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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作者：水均益当前章节：13747 字更新时间：2026-6-28 12:30

Chapter 7　访问台湾

“我站在海岸边，

把祖国的台湾省遥望。

日月潭碧波在心中荡漾，

阿里山林涛在耳边回荡，

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

我们日日夜夜，

把你们，

挂在心上……”

1．圆山饭店舌战“台独”

我一直想去台湾，也很想了解台湾。但因为我是跑国际新闻的记者，涉及台湾的报道，在央视原则上归于国内报道。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我跑了很多地方，却都没机会去台湾。

我之所以对台湾感兴趣，除了因为它是祖国的宝岛外，还跟自己的家族渊源有关。我爷爷新中国成立前是国民党西北教育总署的高级官员，据我父亲讲，新中国成立前，蒋介石安排国民党高层撤到台湾的时候，也给我爷爷分配了指标，机票都送来了，但我爷爷当时不愿意走，他认为中国大陆是自己的祖国，故土不可离。所以，他都已经坐上车准备往机场走了，突然间改变了主意，没有去台湾。这似乎是冥冥中的一种注定。所以，我一直很好奇，我爷爷他们这一辈的同僚们到了台湾，隔着海峡，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特别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台湾地区那边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一直有种很强烈的愿望，想去看看今天的台湾岛。

终于，到了2008年，我有了一个机会，还是一个跟新闻采访无关的机会。

2003年我从伊拉克回来后，被选为第十四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2006年，团中央要组织“十杰青年”代表团访问台湾，与台湾地区的“十杰青年”、“青年企业家”联谊交流。接到通知，我很兴奋，赶紧风风火火地填表准备资料。然而，当时民进党在台湾地区“执政”，海峡两岸交往受到了很大阻碍，旅游完全不可直接往来，基本处于“冷战状态”。祖国大陆党团系统的代表团都被拒绝。

我们一开始报上去的名单有二三十人，后来那边说，很多共产党的精英都不能去，得再报一次；等报上去之后，过一段说彻底没戏了，过一段又说还能去，折腾了三四回，我们都已经疲惫不堪。就在我们要彻底丧失希望的时候，2007年底突然接到通知说，陈水扁那边同意了，可以去了。但是我们的团员加上领队，总共只有7个人得到了台湾方面的同意。

我们从北京出发，在深圳停一下，然后从深圳到香港，再从香港飞到台北桃园机场。在深圳时，我们代表团的领队，也是团中央相关部门的一位年轻领导，专门召集我们开会，严肃认真地布置了一些注意事项。他说，现在台湾地区的局势不好，“台独”势力非常活跃。我们从祖国大陆来，又有团中央的背景，台湾方面会很重视我们这个团。另外，可能会有一些反共势力，想要阻挠甚至破坏我们的行程。所以他专门嘱咐我们，到了台湾，要怎么说话、怎么表态，有哪些问题要注意。那时候海峡两岸之间的交流，还有很多禁忌，我们虽然是祖国大陆的青年参访团，但还是要跟台湾地区的同行们搞好关系。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促进海峡两岸关系的融合。

明确了态度、统一了口径，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一路顺利到了台北。台湾“青年工商总会联谊会”负责接待我们。这个行业协会，有一定所谓的“台湾官方背景”。他们接到我们之后，就让我们上了一辆大巴车，这辆大巴车装饰得花里胡哨，有点像印度的大篷车，挂着很考究的丝绒窗帘，坐着挺舒服；还有一位胖大姐，做我们的陪同。

当天晚上，台湾“青年商会联谊会”和一些台湾本地“杰出青年”代表，在台北著名的圆山饭店宴请我们七人。圆山饭店声名远扬，它位于圆山的半山坡，能够俯瞰台北夜色，是蒋介石到台湾之后，宋美龄组织修建的。刚开始规模不大，上世纪60年代又翻新了一下，完全是按照北京故宫大殿那种古香古色的风格建造的，雕梁画栋，有各种鎏金的狮子、龙、牡丹花装饰，朱红漆的大柱子，还有一个长廊，真有点像中南海。这个饭店，历来都是台湾当局接待国内外重要人物的地方。后来我国国台办的主任陈云林，在海峡两岸关系回暖后去台湾访问，就住在圆山大饭店。

