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2

那俩孩子开始振振有词地说：“这是在法国啊，这算便宜的了，要是让鬼佬来扛这个，没有200欧元拿不下来，大家都是中国人，这已经是老乡价了。”当时我们急着赶火车，没时间讨价还价，之前也没跟旅行社商量好，只能哑巴吃黄连。

结果，在搬行李的过程中，这俩孩子比我们在国内看到的年轻人懒多了，一人提一个箱子，随手再抓一个小包，慢慢吞吞搬一趟。我们一边催着他们，一边自己也搬，等我们搬第二趟都回来了，他们第一趟还没过去呢！可是看那两个孩子，似乎是在不情愿地免费帮别人搬家的样子。当时我们赶火车，顾不上那么多，自己都尽可能多地尽快把行李搬到站台上，最后，他们总共也就搬了我们全部行李的三分之一，而且尽捡轻的小件拿。刘爱民看这样子，就很生气地说：“你们这是干吗呢？来挣钱的还是骗钱的？我们付给你们酬金做事，你们起码应该积极一点吧。”想想，100欧元相当于近1000元人民币，在北京火车站帮别人扛个行李是什么价钱？

当然，最后刘爱民还是憋着气付了他们钱，两个留学生连声谢都没说，堂而皇之地就离开了。看得出，那两个留学生也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相信他们家里也是寄予厚望，凑钱把他们送到国外来学习。当然，抓紧机会打打工，磨炼一下，这没什么错，但是，在国外竞争激烈的生存环境下，想要挣钱，首先一定要努力工作，不管做什么，你跟别人开了很高的价钱，如果人家同意了，你的工作一定要对得起人家所付的每一分钱，不能有一种“捞一把是一把”的心态。也许在他们看来，国内这帮央视的“傻帽”，有钱，宰吧！但我相信，如此的态度，将来一定会让他们自己吃苦头。

还有一次，我去爱尔兰采访，回程的时候在机场办完手续，还有一些时间，就找了一家喝咖啡的地方，吃点简单的餐点。不一会儿，一个挺精神的中国小伙子过来，在那儿擦桌子扫地，一看见我就问：“您是中央电视台的水均益吗？”我说是啊。原来是个小粉丝。

小伙子自我介绍说，他是沈阳来的。我看他仪表堂堂的一大小伙子，纳闷他怎么在机场快餐厅当保洁员，他告诉我说，去年家里凑钱把他送到爱尔兰留学，学了没半年，就学不下去了，钱也不够了，学校里也出了些状况，感觉在这儿学下去太累了，给家里也增加了很多负担，后来几个同学约着一起，就跑出来打黑工了。

我很为他惋惜，千里迢迢跑到异国他乡求学，居然就这么轻易放弃了。我问他：“你家里应该也是好不容易把你送出来的吧，花了多少钱啊？”他坦白说，花了20万。

我说：“那是不少的一笔钱啊，他们花这么多钱把你送到国外，是为了让你上大学学习，不是把你送来给人家餐厅扫地的，你父母知道这事儿吗？”

他摇摇头说：“没敢跟他们说，先混着吧，机场这里收入还不错，攒了点钱的话，能上学再上学，实在不行，我们好多东北老乡在这里，也有开饭馆，做买卖的，就在这儿黑着干活也行。”

临走的时候，我记下了那个同学的名字，但可惜我没记他家里的电话，否则我特别想跟他们家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赶紧叫孩子回来吧。

我们在戛纳采访G20期间，旅行社安排了一位40多岁的毛女士给我们做翻译，也帮我们联系采访。据她自我介绍，她在法国待了十几年，在法国的大学学过语言，还学了工商管理一类的专业。

采访的最后几天，我们每天要通过直播和北京演播室连线报道，毛女士就负责帮我收集一些当地报纸上的资讯。其实就是简单浏览一下，帮我们从每份报纸的头版，以及与G20、中国相关的版面中，提纲挈领地整理一些要点。每天早上，她会到我们住的酒店，利用早饭时间，跟我说说今日要闻。

