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2

那一夜，我们在拉希德饭店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3月18日凌晨2点，冀惠彦还坐在窗台上发呆，他问我，小水啊，这法子能行吗？我装睡，没回应他，其实是心里也没底。这么冒险的事，谁说得准呢。但是现实是，这是惟一的办法。

凌晨5点，天还没亮，我们就赶紧开上车出门，离开了拉希德饭店周边。海事卫星电话断了线，阿布专门帮我买的伊拉克版手机“二哥大”也关了机，打定了主意要与世隔绝。

后来新华社的同行告诉我，张维秋大使在使馆门口足足等了我们两个钟头，甚至让人去饭店找我们，却毫无结果。快9点多的时候，我听说大使他们一行人还在等，有点坐不住了，我就跟冀惠彦他们俩说，你们先找地方待着，我还是去一趟。

我惴惴不安地打车到了使馆，一眼就看到张维秋大使，所有撤离人员都在门口，车辆都已整装待发。

我假装一脸慌张无奈地跑过去，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大使说：“大使，不好了，我们那个伊拉克的雇员今天早上不见了，我们三个人的护照都在他手里，我找了他一早上，怎么也找不到人。没护照我们走不了，到了约旦口岸，您这边也说不清楚啊。伊拉克本来就是警察国家，现在又这个局势，没有护照肯定不行啊……”连说带比画，表情和音色都足够夸张焦虑，“要不你们就先走吧，别耽误了，我继续找那家伙，找着他拿了护照，我们就跟上来。况且那家伙还拿着我们的钱，没钱我们也没法从新闻部和饭店那边结账啊。”

张维秋大使就那么盯着我，眼里满满都是“你就骗吧”，那种识破的感觉，但是又拿我没有办法，我心里一阵阵发虚。我们就这么四目相对了半天，他终于无奈地松口说：“好吧，你们一定要马上来，我们在边境口岸等你们。”

我心里一块石头“咚”的落地，满脑门都是汗，嘴上说着“好的好的”，想着赶快把他们哄走算了。

大部队从我面前离开的时候，新华社的老同事跟我道别，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一拳就捶在我肩膀上：“你小子行啊，你那护照现在就在身上揣着吧？”

我一脸诚恳和无辜，嘿嘿地笑着：“说什么呢，我是真的找不着了。”一边说一边还推他，“赶紧走赶紧走，我们马上追你们去了啊。”

等撤离大队的最后一辆车绝尘而去，我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却不想，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我找到冀惠彦和杨小勇，三个人躲在新闻中心的帐篷那边，找选题的找选题、编片子的编片子，都没开口说，但都觉得暗流汹涌。

2003年赴伊前夕，时任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李挺为我们送行。李主任当时握着我的手，殷切叮嘱。十年之后，我依然能感觉到那支持和关怀的热度。

平常我们的海事卫星电话在白天都是架通的，我那部巴格达当地的“二哥大”虽然多数时候不好用，但也是24小时开机，时刻等着有什么消息过来，或者国内台里的什么人找我们。但现在全部都掐断了。

突然一下断绝了与世界的联系，我心里就跟一千只蚂蚁在爬一样。在使馆的时候，大使就跟我说，电视台打了很多电话联系不上我们，也把电话打到他们那儿了，要我们务必跟着一起撤离。我知道开了机要面临什么样的压力，但是不开机，就是一种怯懦的逃避。

中午过了以后，我实在顶不住了，就把海事卫星电话接上，也把那个平常时通时不通的“二哥大”开机了。没过多久，台里的暴风骤雨就通过各种通讯设备穿越千里，劈头盖脸地朝着我们来了。

首先就是新闻中心主任李挺的电话，我从来没听过他这么严厉这么恼火的语气，一上来就直接问：“你们怎么回事！电话不通，人也不见了！”

我连忙跟他解释，还是那套“不靠谱本地雇员携护照失踪”的说辞：“我确实没护照，走不了，一上午就忙这事呢，‘二哥大’也没电，刚刚充上电。”

李挺主任直接说，不行，外交部来电话了，台里也是这么个决定，你们还是得走，不能不撤。

我心里还想着怎么搪塞一下，反复解释说，没有护照，走不了，再说还有工作没干完，总算把李挺主任搪塞过去了。又接了一串领导的电话，到后来我自己都有点相信那个故事了，越说越真诚的感觉。

结果，到了傍晚的时候，我们的副台长罗明亲自打电话来问情况，我故意很无奈地说：“没找到，那个人真的不知道现在跑到哪儿了，我确实走不了啊。”

罗台的语气很平静，也很坚定，他说：“没关系，安全重要，我们跟外交部商量了，跟约旦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交流过，你们没有护照没关系，现在就走，在边境口岸那里可以补办手续，外交部会为你们做证明。这一点，我们已经通过外交部门跟伊拉克当局、外交部门和军警部门沟通好了，他们承诺放行，所以你们现在就动身。”