那是一个特别有祖国大陆味道的地方，外观、服务和文化，都有浓郁的乡情。其实，在台湾，无论是台北还是其他地方，真正那种古色古香的传统建筑，其实不太多。多数都是蒋介石时期留下的，这些建筑和祖国大陆之间，都有种回望勾连的意味和情结。比如圆山饭店的朝向、摆设，还有它门前的牌楼，都透露着一种遥望的感觉。因为1949年很多人到了台湾，又特别想找回南京、上海、北平那些故乡的影子，就修建了一批这样的建筑，寄托浓浓的乡愁，颇有怀旧的意味。

访问台湾代表团参观台湾《新闻夜总会》节目。《新闻夜总会》是台湾最早的新闻谈话类节目之一，前身为TVBS频道每周五播出的《颠覆新闻》。每期节目多邀请三至四位新闻记者与名嘴，针对新闻与政治话题进行讨论。

参加晚宴之前，我们团里的领队就跟我们打招呼说，台湾有关方面的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有支持国民党的，有跟祖国大陆很友好的，也有民进党成员，还有“台独”倾向比较严重的人。那时候，“台独”的言论还很猖獗，而且我们初来乍到，也不熟悉情况。领队希望我们大家互相之间说话还是留点神，别到时候搞得不愉快。我当时也给自己提了个醒，因为我作为记者，平时说话还是挺注意分寸的，但是有时候在酒桌上喝上两杯，一高兴可能就会嘴不把门。

台湾地区的文化、生活中有两个痕迹特别明显，一是祖国大陆的痕迹，它的夜市、小摊跟我们北京东华门、簋街很像；餐饮啊、待人接物啊，都很接近祖国大陆。还有就是日本的痕迹，因为台湾地区曾经被日本殖民统治过一段时间，一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回到中国人手中。在台湾，日本的势力和影响一直比较强大，李登辉执政期间，尤其如此，他甚至自认是日本人。所以，台湾有很多文化跟日本也很接近，比如祖国大陆人互相见面也就是握手，稍微点头示意；而日本人会非常认真地九十度鞠躬，台湾人就介乎于这两者之间，比我们鞠躬要深，但是也不像日本人那么“隆重”。

那天的晚宴设在圆山饭店一个特别大的包房里，那个包房能坐三十到四十个人，我们分两桌而坐，每桌大概坐了十七八个人，大家互相介绍，这个是什么“商会”的，那个是什么“协会”的，差不多都是年龄30到40岁之间的各界精英，都西装革履、文质彬彬，讲话也很风趣。落座之后，我们七个人的可怜小团就被拆成两拨，分坐在两边，开始酒宴。

台湾人很讲究，接待远方来的客人饮宴时，作为东道主，一定会有个代表起来讲一段欢迎的话。他们称呼人的时候，是把名字拆开的。比如，他介绍我时会说，非常欢迎水先生均益。这种待客和说话的方式让我觉得既新鲜又很传统，仿佛“穿越”回了我爷爷那个时代。

介绍和致辞后，还有很隆重的举杯仪式，然后就开席。几位主要人物先举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大家熟悉一点了，开始互相一对一“私下联络”，慢慢地说开了，进入状态了。对方人很多，我们一共才七个人，势单力薄，还有一位是女士。团长和另外一位团员不会喝酒，这样最有“战斗力”的就是我了，我四下一望，也只能挑起这个大梁，既来之则喝之，反正不能给咱祖国大陆丢脸。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喝的是金门高粱，度数还很高，酒劲也很大。对方也有点咄咄逼人，毕竟他们人数是我们3倍多，轮番敬酒，单独示意，大概喝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酒劲已经上来了，虽然我平时的酒量还可以，但在那么一种场合和态势之下，不知不觉地也有些飘飘然了。

酒喝得热闹了，大家也聊开了，话也就开始升级了。一开始，大家说话都很拘谨很客气，甚至于都说“大陆的朋友”怎样怎样，用词很小心。到后来，就开始有点火药味了。后来我才知道，饭桌上坐的有几位，是民进党的“少壮派”，很受高层的赏识，观点上也比较激进，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大家喝着喝着，突然我就发现，有一个坐在我对面的老兄，瘦瘦的，梳个很亮的小背头，开始说一些类似于“我们台湾和你们中国”这样刺耳的语言。

