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2

5．我的月薪26万？

大概是从2006年起，网上开始隔三岔五莫名其妙地流传一份央视名嘴的收入榜单。在这份榜单上，我一直名列前茅，甚至一度还是榜首。2013年最新的一份榜单上说，水均益的月薪是26万！

刚开始，榜单上说的还算靠谱。上面说，我们央视的十几位著名主持人年收入（包括各种津贴、服装费、化妆费等等）能达到近30万。老实说，按当时的具体情况，这个算法倒是不假，因为从2004年开始，电视台开始实行了一项激励制度，每年评选优秀播音员主持人，根据评奖发放津贴。

当时每年评十个甲级优秀播音员主持人，每月发15000元补贴，十个乙级优秀播音员主持人，每月发10000元补贴，但这都是税前，还要交大概40％的税。评选的标准是根据一年来，主持人的工作量，所在栏目的质量，包括知名度，对央视的贡献等等。2004年、2005年、2006年，我连续三年被评选为优秀，两年甲等，一年乙等。我的技术职称是高级编辑，按当时电视台的工资标准，一个月的基本工资是五六千元，再加上一些国家规定的补贴，一年下来能有八万元左右的收入。如果被评为甲等的话，一个月税后还有一万多元的奖励津贴。另外，电视台每年还会有年终的广告提成、年终考勤等奖金，杂七杂八加起来，就能拿到二十五六万。所以，第一次看到这份榜单，我老老实实默认了。

但是很快，网上的这份榜单就涨价了。年收入变成了月收入，而且还涨了价，说我月薪有28万，排名也很靠前，可能因为我是正高职称吧。其实，我这个业务职称跟工资没有太大关系。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份榜单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复活”一次，在网上，甚至一些有影响的媒体上，会流传一段时间。每次“复活”，编造者都会有心地把它更新一番，最早的榜首是邢质斌，后来邢质斌退了，就变成罗京，后来罗京去世了，我就成了榜首了，过一段再看，又成李瑞英了。

更为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人，无论是电视台有关部门，还是媒体，也包括我们这些主持人自己，站出来质疑这件事。我有时会私下跟朋友拿这份榜单调侃，朋友们听了实情恍然地说：我们也一直想问，就是不好意思呢。因为这个，不知情的人会真的觉得我特别富有。

有一次，我母亲家的一个亲戚，打电话找我们家老太太：“老嫂子，能不能借我五万块钱啊，家里现在盖房子困难……”

我母亲就觉得奇怪：“你怎么想起来跟我借钱，我现在还让子女养着呢，哪里有钱？”

人家就说：“哎，你小儿子一个月能拿三十万呢。”

老太太说：“你胡说八道，听谁说的。”

“网上都在说呢！”

就这样，一份子虚乌有的收入榜单以讹传讹，一传就传了六七年，直到今天。说它造成了多大伤害，倒不至于那么严重。但客观上它让社会上对央视的主持人有一种富人的错觉，认为我们这些人开着几百万的跑车，住着豪宅，穿得珠光宝气，出入高档场合，一副“高端大气上档次”，新“土豪”的形象。其实，我们真的是比窦娥还冤。

工作中穿着西服、扑着粉的光鲜形象之后，我抓紧时间吃着“美味”——方便面。对我这样一个兰州人来说，一碗牛肉面胜过山珍海味。走下荧屏，所谓的“名嘴”也和大家一样，是个普通人。

很多人拿我们和影视歌明星以及一些地方台或者是自由职业者的主持人相比，认为我们可以代言做广告，可以走穴参加各种商业活动挣出场费。事实上，央视从来就是明令禁止主持人播音员做任何广告代言，也不允许我们参加商业活动。对于一些社会活动，也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当然，迫于生活的压力和抹不开的情面，我们偶尔也会“铤而走险”一把，捞点外快，挣一点“灰色收入”，补贴家用和个人开支，也被领导点过名，批评过。

我无意在这里哭穷，我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虽谈不上家财万贯，但也算不上央视最穷的主持人。我从不抱怨生活，相反一直心存感念。没有央视这个平台，我恐怕连目前的生活都无法承担。我也从不奢望拥有更多，更不会毫无意义地去跟这跟那攀比。对现在的生活，我很满足，因为，人的一生，并不是用物质来评判的。

我只想说，拜托，我的月薪真的没有26万！

6．央视离职潮的背后

友情提示：此标题所含以下文章不含八卦爆料内容，请勿上当。

《中国好声音》中有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是：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用这句歌词来形容近几年央视名嘴们的离职潮，也许有点夸张，但却有那么点意思。

