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Chapter 9　新闻前沿

今天，如果我们把一位1984年的记者和一位2014年的记者放在两张画面里，两者的区别不是黑白电影和彩色电影的区别，他们更像敦煌壁画和3D的《阿凡达》。

从采访本到今天的多媒体、数字化、智能，以及蓝光盘、微信等等，传统意义上的传播几乎被新技术所颠覆。

今天的记者不再是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新闻也仿佛回归了其真正的本原，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并开始在一些特定时刻展示出它真正的强大。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着巨变——一场大变革。我把这场大变革称之为一张小小芯片带来的巨变，而这场变革的标志之一，则是中国的迅速崛起。

1996年，我积攒了一笔钱，八万元人民币。当时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买辆车。八万元在当时对我是一笔巨款，但离买辆车还差很多，那个时候一辆普通小汽车至少需要十几万元，而且也不像现在可以到银行去贷款，那个时候中国的银行还没有开始分期付款的业务。在我犹豫不决，左右为难的时候，当时我在《焦点访谈》的搭档，编导盖晨光强烈地鼓励了我。他说，买，哪怕借钱也买。“汽车将会使你的生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正是他当时这句掷地有声的话，坚定了我的决心。于是，我找朋友又借了八万元，凑齐了十六万，买了一辆捷达。

当我真的开上了那辆白色捷达之后，我发现“盖导”（盖晨光）说的是对的。我的生活无论在空间、距离、时间上都有了一种质的变化。连带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变了，变得更开阔、更自由，当然也更忙碌了。

其实，那辆小汽车只是人类工业革命的一个小成果。当今天，中国人开始集体感受这种“汽车效应”的时候，另一场更大的革命，一场影响无处不在的大变革正在我们身边演变。我们正进入一个数字化网络时代：微博、微信、淘宝；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也许这个时代的特点是碎片式的和小众化的，但它带来的冲击却是颠覆性的。这场发源于一张电子芯片的变革颠覆了小汽车时代所构建的所有模式，并且它正在悄悄而迅速地向四处蔓延。不要以为这场变革只是技术层面的进步，或者只是时尚青年们上上网、发个微博、玩玩微信那样的“小资”情调，看看美国如何打伊拉克和利比亚你就会明白它的威力。它像一个神奇的炼丹炉，改变着人类的思维定式，重新规划着今天的世界格局。它让媒介的力量变得空前强大而又无比脆弱；它让国与国之间紧紧依偎而又同床异梦；它让好人坏人、强者弱者、领袖与无赖悉数登场，却并不刻下他们的名字。我们的时代正在改变着一切。

就是在这样一个小时代，中国偏巧赶上了一个大机会，一个再度崛起为堂堂大国的机会。这个机会当然不是别人为我们创造的，也不可能是免费的。对中国来讲，这是几百年来最好的时代，也是危机四伏的时代。我们埋头苦干，省吃俭用，用了几十年攒足了钱，准备好好享受一番“老牌帝国主义”们玩剩下的好东西，却发现周围是一双双绿莹莹的眼睛，紧张而不怀好意。我们在追逐一个梦想，而“老牌”们玩的却是“盗梦空间”。我们像个新“土豪”，杀猪宰羊宴请宾客，却发现周围四邻筑篱放狗，磨刀霍霍。于是，我们开始困惑，是我们不了解世界，还是世界变化得太快。

1．从采访本到微信

1984年我被分配到新华社上班时，领到的惟一一件办公用品，就是一本印有“新华通讯社”字样的采访本。那个时候我们出去采访，全凭一个采访本和一杆笔，从未接受过新闻专业技能培训的我，只能发愤图强学习速记，因为那个时代录音机还是奢侈品，更别说像现在的数码录音笔了。

2013年，我随队重返巴格达。报道组里一位年轻的记者，曾在利比亚战争中报道出色的何润峰（此前供职于凤凰卫视，后被央视挖来），使用的装备是可以随时随地上网的智能手机、数字化摄像机、用于储存拍摄的影视素材的专业硬盘——蓝光盘，以及一台像手提电脑一样的数字编辑系统。

摄制组的几个年轻同事，在入住巴格达酒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架设无线路由器，开通央视赴伊拉克特别报道组微信群。这个“伊拉克群”实际上是一个大型的多媒体编辑部，它像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将我们这个十人报道组，与央视北京总部各部门、央视亚太中心站、北美台、欧洲中心站、中东中心站连成了一体，我们在伊拉克的所有采访、编辑、播出事务，几乎都可以通过这个群进行沟通和联络。尽管此前我自认为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但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微信，立即为这个神奇的玩意所倾倒。

