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3

张郇有些担忧地告诉我，网上已经有舆论反应了，基本上就是一边倒地对凤凰卫视和闾丘露薇的赞扬，以及对我们的种种责难。台里知道这件事，也觉得挺窝火的，明明之前守了那么久……

我强迫自己深呼吸，冷静下来，然后对张郇说：“我现在也不管别的，对我个人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已经不在乎了，但是如果凤凰卫视进去了，那我们央视也应该能进去。”接着，我问现在是什么情况，闾丘做了几条报道。在询问的过程中，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不顾一切地回去！凤凰卫视能在那儿待着，我们为什么不能？！

闾丘露薇的行动对我们而言，既是刺激和挑战，也是一个掩护，这使我有了更充足的理由回到巴格达。当然，如果我现在打电话向台领导请示，得到的绝对还是个“NO”，所以不能说。但是不说的话，我要怎么走？我在科威特每天从早到晚都安排了直播，有什么理由可以缺席？还有，就算走得成，要从哪里走？科威特有没有捷径可以进入伊拉克？

我连忙翻出地图，铺在房间的地毯上，开始研究路线。

我首先想，科威特离伊拉克南部的城市巴士拉很近，而巴士拉离巴格达也只有五六百公里，有没有什么通道能先到巴士拉？

但是，伊科边境大军压境，陶冶他们刚采访回来，那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果没有联军的指令和许可，寸步难行。而且，巴士拉到巴格达的那条路遭遇了严重轰炸，新闻报道中说，整条路已经完全瘫痪了，看来，此路不通。

还有一条路，从土耳其北边绕道，驱车两千公里到土伊边境，然后再从边境往下走，一直走到巴格达。但这条路实在太远了，物力和时间都不够。

剩下唯一可行的一条路，就是返回约旦，再闯“死亡公路”。

我拿起电话就开始联系各路关系，但是关于约伊边境的情况，没有人了解。不能肯定这一路是否安全，也不知道边境口岸是否彻底关闭，遭遇几次轰炸的“死亡公路”，究竟是否还能通行，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我好不容易从几个约旦的朋友那里打听到，约伊边境口岸为了防止大量伊拉克难民涌入，现在已经不让进约旦了，但是伊拉克那边让不让进，似乎没有明确的规定。我又看到了一丝亮光，战争打起来，伊拉克政府肯定处于半混乱状态，我们去到口岸，说不定就有机可乘。

由于美国人的宣传，大家当时都坚信伊拉克拥有化学武器。巴格达血清与疫苗研究所，也被指证为萨达姆研制化学武器之地。2013年我们重返伊拉克，特意来到研究所采访，证实“化学武器”之说是子虚乌有。

拿定主意，我立刻把配合默契的战友冀惠彦叫过来，说：“我想回去。”

“回巴格达？怎么回？”冀惠彦知道我惦记着这事。

“先从科威特飞约旦，从约伊边境再进，往里硬闯。”说这话时，我能听见自己声音里的渴望。

“那……跟台里怎么说？”冀惠彦探询地看着我，我相信他早已明白了我的想法。

“不说，豁出去了，就违反一次纪律！”

冀惠彦低下头，想了一会儿，问：“你是不是都想好了？”

“嗯，我想好了，陶冶、康锐和杨小勇留下，就我们俩去，轻装上阵，你带上摄像机、比干、海事卫星，我们就走。让他们在这边，继续正常跟北京那边连线报道。出镜方面，就让陶冶跟台里说我病了，扁桃腺发炎，嗓子哑了，他先替我两天。这两天里，我们能不能进得去，是死是活，也能见分晓。两天后如果没有我们的消息，就让他们如实汇报，说我们回巴格达了，失去了联系。人死活都不知道，台里还能说什么？那时候恐怕咱俩也不用操心了，都‘拜拜’了还管那么多？！要是我们顺利进去了，就自己跟台里汇报。”

之所以只约冀惠彦一起回去，是因为多年来的默契，我明白他，他也明白我，我们都知道自己内心的愿望有多强烈，只要有一点星火，就能燎燃整片草原。

果然，冀惠彦听了我的计划，没有一点犹豫，但他建议，杨小勇也应该一起去，“万一顺利进去了，还是要报道，要直播，我们需要这个技术保障。”

我有些拿不准：“那得问问小勇，咱们合作这么多年，我了解你，这事你肯定愿意干，我也需要一个摄像。但是小勇是个工程师，让他跟咱们提着脑袋玩这个命，能行吗？”

冀惠彦乐了，说：“能不能行那得试试。”

我说：“行，那就试试。”