那位老兄一看我坐在团长旁边，又比较能喝，别人又介绍说我是“国嘴”，问我问题就有点略带挑衅，一点一点地逼近，刚开始他就问：“水先生均益，你们现在在中国做新闻，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吗？”

我按照个人一贯的理解回答他：“无论在哪个社会，包括在台湾地区，做新闻也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个人观点一定要和你所代表的平台的立场相吻合。我们在根本上是记者，要传达的首先是客观事实，我又不是评论员，不是理论家，不能上来以后就先是一大堆‘主意’，只要说的是客观事实，想报什么就报什么。”

紧接着，他又拐弯抹角问了一些新的话题，总是“你们中国我们台湾”这样地说，我之前就觉得心里有点不太爽，好几次想提醒他，但又没找到合适的方式，怕不礼貌，也怕无意中挑起“敏感话题”，让现场气氛失控。但是，酒劲一点一点在往上走，人也一点一点开始“嗨”，话题也越来越进入实质，越来越有挑战性，越来越刺激我对酒精的承受能力。

刚开始，我还一直想：反正饭桌上，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我不接你茬就完了。没想到后来，那位老兄边上又多了几个帮腔附和的，也在那儿拿话挑拨。到最后，一位老兄直奔主题地问了：“你是中国的记者，你觉得要是我们台湾独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然后直截了当就问，“中国会不会动手？”

我是真不想接话，尽管他们老是冲着我问，我边上不是还有团长吗？我就示意我们团长说一些“官方”的话，类似于“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自己人肯定不能打自己人，台湾历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当然还是希望不要走到这一步”这样的话。可对方不太满意，冲我说：“其实台湾独立不伤害任何人，反倒会给你们中国省掉很多麻烦、卸掉很多包袱。水先生的分析和判断是怎样的？”

这时候，我对酒精的控制终于到达临界点了。我倒了一大杯酒，对那位仁兄恭恭敬敬地说：“我敬你一杯。”他还推辞说：“哎呀，我们不要喝这么多。”

我就说着“主随客便”，有点挑衅意味地端起杯子一饮而尽，然后坐下来正色说：“既然这位老兄问我，那我跟你说说我个人的感受，你也是中国人，你别老跟我‘你们中国、你们中国’地叫板，你回去查你的祖宗十八代，你一直都是中国人！”接着，我对他说，“既然你问到这个，我不代表祖国大陆官方的任何机构，我们在这个饭桌上，都是私人朋友，我只代表我自己。”

我就给他讲了一下我爷爷的事，我之前也说过，我爷爷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是国民党文化界的高级官员，也是西北地区的文化名人。我告诉他们：“我爷爷当时半条腿都踏上飞机了，但是他最后还是选择留在这边。后来在‘文革’时期，他也因为这段历史受到过冲击，但是老爷子到临终时也没有后悔过。曾经也有人问过他，你当时要是把几个儿子带去台湾，现在你家就不至于这样啊，但是我爷爷一直到最后都坚持说，你就算去到台湾也是中国人啊，这儿就是我家，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所以我不后悔，也从来没后悔过。”

我讲这个故事，也是想用一些亲情、人文的因素，软化一下现场气氛，换个角度切入。然后我对他说：“你刚才问我，假如台湾有一天宣布独立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党中央、国务院会怎么决定，但我是个记者，我有条件和机会接触到很多祖国大陆的老百姓，而且现在网络很发达，你不信，去祖国大陆的各大网站看看，反正我觉得，广大人民的意见肯定是，决不答应！”

我说着说着越来越激动，那么一大杯金门高粱的劲道就冲上来了，说话就有点收不住，有点“趾高气扬”。按照同行团员的形容，我那天像个领袖人物一样，站在那儿“指点江山”，逻辑还很清楚，说理也一层一层的，反正最后的结论就是，台湾如果闯了红线，宣布“独立”，那就没有任何的余地和退路，一定会有战争。团长一看局势不妙，只能打个圆场，带着我们迅速退场了。我那天确实也喝多了，头很疼，一回去就睡了。

老实说，现在回想起来，我说的真的就是我个人的观点，既不代表电视台，也不代表任何官方。海峡两岸的历史问题再怎么纷纭复杂、起伏风雨，我们都无法想象，把台湾从中国版图里分离出来。13亿中国人绝大多数不会接受，那么政府肯定要对这样的民意有所回应。其实后来，我们的领导人也说过，不排除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两岸关系最好是和平协商解决，但如果有一天，台湾真的要宣布“独立”，那这事就没得可谈了。

