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Chapter 8　央视老兵

2013年，曾经一度红遍大江南北的《东方时空》栏目迎来了创办20年的周年。在这个有点“致青春”意味的聚会上，我们这些“央视老兵”们畅所欲言地追忆往昔，怀念当初激情燃烧的岁月，似乎在感叹辉煌不再，又似乎惺惺相惜。每个人，都有大段大段的回忆，有关于那时候的青春澎湃，在无序中的奋力拼搏，不惧失败的尝试和突破边界。说到最后，说得最多的，是一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情怀。

2013年，曾经一度红遍大江南北的《东方时空》栏目迎来了创办20年的周年。为了纪念《东方时空》开播20周年，台里举办了一个低调的纪念仪式，但是那天我有事，很遗憾地没有参加。当天晚上，我出席了一个小范围的聚会，参加的人有《东方时空》开播的几位核心领导人，人称“东方时空七君子”的孙玉胜、孙克文、时间几人，还有我曾经的“黄金搭档”盖导盖晨光，当然还有白岩松。在这个有点“致青春”意味的聚会上，我们这些“央视老兵”们畅所欲言地追忆往昔，怀念当初激情燃烧的岁月，似乎在感叹辉煌不再，又似乎惺惺相惜。每个人，都有大段大段的回忆，有关于那时候的青春澎湃，在无序中的奋力拼搏，不惧失败的尝试和突破边界。说到最后，说得最多的，是一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情怀。

左起：崔永元、孙玉胜、敬一丹、方宏进、我、白岩松。这张照片太珍贵了，曾经的“五大名嘴”极少合影，尤其是与孙玉胜副台长在一起。孙台是中国电视新闻界的传奇人物、中国新闻改革的前锋人物，《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栏目都诞生于他的手中。

提及20年前，大家七嘴八舌有很多话讲，“你记得吗？咱们那时候能24小时不睡觉……”“小白，那时候你香港报道驻港部队，还记得吗？”“小水，你那时候翻外交部宿舍的墙头……”“上次你审那个片子，到后半夜5点了，还不睡，记得吗？”话语间，眼睛里，充溢着无比怀念的光芒。然而，当话题回到了当下，大家好像都没有了豪气，没有了热情。往往都会先叹一口气，然后冒出一个语气词：“哎……”

《东方时空》是中国电视界新闻界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和创举，这几乎是公认的。它给中国电视新闻带来一场革命，与此同时，《东方时空》以及之后一脉相承推出的《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栏目，又催生出了一批优秀的电视新闻人，这其中就包括栏目的主持人，当时名噪一时的“四大名嘴”——白岩松、水均益、敬一丹、崔永元（排名不分先后）。

1．我和白岩松差点打了一架

2004年的一天，我和白岩松差点打了一架。

那是在当时我俩共事的新闻评论部，梁建增主任的办公室里。打架的理由很无厘头，当时白岩松是《时空连线》的制片人，我是《国际观察》的制片人，两个栏目的选题发生了撞车，我们各自坚持，互不相让。梁主任试图在电话里协调，却遇上我们两个比较轴的人，既没有说服我，也说服不了白岩松。

梁主任把我们俩叫到办公室当面协调。我俩越说越激动，争得脸红脖子粗，甚至话里话外开始出言不逊，梁主任劝也劝不住，在一边束手无策。某个瞬间，白岩松拿手指着我，我拿手指着他，眼看就要大打出手了。

几秒钟后，我们俩却突然冷静下来。

白岩松后来说，那一瞬间，他突然想起来，这么多年跟水老哥并肩作战，经历风风雨雨，这是要干吗呢？我当时也想到，我们是兄弟啊，真要动手吗？

冷静下来之后，我们互相看着对方，也没有更多的话。我摇着头，指着他说：“你呀，脾气太爆！”白岩松也不示弱：“你呀，也不是什么善茬，这西北人脾气跟个巨雷一样。”话音未落，我们俩就抱在一起。梁主任被这氛围感动了，也加入进来，我们仨抱成一团，热泪盈眶，一笑泯恩仇。

我和岩松一样，都是倔脾气。在做节目、干新闻的事情上争取到底，竭尽全力，从不轻易放弃。比如说，我们报了一个选题，领导出于这样那样的考虑不让做，我们会去找领导理论，不管他是多大的官。

说起来，白岩松比我更执着，甚至更强势。他对新闻理念的追求近乎于疯狂和霸道。他认准了的选题，他想要表达的话语，一般人很难说服他改变。他可以因为一个选题被“毙”，直接冲进台长的办公室，吵架一般地劝领导改变主意。前不久，他还因为一个选题，站在直播间外的楼道里，跟孙玉胜副台长大吵一架，以至于我们内部纷传“岩松和孙台闹掰了”！其实，作为20年前我和白岩松的“伯乐”和领路人，孙玉胜副台长何尝不知道白岩松的为人和性格？他要是蔫不出溜没意见，那才是真有问题了！