这些年，从刚开始的黄健翔、王志、张政、王利芬，到这一两年的马斌、王凯、邱启明、白燕升、李咏，直至最近的崔永元，一个个央视主持人前赴后继地纷纷离职，确实无形中掀起了一股名嘴“离职潮”，引得议论纷纷，猜测种种。不时有人问我，你们央视怎么啦？是不是待不下去了？你会不会也辞职啊？

声明一下，虽然我和这些主持人都有交往，有的还很熟，但我不了解他们任何一个人离开的具体原因，包括小崔。也许是圈内行规，我们见面一般也不谈及这类话题，怕不方便。

实事求是地讲，这些主持人离职，有的是走上仕途，有的走得有争议，有的走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空间，各有各的原因和理由。这事要搁在一般单位和一般人员身上，其实也属于正常现象，哪个员工过万的单位一年不跳槽个十个八个？但偏偏它就发生在央视，发生在央视的名嘴们身上，而且是短时间内集中爆发的，这就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

这些年来，央视发展十分迅猛，在深入人心的同时，自然会给人“一家独大”的感觉。首先就说央视的广告额。作为一个小小的局级单位，央视每年的广告额从最早的几个亿，到后来的几十个亿，接着突破100亿，又奔向200亿、300亿。每年央视的广告招标会，都会成为各媒体追逐的热点，而且总会出现一些令人咂舌的豪放之举，动辄就有几个亿的标王诞生。

其次，央视这个平台上，涌现了一大群“名嘴”，这些人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颇为深厚。另外，奥运会、世界杯之类体育赛事的转播，基本上也被央视独家买断。再加上这些年来，人们茶余饭后褒贬不一的春晚……凡此种种，也就造成了央视的地位和社会评价，它的贡献和它所要承担的责任，甚至一举一动，都会被关注，跟踪，甚至放大。正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吧。

对于身在其中的我来说，这20年来起起伏伏，总感觉现在的央视，似乎和20年前的央视不是同一家电视台。央视现在变得很庞大，人员、机构、条条框框，一切变得庞杂，也会死板。曾几何时，这里被心怀电视新闻梦想的人视为乐土。而今天，在这里，空间变得狭小。在这里，生存更加困难。

按照中央电视台的差旅规定，记者出差外出采访，只能住三星以下的酒店，伙食也只能按照国家财政部的规定，80块钱一天。去国外出差，是按照上世纪80年代国家规定的标准执行。有时候我到国外出差，按照财政部那个标准，吃住上就会非常尴尬。算下来，一天大概只能吃两顿汉堡包，只能住类似青年公寓、招待所之类的地方。当然，这些并不是央视自家的规定。因为，央视算起来依旧属于国家事业单位，一切的标准要按国家财政部门的相关规定执行。而这些规定在当初制定的时候，并没有充分考虑新闻单位工作性质的特殊性。

有一年，我去巴黎采访法国总统希拉克。找遍了全巴黎，只能找到一家很旧的酒店，一天的房钱是80欧元，其实这个都已经超标准了，因为按标准我们在法国这样的国家每天每人住宿不能超过50美元。我们只能咬着牙先住下，回来再补报告，说明情况，申请追加经费。

那家酒店虽说在巴黎市，但地段非常偏，离主马路有一大段距离，而且需要七拐八拐才能找到。酒店前台就是一个简陋的柜台，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头站在后面，身后一大堆木格子，一扭身从里面拿一把钥匙，说：“你的房间。”然后，我们需要侧过身，从他旁边一个很窄的走道里面走过去，没有电梯，踏着吱吱嘎嘎响的老楼板走上去。我住的那个单间估计只有6平方米，一扇很小的窗户旁边，放着一张窄得一翻身就会掉下去的床。床旁边是个拉帘门，进去之后就是一个马桶，一个淋浴喷头。

采访是在爱丽舍宫进行。事前我们跟法国总统府的联络官约好，怕我们不知道怎么走，人家说来接我们，让我们把地址告诉他们。结果，联络官绕了好几圈都没找到我们的所在地，最后打电话联系，我们跑下楼，绕了几条街在一个巷子口才迎上他。当时那个人觉得很诧异，问我：你们中国国家电视台来采访我们总统，怎么住在这么一个地方？

我无言以对。

有一段时间，央视因为下面各单位违规用人，频频被人起诉，吃官司，再加上国家出台《劳动法》，为了规避这类不必要的风险，于是全台采取措施清理各个部门各个栏目不合规范雇用的人员，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其实，在我看来，这完全是由于央视发展的速度太快，而用工制度和机制相对滞后所造成的。在这之前，央视的员工有很多种，有正式职工，像我这样的；有台聘的，电视台以一级单位来聘用你；还有所谓的企聘，跟央视有关系的，或央视下属的一些企业，来聘用你，再把你借调给央视做记者编辑；还有部聘，就是一个部门，比如新闻评论部，自己有个人事的小档案，把你聘了，自己给你发工资；还有所谓的“黑工”，很多热血青年和对电视有识之士，甘愿舍家抛业，不图任何东西，就要从事电视这个工作。还有一批流水般不断在换的实习人员。