第二天吃早饭时，我们团长专门坐到我旁边来，忧心忡忡地跟我说：“水老师，你一边吃，我一边跟你谈谈。”然后他把昨天的事跟我重述了一下。我当时一听，很有点吃惊，这才意识到，前一天我“喝断了片”；一觉醒来，感觉记忆都有点模糊了。

我就特别担心，会不会出了什么丑，或者真的说错什么话了。团长安慰我说，那倒没有，但是你的言辞和观点太露骨了，语言也有点暴力。他说：“昨天晚上没好意思跟你说，那几个人确实是民进党背景，他们有点故意把这事挑起来，如果咱们一旦开始双方论战，那这个性质可能就变了。很多媒体都在盯我们这个团；台湾地区的媒体也很八卦，很善于将任何领域、包括政治领域的事情，都能弄成八卦。咱们后面还有好几天，这次主要也还是参访和交流，以友好为主，能不能考虑一下，别因小失大。”

我有点如梦初醒，也有那么一点点后怕，连忙反省，并说下回你们别推着让我喝酒了。因为台湾也是个酒文化的社会，人家请你们，你们都不喝，多尴尬，好像很没面子、很跌份。因为团长他们那天确实跟对方说，水先生酒量不错，就他跟你们喝吧。我就说，你们以后也替我分担一下，也都喝点，这样我也就不会犯错误。

我们那次去台湾是在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台湾即将迎来它的地区“大选”，陈水扁任期快到了，马英九代表国民党正在鼓噪、壮大自己的声势。由于之前被陈水扁的民进党打败，后来陈水扁又搞了一起“枪击事件”的闹剧，连战在选举中落败，导致国民党这派势力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因此，很多接待我们的国民党派系人士，在言谈中都有种壮志未酬、耿耿于怀的情结，说：“民进党这八年把台湾弄得太糟糕了，而国民党在这八年进行了很大的改革，这一次我们的小马哥（马英九）志在必得。”我们去到台湾地区各界，都能感到国民党的支持者们憋着一股子劲；接待我们的，也更多是国民党方面，像圆山饭店这样碰到民进党人士的情况很少。可能他们看到老水弄这一出，也有点吓到了，后来就尽量没有安排民进党人士与我们对话。

在台湾《2100全民开讲》节目演播室过一把做主播的瘾。《2100全民开讲》是台湾TVBS所制播的带状谈话性政论节目，因播出时间是21:00而得名。节目主要内容是邀请名家名嘴针砭时弊、评论政策与政治人物言行。

当时的台湾地区，有一种“改朝换代”的躁动感，国民党支持者和国民党的“候选人”马英九卧薪尝胆、厉兵秣马，誓要夺回“执政权”。而台湾的民众也已经忍受不了陈水扁和民进党的极端“政策”把两岸关系带到剑拔弩张的危险境地。这是台湾地区大多数人的一种共识，而且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沉淀，面临着重大变革的前夜。

当然，我们那趟没有去台南，南部据说是民进党“票仓”所在，民进党的“理念”会突出一些。但是从台北、新竹、桃园、台中一直到高雄一路走下来，“变革之气”十分浩荡，特别是这一路陪同我们的“台湾商会”的一位女干事，她一路上跟我们讲了很多，对于马英九领导的国民党“重新执政”一种强烈的信心，感觉势在必得，志得意满。

我发现，在台湾民间，的确存在一股很强的“想要独立”的民意。在他们的话语言谈中，会掩饰不住地、很自然地流露出这种情绪。比如说，我们在大街上看到了一些抗议示威游行，发出“台湾加入联合国”、“拯救新台湾，让台湾有自己的个性”这样的呼声。但是反过来，我们这一路也听到很多其他的言论，比如“台湾如果离开了祖国大陆，跟祖国大陆的关系没有控制在一定的正常范围的话，台湾社会会越来越糟糕”之类。

我们那次去日月潭、阿里山这些景点，看上去就是一片萧条，虽然那时候可能也不是旺季，但是以台湾地区常规旅游来讲，一月份其实也是旅游的好时候——虽然天气有点冷，但是没有台风，旅游应该会很旺。但我们去的时候，满眼望去，一上午到那儿的，只有我们这艘船。而且周边很多酒店都关张歇业。我们游览完日月潭之后，在对岸岸边吃饭，偌大的一个度假酒店，也只有我们一桌客人。

