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Chapter 1　2003伊战采访揭秘

在许多人眼中，伊拉克战争报道无疑是我职业生涯的高峰。但没人理解，“伊拉克”三个字，在我心中有多痛。当我们报道组结束伊拉克之行，走出北京的机场时，我满心憔悴，近乎绝望崩溃，只想洗个澡，睡上一大觉，然后大哭一场，哭他个昏天黑地。

有时夜深，我不敢回想那片沙尘暴中隆隆的炮火，那些清晰的爆炸声，就像我心头伤口“嗞嗞”开裂的声音一般。我感觉自己的生命时钟在那一刻忽然慢了那么几秒，这对于一个有新闻理想的记者而言，是毕生的缺憾，即便十年之功，也无法让它痊愈……

1．伊拉克新闻大战

2002年，美国打完阿富汗反恐战争后，加紧了对伊拉克的围堵。美国频频指出，伊拉克是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政权迟迟不配合联合国的武器核查。

出于职业敏感和个人兴趣，我一直密切关注着伊拉克的局势。在向国内专家研讨，与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联社等记者朋友聊天之后，我得出判断：美国肯定要打伊拉克，不是2002年底就是2003年初！

9月中旬，我开始反复给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打报告提议：尽快派报道组奔赴伊拉克第一线。风暴即将来临，而且必定举世瞩目，中国国家电视台应该拥有自己的现场声音！

我自告奋勇地提出带队。沸腾的血液点燃我每一条记者的神经，我迫切需要去现场，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影像和声音传播第一手信息。更何况之前我曾去过伊拉克3次，非常熟悉情况，有人脉，有能力，有7次去战地采访的经验，舍我其谁？

报告很快得到领导支持，我第一时间找到冀惠彦。冀惠彦是军事节目部的记者、现役军人，是我非常默契的老搭档。

“伊拉克又要打仗了，咱们哥儿俩还是搭班子吧？”我满怀期待。

他非常痛快：“随叫随到！”

按央视外事处规定，我们出境采访得有邀请，而我在伊拉克的“熟人”，除了新华社驻巴格达分社，就是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但通过这些渠道都会费时费力。我决定另辟蹊径，直奔伊拉克驻中国大使馆，让伊拉克人邀请我们。

我分析：萨达姆政权当时在国际上比较孤立，而他们知道，中国对他们在情感上比较同情，也比较支持萨达姆的一些正义主张——比如维护伊拉克的主权、反对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等等。所以，他们希望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权威媒体去报道，去看看伊拉克受联合国多年制裁、老百姓民不聊生的真实生活。

那天，我信心十足地跑了一趟伊拉克驻华大使馆，开门见山地向大使提出要求：“现在您的国家局势非常紧张，可能会发生战争，中国人民非常关注伊拉克人民现在的生活。我们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的国家电视台，希望能够前往伊拉克采访报道。”

不出我所料，大使先生态度很积极，他表示非常欢迎我们去采访，并当场承诺：“所有人的签证，你当天来我当天就给。”

我进一步阐明来意，希望他们向央视发出邀请。大使严肃的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一丝笑容，几秒钟之后他爽快地一挥手：没问题！

临别时他突然问我：“伊拉克现在明显很危险，你想去那里，不害怕战争吗？”

2003年央视第一次进入伊拉克的摄制组全体人员在巴格达新闻中心合影。清一色的男性，从左至右，依次是康锐、冀惠彦、我、陶冶、杨小勇。当时陶冶和康锐被“弃卒保车”，马上要被提前撤到约旦，“以保住我们三个老家伙能够在伊拉克待住。”当年两进两出伊拉克，多年来我一直感谢兄弟们的理解和支持。

我思忖了一会儿，说：“我当然害怕战争，正如现在笼罩在战争阴影下的伊拉克人民一样。如果他们无法逃避地要罹受这场灾难，至少我们要到他们身边，将他们的恐惧和渴望，传达给全世界的人们。”

大使握了握我的手，分量很重。

这封邀请信让我们等了一个多月，11月底才寄到。有了“准入证”之后，我们赴伊拉克采访的团队也很快组建好了。除了我和冀惠彦，还有3名记者：杨小勇、康锐、陶冶，清一色男性。这倒不是因为“战争让女人走开”，而是考虑到，去异国报道一场无法预测、不知面貌的大规模战争，男人去各方面都方便一些。

我是出镜记者兼领队。跟我同岁的杨小勇是卫星传送工程师，技术高手。老搭档冀惠彦大我整整10岁，是经验丰富的采编快手，又是个会关心照顾大伙生活的老大哥。另两位年轻同事30岁左右，都尚未婚配。陶冶是新闻编辑部的编辑，懂外语，常年做国际新闻报道，整理编辑资料和翻译是把好手；康锐是摄像，是我在《焦点访谈》的同事，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大型新闻活动直播的主力“操刀手”。