白岩松还是个“话语霸权”者。他有极高的语言组织能力，是那种能“化腐朽为神奇”的才能，同时，他也是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主持人。

当年，《东方时空》推出了一个主持人“独口秀”的小版块《面对面》（此《面对面》非后来王志主持的彼《面对面》）。每天的节目中，我们主持人要面对镜头，就一个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评论，时间是三分钟。当时规定，这三分钟的词要当天节目的主持人自己写。

我因为学习英语的缘故，说话写作比较“西化”，喜欢用从句、倒装句，而且写起文章来前思后想，来回斟酌。一篇三分钟的千字文，总要花上两三个钟头才能完成。而白岩松就比我手快得多，唰唰唰，半个小时搞定。用我们编导的话说，他就是在“喷”。有时候，他干脆连写都不写，拿张小纸片写几个要点，直接上电视“喷”了。正是有了那一段的磨炼，现在他一个人面对镜头，“单喷”上个把钟头不在话下。

当然，能做到这一点，最主要的是他肚子里有货。白岩松是个非常勤奋的人，他博览群书，又善于思考。他当制片人的时候，每周要向手下编导推荐一本书，都是他已经读过认为有价值的书。他的兴趣也很广泛，音乐、哲学、体育，甚至外语。

前些年，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哥们儿，我正在学英语。”

我开玩笑说：“怎么，想抢我的饭碗？”

他严肃地回答道：“不是，没有语言实在不方便，咱现在做新闻已经不分国内国外了，得学点啊。”

至于白岩松对体育，特别是足球的热爱，那简直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为了踢足球，他至少被踢断过两次腿；为了评论中国足球，他甚至酒后上直播，招致观众非议，还被领导狠狠地尅了一顿。其实那也是为了工作。

那天晚饭，他奉命代表央视与“神舟飞船”航天中心的团队联欢，目的是搞好公关，以便日后央视的直播能够更加便利。他本想少喝一点，意思一下，因为当天晚上有直播，他还憋了一肚子话，要好好评一下不争气的中国足球。不想，当天双方的气氛实在是太融洽了，情之所至，蒙古族的豪爽劲儿一上来就挡不住了，多喝了几杯。其实，当时他自己感觉没问题，直播时也没说错话，只不过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出白岩松喝酒了。事后，他还是很懊悔的，跟我说：“再不敢了，后怕啊！”

白岩松对中国足球有着强烈的情感和强烈的意见，他曾经在节目中，用“十问”尖锐地指出了中国足球屡战屡败的问题所在，在其他媒体中一度被“狂转”。在许多专业足球人士看来，那“十问”可谓针针见血，直指问题本质。

不过，与他对足球的真知灼见不同，他对球赛结果的预测却很糟糕。记得那还是早年间，白岩松约我们几个《东方时空》的同事朋友，去他家喝酒看世界杯，大家争相对几场关键比赛进行预测，并下了赌（一顿饭）。事后，我们发现，凡是他猜要获胜的球队，几乎全军覆没，而我这个“伪球迷”押中的球队，反倒全赢了。从那以后，很少见他再预测比赛结果了，也许是害怕自己像球王贝利那样，真的成了一张足坛“大嘴”吧。

我们俩刚刚“出道”的时候，有一次一起去天津跟当地电视同行交流，现场有人问我们俩，是不是会暗自较劲，争当央视所谓“一哥”？

记得当时我们俩相对一笑，共同果断地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从那之后的二十年里，我们做到了当时那个承诺。二十年里，我们有过较劲，有过相互比拼，甚至像2004年那次，因为各自栏目选题争执不下而红过脸，但那些都是新闻和主持业务意义上的较劲。

到今天为止，不论是香港回归报道，还是伊拉克战争；不论是我采访了几百个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还是他在各种场合针砭时弊，纵论天下；更不论是他多么“红得发紫”，意气风发，而我又怎样处处碰壁，消沉低落，我们都会真心为对方的出色喝彩，为对方的失落而不平，为对方的痛苦而悲伤，为对方的思考而共鸣。

在我和白岩松心目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一哥”，更不存在争风吃醋，相互“挖坑”，你死我活。我们之间有的，只是两个中国新闻人，对新闻和人生共同的探索、追求与不甘，以及战友般的惺惺相惜。正是因为如此，当2003年我抗命重返巴格达的时候，才会第一时间想到让他去替我为领导求情，允许我们继续在伊拉克报道。若干年后，当他在送给我的书上写下“老哥，为你平反！”那几个字时，我明白，这些年来，白岩松了解我内心的委屈、挣扎与不甘。