我们的导游就说，两岸关系好的时候，祖国大陆游客能够多来的话，整个台湾地区的旅游还是很繁荣的。然后她就开始设想说，如果小马哥“当政”，两岸关系肯定会往好的方向发展，起码不会再讨论“战争”啊、“独立”啊这样的问题；再把一些人为的限制放开的话，台湾的旅游经济肯定会发展得非常不错。但是我们当时看到的，只有冷清；传说中非常火爆、经常爆满的101大厦，我们根本就不用排队。

参观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纪念堂时，我们那个陪同很感慨地说：“你看看，他们把这个弄成什么样了！”原来，纪念堂前面的广场，原来叫“中正广场”，有一个很大的中式牌楼，带点吴越风格，青砖灰瓦，江南韵味。结果陈水扁上台后，把广场改名为“台湾自由广场”，纪念堂也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

进到大厅后，正对着的墙那儿，有个蒋介石的雕塑，底座上有他写的一个“中正训”。这些虽然还在，但是所谓的“台湾自由分子”，就是主张台湾“自由独立”的人士和组织，打着“创意设计”的旗号，在那个纪念堂房顶上，挂了好多纸风筝，有几十上百个。导游跟我说：“你站在纪念堂门口，望过去，你能看见什么？”我说：“满眼都是纸风筝。”她问：“你能看到后面有个雕像吗？”我说：“哪儿呢？”找了半天，果然还真有一个。这就是民进党的“去蒋化”举措。

我们还去了孙中山的纪念堂，虽说民进党没有敢在“国父纪念馆”里吊乱七八糟的风筝来掩人耳目，但是感觉还是很冷清、很低调，只在门口有两个宪兵把守着，好像平常也不是对外开放的状态。我们的领队就说，民进党人“上台”后，为了宣扬“台湾独立”的思想，把所有还有国共色彩的东西都淡化。因为在国民党党章、信条、“宪法”里，蒋介石当年的想法，一直到今天马英九那儿，它仍是“中华民国”，两岸是一个国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核心问题是毫无疑问的“统一”。有分歧的只是，谁来领导这个中国。他们认为，他们是所谓的“中国合法领导者”。而民进党上台后，想要彻底改变这个，对外就称“台湾”，尽量淡化“一个中国”的色彩。

台北中正纪念堂。民进党为了消除蒋介石的影响力，在纪念堂里挂满了风筝，遮挡游客的视线。

其实，台湾老百姓对于蒋家王朝的看法，也分为好几个层面，很多老百姓，尤其是老兵，依然怀念着故土，怀念着自己的祖国，坚定地认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的一个小岛。对于这些人而言，看到中正纪念堂的雕像被那些花花绿绿的风筝挡住视线时，内心一定是酸楚的。后来事实也印证，国民党人在马英九带领下一鼓作气，又夺回了“政权”。

我们在台北的时候，当时的国民党秘书长吴敦义专门宴请了我们这个团。那时候，他们算是“在野党”；吴敦信后来当了马英九的“行政长官”，等于是他的“内阁总理”。宴席期间，他专门站起来跟我们说：“我们希望在下一次‘大选’中，我们能够获得胜利，如果我们获得胜利，第一件事就是要坚决明确地宣布，两岸坚决不能打仗，而且希望能够通行、通邮、通人，大的和小的范围全部能够实现。”然后他说，“我们现在全部为‘小马哥’来加油，我们认为‘小马哥’获胜就是我们台湾的福祉，也是中华民族的福祉。”临走时，吴先生敦信还给我们每个人送了一个马英九造型的瓷娃娃。

我把那个瓷娃娃抱回来没多久，就在新闻里看到马英九获胜的消息。当然，我无意对马英九做评价，但是起码从那以后的这些年，直到今天，海峡两岸总体关系还比较平稳。后来，我在北京，还跟一些在台湾认识的、不赞成“台独”的朋友吃过几次饭。

