日睦邻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主张而提议设立，后来，中曾根首相访华期间，中日双方一致同意设立的，是一个半官方的、带有民间色彩的联合委员会。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从政治、经济、外交各个领域来出谋划策。中日双方约定每年开一次会，轮流当东道主，主要的功能当然是促进中日友好，加强中日两国在民间领域和非政府层面的交往。

据我了解，双方委员会分别挂靠在中国外交部和日本外务省，一些事务性的工作，都是由两个外交机构的部门负责。而委员本身却都是非官方人士，比如说前外交官、前政要、学者、企业家、媒体代表等等，涵盖老中青的年龄层，有一定广泛的代表性。按唐国委介绍，我们这些委员可以给两国政府提供咨询和建议，甚至可以要求两国政府对中日关系的一些政策做出修订。所以，这个委员会是一个以民间方式存在，却又能影响到政府决策的组织平台。

第一次唐国委召集我们中方委员开会时，我有些诚惶诚恐，因为在座的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有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前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周明伟，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前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总裁魏家福，前驻日本大使、前联合国副秘书长、中方委员会秘书长陈健，前驻大阪大使衔总领事、中方委员会副秘书长王泰平，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刘江永，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薛伟，我在里面属于年轻的小字辈。

听唐国委跟我们做了一番陈述之后，我觉得作为新闻工作者，能加入这个组织也挺好，毕竟对于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个人有一些想法，有时候通过媒体报道未必能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多一个言论渠道，挺好的。另外，我也有个人小算盘，我想，既然我是中日21世纪委员会的中方委员，那我以后提出采访日本首相或是重要官员的话，应该会便利很多，至少不会要查我老底、要我写检查吧。于是我欣然加入。

后来，我慢慢发现，这个委员会级别相当高，比如说，我们第五届委员会首次会议开幕前，双方委员都被召进中南海，在紫光阁受到温家宝总理接见，还集体合影。第一次会议时，温总理和当时的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都发来了贺信，会议上涉及的问题，感觉也都是很重大的问题。所以我对这个委员会肃然起敬，重视程度大大提高。

当时，中日关系从小泉纯一郎的冰点时代走出来之后，又经过了安倍、福田、麻生等一系列的动荡，似乎需要尽快进入正轨，稳定发展。而且，中间也有过一些波澜，比如我们的渔船在钓鱼岛附近被扣，船长被抓，日本首相又在历史问题上有一些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言行，包括去参拜靖国神社等等，所以，我们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还颇受关注。

会议是在钓鱼台国宾馆开幕，日方首席委员西室泰三是东京证券交易所会长，在日本政界也很有影响力，进入分组讨论后，唐国委临时给我安排了一个任务：从媒体人、新闻报道的角度，谈一谈未来怎么样搞好中日关系。

唐国委是个非常谦逊的人，对人很和善，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直接叫我“老水”，其他的委员都说：“国委，他应该叫小水。”唐国委却说：“老水、水大记者，是我们这一届委员会的秘密武器，是我们的眼睛、耳目，通过他的嘴，他的节目，能够让我们这一届委员会在媒体报道上更为便捷。”

话语中显然在高抬我，让我有点受宠若惊。我当然也做了一些准备，对中日民间的相互交流，以及媒体、舆论上的问题做了一些梳理，我的感觉是，中日双方相互的好感度很低，甚至与1998年我写《日本，听我对你说》时相比都有所退步，很令人担忧。

日方的十名委员里，也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人物，有NHK的著名主播国谷裕子，著名作家井田次郎，还有一个宇航员，跟着美国的航天飞机去过太空，叫作毛利卫，名字跟我们的杨利伟还有点像。

会议开幕当天，双方委员各自发言。日方有一位长谷川真理子教授，是研究历史、人类演化的专家。她在发言时，一下子就把时间跨度扯到了80万年前，讲人类的祖先是怎么回事，经过一代代迁徙，到了十几万年前，内容特别虚幻，似乎跟中日关系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紧接着发言的，是日本的宇航员毛利卫，这哥们儿又结合他上天的经历，开始从宇宙谈起了，宇宙有多么广袤浩大，有银河系，有太阳系等等，随即谈到了人类环境有多么珍贵，感觉就是顾左右而言他，没在说跟中日关系有关的事情。