我想，我拙劣的谎言大概是没有办法撑到最后了，但我还想挣扎一下，还在纠结一些细节，又说阿布拿了我们很多素材，又说他身上还有我们的钱。

最后，罗台在电话里，非常郑重地跟我说：“小水，你别说了，你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但是你别说了，撤退不仅仅是央视一家的决定，你可以理解为，这是国家的决定。现在台里的领导和同事，都很担心你们的安全，有很多热心观众也打电话来，询问你们什么时候撤回国内。这件事已经影响了很多人，你如果坚持现在不走，我可以告诉你，台里决定，你们以后所有的报道，我们都不会播出，你们不会从伊拉克发出任何报道。”

我切实体会到“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含义，便是在听到这句话之后。我感觉自己紧绷的精神慢慢瓦解，坚韧的躯体开始逐节崩溃。作为一个记者，我看到再多，听到再多，采访得再翔实生动，没有报道的平台，一切工作就都丧失了意义。

我想要赖下来，是想要报道这场历史性的战争，不是想留在伊拉克举一面标榜自我的旗帜。我不怕死，也不怕违抗命令，我和我的伙伴想必都是如此。但是，我很害怕，我所做的一切失去意义。

5．撤与留的真相

在新闻中心二楼那个狭小的帐篷里，我将一切向我的战友们和盘托出，冀惠彦听了以后，两眼茫然，不住地叹气；杨小勇也不说话，只是在一边默默地摆弄那些器材。那种心情，与其说是沮丧，不如用绝望来形容，更加恰当一些。

谁都不想离开这块新闻的阵地，不想在这场人类历史上将会被记载的大战前缺席，但我们现在就是要鼓起勇气，自己打自己一闷棍，然后让灵魂出窍，把自己拖走。

那天晚上，没有晚饭，其实一天也没怎么吃饭，有那么一个小时，我们仨坐在帐篷里相对无语，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愿意先说出那个“走”字。最后杨小勇特别无奈地说：“你是领队，你说吧，总要有个人拿主意的。”

我沉重地垂下头。我想，这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了，也不是我们一组人的事儿了，这是一个不得不遵守的命令，由不得任何任性与欺瞒。而且我知道，这件事还会影响到很多我们身边的人，包括我们的上级领导。

终于，在3月18日晚上9点多钟时，我开口说：“没办法，那就走吧！”

张维秋大使和中国驻约旦大使，依然很负责地在边境口岸等着我们，而我们已经纠结了太久，时间显得尤为紧迫。我急急地找来阿布，要找车，拿护照，一通杂乱无序地忙。此前，完全没有想过要走，所以我连牙刷都没装起来过，看着所有摊开来的、杂乱的东西，我有种收不齐、归不拢的无力感。

我们大概用了两个小时，简单地收拾了行李。至于那些大饼、汽油、发电机、安全屋什么的，都随着一个简单的拥抱，托付给了阿布。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我的呼吸，在伊拉克那样干燥的地方，竟然意外的潮湿。我对阿布说：“东西你帮我留着，保存好，我们随时还会回来，还能用得上。”

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回来的时候，我只知道那一刻是离开的期限了，当我们匆匆上车走上出伊拉克的大路时，我突然想起了我们初来到的那一天。那夜，那月正亮……

夜色迷茫，我们失落地撤出巴格达。晚风宁静，人们的表情却隐约不安。毫无疑问，这是战争的征兆。

首先让我觉得不大对劲的，是汽油。石油是伊拉克国家局势的晴雨表，这个国家不缺油，它的石油储量自称世界第一，甚至超过沙特阿拉伯，但其石油设备老化，生产炼油能力很低下，加上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和联合国十年来的制裁，石油出口受到很大限制。加之运输等各方面的原因，一旦风吹草动，油荒立竿见影。

从伊拉克出来时，我们租的车油不是满的，但要走1000多公里才能到约旦。我们租的都是排量很大的美国造雪佛兰GMC大型越野车，比较费油。我们这一路上很无语地发现：加不到油了。高速公路边的简易加油站，很多都关门了。难得遇到几个开门营业的，都排着老长的队，凑上去一问，每辆车只能加10公升油。我们那车是个“油老虎”，10公升油简直不够它咂巴嘴的。没办法，只能走一段，排长队，加10公升；再走一段，再排队，再加10公升。

很多外国人在排队之列，也有西装笔挺的伊拉克富人，堆着大包小包的汽车排成长龙，行李甚至拴到了车顶，流露出一种逃难的窘态。人们沉默不语，只想快点离开这即将成为战场的地方。

就这样走走停停，没几辆车的高速公路，800公里的总路程，我们走了8个多小时。在19日凌晨5点多，我们终于赶到了约伊边境口岸，看见了我们大使馆的三辆车。张维秋大使坐在车里，眼里布满血丝。