本来这是个很好的方法。但是，让我哭笑不得的是，这位翻译同志经常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我大学时第二外语选的是德语，法语不行，但是我们宿舍那时有同学学法语，偶尔瞎吹牛的时候，跟着他们也会学几句。后来，我跟刘欢在一起“神侃”时，还学过几句法语，但是也只停留在那些常用语而已。法语跟英语虽然在发音上略有不同，但很多单词的拼写是很相近的，所以我光从字面上看法语报纸，也能猜出个大概。于是，我就发现，我们这位女翻译的翻译时常匪夷所思。

比如说，有一天报纸头条有一篇评论，讲的是大家都在谈中国是不是要救欧洲，中国国家主席这次参加G20峰会，能够有什么样的承诺等等。她一上来就跟我翻译说：“这篇文章说中国的总经理胡锦涛说……”

我一听不对，就打断她说：“等等等等，中国的什么？”

她说：“总经理，嗯，就是相当于CEO啊。”

“那就是首席执行官啰？”我问道。

她点头说：“对对对，是中国的首席执行官胡锦涛。”

我实在超乎诧异了：“胡锦涛是谁你不知道吗？那是我们的国家主席啊！”

诸如此类，让我开始对她的翻译将信将疑。有时候，我让她简单地把某些评论和报道的大意告诉我，我在报道中引用一下，她都会出现一些常识上的翻译错误。

从她的翻译可以看出，她似乎对时事和新闻，完全没有概念。我实在好奇，就问她：“你在这里这么多年，平常都不看新闻吗？”

她笑笑说：“我们旅行社一天到晚忙得不行，根本没有时间看新闻，有一些重大的事情，跟我们利益有关系时，可能才关注一下，平时基本就不关注。”

我很难想象这种状态，于是就很不客气地跟她说：“毛女士，这些新闻和报纸上的东西，虽说我不懂法语，但是按常识来说，你起码一大半都没看懂，或是理解得不对，那你平时生活跟人交流就没有困难吗？”

她很自信地回答我：“没什么困难，我买菜逛超市都没什么问题。再说，我们更多的是和中国人打交道，了解个大概，有什么事不懂的问一下就行了。”

其实，不仅是我接触到的这些人，很多在国外的中国人，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他们日常上街、买菜、讨价还价、邻里聊天之类都没有问题，但是对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时事新闻、政治、国计民生，都漠不关心。他们只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把自己封闭起来。他们对于世界和国家动态的关注，还不如在国内的时候积极。在中国的时候，他或许还有条件有氛围可以纵论天下，南海怎么了，伊拉克怎么了，日本怎么了，俄罗斯又怎么了。但他一旦出国，就蜷缩于一个相对封闭的角落，反倒对外界的一切失去了兴趣，一心只是为了自己身边那一亩三分地。

我有个很好的朋友，是位民营企业家，积攒了一些财富，为了孩子能够到国外学习，就移民加拿大。移民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在当地投资买房，他的房子买在了一个很偏僻的岛上，叫爱德华王子岛。据他说，那里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我后来慕名在网上查了一下，还真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岛，人烟稀少，整个镇子上大概只有几十户人，每年大概有那么几个月，会迎来游客热潮，其他时间都很安静。我这个朋友每年要去加拿大若干次，每次要待够若干天，才能履行整个移民的手续。虽然他国内有很多业务要忙，但是也万般无奈，为了小孩只有身先士卒，每年都老老实实上那儿待一段时间。

有一次，他在那儿待了大概有一个月，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我问他：“你在哪儿呢？”

他情绪有些低落地说：“我正在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上，坐在这个岛上唯一能吃到麻婆豆腐和馄饨的餐厅里。”

我笑着说：“那多好啊，多惬意啊。”

他有点苦涩地说：“好什么好？我往左看，没人，往右看，也没人，我在这儿连个毛都见不着，太无聊了。”

我说：“那你还不赶紧回来？”

他有些无奈：“我回来，人家移民局会说我时间不够的。”

接着，他就问我都有些什么新闻，我告诉他利比亚打起来，他又往细了问，我就往细了给他说说，就那么点事，他也聊得津津有味。

很多海外的华人都会这样，见着国内来的人，感觉特别亲切，像是家里来人的感觉。当然也有例外，我也会碰到另一类的“绿卡一族”，他们接受了国外的教育和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也耳濡目染貌似高举西方的价值观，对待国人和自己的国家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中国的一切都不入他们那高端的法眼。其实，这种自命清高、不可一世的样子多半是做出来给人看的，是表面文章。

