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2

曼德拉代表的，是由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精神。这种精神是对权威的蔑视，对公正、平等、民主与自由的追求。而这种精神的具体实施手段——宽容、理性与博爱则是一种超越了报复、仇恨的祟高境界。它不但考验着一个人以及一种政治运动的品质、决心，还有他们的信仰与智慧。

不同的时代，会催生出带有那个时代色彩的政治家和领袖人物。曼德拉其实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当然，那个时代更多的并不是非暴力，那是一个自由、民主、权利并不普遍的时代，而要获取这些，更多的时候需要付出血的代价。那个时代的政治人物，还包括毛泽东、马丁·路德·金、卡斯特罗、阿拉法特、基辛格，甚至还可以包括在年龄比他们小许多的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

那是一个如火如荼、血雨腥风的时代。那是一个通过斗争，争取独立、公平和自由的，火红的、略带浪漫主义的年代。那是一个乱世出英豪的年代。这些英豪们用他们个人的奋斗和强烈的个性，也曾主导过历史的进程，主宰过国家的走向和人民的苦与乐。他们中的有些人会被历史记住，也有一些会被遗忘。

当我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和卡斯特罗共唱《美丽的哈瓦那》时；当我坐在查韦斯对面，听他朗诵他写给子女、类似遗言的诗歌时；当我在加沙，看着阿拉法特用颤抖的手指，比画着他对建立自己国家的坚定信念时；当我看着坐在对面的基辛格，时而纵论他对中美关系的高见，时而又会忽然在采访中睡着时……我知道，我是在面对一个时代，一个已经渐渐远去的时代。

相比之下，当下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家们已经旧貌换新颜，是全新的一代人了。他们年轻，他们时尚，他们由于时代的变革拥有新的理念，有时候他们还会显得很可爱。但本质上，他们和他们的前辈一样，是可怕的，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他们那个圈子的利益，他们玩的是政治，是决定人的命运的游戏。所以，尽管他们嘴上也常喊着多极化、地球村、普世价值，时常跑跑步、骑骑自行车，身体力行倡导低碳生活，来到中国更是嘴上抹蜜、引经据典，背上两句孔子的话，再把中国和中国人民狠狠地夸上一番，但骨子里，他们是地地道道的政治家，一到关键时刻就会原形毕露。

我们中国人特别爱和别人套近乎，总喜欢把某个外国人冠之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哪个外国领导人会说两句中文，就会认为那人肯定是“亲华、知华”派的，要是有个跟我们长得一样的华裔，那就更了不得了，那感觉就好像人家是咱们潜伏到别人国家的“余则成”。

事实上呢？我们的“老朋友们”除了来中国次数比较多，时常说两句中国人爱听的好话，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人家还不是该骂你就骂你，该投你的反对票照投？指不定暗地里还会为自己国家的决策者们就如何围堵中国出谋划策呢。

这些年，来中国的外国领导人像是中了邪一样，都会临时抱佛脚学两句中国的古语，来到中国给中国的公众（往往是大学生们）显摆一番，我们的媒体也像被人家点了穴一样大肆报道。而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就会传来他（或者她）见了达赖、给台湾卖武器、支持“西藏独立”，或者宣布对中国的某个产品实施制裁这样的消息。至于说那些个华裔们，还能说什么呢？人家自己就有个形象的形容——“黄香蕉”，意思是说，虽然看上去和我们一样是黄皮肤黑眼睛，但里面的心是白的。

小布什当政期间，有一位华裔女性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了美国政府内阁，当了美国的劳工部长，她的中文名字叫赵小兰。几年前我专访她时就闹得不太愉快。

采访地点安排在北京一家五星级酒店内进行，我们的摄制组早早来到现场，开始布置采访场景，架设灯光和摄像机的机位。我的《高端访问》摄制组是一支非常专业的团队，每次采访我们都会提前一两个小时到现场，精心设计场面，安排景别，布设灯光。为了追求高品质的画面效果，我们还花大价钱专门购置了一套德国的灯光设备，大大小小加起来有六七盏专业的灯。为了让被采访者满意，我们每次还会专门带一个小监视器，让对方负责的人亲自检查摄像效果。

那一次，在赵小兰出现之前，她的助手也专门跑过来，仔细审核了我们的镜头效果，认为很好。我们也特别跟她的助理强调，按照我们每次人物专访的惯例，当赵小兰出现的时候，我们会拍摄一组她走进来，我上前迎接她，请她落座的镜头，她的助手当时明确表示没有问题。然而，一切在赵小兰入场后就变了。