“终于把你们给等到了！”张维秋大使神情疲惫，见到我们如释重负，“我接到国内的死命令，要在这里死守，一直等到你们出来。而且，我还接到指示，如果等不到你们，天一亮我们就返回巴格达去找，不管什么情况，一定要把你们带出来。”

接着，他急切地说：“赶紧把你们的海事卫星电话给我用一下。”我们把海事卫星架在车顶上，让张维秋大使给国内打了个电话，具体哪个部门不清楚，但他的声音非常急迫，说：“已经接到他们了，就在我身边，我们现在马上办手续，这就撤出伊拉克。”

虽然张维秋大使没有明说，但我也隐约猜到，他接到的指令或许不仅来自于外交部，而是来自于更高层。那天上午在约伊边境，我尝试了这么多次以来最通畅的一次出境，因为有外交官陪同，护照手续也很齐全，所以少了很多麻烦。

虽然十分惭愧与尴尬，但由于我之前都是拿护照在说事，所以在出境时，我还是很努力地把这个护照的故事讲完了。

我跟张维秋大使说，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护照弄回来的。准备撤离的头天晚上，我们把护照交给伊拉克雇员办签证，并让他帮忙准备些东西。结果，他在深夜回巴格达郊区的路上，被伊拉克的秘密警察给拦住了，一检查，发现他身上有几本外国人的护照，还有一笔不少的现金，因此怀疑他的身份，伊拉克的军警、秘密机构就把他扣押了，关了一晚上。到了白天他拼命地搞证明、想办法找朋友来“捞”他。终于到了下午的时候，他交了罚款，还贿赂了警察，终于被放出来了。之后他直奔新闻中心工作的帐篷里找我们，我们才及时拿回了护照。

在伊拉克新闻中心的二楼平台上，我正用海事卫星电话联系北京，身后是一个个用美元搭起的天价帐篷，显示着一场没有硝烟的多国“新闻战争”正在进行。当时，在联合国的多年制裁下，伊拉克处于贫困状态之下，通讯设施也不发达。为了与北京联系方便，我们出发去伊拉克前，带了三台不受地域限制的海事卫星电话，但在入境时，被伊拉克方面以“莫须有”的理由扣押了两台，我们用仅剩的这一台海事卫星电话做新闻直播。

根据当时伊拉克的情况，发生这种事也不足为奇，我已经向外交部的同胞、向台里所有领导同事撒下了一个弥天大谎，为了避免对报道组其他人造成影响，我也只能这样硬撑着，尽量把谎言合理化。

离开伊拉克，中国驻约旦使馆的同志把我们接到约旦首都安曼的大使馆院内。我们三个一夜未眠，眼皮子都在打架，但就是辗转反侧。我们心里还不能接受就这样无功而返。一想到我们只差一点点，就能在那个新闻的大战场一展身手，如今却只能隔岸相望，痛苦和不甘就在心里狠狠地拧着，仿佛要拧干最后一滴活力与希望。

中国驻约旦大使陈永龙，见我第一句话就说：“你可把我害苦了！”他嘴上这么说，但脸上的表情还是很亲切，“我要严肃地批评你，同时也要谢谢你，我当外交官这么多年，从来没想到，会在办公桌上接到国家领导人的电话，这个电话就是为你们打的，话里边的语气我就不跟你细说了。领导人下了死命令，我和张维秋大使要确保你们中央电视台最后几位记者撤出伊拉克。”

陈永龙大使温和的话语里，其实有雷霆万钧，让我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后来我也听到了不少说法，从不同侧面确实印证了，当时有国家领导人专门过问了这件事。因为伊拉克战事一触即发，领导人就向使馆人员询问，在伊的记者怎么样了，当他得知还有三位央视记者，包括水均益，因为护照找不到还没撤出时，领导人当即表示，不行，坚决不行！

他说，我们中国记者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之前有过惨痛的损失，在美国轰炸我们南联盟大使馆的时候，已经有三位记者失去了生命，还引发了中美之间很长时间的关系紧张。所以，出于种种考虑，领导人指示，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三名记者安全地带出来。因为当时伊拉克使馆的张维秋大使已经撤了，联系起来不方便，所以，领导人亲自联系了约旦使馆的陈永龙大使，交待这件事。

在约旦使馆，我们又遇上了一早抵达的新华社同事，老同事张兰华看到我，狡黠地笑着说：“你小子没玩成吧？玩砸了吧。”

大家是多年的老同事，又都是干记者这一行的，很多想法是心照不宣的。但我当时已经没有了开玩笑的心情，我抬起眼，望着使馆里的一桌一椅、一草一木，试图慢慢接受已经离开伊拉克的事实，但是心上那块石头却越压越重，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