根据经验，我建议大伙轻装简从。当时很多西方媒体已经在巴格达驻守，他们利用富余的设备，在当地搞起“三产”：全套提供卫星转播车和设备，连同现场直播的摄像、灯光甚至帐篷一应俱全，我们只需要有一位懂行的人盯着即可。但是考虑到战时时局不定因素，我们专门带了几部便携式海事卫星电话，以及配套的传真设备等；当然还有便携式摄像机、便携式编辑机、对讲机等等。因为要去的是战地，我们还全体配备了防弹服、头盔、防毒面具、急救品等战备用品，当然都是“中国制造”。

出发前，央视在一家保险公司为我们一行五人，每人投了500万元保额的“意外伤害险”。我和冀惠彦开玩笑说：“没想到我们的命这么值钱，加一块儿都能赶得上大熊猫了。”笑一笑，对未知危险的紧张感要消除不少。

后来有记者采访我父亲，也问起了保险的事。老头说，什么钱不钱的，他只想让儿子平安回家。其实，我出发前并没有告诉父母要去伊拉克，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在巴格达现场报道时，才知道我已经到了伊拉克。当然，他们也不知道我还写下了一份遗书，并且还貌似精打细算地为家人划分了那500万保险金！

如今回想当时写那封遗书的情景，还真有点滑稽。当一个人身临其境真正要交待后事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人生还有那么多事没有做，还有那么多的不舍得。我写了改、删了写，有时还不由自主地念出来，最终也只是写了最简单的几句。

不敢告诉父母我又要去战地，因为特别明白他们的担忧和紧张，但是每次有这样的大事发生，我还是忍不住，一定要去现场。“新闻发生时，我们在现场”，这是每一个记者的座右铭，也是深入我血液的认知。

作为战地记者，我经历过许多真正的战争。总有人问我，去战场采访是什么感觉。怎么形容呢？因为冒险而亢奋，因为职业而忘我。在硝烟中，最及时、最准确地将战争实况报告给公众，报道事实真相，那就是最大的荣耀。

200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五，全中国还沉浸于浓浓的新年气氛中，我们一行五人终于办妥所有手续，干净利落地出发了。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把这个战争全程报道下来！

2月6日，进入巴格达之后，为了抢占报道先机，我们气都没喘匀就开始做准备工作。

当时的伊拉克，已云集全球上千名记者，早已展开“新闻大战”。除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世界三大通讯社外，不少国家的地方电视台、电台和报刊也派来了记者，其中包括CNN、ABC（美国广播公司）、BBC（英国广播公司）、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广联（欧洲广播联盟）、富士电视台等。一些著名的战地记者，如克里斯蒂安·阿曼坡，也在巴格达。

我们入住著名的拉希德饭店后，立刻做出了一整套报道计划。我们的报道要输送给央视各个频道的三四个栏目，以新闻中心为主，大量动态新闻在《新闻联播》《世界报道》《新闻30分》等栏目中滚动播出；我在《东方时空》有个《世界》栏目，对伊拉克问题作深度报道；《焦点访谈》也会及时关注。后来，《东方时空》从2月10日开始，开辟专栏《直通巴格达》，每天约好半小时，我和在北京演播室的白岩松连线。后来挺多人跟我提起这个栏目，都觉得很成功、及时而且直观。

我们五个人分成两组，冀惠彦跟我搭班，康锐和陶冶搭班；杨小勇负责所有通讯线路的保障。每天早上8点起床，讨论好选题吃饱早饭；9点，各自出门，卖力地采访去！山雨欲来、战云压城的巴格达，民生百态都是新闻。

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可以说是中国新闻媒体大规模直接介入国际新闻报道的开始。战争打响前后，除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国家媒体派出庞大阵容外，还出现了一些地方媒体，来自祖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中国记者有40名左右，祖国大陆与港台地区各占一半。中国观众几乎每天都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战争的进展，战事消息传播之快，是以前历次战争所没有的。

我和新华社前同事、资深记者张兰华在伊拉克新闻中心二楼平台合影。伊拉克战争打响前后，中国派出了自己的战地记者，其中出现了几名引人注目的女战地记者，张兰华就是其中之一。张兰华是新华社于2003年派往伊拉克及其周边国家的增援记者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在巴格达和安曼的78个日日夜夜里，张兰华始终战斗在报道工作的最前沿，用90多篇新闻报道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全面、真实的伊战现场。