当她看见摄像机在拍摄她走进来的镜头时，脸色骤变，停下来大声呵斥道：No Picture（不许拍）！然后转身就往回走。我们莫名其妙，之前不是说好的吗？在经过了一番交涉和解释后，赵小兰终于回来了。

坐下来后，我堆着满脸笑向她解释，刚才拍摄是事先征得她助理的同意的。赵小兰一脸的不高兴，未置可否地“哼”了一声。然后她开始前后左右打量起来，很快便又一次爆发了。她用英文对她助手和我抱怨说，拍摄的镜头不好看，灯光刺眼，不够柔和。

在她喋喋不休了近五分钟后，我冲她的助手无奈地摊开双手：你们之前是看过的，现在怎么办？要不你们说怎么拍？现场的气氛异常凝重、紧张。最后，为了保证采访进行下去，我们只能按照赵小兰的意思，重新调整机位和灯光。虽然当时我就知道，赵小兰曾经在一家华语电视台客串过主持人，对电视应该不算是外行，但老实说，从专业角度来讲，她那样的调整只能用一个词形容：“业余”。

一切平静下来后，采访开始。由于她的华裔背景，自然在我的问题中也会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比如，她如何开始从政的，华裔在美国社会如何突破“玻璃天花板”，华人在美国的地位，对中美关系的期待等等。

而很快，我就注意到，每当我在问题中提到“Chinese American（华裔）”这个词的时候，赵小兰在她的回答中，一定会很强调地把这个词改称为“Asian American（亚裔）”，而且每次都是这样。感觉她似乎特别怕人知道她祖上是中国人，有意避开华裔这个字眼。

当然，在美国，人们在种族、肤色等问题上特别小心，生怕被人误读你有歧视倾向。在美国，祖籍是非洲的黑人都会被统称为“African American（非洲裔）”，祖籍是拉丁美洲的被统称为“Latino American（拉丁裔）”，自然，来自亚洲各国的移民也被称作是“Asian American”。惟一的例外是欧洲来的白人，人家不说自己是“European American（欧洲裔）”，而是直接自豪地说自己是爱尔兰裔、意大利裔、德国裔等等。可能越被歧视的人反而对歧视越敏感吧。但让我不解的是，赵小兰是在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你将面对的是你父辈们的骨肉同胞，对着他们，说自己是个华人，不算什么大逆不道吧？

赵小兰当美国劳工部长的时候经常访问中国，也在各地演讲，大谈中美合作，但她毕竟代表的是美国政府的立场，维护的是美国人的利益。有一年，美国国内的政客和媒体开始炮轰中国，认为中国廉价的劳动力，造成了美国工人失业大幅增加，赵小兰毅然率领一支“高级”代表团来华“兴师问罪”。她在出发前的公报中说，为了美国工人的利益，她将同中国方面进行磋商，“以确保中国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工作条件与其经济发展速度保持步调一致”。

我在采访时任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女士时，她强调自己“亚裔”，回避“华裔”这个词。而后来很受国内媒体热捧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则自称为有中国血统而自豪，但他也强调，会忠实地为美国利益“服务”。

这几年，她不当部长了，调门倒是降低了不少，到处演讲，接受采访，也乐于将自己的华人背景挂在嘴边，人好像也变得随和多了，国内大小媒体很买她的账，时常拿赵小兰的故事来激励奋斗中的年轻人。只不过，每当我看到她，耳边就会响起那个词——“Asian American”。

另一位最近很受国人热捧的“Asian American”，就是美国驻华大使、前商务部长骆家辉。说实话，当他坐经济舱、自己背包、拿优惠券换咖啡喝等“事迹”被广为传颂的时候，我并没有太以为然。中国的大使在外国如此勤俭节约的也大有人在，况且外交官在外享受什么待遇，各国是有不同标准的，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标准绝对比中国的标准高。一种可能是，美国的财务制度比中国的灵活，可以包干，也就是说，你省下的可以归你自己腰包。

然而，当后来美国大使馆率先公布北京市的P.M 2.5空气质量数据，和之后的“陈光诚事件”后，让我对这位几年前曾经采访过的美国政客另眼看待了。虽然和赵小兰不同，骆家辉自称为有中国血统而“自豪”，但他也强调，他更为是个美国人自豪，会忠实地为美国利益而“服务”。