当了30年记者，对我来讲，感受最深，也是对比最强烈的，当然是媒体和传播领域的大变革。今天，如果我们把一位1984年的记者和一位2014年的记者放在两张画面里，两者的区别不是黑白电影和彩色电影的区别，他们更像敦煌壁画和3D的《阿凡达》。

从采访本到今天的多媒体、数字化、智能，以及蓝光盘、微信等等，传统意义上的传播几乎被颠覆。以报纸、通讯社、电台、电视台为主体的旧的传播媒介，被这样的变革逼到了墙角，人人自危，大有日薄西山之态。今天的记者不再是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今天的记者倒真的成了“记之者”。因为技术和手段的革新与飞跃，使得人人都可以发消息，做报道，上头条。新闻仿佛回归了其真正的本原，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并开始在一些特定时刻展示出它真正的强大。

2013年11月21日，中国网络上出现了一条“消息”，中国的“利剑”大型隐身无人作战攻击机，当天在西南某不明试飞机场进行首次试飞，历时20分钟。这条“消息”没有明确的来源，也没有作者署名，估计是某个军迷通过网络上传的。除了简单的几行文字以外，配发了几张该款飞机在跑道上的照片，和一段拍摄极为业余的视频。

新闻采访技术的变革，让老革命遇上新问题。图中是两位“老革命”荣欣和冀惠彦在研究高清摄像机的格式化功能。

当天，值班的主编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在晚上播出的《环球视线》中，也对这条新闻做一番评论，出于谨慎的考虑，我回复说再看看吧。因为之前央视等一些中央媒体曾有过明确指令，对于网络上流传的未经考证和官方证实的“消息”，一律不得转载，有些栏目为此也曾挨过批，吃过苦头。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显然是过于谨慎了。还没等我们的节目播出，这条网曝便早已被各个媒体争相转载，从新华社到央视其他节目再到各家地方媒体，一时间中国无人攻击机首飞的新闻铺天盖地，发消息的发消息，做评论的做评论，好不热闹。第二天，外媒也跟了上来，自然又是一番“中国威胁论”的解读。当然，事后官方的沉默和不置可否，从侧面倒也印证了这条网曝的真实性。

这是一件小事。撇开这条消息本身不说，它的传播方式和最终效果折射出的，却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其实，类似的案例这些年越来越频繁。高铁事故、陕西的“表叔”、重庆的“雷政富淫乱视频”、PM2.5等等，都几乎如出一辙。一条非传统的“网曝”，上载后迅速传播，最终演变成了一条大新闻，并引发舆论关注，甚至是有关部门的介入和处理。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中国的这等非传统“网曝”式传播，充其量只能算是温柔版。几年前的中东乱局，则是这场变革的暴力版。

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了一系列以“民主”、“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运动。这项运动先后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多名领导人先后下台，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爆发之突然、来势之迅猛，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这场规模空前的民众反政府浪潮中，现代移动通讯技术和互联网社交媒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利比亚、埃及这些国家在骚乱之初，都采取了措施关闭国内部分地区或者全国的互联网，特别是像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这样一些社交媒体。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代的技术手段打败了传统的闭关自守。大量发自这些国家内部的现场图片和视频，通过各种渠道传了出去，在西方和世界其他各大媒体上滚动播出，在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的同时，这样的传播也在客观上激励着示威人群的斗志。

如果说在二三十年前，统治者可以通过“黑屏”关闭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从而达到维持局面的目的，但在信息化的今天，这些手段显然已经过时。因为，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已经变得随处可在和防不胜防。开罗解放广场上的某一位示威者用手机拍张照片或者视频，很快就会成为对穆巴拉克不利的头条新闻。前不久，媒体曝出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险些招致美国的军事打击，而奥巴马用来说服国会的情报，其中有不少就是来自这样的“非传统”信息来源。也许，穆巴拉克和巴沙尔们可以封闭网站，管住自己的官方电视台，但面对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充当一家电视台的时代，他们只能抱怨自己生不逢时了。

在这样一个时代，对于我们这些职业记者来讲，虽然还不至于抱怨生不逢时，但压力和挑战是不言而喻的。上世纪90年代，央视在世界各地只有两三个记者站。那个时候，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尽管我们多数只能望洋兴叹，在北京演播室里用资料和别人拍摄的素材，再请个国际问题专家来“隔岸观火”，但隔三岔五，我总能抓到个把机会率队突围出去。例如1995年的波黑战争、1998年的“沙漠之狐”行动、2000年的巴以冲突，再到后来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那个时代，作为一名中国记者，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单打独斗的游击队行为，我们出去能和外国同行拼的，不是装备和团队数量，而是作为记者的专业能力。就这一点，我们从未输给过他们。