听了几位日方委员的发言后，我有一个感受，日方的委员们在尽量回避中日关系中，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就算历史问题避开不谈，哪怕谈谈如何搞好民间交流，东海油气田的开发问题，包括日本对中国游客签证限制等一些实在的问题也好啊。但是，感觉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不谈时事，不谈问题，谈天谈地谈人类。

倒是我们中方几个委员，发言还算切中要害。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副院长刘江永，是我做节目时经常采访的嘉宾，也是日本问题的专家。他就慷慨陈词，说中日之间这些年由“政冷经热”到“政冷经也冷”，再到“破冰之旅”，“暖春之旅”这些节点，然后又有中日渔船事件，发展到现在的这样程度，有一些什么样的言论开始出现。根据这样的情况，他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和建议，说第二年就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中日双方应该搞一系列的活动来纪念，将中日关系扳回正轨。其他的委员，也纷纷提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建议。

并非中方的委员比日方委员要高明，只是在这个环境里，似乎中方更积极一些，真诚一些，不像日方那么闪烁其词。小提琴家薛伟讲了很多他去日本演出的故事，他和日本听众的互动，让我们感到很温暖。作家铁凝讲了她小时候的一个经历，她奶奶说过的一些日本的故事，也很动人，但是日方好像没有同样热情地回应，让我觉得有些失落。

不管怎么说，第一次会议总的来讲，气氛还是不错的。会议的闭幕式是在扬州举行的，那时正好是三月份，所谓烟花三月下扬州，闭幕式后，作为东道主，晚上中方在扬州国宾馆的宴会厅里请日方委员吃饭，宴会期间还专门安排中方委员做表演，我客串主持，大家互相倾诉中日之间的友谊，薛伟还专门请了他的搭档一起，做了现场的表演。当时大家的感受，用唐国委的话说，有些“动人心弦”。

第一次会议，就在这么一种“动人心弦”的气氛中结束了，双方相约明年再聚。然而从那之后，风云突变，中日关系开始恶化。鸠山由纪夫的政策从所谓的向亚洲看，“重返亚洲”，演变成向美国看，重新一头扎进美国的怀抱，提出了一系列围堵遏制中国的政策。最后发展到，中日在钓鱼岛这个问题上僵持，日方参拜靖国神社，公然对南京大屠杀发表激烈言论，两国关系全面后退，甚至比小泉纯一郎时代还糟糕。特别是钓鱼岛“国有化”，使得两国关系雪上加霜。在这个进程当中，我们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正常工作，也基本上被迫停止了。

作为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中方委员，我是“不称职的”。不称职并不是因为我们疏忽懒惰不作为，而是现实的大环境造成的无奈。据我所知，唐家璇和中国外交部的人员，都希望在两国关系困难的情况下，尽量实现委员会一年一次的双方会面。但残酷的现实让双方都有所顾虑。钓鱼岛都被“国有化”了，我们还谈什么“中日友好”？谁也不愿被当成卖国贼啊！

从一个记者的角度，我并不反日。相反，我真心希望两国能做个正常的邻居。在我看来，中日两国不必总说什么一衣带水，源远流长，也不用动辄喊出“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国与国的关系绝非喊点口号，或是签一个联合公报就能保证友好的。中日两国的核心，是这两个国家能不能保持一种正常的国家关系。而从邦交正常化历经40年后，我们面前一个凄凉的现实是，对待中日关系的出发点，中国没变，日本却变了。

日本社会正在向右倾化发展。主导日本的主流社会是全新的一代人，他们出生和成长于战后。那是一个扭曲的时代，他们的国家战败了，美国人主宰了他们的命运，安排了他们所有的生活。这一代人对于那场战争有另一套理解，他们认为，日本当时是为了“大东亚共荣”，是为了解放被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压迫的亚洲兄弟姐妹。日本当时并非战败，而是看到原子弹的威力之后为了避免民族生灵涂炭做出的明智抉择。