和他在中国接受采访时的调门不同，回到美国，骆家辉更会实话实说。2012年他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的专访时，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说，中国是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中国的发展意图让全世界担心。中国的行为方式令人担忧，包括南海领土争端以及经济政策，中国应当遵守国际规则及国际贸易体系等等。

其实，当今世界的政客和政治家们，特别是西方政治家，个个都是各自国家的顶尖好手，他们推祟利益，信奉务实哲学。为了达到目的，有时候他们很善于放下身段，投你所好。在我看来，赵本山最大的贡献是让全中国人知道了一个词——忽悠。而将“忽悠”在中国人身上玩得最出色的，却是这些外国的政客们。

2013年底，英国首相卡梅伦来中国访问。两年多前，卡梅伦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在伦敦以“私人形式”会见了达赖，招致了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两国关系因此受到影响，中方还推迟了卡梅伦原来访华的计划。时过境迁，两年后，卡梅伦率领了“史上最庞大的”英国工商代表团来到中国，攒足了精神要和中国“照常营业”。

事前，英国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为了讨好中国网民，让卡梅伦在中国一家网站开了自己的微博，还放出话要坐一坐中国在世界领先的高铁，吃一顿四川火锅。当然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是必不可少的。英国人挑选了两家媒体一前一后对卡梅伦专访，一家是杨澜，另一家就是我。杨澜在前，卡梅伦访问前，杨澜去伦敦采访了卡梅伦，而我的专访被安排在卡梅伦访问上海时进行。

卡梅伦是典型的当今新生代政治家，他出生于1966年（比我还小三岁，瞧瞧人家），2010年当选英国首相，是英国近200年来最年轻的首相。他的家族出身显赫，有着王室血统，据说是英王威廉四世和情妇多丽西娅·佐敦（Dorothea Jordan）的私生孩子的直系后裔。

2010年，卡梅伦第一次访华时我就在北京采访过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卡梅伦阳光、干练、富有朝气，不像他祖上那些贵族拿着捏着，更像是一个现代英国大男孩。但一番对话下来，我意识到，这位笑容灿烂的英国大男孩城府却很深，他很善于使用外交辞令，该表达的原则立场不会客气，该说的好话也绝不吝惜。比如，他坚持认为中国发展不是威胁而是各国的机会等等。

而且，这位英国的政治家一点都不糊涂。该见的人他也见了，中国不满也就不满了，接下来“大英帝国”还是要同中国发展关系，做买卖的。因为，眼见着法国、德国的领导人跑到中国大把大把地拿订单，日子并不好过的英国不甘落后。国际关系就是这样，利益永远是第一位，所谓“此一时，彼一时”。这一次，卡梅伦毫不示弱，一百多位英国大小企业的老板们跟着，拉开架势，展开了又一次中国之旅。

英国方面很重视卡梅伦在央视的采访，刚开始承诺给我们40分钟的独家专访，并提出希望采访的新闻能上一条《新闻联播》。我请示了电视台领导后答应了英方。但后来不知何故，英国方面缩短了采访时间，说卡梅伦行程太紧，还要照顾英国媒体的采访要求，只能给我们8分钟的采访时间。我没太当回事，缩短就缩短吧，到时候现场看情况吧，只要能采访就行。

采访安排在有着100多年历史的上海瑞金洲际酒店进行，可能是来的人太多，英国人干脆把那家酒店全包了。进入酒店大院，扑面而来的是一派英伦气息和浓浓的商业气味，大堂的门前，停放着两辆由中国吉利集团收购英国伦敦出租车公司后，生产伦敦经典的黑色出租车。后来卡梅伦和吉利的李书福，还在这两辆出租车前合影留念，并感谢李书福拯救了英国出租车品牌。大堂里面还摆放着一辆英国名牌的折叠自行车，两侧的张贴画上印着“Businessis GREAT Britain”（大意：大不列颠就是商业）。那场面更像是一场贸易博览会。

卡梅伦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几件新闻大事，一个是中国公布了东海防空识别区，日美相继向中国发难，另一个是2013年12月是《开罗宣言》发表70周年。卡梅伦在出发前又进一步向中国示好，声称“英国要做中国在西方国家最强的支持者”。而恰巧就在采访的前一天，英国驱逐舰编队访问日本，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会见英国海军参谋长泽姆贝拉斯，双方就合作应对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达成一致”。