手边那本护照，正五味杂陈地躺在那里。

那次伊拉克报道，我们并非孤军奋战。除了在伊拉克的报道组外，中央电视台还在周边国家作了全方位部署。主力驻扎巴格达，以此为核心，在约旦、科威特、土耳其布兵策应。“兵力”调动频繁，央视在中东唯一的记者站埃及站，紧急调出了老大姐、懂阿拉伯语的记者梁玉珍，和年轻的摄像师刘茁野，增援约旦。另几路记者陆续赶到土耳其和科威特。央视的大军，对这场“新闻战”渐成合围之势。

在约旦的巴勒斯坦酒店，我们见到了久违的陶冶和康锐，梁玉珍大姐和刘茁野也住在这里。“胜利会师”后，便开始讨论下一步的报道计划。既然已经离开了巴格达，我们现在便只能在约旦监控伊拉克的态势，一旦战争爆发，第一时间从约旦发出报道。

当时，约伊边境已经出现小股的“难民潮”，不是那种战争打响后背着大包小包携家带口逃难的人群，而是之前我们一路上看见过的，那些外国侨民，以及伊拉克的达官贵人，其中还包括萨达姆政权里高官的家属，他们急迫地远离危险，一波一波朝着邻国约旦涌来。约旦方面压力骤增，在靠近边境的地方，预先开始搭建了难民营，而后来在战争期间，这些地方的确也收容了很多伊拉克难民。

尽管巴格达已成为我心头的伤，但是专业精神提醒我，要迅速调整位置，继续坚守这第二道火线，在约旦的采访要迅速开展起来。

杨小勇很快在巴勒斯坦酒店联系到了卫星线路，当时很多外国记者住在那里，所以酒店屋顶上也有许多电视服务机构搭建的平台。于是，我们很快就在酒店的屋顶，继续开始约旦的现场连线报道。

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件事后来在国内会被炒得沸沸扬扬，我也因此遭受了很多责难，有一些网友说：“水均益临阵脱逃，躲到一个五星级酒店，在那儿打着电话在连线，恬不知耻。”

电视记者不像文字记者，可以不受技术条件的制约，电视报道必须要有画面，要有卫星传输线路。我们没有设备，只能花钱租别人的。所以当时我们选择酒店，是考虑到报道的快速和便利，绝不是贪图什么舒适的条件。

往往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越是冲在前面的记者，了解的资讯却越少。我们驻守巴格达一个多月，虽然在事件中心，但视野却被地域限制，通讯不便，无法从全球视野纵览横观，后方的编辑有时都比我们知道得多。那个年代CCTV还只是小股部队出击的“作坊式”运作模式，刚刚尝试走进战争现场不久的中国电视记者，还没法与一些西方新闻信息大国的同行们相提并论。

同时，伊拉克的新闻环境实在太困难了，所有在巴格达的外国记者，都处于严密监控下，报道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你是否能在伊拉克留下来。所以很多记者很谨慎，哪怕得到了一些绝密的信息，也要想办法通过自己的渠道先放出风声，由各自的媒体在卡塔尔总部、伦敦总部或者纽约总部发出来。同时，这些媒体也都很注意保护前方记者。因为，前方记者是媒体的眼线和耳目，是这个媒体在风暴中心的一个存在、一个符号。对于这种报道上的“潜规则”，大家都心照不宣。

所以，记者们在酒店住在一起，既是抱团取暖，又是信息的互相交流，并非网友想象的贪图安逸。

3月18日，小布什向萨达姆和他的两个儿子喊话，要求他们在48小时之内离开伊拉克，作为避免开战的最后通牒。同时，美国政府也要求留在伊拉克境内的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24小时之内尽快撤离。

3月19日在约旦安顿下来后，我们马上跟台里做了两档连线节目，当时《直通巴格达》还在播出，白岩松也依然在跟我连线。虽然，我们整个报道组情绪上受到很大打击，但是大战在即，容不得太多思虑和犹豫。

6．战前重逢闾丘露薇

3月19日，战争开始的前一天，我在约旦的酒店大堂里，意外碰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2002年，我曾与这朵“战地玫瑰”在阿富汗“生死患难”，我惊呼了一声：“闾丘！”

来的正是凤凰卫视的记者闾丘露薇，她和她的摄像同事刚从香港来到约旦。

凤凰卫视前前后后来过三拨人。第一次是记者郑浩，自己扛着台摄像机就来了巴格达，要做一个临时的短期采访；第二次是凤凰卫视驻莫斯科的记者卢宇光，追着前来斡旋的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来到巴格达。

凤凰卫视喜欢“单打独斗”，不需要经过外交部，不需要来回盖章、批件，所以他们的记者出国采访，要比我们这些吃“官饭”的央视记者方便得多，几乎是说走就走。不过据说他们的老板为了控制成本，对外出采访的记者实行的是“包干制”。比如去趟伊拉克，10天时间，就给你一个整数，包含了吃喝拉撒、采访报道、卫星传送等所有费用，用不完的归你，花超了得自己掏腰包。所以，凤凰卫视的记者一般比较“抠门”。没办法，人家是“资本主义体制”。

