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Chapter 5　从法兰西到美利坚

有人说，今天的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有着“代差”，在我看来，西方和我们似乎就不在同一个星球上。

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经怒斥法德等那些不愿和美国一起打伊拉克的欧洲国家是“老欧洲”，但他自己却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今天的西方国家整体上实际上是一个旧世界。

今天的西方，是富裕、安逸、环保、开放的西方，也是一个我们许多中国人自认为了解、却并不真正明白的天地。

1．欧洲真不行了？

2011年，我作为观察员和记者，随着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七人报道小组，做了一次标准意义的环球旅行。我们从北京出发，一路向西，二十多天之后回到北京，绕着地球足足地转了一圈儿，我的飞行里程积分卡上也增加了四万多公里。

那次漫长的旅行，其实是一次奔波劳顿的工作。我们的第一站，是去法国的戛纳，报道G20戛纳峰会。之后从巴黎启程，飞到纽约，再飞洛杉矶，然后转机飞夏威夷首府，中文名叫“檀香山”，英文叫“火奴鲁鲁”（Honolulu），我们去那里报道APEC峰会（亚太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尽管这两个国家，我都曾经去过，但戛纳和夏威夷我却从未涉足。出发之前，我跟同事和朋友说起此事，很多人的眼中都充满着“羡慕嫉妒恨”：“哟，水哥，终于不用去像什么伊拉克、阿富汗这样的地儿了，可以去去高端大气的欧洲，风景如画的海边。”的确，著名影城戛纳、风光旖旎的夏威夷，都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旅游胜地。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整个20天里的采访十分疲劳，甚至让我感觉，比以前去战地的艰苦采访还要累。

我们并不是简单去参加这个会，现场报道一些资讯，而是要做大量的短片、专题片和直播连线。我们的小报道组没有跟着当时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官方团队，每一站，我们都要比胡主席提前五到七天抵达，在当地做大量的外围采访，去捕捉外围的专题和新闻点。

2011年的G20焦点，我们预计一定是“欧债危机”。当时，许多欧美领导人时常把这个词挂在嘴边，已经成为全世界媒体谈论的热点话题。我们的新闻报道，肯定也要锁定这个焦点，所以在来之前，我们有点闭门造车的，做了很多策划方案和报道安排，预想的主要报道命题就是：“欧债危机”下的欧洲和“危机”阴影笼罩下的G20。

我们带着关于这场危机的许多疑问，到了法国。美丽的影城戛纳，20国首脑齐聚这座小城，安保之严格可想而知。我们联系了尼斯市的市长，这次G20的主要单位作为采访对象，还策划了几个很有意思的专题。比如采访一家很有特色的酒店，透视在“欧债危机”之下，酒店服务业的现状；采访救济机构，想了解失业救助的情况，以此折射出“欧债危机”的真相等等。当然，还有当地的普通老百姓，以及和峰会主题相关的一些采访，包括中国代表团的一些成员，比如当时财政部的副部长朱光耀、著名学者樊纲等。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意外收获了一个重要采访。到达法国之后，台里的主编打电话告诉我，比尔·盖茨的“比尔和梅琳达基金会”，通过北京办事处找到我们栏目，点名找我：“听说水记者到了法国戛纳，我们的主席比尔·盖茨也要参加G20峰会，希望在峰会期间接受一次水先生的采访。”

G20峰会上，与比尔·盖茨合影。在戛纳采访G20峰会时，比尔·盖茨点名要求我采访，这让我十分惊喜的同时深深感受到了在国际新闻战场上，中国媒体的地位日渐提升；也说明了中国的市场在国际市场中开始占据重要地位。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我前前后后采访过比尔·盖茨四五次，每一次他的团队都非常配合，但像这样从美国致电到北京，再越洋指挥到戛纳，点名要接受我采访的情况，还是第一次。一方面可能是经过多次交流，比尔·盖茨对我建立了信任，另一方面他可能也很希望在中央电视台的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使我联想起2000年在加沙采访阿拉法特时的一件事。在采访之前，阿拉法特的秘书说主席还有一点事务要处理一下，让我们在秘书的办公室先等一等。我没事就站在那儿四处打量，看到文件柜的格子里，放着很多文件夹和录像带，标签上写着：《纽约时报》采访复印件、CNN采访资料、BBC采访资料之类，显示了他们对于国际媒体的重视。在此之前，我已采访过阿拉法特五次，便想找找有没有我们CCTV的资料，可瞪起眼睛搜寻了半天也没发现。

我跟那位秘书开玩笑说：“我们CCTV也采访过阿拉法特主席，怎么没有我们的资料呢？”

秘书有些尴尬，说：“CCTV不常来我们这儿啊，我们的主席很愿意接受你们采访。”