于是，我决定调整问题单，围绕着这几件新闻事件和背景，“拷问”一下卡梅伦和他的诚意。采访开始前，卡梅伦的媒体助手在现场再一次向我强调，采访又一次缩短，只能有6分钟。所以，采访一开始我就加快节奏，一口气把前一天夜里修改了的问题单一个接一个地抛给了卡梅伦，直到他那个助手在我对面蹦着脚第N次示意我结束为止，整场专访进行了将近12分钟，是6分钟的一倍。以下就是那天采访的实录：

水均益：首相先生，这是您第二次以首相的身份访问中国，我们也知道自从2012年5月以来，也就是您上次访问中国之后，在外交方面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这次访问，您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卡梅伦：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积极的访问，我觉得中英两国关系也非常好。对于过去的一些问题，我们双方也都有理解。如今，正如李总理昨天所说的，中英两国的关系应该是不可或缺的伙伴关系。英国希望看到中国取得成功。英国相信中国的成功不仅会使中国自身受益，也会让全世界受益。我们希望看到英国企业、英国投资来到中国，但同时我们非常欢迎中国到英国来投资。我们是世界上最开放、最受欢迎的国家之一。所以这就是不可或缺的伙伴关系，这一关系也是我所讨论的众多议题之一。

水均益：我注意到您昨天表示英国将成为中国在西方世界的最强支持者。首相先生，我也注意到，您也在来访之前也开设了微博，一天之内您就拥有了近12万粉丝。很多人都关注您的访问。但同时，也是在昨天，您的海军参谋长泽姆贝拉斯同日本防卫大臣就合作应对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一事达成一致意向。所以这就在中国民众之间产生了一种疑惑，您所说的成为中国的支持者是指什么？

卡梅伦：我说的意思是，英国经济对中国的开放程度将会比对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大、更灵活。我们欢迎中国的企业在英国的核工业领域投资，在英国的机场建设领域投资，在更多公共设施领域投资，比如水资源领域。对此我们非常的开放、非常欢迎。如今有将近超过10万的中国留学生在英国学习，我们也希望将来会有更多的中国学生来英国留学。我们不仅是在经济领域采取对中国开放的态度。我们同时也支持，中国与英国应该在更多领域开展自由贸易。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支持欧盟同中国建立自贸区的决定。我们曾经同中国在世贸组织中，就为争取更好的贸易协议、更加便捷的贸易手续方面开展过合作。所以英国商品、中国商品、英国的服务、中国的服务可以遍及全球。这是友谊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我们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对于你刚才所提到的防空识别区一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欧盟已经对这一问题发表了一份非常注重平衡的声明，英国也支持这份声明的立场。我们希望看到这一地区所有的紧张形势与困难都能够得到缓解。这样我们就能拥有一个良好稳定的环境，这是英国的态度，也是欧盟的态度。

水均益：我注意到，昨天您同李克强总理都共同强调了，我们两国要增强政治互信、并在各方面问题上两国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那么刚才提到的防空识别区一事是否也属于这样的问题范围？

卡梅伦：英国同中国在很多领域都保持着良好互信。我们都希望看到我们的经济增长，希望看到我们两国更多的国民就业，解决贫困问题，我们都希望发展我们的经济。当然全世界都面临很多问题，我们也都对此有着相似的态度。但我们也会发现我们之间的一些不同，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方式方法，所以我们需要看到这些差异，用相互理解、尊重的方式来看待这些问题。

水均益：首相先生，70年前，1943年12月1日，英国、美国和中国共同发表了《开罗宣言》，70年后的今天，有些人开始发出了某种声音，他们想摆脱《开罗宣言》以及《波茨坦公告》，我对《开罗宣言》以及《波茨坦公告》的理解是，它是二战之后国际社会秩序和平与安全的基石，在您看来，70年前签署发表的《开罗宣言》重要意义是什么？签署人当中包括英国前首相丘吉尔。

卡梅伦：我们的确认为这很重要。我们认为这份宣言的重要性在于它对战后国际社会稳定的影响。这是各方努力的结果。英国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我们所说的太平洋战争中，在很多战斗中，我们都是为了去阻止当时事态的发展。例如，当时日本的扩张以及当时他们对其他国家国民的不公对待。当时我们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为这些问题找到出路。如今，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国家，需要良好、稳定、友好的国际关系。

水均益：您曾经说过，英国需要企业家和冒险家的精神，因为人们可以通过这样充满挑战的方式经营贸易，现在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正面临一种越来越多的担忧，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所以面对这些持“中国威胁论”观点的人，您会告诉他们什么？中国是一种威胁吗？