在我看来，他们中的不少人不仅活得不轻松，关键是在他们内心深处会有种隐隐的孤独感。那不仅是感情上的孤独，而是一种文化的孤独，民族归属感的孤独。因为，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我们中国人有本质的不同，西方人喜欢清静，喜欢独处。他们祟尚自我的独立，待人接物大都注重表面文章。而我们中国人则不同。我们生来偏好从众，喜欢热闹，也爱凑热闹。

这和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并不良好的生存状况，有直接的关系，“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就是写照。在国内，经常会有这种饭局：一群朋友聚在一起吃火锅，这个突然想起一个人，那个又招呼来了另一个。于是，一顿三五个人的饭到后来越吃人越多，变成了一场大聚会。而在国外，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

与夏威夷州长尼尔·艾伯克伦比合影。艾伯克伦比谈起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时，他说从历史上的孙中山开始，夏威夷就与中国有了美好的渊源，“这里是东方与东方交汇的地方”。他还强调夏威夷人与中国人有相似的传统与价值观，他说：“中国人尊重祖先，夏威夷人也是，我们的语言里也有‘长辈’这个词；我们的基本价值观都是和谐、团结、家庭。”

生活在国外的人，多少怀有一种寄人篱下的心理，没有心思也没有底气去关心更多的事情。不避讳地说，在国内，怎么说我们也是主人，我们可以让所有神经的触觉，都吸附于我们所在的社会，我们还可大摇大摆，甚至肆无忌惮地过习惯的生活。当然，我们更可以纵论天下，就像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一样。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好坏都是。而海外的同胞们却无法这样。

后来，我们到了夏威夷之后，又遇到一个风格迥异的中国人。他是广东人，在那边也待了近十年，对当地的各种制度了然于心。在机场接到我们那天，一上车，他就很严肃地向我们提出要求：你们可能有人来过美国，有人没来过，这里法律很严格，有许多规定，你们一定要遵守所有的制度，严格听从安排。

他的语气像是一个幼儿园老师，带着一群不懂事的小孩，左一个不放心，右一个不放心。之后，我们所到之处，这位老兄总是非常紧张。比如说像我这样的老烟民，时不时都想来一口，有时候烟刚拿出来，他马上就玩命拦着我，不行不行，离屋檐起码要八尺，在墙根下抽烟要被罚款的。我说八尺都到马路中间了，他就一句话：“不行，只要我带你就不行。”特别死板一哥们儿，感觉像是被太多良莠不齐的国内旅行团伤害过一样。

其实，我们出门也是第一次找旅行社接待，他也不了解新闻媒体的性质，我们可能随时就会停下来拍摄，他就会感到很愤怒，觉得我们不守规矩。他的态度不太像来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中国老乡，而是比美国人还美国人，在美国他说了算的感觉。

如是几次，我实在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跟他理论了一番。我说：“先生，我告诉你，你要是接着这么干，这次你肯定收不到钱了，我们一定会跟旅行社投诉。我们是新闻采访的团，有一些特性，希望你能配合一下。还有你这态度，能不能稍微缓和一点，你看人家美国人，还不是照样站在马路上抽烟，我抽不抽烟，美国人抓的是我，你怕什么？”他一看我变脸了，像是突然有个开关被触动了，反而开始跟我聊起来。聊着聊着，倒是不打不相识，成了朋友。

跟他深聊之后我发现，这老兄就是因为长时间在美国生活，压力太大，经常被那儿各种各样的规矩所制约，屡受其害，有点被弄怕了。而且，他带的团里面，也真有中国人不听招呼的，在旅馆里抽烟，触动了报警器，人家过来要罚款，他就要负责出面解决。久而久之，他就有些草木皆兵。

他说：“水先生，我不是针对你们，我也觉得有时候太紧张，好像有点不厚道。你看，在国内我们干什么都像是自己家里，很随心所欲，到了美国，这个社会不是我们的社会，这不是我家，我在这属于客居他乡，首先得看人家脸色，我得把我这份活干好。”