这些年，央视发展了、壮大了，人员装备都有了飞跃。我每天晚上去电视台直播，都可以在直播间的楼道里，看见一幅巨大的照片墙，墙上是一张世界地图，地图上星星点点地标示出央视在世界各地派驻记者的地点，七大洲上密密麻麻，蔚为壮观。然而，每当我看到这张世界地图的时候，内心却无法升腾起多大的自豪感。

是的，CCTV在发展，几年前我们的新闻频道作了大力度的改版，加大了新闻资讯的播报力度，实现了24小时滚动播出，我们在国际国内上百个记者站，每天都能发来各自的报道。但是也许是事业发展太快太急，我们的记者素质还有待提高，很多驻外记者是从大学里（不少是外语专业）一毕业就被招进央视，短暂培训后，即刻派到了国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新闻、对电视几乎是两眼一抹黑，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我见过他们中的一些，甚至有人还会告诉我，自己学新闻是当年受到了我的感染。这些年轻人如初生牛犊，充满着活力。他们一知半解地使用着当今最先进的电视器材，但很不幸，他们不得不代表电视台面对一个更为强大的网络化“自媒体”时代。

现在很多人在议论像央视这样的传统媒体即将迎来最后的落幕，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我认为情况没有这么糟糕。20年前，当电视大放光彩的时候，也有类似预言，说报纸、电台要完蛋了，而事实是，人家不仅没有完蛋，反而走出了困境，活得有滋有味。电视媒体也是一个道理。在我看来，打败央视的只能是央视自己。说白了，是央视自身的内功，这中间包括我们是否真正做新闻，我们的记者够不够职业。

从波黑战争报道以来，我在世界各地采访结识了不少同行，说实话，有时候“老外”的敬业和职业，真的会让人感慨万千。没错，他们比我们挣得多，他们条件比我们好很多，但这些都不是问题所在，人家干的活儿真对得起拿的那份钱。

2003年伊拉克战争报道期间，CNN有位女记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是一位扛摄像机的摄影记者，名字叫玛格丽特·摩丝（Margaret Moth），大家在一起熟了，都叫她玛莎。玛莎平时风格有点古怪，总是爱穿一身黑色衣服，眼睛上画着厚厚的黑眼线，白天晚上总是一双厚重的皮靴。据说形势紧张的时候，她会穿着皮靴睡觉，一旦有情况，一骨碌站起来拎起摄像机直接投入“战斗”。

那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采访，从联合国的武器核查到战前的局势，直到战争爆发。经常，当一堆记者涌向一个现场的时候，就会看到一身黑衣的玛莎一手扛着摄像机，另一手拎着三脚架第一个冲到最前面。

有一次，在采访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核查巴格达郊区一所化学研究所时，所有的记者都挤在研究所的大门口，摄影记者为了拍到好镜头，互相你推我搡，争夺有利地形，现场一片混乱。这时候，我回头猛然看见一个黑影，站在旁边一处民房的房顶上，定睛一看，原来是玛莎。记得当时我和老冀会心地相互点点头，心里只有两个字：佩服。

那时候，在巴格达新闻中心的直播平台上，我会利用直播间歇和玛莎聊几句，而开场白一般都会是互递香烟。我抽红盒的万宝路，而玛莎喜欢抽白盒的，劲头稍淡一点。因为是一个牌子的香烟，所以谁要是断货了，也能补一时之缺。

聊天中我得知，玛莎在新西兰出生，8岁时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相机，从此爱上了摄影。上世纪80年代她到了美国，先是在休斯敦一家电视台工作了几年，其间曾拍摄到了印度女总理甘地夫人被暗杀的独家新闻画面，名噪一时。1990年她加入CNN，1992年7月主动请战到萨拉热窝采访波黑战争，结果在采访时子弹穿过她乘坐的汽车，击碎了整个下巴，她失去部分舌头和几乎所有的牙齿。在接受无数次整形手术后，1994年她又重返战区拍摄，后来又直击以色列2002年进攻约旦河西岸等多场战事。

我见到她的时候，玛莎已经在伊拉克工作了一个多月。由于面部受过伤，玛莎说话的时候有点口齿不清，面部表情也有点怪异。她话不多，说话的时候也不太爱看着对方，眼睛总会漂移到远方，若有所思的样子。