冀惠彦悄悄地去把杨小勇叫了过来，小勇一听计划就“嗨”了，他本身就是个大大咧咧的汉子，尽管是工程师，但是常年在新闻单位工作，已经被熏陶得很有新闻素养，而且男人嘛，谁不想亲历大事件，更何况他是这么一个“热血中年”！他爽快地说：“跟着玩一趟就玩一趟呗，传送卫星什么的就交给我了！”

我当机立断：“行，那就我们仨，返回巴格达，让康锐和陶冶坚守。咱们定一个生死盟约，去路茫茫，前途未卜。我不能保证我们能一路安全进入巴格达，更不能保证我们到那以后能活几天，但是，这件事一定要保密，所有行为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有后果都由我们自己承担责任，行不行？”

他们俩异口同声地说：“行！没问题！”

我们三个“老年人”又开始对两个年轻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样的谈话，不久前也有过一次。上一次，是劝他们为了大局撤离，这一次，是要求他们掩护我们重返。也许是在一个团队的时间长了，大家也都心领神会了。我们把计划说出来，陶冶和康锐只是迟疑了一会儿，就答应了我们这看上去相当离谱的要求。

后来，我专门为这件事请他们俩吃饭表达感谢时，他们告诉我，当时的迟疑，只是因为，他们太清楚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不忍心，也不知道应不应该让我们去冒险。

当时，我们都很理解彼此的心情，整个伊拉克报道组面临这种“逃兵”的指责，面对这种“被抢了头筹”的尴尬，无论从个人新闻理想还是从团队荣誉考虑，此时返回伊拉克，还有可能扳回一局，否则，实在无法对自己的职业交待，也无颜见江东父老。

大家达成一致后，我还特别安慰两个年轻人说：“咱们定一个攻守同盟的战略，如果我们顺利进去了，你们就跟台里说，我们找到了一个特殊的关系，从约旦通过一条沙漠上的路进入，联军没有轰炸，能够非常安全地返回伊拉克”。

当然，这又是个善意的谎言，我哪里还能找到什么特殊关系，那时候我连阿布在哪儿都不知道，我只能怀着一种有志者事竟成的原始执着，去完成那些应该完成的事。

我们仨直奔机场。从酒店出发时，我、冀惠彦、杨小勇、陶冶和康锐，互相紧紧拥抱对方，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告别。大家心里都抱着一种诀别的伤感，这或许是最后一次见面，或许是最后一次拥抱，明天会发生什么，谁都无从知晓。

没有身在其中的人，无法想象我们当时承受着一种怎样的压力。我们在科威特上网看到的讯息，同事和朋友所反馈出来的情绪，伴随着各种责难与谩骂，有形无形地传来，如利箭一般，插在我们心口。而我们，也唯有用这样的方式，去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互相道别。

选择了这个职业，便要履行职责，追逐真相，哪怕有时候，真相是伤害你的利刃，你也只能紧紧地把它握在手里。伤口，要自己舔舐，血泪，要沉默着擦去。更何况，不远处一场战争在召唤着我们去报道。

那时我最担心的是父母亲人，网络上的说法，无疑让他们在担心我人身安全的同时，又背负了沉重的舆论压力。他们会不会认为我给他们蒙羞了呢？或是为我不曾待在战区而松了一口气？无从知晓，至今我也不曾问过。因为，那对他们也是一种折磨和伤害。我从事这个工作，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磨炼的过程。每思及此，我都觉得愧疚不安。

我能回报给他们的，唯有坚持自己心中的理想，做我认为对的事情，仅此而已。

缓兵之计明显起了作用，台里对我暂时的失踪，没有任何怀疑，这为我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当战争进行到第5天时，整个中东的天气变得非常糟糕，一场沙尘暴不期而至。3月25日，当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约旦首都安曼时，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们在扯天扯地的雨线中，找到了提前租的车，连吃饭都顾不上，跳上车直奔约伊边境。

中东这个地方，每年的三四月份便会有异常天气出现，沙尘暴是最常见的，在靠近地中海和红海的地方，偶尔会有雨。但是这么大的雨，我在中东来来回回采访那么多年，也是很少见到。那天，我透过越野车挡风玻璃，看着那疯狂刷动的雨刮器，有种前路茫茫的无措感。不知道前方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不知道这一路究竟能走到哪一站——这种强烈的空乏，很少在我心里出现过，那一刻，却强烈得无以复加。

就好像，三个“天涯亡命之徒”，我看着身边的两个战友，不由得想到了这么戏剧化的一个词。是啊，这一路还有很多事情要想，却怎么也想不出结果，台里会怎么处理我们这种行为呢？会不会完全封杀我们的报道？我们个人能否承担这样的后果？