当然，这些年，白岩松的心中，也时常涌动着对理想的上下求索，和对现实的无奈与愤懑。相比之下，最近这些年白岩松在央视内外，依然保持着比较高的“出镜率”和知名度。他不仅主持着两档固定播出的栏目《新闻1＋1》和《新闻周刊》，而且央视的各个大型直播和重大新闻报道，也都有他的身影；而在社会上，他被看作是意见领袖式的人物。一度，网上还在盛传所谓的“白岩松语录”（他自己辟谣说，那个语录有一大半都不是他说的）。

但我知道，这并不是他所追求的。他并不在意自己每周主持多少期节目，出多少镜头，也不会得意于垄断央视所有的屏幕（那在现在也是不可能的）。他的心中，新闻的价值和社会效应，是第一位的追求。为此，他会顶住压力，毫不留情地在节目中质疑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甚至大骂某教授为“脑残”。因为，他认为，那是他作为一个新闻人，一名央视主持人的责任。

在他看来，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大时代”，我们的新闻，我们的电视，应该跟得上这个时代的步伐，而不是被这个时代牵着走。就像他自己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这些人更希望坐在历史上演的前排。

白岩松比我小五岁，在我眼中，他就是个小兄弟。大概五年前，我的头发就开始花白了。刚开始是一根两根的白发，后来就如雨后春笋，一片一片，满头的“杂毛”。为了上电视，当然也为了那点可怜的虚荣心，我只好咬牙染发。

几年前，看见他写文章感叹自己白发上头。当时我还不以为然，认为这个小兄弟肯定是看见几根白头发就多愁善感，少年不知愁滋味。前不久，在一次聚会上，我无意中发现他的头发的确已经大片花白了。

我不禁感慨地说：“兄弟，你也白了？！”白岩松答道：“是啊，早白了。刚开始我还拔呢，后来就拔不过来了。算了，就它吧。”

2．崔永元辞职

小崔辞职了。

这也许是2013年中国一条不大不小的新闻。

“仨哥们儿”。崔永元、白岩松和我性格各异，却又是感情十分深厚的“小伙伴儿”。。

崔永元真的从央视辞职了。这件事我是从网上得知并后来确认的。但我并没有感到意外。

几个月前，就是在参加了《东方时空》20周年那场小范围聚会之后，晚上回到家中，我给崔永元发了个短信。我问他怎么没来参加《东方时空》的聚会，大家都很想念他，找个机会我们一起坐一坐，大致就是这样的意思。

当时并没有指望他能回复，因为，崔永元是个大忙人，一般情况下，他不太回复短信，这是朋友们的共识。不想，没几分钟，他回复了我，告诉我他在外地，还问我聚会怎么样？于是，借着点酒劲，也受到之前在聚会上大家普遍的伤感情绪感染，我发了一通牢骚。也许是听出来我的情绪不好，不一会儿，我的手机响了，崔永元直接拨通了我的电话。

“水，别伤心了。我不干了，这回真辞职了。”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临了，特别叮嘱我：“这事儿目前绝密啊。”

放下电话，我心潮澎湃，也感慨万千。我依依不舍地又给他追发了一条短信：哥们儿，我支持你。别忘了，你干好了给我也找个下家。

崔永元回答说：不成问题。

几个月后，网上开始出现了他要辞职的传闻。这期间有一天，崔永元给我打电话，说他正在搞一项针对孩子们的捐助活动，问我还有没有以前写过的《前沿故事》一书，可以给孩子捐一点出来。我顺便就问他关于辞职传闻的事。我说，你上次说辞职那事网上在传呢，你真要辞吗？他回答道：“我都和罗台（央视副台长罗明）谈好了，辞了。”我一时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话，就说：“那好吧，你哥们儿多保重吧。”

其实，崔永元要辞职，这话他已经说过好几次了。甚至在我们的概念里，都有点“狼来了”的意思。但这次“狼”真的来了。虽然有点意料之外，但的确是在情理之中。这当然要从《实话实说》和他的抑郁症说起。《实话实说》是崔永元的里程碑，是他事业的巅峰。《实话实说》成就了他，也在他内心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甚至“诱发了”他的抑郁症。

二十年前，在《东方时空》带动起的电视新闻改革浪潮中，我们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其实就好像处在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时候，我们是亢奋的，投入的，甚至是疯狂的。我们会为了一期节目“24小时等你”，吃方便面，睡办公桌，没日没夜。为了让节目好看，我们会挖空心思设计、策划、推敲每一个细节。通宵达旦开会、看片，在那个年代是家常便饭。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收获了成功，赢得了赞誉。但是，慢慢的，我们中的不少人也为那样的激情和疯狂付出了代价。崔永元就是其中之一。

崔永元是个完美主义者。《实话实说》创办后，崔永元既是主持人，又是栏目的主创人员之一。为了让每一期节目好看，有创意，他和团队吃住在办公室，每日里茶不思饭不想绞尽脑汁寻求突破。渐渐地，崔永元失眠了。祸不单行，恰恰在那个时候，《实话实说》栏目遇到了发展与安全的问题。