这使我回忆起1998年来伊拉克采访的情景。当时，我和冀惠彦等人来伊拉克报道武器核查，那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派记者到事发现场，参与国际新闻报道。在此之前，由于种种条件所限，我们所做的国际新闻报道，都是编译国外媒体的资料，没到现场采访，缺乏第一手资料，也就没有发言权、缺乏权威性。1998年我们到伊拉克，是第一次以中国记者的视角报道伊拉克局势，当西方媒体的记者看到我们时，还很不礼貌地将镜头对准我们，大呼小叫地表示惊奇，说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是他们第一次在新闻现场看到中国媒体。

2．“中国伟哥”贿赂新闻官

伊拉克当局对各国媒体在当地的采访报道，有一套严格的管理规定。全球媒体参与的“新闻大战”，成了伊拉克新闻管理部门的滚滚财源。

伊拉克新闻部下属有一个部门，叫“国际媒体管理中心”，规定所有的外国记者到伊拉克，都必须去那里报到、登记、办采访证。管理中心下发的临时采访证，相当于有效期10天的签证，10天过后如果要延期，就需要再申请、再交钱。若有记者报道了伊拉克当局不喜欢的“负面新闻”，等采访证过期后，管理中心就不再延长，等于变相驱逐出境。

新闻中心的“老大”叫穆赫辛，一位西装革履、中等身材的伊拉克人。无论多么大牌的记者，哪怕是CNN著名的战地记者克里斯蒂安·阿曼坡、尼克·罗宾逊，跟他打交道，也得下本钱。

大权在握的新闻中心，十分腐败。记者在当地采访，必须有一个官方派出的所谓“陪同”跟随，实际上就是伊拉克当局安排在我们身边的一个探子，专门监视记者的一举一动。电视记者在大街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做现场、越洋的连线报道，只能在新闻中心配楼二楼的楼顶平台上，给一个四五平方米的空间，让你画地为营。但是这块空间必须由穆赫辛批准，不用说又得花钱，一个是非常昂贵的“明码标价”，一个是相对便宜的“私人关系价”。私人关系靠什么建立呢？当然，还是塞钱。

慢慢地，各式各样的帐篷成为那个楼顶别样的风景。我们去了之后，先用欧洲广播电视联盟的帐篷，后来我又让伊拉克雇员阿布去租了个专属我们CCTV的小帐篷。至于地块的价钱，就由我去跟穆赫辛谈。

穆赫辛是萨达姆时代典型的“蛀虫”，虽然只是个中等级别的办事员，但那个时候，所有外国记者都得拍他马屁。比如你想在新闻发布会上找一个好机位，或者在密密麻麻的记者群里得到一个提问机会，就得给他“上供”。他火到什么程度？过生日时，办公室里记者们送的花儿有十几把，蛋糕成摞地堆在那儿，想贿赂他的人，每天络绎不绝。

从安置帐篷，到安放海事卫星，再到联系采访伊拉克官员、联系新闻发布会上的提问，我多次跟穆赫辛打交道，也就熟识了。时间长了，隔三岔五，你不见他，他还想你呢，常常派人来找我，老远就喊：“Shui, Morhsin wants to see you．（水，穆赫辛想见你。）”

我一听，坏了，又得“出血”了，就揣上50美元去了。闲聊片刻后，他用阿拉伯的握手方式道别，我就从兜里把手拿出来，手心里捏着美元，说：“哈比比（阿拉伯语，‘亲爱的’），那就非常感谢了。”一握手，他就从我手里把那50美元给拿走了。

有一次，穆赫辛又派人来叫我，我正想找他帮忙联系采访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探听紧张局势下萨达姆高层的口风，便一路小跑到他办公室，只见他神色诡异：“哎，水，过来！”

我凑过去，问：“什么事儿？”

穆赫辛压低了声音问：“你们中国有‘伟哥’吗？”

我一愣，心想，嗨，这个可真没有！但我有求于他，只能咬牙说：“有！”

他怕我没明白，又解释道：“就是你们中国的中药，那种东方的，能激发人的……”

我斩钉截铁地说：“有、有、有！”

穆赫辛立刻兴趣盎然：“那你给我弄点儿。”

我满口答应：“行！没问题。”接着提出交换条件，“副总理的那个采访，你是不是能……”

他很豪爽地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003年我们刚到伊拉克时，租用的是欧洲广播联盟（EBU）一个直播服务点的帐篷。这是我和欧广联的摄像师在谈工作。在伊拉克新闻中心二楼，这个异常昂贵、明码标价的平台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各家电视媒体，都在自己“购买”的一个两三平方米的空间里画地为营，抢着搭建帐篷，有时会因为“你的帐篷越过了我这边1厘米”而争吵，甚至大打出手。