我甚至想到，如果实在不行，我就宣布脱离跟中央电视台的关系，对外宣称这完全是我们的个人行为。我甚至已经开始在脑子里演练那一套说辞，如何无奈悲壮，如何激情澎湃……

如今，虽然已过去了很多年，有些细节再想起来，就像是陈年的纸张，有些泛黄褪色，但那种心情，至今仍刻骨铭心，不曾或忘。

8．沙尘暴中的重返

一路胡思乱想，到达约伊边境天已经黑了。沿途看到很多装甲车和大型军车，整个边境处于一种戒严的状态。我们每走一段，就会被拦下，要求出示各种证件，但还算顺利地到达了约旦边境口岸。

在口岸办手续时，约旦方面的工作人员问：“你们是记者？你们知道这段路非常危险吗？”

我说：“我们知道，我们前两天才刚刚从这边出来。”

对方有些疑惑：“现在所有人都想办法从伊拉克往外跑，你们跑进去干什么？”

我说：“没办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是记者，我们的职责，就是要跑到那里面。”

那个工作人员的表情有些微妙，说不上敬佩，是一种带着理解的微笑，他跟我们寒暄了几句，痛快地说了声：“那就祝你们好运吧！”接着，啪！啪！啪！三声脆响，给我们盖了章。

我们就这样亢奋而疲惫地，在夜色中走出了约旦国门，穿越了一片足球场那么大的空旷无人区，来到进入伊拉克所必经的一道拱门前。这是我们记忆中的痛苦之地，虽然站在拱门这边，就能望见伊拉克的办公区，包括行李检查、海关、移民等部门，但是要通过这扇门，正式进入伊拉克，得做好耐心等候、等到生根的思想准备。

在漫长的等待中，我回忆起1998年从伊拉克离开的一次经历，因为一个不靠谱的司机，我们在这里被扣了整整24个小时。

那一次，我们带了近一吨半的卫星传送设备，为了方便运输，我们就租了一辆像公共汽车一样的大轿车，司机是个30多岁的伊拉克人，胡子拉碴，腿有些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看上去很老实。一路上我们聊得很愉快，夜路漫长，怕他开车犯困，我们还时不时跑到前面给他点支烟。

出伊拉克边境时很顺利，可是穿过无人区到约旦海关时，出事了！海关工作人员要查司机证件，他蹲在车底下瑟瑟发抖，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惶惶不安。过了一会儿，约旦警方和安检的人也来了，很大声音说着阿拉伯语，有些我也听不大懂，只感觉他们语气越来越严厉，那个司机瑟缩得越发厉害了。

我们被命令待在车上，不许移动，突然一拨人将司机押着上来，让他将两排座位中间通道上的地毯掀开。我心想，不妙，这小子多半是夹带走私了。他掀开地毯，露出拧着螺丝的一块块铁板盖子，押着他的人递过去一个改锥，命令他：“把它拧开！”

那家伙苍白着脸，老老实实地把螺丝一个个拧开，“哗”的一声，铁板被掀开了，六个巨大的油箱，赫然出现在车底，每个油箱大约能装200升左右的汽油。

接下来，出现了令我终生难忘的恐怖一幕，约旦海关人员将司机铐起来，让他将所有油箱底下的阀门打开，把汽油全部放掉。我们怔怔地坐在车上，透过车窗，看着汽油汩汩地淌了一地，海关的人就在五六米远的地方，拿出香烟互相点来抽。我顿时觉得后背冷汗涔涔，这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巨大的汽油炸弹上吗？伊拉克的天气燥热多风，万一有个火星子飘在地上，我们就整体被烧烤了！这一幕，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事情很明显，这个司机就是以我们的记者身份做掩饰，走私贩卖汽油。伊拉克的两大特产：椰枣和石油，很受周边国家欢迎。伊拉克的汽油非常便宜，在巴格达，一辆普通汽车加满一箱油，折合人民币才几毛钱。驻伊大使馆的司机曾告诉我们，由于汽油太便宜了，每次结账太麻烦，他们就固定在一个加油站加油，年初扔下100美元，年底去结账，还没花完。当时联合国虽然对伊拉克有制裁，但允许用出口一部分石油和汽油换食品。因为汽油太便宜了，所以伊拉克民间有些人感到有利可图，就利用这种方式往外贩汽油。