日本问题专家刘江永有一番话让我很有感触。他说：“为什么现在日本突然冒出这么多对于历史胡说八道不着边际的言论，即我们所说的极右势力？其实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此类言论在日本也很盛行，但是经历了邦交正常化这一转折点，两国领导人排除困难，压制了这种右翼思想。然后中日两国开始经贸往来，日本也给中国提供了贷款和贸易机会，看着中国一步步发展起来，日本便出现了以恩人自居的态度。直至今日，很多日本人仍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是由所谓日元贷款奠定的，中国能有今天离不开日本。反过来他们还会指责说，你们中国现在长大个儿了，发展起来了，就开始刁难日本，这是忘恩负义。而中国在迅速发展的这些年，日本自身却出现了经济低潮，于是当它发现它处于下风时，就开始担心起来，认为中国是它最大的威胁。”

而我们恰恰相反，我们一直延续着田中角荣和周恩来所缔造的，那种中日友好关系的界定。在很多人心目中，包括唐家璇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他们内心会觉得，中日友好是几代人用心血培育出来的一种关系，来之不易，需要珍视。简言之，对于中国来讲，你日本曾经侵略了我们，但是我们原谅了你，和你们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在很多问题上我们并不纠缠，但是我们会严守底线。在你不逾越底线的前提下，我们才能继续发展外交关系。

所以，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我对日本却又很反感。虽然，今天的日本社会已经变了，但我感觉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在骨子里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他们依然仿佛还停留在甲午战争的时代，认为中国比它矮半头，中国人好欺负，加上他们现在又有美国的保护，于是有恃无恐，钓鱼岛就是明显的例证。

5．钓鱼岛会引发中日战争？

2012年，中日两国围绕着钓鱼岛的争端全面升级。中日之间可能爆发战争的说法也是铺天盖地。

其实，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的主权争议长期存在，只不过，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几十年里，由于两国关系总体发展平稳，这个问题被搁置起来并不显现。即便是两国关系出现困难的时候，主要纠结的还是围绕着那场战争和台湾问题。比如日本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和态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教科书问题，以及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种种小动作。

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的，它的重要性仅次于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的解冻。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二十年里，虽然我们和广大的亚非拉“穷哥们儿”广交朋友，但我们遭遇了西方世界普遍的封锁、制裁和抵制。那个时候，我们迫切地需要打破西方的“筒子阵”，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在世界更广泛的范围内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位和合法性。

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国际安全和国际地位出现重大变化。一方面，中苏交恶，毛泽东担心苏联入侵，选择与美国进行接触，中美关系从此解冻；一方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两方面为中日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可能。

2007年，我和《高端访问》节目制片、摄像牟晓松在日本街头采访。我们是多年搭档，外出采访时，总会这样合作。

1971年，中方抓住日本内阁更迭、对华政策调整的契机，采取“以民促官”的民间外交，陆续邀请日本政界人士访华，探索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途径。中方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可谓用尽心思。为争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进行会谈，中方与日本政界人士沟通阐明中方立场时，就尽量压缩邦交正常化的前提条件，对于当时双方立场差距过大的钓鱼岛主权问题、《日美安保条约》等问题则采取了搁置态度；同时为了争取日方的支持，主动放弃了战争赔偿的要求。而与田中政府进行邦交谈判中，中方又做出了诸多让步。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日本这个当时西方世界的标志性国家向中国露出了笑脸，北京则以“快刀斩乱麻”的简单化操作，迅速地和这个曾经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邻邦，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现在公布的史料和档案都显示，中国政府免除了日本的战争赔款（当时估算是4亿美元左右），换来了日本对新中国（包括台湾）公开的承认，和对当年那场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麻烦”的反省。除此之外，还有在那样一个十年浩劫末期弥足珍贵的大量物质援助，以及后来助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日元无息贷款”。而在这当中，唯独将只有6.5平方公里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争议留给了后代。