发展的问题主要是小崔后来猛批的“万恶的收视率”。经过了初期的闪亮登场与成功，加上央视在收视率统计方法上的不尽科学，《实话实说》收视率开始下滑，栏目组内外压力骤增，崔永元更是焦虑不已。而所谓“安全”问题，主要是栏目的选题屡次因为“导向不正确”，遭到上级领导的点名、批评，甚至“枪毙”。双重压力下，终于，崔永元病了。而且，这一病使他永远地离开了《实话实说》，而《实话实说》栏目也因为他的离开，在经过了一段惨淡之后，寿终正寝。

据时任新闻中心主任的李挺回忆，有一天，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带着《实话实说》栏目的主编海啸来找他，告诉了一个令他大吃一惊的消息：小崔病了。李挺主任说，他当时对抑郁症一无所知，完全不了解这种病的严重性和可怕。当听了陈虻和海啸的描述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来，陈虻他们又来找他，说小崔自己提出要休息一段，并推荐了一位女主持和晶来替班。李挺主任说，当时他就意识到，崔永元恐怕不会再回到《实话实说》了。

李挺主任的判断是对的。在那之后，崔永元消沉了，他似乎对电视，对他倾注了心血的栏目失去了兴趣。很久，人们看不到他出现在电视上。直到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提出，想再搞一个栏目，是关于电影题材的。

作为新闻中心的主任，李挺说，他当时并不看好这样一个跟新闻不沾边的栏目，只是觉得，只要崔永元有兴趣还干电视，哪怕就是为了给他治病，也值得考虑。于是，在离开《实话实说》栏目一段时间后，人们在电视上又看到了崔永元和他的新栏目《电影传奇》。

几年后，我和崔永元就抑郁症有过一次专题讨论。那一次，是他在帮我。

2005年，我哥哥突然患上了抑郁症，遍求名医之后，我找到了崔永元。之前，我曾经很顾虑，怕小崔不愿谈这个话题。没想到，他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于是，有一天的下午，我俩坐在新闻评论部一个临时办公地点的餐厅里，进行了一次长谈。

从他那里，我知道了抑郁症是一种越来越常发的疾病，它有遗传的因素，也有环境等外因的促发。我还知道了，抑郁症患者内心真实的活动，以及他们最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小崔告诉我，他发病的时候，对别人的态度是高度敏感的，几乎是软硬不吃。他说：那时候要是有人跟我说，小崔，你的节目真不错，我肚子里会想，哼，你是眼红我吧。反过来，要是有人跟我说，小崔，最近节目收视率一般啊。我心里会说，你懂个屁，你还不如我呢。有时候，白天有人无意对他讲了一句话，他会琢磨一天，到晚上越想越觉得有问题，半夜拿起电话向那人问个究竟。

看着他在那里像个专业的心理理疗师一样，帮我一点一点地讲解，我无法想象他是怎么熬过那段日子的，更无法想象他心中的痛苦。那个下午，我感受到了他的脆弱、敏感，当然更主要的是，他的善良。因为，到最后他也不忘耐心地出主意，教我如何开导我的哥哥。他说：“你就跟你哥说，没事，有我呢，我一定会站在你身边。你要给他希望。”

正是有了小崔的这番现身说法，我对症下药，找到了帮助我哥的方法，并使他在半年多后，成功地从抑郁病症中走了出来。后来，当我告诉崔永元我哥哥的情况好转时，他还不忘提醒我，抑郁病是会复发的，一定要注意。

我和崔永元不属于那种无话不谈的铁哥们。但我的理解，我们是那种心有灵犀，同呼吸共命运的战友关系。二十年来，我们各自忙于自己的栏目和事业。虽然偶尔会有短暂的交流，但都谈不上深入。他是一个敏感的人，典型的追求完美。他基本上不抽烟不喝酒，有点洁身自好。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崔永元跟我和白岩松一样，遇到什么不爽，找几个朋友，喝顿大酒，抒发一下心中的郁闷，也许就不会睡不着觉，得抑郁症了。

《电影传奇》之后，崔永元又做了几档栏目，包括《小崔说事》和最近的《谢天谢地你来啦》，但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这些似乎都不能令他满意。给我的感觉，他一直处在一种纠结之中。这纠结有他对自己巅峰时期的耿耿于怀，更有对世态炎凉的不满，以及我们所处现实的无奈。于是，在五十岁的时候，崔永元做了一个勇敢的选择——离开他为之奋斗了20年的央视。

坊间对他的辞职有种种说法，有的说他为了挣大钱，有的说他想从事教育，更有知情者爆料说，《谢天谢地你来啦》栏目在中央电视台连个名分都没有，经费不足，每次请嘉宾不给人家钱，害得小崔每每亲自出马，利用自己的名气欠那些嘉宾的人情。终于，小崔忍无可忍，愤而离去。