2003年我们在伊拉克采访时，充分体验到“警察国家”的腐败——不但到哪儿都要“塞钱”，还要接受无孔不入的监视。十年后重返伊拉克，境况并没有好转多少，仍然遍地警察，身边也总有人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因为这个倒霉的司机，我们在约旦海关被连番审问，经过再三解释，好不容易才说明白我们是记者，只是为了离开伊拉克而租了这辆车。后来，海关的人罚了那司机一笔钱，总算把我们释放了，前前后后总共被扣了近24个小时。

我从约伊边境口岸进出伊拉克大概有10次，虽不是每次都如此惊心动魄，但基本上每次都得脱一层皮。后来过的次数多了，我就有了经验，在进入伊拉克之前，我会在约旦境内买上几箱百事可乐，如果伊拉克海关这边有阻滞，我们就直接从车上搬两箱百事可乐，送到他们办公室。遇上好说话的人，对方大概会说一声“谢谢”，然后半个小时之后盖完章，如果遇上不好说话的，还得塞上50到100美元。

这次来到伊拉克办公区，没有可乐傍身，我心里直打鼓，不知道会遇上什么状况。深夜时分，整个办公区看不见一个人影，偶尔有一两辆小型巴士从出口那边出来，一看就是逃难出来的伊拉克人。

车停好之后，他们俩在车里等，我拿好护照，忐忑地走进一间昏暗狭小的办公室里，将护照递给办公桌那头的伊拉克官员，一个50岁左右的典型中东人，一脸胡须，一身西服，身材略有发福，可能是边检站的站长。

我恭恭敬敬地把三本护照递过去时，随手就把一张100美元的崭新票子，放在他桌上，说：“这是点小心意，我们之前刚从伊拉克出来，现在因为战事发生了，我们需要回去做报道，希望您能行行方便。”

站长先生查看了一下护照，简单问了几个问题，又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打着手势说：“不着急，不着急。”

我说：“好，那就等一等。”我坐在他办公桌的对面，看着他翻这个翻那个，就是不理我。

过了半个小时，我憋不住了，又问：“先生，现在天已经很晚了，越晚路越难走，您看能不能尽快给我们办一下手续？”

他还是打着哈哈说：“不着急，你先到车里休息，过一会儿再来。”

我只能无奈地回到车里，杨小勇和冀惠彦也很着急，不停地问怎么回事，弄了这么久。

我有点沮丧地说：“就让我等着，没说成也没说不成。我钱也给了，不知道什么意思，他拿到钱好像没什么反应。”

他们俩也不知道怎么办，只能憋着火等。当时，整个办公区好像只剩下那位疑似站长的先生，按理说国内爆发战争，边境口岸的人一般会很紧张，但是那个人看上去很斯文，沉得住气，我也看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

雨一直下，又这么火烧火燎地等了近一个小时，过了午夜，我再次下车，跑到那间办公室坐着。站长先生一见我就说：“你来了？你们这个护照有点问题。”

我脑袋里“嗡”的一声，糟糕，不会彻底给我们拒了吧？都走到这儿了，再要我们回去，那可是怎么也迈不开步子啊！眼前这个伊拉克人，并不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从巴格达到约旦，约旦到科威特，又从科威特星夜兼程地赶回来，他更不知道，我们是抱着一种怎样的信念，背负着怎样的责任而来，不行，绝对不能在这里被挡回去。

我咬咬牙，试探着问：“请问，有什么问题呢？”

他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的护照上有前几日出境时的盖章，说明你们已经离境了，要再进去的话，需要由使馆重新发签证。如果没有签证的话，我不可能给你们盖章，让你们通过。”

我心一沉。其实，一路上我就在为此犯愁，我们之前的签证不是多次往返，所以一旦出境，理论上签证就无效了，站长先生的说法，实际上是合理的。

但是，在伊拉克，总是能找到与道理博弈的方法。

我连忙解释：“之前是因为临时性的任务离开伊拉克，还有很多设备和物品留在巴格达，没想到战争突然爆发，所以需要赶紧赶回去。”我还撒谎说，“昨天我去过你们驻约旦大使馆补签证，但是大使馆关门了。”

那时，伊拉克有许多驻外大使馆的确无法正常工作，我也不知道这个谎话能不能骗过去。总之，在那样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就坐在那间昏暗的办公室，面对这个正襟危坐的伊拉克海关官员，用尽浑身解数地解释恳求。

我说，我跟伊拉克外交部的某人是朋友，和新闻中心的某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您看，中国跟伊拉克关系这么好，我们中国的记者很理解、同情贵国的处境……说了半天，他终于松口说：“这样吧！我再研究研究这件事，你还是先回去，明天再来看一下。我那边办公室还有点事，我要去一下。”