我立刻说：“不行，这次采访完之后，我一定要给你一盘录像带。中国的新闻媒体现在越来越关心国际大事，我们也很关心巴勒斯坦的事业，你的书架上一定要有我们CCTV的标识！”

这个细节令我颇为感慨，虽然当时CCTV的采编手段和视野都趋向广袤多元，但是在整个国际上，特别是与西方媒体相比，我们还没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就连我们多年给予支持和援助的那些国家，也并不关注中国会怎么想、中国会怎么说，他们更关注的是西方媒体对他们的评价，也更愿意向西方媒体传达他们的声音。而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渐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在逐步提升，西方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们，也越来越重视中国的市场，越来越注意与中国的沟通，开始主动向中国的媒体发声了。

我们到达戛纳之后，按照之前的设定，开始一系列的采访。但是随着采访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此前的命题根本是个伪命题。我们总在新闻里看到，德国的默克尔总理，法国的萨科齐总统，以及欧洲各国领导人都发出各种紧急呼吁，希腊的危机又愈演愈烈，几近沸点。媒体上也是连篇累牍，各种渲染，所以我们简单地认为，欧洲出事了！就像美国三四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欧洲的民众们现在应该过得很糟糕，民不聊生，一片萧条。但是到了戛纳之后，我们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一路从巴黎赶过来，所看到的景象，并没有被“危机”笼罩的感觉。作为旅游城市的戛纳，依然有着繁华的大街，穿梭不停的人流，热闹的海滩，爆满的饭店和酒吧。法国人，还有欧洲其他国家来度假的人，在这里尽情地享受着阳光、沙滩、海水浴。他们的欢歌笑语中，根本看不到任何危机的阴影。

我们采访尼斯市市长时，尽管他也谈到了欧债危机，谈到经济受到的影响，但是他更多谈到的是如何跟中国有更多合作。他雄心勃勃地向我列举了尼斯市未来跟中国合作的举措，比如要有多少个新的旅游路线，有多少新的娱乐设施要开业等。完全不像是揭不开锅的状况，而是一心想着如何消遣和娱乐。

后来，我们又去了一个慈善救济中心。在欧洲国家，救济中心非常普遍，有官办的，也有民间爱心人士办的。法国最著名的“大食堂计划”，也叫“爱心餐厅”，就是给那些失业、无家可归、吃不饱饭的人，提供热的饭菜，主要是由一些民间慈善机构和爱心人士推动的。我们这次去采访的，就是一个半宫方的爱心慈善机构。

车开了很久，最后停在一个静谧的别墅区，法国南部的一个救济中心。那是个优美的院子，前后都是小花园，一个老太太在那里负责，还有两三个工作人员。我进去之后的第一感觉是，那不像是我们红十字会之类慈善机构的办公室，恍惚间，我觉得好像到了当地的家庭里做客。经过采访，我们了解到这个机构，大概有十几万的服务对象，既有提供食物用度的救助计划，也有按照国家制度发放救济金的计划。

但是在采访的时候，我心里就一直在犯嘀咕，跟国内的情况一对比，觉得这哪里叫慈善救济啊，简直也太大方了吧！他们所救济的对象，不是那种丧失了工作能力，或是失业后完全找不到工作的人，更多的是一周工作时间达不到法律规定的人，假如，法定一周工作二十个小时，但有些人一周只能工作三四个小时，那他就属于救助对象。就算有人只是觉得最近懒得上班了，给自己放三个月假，他也同样属于救济对象。

法国的人均工资，好一点的是五六万欧元一年，一般人也有一两万欧元，一个月平均一两千欧元。而他们的救济款标准就是补足到平均水平。如果完全失业没有任何收入的话，政府也不用核算了，直接每月发现金600欧元，而且你还可以参加各种慈善救助项目。比如说爱心食堂，经过严格审核，如果能证明你确实没饭吃，你就可以天天上爱心食堂吃饭。还有些项目，每天会给你送半成品，就是做得差不多的披萨，你只需要用锡纸包上，在微波炉里一热就可以吃了。

采访回来的路上，我和同事们一直在感慨：一个人什么工作都不做，每个月能拿到相当于人民币6000多元的收入，而且还管吃管喝，这哪里叫失业啊！这样的救助也太奢侈了！

欧债危机时，我在法国街头采访。我一边问着“你幸福吗”这种话，一边试图从当地老百姓脸上看到经济缩水之后的不满情绪。但出人意料的是，大家表现出来的情绪很平和。法国老百姓的生活，在欧债危机的大背景下依然稳定、富足。

经历了这一站采访后，我们就有点晕乎了。之前那个闭门造车的“危机”主题，完全是被误导了。我们所见所闻，也都与之相去甚远。有时候，我们采访得晚了，来不及赶回酒店，也会在马路边，海边的餐厅顺便吃个饭。海边的餐馆一个挨着一个，很长一排，生意都爆好，每次去都要等上半小时到一小时。餐厅里，欧洲人照样衣着光鲜，品着红酒吃着海鲜，每个人脸上都是地中海阳光一般的灿烂笑容，危机？失业？沮丧？交不起房租？还是算了吧！