当事过境迁，他们就特别自豪，认为他们在那样的一个“严冬时期”，为两岸打破僵局做了一些贡献，消冰融雪。他们还说，现在阿里山啊、日月潭啊，人气爆棚，简直不得了。我们当时的陪同大姐还对我说：“你知道吗？水先生，你现在要想在圆山饭店吃饭，不提前两个月你是订不到餐位的。”

2．不一样的录像带

一路游走台湾，我们乘坐的都是接待方安排的大巴车，我从开车的司机那里了解到，这个车不是官方的车，是从一个旅行社租用的。车内的装饰很好，可能是专门为了接待我们，还准备了一些丝绒的窗帘；可能也是为了让外头看不见我们。车前有一个闭路电视，虽说台湾不大，但我们去的地方多，每天花在路程的时间也不少。所以，坐在车上无聊的时候，我都看那个闭路电视消磨时间。

我们刚到的时候，一坐上车，司机就开始放电视片，放的是一部纪录片《蒋宋美龄》，片如其名，讲的就是宋美龄的事情。我本想随便看看，没想到一下就看进去了。尽管我们之前已经从各种途径，包括一些能接触到的书和资料里，看到过关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故事，但是那个片子里面很多珍贵的历史镜头，我以前从来没看到过。

其中有一个细节，讲的是1941年，中国的抗战到了非常困难的阶段，国民政府几乎弹尽粮绝、捉襟见肘；而且那时候太平洋战争还没有爆发，美国还在摇摆，宋美龄挺身而出，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夫人”出使美国。这个专题片就描述她利用她自己的个人魅力，利用她从小在美国建立的人脉关系，利用她对于美国社会、西方社会的深刻了解，去做游说工作，为国民政府争取支持。事情的顶峰就是，她跑到美国国会做了一次讲演，片子里有当时的历史记录，隔了多少年，画面发白还跳跳闪闪的，但是宋美龄讲话的原声录音至今令人振聋发聩。

那个片子的解说也写的很好，宋美龄用她那带着点美国南部口音的英文，跟美国的国会议员们打招呼，一上来就引用了一句圣经里面的话，当时一下子就征服了在场的几百号美国议员，全场掌声雷动、人心激动，效果非常好。在那之后，美国政府就下定决心要支持中国的抗战。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驼峰航线”，美国派了飞机和飞行员，组成“飞虎队”到中国的西南来提供援助，给了国民政府很多有形的无形的支持。

那个片子展示的就是当时那段历史，是我们生活在祖国大陆的人，视野所不曾涉及到的历史。它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谈到共产党时，也没用那种带有明显宣传意味的言辞去攻击、谩骂。我作为一个电视专业人员，感觉整个纪录片的风格很纪实，总体上也很客观，将历史资料用一种让你很舒服的语气讲述出来。

2008年时，我已经四十好几了。人到中年之际，会开始对过去的事情，历史题材的东西更感兴趣，这可能是人生的一种自然规律。尤其是以前我知之甚少的一些东西，能够亲眼得见，自然会让我兴趣浓厚。我注意到，大家都看这个片子看得挺入神。陪同一路跟我们介绍沿途风景，大家都客气地回应一下，眼睛还是紧紧地盯着悬在前方的小电视。

《蒋宋美龄》播完之后，我们觉得大开眼界，问司机说你这儿还有什么？然后发现，他还真有不少。比如说，《蒋家王朝》把蒋介石到台湾，一直到蒋经国继任台湾领导人的历程全讲了一遍，他们在台湾干了些什么事，当时的台湾是什么样的情况，怎样从一个近乎于蛮荒状况的小岛，发展到所谓的“亚洲四小龙”，这个进程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再比如，还有《李登辉传》，李登辉当时是我们祖国大陆的“人民公敌”，是“台独”的始作俑者。从他的人生经历中，多少可以窥见他思想的脉络。还有《陈水扁传》，尽管那时陈水扁还是台湾的“领导人”，但对他的评价，在我们看来，也比较公允。

这一整套纪录片，配音、脚本、拍摄方式和资料来源，让我大开眼界。它并不是台湾当局或是国民党当局制作的宣传片，光碟在台湾市场公开出售。我也可以很客观很负责任地说，那里面几乎听不到什么“反共言论”，反倒是客观反映了国民党的很多“政策”失误和昏庸之处。比如说，描述蒋介石让蒋经国去上海“打老虎”，惩治腐败，制裁“四大家族”，遇到的那种现实困难，盘根错节的种种利害关系，都有详细描述。而且它还讲到，宋美龄当时亲自干涉，蒋经国就不能办谁家的亲戚，为此蒋经国和宋美龄还大吵了一架，后来蒋介石在中间做了个工作，蒋经国才放弃了法办那个人。