回去之后我就犯了愁，跟冀惠彦嘀咕：“穆赫辛跟我要‘伟哥’，咱上哪儿给他弄去啊？”回绝他肯定不合适，我就想，能不能糊弄他一下。

我问冀惠彦：“你带的药里边，有没有上面没英文字，也没中文字，人吃了也没什么副作用的？”冀惠彦是个特别细心的人，他给我们报道组成员准备了一个常备药箱，每天早上都会敲门，给每个房间送三片黄连素，预防水土不服闹肚子。

冀惠彦想了半天说：“有种藿香正气胶囊，把盒儿拆了，里面的胶囊上没字儿。”

我有点担心，问：“这个药吃了，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冀惠彦笃定地说：“就是调节肠胃、防止上火，没什么副作用。放心吧，不会有事。”

于是，我揣着藿香正气胶囊，钻进穆赫辛的办公室。他一使眼色，问：“怎么样？”

“嗯，”我点点头，很神秘地说，“马库姆什盖勒（阿拉伯语，‘没问题’）！”

当时穆赫辛办公室坐着一些找他办事的人，他招呼我先坐下，然后就开始急急忙忙地打发那几个人。等他把人都支走了，我既矜持又神秘地把药塞给他，说：“这是我们中国最好的Chinese Viagra（中国‘伟哥’），一次两片儿。”我还是有些担心，怕他吃多了会出什么问题。

接下来两天我都没敢见穆赫辛，一方面忙于采访，另一方面我也心里没底，生怕这家伙识破了大发脾气：“水，你怎么糊弄我，完全没有效果啊！”

到了第三天，我路过他办公室门口时，被他给堵住了：“水，过来过来！”

我心想，坏了，露馅儿了！硬着头皮走过去，他一下子把我逼到办公室拐角，表情诡异。也不知是福是祸，我心里直打鼓。

他终于开腔说：“那个药……”我没敢吭声，他又酝酿了一下，说，“那个药，呃……”

我试探着问：“怎么样？”

他咧嘴笑了，说：“Very very good！”

我当场就傻眼了，心想，不会吧？！好半天才回过神来问：“真的吗？”

“Very strong（很强）！”他满意地说。

这件事我回去给冀惠彦讲，给其他同事讲，给很多朋友讲，每讲一次大家都捧腹大笑，谁也没想到在中国普普通通的藿香正气胶囊，到了伊拉克竟然会产生奇特的功效。

2013年重返巴格达时，我很想见见穆赫辛，间问他Chinese Viagra（中国“伟哥”）真的有用吗？那不过就是我们中国调节肠胃、预防上火的一味很普通的药啊。但是阿布告诉我，穆赫辛退休了，几乎没人见过他。很多萨达姆政权时期的风云人物，十年后即使没被清算，也在伊拉克政治舞台上没有位置了。当年他们大肆敛财，可能也是因为时局动荡，以至于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吧。

托“中国伟哥”的福，我如愿采访到了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阿齐兹是萨达姆时期伊拉克的风云外交官，他英文很好，长袖善舞，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人、英国人和联合国的人打交道时，总是气场很足，常常一个人舌战群雄。阿齐兹身处伊斯兰教国家，却信仰基督教，是萨达姆政权里一个很另类的人物。

后来，萨达姆被推翻之后，我在《国际观察》栏目里还报道过阿齐兹受审。人在台上和在台下完全是两回事，从萨达姆身边的红人沦为战后的阶下囚，阿齐兹整个人的精气神一下子就泄了，坐在法庭上的他满头白发，一夜之间仿佛老了30岁，畏缩潦倒，不复往日的神采飞扬，令人唏嘘。

阿齐兹到中国访问过几次，我采访过他两三回，也算“老相识”。那次采访，他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第一，他内心里已经坚信，美国迟早是要动手的；第二，他有点责怪中国和俄罗斯等比较同情伊拉克的国家，认为我们没有帮上太大的忙，没有阻止过美国。

其实，在联合国几轮外交斗争中，正是由于中国和俄罗斯威胁要否决安理会决议，美国才没能拿到对伊拉克动武的“尚方宝剑”。直到2003年3月16日，美国、英国、葡萄牙与西班牙四国领导人在葡萄牙的亚速尔群岛会晤，美国总统布什表示，最后时刻已经到来，如果伊拉克不遵守联合国决议，安理会又要阻止我们，那我们几个国家和北约盟友，会组成一个自愿的联盟对伊拉克采取行动。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否决了我们，那我们哥儿几个就准备单干了！

最终，美国绕开了联合国，拉上几个“盟友”发动了战争。那个时候，无论中国怎么呼吁用对话和冷静的方式，来解决伊拉克问题，都为时已晚。

十年后再来看所谓的“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件，当然是子虚乌有，但当时却传得有鼻子有眼，我们这些身在风暴中心的记者，便需要拨开迷雾去追踪真相。