虽然我们都隐约觉得，可能是有所误会。但我们的编导很执着，觉得有了方案，就要按部就班去执行。他就站在我身边，看到合适的人，不断地催促我去采访。有一次，他看中一对带着小孩的夫妇在沙滩上玩耍，就推我过去问人家。

我绞尽脑汁地找话题，问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人家回答：“从法国北部城市来的。”“带着孩子来干吗？”“度假。”“你们现在生活得怎么样？”“还可以吧，我们一个是大学老师，一个是律师，工作也不错。”我还想尽一切办法诱导式提问说：“欧债危机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吗？”人家想了半天说：“没有什么明确的影响，因为目前看不清未来局势，所以我们在孩子教育，还有些大笔支出上会谨慎一些。”

采访完了，编导不满意，觉得不对路子，催我再去找人，我很无奈地喊：“哪有这样的，这不是先入为主吗？”但是没办法，拗不过执着的编导，又找到一个老人家，看上去乐呵呵的。我问他：“怎么样啊，您现在的生活？”他还是乐呵呵的：“我们法国人很乐观，没有问题。”我又来：“那欧债危机……”他抢白说：“欧债危机那是政治家的事，是萨科奇总统的问题，萨科奇是个大笨蛋，他不会弄经济。”我硬着头皮再问：“那您自己的生活有什么问题吗？”他笑着说：“我没什么问题。”

无数次得到这种答复后，我们的编导也开始意识到，错了，这种先入为主，戴着有色眼镜的采访是错的。于是，我们马上调整方向，开始采访揭秘“所谓的‘欧债危机’下，欧洲人的真实生活”。

在G20峰会开始之前，我们听到一种很强烈的声音：希望中国来出手救欧洲！但由于我们前期做了大量采访，已经意识到“欧债危机”的迷惑性，所以我在节目和报道中，一直大声疾呼：首先，“欧债危机”本身可能是个伪命题，说欧债危机让整个欧盟、整个欧元区、所有欧洲国家日子过不下去了，完全是笑话！让中国救欧洲，更是个笑话！

虽然我们不是经济学家，玩不转数据，但是我们有大量实地采访后的直观感受。专家学者宣扬的所谓“主权债务危机”，让很多人误解，认为这是一种会影响到老百姓民生的危机，会以为很多欧洲人垂头丧气，看不到未来，生活得非常窘迫。这完全与事实大相径庭。

以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我认为，欧洲所谓的危机，实际上是“打肿脸充胖子”的结果。作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有的地区，欧洲一些富国的福利待遇世界闻名。从出生到死亡，所有的事国家都会负责。而希腊这样一些相对没那么富有的欧洲国家，在欧元区统一市场的背景下，进入了欧盟。很多学者分析说：当希腊等国刚加入欧盟时，其国民生活水平完全和德国、法国差距巨大，但按照欧盟标准，大家要一视同仁。于是这些国家就借债致富，强行提高国民福利，一段时间后突然发现：政府没钱了！所以用一句俗话形容“欧债危机”，就是“国穷民富”，国家破产又如何，老百姓依然夜夜笙歌，不知道过得多happy！

后来，我在采访比尔·盖茨时，也提到了这一点，我问他：“你觉得欧债危机对欧洲有什么影响？”比尔·盖茨的观点也是：“欧洲一些国家太冒进，像希腊、匈牙利、罗马尼亚、西班牙这些国家，过早效仿法国和德国等富国，去贪图享受高福利，推行高福利政策，使得国家负债累累；对于老百姓来讲，其实并没有大的影响，这是一种国家政府级层面的危机。”

所以，关于怎么看“欧债危机”，我们在做节目时得出了一个结论：欧洲多年来享受着优厚的福利待遇，突然间有几个国家发现国库里钱不够了，拆东墙补西墙借了很多钱，还不上了，别的国家就要出手来救他们。因为欧洲是一体化的，把几个穷哥们儿落下的话，也会拖累其他欧洲国家。

所以，各方面都在呼吁援助，比如德国、法国这样的富国来援助，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来援助，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援助。但是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援助都是有条件的，就是这些国家的政府，要做出精减赤字的紧缩政策。通俗地来说，就是要勒紧点裤腰带过日子，不能像以前一样顿顿红酒牛排，失业救济的标准可能要降低，不愿意上班的人得出去上班等等。于是，被宠惯了的欧洲人开始惊呼：“呀！我们出问题了，我们进入危机了！”然后就开始呼吁全世界来帮忙。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们现在一天只吃得起一顿饭，一日三餐的他们却掉过头来说：哎，给我捐点钱，我的餐桌上不能没有红酒奶酪！