在《蒋宋美龄》里，讲到了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台儿庄大捷等，描述了当时中国军队是如何英勇抵抗，殊死一搏，提振中华民族的士气。不要笑我无知，那确实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原来危亡关头不仅是八路军在抗日，实际上国民党的军队也打了很多仗，国军也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380万国军阵亡将士，谱写了中华民族气壮山河的抗战史，彻底破灭了日本帝国主义“三月亡华”的狂梦，为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前些天，我看了一个国产剧里也有这样的描写，说明其实我们现在对那一段历史，也开始很透明了，比较客观，不再是自说自话了。这几年，我们的电视剧和电影里，开始真实地反映抗战期间国民党的军队发挥的正面而且关键性的作用，这是不小的进步。

当时，我们身处台湾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又看了这样的史海钩沉，感觉荡气回肠、心潮澎湃，对于历史的认知和结论，有了新的想法，对国共那场内战，包括今天的海峡两岸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我跟同行的人说，我们应该把这个片子引进，让祖国大陆的老百姓也看一看，对于我们做统战工作，对于海峡两岸交流都很有好处。因为在我的概念里，对待历史问题越公正客观，越容易形成共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大家就能在一个平台上对话交流，而不是各说各话，那样只会南辕北辙。

当然，我相信，那个老司机有可能是听说我们是从祖国大陆来的，而且带有中央背景，也有意识地放给我们看看，他所理解的真实历史。我们一行人后来一块儿聊天的时候，也觉得，作为中国人，了解近代历史发生的那场变革的真实状况，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今天的国家是怎么来的。用历史的眼光看，任何事情都是有相互关联的，没有1949年那一幕，就没有今天，所有事情都可以在历史里找到因果和勾连。

那一路在车上看纪录片，对我而言，是一次精神之旅，大开眼界，对于当年的国共之争，对今天的台湾问题，也有了一种“再认识”。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叶，中国发生了一场内战，相争不下的两个政党，背后代表各自的利益集团。国民党更多地代表资产阶级，有权有势的人，而共产党代表的是广大的穷苦民众。双方进行的是一场权力的争斗，和一次社会制度形态的选择。最终以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中国迎来了社会主义。

之后，蒋介石逃到了台湾，一心想要“光复大陆”。但是过了好多年，他看到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最后在绝望中死在了台湾。蒋经国“上任”后，实行的是一种“开明政策”，在他父亲失败的基础上总结了一些经验，好好地治理了一下台湾。他开放和开明的“政策”，使得台湾社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了飞速发展的状态，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

而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最后也导致了台湾社会的一些不满，因为当时国际上的大趋势，很多国家都开始进入“民主化”，而国民党作为“执政党”，一味地采用“高压统治”，到了一定程度，民众就会不满，于是就产生了民进党这样的“政治势力”。

最初，民进党只是要求一定的自由度和“治理社会”的发言权，但是恰恰由于国民党的打压，造成它后期的主张开始走极端。因为当时民进党寻求不了更多的支持者，就把目光转向了土生土长的台湾本省人。这些人跟国民党没有感情，跟我们新中国也没什么感情，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中，新中国就是共产党统治的社会，民不聊生、没有自由。他们与我们之间有长时间的隔绝，对祖国大陆也不了解，加上国民党在宣传、舆论上的灌输，他们产生了一种思想：我就是台湾人，我们应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

民进党和土生土长的台湾本省人，都是当时在台湾被国民党镇压、压迫的底层，他们在一起碰出了火花，形成了一股合力，他们不在乎海峡两岸能否统一，只希望在他们生活的那一片土地上幸福生活，这就催生出了后来李登辉、陈水扁为首的、要求台湾成为“独立国家”的势力。蒋经国死后，李登辉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样一种思潮。于是，他借助改革国民党，开始玩弄手段，一步步放开了“台独”势力的笼子。可以说，“台独”势力是被养虎为患，一点点养大、一点点姑息出来的。