这种说法也许并非空穴来风。前不久，当我听说央视一个频道每期节目花150万，请凤凰卫视的一位知名主持人和他的团队“友情客串”时，我还真有点相信了。但仔细一想，崔永元还不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问过他的真实想法。但我猜想，他一定是不愿再这样混下去了。他看到了现实，他知道自己还有梦想与追求。他希望趁自己还不算太老的时候再拼一把，就像二十年前他在《东方时空》那样拼一把。

当然，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想。

3．大姐敬一丹

敬大姐是我们内部对敬一丹的尊称，和年龄、辈分无关。因为，在我们看来，敬大姐就像一位关心、照顾我们的大姐姐。更重要的是，敬大姐在做人做事，对待名利方面是我们的榜样。

当我和白岩松、崔永元一起跳槽加盟《东方时空》，进入中央电视台的时候，敬大姐早已是央视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了。那时候，她主持的《经济半小时》和《一丹话题》深入人心，而敬大姐的知名度，是我们这些“野路子”半路出家的小年轻们可望而不可即的。所以，当1994年《焦点访谈》开播，我们听说敬一丹要加盟的时候，真的是既意外又压力巨大。

你想，对我们这些当时还对电视处在懵懂状态，凭着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胆气闯荡的门外汉而言，敬大姐这样的“大腕”和我们并肩而坐，那我们岂不会死得很惨吗？我们感到意外，那是因为当时《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初出茅庐，还并未得到观众的认可，敬大姐肯放弃《经济半小时》和《一丹话题》这样的著名栏目，投身我们，用现在的话说，简直是“脑子进水了”。

我与敬一丹主持新闻评论部年会。我是敬大姐眼中的小弟弟，我们相识于风华正茂的年纪，现在我们是相互知根知底的老朋友。

我们的老领导孙玉胜曾经回忆说，敬一丹是他力主要“挖”的，不过当时他打电话邀请敬一丹加盟《焦点访谈》的时候，也是没有把握，生怕她瞧不上我们这座小庙，所以基本上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但是，让孙玉胜没有想到的是，敬大姐不仅当场答应了，而且还反而怯怯地问他：“您看我行吗？”

敬大姐后来当着我们的面，坦诚地说出了她当时的心态。她说，其实当时她还是有顾虑的。一方面，《焦点访谈》是个全新理念的新闻评论性栏目，对已经习惯了以一个播音员的角色，拿着编辑写好的稿子，在话筒前主持的她来说，《焦点访谈》当时追求的记者型主持人对她不是没有挑战；另一方面，大姐说，当时看到小水、小白他们那么年轻，有闯劲有干劲，还有特长，她就想：会不会有一天被他们甩下来啊？然而，敬大姐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加盟《焦点访谈》。她回忆说：“我又一想，跟这么一群年轻人在一起，跟这么一个有创新追求的栏目一起打拼，一定很有意思，况且就是被他们比下来也不丢人。”

说起来，敬大姐年龄并不算很长，比我就大几岁。但我感觉，她要比我们几个成熟得多。这可能和她插过队下过乡有关系。这么多年来，央视发生了许多事情，又有诸多的变故：栏目被调整、领导被调走、部门分分合合、节目起起落落，然而，在我印象里，敬大姐始终荣辱不惊，不计得失，一颗平常心面对一切。

就像许多单位一样，央视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地方。不仅是栏目，对人也是这样。出现了更年轻、漂亮的主持人，马上力推。自然，老人老面孔多半就会渐渐“失宠”，失去机会，甚至任凭自生自灭了。敬大姐也会遇到这样的“潜规则”。

曾经，我们《焦点访谈》的几个主持人每个月轮流平均主持节目，我稍微有点例外，原因是我主攻国际大事，只有在国际上有重大突发事件时，我才采访主持《焦点访谈》。而敬大姐他们几个则是平均分配的。然而有一个时期，某位主持人却是大放异彩，频频出现，几乎独占了整个栏目的主持机会，像敬大姐他们要好几个星期才能轮到一次机会。

记得有一次，我和白岩松替敬大姐打抱不平，嚷嚷着要找领导说理。敬大姐却反过来劝我们。她说，我这样也挺好啊，我可以多跟着编导下去采访，了解事情，掌握第一手材料。这样挺好，比坐在演播室里强。

类似这样的情况，这些年发生过不少，但我没有听到敬大姐抱怨过一次。偶尔，我们“四大名嘴”聚在一起，忆往昔，砭时弊，而当我们看到敬大姐乐乐呵呵，淡然的笑容时，又会自觉无聊，自叹弗如。