郑浩和卢宇光前后都找过我，借用海事卫星电话，蹭饭蹭车。虽然当时从巴格达给北京和香港打电话是8美元一分钟，但身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我很爽快。一个人出门采访不容易，都是中国媒体，同一个战场、同一种理想，我们能帮就帮一下。

当时，“9·11报道”之后的凤凰卫视已声名鹊起，也给中央电视台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压力，但我们这些冲锋在前的记者，见面后却是把盏言欢，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的剑拔弩张。

记得卢宇光走之前，我一拍他肩膀：“兄弟，这次你在我这儿蹭吃蹭喝，等我到莫斯科了，你得回请我吃大餐！”几年后我去了莫斯科，他听说后，果然专门找到我，请我们报道组一行吃格鲁吉亚烤肉、喝扎啤，大家说起在伊拉克的事，也有不少感慨。

他乡遇故知，我们报道组照样请闾丘露薇和她的同事吃了顿饭。话题一下子拉到撤离上面。

我感叹道：“怎么想怎么窝火，太窝火了！就因为一道命令，我们眼睁睁痛失了一生都不一定能再有的新闻报道机会，大战将近，竟然就这么撤出来了，你说郁不郁闷？”

闾丘听了也跟着我一起叹息，还一个劲地安慰我，顺便也问我一些巴格达的情况，她刚来，人生地不熟，也挺着急的。她还告诉我，国内外交部当时对各个媒体都有指令，所有中国媒体、中国人建议不要进入伊拉克。简单地说，只出不进。

闾丘试探性地问我：“水哥，你看怎么办？也不让我们进，我们台里的指示也是不能进，只能在约旦待着。”

我说得热血沸腾，立马帮她分析了一下形势，说：“我们是中央电视台，是中国国家媒体，外交部的指令对我们来说有很强的制约性。但你们不用怕啊，怎么说你们也是境外媒体，香港注册的，也不直接受外交部或宣传主管部门管束。你何必还这么谨小慎微？”我还鼓励她：“你就进去！我可以告诉你路线，这条路我很熟，人头也熟，到了那边找谁，打你水哥的旗号！”

紧接着，闾丘就跟我探讨用什么方式能进伊拉克，我告诉她，随便租一辆GMC，但最好是找经常跑这条线的某公司的某个人。我给她抄了两个电话，告诉她可以打过去问一下。然后我还嘱咐她说：“大战将临，我们回来时车就已经涨价了，原来进去一辆车是400到500美元，出来的时候砍到1200美元司机都不干，加了100美元，1300美元，人家才肯出来。你肯定得准备好钱，以防他们坐地起价。”

也许有人会怀疑，我干吗对一个别的媒体的记者这么掏心掏肺，我难道不知道新闻竞争的残酷吗？我当然知道，而且我也很清楚，从“9·11报道”开始，凤凰卫视就成为了央视潜在的竞争对手。但我那时候想的是，我们都是华文媒体，闾丘露薇也是中国记者，如今这样一场世界性的大战就要爆发，难道中国竟没有一个记者在现场吗？我身不由己地退出，每日自责不已，但我不会阻挡你前进的步伐，你如果有条件，你就向伊拉克进发！

闾丘跟我谈完这一番话之后，有点跃跃欲试的样子，但是她也拿不准，到底能不能进得去，或者什么时候进去，因为战争到底是明天打响还是一个礼拜后打响，谁也说不清。

跟她分开之后，我走上酒店楼顶平台，看着那深邃无垠的夜空，有种一吐胸中块垒的快感。只有我知道，我绘声绘色地向闾丘描述的、那个重返伊拉克的过程，是我曾在心里重复演练过千百遍的。每一次，我都想象自己随思绪一路疾驰，御风而行，直奔向巴格达那片闪耀着神秘光芒的星空。

和闾丘露薇碰面那天的后半夜，我们还和北京方面做了连线报道，谈约伊边境的局势，工作一直持续到很晚，凌晨两三点，我才入睡。到了凌晨五点多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迷糊中我听到楼道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叮里咣啷的，像是有很多人在跑。然后突然就有人大声地敲我的房门，喊着：“开战啦，开战啦！”

我猛地一下坐起来，人完全就清醒了。这时，放在床头的手机也响了起来，我一边胡乱套着衣服一边接电话，脚已经在准备往外跑。手机那头北京的同事喊着：“水哥，水哥，打起来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也是刚刚知道。这时，冀惠彦和杨小勇也跑到酒店走廊上来了，我看着他们脸上的表情，满满的都是两个字：来了！