和他聊多了，我发现，他的生活很单调，不忙的时候，就凑几个人打麻将，此外就是接团工作。有时候接国内来美国的团，有时候带美国人去中国，来回地跑，很辛苦。

我问他说：“那你生活在这儿有什么乐趣呢？”他说：“乐趣根本谈不上，反正就是一份工作，虽然很辛苦，但肯定比我在国内挣得多。大家都说美国好，这个国家自由，那我也来试试呗。”我跟着问他：“那你现在觉得你自由吗？”他笑笑说：“没感觉，我到了这里之后，反倒好像不去想自由不自由了。”

曾经也有人问过我，你怎么不去国外，怎么不把孩子送出去？我坚持一个观点：一个民族，特别是像中华民族这样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民族，你生于斯，长于斯，你的根和灵魂就在这里。很多在国外的人，无论是已经移民入籍，还是正在奋斗着争取留下来的，本质上讲，他们是为了后代融入别人的世界，而牺牲了自己的生活。

比如说，两口子为下一代而移民，可是他们的下一代依然是“新移民”。想在欧美国家扎根下来，真正融入那个社会，需要起码几代人的时间去“漂白自己”。就像赵小兰、骆家辉、林书豪那样的家庭，即所谓的“黄香蕉”——“瓤”随着一代一代的更替，更新换代变成了白人，有了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但外表却还是个黄种人。

我在夏威夷的伊奥拉尼学校（Iolani School）校园里采访中国留学生，背后是孙中山先生的塑像。为了缅怀孙中山先生，感谢他为中国与夏威夷的友好交往作出的贡献，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市议会宣布2011年为孙中山年。孙中山先生也是第一位获得如此殊荣的中国人。

我可不愿意去做这个牺牲，我希望我和我的子女先把这辈子过好。我宁愿在中国，当一个普普通通能自娱自乐的人，也不愿意去一个陌生的国度，承受那些扭曲和压力，在心灵深处经受寂寞和孤独的煎熬，何苦呢？！

那位移民加拿大的朋友回国后，我们一起吃饭，席间他还抱怨在国外的孤寂和无聊。有朋友就调侃他说：“你放着国内的爷不当，非要跑到国外当孙子，活该。”这句玩笑话，其实也倒有一定的道理。

比如我在北京或是在老家兰州，哪怕光着膀子，拿个大蒲扇扇着，在路灯底下看着一帮老头儿下象棋，我都觉得特别自在惬意。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胡同，是我自己的一帮老街坊，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为了一步棋争来争去，是种自然而然的事情，是属于我们独特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中国人。其实这就是朋友所谓的“爷”。

前两天，有个北京的哥们儿，打电话跟我打听怎么往美国移民。我很想劝他，宁可在中国当“爷”也别去外面当“孙子”。可当他说是为了孩子，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们的生存环境的确不好，13亿人挤在一个比3000万人生活的澳大利亚大一点面积的地方，水也不好，空气也不好。蓝天越来越少，道路越来越堵，人也越来越躁，两句话没说就把人孩子举起来摔死。难道我们就生活得不累，不可怜吗？

不过，我相信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身的修复和矫正能力。中国社会现在的确有很多问题，我们觉得不满意、不安全，天不蓝、水不清，连奶粉都吃得不安心。是的，这是现实，而且是有原因的。在我看来，这是由于社会财富在短时间内急剧膨胀，给人一种紧迫感；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生活得很紧张，很有压力，甚至不知明天会怎样。

中国社会近当代，既有外敌入侵，也有内部的浩劫，各种动荡和社会变革，造成了文化的异化。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偏离了方向，脱离了轨道，便是所谓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我依然相信，就像小孩生病发烧一样，只要大人能控制，帮他退热，不要让他烧得太厉害，尽管是脆弱的小生命，他自身也会有调节的能力。而且，在治疗的过程中，他会产生抗体去抵御病毒的入侵，他也会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适应能力，去不断适应外界。我相信我们的社会也是这样。

4．西方世界的政治家们

2008年8月24日下午，在离北京奥运会闭幕前的几个小时，我在离“鸟巢”不到十公里的英国驻华使馆大使官邸，专访当时的英国首相布朗。

英国大使官邸坐落在紧挨长安街的光华路上。这是一个简单而又幽静的小院子，房间里的布置是典型的英国式的，家具和装饰都透着一股浓烈的英伦风情。外面的院子倒是一般般，一段石子铺成的小路通向一片茵茵的绿草坪。这里就是我们采访的场地。