当时战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记者们都在为去与留而担忧，CNN因为被认为“报道失当”，当时已经接到了伊拉克当局离境的逐客令。我问玛莎有什么打算。玛莎说，她已经疏通了关系，决定临时跳槽到路透社，这样她就可以留下来。但是路透社决定撤走所有记者，只留下一个当地的报道员和一位摄影记者，玛莎说她报名了。

后来，战争爆发了，玛莎果然留了下来，等我们“二进”巴格达的时候还见到了她。记得当时伊拉克新闻中心二楼的平台上空空荡荡，只在一个突出的拐角处孤零零架着一台摄像机，一身黑衣的玛莎依旧坐在那里。

玛莎告诉我，开战后她在这个平台上，白天黑夜连续拍摄了四天四夜。当时世界各大电视台播放的轰炸巴格达的画面，多半都是出自玛莎之手。因为急着去采访，我和玛莎在美英联军对巴格达平均每半个小时就一个波次的轰炸间隙，一起抽了一支烟，简单聊了聊，之后便互道珍重。临走玛莎用有点沙哑的声音对我说：“等着我，我会去中国的。”

2013年重返伊拉克时，美联社的一位电视服务人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每次直播前，她都要把所有设备认真地擦一遍，包括三脚架的腿。无论新闻传播的技术如何变革发展，敬业，永远是一位记者的核心竞争力。

2010年，我在新闻里得知玛莎去世了。之前，她已与结肠癌病魔抗争了3年。她活了59岁。在她去世前，CNN专门为玛莎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名叫《无所畏惧：玛格丽特·摩丝的故事》。在拍摄纪录片的时候，玛莎已是癌症晚期，但她仍坦然面对：“最重要的是你知道你已经很充实地活了一生。”

不知道今天我们在学校里学习新闻的孩子们，有多少人知道玛莎，或者被她的故事感动而投身新闻事业。我们的时代在变革，手段也在革新，记者手里的笔记本也被智能手机、微信、蓝光盘或者更高级的玩意儿所替代；媒体和传播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媒体岌岌可危，似乎前景黯淡。

前一阵有人半开玩笑地对我说，看你们央视，再看网络，感觉好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家。不过我想，无论怎样变革，有一样是不变的，那就是新闻的本质和记者的职业精神，就像玛莎这样的记者。

2．从巴格达到钓鱼岛

2013年12月初，在一个初冬的夜晚，我乘飞机从北京到上海，准备第二天对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做一次独家专访。

摄制组的其他成员已经在当天先期到达上海做准备工作，剩下我一人独行。出了虹桥机场，我排队打了一辆出租车。以我之前无数次到上海的体会，我知道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不像北京的“的哥”，他们不爱在车上跟乘客聊天。所以，我直接坐到了车的后排座椅上，简单告诉司机要去的酒店后，便不再作声，闷头坐车。

汽车驶出机场后，我才渐渐开始注意到这辆车和开车的司机。这辆出租车比较破旧，估计有些年头了，一路上它一直在“吱吱唧唧”发出刺耳的异响。可能是为了压住汽车发出的噪音，出租司机一路上开着CD。刚开始我并没有注意CD放的什么，只注意汽车那刺耳的异响声了，但有一刻，汽车停下来等红灯的时候，猛然间我听出来，CD里居然放的是日语歌曲，有点像邓丽君歌曲的那种怀旧日语歌曲。

这让我暗自诧异。要知道，在2013年的这个时候，在中日因为钓鱼岛问题剑拔弩张的背景下，在网上几乎一边倒“收拾小日本”的舆论环境下，我会在一辆中国上海的出租车上听到日语歌曲，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我对日语歌曲本身没有什么偏见，大学时还经常跟着“砖头”录音机唱邓丽君的那首《星》，但在破旧汽车刺耳的异响声伴奏中听着它，实在不堪其烦。终于，我忍受不了了，对司机大声说道：“师傅，把音乐关了！”

司机吓了一跳，不过随即顺从地关上了CD。好奇心促使我追问了一句：“你听得懂日语吗？”司机的回答倒是吓了我一跳：“听得懂啦。”司机告诉我，上世纪90年代他曾经去日本打工，在日本住过几年。

听了这话，我多少理解了他的这种日本情结，便准备闭嘴继续坐车了。不想，这位司机的话匣子却一下子打开了。他操着浓重的上海方言说道：“其实日本人对中国人挺好的，人家只想着怎么过好生活，才不关心政治啦、两国关系啦这些虚的问题。”他的这番话一下子调动了我的兴趣。

于是，我顺着他的话反问道，可是现在中日关系很糟糕啊，日本人认为钓鱼岛是他们的啊？这可不是虚的政治啊。这位中年司机振振有词地说：“钓鱼岛关我们什么事啦？那么小个岛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啦？我们老百姓可怜巴拉的就是挣点钱过日子啦，这些都是政治家的事。”