伊拉克地图。战争爆发时，我已无奈地撤到约旦，后转战科威特，希望能跟随美军组织的联合采访团，名正言顺地再次进入伊拉克采访。当所有的尝试都失败后，我和冀惠彦、杨小勇从约旦冒死闯回战火燃烧中的巴格达。

我们立即冲到房间里，开电视，CNN的24小时现场直播，已经有了巴格达的画面。那景象我很熟悉，就是我们经常工作的底格里斯河边，新闻部大楼二楼平台。用夜视设备拍出的绿色爆炸闪光，在夜空中显得格外刺眼，爆炸过后就是火光冲天，整个巴格达夜空亮如白昼。

看到这个画面，无法亲历的遗憾随着爆炸声响，一下一下冲击着我的心房，我无奈地叹息着，对冀惠彦说：“错过了，我们还是错过了啊。”一旁只传来冀惠彦无奈的叹气声。

但留给我们遗憾的时间很有限，不管怎么说，我现在仍是整个央视离伊拉克最近的记者，我得赶快搜集材料，了解信息，尽我所能去报道战事。

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给阿布打电话，当时伊拉克的通讯本来就已经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了，战争爆发了更难打通。我几乎给所有在伊拉克的联系人都打了电话，大部分仍能接通，却无人接听。我辛苦一个多月建立起来的伊拉克情报网，就这么无情地瘫痪了。于是，我们只能非常“饥渴”地看各种新闻，约旦电视台的新闻，CNN、BBC、美联社的消息，各种外电报道，还有那时已经势头很猛的半岛电视台。根据这些消息源综合素材，我在酒店楼顶租用的直播点，开始跟国内连线报道。

巴勒斯坦酒店的天台，就像是伊拉克新闻中心二楼平台的翻版，众多媒体老朋友在这里重逢汇聚。我身旁就是BBC的记者，他们因为做了令伊拉克当局不满的报道，被赶出来了。美联、路透，还有英国ITN（独立电视新闻公司），也是接到了总部的命令，撤出了伊拉克。路透社有一个摄影记者留在巴格达，半岛电视台也留了两名记者驻守，其他大部分西方媒体，也撤到了约旦，聚集在这个小小的酒店天台上。

我在连线报道和工作的间隙，还在巴勒斯坦酒店遇到了CNN著名的战地记者，我的朋友克里斯蒂安·阿曼坡和尼克·罗宾逊，他们在战前被伊拉克当局撵了出来，和我们一样在各种信息源中晃来晃去，寻找新闻线索，打探各种消息和情报，谋划着下一步怎么走。

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开战的前两天，我其实感到非常迷惘。战争爆发的那一刻开始，所有信息像是随着导弹一起爆炸了，纷繁的碎片漫天飞舞，几乎每分钟都会有新的消息。从20日凌晨开始，我跟国内的连线一直持续到下午，一整天都在密切地关注战况。当时我们在巴勒斯坦酒店的七个央视记者，紧急分工，有人负责关注实况信息，有人从约旦官方去了解一些中东国家的反应，有人直接上街去采访约旦的相关人士，了解他们对于开战的看法。这么多的信息，一手的、二手的，如同潮水澎湃，但我还是觉得不够，不对劲，不死心。

毕竟，约旦不是战争中心，真正的新闻战场，亿万观众关注的真正焦点，仍在巴格达。

于是，我本就没死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跟冀惠彦他们商量说，现在仗已经打起来了，我们既然在这么近的地方，能不能想个办法，再找个途径进去？

可是，战争爆发后，约旦这边就关闭了边境，再要过去，只能想办法找私人渠道，也就是偷渡，感觉很悬乎。而且，开战第二天我们就听说，“死亡大道”约伊公路已经成为联军轰炸目标，有人在这条路上被炸身亡了，贸然去闯，显然不是理智的决定。

其实那时候，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已经转到了伊拉克的南部，靠近科威特的伊科边境。因为伊拉克北部的土耳其，拒绝了美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把路堵死了。所以美英联军大部队实际是在伊科边境集结，新闻媒体已经有所报道，美军在该处集结了12万人，英军有4万人，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军队。

从3月20日开战起，伊拉克每天都处在一轮又一轮、接连不断的空袭之中，美国宣布第一轮的空袭是“斩首行动”，紧接着又有“震慑行动”。美国部署在海湾地区的各种舰船，发射精确制导的“战斧”导弹，还有各种战略轰炸机、隐形轰炸机、F117、B2等，直接飞进伊拉克领空，对伊拉克各地的目标进行轰炸。除了巴格达首当其冲之外，巴士拉、摩苏尔等一些战略重地，都遭遇了频繁的空袭。