按照英国大使的要求，我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官邸，因为大使先生要就采访的一些“细节”，提前和我磨合一番。见了面，大使先生先带着我在官邸的里里外外转了一圈，当然也包括将要专访的草坪，然后我们一起回到会客厅。

大使说，首相府对我的这次专访高度重视，几次派人到使馆看场地，研究“细节”，并责成使馆全力协助，做好采访。说完这话，这位一向不苟言笑的大使，忽然间摇身一变，俨然一副大导演的架势，说：“我们是这么设计的：一会儿，你就站在会客厅这个位置，首相先生到了后会从你面前的这扇门进来，你们握手致意。注意，握手时你要主动示意首相和你一起面对窗户，因为这里光线比较好。之后，你们两人有5分钟聊天热场的时间，我们建议，你们可以以这幅英国油画和这个中式屏风作为背景。然后，你们一起沿着那条小路走向草坪。注意，走得慢一点，是边走边聊的样子。”

2008年，我在北京的英国驻华使馆大使官邸的草坪上，专访当时的英国首相布朗。采访前，英国大使变身“大导演”，细致地给我和首相大人说了一回“戏”，从何种角度光线最好，到散步时的最佳速度，面面俱到。我和布朗不但圆满完成了采访，还合力“秀”完了这套外交“表演”。

原来他之前说要磨合的“细节”就是这样啊！我晕！虽然专访布朗首相，是我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近水楼台”对十个外国首脑和体育名流的专访之一（就在几个小时前，我还采访了伦敦奥运会的形象大使贝克汉姆），但英国人的较真和注重细节在这一刻让我折服。

布朗的采访，基本上是按照这位英国大使兼导演的“说戏”开始的。布朗比我想象的要高大一些，不太笔挺的西装穿在他身上倒也服帖，他讲话有点口齿不清，但和他的搭档布莱尔一样，一口绝对标准的英式英语。布朗小时候患有眼疾，后来一只眼落下了终身残疾，面对面时还是很明显能看出他那只假眼。将近40分钟的专访，他一直很配合我。看得出，他在来之前也一定“被说戏”了，所以从进门到握手寒暄到漫步至草坪落座，布朗首相几乎和我心照不宣地“秀”出了应该的“戏份”。

布朗是来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我们的采访又是在闭幕式当天进行的，所以自然那次访谈集中在北京奥运会的焦点上。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可谓一波三折，先是“3·14”藏独闹事，西方世界被达赖忽悠之后一片哗然，矛头直指中国政府“镇压”藏族群众；接着是“5·12”汶川大地震，一向高举人道和普世价值大旗的西方世界，又几乎一边倒地将同情和慰问送给了中国人民，并将赞许送给了之前他们大骂的共产党政府。因为他们心里明镜似的知道，13亿中国老百姓不能得罪，他们是自己继续过富裕生活的来源和保障；另外，经常受制于议会式民主和党派利益争斗羁绊，大事小情都放不开手脚的西方政府，当看到中国政府在如此大的灾难发生时，还能有强大的国家调动能力，只能自叹不如了。之后，又出现了奥运火炬在多个西方国家城市传递时被破坏捣乱的情况，这其中最严重的首推英国首都伦敦。再往后就是西方舆论要求国家政要抵制出席开幕式的威胁了。直到临近开幕，有关北京治安和气候的质疑依旧甚嚣尘上。

关于“火炬被抢”的问题，之前就被英方委婉地拒绝回答。也许是怕得罪英国国内的那些人吧，也可能是布朗觉得回答这个问题难免尴尬，有伤和气。“新闻自由”在西方有时也只是个美丽的传说，我的问题单就多次被西方国家政要的新闻官审查过。当然，他们更注重方式方法，一般会“善意而委婉地”建议你修改或者删除某个敏感问题。

关于抵制出席开幕式的问题，布朗的回答立场鲜明：不应将体育和政治挂钩。其实，当2008年8月8日奥运会在“鸟巢”绚丽开幕时，抵制北京奥运的闹剧已经以失败告终。美国的小布什、国务卿赖斯，法国的萨科齐，澳大利亚的陆克文，不少西方国家重量级的领导人无一缺席“鸟巢”。布朗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北京之后就是伦敦奥运会，别的不说，捉襟见肘的伦敦奥运会，还指望着中国经济和中国游客拉他们一把呢。