其实很多去过台湾的人都会说，台湾跟祖国大陆太像了，无论文化传统还是风俗习惯都是一脉相承的，到台湾根本没有“出国”的感觉。在台湾，你照样吃着火锅、烧烤、羊肉串、山东的煎饼、四川的麻辣烫，都是地道的风味，一点也不需要适应，你感觉那里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

现在，尽管马英九的国民党又重新“执政”，但马英九毕竟是一个政客，他会根据潮汐的变化调整“政策”，他抛出了一个所谓“三不”：“不统、不独、不武”，作为跟祖国大陆处理关系的原则。我感觉这是个略带投机色彩的策略，“三不”之间是互相关联、互为条件的，翻译过来的大致意思是：你不统一我，我就不独立；我不独立，你就别打我。也就说，他给自己留了一定的后手，要看台湾民意的变化趋势再判断下一步怎么走。

马英九最近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说，台方的“两岸政策”是在“宪法”架构下，维持两岸“不统、不独、不武”现状，并且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基础上，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事实上，过去20多年来针对该议题所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将近80％、甚至超过80％的台湾民众，都支持维持“不统、不独、不武”现状，我们认为这其实很接近台湾的主流民意。

而今天台湾的民意是怎样的呢？它不是1949年蒋介石刚刚跑过去时那样，也不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蒋经国统治时期时那样，也不是李登辉、陈水扁统治时那样。一个客观现实是，台湾有些地区的老百姓，跟祖国大陆没有什么情感基础，有一种“我做自己不好吗？”的“自觉”意识苗头。我听台湾朋友说，若干年前，你要是在台北大街上，碰到一个1949年过来的老兵，你跟他说，老先生，让我们台湾独立吧。那个老兵会毫不犹豫地抽你两个大嘴巴子，然后大骂你一顿。但今天，“台独”势力在台北街头可以公开集会，高呼“台独”的口号，而路人们多半选择视若无睹。

这不能不令人担忧。假如两岸交流继续隔膜，会让这样的思潮越来越加重，“台独”势力也会越走越远。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民众离祖国大陆的情感、血脉、文化，也会越来越远。我们之间的距离会变得越来越大。真到那一天，也许会有人铤而走险，真的迈向“独立”，而那将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灾难。

在日月潭边上，有一家酒店，叫作“涵碧楼大饭店”。据说蒋介石来到台湾后酷爱日月潭风景，觉其灵气逼人，便钦定涵碧楼为个人行馆。涵碧楼矗立在涵碧半岛最顶点，可以俯瞰日月潭、远眺远处的光华岛。蒋介石喜欢在日月潭边上的涵碧步道散步，每每眺望到对面光华岛上的一座山峰，都觉得山峰轮廓特别像自己母亲的侧脸，于是他就让人在那个山峰上修了一座慈恩塔，在那里安葬了母亲王太夫人的灵位，以此寄托他对母亲的思念。

走过“两蒋”时代之后的涵碧楼，曾一度随岛内清算蒋家的政治现实而迅速衰败，在1999年台湾“九二一”大地震中，涵碧楼不幸坍塌损毁。现在在原址修建的涵碧楼大饭店，就是台湾中部最大的地产巨头——乡林建设集团投资开发的，建筑设计风格简约，禅味浓厚，但是超五星级的规格，让其跻身台湾顶级豪华酒店。

坐在游览船上，看着烟雨蒙蒙中的日月潭，听着台湾陪同介绍那往日斯人斯事，我忽然回想起了几年前和好友刘欢在海南岛的一幕。2005年，我和刘欢相约一同前往三亚蜈支洲岛度假。蜈支洲岛是三亚最美的旅游度假景点之一，老板是我一位“大哥级”的好朋友，对我和刘欢的到来给予了最高端的接待，破例把岛上平时不对游客开放的“岛主别墅”让我们哥俩享用。

入夜，我和刘欢坐在“岛主别墅”的露台上，喝着啤酒，望着深深的大海，海阔天空般地神聊起来。也许是触景生情，不经意间，我忽然哼唱了一句老歌词：“我站在海岸边，把祖国的台湾省遥望。”刘欢听到后马上加入了进来。于是，在那样一个夜晚，在南中国海边的一个小岛上，两个上世纪60年代生人，一个中国顶级的专业歌唱家，一个“五音不全”的中国记者，将一首男声二重唱抛向了遥远的夜空：

我站在海岸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