如此混乱的用人制度，自然会给央视这样一个国家事业单位，带来很大的麻烦。以前在央视干过的员工，离开后反过来起诉央视，说你当时没有按国家的《劳动合同法》来给我付报酬，买保险，央视作为一级法人代表，应该赔偿。人家还有各种各样的证据，拿出来展示，所以央视输了官司。经历了这次之后，央视痛下决心干脆裁人，终止这种不合规范的用人方法，这是个明智的决定，但是对于当时因为各种原因，正在电视台打拼的成百上千的年轻人来说，却太过突然和无情。

我们正酝酿着准备全部搬进“大裤衩”（央视新大楼）。前不久，我们被分期分批地组织到这个新大楼去学习。因为这栋大楼太大也太复杂，机关重重，据说光电梯就有将近100部。大楼里各种各样的门，为了防火防盗，很多门是单向的，出去了就没办法再回来。据说已经出现有人被困到楼里面，出不来呼救的情况。所以我们的相关部门决定，对全台人员进行一次非常系统的、细致入微的搬新台培训。

我们被告知，央视新大楼创造许多世界第一、第二。比如，大楼建筑用钢材量仅次于美国的五角大楼，是世界第二。还有，这栋大楼的网络宽带速度是八亿兆。当时我就在群里发了一个微信，问真的假的。有同事马上回答说，是真的，但是这个要减掉很多卫星传送需要的带宽和流量之后，再摊到近万名届时在这栋大楼里上班的员工头上，大概还不如普通手机蜂窝数据的速度，很有可能到时候也会非常拥堵。

作为一家电视媒体，央视是个巨无霸，是一艘航空母舰。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条大船上的一员。在这里，我们很多人收获了名和利，我们理应心存感恩。这些年，央视在曲折中前行，走过了一帆风顺，也走过了坎坷转弯，我们作为其中的一员，有时也跟着顺风顺水，但也难免有着急困惑的时候。历史和理智告诉我们，任何的航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路程中会有人来，也会有人离开。对于我们这些还在这条大船上的人来说，我们该做的应当是，竭尽全力避免它触礁，使它成为一艘不沉的航母，载着我们一路前行。

7．水均益上哪儿去了？

2009年的一个早上，我闯进刚上任不久的焦利台长的办公室，希望说服他同意保留《高端访问》栏目。

当时焦台长到中央电视台上任还不到一个礼拜，我听到风声，说台里要取消《高端访问》这个栏目。其实这个动议，在焦台长到来之前，台里的编委会已经在议论了，因为有人提出，《高端访向》播出的内容没有多大新闻性，建议先把这个栏目从央视一套撤出。但是从一套撤了之后，正在改版的新闻频道又没有时段安排这个栏目播出，于是两边都没了《高端访问》的位置。有人提出，干脆直接撤销《高端访问》。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非常着急，想了一晚上该怎么办。倒不是说我患得患失，在意这一亩三分地被拿走，而是认为，撤销《高端访问》对中央电视台将是个巨大的损失。

《高端访问》是2004年按照当时新闻中心主任李挺的创意开办的，栏目名称也是李挺主任亲自想出来的。这是一档大型人物专访栏目，主要以采访外国政要、国际风云人物和当今世界各领域的精英人士为主，每期45分钟，每周日在央视一套播出，我担任栏目的制片人和主持人。从2004年创办以来，《高端访问》专访了近300位国际高端人物，在观众中有很好的口碑，影响也很大。

当时，北京的各国驻华使馆，几乎没有不知道央视有个《高端访问》栏目的，很多国家的领导人访华前，该国大使馆都会主动联系我们，希望我对他们的领导人做一次专访，这其中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潘基文，英国首相布莱尔、布朗，美国总统卡特、国务卿基辛格，德国总理施罗德，俄罗斯总统普京、梅德韦杰夫，法国总统希拉克，巴西总统卢拉等等。

几年下来，《高端访问》摸索出了一套高效科学的运作模式，也培养出了一支专业的团队，栏目虽然不像《新闻联播》《焦点访谈》那样家喻户晓，但也拥有一批高素质的观众群体，并且在业界享有不错的美誉度。当然，我本人也因此被冠以专访外国领导人的“专业户”、中国的“拉里·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著名访谈节目主持人）。毫不夸张地说，那时《高端访问》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独特品牌。

就在这个时候，台里传来栏目要被撤销的噩耗，我焦虑不堪，决定越级“上访”，找央视最高领导，做“垂死一搏”。

怎么说我也是央视“老人”、资深主持人吧，所以，台长秘书很给面子，没有阻拦我，我很顺利地见到了焦利台长，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也是至今唯一一次见他。