所以，当我问到对北京奥运会如何评价，对当天晚上的闭幕式有何期待时，布朗谦虚而幽默地说：“我很期待今晚的闭幕式，但我很担心伦敦，因为你们的开幕式已经让四年后我们在伦敦‘压力山大’，望尘莫及；至于中国运动员的成绩，我只想说，多谢你们的运动员手下留情，没有把所有的金牌都拿走，多少给我们留了一点。”2008年北京奥运会英国拿到了19枚金牌，但四年后这个数字是29。

在谈到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举办本届奥运会所付出的努力时，布朗表示：“中国人民应该为取得的成绩，和举办出如此成功的盛会感到骄傲，伦敦在筹办时会从中学习。而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告诉我，如果你不断地深入到细节中去，你会发现所有的部分都设计精准。今天我参观了奥运村，运动员对所有细致的安排感激不尽。运动员是奥运会的中心，而中国组织者为他们的登台做出了充分准备，全世界都对此非常关注，可以说是第一次全面认识了中国，这就是我们所感受到的经验。”

那一天的专访，我从布朗口中听到的，全都是中国好、中国牛，英国和中国关系很重要之类的溢美之词。坐在这个西方政治家的对面，看着他忍着北京极度闷热的“桑拿天”，诚恳而卖劲地表白，我的心中却充满疑惑。

难道这就是小时候我“被教育”的所谓“资本主义的虚伪性”的现实写照？要不是的话，你干吗昨天抢我们的火炬，羞辱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想，今天又转过脸跑来捧场？要不是的话，为什么你在国内议会口若悬河把中国骂个狗血淋头，而坐在北京又会把中国捧得跟朵花儿似的？要不是的话，为什么一面强调跟中国的合作，而另一面还非死抱着对中国的所谓武器禁运不放、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呢？

而反过来，我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在面对中国国家电视台记者时，所表现出的真诚。许多西方领导人，当我和他们一对一、面对面的时候，他们是真诚的，甚至是可爱的。当法国总统希拉克在爱丽舍宫和我高谈阔论李白、杜甫的时候，我相信，他是真的喜欢中国；当默克尔女士在西安深情地描述她和温家宝总理之间的默契时，我相信，这位德国总理是看重和我们做买卖的；当英国首相布莱尔宁愿我坐着轮椅（腿伤骨折），也要点名来央视接受我的专访时，我相信，那是因为他们真的重视中国这个舞台。

今天的西方世界，到底是个怎样的世界呢？答案是复杂的。

本质上讲，今天的西方和八国联军时一样，是强权的，是趋利的，是势利的。布朗在我的那次采访中表示，英国已经同中国方面签署了协议，要向中国取经。他还用了一句英国的谚语，来形容英国人对北京奥运乃至中国的态度：“不要害怕对手获得荣誉，而要互相帮助走向完美。”说实话，我不太相信。

无论从对中国的武器出口限制，不愿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还是对中国产品的制裁、双反、征税（从早些年的打火机、袜子、鞋到最近的光伏产品）等等，西方国家是害怕中国的，不光担心崛起后的“中国威胁”，也害怕“中国制造”遍布全世界抢了自己的饭碗。当年中国进入世贸组织的时候，他们逼着我们做出了很多让步，开放金融、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让中国人并不感冒的英国红茶和法国奶酪，摆上北京、上海的货架，可当中国的衣服鞋子和太阳能帆板占据他们的市场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搬出各种法律条款对你下死手。有什么办法？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强权的西方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和由他们掌握的话语空间的世界中。

然而，西方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又是多变灵活的。今天的西方已经完全接受了美国式的实用主义。为了利益，别说对你笑，说你爱听的，就是叫你声“爷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德国的默克尔总理在奥运会前后，算得上是个反华的“急先锋”，她不仅见了达赖，还毅然缺席了北京奥运会。但此一时彼一时，2008年之后，西方国家陷入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漩涡中。英国《金融时报》就曾评论道，在美国和欧洲许多地区的需求疲软的情况下，许多德国制造商认为，德国这个欧洲最大经济体能够奇迹般的艰难复苏，要归功于与中国贸易的推动。2009年，中德双边贸易额仍达到1057.3亿美元，占中国和欧盟贸易的四分之一。德国对华出口额则达到558亿美元，成为德国外贸的一大亮点。