“那要是日本真的抢了钓鱼岛，两国打起来，老百姓的日子不也要受影响吗？”我问他。

司机不假思索地说道：“才不会的啦，我们的政府不敢打的啦……”

说话间车到了地方，在结账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问他：“师傅，你一个月跑出租很辛苦吧，能挣多少啊？”

“唉，也就一万多块钱吧。”中年司机回答我。

车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出租车扬长而去，留下我一脸的愕然。

和这位月进万元，张口闭口自己是不关心政治、钓鱼岛，可怜的小老百姓的出租车司机这番对话，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叫“逆袭”，也让我陷入长长的反思。也许这位司机师傅是个个例，并不代表中国公众普遍的态度；也许是我长期身处国家电视台，不接地气；或者久居“帝都”，耳濡目染，“高高在上”。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有祖国的人，关心自己的国家，关心它的命运，总不是什么错误，相反，今天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每一个国际热点，都和我们的国家，也和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日子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

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中东当驻外记者的时候，中国人对埃及除了金字塔以外几乎没什么兴趣，什么“戴维营协议”、“中东和平进程”就好像是天方夜谭，远在天边。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大多数中国人只是抱着围观的心态，看美国人如何把萨达姆赶出了科威特。之后还有黎巴嫩内战、波黑战争，对于这些发生在别人家的事儿，我们的读者和观众就好像是在北京三环上看到车祸一样，减减速，看看热闹，然后该上哪儿上哪儿，没自己什么事。

作为国际新闻记者，我们那时候写的稿件、做的电视报道，充其量只能算是大餐之后的甜点，点缀而已。但尽管如此，那时候我们没有放弃，而是时刻想着要冲出去、突出去，突出国际报道不受关注的重围。因为我知道，随着中国的开放发展，外面的世界必将向我们疾驰而来。

1998年的伊拉克核查危机，以及当年12月美国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动的“沙漠之狐”打击行动，可以算是我作为国际新闻记者的一次成功突围。那个时候，中国观众第一次通过直播在电视上看到戴着钢盔、穿着防弹背心的中国记者，出现在世界头条新闻的现场。然而，那一次最多算是中央电视台的一次成功报道，和我个人职业生涯中的一个亮点，真正让国人认识到国际问题离我们并不遥远，反而关乎我们切身利益的，是在几个月之后的前南斯拉夫。

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发动了连续78天的空中打击，科索沃战争爆发。就在大多数人习惯性地认为这场战争和中国没多大关系的时候，当地时间5月7日夜间，美国从本土派出一架B-2轰炸机，用5枚（有说是4枚）精确制导炸弹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当场炸死4人，其中包括3名中国记者，炸伤多人，中国大使馆破坏严重。

震怒的中国百姓把各地的美国使领馆团团围住，世界各国和国内各地的抗议示威持续不断。时至今日，美国的此次“误炸”存在着诸多版本的解读和未解之谜，虽然当时我参与了中央电视台对这一事件报道的全过程，包括一连若干天的《焦点访谈》和直播连线报道，但除了我们的官方表态以外，我所了解的所谓“内幕”也并非权威，经不起推敲，所以谨慎起见，还是将这一历史事件留给今后，让时间去说明一切吧。

无论如何，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客观上成了中国公众关注国际新闻意识的一个分水岭，它也是西方世界开始警惕中国强大，谋划围堵中国的一个现实开端。可以说，从1999年的那个夜晚开始，我们才真正意识到，中国的崛起还必须经过一个艰难的环节——突围。

然而，中国的每一次突围都是巨大的考验，而且，代价也是高昂的。炸大使馆之后，一系列国际事件纷至沓来，它们或喜或悲，祸兮福兮，不一而论。

大使馆被炸的当年，中国加入了WTO。一年后，又发生了中美南海撞机事件。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事件。之后，美国先打阿富汗，再打伊拉克。2008年，从汶川大地震的举国悲痛，到几个月后北京奥运会的扬眉吐气，历史似乎有意安排中国人集体坐了一回大悲大喜的过山车，来考验我们这个本来就多灾多难的民族的意志力。再往后，则是更多的纠结。中国成了世界老二，在专家学者们高谈阔论“中美共治”、“中美国”甚至“去美国化”的同时，人们发现，一股“中国威胁论”正在向世界更广的范围蔓延，从西方国家到中国周边的邻国，甚至远到中国花几十年时间苦心经营下的亚非拉“老朋友们”。直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的时候，局面变得更加复杂，也开始明朗了起来——美国明确表示要重返亚太，“再平衡”亚太地区。美国的真实目的再明显不过：遏制中国，管控中国的崛起。