卡梅伦：绝对不是，对于我来说，中国明显是一种机遇而不是威胁。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30年来几乎每年10％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量每8年就会翻一番。有些人可能会把它看成一种威胁，想借此来设置贸易壁垒，英国完全反对这一观点。中国的发展是巨大的机遇，这对于中国人民、世界经济以及英国人民来说都是机遇。如果我们同中国开展更多的贸易、在中国投资更多，欢迎更多的中国投资、留学生、企业来到英国，那我们就能抓住这个机遇。我刚刚同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举行了会晤。我希望更多的英国企业，特别是奢侈品牌能够在这个网络交易平台上销售。因为随着中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裕，他们可以购买英国产品、英国制造，他们可以欣赏英国电视节目、看英国电影。我们在这方面是世界第二。我们在音乐、电视节目、电影等方面都位于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我们有许多非常好的英国大品牌，例如最受欢迎的零售商。我们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感到非常激动，这是机遇而非威胁。值得铭记的是，中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使很多人摆脱了贫困，这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所用的时间都要短。这种增长的模式、市场发展的模式，是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正确原因。

水均益：这次您还带领了一支百人规模的企业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您曾经说过愿意做英国的推销员，所以这次您来到中国想推销什么？

卡梅伦：我这次的代表团是非常有意思的。这其中包括一些英国的大企业，比如空客公司，空客公司的飞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青睐的一种产品。但同时也有很多的非常小的企业、微型企业的代表。比如自行车生产商、香肠生产商，所以这个代表团囊括了从香肠生产商到航空公司这样的企业。所以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我们两国间经济的互补性。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国内消费水平就越来越高，所以我觉得这对英国商品、英国品牌、英国服务业，包括金融和保险领域来说有着更大的需求。同时我也认为，这对医保、教育、规划、建筑服务、环境服务等领域来说是机遇。在有些领域英国是处在世界领先地位的，我们在这些方面都有很丰富的专业知识。在文化机构领域也是这样，我希望看到我们两国更多的博物馆能够建立伙伴关系、有更多的艺术家交流、更多的民间往来。

水均益：首相先生，最后一个问题。我知道您的行程非常紧凑、忙碌。英国一直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最近第十六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刚刚举行，双方签署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人们现在开始期待中国同欧盟签订自贸协定。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贸易和双边合作中存在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您的观点是什么？

卡梅伦：我强烈支持自由贸易，我也非常支持开展关于自贸协定的工作。因为我想看到的不仅是消除贸易壁垒，而是市场的开放，这就包括欧盟市场的开放，也包括中国市场的开放，我认为中国还有更多领域可以开放，例如金融、保险、银行等领域，同时确保知识产权得到正当保护，所以这是双方都需要努力的工作，我愿意把这叫作双赢合作，所以我认为这可以更好地通过自贸协定来实现。

水均益：非常感谢首相先生（谢谢），顺便问一句，您会去成都吃火锅吗？

卡梅伦：我说过我很愿意，所以我会去的。

水均益：好的，非常感谢。

卡梅伦：非常感谢。

水均益：很期待下次与您见面。

在当天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我们以“卡梅伦表示《开罗宣言》对战后国际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为题制作了一条新闻，并在当晚的《环球视线》栏目中播出了专访的完整版。

事后，我在网上看见有人评论这次采访，说水均益对卡梅伦有点不爽：“水均益问卡梅伦，你说要做中国在西方的最强支持者，但是您的海军官员和日本防卫相一起对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说三道四，英国到底哪方面支持中国？卡梅伦狡辩说经济合作方面。最后，水均益起身离开时突然说，我再插一个问题，您去成都要吃火锅吗？卡梅伦说要吃。看得出水均益心里有点不满和不爽。”

新闻老兵，一往直前！这是我在去萨达姆老家时的照片。在观众们心目中，我可能出现得最多的形象是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在摄像机前侃侃而谈，但事实上我脑海中对自己的定位一直是一个背着大包、风尘仆仆的记者。这本书出版前，我曾坚持使用这张我“在路上”的照片做封面，可惜责编不答应。

有不少网友跟帖，有的说，水均益的问题让首相大人在中国很尴尬，他人还在中国，那边海军军官就冒泡；还有人说，卡梅伦脸皮真厚。甚至有人猜测那个火锅的问题另有文章，言外之意，英国人别想拿中国开涮。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那么深奥。