2010年7月15日，默克尔“摒弃前嫌”，带领一半的内阁成员、25家德国企业巨头，以及众多国会议员，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当时许多媒体普遍认为，此次访问表明，经济合作将再度成为中德交往的主轴，更有评论把此次访问看作是默克尔对华政策的默默转身。因为傻子也会算账。当四天后默克尔离开西安时，在她的口袋里带走了十项协议，以及40多亿美元的大单。

2010年7月17日，默克尔在古都西安度过了56岁的生日，我在她生日当天在西安采访了她。这是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五年来，首次接受中国电视媒体的采访。出于礼貌和采访现场的气氛，我们为默克尔送了一大把鲜花。

后来我在网上看见有人骂我，说：“看见水均益采访默克尔就来气，怎么会没有问达赖的问题、德国媒体普遍的反华问题、张丹红事件（《德国之声》采访部副主任张丹红，因为发表‘亲中国’的言论而被停职）？采访简直是在中德关系完美和记者先生超彬彬有礼的气氛里进行！”

对于观众的批评我一向虚心接受。不过，作为央视的记者，采访外国首脑的问题单一般不是我们记者说了算的。至于彬彬有礼，我倒觉得无可厚非，总不能瞪着眼珠子跟对方吵架吧？

默克尔那天并没有因为过生日而穿得大红大绿，而是一身工作装，白色的长裤，上身一件米黄色的职业女装。虽然我像采访外国政要一贯的“彬彬有礼”，但采访开始后，我马上抛出了一个问题，问道：“默克尔女士，采访按中国的说法，您是属马的，中国有一个词叫马到成功，是不是这次访问中国，对您已经是马到成功了，您这次中国的旅途，会不会像有些媒体说的，更多的是为了做笔生意？”

默克尔答道：“我的中国之行包含许多方面，我自己觉得这次中国之行是非常成功的。如今有很多的德国企业，都在中国进行投资，大概有六千家德国的企业在中国进行投资，这些投资者实际上也是在向中国提供就业机会。中国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国家。如果我们去看一下，过去这几十年来中国所经历的变化，看一下中国需要克服的问题，比如西安每年有30万大学毕业生，他们要工作，他们要住房，实际上都是非常难的问题，这些都不是我们一下能够了解的。但反过来讲，德国在其他方面，比说在环保、城市规划，以及能源利用等方面，我们有很多很好的经验，我们也非常愿意把这些知识技能与中国的朋友们分享。”

这就是成熟的西方领导人，面对你绵里藏针的问题，他（她）既能熟练地“背书”，说一套冠冕堂皇的套话，也不忘把自己的利益向你不失时机地推销一番。但好话归好话，原则问题上他们是不会松口的。当我问默克尔，欧盟什么时候会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时，默克尔的回答温柔而巧妙，她说，从原则上来讲，欧盟并没有拒绝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要想让欧盟承认的话，可能中国还有一些技术性的工作要做。

2009年默克尔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之一，《时代》周刊这样评价她：“默克尔是一个务实并善于抓住机会的人”。那一次，她的确很好地抓住了中国的机会。

今天的西方，是富裕、安逸、环保、开放的西方，是一个我们许多中国人自认为了解，却并不真正明白的天地。2013年9月，在又一场被称为“沉闷和没有悬念”的大选之后，默克尔顺利地第三次当选为德国总理，未来四年继续执掌德国。

说起来，这个德国前总理科尔眼中的“小女孩”，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穿着打扮很传统，甚至有一点土气，行为方式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的女政治家。然而，她在德国却拥有极高的人气。60％的支持率让默尔克成为二战以来，德国最受欢迎的领导人，也让她的很多竞争者望尘莫及。其实，默克尔顺利连任，从侧面反映出了今天德国内政外交的一些基本思路。

今天的德国是一个高度稳定的国家，德国人在没有重大危机威胁他们的情况下，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贸然转向，他们希望国家的政策保持“连续性”。另外，默克尔的务实作风，也符合今天德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诉求，既不跟着美国跑，也要和俄罗斯、中国等国家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然，生意上除外。