那么，为什么说中国救欧洲是个笑话呢？欧洲很多国家的富裕程度，完全可以救他们自己，但是由于西方国家掌握着世界的话语权，所以他们就大肆宣扬：欧洲不行了！而且还振振有词：要是我欧洲不行了，你亚洲就不行了；我法国要不行了，你中国也得受牵连。这并非全无道理，因为欧洲如果日子不好过了，可能就不进口中国货了，那我们的出口就会疲软，会受到影响，这从经济学上来讲是对的。

但是，像“中国救欧盟”这样的言论甚嚣尘上，实在让人觉得有些可笑。我在戛纳采访时，每天都在查阅当地媒体，《费加罗报》《解放报》等主流媒体，英国的《卫报》等，都在讨论中国会不会出手救欧洲。他们的说法就是：中国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占全世界的60％，中国现在是大户，应该出手救欧盟。

当时，欧盟开了若干次紧急会议，想出了一个招，就是成立一个救助基金会，吸引他们认为有钱的国家，中国啊，巴西啊，往里面一次性扔进去几百上千亿欧元，许诺过多少年会有多少钱的回报。然后，他们就很开心地猜测中国会不会加入基金会，会不会出钱。

法国总统萨科奇还在媒体上说：“我昨天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打了电话，我们谈得很好，胡锦涛也表示很关心法国的局势，也愿意为克服欧债危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诸如此类，让人有一种欧洲眼巴巴看着中国，盼着中国成为欧债危机救世主的感觉。

后来，在直播节目中，主持人问我：“中国能不能救欧洲？”我当时引用了葛优电影里的经典段子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况且，中国还不是地主，我们仍是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哪怕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也是我们的工人辛辛苦苦一点一滴挣来的，都是血汗钱啊！怎么能随便就拿个上千亿欧元，让富得流油的欧洲人去花？所以我当时预测，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会比较慎重。

后来事实也证明，胡主席、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包括很多国内专家在会上都强调：欧洲有足够的实力，欧洲人完全能够救自己。与欧洲有着大量生意往来的中国，当然关注欧洲人的事，但是我们认为，中国应该首先把自己的事做好，把自己的经济发展好，实际上就是对欧洲的一种帮助。

这样的应对，展现出中国外交的一种成熟和智慧。相比之下，2008年美国出现次贷危机时，中国出手相助，掏了很多银子去买美国国债，客观上帮美国度过了危机，但后来，很多专家学者发现，我们多少有点被美国人忽悠了。因为买了美国的国债之后，发现他们不还钱，突然间搞量化宽松，疯狂地印钞票，造成货币贬值，把我们持有的债权缩水了。所以，我们当时实打实借给他们真金白银一千亿美元，两三年后变成六百亿，另外四百亿就这样被蒸发了。

这是一个教训，也引起了国内经济界的反思。我还记得，当时在国内一家网站上看到一幅PS的照片，是奥巴马、萨科奇还有默克尔在开会，哈哈大笑地指着旁边的五星红旗，旁边有一句设计对白：钱多、人傻，说点好话，就能把他们忽悠了。这幅漫画令我印象很深刻，它典型地反映了我们当时所处的环境，揭露了欧美国家的把戏。

所以，在G20峰会的直播报道中，我多次大声疾呼：欧债危机是一个有限的危机，不是大范围的经济危机，只是欧洲国家在他们财政政策上出现了失误。而欧洲老百姓的日子，或许没有以前那么奢华，但他们依然是富人，享受着各种优厚待遇，不要以为欧洲不行了，欧洲依然是世界大款，欧洲国家联合起来的力量，一点也不比美国差。而我们中国目前还在发展期，顶多算是个小地主，还没变成大富豪，实在没必要拿钱去砸他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我多次去欧洲，一直有一种感慨。当你坐着欧洲之星，或是开着车，穿梭于欧洲大陆时，一眼望去蓝天如洗，田野碧绿，绿色大地绵延无尽，处处都是天然的高尔夫球场，路边就有大片大片的森林。你会从内心感觉：欧洲人真的是上帝的宠儿，他们生活在全世界最肥沃的土地上，自然资源丰富，环境气候宜人，南北西东都是如此广袤富饶，随地播种就能丰收。当然欧洲国家优秀的环境治理，也让人觉得身处自然的恩宠之中。

欧洲人几百年来都过着非常优越的生活，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在采访中，有些欧洲人吐露心声：其实不是什么危机的问题，而是欧洲大多数人生活太舒适，不愿意干活，变得很懒散。像南欧的一些国家，意大利、西班牙、希腊，你可以去看看，他们的国民一天上几个小时班？几乎不上班，他们不愿意工作，只想在家享受，喝喝咖啡、晒晒太阳，这才是生活。而且，由于社会福利保障好，欧洲人有点钱就花掉，唯一攒钱的理由就是旅游，去中国、去埃及、去南非，玩转世界上所有漂亮的地方，是他们最大的生活目标。