我们经常跟美联、路透、CNN的记者约好，去联合国办事机构外守着，和武器核查人员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们一动，我们就上车跟踪。对方发现我们后，就会想办法甩掉我们，在某个岔路口，他们的车队突然一分为二。我们那时欠缺足够的通讯设备，只能凭借常年的斗争经验形成的默契来行动，比如美联的车在前面，他们会从车窗里伸出手，指着某个方向，示意我们分头去追。

当然，核查小组也会阶段性地召集记者发布消息，往往却是：“我们这次的成果依然是高度怀疑，但这次并没有查到有效的证据，证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伊拉克当局也会利用媒体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有一次，穆赫辛把我们召集起来，参观一架西方国家指责说是“萨达姆用来释放化学武器”的无人机。

飞机停在巴格达郊外一家普通工厂的空地上，看上去像是架大号航模，机翼也就一米多长。冀惠彦是军事记者，一看就知道，这种飞机根本不可能装芥子武器或化学毒气弹，其实就是架洒农药的无人机。

眼看一切核查都无功而返时，一个惊天大转折出现了。

我身后就是西方国家指责说是“萨达姆用来释放化学武器”的小飞机。老冀是军事记者，一眼就看出这飞机装载不了化学武器。后来证明这是一架用于喷洒农药的无人飞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萨达姆就这样一步一步被逼到了墙角。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出示了据说可以证明伊拉克拥有、制造和储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大量证据，一个代号“曲线球”的情报人员成为关键人物。据说他是伊拉克的前科学家，曾经在生产研制化学武器的秘密部门工作过，后来从伊拉克转到约旦，叛逃到德国，将情报告诉美国中央情报局。

有一段录音，是两个人在电话里交流。一个人说：“那个东西送到了没有？”另一个人回答：“上校，你放心，我已经送到了很安全的地方。”鲍威尔解释，他们是在运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段电话被监听并且记录下来。

鲍威尔的证据让全世界哑口无言，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件事，仿佛就此坐实。鲍威尔演讲时，我们挤在穆赫辛的办公室看电视转播，我看见，穆赫辛不再不可一世，那种大限将至的表情，很真实地浮现在这个伊拉克新闻官员的脸上。

3．无奈的分批撤离

2月中下旬，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下了通知：下一个礼拜，第一批使馆人员要撤出了。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们有可能会被勒令撤出。那个时候，中国在伊拉克的记者已陆续撤离，除了我们，只剩下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由我的老同事张兰华带队。

我必须面对一个艰难的抉择：如果新华社也撤，我们留不留？怎么留？

整个报道组都很担心，我给他们鼓劲：“之前花那么大力气进来，就是要守到战争爆发那一刻！能坚持多久，咱们就要顶多久！”

可形势不容乐观。有一段时间，每天做完报道后，我和冀惠彦就坐在拉希德饭店的窗台上，透过夕阳余晖，看着窗外的底格里斯河，看着巴格达钟，看着整个巴格达市区，谈论思考着同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留下来？

我分析，如果使馆和新华社都撤，台里领导肯定要考虑我们的安全，号令班师的金牌就很可能发过来。我们不想前功尽弃，于是制订了一整套“留守战略”。

第一步要发“安民告示”。我不断给台里发传真，汇报工作表决心。我特别强调全体人员状况良好、斗志高昂，各项工作正常进行，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报道体系，并未受到紧张局势的影响。同时我也表现出很强的安全保障意识，包括如何紧急避险、战时物资囤积、预先了解撤离路径等。

我还植入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媒体与使馆人员不同，撤与留，记者应该有独立和职业的判断。路透在这里，美联在这里，目前伊拉克还有约200名记者，新闻大战没有结束，我们没有理由走！我甚至故意“提醒”：凤凰卫视也马上会派第三批记者来，当然我压根儿不知道那会是闾丘露薇。

台里很快回复，肯定了我们的工作，但走还是不走，迟迟不给说法，只是说，按照惯例，央视记者出境采访，既受台里的领导和指挥，同时也要听从中国驻当地大使馆的意见。

我决定“转攻”大使馆。

我们报道组跟使馆的关系十分融洽。从张维秋大使到司机、勤务员，都对我们很好。正月十五的时候，使馆还邀请我们一起包饺子。当时使馆虽然有通讯工具，但主要用于外交用途，一般情况下不能私用。为了表示感谢，我们把海事卫星电话拿到使馆，让所有的使馆人员，从大使到厨师，一二十人，每个人给家里打3分钟电话，他们打趣说：这是中央电视台的友情赞助。这些事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非常温暖。