一时间，中国的周边形势风云突变，波谲云诡。四周各个方向投向北京更多的不再是羡慕的眼光，而是指责、挑衅的手指。2012年，经济上被中国超越了的日本，决定在钓鱼岛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到这个时候，中国奉行了几十年的“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中国民众当中，带有强烈爱国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情绪，热度开始升温。人们在问：为什么这些年我们与邻国的冲突越来越多？为什么会有黄岩岛事件？为什么会有钓鱼岛争端？为什么我们一心一意谋发展，别人却老想着给我们使绊子？不少人认为是因为中国外交政策太过软弱，所以周边小国都敢欺负到我们头上。其实，这有点像主持人名人圈里常说的一句话：你出得了多大的名，你就得挨多大的骂。

人怕出名猪怕壮。你的身份变了，你的影响力也大了。中国原来是汪洋里的一叶小舟，你动一动掀不起多大的风浪来，别人也不会觉得你怎么样，不关心你。为什么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我们在南海并没有这么大的问题，我们要有个什么动作也不起什么波澜？因为那个时候别人没有感觉到你威胁到他。现在，中国由一叶扁舟变成万吨巨轮了，在我们周围溅起的波涛，也许就会在别人家门口引起海啸；或者你随便动一动，人家就会觉得你掀起了大浪，冲击了他。

所谓“中国威胁论”，其实我们并没有拿枪指着他或者到他们家门口，但是他感觉你现在太大了。这个问题既有想象也有现实，这既是一个悖论，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现实问题，几乎是一个死结。我们中国要不要发展？要！但是你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逐渐变大变粗变壮，而别人没有变化，没有变粗变大，他们看着你一天天长大，当然心里不安全不踏实。别说是菲律宾对中国这么戒备了，美国也是这样。

基辛格是美国与中国最早接触的高层，我从1993年第一次采访他，前两年最后一次采访时，九十岁高龄的他中间居然睡着了。

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的时候，美国人把中国人当回事吗？那时候只是说拉中国作为一个抗击苏联的盟友，然后来分化世界格局。那个时候，在尼克松、基辛格的眼里，中国只是当时美国与苏联冷战战略的一步棋，是他们一盘棋局的一粒棋子。但是现在中国一天天壮大了，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甚至很多人预测，会在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那美国就觉得该拿你当回事了。这就是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本质所在。

中国人现在高度关注国际问题，特别是跟中国有关的热点，这是一个时代变革的产物，而且也是一个大趋势——中国越来越多地融入世界，世界也越来越重视中国，中国本身的很多利益也越来越要依靠外部。这样一个进程还在逐渐加快。

今天，世界上的一举一动，和中国百姓都会有直接的利益关系。随便哪儿有个风吹草动，比如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欧洲的债务问题，甚至欧盟的一个举措或者制裁措施，就会涉及我们很多沿海企业的就业和开工的问题，就意味着我们某些企业或者一个产业领域里的企业就要倒闭关门了，千千万万个中国工人要下岗，无数个家庭要面临新的选择了。当今世界离不开中国，但另一个现实是，今天的中国很依赖世界。

有人会问：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些问题，这两年突然间冒出来这么多矛盾呢？这和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有关。美国其实早就看到了中国的一步步发展，可能对其构成的挑战和威胁，大约就在炸中国大使馆的同时，美国的战略家们已经有了一套遏制中国、防范中国的行动策略。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9·11”事件发生了。“9·11”事件后，美国全身心忙着反恐和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没有精力管控中国，客观上，这又给了中国将近10年的黄金发展机会。所以，在那一段时期，尽管中国也遇到这样那样的刁难和围堵，但总体来讲还是比较顺的。而当奥巴马真正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抽身之后，我们的麻烦就来了。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绝对霸主，是一极世界的领袖和维护者，有着浓烈的帝国心态。美国也是个优秀的国家，这一点不容置疑。长期当“老大”、当维护世界和平与秩序的警察，让美国练就了一套完整的策略、手段和方法。面对世界的各种“疑难杂症”，人们总感觉美国人的口袋里装着好几套锦囊妙计，随便掏出一套就足以置人于死地。

经常和我合作的一位国际问题专家宋晓军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对付中国，美国总能找到一两个你最薄弱的脚指头踩住，平时你不动，它可能也不使劲踩，而一旦你有什么大的动静，它就会使劲踩下去，让你疼得首尾不能兼顾。