敬大姐说起我，提到最多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我曾经为她泊过车。其实那件事到现在我根本就记不清了。但敬大姐却每次都能描绘得栩栩如生，并且还把我形容得特别威武高大。

她说，有一天她在电视台大院里转了几圈，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停车位，但刚刚学会开车的她，却怎么也没办法把车停好。就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突然出现在她的车窗前。敬大姐形容说：“小水当时拉开车门，对我说，大姐，你下来，别管了，我来吧。”只见我上车，动作麻利地三下五除二就把车停进了车位。

“那动作，那技术，漂亮！”敬大姐回忆道，表情里透露着类似一个大姐姐对自己小弟弟成长的自豪。这些年来，无论我得意还是心灰意冷，敬大姐的问候总是让我感受到温暖。有一次，我直播完节目，看到敬大姐发来了一条短信：节目不错，人也很帅，就是眼神不亮，眼袋有点重，多注意休息啊！

那一刻，一股暖流从我心中升起。我仿佛又回到十几年前，做完节目，在电话里听到老父亲说，节目很好，就是有一个字你读错了。

敬大姐理解我这些年一直对《高端访问》栏目被撤销而耿耿于怀。2012年，我得到了一对双胞胎。敬大姐第一时间送来了祝福。而她的祝福竟让我一时差点潸然泪下——“小水，祝福你，得到两个小宝宝比你采访一百个国家元首都幸福，尽情地享受吧。”

4．怀念战友陈虻

陈虻是在2008年12月22日晚上走的。

通知的短信是白岩松发的，就四个字：陈虻走了。

那个晚上我正和几个同事喝茶聊天。之前已经知道陈虻住院了，而且知道陈虻得了癌症，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但是看到这个短信，我心里还是感觉有如晴天霹雳。

在他住院期间，我曾经和几个同事去看望过他一次。当时他人事不省，已经在重症监护室，我只能隔着玻璃远远地看一下他，也没能跟他说上话。感觉好像隔着一道看不见的河流，却在眺望对岸那个曾经亲密的身影。

接到白岩松的短信，我马上赶往医院。进门时，老领导孙玉胜和李挺刚好从医院里走出来。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这两位陈虻的老战友、老朋友低沉着脸，眼含热泪，冲我点点头，只淡淡地说了声：“去看看吧。”

我直奔陈虻的病房，正好看到人们把陈虻的遗体推着送往太平间，我冲到前面，却只看见白色被单遮盖下的他被无声地推过，转瞬在我面前消失了。我失去了控制，一边仰着脸朝天破口大骂，一边冲着旁边的一个垃圾筒狠狠地踹了几脚。

深夜12点多的时候，我在太平间门口的空地上，扯着嗓子在那儿骂天骂地。我不知道在骂谁，但我觉得老天爷太不公平了，把这么才华横溢的一个人，一位我们许多电视人至诚的战友，在47岁的年纪就匆匆带走，连说一声再见的时间都没留下。

看到我那个样子，现场不少人跑过来安慰我。我红着眼睛，问一直守到陈虻生命最后一刻的李伦（陈虻的大弟子，时任《社会记录》栏目制片人），陈虻最后留下什么话了没有，李伦告诉我，陈虻到最后基本上是昏迷的，说不出完整的话，但好像总是在嘴里念叨着几个字。李伦说：“我凑近了费劲地听，才听清他在说‘话语空间’这四个字。”

听到李伦说出这四个字，我感觉胸口就像被重重地击打了四次。“话语空间”，这四个在陈虻弥留之际还在念叨的字，其实浓缩了我们这一代电视新闻人，十几年来孜孜以求上下求索的目标。

十五年前，包括我和陈虻在内的一群年轻人，或舍家抛业，或义无反顾，或慕名而来，或误打误撞，怀着一腔热血和对新闻事业的理想，加盟到中央电视台大旗下，在《东方时空》这艘快艇上打拼。陈虻就是这批人中的代表，他的精神、品质、理想以及执着，代表着我们这群人追求的共同目标——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以及在新闻节目中表达真实的“话语空间”。

不幸的是，就在陈虻离开前后的那几年，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我们对“话语空间”的追求，遇到了有形无形的压力与扭曲，我们的空间开始四分五裂，我们的队伍变得分崩离析。有细心的记者当时写道：2008年，中央电视台迎来了50周年台庆。这一年，陈虻热爱的（也是工作了十几年的）新闻评论部解散，部门重组。也是这一年，陈虻走了。

《东方时空》的另一位创始人，《东方之子》的制片人时间在悼念簿上意味深长地写道：我们是战友，你走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现在战友没了，战壕也没了，冲锋也没了。