相比之下，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带，真的不像我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地大物博。其实，只有长江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比较宜居；很多地区，比如我老家所在的黄土高坡，就是很贫瘠的一块土地，高山峻岭，生存环境非常艰苦。而且，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在贫困中生活得太久了，忧患意识很强。基本上每个中国家庭，首要的目标就是赚钱攒钱，以备不测。我现在也这样，我母亲也是这样，我奶奶也是这样，多少代人都是这样，有点钱就一定得存着，日子一定要过得很简朴，一定要节俭。

所以，有时候看到国内许多媒体，喜欢对比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生活态度，认为我们中国人活得很累，没有情趣，不够放松，但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对待生活的态度问题，而是有深刻的社会现实原因的。欧美国家的人有这个资本，也有这个信心，他们觉得，我不会有问题，即便我有问题，国家也会管。但是中国呢？无论是国民收入还是社会保障，都无法让大家的生活真正轻松起来。

这趟戛纳之行给我最深的体会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任何事情，都不要简单地预设立场，不要简单地人云亦云。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讨论“欧债危机”。我会说：少来了，欧洲人的日子过得比我们好多了，我们还是先操心自己的日子吧。

2．“穷凶极恶”的美国

我跑过全世界很多国家，有一个国家是我最不想去，也最不愿去的，那就是许多人眼中的天堂——美国。并非因为我对这个国家有成见，而是每每去这个国家，总有些细节让我觉得特别繁琐，想想都觉得头疼。尤其是去美国使馆办签证，那简直就是个灾难。

北京的美国大使馆签证处，常年人头攒动，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在那里排队，周边还有很多提供服务的人，比如说看车和高价停车的服务，打印复印的服务，证件快照的服务等等，完全是首都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美国人对所有来办签证的都一视同仁。首先在门口排队，然后开始一拨拨地放进去，安检很严格，随身的手机和包都不能带进去。办签证的人进到签证大厅，就会被发一个不同颜色的号牌。拿了号牌之后先去初审，看看手续是不是对的。这就得先排很长的一个队。初审完之后，又得排一个漫长的队，排到了之后，就会面对一排大概二十来个窗口，窗口里面就是签证官。那个厅里没有水，有零星几个座位。有些人身体不好，甚至于有些残疾的，都得照样排队。我曾经在那签证厅里看见，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棍，一点一点往前挪，排三四个小时的长队。

见到签证官之后，首先会被要求采集指纹，让你把手伸到一个机器上，然后给你一个湿纸巾擦一擦，说是怕交叉感染。这在我看来就是一种歧视，办个签证而已，你凭什么采集我的指纹呢？采集指纹就相当于你获取了我个人的隐私信息，你将来要拿这个干什么，我都不知道。“9·11”之后，美国所有大使馆签证处，都要求必须采集指纹，反正美国财大气粗，向全球贩卖美国梦，不愁没人去。想去的话，就先把指纹采集了。

而当你排了三四个小时，脚都抽筋了之后，面对签证官的时间，往往不会超过三分钟。他就问你几个常规问题，去美国干吗？去过美国吗？这些问题表格上其实都有，你也不知道他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这个人能不能去美国。很多曾被美国拒签的人，都觉得莫名其妙。

美国使馆签证厅里，虽然签证官多数以美国白人居多，但厅里很多喊号的、组织排队的都是“假洋鬼子”，就是使馆雇用的中国人。这些人脸上根本看不到一丝笑容，对待排队的民众也是一视同仁的“恶毒”，好像你来签证就是给他找麻烦一样。有的看上去还是个学生样子，但已经非常趾高气扬，比美国人还要美国人。

种种这些，都给我留下很坏的印象，如果没有必要，你八抬大轿抬我去美国，我都不愿意去。但是2011年11月的这趟环球之行，我们还是得去美国，还是得去签证，我只能硬着头皮咬着牙，受这样一次罪，没办法，采访任务在那儿放着呢。

我们这一趟，要从巴黎直接飞到纽约，转机飞洛杉矶，住一晚后，再飞到夏威夷。整个飞行时间有二十八九个小时，非常辛苦。采访完G20峰会后，我们马不停蹄地从戛纳坐火车到巴黎，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边上的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赶去机场登机。

我们用车推着摄影器材等大大小小行李，走到美国航空公司的柜台前时，已有300多名乘客在那里排队办登机手续，我们去得比较晚，所以排得也比较靠后。当时，我们在巴黎有一个旅行社负责接待，他们安排了一个中国人送我们登机，相当于“地陪”。送我们到机场之后，他让我们把护照都给他，帮我们张罗。