而说起来，卡梅伦的回答也在我的意料之中，就像我前面说过的，他是个西方的政治家，是不是拿中国开涮，“忽悠”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拿到我要的利益。为此，他可以随时向你露出笑脸。这让我想起几年前，《时代》周刊做了一期卡梅伦的封面人物，标题是：《在这张笑脸的背后》。

就在卡梅伦在成都品尝火锅的时候，“世纪老人”曼德拉走完了自己人生最后的路程，紧跟着，亚洲一位更年轻的80后领导人用一个令人“惊悚”的举动，向人们表明他绝非等闲之辈。

朝鲜中央电视台2013年12月9日下午报道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消息时，播出朝鲜二号人物、朝鲜现任领导人金正恩的姑父张成泽，在会场上被两名军人从座位上直接架走的画面。按照韩国媒体的说法，朝鲜公开高级官员被当众逮捕的画面极为罕见，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一次。朝中社说，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金正恩出席并指导了会议。

张成泽现年67岁，是原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胞妹金敬姬的丈夫、金正恩的姑父，先前任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劳动党中央行政部部长等职，人民军大将军衔。

曼德拉和金正恩完全是两个时代的人，他们无论在信仰、智慧还是品质、个性上都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历史让他们同时出现在了一起，一起上了“头条”，这也许不是一种单纯的巧合。应该说，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化、网络化、个人化的时代，出现金正恩这样的政治领袖是罕见的，至少也是少见的。两年前当他的父亲金正日去世，金正恩第一次出现在世界媒体的视野时，人们用好奇和怀疑的目光，打量着这位80后的青年人。

由于朝鲜是当今世界对内专制对外封闭的典型代表国家，所以当金正日去世，他的小儿子出来接班，人们除了对这种封建的家族世袭好奇之外，更多的是在揣测，一个1983年出生的毛头小子能不能顺利接班，坐稳江山。

而西方的媒体和分析更是大胆地预测，朝鲜的前路恐怕凶多吉少，理由是，朝鲜内部派系复杂，特别是军队在朝鲜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金正恩初出茅庐，涉世未深，恐怕很难在短时间内摆平这一切并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对外，朝鲜又面临着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更为严厉的打压和制裁，日子不会好过。《时代》周刊也给金正恩做过一期封面，设计的标题是——《一个有核国家未经考验的领导者：走进金正恩的奇特世界》。

也有人分析，金正恩是个年轻人，没有亲身经历过祖父和父亲那一辈人“革命斗争”的熏陶，从他曾在西方（瑞士）留学的经历，以及传说他和普通男孩子一样痴迷电脑游戏、动作电影和NBA这些背景来看，不排除金正恩接班后将朝鲜带上改革开放道路的可能，因为，一个在瑞士那样风景如画、和平祥和的国家曾度过四年少年时光的人，一旦成为领导者，一定会将自己国家，带出目前这种“奇特”的窘境。

刚开始，人们似乎隐隐看到了这样的迹象。除了视察军队以外，金正恩更多地出现在与民生关系更大的场所——水产基地、针织网厂、露天剧场、滑雪场。其中有一幕很有意思，在参观大同江果树综合农场第一工厂时，金正恩看到由水果加工并提炼而成的各色香水后，表现得非常有兴致。他挑选出其中一款，在手背上喷了一些然后轻轻晃动鉴赏味道。他的动作专业、表情陶醉。这让很多西方人浮想联翩。

另外，金正恩还高调推出了自己的夫人——李雪主。在金正恩参加的各种活动上，这位年轻貌美的朝鲜著名歌手，总是伴随在丈夫的身边，这也让人们理解为一种开放、更具人情味的举动。他几次单独邀请美国篮球明星罗德曼到朝鲜，并陪同他一起看篮球比赛的场景，更让美国人怦然心动。

然而很快，金正恩就用实际行动告诉研究他的人，除了香水，他更相信父辈留下来的一切：派头、核武器和权力。掌权后的金正恩无论走路、说话，一举一动都和他的祖父金日成十分相像。据知情人说，金正恩其实是在刻意模仿金日成，好告诉朝鲜人民，他不仅仅在思想上是“主体思想”继承人。

2013年2月12日，朝鲜不顾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在咸境北道吉州郡丰溪里地区进行了第三次地下核试验，并引发4.9级的人工地震。金正恩的举动彻底激怒了国际社会，中国也罕见地在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上投了赞成票。中国还采取了实际行动落实联合国的决议，停止了近一半对朝鲜的援助，中国领导人也少有地对朝鲜放了狠话，批评朝鲜“为了一己私利”搅乱地区安宁。