生活不规律、过度劳累、体能透支，几乎是我们这些人的通病。我们也时常抱怨没有正常的日常生活，工作像机器一样，活着干，死了算。但陈虻的离去，似乎又不仅仅是因为工作的重压。看到他离去，很多同事、朋友都联想到了他在职业理想与现实境遇间的辗转。所以，当时在我们对他的追忆中，在我们的热泪和哀悼中，我们更伤感于一代电视人的青春远去。我们的眼泪，为陈虻而流，也是为自己而流。

正是夹杂了这样一种悲情色彩，陈虻的去世和之后的告别仪式，当时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很多新闻业同行们也陷入了深深的反思。就像白岩松写到的那样：“好像所有人都说一个时代结束了。是这样，但又不是。这次因为陈虻去世，在同事乃至同行中爆发这样大的情感，我感觉这可能并不仅是对一个时代结束的感伤和喟叹。我们骨子里是因为眼看着一个兄弟就这么倒下了，而你无能为力。”

陈虻是《东方时空》的创始人之一，《东方时空》子栏目《生活空间》的制片人，后来成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算起来是我的领导。我们俩年龄相仿，经历虽然不完全相同，但人生轨迹差不多。我们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的大学，在八十年代中期分别参加工作，所以我俩更多是以哥们相称，关系非常平等，也互相欣赏，既是同事，也是朋友。

记忆中，在《东方时空》初期，我还找陈虻走过“后门”。

我在《焦点时刻》当记者时，去济南采访报道，在那儿认识了济南电视台的一个女记者。她跟我们合作做了一期节目，反映济南工商银行一件好人好事。这个记者后来就跟我变成了朋友。她当时很有抱负，但对新闻报道不是特别感兴趣，特别热衷于拍纪录片、专题片、电影。她把《生活空间》看了很多遍，觉得这个栏目特别好，也是能够实现她抱负的一个地方，而且她对陈虻当时也是如雷贯耳，想要拜他为师。

这位女记者后来到北京找到我，向能不能帮忙让她见一下陈虻，看看能不能将她从济南台调到中央电视台来。我答应了她去问问看，然后就给陈虻打了个电话。陈虻很客气，问：“水兄，有什么事？”我向陈虻推荐了一下这位记者，他说，要到我这儿来，调进来是肯定不行的，现在我们用工制度就是这样，要不然这样，我这边可以先接收她，实习也好，临时在这儿来干也可以。

那个时候我们各个栏目有权自己聘人，只要部门认可就行，不像现在必须得是央视台聘或是企聘。陈虻答应得很痛快，而且跟我说：“水兄你推荐的人肯定差不了。我们现在做纪录片的队伍太小了，我们需要尽可能的壮大我们的队伍，多多益善。”

那个女孩在陈虻那儿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毅然从原单位辞职，加盟了《生活空间》。之后，她一发不可收拾，频频捧得各种奖项，先是我们部门的金奖，后来是台里的金奖，再后来在国家级甚至国际上都在不断地获奖。陈虻不止一次地向我表示，这女孩真不错，是非常优秀的编导。

而直到最近我才知道，当年那个只身来北京，通过我投奔陈虻团队的小姑娘，已经成为一个名气很大的电影导演了。她就是李玉。

后来评论部分了又合，《东方时空》拆了又聚，起起落落很多次，我与他见面更少了，但见面一定会聊两句。

再后来，我们搬到了“南院”（央视新闻评论部临时办公地，因位于电视台以南故而得名），陈虻则成了评论部副主任。当了领导，他开始值班，经常审片子，包括我们的节目。这时我才老碰见他。他经常叼个烟，一头长发出现在南院某个合成机房里面，身后站着一二十个人，在那里侃侃而谈审片子。那些年轻的编导一个个毕恭毕敬，眼睛里充满崇拜之情，听陈虻给他们讲电视台的故事，以及做电视的理念。

有时候，我们在南院食堂吃饭，大伙都吃完了，这时候才看见他一个人走进来，弄点剩菜剩饭胡乱吃点对付一下。那时我就知道他胃不好，时常提醒他注意饮食，而他总是敷衍地一笑，说，嗨，没办法，片子晚上播，审完他们好编（辑）啊。

我们算是《东方时空》的老人，经过十来年的历练，彼此心照不宣。我知道陈虻过得不太如意，他是那种对电视特别痴迷的人，优雅、执着，有自己的理念。任何人都希望被认可，但和他一级平辈同等贡献的人来比，陈虻在升职上总是慢半拍，甚至跟他同时担任领导岗位的很多人早已经升迁了，但他还是在一个很基层的单位当个副职。直到前些年，在去世之前的几年，他才被提拔为新闻评论部的副主任，而且排名靠后。

我并不关心这些官场上的事，但一切也看在眼里。我感觉他没有被重用，内心有些失落。因为在我看来，他总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有一年台里搞部门主任年终述职，我们这些栏目制片人要参加。那一年是陈虻最郁闷的一年，具体原因我并不清楚，但肯定是因为工作，以及他个人的境遇，还有身体状况。