美国航空公司在“9·11”之后，有些风声鹤唳，安检出奇地严格。柜台前面服务的人中，有美国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有美国政府派驻的安全人员，其实是国土安全部的官员，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安检人员。他们给人的感觉很像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穿着制服，在排队的乘客当中走来走去，用犀利的眼神扫视和怀疑着所有人，好像在他们眼里，每个人都可能是本·拉登，都可能是基地组织成员。

当天排队的大多数是欧美人，我们这样的亚洲面孔，相对就比较打眼。而且，我们还是一个七人团队，行李又多，看上去的确有点像逃难的。我们那个“地陪”是个40多岁的南方人，瘦瘦的，据说在法国工作了多年。他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不分场合地大声喧哗，唧唧喳喳。他和我们几个说话的时候，恨不得三四百号人全能听得见。我想，他可能接待的旅行团比较多，跟我们说话的方式和对待游客一样，类似于举个小旗子大声喊“都到这边来，不要走散了”那种感觉。

当他看到美国航空公司柜台前那种如临大敌的氛围后，变得很紧张，左顾右盼，说话也哆哆嗦嗦的，像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一样。于是，拿着一摞护照、大呼小叫又形迹可疑的他，很快就被美国的安全人员盯上了。有两个安全人员找到他问：“你们是一个团队吗？”他颤巍巍地回答：“是是是。”人家又问：“你们去哪？”他说：“去美国，去美国。”安全人员问：“你是这个团队带队的？”那地陪点头说“是是是”，他们就说：“那你跟我来一趟。”

过了一会儿，这个地陪回来了，手里的护照却不见了。我们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也没弄清楚，说可能觉得我们是一个团队，给我们办一个更方便的手续。我们当时还想，挺人性化的，很关心我们啊。

又过了一会儿，那个安全人员又来了，又把地陪叫走了。这位地陪先生再度归来的时候，手里又多了一摞表格，他把表格分发给我们，说每个人填一下这个登机表。我一看，那个表格上基本就跟护照信息一样，是否去过美国，在美国是否有犯罪记录等，跟申请签证时填的表格一样。我当时觉得很纳闷，航空公司为什么让我们填这个，有必要吗？但是我们报道组都是老实人，就把这个表填了，交给他了。但我们看别的乘客都没填这个，还追问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他仍然说，可能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给我们特殊待遇。

2011年APEC夏威夷峰会，我专访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樊纲认为，中国拥有稳定的国际市场、人民币拥有合理的升值空间，对世界经济是有好处的。

后来，我们就眼巴巴看着所有乘客办完手续，托完行李，拿着登机牌走了，我们还被晾在一边，护照也没有送过来，机票也没有送过来，就觉得有点不对了。等到广播里开始说这架航班已经开始登机时，我们都有点急了。再问这个地陪，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终于有个安全人员来了，把护照给我们，然后拿了一堆红色的不干胶，是一个英文字母的S，要求我们所有人托运行李和随身带的包上，四面都要密密麻麻地贴上这个标志。

我当时很纳闷，就问那位安全人员，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没什么意思，我们对你们做一个特殊的处理，你们是一个特殊的团队。我追问说，我们特殊在什么地方？他就爱理不理的，没回音了。当时，我们也急着登机，想贴就贴吧，管他呢！贴完之后，我们才被允许办登机，好不容易办完了，广播里已经开始叫人了，我们就提着行李，赶紧往里面冲。

在脱鞋、抽皮带，做了非常严格的全身检查后，别的乘客已经直接登机了，我们却又被拦住了，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登机口旁边的一个通道，那里临时放了一张桌子，他让我们把所有随身行李放上去。接着，他把我们所有包里面的东西翻开，摆了一桌子，拿起来仔细地看半天，放下，然后装回包里，喊：“谁的包？拿走！”我一眼瞥见他手里拿着一摞资料，上面写的就是我们团队的情况，标题上有个英文单词“selected”，意思就是，我们是被抽取的特殊旅客。

我马上就询问他：“什么叫selected？为什么我们会被抽查？”

他态度强硬地说：“这个我不管，别问我，你可以去问前面办登机手续的部门。”

我说：“我都进到这儿了，还能再出去哪里问？你有义务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要被贴上这种标签，接受这种检查？”

那人根本不理会我，说：“我没有义务回答这个，我只是履行我的工作，检查。”

我当时很愤怒，马上大叫说：“你们没有权力这么做！凭什么这样把我们单独挑选出来，你怀疑我们有什么问题吗？我告诉你们，你可以看看这个护照信息，我们是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记者，你如果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可以不登机。”

这时，过来了一个负责人，赶紧跟我解释说：“没有任何对你们不利的意思，只是美国航空公司有这个规定，会在乘客里抽查。”