我一看他要走，急了，赶紧又往他手里塞了100美元。他很敷衍地说了一句“OK”，便又把我支了出去。我内心就像有把火在焚烧，但也只能再回车里去等着，百无聊赖地听着雨打车窗的声响，在不安中又过了一个小时。

我第三次去敲那间办公室的门时，无人应答，我又去敲旁边办公室的门，敲了好半天，他才揉着眼睛出来了，估计我在焦急等待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办公室打瞌睡吧。

他一见我就说：“来来来，你到我办公室来。”

我赶紧给他递上一支烟，给他点上，他跷着二郎腿坐下，依然是那种高傲的腔调：“我其实跟你们中国很熟的，上世纪70年代，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曾经跟随一个复兴党的基层组织专门去中国访问过。听说你们中国这些年变化很大，听说你们的邓小平很厉害，搞了改革开放，那你们现在是不是不信共产主义了？”

我一看他脸上笑容很友善，似乎有跟我促膝长谈的趋势，感觉这事有门儿，不管什么话题，赶紧陪着聊。

之前一直很沉默的站长先生，突然打开了话匣子，开始问东问西，问中国现在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怎么样，问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地位，与复兴党在伊拉克的地位相比如何。这些看上去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耐着性子陪他聊了一个多小时，有问必答，他也听得津津有味。期间，他甚至把话题拐到了计划生育上面，说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孩子降生是安拉的旨意，是延续生命的下一代，怎么能人为控制呢？

我就客串了一把计划生育的国际宣传员，头头是道地跟他解释：“您看，我们中国是个人口大国，资源也并不算很丰富，如果对人口没有一定控制的话，人太多，资源分配不过来，大家就很难过上好日子。您想象一下，伊拉克才两千多万人口，国土面积有44万平方公里，而我们中国的人口有13亿，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俩在这个办公室，如果是搁在中国，就是二三十人在这屋里，根本就没有空间。”

那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次“访谈”。心里明明急得要命，想着什么时候能赶紧给我盖章，赶快让我能进去，脸上却还得堆着笑，装出一副特别诚恳的样子，见招拆招，回答他各种稀奇古怪甚至很幼稚的问题。他甚至还问过，你们现在农村的女人，是不是还是那么一点小脚？

一番长谈之后，他就出去了，我以为他只是上厕所，结果快20分钟了还没回来。门外黑黢黢的，我四处找不到他，只好又跑回车上。冀惠彦出主意说，不行再给他塞点钱？我说，都已经给了300美元了，看来还不够。于是，我找杨小勇又要了200美元储备金，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揣着美元，我又回到那间办公室门口，等了半个钟头，终于看见站长先生来了。我用平生最恳切的表情对他说：“站长，您看咱们刚才聊得多开心啊，这都后半夜了，我那两个同事已经困得不行了，您就帮帮忙吧。”说话间，顺势又塞给他100美元。

他依然没有松口，说：“你们这个签证，我确实没办法处理。”

我几乎已经是“死乞白赖”：“那个出境的章也不是特别清楚，您看是不是能通融一下。”

他看看外面，笑着说：“天快亮了，我马上要做礼拜了，你先等我一会。”说完，又消失在另一间屋里。

等他做完祷告回到办公室，突然又开始感慨说：“我们伊拉克人是多么伟大的民族！”于是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都有些茫然无措了，他突然声音高了起来，“我孩子多，五个孩子！”说话间，举起了一个巴掌，五根手指，挨个数着，“现在战争爆发了，该怎么面对未来，我也不知道，我的两个年纪小的孩子，现在连奶粉都喝不上。”

我一听这话心领神会，说困难，那就是资金还没到位，我兜里还剩下两张100美元，干脆一口气拿了出来，直接说：“是的，我很理解你们，确实是这样，这个给您，就当给孩子买奶粉的。”

他接过美元，笑了：“伊拉克人和中国人还是好朋友，你看着吧，这场战争打起来，就不会轻易结束。萨达姆不会投降的！我们的总统绝对不会投降！美国人在这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我赶紧打蛇随棍上：“对！美国人就是霸权主义！”一些只在电视剧里看过的革命口号，就这么自然地脱口而出。

站长先生看上去终于足够满意了，他打开抽屉，把里面的各种印章，次第拿出来看看，说：“把你那两个同事都叫来。”

我赶紧把冀惠彦跟杨小勇都叫了进来，他依次打量着他们：“密斯特杨，密斯特冀——”终于拿起笔在一张表格上写着什么，然后拿着三本护照跑到隔壁屋，过一会回来递给我们说：“OK，你们可以去巴格达了。”