但是战争里面没有温情，只有生死。我希望张维秋大使能够理解新闻人的理想和热血，但是我也很清楚，形势逼人，很多事不是大使一个人能决定的。

在张维秋大使的办公室里，我们有过一次开诚布公的长谈。

我很直接地跟大使说：“想留在这里，并不是我水均益个人想出名，想要博得一个‘战地英雄’的光辉名号。而是我们作为新闻记者，有这样的职业追求。我们已经在巴格达驻守了好多天，现在撤离的话就功亏一篑了。如果临到了眼前，却放弃记录这段历史，我们会良心不安。”

张维秋大使是位资深外交官，人也很和善，他沉思了一会儿说：“小水，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战争一触即发，留下来真的很危险，我们作为驻地使馆人员，首要的还是要考虑你们的安全。你看，也不是只有你一家撤，新华社也已经准备撤离了。”

“我们会非常注意安全的，”我有些着急，绞尽脑汁地解释，“新华社做的是文字新闻，他们可以根据外电、根据伊拉克当地媒体的报道，整理出很漂亮的文字稿。但是中央电视台不行，我们作为电视媒体，需要现场画面，离开现场就没有意义了。”

类似的话，我反复说了好几遍，听上去有点像强词夺理。但是，我必须这么做，把任何道理，都往“我们必须留下来”上说。张维秋大使很耐心地听完，最后表示，他很理解我，也会充分考虑我的想法，会由使馆给国内提供一个建议，但这事确实不是他一个人做得了主的。

我走出大使馆，抬头望天，战云密布，依然阴沉。

3月初，使馆开始忙碌起来，人们进进出出准备撤离，然后一间房一间房开始腾空。我们的主要工作也开始变得单一：保持正常的报道连线，每天跟白岩松相约《直通巴格达》；整个报道组全力以赴，“赖着”不走。

经过充分考虑，我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实在顶不住压力，作为缓兵之计，先部分撤离。

冀惠彦一边啃阿拉伯大饼一边瞪着我：“谁愿意撤吧？你说说。”

我说：“我、你和小勇都是四十好几了，咱们俩更是有家有室的，人生任务完成得差不多了。陶冶和康锐俩小伙子还年轻，还没成家立业，按道理，也该让他们先撤。”

冀惠彦不是扭捏的人，就说：“行！那得跟他们好好说说！”

开场白很沉重，没人主动讲话，我开始介绍局势，但是说了些什么，自己也没听见，只听见心在怦怦地跳。当初把人家说得热血沸腾，来巴格达受了两个多月的苦，现在又要人家回去，怎么交代？！

“外交部门和台里，也是为我们的安全着想，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场真实的战争，会发生什么，谁也无法预测，所以，我们也要理解这种苦心。让你们俩先撤离，也是出于这种理解。”我苦口婆心地劝着两个年轻人，也是在劝我自己。

陶冶跟康锐交换了一下眼神，很坦诚地说，心里不想走，但是也尊重我的决定。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但是表面上还得镇定冷静，说：“让你们先撤，一是考虑你们还年轻，还有一层意思是，你们撤也许还可以保住我们中央电视台在这儿的存在。当然，你们撤出去还可以策应配合我们。”

“怎么配合？”康锐来了兴趣，他大概以为，撤离就是灰溜溜地离开，以后都没他们事了，一听到有事做，精神就来了。

我手里拿了一支笔，在空中点点画画，“如果一旦强制要求撤离，你们撤到约旦，我们留守伊拉克，对台里有个交待。同时，你们在那边也可以做些报道，还可以帮我们补点物资什么的。一旦局势不妙，危险到我们实在待不住了，你们还可以接应我们。”说着说着，我自己都觉得这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妙计。

伊拉克战争爆发前，我在街头采访中学生。我希望获得当地老百姓对战争形势的最新看法，特别是伊拉克的中学生怎么看待战争，他们的学习生活是否正常。这些本应该在课堂里读书的孩子，看着街角垒砌的沙袋，眼中写满了忧虑。

这个折衷的方案，得到了台里的认可。3月上旬，陶冶和康锐随着一批使馆人员撤出，使馆只剩下八九人的留守小组，由大使牵头。

新华社同行透露的口风是，如果使馆撤空，他们就全撤。这话让我很紧张，因为台里至今也没有明确批准我们“留下”。

时间一声不吭，埋头向前，当我看到陶冶他们在约旦和伊拉克边境上采访的片子播出时，心里略觉宽慰，这种步步为营、全力以赴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依然很年轻、很有干劲，依然可以用一百分的精神和力气，去面对所有的挑战。