轮到陈虻发言时，他拿出了事先写好的发言稿，那是三张稿纸，上面密密麻麻全是他手写的发言内容。他在发言中详细列举了他那一年的工作——审了多少片子，纠正了多少错误，开了多少会，负责了多少特别节目的策划、制作、播出，等等。之后，他话锋一转，对当时节目的状态，对一些制度、人事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以一种特别巧妙的方式，进行了委婉的批评。那口气有点春秋笔法的意味，听得台下的我心中暗自叫好。那一刻，我才明白，他对现状并不糊涂，他有自己的看法。那一刻，他像一个怀才不遇的人在呐喊，而且是发自肺腑的。

述职会后，我在电视台门口碰到正在抽烟的他。我凑过去跟他说：“主任刚才的讲话很有个性啊！”他说：“我把我想说的说了，人家听不听那是人家的事，但是也就这么回事了。”

其实，我心里明白，陈虻才不是那种“我说了，你爱听不听”的人。他的那句在他离世后广为流传的名言，正是他人生追求的写照——“不要因为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崔永元和陈虻是多年无话不谈的好哥们，他有几段话写得非常好：

陈虻是一个特傻的人，特别傻，看起来很精明，实际上憨厚得不行。他的长头发、他的箴言一样的话语风格，让人误以为他是活得非常逍遥、丰富的人。其实根本不是，他生活得特别单调。你要是看到他讲课时那个傻劲、他审片时那个表情，你就知道这个人不可救药。

陈虻试图把这种工作方式总结成切实可循的经验，其实那里面无技巧可言，完全是个吃苦受累的活儿。我相信，他有限的心血就是从那时开始过度消耗的。陈虻不光是栏目的负责人，他像一个主讲，像一所学校，培养了一批有这样的理念、意识、能力的人。一旦他们爱上了，就会坚持不懈，哪怕很痛苦、很寂寞，哪怕身体不行，哪怕累死。一个人学着干点寂寞但有意义的事，别天天想着干点什么来换什么，别天天想着取悦谁，讨谁高兴。别抖小机灵，老老实实在节目里卖傻力气、下死功夫——这些是陈虻教给我们的。

他是从基层干起的，懂得普通编导的艰辛。还有一点，他敢担责任。当官与创作，他知道哪个更重要……如果陈虻一心做官，以他的才华，他可以做更大的官，但他手里有一帮总给他惹麻烦的同事和兄弟，这些总在试探话语边界的朋友、哥们儿、同事断了他的官路。

不久之后，我对自己在央视，在新闻评论部的存在也产生了彷徨。有个下午我看见他办公室的门开着，陈虻一个人坐在那儿。我说：“我进来跟你聊聊？”他说：“行！”于是，我俩点上烟，那天下午聊了很长时间，关于人生，关于我们当时所处的一个环境，包括我们对新闻的一些看法，我发现我俩很多看法非常的接近，或者更准确地讲，我更接近他的一些想法。

那天我还跟他谈到一个意思，我说觉得很苦闷，看不到未来的路，怎么发展，“你有什么招没有？实在不行，要不我辞职跳槽，不干了？”我跟他说。因为当时我确实觉得好像干得没啥劲，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对前景产生了一些迷茫。

陈虻很语重心长：“哥们，这件事一定要慎重。”他说，央视这个平台其实是不可替代的，而且是个大平台，一旦失去这个平台，你会发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它。我们现在所感觉到的种种限制和无奈，正是立于这个平台要付出的代价，没有任何东西是完美的。”

“央视，你要看到它可取的一面。”他说，“只有在这里，你们才称其为水均益、白岩松、崔永元。设想一下，你要是在一个地方台，恐怕很多年你根本都混不出来。你没有这样一个平台，就没有这样一个影响力；你没有这个影响力，很多抱负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你想象一下一个地方电视台，还别说省级台，假如是市级台，甚至地区台，怎么可能把你派到伊拉克？你怎么可能一天到晚代表中国去采访这个总统、那个总统？你在这儿已经奠定了基础，未来的路和前景还是有的，只要坚持，肯定还会有机会。”

和陈虻之间的这一番“心灵对话”，帮助打消了我的彷徨。直到今天我一直很感激他的劝导。我也用怀念战友的方式来记住陈虻，因为他不光是我们的一个同事，更是一个战友，是我们的一分子。他身上凝聚了很多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我认同那种丰碑的说法，他用年轻的生命，铸造了我们不息的追随和怀念。

陈虻的离去，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的离去，忽然把生活叫停，让我们停下来追忆，就感觉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也随他远去了。

但是一个人对喜欢的事业，新闻也好，电视也好，是不会停止追求的。每当怀念起陈虻，都会给我某种激励，想着把他的追求，他一直非常珍视的、等同生命的事业，做得更好一点。这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也是对陈虻的一种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