我问：“按什么标准抽查？”

他说：“没有什么标准，我们就是随机抽查，抽查一些特殊的安全检查对象。”

我接着问：“那我们为什么要经过这种特殊的检查，这是什么意思？”

他仍然是那套说辞，说这只是工作流程，而且对我们没有任何伤害。

我很火大地说：“怎么没有伤害，害得我们差点无法登机，我们最后一个办手续，行李托运跟别人不一样，经过的安检也更多，这就是歧视！”纵然我非常不满，但是在登机口前跟一个莫名其妙的安全人员理论这些，根本没有什么用。

上了飞机以后，我们又被单独检查了一遍，这一路飞行我就很郁闷，想美国人怎么“9·11”被拉登炸了一下，炸成这个德性了。我后来已经慢慢反应过来，想着他们挑选可疑对象，肯定有一套所谓的标准。肯定是我们那个地陪的种种行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我甚至愤愤不平地想，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才会遭受如此待遇？但是无论如何思考，我都没有答案，只能在这样一种愤懑的情绪中，一路飞到了纽约。

到了纽约机场之后，要转为美国国内航班，所以我们要把托运行李都拿出来。因为那个带“S”的红色标签，我们在取行李时，又经历了比一般人复杂得多的两道安检。之后，只要任何一个进出口，这个红色的标签，都会让我感觉到，像是二战期间被希特勒迫害的犹太人一样，饱受怀疑和歧视，为什么会如此？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因为这些繁琐的检查，我们到达洛杉矶机场之后，一路20多个小时，基本上都没怎么合眼，大家都非常疲劳。我感觉身上像是贴满了肮脏的东西，非常难受。把行李从机场取出来后，我号召全体报道组人员，第一件事就是撕掉那些该死的红色标志。于是，我们一群人就在洛杉矶机场大厅，一点点把所有行李上、随身包上、护照上的标签全部撕下来，就像是从自己身上把无数个令人作呕的“污点”，一点一点地抠下来。我在护照上留了一个，心想，回去后有机会的话，我会在节目上控诉一下美国这种不公正的待遇。

这一趟还有个插曲，让我对美国有了新的认识。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第一超级大国，我前些年去美国，他们的各类公共设施，包括飞机上的服务还是不错的。虽然美国的空姐没有我们的空姐漂亮，很多都是大妈级的空嫂，但他们的服务还是比较规范的。

我们从洛杉矶继续坐飞机飞往夏威夷这一路，飞行时间大概有六个小时，中间正好有一个饭点。我们理所当然地想，飞机上肯定会提供餐饮。结果到了饭点，没动静，我想，美国人是不是懒啊，没想起来？可等到饭点都过了，也没动静。

这时，我注意到，机舱里有的人面前有餐盒，里面有沙拉、牛排之类，一会儿看见别的乘客从前面拿回来一盒。我琢磨这是什么意思，是他们有头等舱待遇，还是我们的红色标签虽然撕掉了，但是被记录在案，所以没有这个待遇呢？

实在饿得耐不住性子了，没办法，我就叫了一个空乘人员问：“你们不提供餐饮吗？”她说：“现在飞机上没有免费的饭。”我就问：“那他们吃的是什么？”她答道：“是买的。”我有些好奇：“怎么没听广播介绍啊？”她还是很简短地回答：“我们现在都是这样的。”没办法，我只好问：“那我们要吃饭怎么办？”她说：“你们可以买啊。”没办法，我决定刷卡购买一顿饭，表达了需求之后，那位空乘人员让我们稍等，过一会儿，她直接回来告诉我们说：“对不起，我们的饭卖完了。”

我当时很无语，美国人不至于穷成这样吧，就算次贷危机受到了一些影响，也不至于说六个小时的飞机，机票也不便宜，横跨用餐时间，都不提供飞机餐吧？！这让我觉得，美国人可能真的很穷了，“9·11”让他们变得很恶毒，看人都像恐怖分子，而次贷危机让他们变得很小气，如此“穷凶极恶”！

当然，这些可能是我的一孔之见，但是我在美国的那些天，确实也时常能感受到这种微妙的变化。在夏威夷的时候，我还经历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众所周知，现在中国人在国外都很受欢迎，特别是揣着钱的大款。但是受欢迎到什么程度呢？在APEC会议期间，夏威夷有一个很大的免税商店DSK，在那里可以买到很多便宜的免税商品。我们有些同事在工作之余，也想给家里买点东西，在国外买奢侈品还是比国内便宜许多，买些皮包、手表、香水、化妆品之类，很划算，所以大家偶尔也会去逛。

有一天，我们一起去逛逛，可到了门口，工作人员说上午不开门，都关着呢。我好奇心重，又多问了一句：“为什么上午不开门？”人家说：“今天上半天包给了中国代表团。”