《高端访问》栏目组合影。凝聚着我们这个团队心血的《高端访问》在2009年8月10日停播，我们都深感遗憾。

我开门见山对焦利台长说：“《高端访问》不能撤，撤了对中央电视台来讲是一个损失。这是我们很有价值的一个平台，可能收视率不是很理想，可能新闻性、动态性不是很强，但是这是咱们中央电视台将来做国际大台拿得出手的一个品牌。况且我作为这样一个栏目的主持人，已经凭借它积累了很丰厚的资源，这个资源将来还是可以为电视台所用，不能这么简单地把栏目撤了。”

我一口气差不多讲了20分钟。我对焦利台长说，我不同意《高端访问》没有新闻性的说法。央视的新闻节目用不着每一天每一档，都得是爆炸性的动态新闻。即便新闻人物的采访也不能想当然。比如今天朝鲜闹腾了点什么事，你就非要当天采访到金正恩；明天维基解密的阿桑奇爆出什么秘密，你立马就要跟他面对面连线。以今天中央电视台在国际舆论的地位来讲，我们还做不到。

但是，央视记者任何时候采访到某国领导人，它本身就有新闻价值。比如，我采访了法国总统，可能是我一个礼拜前采访的，或许采访播出时没在新闻爆发点上。但是作为央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面对法国总统，听他谈对中法关系的评价，对欧洲与法国关系的看法，这中间可能会涉及到对前一阵子比较热门的光伏产品的态度，法国对台湾出售武器的态度，法国解除对中国军售的制裁等等。实际上，这些本身就具有新闻价值，怎么就不是新闻了呢？我甚至反问焦利台长，从“9·11”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但在这十年里，你任何时候能采访到本·拉登都是新闻，不是吗？

我还说道，我们做电视、做新闻，不能急功近利，短视决断。人家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档《拉里·金》专访栏目一做就是30年，最后是因为主持人老得不行了，才换人换名字的，但就是那样栏目也没撤销。

听我讲完，焦利台长考虑了一下，说：“我理解你的想法，但之前台里已经有了初步意见，这样吧，你再找一下你们具体部门的领导，就说我的意思，《高端访问》这个栏目形态先不要撤，还是保留。你们还是继续做，当然节目样态上可以改革一下，让它变得更新闻一点，更电视化一些。”我如释重负，当即将台长的意见转达给新闻中心主管领导。

然而，后来我接到的具体指示却是，《高端访问》节目代码（相当于栏目番号）取消，采访依然可以做，但不定期在新闻频道中我主持的另一档日常栏目《环球视线》中播出。我明白，这就意味着这个栏目不存在了，尽管我还可以专访外国元首，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阵地都没了，说是专访，其实充其量就是一条长一点的新闻报道，容量、分量、影响力大相径庭。

后来的事实证明，《高端访问》被撤销确实是个很大的损失。当初和我们竞争的主要有两家类似的栏目，凤凰卫视阮次山的《风云对话》和杨澜的《杨澜访谈录》，而我们由于凭借国家台的优势和自身的专业性，总是能占到上风。《高端访问》撤出后，实际上等于给这两家让出了市场，很多高端人物转向了他们。

到现在为止，时常还有使馆或者外交部的部门找我说，我们的总统要来中国，你是不是做一次专访？我只能说，对不起，《高端访问》这个栏目没有了。对方问，那你还做吗？我说，还做，但是，是在《环球视线》里不定期地播出。往往，对方就会犹豫、退缩。

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前不久韩国的新任总统朴槿惠要来中国，我们跟韩国使馆联系对她进行采访，韩国使馆经过商量之后回复我们：虽然你本人很有资历，但是因为没有一个正式固定播出的平台，我们觉得效果可能未必好，所以我们还是决定接受别的栏目采访。像这样的事，这些年越来越多，每每都让我感到痛心不已。

我从199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做《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的记者、主持人。2000年《东方时空》改版，成立了《世界》栏目组，我被任命为《世界》栏目的制片人兼主持人，2003年又有了《国际观察》栏目，2004年又有了《高端访问》，2006年又有了《360°》，2009年又有了现在的《环球视线》。这二十年里起起落落，我经历了这么多栏目，每隔三五年就是一个旧栏目逝去，一个新栏目诞生。每一次这种经历都会是一次阵痛。

我曾经听老前辈们说，在中央电视台，一个栏目火不了太长时间，一般五年，最多十年，也就到头了。像最早的《正大综艺》，火成那样，总有寿终正寝的一天。当然，这里说的大多是专题性和文艺性的节目。作为新闻节目而言，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每天都不一样，大不了就是换一个名称，大不了今天叫“子夜”，明天叫“午夜”，后天叫“深夜”，换汤不换药，重在新闻本身。但是最近这十年，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似乎进入了一个怪圈。一个栏目办上一段时间，就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停掉。有时候是因为大环境改变了，就随之发生了变化；有时候又因为收视率不好，被要求改版、整顿直至停播；也有的时候是潮流变了，口味变了（不一定是观众口味变了），所以被调整。