我们开始着手为战时做准备。第一步，就是让伊拉克雇员阿布去买发电机。

一旦战争开始，作为萨达姆政府的标志性建筑、官方会议常用地，拉希德饭店势必会成为重要的轰炸目标，许多记者已经转移到另一家民间色彩较浓的巴勒斯坦饭店。而我们报道组剩下的三个人，还在拉希德饭店观望。

杨小勇告诉我，如果战争打起来，我们就要在居民家里做卫星连线。我们有一个设备，行内叫作“比干”，可以通过海事卫星接上网络，实现一定程度的直播，传送拍摄素材，但速度非常慢，一分钟的画面有可能要传四个多小时。如果要用“比干”带动现有设备，需要很多的电，我嘱咐阿布说：“买两到三台汽油发电机，买最好的，再备上十几桶汽油，放在你们家。”

我们以为，阿布家所在的村庄比较偏僻，应该相对比较安全，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阿布后来告诉我们，美军打入伊拉克的第二天，那里就发生了激战，当地村民户户有枪，他们揭竿而起反抗，有两三百人失去了生命。

要坚守，有了电，还得有食物和水。我跟阿布说：“去买一些阿拉伯大饼，让我们仨加上你，能够维持生命就行。”阿布算了一下，一个人起码得30公斤，四个人得要120公斤。他买回来我一看，好家伙，一堆有一人多高，一共四堆。

一转眼已经快到3月中旬，大使又召唤了我两次，通知我：使馆留守小组决定要撤，你们是不是和新华社一起撤？

我和伊拉克兄弟阿布的合影，他的名字叫Sammir Ahmed Ghibri（萨米尔·艾哈迈德·基布利）。阿布是我们摄制组在伊拉克的雇员，1998年我第一次进入伊拉克采访时，就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战火中我们曾一起出生入死，是换过命的交情。可惜战争不但给伊拉克人民的家园留下遍地疮痍，也在伊拉克人民的内心筑起了高墙，我与阿布的友谊，在我2013年重返伊拉克时，画上了一个遗憾的句号。

我用各种理由搪塞：“我们撤了啊，我们已经撤了两个……”“现在还没有到最后关头，我们还可以坚守一阵子……”虽然大使不曾对我使用命令的语气，但他的意思我很清楚：这就是决定，我不跟你商量，到时候你们必须走！

看上去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弦绷得越紧，我越不愿去想撤退的事，而是更加积极地去做留下来的准备。我让阿布去巴勒斯坦饭店租三间房子，“房间号只能你知道，房间钥匙只能你拿着。”

阿布一口答应下来。按伊拉克的规定，外国人入住酒店，都要暂扣护照，但我们的护照还在拉希德饭店这边，阿布思忖了一会儿说，去弄个复印件吧，可能得花点钱。好吧，那种情况下，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阿布很快搞定了巴勒斯坦饭店的房子，我又提出，得再找一处安全屋。一旦战争爆发，兵燹遍地，得有个房间让我们藏起来，有饭吃，有水喝，能安全地待着。阿布在巴格达的富人区卡拉达区帮我们找到一处，主人马上要全家搬去库尔德，一栋两层楼的房子，还带一个地下室，开价5000美金，住的时间不限。

当时伊拉克许多富庶的居民家，都是这样的设计，为了躲避空袭，在房子下面挖加固的防空地下室。我去看了一下，地下室上方是混凝土的洋石灰板，两边墙上有钢板加固，有小的通风口，能够拉电线进去。空气、照明都没问题，再放点食物和水，就很完美了。

我们做好这些准备，已是3月17日。就在巴格达时间2003年3月20日凌晨5点30分，北京时间10点30分，美国海军发射的6枚巡航导弹，击中伊拉克首都的部分重要目标，巴格达上空响起爆炸声和防空火炮声，美国总统布什正式宣布，“解除伊拉克武装”的“震慑行动”开始。让国际社会担心良久并一直试图避免的伊拉克战争，终于还是爆发了。可遗憾的是，我们并没能留在巴格达，等到战争爆发那一刻。

4．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那天之前，我完全不曾想到，会以那样一种方式和心情离开伊拉克，就在战争开始前一天，就在那漫天硝烟前，最后一个宁静的夜晚……

3月16日，我们驻守伊拉克的第39天，张维秋大使给我打了个电话，召集央视报道组到大使馆开会。我去的时候，发现新华社的同行也在，大使郑重其事地宣布：“中央和外交部上级决定，使馆全体留守人员于3月18日撤出，根据指示，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要跟我们一起全体撤出。3月18日上午7点钟，全部来大使馆集合，统一出发，撤到约旦。”