当时，为了不让这个一时难于解决的问题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障碍，周恩来表示：“现在还是不要讨论，地图上又没有标。出了石油就成问题了。”用当时周总理的话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如果没法解决这个（钓鱼岛）问题，那就留给下一代、再下一代人吧。尽管如此，中日双方还是搞了一个“君子协定”，即：中日双方谁也不要改变钓鱼岛的当时现状，不派人上岛，不再在岛上修建任何设施等等，诸如此类。

在邦交正常化之后的很多年里，那片水域保持了相对的平静，双方也都心照不宣地遵守着那个“君子协定”。直到日本人率先打破了那里的平静：登岛、建灯塔、划出所谓“12海里”线；之后又发生了撞船和抓扣中国渔民的事件；再往后就是由石原慎太郎和日本政府一唱一和，“双簧”般上演的非法购岛闹剧。

至今，可能仍有不少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和专家困惑：以中日关系40年的基础和积淀，以两国庞大的经贸往来和相互依存，以山口百惠、真由美、高仓健、铁臂阿童木和数不清的“日本制造”（当然现在更多的是中日合资，甚至是“中国制造”）所构造起的两国“亲近感”，两国关系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小岛而如此不堪一击？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的对日邦交正常化，主要动机还是出于对抗苏联的战略考虑，另一方面还是力图利落地一刀斩断日本与台湾的关系，谋求日本确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这种战略确实提高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地位，但是也使得中国在谈判过程中，对日本做出了诸多让步。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诸多实质性问题被搁置或被以“政治方式”解决，这给日后中日关系留下了后患。钓鱼岛就是其中一例。这个当年和邦交正常化相比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今天却成了中日地缘政治和各自内政中超级敏感的大问题。

前不久，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对我讲了一个令他十分担忧的情况。他说，他最近访问了日本北海道的一所大学。几年前，那所学校里报名要求学习中文的学生接近三分之二，而他这次去却发现，这所大学里报名学习中文的学生，全校只有两三个！这印证了中日两国媒体这一阶段在各自民调中得出的结论——两国的“国民感情”已低于历史最低水平。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全面爆发，也反映出中日关系有多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

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无论从发现占有权，还是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效的《大陆架公约》《海洋法公约》来看，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都是公认的和无可争辩的。钓鱼岛的争端完全是日方挑起的，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这里面有历史遗留造成的必然和现实地缘政治博弈的考量，当然，更有日本的“阴谋”。

“阴谋”一，树中国为威胁和敌人，以钓鱼岛牵制中国，借此顺理成章实现日本“正常”国家的目的。

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战后新生代的奋斗目标，是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名副其实的大国。虽然这个理想在亚洲并没有多少市场，但在国际上，特别是西方主流国家还是得到了相当的同情与理解。而在亚洲，真正能够阻止日本实现“正常化”的国家似乎也只有中国和韩国。

韩国基本属于雷声大雨点小。因为日韩同在美国的绝对掌控之下，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一条大船上的两个小伙计。日本相信，关键时刻韩国的公关工作是可以由美国来做的。于是，能够阻碍日本朝着“正常化”国家迈进的就只有中国了。

安倍不惜冒险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翻脸，其实是一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谋。就是说，一方面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寸土不让，针锋相对，保持僵持，而另一方面，拿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展示出的强硬和一系列举动说事儿，突出自身面临的所谓“中国动武”的威胁，紧锣密鼓地修改和平宪法，修改防卫大纲，升级自卫队以及集体自卫权，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等等。事实上，钓鱼岛争端爆发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日之间虽互不相让，但日本方面却在上述领域实实在在地做了很多的铺垫和准备。人们发现，“安倍们”离他们的目标已经越来越近。

“阴谋”二，将钓鱼岛争端纳入美国制衡中国崛起的布局中，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从而牢牢地将日本的安保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

钓鱼岛争端恰恰发生于美国全面启动“亚太再平衡”战略之际，日本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尽管《日美安保条约》只是美国对日本安全的一个承诺，但是安倍认为，在美国“再平衡”的总布局下，日本将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围堵和制衡中国的重要伙伴和堡垒，钓鱼岛一旦“有事”，美国定会出手。