《世界》栏目的诞生，是因为《东方时空》被认为已经落伍，需要破旧立新。前《东方时空》的制片人之一时间，调头成立了一个东方时空工作室，改版了《东方时空》，并应运而生了一些子栏目，《世界》就是其中一个。我当时担任了《世界》栏目的制片人工作，《世界》是一档周播的专题节目，主要总结一周来世界范围内一些重大有意思的事，有点像现在康辉主持的《世界周刊》。

干了两年，东方时空工作室因故被撤销了，《东方时空》又被改版了，《世界》也就没法存在了。于是，我们又重打鼓另开张，开办了《国际观察》，一度也办得非常好，很火，收视率比现在四套的《今日关注》还要好。我们那时用了很多新手法，越洋采访，双视窗，包括现在的三视窗，主持人在中间，两边是嘉宾，同时连线两路甚至三路的记者。《国际观察》是当时央视新闻节目第一个以直播形式播出的新闻专栏，那时我们经常报道的是一些突发事件，反应迅速，反响也很好。后来我们又开办了《高端访问》，也是很受欢迎。

《高端访问》被撤销之后，虽然我还在主持《环球视线》，但渐渐地，我听到一种声音：“水均益去哪儿了？”甚至有人怀疑我是不是被央视“封杀”了，或者辞职不干了。

其实，我还在央视，还在主持台上，只不过，仅仅隔三岔五晚上十点半在新闻频道露一脸。我倒没有想混日子，遇到重大新闻、突发事件还会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就像2013年年初的伊拉克战争十周年报道一样。但就像白岩松写陈虻那样，这些年，我的热情和沸腾“变现的越来越少，郁积的越来越多”。我也时常反省自己，是不是老了，当年的激情不在了，贪图安逸了？对于一个到了知天命年纪的人来说，这可能是难免的。但内心里，我一直保留着二十年前怀有的那个愿望——干新闻一直干到老！这一点从来都没有变。

这些年电视台内部动荡不断，我理解这是成熟过程中必然伴有的阵痛。但我个人感觉，这些阵痛未免显得过于频繁。很多突如其来的变化，今天东一榔头，明天西一棒子，让我们作为基层的一分子无所适从。今天是“国际大台”，明天又要“新闻立台”；一阵子要锐意创新，追求前卫，一阵子要严守底线狠抓导向，再一阵子又来了末尾淘汰，惟“收视率”至上。

我不认为收视率一定是万恶之源，但它充其量只能作为一个参考。这些年来，收视率就有点像中国各地的GDP指标，让央视的很多栏目畸形发展，也让很多制片人和编辑记者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因为如果收视率不达标，过不了多久，栏目就要整改，整改了还不达标，就要被取消。这也造成了一些优秀栏目的下马，其中就包括崔永元的栏目。

在我看来，收视率本身没有问题，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硬指标，达到指标，自然表明这个栏目的状态不错。任何一个单位都要奖勤罚劣，也要鼓励先进，无可厚非。但是，收视率的考评，一定要有科学的方法和衡量标准，而不是简单地“一刀切”。

现在的央视频道繁多，我都数不清楚有多少个，反正几十个频道是有的，加上公共的、收费的和有线的，各个频道的栏目就更不计其数了。我估计央视内部人都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栏目。这些栏目千差万别，有各自的播出时段，有不同的观众群体，节目形态的本身，形形色色各不相同。如果仅靠一个千篇一律的尺度，是没有办法科学、合理和公平地衡量一个栏目的。

据我所知，央视的收视率依据，是一个叫作索福瑞的法国公司所做的调查，样本采集以及收视分析，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不科学性。首先，我们的样本最早也就千把个，后来扩展到了几千个。我不是搞统计学的，但我粗浅地调研一下，发现国外的盖洛普这样的调查机构，他们的样本不会这么少。作为堂堂的中央电视台，面对上亿观众，样本只有区区的四五千个，而且地区、城乡分布不尽合理，所反映数据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就存疑。其次，索福瑞的模板据说至少是50年前的模板，就是所谓的“一家一屏”，而今天中国人收看电视的方式早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仅是一家多屏，更是多屏幕多渠道，手机网络连电梯间都可以收看电视，50年前的模板，如何来反映这种变化和多样性呢？