我还有点不放心，别稀里糊涂地被蒙了，赶紧当着他的面把护照翻开，看着上面那个“准入”的印章，心里如释重负，欣喜不已。

天已经开始蒙蒙亮，我们仨拿着盖好章的护照，跳上车，出了检查站，在路边的加油站加了点油，一路加足马力直奔巴格达。

剩下的800公里，我们不停地赶路，当曙光渐亮，东方既白，再次与熟悉的伊拉克见面时，我们才发现，我们赶上了2003年整个中东地区最严重的一次沙尘暴。路上的能见度不超过300米，司机端着方向盘，凑在鼻子跟前，眼睛死死盯着前挡风玻璃，小心翼翼地开着。

整条高速公路，灰蒙蒙一片，弥漫着一种肃杀的气息，就如同这个国家正在遭遇的一切，就如同我们行将见证的一切，就如同所有挣扎在痛苦混沌之中，不知明天何处的命运。

9．冒死拍到独家画面

黄沙蔽日，风雨交加，在这样躁狂而多变的天气里，我们一路搏命狂奔，终于在当地时间3月26日下午2点，抵达巴格达。

一路上，随处可见战争给这片热土带来的泣血创口。进入伊拉克大约500公里，就能看到许多被炸毁的汽车瘫在路旁，从车型来看，既有军队用车，也有平民的汽车。不久前在新闻里看过的，那辆被美英联军误炸的叙利亚长途大巴，也跃入了我们的视野。那次误炸造成了五人死亡，十几人受伤，在国际舆论上引起了很大争议。

大巴车烧毁后的残骸还留在约伊高速公路的桥梁上，那里炸出约十米直径的大洞，钢筋狰狞地裸露着，像是怪兽的利爪。旁边只剩下约一车宽的通道，我们的车只能沿边顺溜，小心翼翼地开过去。车子勉强通行后，我们赶紧跳下来拍摄，我还做了现场的解说，这些场景，便是这场战争的真实细节和历史见证。

离巴格达大概只有100公里时，沙尘暴有所收敛，车也能稍微开得顺畅一点了。道路两旁挖了许多壕沟，沟里灌满点燃的石油，冒出浓密的黑烟。冀惠彦告诉我，伊拉克人希望用这些浓烟，阻挠美军飞机的轰炸和侦查。对于美国高精尖端的武器而言，这样原始的抵抗，只能给人一种难言的悲壮感。我们的吉普车，碾碎这些迷惘的黑烟，冲破漫天的黄沙，疾驰在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上，冲向战区，让这种悲壮感愈发浓重起来。

汽车开进巴格达，街上几乎没什么人，商店门可罗雀。我们先去拉希德饭店，饭店的一侧已经被炸出一个大洞，院子里也有好几个弹坑，整个酒店人烟萧条。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位工作人员，他匆匆忙忙地说：“对不起，我们酒店现在已经不接待客人了。”

冀惠彦是位敬业的“职业狂人”。他的敬业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出国采访时，总不怕麻烦，随身带着一个折梯，到哪儿都能架起来寻找最佳拍摄点。这是2013年我们重返伊拉克采访时，老冀站在他的宝贝梯子上，拍摄被封闭的萨达姆基地。

我在酒店附近胡乱转悠，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认识阿布的人，赶紧请他帮忙联系。等了好一阵子，阿布终于来了。一看到我，这位老朋友脸上露出欣喜的神色，但是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隐隐的焦虑。

阿布语速很快地说：“我家那边已经乱了，忙得要命，我听说你回来了，赶紧过来看一下，但是我没办法陪你太久，你有什么事赶紧说，我马上给你想办法。”

我连忙说：“很简单，帮我们找个住处吧！”

告别阿布之后，我们找了一辆车，直奔新闻中心。那个曾经牛气冲天的新闻中心，如今基本名存实亡，穆赫辛不见了，只剩几个工作人员在勉强维持。但还有些外国记者和阿拉伯记者留在那里工作，有很多都是原来很熟的朋友。他们脸上都写着“紧张”两个字，见了我说：“啊，你回来了！”然后马上又说，“对不起，我要走了！”

此时的巴格达，对于记者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遍地都是新闻，到处都是第一手材料，然而最真实最鲜活的素材，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去获得。

我们上了楼顶，接通海事卫星电话。站在曾经工作与战斗的地方，在漫天飞舞的尘沙中，我拨通了北京同事张郇的电话，虽然眼前的能见度还不到100米，我却仿佛已看到了一片宏远辽阔的新闻图景。