一年多来，安倍已经成功地将美国几乎所有尖端武器悉数搬到了自己家里，并且还诱使美国各级高官或明或暗表达了美国在中日关系上的站队——日本有难，美国不会袖手旁观。有了这个“免死牌”，或战或和，日本都可以在钓鱼岛问题上掌握主动。

当然，日本所有这些算度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不会、也不敢因为钓鱼岛对日开战。

在央视新闻频道里目前有两档评论性的栏目，一个是白岩松的《新闻1＋1》，另一个是我的《环球视线》，基本分工是一个主内，一个主外。《环球视线》采用演播室访谈的形式，邀请专家、学者和评论员对每日的国际热点进行点评，解疑释惑。自然，一年多来，钓鱼岛成了《环球视线》经常的话题选择。

我们演播室有一位摄像，平时大大咧咧、例行公事式地完成着他的分内工作，对主持人、嘉宾在演播室聊的话题多半没什么兴趣，所谓“职业性麻木”吧。但是，自从钓鱼岛事件后，刚开始那段时间，这哥儿们每天在播出前总会问我：“水哥儿们，今儿谈什么？谈日本不？”得到肯定答复后，在之后半个小时的直播中，他会聚精会神地听我们怎么谈，谈些什么，直播结束后还会不满足地问上一句：“打不打啊？”

渐渐地，他也干脆不再问什么了。直到最近，我和嘉宾在演播室里谈得火热，而我从余光里居然看见这位老兄打起了盹。也许我们让这位央视同事失望了，不过说实在的，中日到底会不会因为钓鱼岛开战，恐怕谁也不敢妄下定论。

争端爆发后，虽然人们看到中国政府表达了严正的立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划定领海基线、实行定期海上空中巡航执法等等，日本方面也是毫不示弱，甚至威胁还要将中国的飞机打下来，截至目前，双方基本上控制着态势，避免发生擦枪走火的危险。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危险，战的可能性是一直存在的。据我所知，双方军事层面都已经制定了相关的预案。中方甚至按照冲突级别预制了几套作战方案，其中包括：日方公务人员强行登岛、修建机场等如何应对；双方船只飞机发生碰撞摩擦如何应对；日本自卫队进驻钓鱼岛如何应对；发生局部冲突如何应对；爆发大规模战事如何应对；美国介入如何应对等等。从中国的角度看，出发点更多似乎是在如何“应对”。

言外之意，中国不会主动采取军事措施。但如果日本先发制人，采取突然袭击，中方可能迫不得已出手。

我所接触到的国内军事专家普遍的看法是，从中日整体军事力量对比来看，中国占有优势，但单从海空力量对比，双方互有优势，甚至某些方面日本超过中国。但如果问题这么简单就好办多了，中日之间最大的麻烦和变数是美国。

中日之间一旦燃起战火，美国会不会介入，怎样介入，多大程度介入，又会不会因此导致中美之间直接的刀枪“对话”，这些都是需要考量的。普遍的看法是，中美之间不会直接爆发战争，美国不愿意，中国更不愿意。但一旦中日之间发生冲突，美国定会以某种方式介入，而这也是中国不希望面对的。日本不会不明白这些。

中国领导人在领土主权和国防建设方面，展示出了坚强的决心和信心，中国老百姓要求捍卫祖国每一寸领土的意愿也是不容忽视的。但就像我常常呼吁的那样，战争不是好玩的游戏。对于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来讲，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让中华民族重新看到了几百年来都不曾实现的民族复兴梦想，我们从未如此接近这个梦想，所以，中国最好不要打仗，因为那肯定会再次将这个梦想推离我们远去。

但问题是，日本不是一般的国家，今天的日本政治家，也并非个个像安倍所信誓旦旦许愿的那样，是“和平主义者”。百多年不长的历史早已经告诉世人，有着强烈忧患意识和“岛国心态”的大和民族，擅长投机，精于偷袭，敢于冒险。这一点，中国和无数的亚洲人民记忆犹新，美国人民也应该不会淡忘。

今天的中国正全力以赴谋求发展，实现中国梦，避免战争是我们美好的意愿。但历史和现实都时刻提醒我们，当邪恶扑向良好意愿时，懦弱也会断送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