至于当众逮捕自己的姑父、父亲为他留下的“托孤大臣”张成泽，我不太相信西方有人说的那样，是金正恩迫于军队的压力不得已为之，当然，更不相信有人说是张成泽乱搞男女关系，惹急了自己姑姑的“后宫版”演绎。比较靠谱的推测是，这是金正恩上台后，一系列巩固自己地位的权力斗争中的一环，更有专家说，这表明金正恩大权在握、政权稳定的自信心。如果真是如此，那世界倒是要好好再重新认识一下这位80后了。

从曼德拉到金正恩，我们并不能说世界在倒退，他们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个体，况且在世界范围内，这两个人都不具备可复制性。不过，从这两个人身上，也从今天国际舞台上活跃的政治家身上，我们应该能看出当今世界政治生态的真实。

毛泽东时期，中国有句口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今天的国际政治虽然不是革命，但一样是会流血死人的。因为，大变革下一定会有利益的争夺与再分配，当资源充足时，人们可以“资源共享、利益均沾”，而当资源紧缺，甚至生死攸关时，利益的分配就会是排他的，也会是“去他的”。任何时代赋予自己时代的政治人物和政治领袖们的神圣使命，便是争夺利益，“去他的”。

跋

笑对名利

我加盟央视的最初动力，是希望能够以更加具有传播效果的方式来做新闻，这是我身在新华社“脚踩两只船”做央视《焦点时刻》国际报道的想法。可是，当1995年我被正式调进中央电视台，却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电视平台巨大的传播力，使我无意当中成了一位“名人”。走到哪儿，都能被认出来。后来出行时，墨镜和帽子成了我的固定装备。

当然，我这样乔装打扮，并不是摆谱，而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有时候我去街头小店吃碗兰州牛肉面，要是不加掩饰就这么进去，那么从服务员到吃面的客人都会认出来，然后这个要跟你合影，那个要跟你聊两句，有的可能还要个签名什么的，这碗面就别想吃下去了，同时也干扰了人家店里做生意。

成为名人之后，除了要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更要在心理上面对“名利场”的考验。这么多年以来，我也是经过了一番调整和适应，终于能清醒地看待这一切。名和利，来得容易，去得也很快。这些年在电视荧屏上，划过了一颗一颗星星，有的一夜成名，有的转瞬即逝。随着时间流逝，有谁还记得那些昙花一现的明星？

我的老母亲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你要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失去了光环，变得暗淡，你未必能够承受得了。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在这个名利圈里的人，应该做好一种思想准备，就是总有一天，你会像那颗从天际划过的星星一样，失去光亮，回归到本真的状态。这种时候，内心一定要充实，以一种淡然的心情，去看待你所获得的，看待你可能失去的。人的一生在不断地变化当中，有起有落，你有大红大紫的时候，也会有非常郁闷失落的时候。

有时候，我参加一些活动，看见一些过了气的老艺术家、老演员、老歌手，坐在正如日中天的当红偶像旁边，眼神里透露出一种凄凉。那种反差，我看在眼里，也会触景生情，给自己一个警示。我偶尔也会面对一些类似的境况，某个新主持人突然火得一塌糊涂，要说我心里一点涟漪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能做到，让自己心情平复，去客观淡定地接受这件事。这就是现实。

中央电视台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成名的平台，不可避免地就会成为名利场，因为人就是这样，有了名就有利，在面对名利时，大多数人很难逃脱内在的规律，就是会竭尽全力，不断地追逐名利，欲壑难填，没有止境。今天你攀上了一个新的平台，明天就想上到更高的平台，今天上《东方时空》，明天就想上《焦点访谈》，后天就想上央视一套的大直播，大后天你就想上春节联欢晚会，恨不得哪儿哪儿都是你。

但是，这个舞台上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也没人能够永远独霸天下。我一直提醒自己首先是一个记者，是一个新闻人，我的技能是新闻编辑记者，这方面的业务能力我从来就没丢过。到现在我还时常要编编稿子，写写词儿，包括2013年重返伊拉克的策划，我也深度参与。时至今日，很多节目的串联词、主持人出镜的话、采访稿之类，都会有人提供给我，但我肯定自己都会再过一遍，甚至一个字一个字地重新写。