这就是战争的残酷节奏。每隔一两个小时，空中就响起凄厉的警报声，导弹倾斜着飞向地面，天空震颤，光芒耀眼，阻断视线；地上的建筑仿佛在摇晃，下沉。每次空袭过后，都有那么一段死一般的寂静。当时有媒体分析说，按照美军的部署，空袭一段时间后，就要开始地面战，军队就从科威特进入。

于是，我就琢磨，如果从约旦不好进，何不转到科威特去试试运气？我们七个央视记者，都集结在约旦，可约旦除了边境上有些小冲突，以及可能出现难民潮外，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新闻。我还是一心想回到战场，进入到风暴的核心。

当时，央视在科威特没有记者，而现在《环球时报》老总胡锡进，那时他是《环球时报》的副总编，带着一队人，以及新华社驻站的记者，还有国际广播电台等媒体的一批中国记者，云集在科威特。那里俨然已经成为报道伊拉克战争的主战场。所以，我提出兵分两路，梁玉珍大姐和刘茁野留在约旦，我们这拨人转战科威特，大家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我立刻联系央视新闻中心主任李挺，电话一接通，我就听出，他的语气也相当沮丧。我知道，作为直属领导，对于我们无奈从伊拉克撤出这件事，他心里也挺憋屈。因为我们投入了那么多人力、物力，苦苦挣扎了那么久，结果我们才撤出两天，战争就爆发了，他心里一定也不好受。

李挺主任安慰我说：“小水，你们还是要坚守报道，哪怕伊拉克不行，咱们在约旦、在周边，也要把报道做好。”

我建议道：“既然现在约旦有两批记者，我们大可不必扎堆，可以分兵作战，其实现在科威特才是报道重点，我们能不能转去科威特采访？”

李挺主任答应得很痛快。

于是，战争爆发的第三天，也就是当地时间3月22日，我们从约旦飞到了科威特。

一出机场，走到科威特的大街上，我们就看到了与约旦截然不同的景象，那里就是美军一个巨大的后勤基地。大街上随处可见美军的军车，各种装束的美国大兵，带有各种标示的武器装备，有陆军、海军陆战队、宪兵等等，处处弥漫着剑拔弩张的紧张感。

作为国际记者，我参与过多次与来自世界各地媒体的“新闻大战”，这是2011年在法国戛纳报道G20峰会时，我们的“新闻大战”现场。一家媒体划定一块“地盘”，各自抢占有利地形进行报道。2003年伊战爆发后，在科威特的新闻大战，气氛比这更为紧张和激烈。

为了方便媒体记者，美军还在科威特设立了一个国际新闻中心，由科威特和美国方面的相关人士组成，包括美国国务院、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的文职人员，为各路记者提供媒体服务，也会发布一些即时的讯息。

我立刻被这种整装待发的气氛所感染了，对冀惠彦他们说：“弟兄们，都打起精神，从科威特出发吧！”

科威特的国际新闻中心是新闻大战的主战场，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人头攒动，仿佛形成了一个小型的“媒体联合国”。有的是文字记者，一个人背着个包，拿着录音笔；有的是浩浩荡荡一个团队，一看就是电视机构。拉美的、非洲的、东南亚的、北欧的，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记者，在各个柜台前办理各种各样的手续。

我们决定向美军靠拢，希望能通过他们组织的“POOL”（联合采访团队），成为随军记者，跟随即将开始地面战的联军军队，进入伊拉克。

美国人很喜欢组织“POOL”，但这个团队的名额有限，许多媒体都想去，那就得筛选。筛选的办法五花八门，可以按先来后到的顺序排队，可以抓阄，还可以指派。

指派的弹性很大，美国人一般会首选本国记者，美联社、ABC、BBC等大牌西方媒体也可以受到优待，还有一些“哥们儿”国家的媒体也会得到照顾，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亚洲媒体获得指派很难，CCTV当时虽然小有名气，但毕竟不是西方主流媒体，很难进入美国人的“法眼”。

“POOL”的组成会照顾到门类，电视、文字、摄影，不同类型的记者都有。这个团队能跟着美国的某支部队到前线观战、采访。那时候，伊科边境，联军的地面部队正在集结，前线已经有零星的战斗发生。记者要上前线，得签各种各样的生死文书和报道协议，报道内容也必须经过美军的审查。

美方会对记者们采访的文字或视频逐一审查，提出意见：“这个画面你不能用。”

“为什么？”

“因为你泄露了我们某种高级武器的机密。你也不能从那个角度拍，因为那个角度你会暴露我们联军的部署，可能会危害到联军的安全。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可能就会随之而来……”

可见，西方所谓的“新闻自由”，也是有限制的。虽然他们冠冕堂皇地讲“新闻自由”、“媒体不能得罪”，给你提供各种采访机会，但你的报道必须得经过审查，也会有一堆的“清规戒律”。