我一听就蒙了，犹如五雷轰顶，整个人都没了魂。所有的奔波，所有的准备，所有积攒的激情和热血，都像是火势正旺时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只剩下“嗞嗞”作响和缕缕黑烟。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到饭店的，脑子里嗡嗡响，两条腿迈起步子来轻飘飘的。我一进房间门，冀惠彦和杨小勇都坐在那儿等我，一看我脸上的表情，他们也傻了。

我有气无力地把大使的撤出通知重复了一遍，根本不敢看他俩的表情，连我自己都迈不过去的门槛，我不知道要怎么劝他俩迈过去。当我说完最后一个字，听到“哐当”一声，猛地抬起头，看见从椅子上弹起来的杨小勇，烦躁地在房间里打着转，像是想找个出口发泄一下，却无从寻觅的困兽。

“那天，我有事去大使馆，还遇见张维秋大使了呢。”冀惠彦拿起一根我的香烟，也不抽，就那样拿在手里，闷闷地说，“他跟我说，他们要撤了。我说，那你们撤吧，我们干脆住到大使馆来得了，还能省点钱。”

我苦笑地看着他，也就是老冀了，这时候，还想着说点玩笑话。他嘿嘿地笑了两声说：“大使馆有好几辆好车啊，还有一辆奔驰600，他们都开不走，我还跟他们说，把钥匙留给我们，你们先撤，如果战争一旦打起来，我们实在待不住了，还能把车给你开出来，也算是保卫国家财产了。哪里想到，我们也得一起撤啊。”

“撤什么撤！”杨小勇的情绪依然很激动，“我反正无所谓，你们说不撤，我就不撤，都待到这时候了，眼瞅着就是大新闻大事件，怎么能撤呢！”

我张张嘴，又闭上，有些话到了嘴边，却不知道该怎么说。房间的天花板上，那盏不怎么亮的吊灯，像是感受到了我们情绪的躁动，有些轻微地摇摆，昏黄的光亮摇摇荡荡，照着地上的影子，捉不住，也停不下来。

我心里很明白，这次我接到的，是一个命令。之前跟台里所有的商量和要求，得到的回复就是，要听从使馆的意见，听从统一安排。而且，前两天台里也发来了传真，再次重申随使馆留守人员撤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再去跟台里解释，显然无济于事，眼前的路好像只剩下了一条，但是要我们放弃抛掷在这里的所有期盼和理想，去踏上这条路，我们只觉得心里被割了一块，腿里被灌了铅。

“不撤，想办法，坚决不能走！”我沉默了半天，突然就这么说了一句，适才反复的思虑全部白费了，脱口而出的才是真实的想法。

冀惠彦和杨小勇立刻跟上，“是啊！走了的话，想再进来就很难了！”

必须想办法，然而却好像没有办法，我们很理解台里和外交部门的良苦用心，战争一旦爆发，危机四伏，无人有“免死金牌”，台里把我们派出来，就要对我们的安全负责任，我们留在这里，对台里和外交部门来说，都是不小的压力。但是对于我们仨，我们作为记者，这样的报道机会百年不遇，一辈子可能就这么一搏，怎么舍得就这样眼看着烽火彼岸，却白白放手？

那天晚上，我难得地失眠了，平常六七点起床，忙上一整天，晚上一沾枕头立刻睡着，连梦都没有。但那天晚上我没法睡，一直在反胃。这是老毛病了，平时工作起来亢奋的时候没什么事，一旦神经紧张，情绪激动，就会莫名其妙地胃胀痛。这种状态一直持续着，断断续续地睡着和醒来，猛然一个激灵，已经能看到17日凌晨的蒙蒙亮了。

18日早上就要集合了，一想到这个，我就慌得再也睡不着，连忙爬起来，去敲冀惠彦的门，再过一会儿，杨小勇也起来了，我们仨就迷糊而又清醒地，坐在那儿合计。唯一能肯定的是，17号的报道，基本算是废了，我们反复地想这事该怎么办，左想右想，中间还接待了大使派来确认情况的工作人员，面对他们的关切，只能口不对心地说着，跟台里再商量一下，再等等、再看看，拖延着，忍着时间的煎熬。

眼看着到了午后，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不得不做一个决断。我说：“我们表决吧，是执行命令走，还是不走。”

“能不走吗？怎么能不走？”他们俩异口同声地问。

我说：“不走，咱就躲起来。”接下来，我告诉了他们一个很极端的办法，那是个疯狂的念头，最后的挣扎与赌博。

傍晚的时候，我把阿布叫到饭店，交给他三本护照，这是我们央视伊拉克战争报道组三位成员的唯一合法证件。我告诉他：“从明天开始，你就失踪，只有我能找到你，别人都不行。只有明天一天，躲过去了，这一关就过了。”

阿布虽然不知道我的意图，但仍给予了足够的信任，他连声答应着，收好护照便匆匆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