用一位德国专家的话说，德国选民并不傻，他们不会选“辣妹”当他们的总理，他们需要一位他们能够信任的务实认真的领导人。而默克尔这位来自前东德的物理学博士，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行走在今天的欧美各国，只要你肯花时间稍微深入一点他们的生活，就会发现，其实这是一个让你我感到陌生的世界。西方人的富裕程度，已经不再用香车豪宅这“硬指标”来衡量了。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土豪”们，提着装满现金的LV箱包，到巴黎疯狂购物的时候，在戛纳海边一家尊贵酒店的餐桌上，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某瓶红酒的年份和它所属酒庄的故事；当薄谷开来费尽心机用受贿来的钱，想要为儿子购买一套地中海面朝大海的别墅时，在不远处意大利的一座小岛上，贝卢斯科尼想要的是天下所有的美女，和上上下下当总理的快感；当几亿中国人在拼凑来的假期里，无奈地被堵在通往旅游景点的路上时，挪威首都奥斯陆的一家人，正开着旅行车驶往靠近北极的一片无人水域，他们车顶的行李架上放着一条独木舟。

有人说，今天的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有着“代差”，在我看来，我们和他们似乎就不在同一个星球上。多年的发达和优越，使得西方人在思想深处有了某种“升华”，他们真的不关心政治，但他们却真的关心一氧化碳；他们打心眼里反感专制，却又羡慕举国体制下的雷厉风行；他们不再热衷于建造“泰坦尼克号”，因为驱使那条大船的所有高精尖系统，都出自他们的创造；他们也不再迷信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那样英雄般的高大人物，而更喜欢选出骑着自行车上班的卡梅伦，在快餐店和你一起吃汉堡的奥巴马，以及和你一样用手机发短信的邻家小伙儿或小姑娘，当自己忠诚的公仆。

今天的西方也是个旧世界。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经怒斥法德等那些不愿和美国一起打伊拉克的欧洲国家是“老欧洲”，但他自己却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今天的西方国家整体上实际上是一个旧世界。

随着工业革命，西方国家率先发力，在全球攫取了足够的资源和财富，在近300年里，他们统治着世界。但是，所谓“霸极必衰”，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开始的时候，人们渐渐发现西方国家里弥漫着一种好吃懒做、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多年的高福利、高度完善的社会机制，以及高度民主下产生的极度自由主义，使他们的优越感无限膨胀，进而产生世界大同和人类和谐的幻觉，失去了他们先辈打天下的斗志。

《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里有一个理论，把世界经济用5种加油站来划分。在讲到西欧加油站时，弗里德曼惟妙惟肖地描述出了当今西方世界真实面貌：

第三种是西欧加油站。油价是5美元一加仑。加油站里只有一个工作人员。他很不情愿地加油，面无表情地换机油，而且一直在唠唠叨叨地对你说，工会的合同说，他只负责加油和换机油。他不擦洗车窗玻璃，每周只工作35小时，每天中午还有90分钟的午餐时间，午餐时间加油站关门。他还有6周的假期，每年夏季可到法国南部去度假。在街的对面，他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叔叔在玩地滚球。他们已经10年没工作了，因为他们国家的失业保险支付给他们的钱，要多于他们最后一份工作的工资。

相比弗里德曼十几年前的这幅描述，2011年我在戛纳看到的情况，只能比这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个时候，主权债务危机席卷欧元区，希腊还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但西方舆论指责的矛头，却指向雅典的那些示威者，认为他们不工作还想多发钱多休假，才是危机的根源。然而，有这样想法的何止这些希腊人。

前些年，我的好朋友刘欢因为要陪女儿在美国读书，在纽约租下了一栋房子。在国内习惯了各种周到的上门服务的他，却在美国寸步难行。

在一家大型家具超市买了一个床垫后，刘欢却怎么也找不到送货上门的服务。无奈，我们这位超级明星只好买了绳子，自己爬上吉普车把床垫绑上车顶，一路开回家里，再手拉肩扛一个人把床垫搬上楼。

人力少、人力贵，折射的是今天西方的这样一种模式：少雇人，但支付高额工资，同时征收高额税款，以此来慷慨地救济那些并不急于找工作的失业人员，并提供大量的其他福利。我没有资格从经济学角度质疑这样的模式，但我总觉得，相比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内时而无序的蓬勃和火热，西方这套近乎残酷的机制，代表的却是一种腐朽。而我更喜欢无序的蓬勃与火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