《高端访问》是一档周播大型国际人物访谈栏目，它为中国电视观众深入了解国际风云人物提供了一个窗口，也为国际风云人物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提供了一个平台。《高端访问》不是“政治高端访问”，以敏锐的新闻触角，全面捕捉世界风云人物，为国际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打开一扇窗、搭建一座平台，才是节目的目标。“新闻＋新知”是《高端访问》的真正诉求。

“水均益上哪儿去了？”水均益还在央视。这些年，我随着节目的起伏在起伏，随着电视台的变化在变化，有时会感到彷徨、迷惘，甚至无奈。观众觉得我们风风光光在台前，其实我们为了每一期节目都伤透脑筋，甚至于像小崔那样，经常有抑郁、失眠的情况发生。作为央视的一员，要在这当中拼出一片天地，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要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难。所以现在想一想，我今天还有栏目在播出，有栏目去主持，还能在中央电视台的大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已经算是运气上佳了。

8．夜总会风波

那件事，我将其归为“心中的痛”，在一段时间里，它对我而言的确是一种痛苦，是我人生遇到的一个大坎儿。倒不是说这件事本身有什么过不去的，而是它引发了我对自身和所谓名利的反思。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由于不愿理会炒作和担心更大负面影响的顾虑，而选择了沉默。后来，媒体采访我也好，一些场合偶尔提及也好，我都不愿多说，不想回应。但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将它原原本本地还原一下，也算不上什么澄清，就是给自己内心一个交代吧。

那是2004年5月，我从伊拉克回来刚一年，经历了最大的赞美和最汹涌的诋毁，内心有许多遗憾、委屈和不甘。回来之后，当我把锁在办公室抽屉里的“遗书”撕掉后，有了一种捡回一条命，重获新生的感觉。我忽然觉得，应该活得更洒脱一些，超越一些。于是，我对自己的约束也多多少少有些放松，在某些场合有意无意地“放纵”自己。

比如说，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我会选择多喝两杯，有时候甚至喝得酩酊大醉。我算是个想得开的人，但也会有纠结的时候。生活里各种烦心事，工作上压力山大，我也会突然有那么一刻，像是钻进了牛角尖，所以也想找朋友聊天，借酒消愁，排解内心的五味杂陈。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态。

5月，春暖花开之际，我准备出差去杭州参加一个世界园林的高端会议，约访联合国人居署的官员和几位世界级的园林设计大师。临行前一晚，我参加了一个朋友聚会，吃饭时喝了点酒。因为第二天早上要赶飞机，所以我想就近住在办公室。

正在吃饭的时候，一个甘肃老乡联系我，说老家来了朋友要见见我。我说，我明天要出差，现在还在聚会，没有时间。这位老乡是画国画的，在北京的艺术圈里小有名气。他说，这两个老家的朋友大老远赶来，也没什么事，就是特别崇拜我，想见见我，稍微晚一点也行。我也不好再拒绝，就答应说，晚一点，等朋友聚会结束之后，我们找个离中央电视台近一点的地方，坐下来聊聊。

他们选的地方，在航天桥附近一个酒店的夜总会，可以唱歌也可以喝酒。我这边朋友聚会散得晚，10点多结束后，我就往他们那边赶，到的时候已经差不多11点了。我和一个新华社的朋友，加上三个甘肃老乡，一共五个人，要了点水果，还点了酒。我本来说刚喝过了，就别再喝了吧。他们说，要不再喝点啤酒吧。我也不好再扫兴了。

那天喝的啤酒，都是小瓶的喜力。他们先要了一打，喝完后又要了一打，大家慢慢喝着聊着，谈天说地，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快凌晨1点的时候，差不多尽兴了，就说结账走吧。

那天是一位做土特产生意的老乡请客，服务员拿着单子来结账时，他一看单子就说：“你们怎么收费的，怎么这么贵呀？”那服务员说：“我们这儿有最低消费。”他有些不理解：“再怎么最低消费，我们就点了两个果盘，24瓶小啤酒啊。”我凑过去一看，好像是五千八还是六千八，的确是贵得有点离谱了。

那位老乡很为难，也有点生气，虽然外地人来北京，对于挨宰这件事多少有点思想准备，但挨这么狠一刀，心里肯定有点难以接受。我那天其实并没喝多，人还算清醒，就是多少有点小兴奋。刚开始我并没有接这茬，但那位画画的老乡很生气：“你得说清楚，账单拿来看一下。”一笔一笔看过后他说：“不对啊，这啤酒怎么这么贵啊，一瓶快100块了，在哪儿也没有这么贵的价钱。就算你是夜总会，我们只是唱歌喝酒，也没干别的，你收这么贵没道理。”那个服务员小伙子也很为难，只说单子上就是这样。我那老乡就说：“不行，把你们管事的叫来，这事得说一下。”