以前是人权、西藏以及中国最敏感的台湾问题，这两年，美国人又发展出了南海问题，再加上钓鱼岛争端。中美两国爆发全面战争，这在今天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几乎没有可能。中国不想打，美国更不愿意。但美国人熟读兵书，深谙“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精髓所在，他们知道，现阶段是遏制、管控一个雄心勃勃中国的最佳时期。

说到底，中美之间是一场大国的博弈，是一个帝国与另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之间的角力。这场博弈中，美国的综合优势是明显的，其中，我认为有几个关键点是目前中国所不具备的。

第一，美国朋友多。毛泽东时期，中国有一句口号：美帝国主义失道寡助，而热爱和平的第三世界国家（当然指中国）得道多助。但这些年人们注意到，无论是绕开联合国单打伊拉克，还是和北约一起收拾利比亚，包括最近差一点动手的叙利亚，只要美国把战旗一挥，总会在它的身边聚拢一些“哥儿们”，除了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几个“铁哥儿们”，还会有少则一二十个，多则四五十个甚至更多的追随者为美国助阵站台。其实，以美国的实力，要想打像利比亚、叙利亚这样一般的国家，根本无须别人帮忙，靠它自己一家就足够搞定一切，但美国不这样，每次都要搞一个“自愿联盟”，哪怕某一个国家只是象征性地派一名厨师（像当年伊拉克战争时的某个原东欧国家那样），那也算给这个联盟凑了个份子，自然也壮了声势。

而反观中国，今天，世界范围内我们真正的朋友寥寥无几。有人说，中国和美国不一样，我们不搞结盟，我们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别忘了不结盟、独立自主的主张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也有人说，我们几十年又是援助又是援建，出钱出力，到头来全喂了白眼儿狼了。我相信这话有人不爱听，但话糙理不糙，现实的确如此。无论怎样，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的理念必须跟上变化。况且，任何一个大国要想真正崛起，没有盟友是不行的。所谓，出来混，靠哥儿们。

第二，美国人懂外交，会来事儿。2013年8月3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玫瑰园就叙利亚局势发表声明，称确定美国将对叙利亚发起有限范围的军事打击。听到奥巴马的讲话，人们几乎已经可以确定，美国人要对叙利亚动手。当然，后来由于美国国会几乎一边倒的反对意见和俄罗斯的“搅局”，事态发生了逆转。但是细心的人会注意到，仅仅为了一个“有限的军事打击”，美国人都会把文章做足。

从总统到国务卿到国防部长，美国“国安会”的所有成员全体出动，挨个给相关的国家领导人亲自打电话，做工作，奥巴马还利用参加在俄罗斯举行的G20峰会的机会，当面说服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支持美国。最突出的是，奥巴马居然在三天之内，连续接受了七八家主要电视公司的采访，一遍又一遍地向世界和美国公众“背书”。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出席完国会的质询后更是马不停蹄，紧急出访海外，宣讲美国立场。

其实，每一次战争前，美国政府、国会包括军队，都会展开类似大规模的外交和公关的“宣讲运动”，哪怕像伊拉克战争前，关于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的谎言，美国也会在全世界（甚至在联合国的讲台上）重复上千遍，直到人们对此确信不已。而且，美国人善于玩公关战术，有着完整的理论基础和高超的实践经验。

美国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利用一切机会和资源，在道义上占领制高点，让世人都觉得美国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世界和平和稳定，是在“为民除害”。这一点，是中国应该好好学习的。

我们的外交，还停留在由“无可奉告”，向背诵原则立场过渡的初级阶段。很多时候，给人感觉我们的外宣太过简单、呆板，缺乏个性，语言也很难打动人心。往往针对一个问题，我们先要习惯性地搞出一个统一口径，然后由每一级发言人和官员一字不差地去背诵出来。

比如，针对“中国威胁论”，我们的统一说法就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是维护和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积极力量，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针对钓鱼岛问题也是很原则性的那几句：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方强烈敦促日方立即停止一切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以实际行动纠正错误，回到谈判解决争议的轨道上来。据说，我们的领导人出访和会见外宾的时候，外交部门也为他们提供类似“标准答案”式的表态口径。

最近几年，中央开始强调中国外宣的“话语权”和语言艺术，外交部门也开始研究实践“公共外交”，这是可喜的变化，也算是“与时俱进”吧！因为，当今世界不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和“少说多做”的时代，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要从别人的围堵中成功突围，就必须既要多做也要多说，而且还要学会把话说到别人的心坎里。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纵然拦在中国崛起前方的有座座大山，有以美国为代表的单极世界的既得利益者们，有与中国存在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也有被人“踩着脚指头”的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这一类涉及中国主权的核心利益，但中国崛起的关键是中国人自己，是十几亿中国人的价值取向。