我要保持自己在这方面的实力。因为我认识到，作为一个脸蛋儿出镜，在央视这样的平台上，生命力是很短暂的，不会永葆青春。而如果我是一个记者型的节目主持人，只要国家政策规定允许，哪怕白发苍苍我依然可以主持，依然可以上前线。反过来，如果就这样沉醉于名利场，很可能混不到头，甚至于会看到自己被击败，被替换的那一天。

这些年，不断有人问我：你好像没有以前“火”了，很沉寂，是不是被央视封杀了？其实人的每个阶段都不一样，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冲锋在前，身边的很多境况都会发生变化，我一直觉得，并没有所谓“封杀”这种事情。这么多年风风雨雨，来的来走的走，长江后浪推前浪，百花争艳春满园，对电视台来讲，是个欣欣向荣的景象。对于这个舞台上的参与者来讲，起起落落都是短暂的，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因为观众一定会有新的选择。像我的哥们儿刘欢，这么多年能在中国歌坛上，维持一个大哥级的地位，在我看来几乎是一个奇迹。

像我这个年龄的人会感慨，出来了一个什么新歌手，根本听都没听过，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但是人家就是火得一塌糊涂。有的时候我从机场出差回来，看见一大群粉丝等着接明星，我一打听，不认识啊，可是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听：你连他都不知道，现在可火了！然后我能怎么样呢？难道就在一旁暗自伤神，耿耿于怀？

我把自己几斤几两放稳了，自然就能把事情的本质看得清清楚楚。今天我是个活跃在舞台上的主持人，我不能认为，我永远都会这样，我也不能认为，如果别人比我更好，我就心有不甘，应该要想想，别人是不是确实好得有一定道理。这些规律都是客观的，你要有勇气去接受，去适应，去习惯。

人有时候，是无形当中被牵着走的。多年来，我一直努力地寻找一种内心的平衡。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方唱罢我登场，所有带有名利色彩的圈子，无论是早年的戏班子，还是现在的娱乐圈，如何面对名利，都是对一个人内心非常大的考验。名和利会让你一步升天，也可能会让你变得扭曲。当我和朋友、家人聚会时，我会感到很舒服，因为那时候我可以回到我自己，不在乎今天吃的是鱼翅还是一碗牛肉面。一出门有三个保镖、八个助理，其实并不能改变生命历程中最真实丰富的感受。那些虚幻的排场，并不能证明你就是一个名人，或者你是个名人又能证明什么呢？

其实真的无所谓，我做好一个记者，我的人品、思想和报道内容，能够被大家所欣赏和认可，对我就是莫大的鼓励和荣幸。至于有多少人赞成和喜欢你，无须去计较。现在不是经常有人比较微博的粉丝数吗？你说你有500万粉丝，我说我有1000万粉丝，其实又能代表什么呢？能表明现实中真有那么多人支持你？你站在大街上振臂一呼，就能有那么多人响应吗？那只是一种社交方式而已，不要被这种表象，迷惑了自己。

这些年，我不断地告诫自己，不要让自己的心一天到晚都很累，不要让自己夜夜难寐，也不至于说有什么事情放不下，过不去。2013年我50岁了，人到五十而知天命，自然规律有时候的确很难抗拒，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会很快乐。如果我作为一个记者，一个主持人，我的报道和节目还有人愿意看，我已经感到非常快乐了。同时，我还能拥有我的亲人和朋友，有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生活，和相对独立的精神世界，那简直乐不可支了。

当然，我也在不断激励自己，让自己葆有一种激情，活力不应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暗淡。我曾经采访过美国维亚康姆集团的总裁雷石东，是美国传媒界一个传奇的老头，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我们不可避免地提到了年龄，我说：“您看您这么大岁数，还奔波在生意场上。”

他说：“水先生，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我多大岁数，40岁生日以后我就不过生日了，到现在为止，我跟任何人，包括今天面对你和你的摄像机镜头，我都说我40岁。”

我说：“那您这是不是有点自己欺骗自己？”

他说：“没有啊，我内心坚定地认为我就这么大岁数，我依然还能做我在40岁能做的事，这是我的一种信仰，也是让我的内心和躯体保持活力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回头想想，他这话真的很有道理，精神力量对一个人来说是强大的支持。我的人生，其实是一个盈利的过程，能从伊拉克活着回来，这条命都已经赚到了，后来还做了这么多栏目，每一次我都没有把我的筹码输掉。我不会陷入名利的怪圈，去这山望着那山高，但是我也不会停止攀爬的脚步，仍要不知疲倦地去翻越每一座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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