小伙子出去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来了一个经理模样的年轻人，我老乡跟他理论说，这账不对，有点宰人。那小经理就说，我们这儿是五星级酒店。一开始还都在解释，但是说着说着，也就有点不太客气了，因为西北人说话比较直，激动起来也有点骂骂咧咧的。那位小经理觉得有点受到了侮辱，就说：“你不能骂人啊。”我们这老乡气也上来了，说：“什么时候骂你了？我就跟你说这个事。”一不留神，有些国骂色彩的词儿就出来了。

我本来没有参与争论，但那个小经理说了一句：“你们喝得起就喝，跑到五星级饭店那不就这个价嘛。”我一听这话就有点生气，一拍前面的茶几，骂了那小伙子一句：“你什么狗屁经理，客人跟你理论，有你这么跟客人说话的吗？什么叫消费得起，五星级就成了你宰客人的借口了，成了你宰客人的幌子了？你收费这么高，拿到物价局能批吗？说难听点，曝一下光你这受得了吗？这收费标准你得说清楚啊！”那位小经理可能情绪不好，一直是一副很不屑的表情，我看他那样，也愈发觉得生气。

当然，在那种昏暗的灯光下，我所见所感未必准确，但那时的确觉得很没面子，有些火冒三丈，我的老乡千里迢迢跑过来，等了我那么久，请我喝顿酒还得被宰这么一通，我心里很不服气。于是说着说着，就越来越激动，脑子一充血，我就拿起茶几上的一杯酒，一边骂一边直接泼到他脸上了：“你这小屁孩，说你这半天，你还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原话不记得了，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这杯酒一泼出去，那小经理先是愣了，然后转身就出了房间。我当时也没当回事，倒是老乡在旁边劝我说，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反正买单就买单吧，无所谓。但是再找他们结账，半天都没来人，那老乡就自己跑到前台把账结了，我那时还有点不依不饶地说：“你凭什么买这个单，咱不能买这个单。”大伙就劝我算了。

这时候，包间的门突然大开，刚才那位经理和两位民警进来了，那民警应该是附近派出所的，一看说：“呦，水先生怎么在这儿？”我说：“怎么了，这是什么意思？”民警说：“他们打110了，说这儿有纠纷，我们过来看看。”我这才知道，那经理半天不见是报警去了，可能被泼了酒心里不服气。我说：“有什么纠纷啊，应该查查他们的账。”那两位民警坐下来说：“既然接警了，我们就要来处理。”我没好气地说，那就处理呗。于是大家坐下来，他们简单问了下情况，我就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说完之后，民警认为这基本属于消费纠纷，而且我那老乡也怕给我惹麻烦，都已经把账结了，这事应该已经解决了，没事了。而且那个小经理也并没有说我打他，而是说我跟他摔杯子了，我解释说：没摔杯子，就是把一杯酒泼他身上了，因为他当时表情和态度不好，我挺不满的，喝了酒，也有点激动。我还专门对着小伙子说一声对不起。看到这情景，民警就说：“这事儿就这么着吧，不早了，你们都走吧。”然后两位民警和夜总会的负责人，还一块儿把我们送到电梯口。出了酒店大门，我以为这事应该已经化解了。

我回办公室睡觉，一大早起来跟同事一块坐飞机到了上海。因为到杭州没买到直飞的票，我们只能到上海转机。一位上海的朋友从机场接我们出来吃饭。期间，我接了一个电话，说是一家什么报纸的记者。

对方上来就问我：“你现在在北京吗？”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想着没准又是小报要挖八卦新闻之类的，那时候台里有明确的规定，央视主持人接受小报采访要慎重，要跟台里打招呼。我就随口说：“我在外地呢。”那边就问说，你看了那个什么报道吗？我问：“什么报道啊。”对方就说，昨天你是不是在那个夜总会……我一听这事，就觉得有问题，电话里解释不妥，于是就说：“我现在在外地，马上要上飞机，这事我就不跟你说什么了，具体有什么事，我们回头再说。”匆忙就把电话给挂了。

后来，我看到了这家媒体的报道：“记者打通水均益的电话，水均益表示根本不知道此事，他人根本不在北京。”说得像是我在狡辩一样。我才明白，他那天一上来就是在套我的话。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响个不停，所有媒体、娱乐小报的电话都纷至沓来。我统统告诉对方我在出差，没时间聊，也不方便接受采访，回头再说。但是我心里隐隐意识到，我可能是“摊上事儿了”。

我赶紧给北京的同事打电话，让他们帮我上网看看，我说昨天喝酒出了点状况，但怎么至于就这样满城风雨了。同事看完后告诉我，好多娱乐节目和报纸都在报道，标题是“水均益大闹夜总会”，还打了人，诸如此类。