拦在我们前面的大山是搬不走的，去除不掉的，我们只能想办法翻过去，突围出去。被人踩着的肢体更不能“壮士断臂”，来个同归于尽。

3．从曼德拉到金正恩

曼德拉和金正恩，这是两位我至今没有采访过的政治家。曼德拉于2013年12月5日与世长辞了。而金正恩虽然还很年轻，但估计我能够采访他的机会，只有百分之0.001（2010年朝鲜中央通讯社针对韩国胆敢侵犯其领土发出威胁时的用语）。

曼德拉是我一直渴望能够采访一次的政治家。1994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曼德拉当选新南非首任黑人总统。当年5月，南非举行了盛大的总统就职仪式，我们结合这一重大新闻，在刚刚开播的《焦点访谈》栏目中制作了一期节目——《丧钟为谁敲响》。那期节目让中国人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了南非这个国家，也了解了曼德拉这个名字。

节目中有几个细节处理，是我和同事们精心设计并且为之得意洋洋的。节目开始，我坐在《焦点访谈》演播室里面，对镜头洋洋洒洒说了一番掷地有声的“串词”，大意就是：说到南非，恐怕很多中国人多少有点陌生，其实南非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我们不说它的金矿，也不说它的美丽，我们先通过一段画面看一看真实的南非。

说完这话，我一转身面向身后的大屏幕望去，这时候镜头缓缓推向大屏幕并叠入一段南非大使馆为我们提供的介绍南非的宣传片。那是一段类似于MTV的电视片，片子拍得美轮美奂，也极为震撼。

当片子播完后，镜头回到演播室，我从望着大屏幕的姿态转回身来，面对镜头继续说道：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国家，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却实行了一种人类最黑暗的种族隔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黑人不能和白人上一所学校，同乘一辆公共汽车，甚至不能上同一个厕所。终于，这种情况改变了。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了，就在上个月，南非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分种族的全面大选，并选出了一位黑人总统，他就是——纳尔逊·曼德拉。

“今天，我们汇聚于此，对于新生的自由赋予光辉和希望……这片美丽的土地永远、永远、永远再不会经历人对人的压迫，以及遭全世界唾弃的屈辱。对于如此光辉的成就，太阳永远不会停止照耀。”画面出现曼德拉的身影和他那悠扬的声音。

那是一期成功的《焦点访谈》，它为我赢得了当年的中国新闻奖。也大抵是因为这个原因，使我对曼德拉充满了好奇。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的意志与坚韧来自于何处？在他眼里，怎样的世界才算完美？而他又是如何看待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这些问题都是我想当面向他讨教的。

1999年，曼德拉来中国访问，而遗憾的是，我错过了离采访他最近的一次机会。访华后，曼德拉结束了任期，没有寻求连任，只当了一届总统。这让我对他更加另眼看待。虽然那时候曼德拉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了，但如果他想连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况且，一个人奋斗了一辈子，还为此坐了近30年的牢，好不容易看到他斗争的一切成为现实，而他在南非国内外的声誉又如日中天，万民爱戴，他却选择了停止。这是怎样一种心胸和境界？权力到底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难道他是个“神”？！

曼德拉去世后，世界各地都在悼念他。在北京的南非大使馆外，人们也摆上了鲜花蜡烛缅怀他。在微信上看到我的一位同事发了照片，我略带诧异地问他：“亲自去悼念了？”他回复道：“家离得近，带儿子去看看，对他是个教育。儿子到了需要独立思考的年纪，我们带他去看那些摆放在使馆前面的花束，就是想让他去思考，一个万里之外的异国老人，为什么能够赢得超国界、肤色、种族的尊敬与爱戴。让他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应当如何面对可能遭遇的不公、纷争、歧见与隔离。”

同事的话，回答了这些年我一直试图探寻的关于曼德拉的答案。人们祟敬曼德拉，是因为他代表了人性的一种辉煌，他身上有一种让人励志的精神——坚韧、忍耐、宽容。这种精神，恰恰是生活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最缺乏也最渴望拥有的。作为政治家，曼德拉其实是一个特例。

严格来讲，作为一国总统，曼德拉的功绩乏善可陈。在他治下的南非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迅速崛起，民族团结，欣欣向荣，却相反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出现了黑人反过来欺压白人的新的种族歧视现象。有专家点评，曼德拉作为政治家的辉煌，在1994年他宣誓就职新南非总统之后就画上了句号。但这并不影响曼德拉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