但对我们而言，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采访机会，也是千载难逢。我心心念念想要回到战火燃烧中的巴格达，回到新闻报道的核心地带，但我们是被国家领导人以行政命令撤出的，如果我们违抗命令贸然回去，后果难以预测。我的同事、台领导都会为此事受到牵连和影响。但如果我们能跟随联军的联合采访团，名正言顺地重返伊拉克，安全系数也能有一定保障，我想，台里应该不会反对吧。

打着这样的小算盘，我们在科威特的国际新闻中心填了好几张表，交了上去。并且手写了几份英文的申请书，说明希望参加什么部队。

等待的时候，我们在科威特也没闲着，继续跟北京连线。那时候央视的伊拉克特别报道，每天24小时直播，白岩松和康辉一直坐镇主持。

我们要从科威特这个联军大本营获取大量信息。信息就像导弹一样满天飞，说不准哪条信息就会形成爆炸性新闻。每天处理的信息量实在太大，让我们备感忙乱的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兴奋。每天一睁开眼睛，8档、10档报道就在线呼叫了。

我们填的表有一个“中奖”了，陶冶和康锐争取到了一次机会，跟随联合采访团，去伊科边境拍摄了当时联军的状态，回来做了一个报道。此外，再没有任何能随联合采访团进入伊拉克的消息。

7．凤凰卫视进了巴格达！

科威特的首都科威特城，是靠着海湾的一个很小的城市，总共才几十万人口，还没北京的东城区大。我们在报道的时候，耳边会突然响起空袭警报，伊拉克的“飞毛腿”从天而降，视野所及，浓烟升起，某个商场或居民区就成了战争的牺牲品。

那时候记者们最担心的是化学武器。由于美国人的宣传，大家当时都坚信伊拉克拥有化学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他们要报复美国，肯定首先会以驻守在科威特的美军、各国的记者、各个联军的工作人员为目标。如果仅仅是一枚导弹飞来，那造成的破坏大不了就是把这栋楼炸一个窟窿，而化学武器就不一样了。

我们的心一直悬着。

出国之前，冀惠彦利用他在部队的关系，给我们弄了一大批装备，其中有急救包、药箱、钢盔、防弹背心，还有防毒面具，我们一路都背着。到了科威特一看，我们都乐了，驻扎科威特的各国记者，拿出来的装备，足够开一个展览了。蓝颜色的防弹背心，黄颜色迷彩的防弹背心，还有白颜色上面喷着TV的防弹背心和钢盔，人手一个防毒面具，没有的就直接在科威特军需品商店买。据说在国际新闻中心排队也可以领。

做新闻是24小时待命，而防空袭也是24小时戒备。

当空袭警报一响，记者全都一个个从楼上往下撤，拿着防毒面具往酒店地下室飞奔。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空袭警报，也不是第一次面对导弹向我飞来，但防化可不是小事，一枚导弹在其他地方炸了，化学毒气也可能顺着空气飘过来实施第二次攻击。等解除警报，大家再从地下室钻出来各干各的。

那些日子，科威特起码遭受过10次导弹袭击，事后证明，没有一次有化学武器。

在科威特度过的两天两夜，好像两年那么长，每当空袭警报凄厉地在科威特上空回旋时，我心里都会震动，像冰山崩塌，振聋发聩。战场边的媒体就是如此，火线上的记者就是如此，生死大关之前的新闻就是如此，让我难以平静，感慨、冲动、兴奋，五味杂陈。

我们焦急地待在科威特，等待和联军一起进入伊拉克的机会，一个突然的电话，却将所有的计划打碎了。

3月25日，央视《世界》栏目组的同事张郇突然给我来了个电话，他当时在应急对接小组里，配合战争报道特别节目，负责为我和白岩松提供计划、文案、外联等材料。他在电话里第一句话就说：“你知道吗？凤凰卫视的记者进了巴格达。”

我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下，好几分钟没反应过来，一片空白。张郇不说，我也知道是谁进入了巴格达，肯定是闾丘露薇。

我感觉脑袋被狠狠敲了一下！我长期跑中东地区的战地采访，之前又在伊拉克坚守了近两个月，可是现在，我在科威特，凤凰卫视的记者却已经在巴格达！这是失败！其次，这对于中央电视台也是一次很大的挑战，我眼前仿佛已经出现了很多飞舞的文字碎片，那是“9·11”之后社会各界对于中央电视台的诟病，对于凤凰卫视的赞扬。

我前所未有地觉得，我与我所供职的媒体，如此荣辱与共，同气连枝。

在约旦与闾丘露薇重逢时，我还专门鼓励过她去巴格达。当时我还处于某种不平衡的心态，觉得我反正没办法，撤出来了，我们中国记者不管哪家，只要有人能进去，也能代表我。但是，当这件事真实地发生，并且摆在我面前的时候，一时间，我失去了方寸，心里的感受非常复杂，有失落，更有不甘心。我心心念念想要做到的事，只差一步之遥，失之交臂，现在却让别人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