我一听这情况，第一反应就是，这事肯定是炒作，也可能有人使坏。因为，当时我们离开那家夜总会时，大家都认为那件事已经过去了，该说的也说清楚了，我也没有被警察做笔录，也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那警察还亲口跟我说：“哎呀，这件事就是你们之间的纠纷，又不是你请客，你看你还这么激动。”我自然理解为，小事化了了。一夜之后，突然这么爆发出来，我的直觉就是，会不会有人存心使坏，故意黑我？会不会是被我泼酒的那个经理小伙子事后反应过来，觉得水均益是个名人，于是把这事捅给了媒体。当时首发这条消息的那家报纸也说是接到了爆料电话，才知道这件事的。

因为我们还要赶着去杭州采访，我也来不及再多了解什么了，就赶紧给家里人打电话，先给他们打打预防针，说昨天是怎么回事，起了点纠纷，但不是像媒体说的那样“大闹夜总会”，我是泼了酒，但是我没有动手打人，让他们千万别偏听偏信，也别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之后，我把手机关了，专心投入采访。

等到采访结束，第二天返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看到，几乎飞机上所有报纸都在报道这事，有些甚至于大半版都是这事，说得有鼻子有眼，又采访当事人，又采访警察，仿佛这是一件天大的丑闻。那是2004年，要是搁在今天，加上微博等社交平台的掺和，可能更了不得。幸亏当时那些记者不知道我父母家的电话，要不然，二老恐怕不得安宁。

回到北京之后，很快台里也都知道了这件事。大概是因为当时我的名气也正在如日中天的状态，所以一出事，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那时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力度和烈度很大，持续了两三个星期，天天都坚挺着在网站娱乐新闻的头条挂着，绝对不下来。当时我还在自嘲，人家歌星打榜几天就下来了，我持续“打榜”，热度不退。而且很多媒体还不罢休，拔出萝卜带出泥，把关于我的各种事也揪了出来，甚至把我女儿的照片都登出来了。

事情闹到这么大，台里也很重视。央视当时的台长赵化勇特意找我了解情况。央视的职工在外面出了事，实际上不光是你个人的事，还影响到整个电视台的声誉。在赵台办公室，我一五一十地把这件事说了一遍。当时事情已经出了一个星期左右，正炒得如火如荼，很多亲友都打电话来问，到底是怎么回事，网上跟帖也很多，我感觉到莫大的压力。

我很动感情地对台长说：“希望台里能够相信我。首先，我绝不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其次，我好歹也是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以我所受的教育而言，我不会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我所说的这些，全部都是事实。当时的确是事出有因，我觉得是在仗义执言。当然，我的举动是不好的，但是就这么件事，为什么会有人主动捅给媒体，会被拿来大做文章？这个问题，我不敢妄自猜测。但是我请台里相信我，并且给予我支持，任何人找我，我都不会接受采访，对于此事我就此贴上封条，他们爱说成什么样就说成什么样，说破了天我也不回答。只要公安部门认为我水均益没有违法，那这件事就没问题。”我也很诚恳地跟赵台表达了我的反思，“作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或者算是央视的形象代表，这对我而言是一个警钟，以后在外面无论吃饭、喝酒还是见朋友，我都应该更加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赵台当时表示很理解我，安慰我说：“现在有这么一种趋势，就是拿中央电视台说事，哪怕你在央视就是个普通的记者编辑，但凡有点什么事，都会上升到央视这个平台上来。感觉就是说，央视你是电视行业老大，有垄断地位，你应该是十全十美的，不应该有丝毫问题。只要央视的任何人有任何风吹草动，马上就会引发舆论风波，甚至添枝加叶，怎么恶劣怎么说，以此抹黑央视的形象，让老百姓觉得央视以大欺小，无恶不作，从而产生厌恶感。所以，台里的压力也很大，遇到事情也很为难，台里绝对信任你们，但作为主持人，你们在外面还是一定要注意自身形象。”

后来，很多人，包括以前新华社和《东方时空》时期的老领导老朋友也都打电话安慰我说：“小水，我们有数，你也别往心里去，但是以后啊，尽量别去那种地方，更别喝酒。”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这件事慢慢平息了。但今天想起来，我仍然有种郁闷和心痛的感觉。因为当时造成的负面影响确实很大，让很多人觉得，电视上看上去很正人君子的水均益，怎么是这么一个形象。很多不明真相的人，也觉得我无理取闹。现在，我想尽量客观地陈述一下这件事。我承认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确实有些激动，有些过激的行为。在后来的很多报道中，那个被我泼酒的小伙子始终没有露面，也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将近十年后的今天，我借这本书的出版，想跟那位不知姓名的小伙子说声对不起。我还想对他说，在当时的情况，我作为一个央视记者，一个所谓的“名人”，让他下不来台，他心里一定也很不好受，同时我也很感谢他，因为在当时的状态下，他三缄其口，没有给那把火再添柴火，火上浇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