电话接通之后，我以很快的语速说：“张郇，你什么都别说，听我说。我回到巴格达了，你别问怎么回事，我和杨小勇、冀惠彦三个人，现在就在伊拉克新闻中心的楼顶上，设备完好，人也没问题。你赶紧叫上白岩松，一起去找李挺主任。你们就跟他说，水均益他们通过特殊办法，又回到伊拉克了，随时随地可以做报道，很安全，非常安全，快去！”

张郇是我多年的同事和朋友，在新华社的时候，我们就一块在埃及做战友，他年龄比我大，讲话很有逻辑和说服力，我非常信赖他。我让他找白岩松，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件事上，白岩松肯定理解我。我们都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兼主持人，之前又有那么长时间的合作，特别是《直通巴格达》的连线，没人比他更了解我的心情和愿望。他肯定会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语言优势，去想办法帮我说服领导。这种托付和信任，在我看来，是记者和兄弟之间的心有灵犀。

后来的事情，白岩松和张郇都跟我说过。他们听了我的话，立刻冲去找李挺主任。李挺主任当时正在审片子，让他们在办公室等一会。等李挺主任一进办公室，他们俩立刻就说，水均益他们回巴格达了！

李挺主任一下子就惊呆了，半天没说话，然后狠狠地抽了几口手里的烟，深深地吸进去，在办公室里来回转了几圈，大声说：“牛！牛！牛！精英啊！精英！”

白岩松说：“主任，不管怎么说，我们的记者现在回去了，应该先开个窗口，让观众看到他们的报道吧！”

李挺主任当机立断地把烟头摁灭了，利索地说：“你们等一下，我去找赵台（赵化勇台长）。”

过了一会儿，李挺主任回来了，脸上也是掩不住的兴奋，他说：“赵台说了，既然已经回去了，那就赶紧先直播报道，一会儿就让小白连线报道。你们跟小水他们说，注意安全，台里的意思是，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工作一段时间他们还得撤。”

等他们俩把这话转给我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乎后面这个隐含的“撤”令了，那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我的计谋得逞了，台里给开窗口了，我可以作为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巴格达报道了！

据说，李主任布置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在电视屏幕上飞了一行字幕：“中央电视台水均益等三位记者已经返回巴格达！”成千上万的观众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个字幕，锁定了CCTV。一个小时之后，白岩松开始与我电话连线，连线的时候屏幕上也飞出了字幕：“水均益已于当地时间3月26日下午抵达巴格达。”

那时，杨小勇还在紧锣密鼓地安排卫星线路，还不能做视频连线，在电话连线中，白岩松首先就问，我们这一路是怎么到巴格达的。这个问题是我们事先沟通过的，我觉得首先要给全国观众，也给关心我们的台领导交待一下，我们怎么回来的，相当于一个安民告示。

我在电话里，给全国的观众描述了巴格达现在的景象，包括我们一路进来时看到的情况。白岩松问我们现在安全状况如何，我说绝对安全，没问题。我还咬紧了之前那个说法：我们是通过一个关键人物，找了一个特殊的关系，通过特殊渠道，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回到巴格达的。

连线结束后，罗明副台长在赵化勇台长的办公室给我打来电话，首先向我们表示慰问，说：“你们回到伊拉克，为我们中央电视台争了光，工作没问题，但一定要保证安全。台里的意见还是尽快想办法撤出，因为这是我们一个既定的方针。你们现在既然回去了，我们不追究你们什么……”

罗台又专门问了我一次，这趟“回去”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本着一种“谎话说百遍就成了真理”的韧劲，坚持用“特殊关系论”应对到底。

罗台的电话，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放下电话后，我百感交集，既忐忑不安又心怀感激。我觉得自己这趟冒险是值得的，因为我看到了央视的胸怀和风格，看到了台领导对记者理想的支持和爱护，他们在背负重大责任的情况下，仍能支持我们前方记者为了新闻去铤而走险，甚至偶尔越界的行为。我的谎话当然不高明，我想以他们的智慧和阅历，很容易就能看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知道我心里的艰难，所以选择不去拆穿，陪我圆这个谎，帮我开了窗口做报道，为我们整个团队的理想搭建了一个实现的平台。

那天晚上，尽管空袭警报不时响起，尽管天空中随时可能飞来导弹，我却感到无比踏实。因为这里，新闻发生的核心地带，才是我作为一个记者，一个新闻人所应该站立的地方，那一刻在夜色中巍然挺立的巴格达，是我梦魂燃烧的应许之地。