免税商店可以包场？这事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我又问：“是什么方面的中国代表团。”他们回答说：“参加APEC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我们为他们专门提供这样的服务。”我故意开玩笑说：“中国人就行吗？我也是中国代表团啊！”人家很认真地回答说：“不行，是official，官方的代表团，记者是不可以入场的。”

在夏威夷威基基海滩直播。这么多年我一直是来往于战火纷飞、物资匮乏的地区，这是第一次站在风景如画之地采访，实际上这几天却比在战地做节目还累。

我们是上午10点去的，说要到下午2点之后才对外开放，于是我们只能下午去，去的时候我还专门问了一下上午的营业情况。一个营业员告诉我，好像销售额是100多万美元。一个上午100多万美元？！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真实准确的数字，如果是真的，那还真是了不得的成绩啊！

我当时特别感慨，一个感慨就是，我们中国人真有钱，中国人强大的购买力，的确给美国人民作了不少贡献。另外一个感慨就是，美国商人也真是火眼金睛，很会看人下菜，我没听说这个免税商店给韩国人提供专场，给文莱人提供专场，或者是给墨西哥人提供专场，只有中国人获此“殊荣”。当然，他们对中国人另眼相看，肯定是看上咱们中国的钱。代表团大部分时间都在开会，所以专门抽出一个集中时间来，安排他们购物，未尝不是一个高效的做法。

所谓的“中国代表团”，并不是指胡锦涛主席，或是外交部长、商务部长等政府官员，因为APEC是亚太经合组织的一个会议，来参加的还包括很多商人、企业家。APEC的几项重要活动中，除了21个领导人不打领带，穿着皮夹克或者夏威夷岛服照相之外，还有一项就是APEC商务领导峰会，有很多世界500强的企业参加。比如说美国的波音、沃尔玛，英国的壳牌，日本的松下、索尼等等。中国也会有很多企业前来，当然主要还是央企和大型国企，比如中石化、中石油、中粮、中国煤炭等等。那么会议间歇，来买买名烟名表，买买奢侈品，也是很自然的事。

这么一想，我倒是一点也不怀疑那位营业员告诉我的数字了，我甚至想，他们是不是算得太少了，或是还没激发起中国大款们的购买热情，半天才100多万美元，这对咱们来讲是小菜一碟。用脚指头想都知道，央企的大老总们出手，该有多阔绰啊！

所以，这趟美国之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其实感到非常自豪。回忆起1989年我第一次出国，身份是新华社的一个土鳖记者，在埃及的马路边上，花上两镑买了一个冰淇淋，都已经十分奢侈了。谁能想到现在的世界变成了这个样子，天啊，不可想象的中国人，让免税店为他们开了专场疯狂购物秀，而不可思议的美国人，竟然连飞机餐都提供不起了！

3．“可怜”的海外中国人

2011年去法国和夏威夷采访的这一趟，我们采用了一种新的出访模式：每到一地，都找一家当地的华人旅行社，他们可以负责我们的吃住行，也可以帮我们提供翻译、联络采访对象等。因此，我在这次跨洋采访中，比较密集地接触到了在海外的一些中国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拿了“绿卡”在当地工作，与他们接触常让我感受深切却难以言表。看这些国人在国外的生活状态，很难让我为他们感到自豪或者羡慕他们的状态。也就是说，你不会情不自禁地说上一句：“嘿！混得真不错！”相反，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些兄弟姐妹挺可怜的。他们生活在一种紧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状态中，仿佛他们昨天才刚到达异乡，正在试图通过移民局的某种考核，时刻都需要提心吊胆。

当然，不同的人，给我留下的印象也不尽相同。先说说我们在巴黎遇到的两个中国留学生吧。那两个学生，是旅行社找来帮我们搬行李的。当时，我们要乘第二天早上7点的欧洲之星列车去戛纳，而由于这一趟我们要飞越整个地球，需要带两个季节的衣服，而且还有很多电视设备需要随身携带，所以我们7个人差不多有20多件行李。我们报道组里有3个女孩子，大伙儿要把这些行李从巴黎中央火车站门口搬到站台上，感觉比较困难，于是就向旅行社求助。在法国人工很贵，列车时间又很早，所以找不到合适的搬运工人，旅行社就帮我们介绍了两个留学生来帮忙。

第二天早上，我们到了火车站，果然来了两个大学生模样的中国青年，跟我们的领队刘爱民接上了头。他们看了一下我们的行李，就开始喊价，说每个人100欧元。当时刘爱民就晕了，大呼天价。我们7个人每人每趟能拿一件行李，剩下的还有十来件，整个下来，他们最多每人每趟拿两个箱子，跑个两三趟。就是搭把手的事儿，怎么这么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