之前从伊拉克撤出后，我几乎每天都在自责悔恨，总觉得头顶上有朵沉甸甸的乌云。而从重新进入巴格达的那一刻起，深深感到这失而复得的机会弥足珍贵，我、冀惠彦和杨小勇都处于一种无法停止的亢奋之中，脚一直在跑动，摄像机一直在运转，在巴格达的大街小巷，一刻不停地采访。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几乎两天没怎么吃饭了，光靠一瓶接一瓶的矿泉水喝饱。

冀惠彦疯了一样地在不停拍摄。我完全可以体会那种酣畅，一个摄影记者在那样的情境中，他的机器是关不掉、停不了的。层出不穷的新闻画面，是一种强大冲击，把它们全都记录下来，是一种职业渴求。

为了稳住北京方面，我跟罗明副台长强调说：“我们三个真的是冒了生命危险进来，尽管现在巴格达一天被炸几十回，但我们还是有办法保证安全的。但如果现在撤出去，那就真的是送死了。这一路从伊拉克出去，全都是危险区域，会发生什么根本不能保证。”

我说得神乎其神，也有一半是实话，话说出去，无非就是为了让工作持续下去。采访、报道、拍摄，只要做着这些，我们就觉得充满激情和干劲。

空袭警报每隔一阵就会响起，我们站在新闻中心二楼平台上，朝周围的巴格达市区放眼望去，就好像看到美国大片里经常出现的灾难场景，真实得令人恍惚。浓烟滚滚，一柱柱升腾直向天空；天空是黄的，沙尘暴从来不曾退却；尘灰和浓烟混在一起，浑浊的空气里弥漫着石油燃烧的呛人味道，满目凋敝，满目疮痍。那些熟悉的街道，也像是二战旧电影里某个被荒废的法国小镇那样，空空荡荡，偶尔有个驼背老人，颤巍巍地走过……

没过多久，杨小勇就联系上了一家土耳其的电视公司，可以与北京视频连线了。大批媒体撤出后，新闻中心二楼的平台变得空旷了许多。记得以前，各家电视媒体之间，会因为你的帐篷越过了我这边1厘米而争吵，甚至大打出手，可现在，许多帐篷都不见了，有些只余下孤独的铁架子。我当时就乐了：整个平台全是我们的，我们想占哪个位置就占哪个位置，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可以大展拳脚了。

看着这个曾经寸土寸金，如今空空荡荡的平台，我心中陡然升起一股豪气：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回来的原因，当别人都走了而你还在这里的时候，高下立见，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记者的魅力就在于此。

路透社的一位女摄影记者玛格丽特·摩丝也留了下来，我对她印象很深刻，她是一位敬业的战地记者，半边脸在波黑的一次战地采访中受了伤，做过整容。一起在伊拉克采访的时候，我曾经看见她一只手拎着摄像机，另一只手拿着三脚架，还背着一堆器材，跑得比男摄像还快，非常干练。多年之后，我在新闻中看到，这位令我充满敬意的女记者，因患癌症去世了。

第一次遇到空袭时，我们都在平台上张罗，我在忙着连线，杨小勇在维护线路，冀惠彦扛着摄像机，一手拿着三脚架，一手在拍摄。

当时记者中风传一个消息，说在巴格达的媒体有些报道由于太过真实血腥，引起了美英联军不满，所以联军将新闻中心定为下一个轰炸目标，要警告一下在伊拉克的记者。这消息传得有鼻子有眼，所以，空袭警报突然一响起，平台上所有人都很快地往下跑，跑到楼下一个居民区停车场的空地上。

我也刚准备往下撤，突然看到冀惠彦手里拎着机器和三脚架，朝人流相反的方向跑。我大声喊：“老冀，你干吗去？”

他头也不回地喊道：“我去拍炸点！”

我就知道他有这想法，连忙喊道：“太危险了，你别去！”

他很坚持，一边跑一边喊：“我得把这个炸点拍下来。”

在二楼平台上，有一个配电室一样的小房子，可以通过梯子上去，相当于一个制高点，冀惠彦显然是想爬上去。我马上回转头跑，跟上他，一把把他的三脚架拿上，跟他一块上到那个小房子的屋顶。

长期合作，出镜记者和摄像之间会形成一种默契，因为扛着机器的人看不见脚下周边，所以记者会帮他控制着。有时候冀惠彦为了取景，会后退两步，或者往旁边挪，我就要把他推住，以免他摔下去或者绊倒。我们就这样互相配合着，在那个屋顶上拍摄空袭。

2013年重返巴格达，我和冀惠彦站在天堂广场前来了一张感慨万分的合影。十年前，我俩曾在这广场对面的平台上亲密合作，冒着“导弹雨”，拍下了珍贵的画面。十年后，得知台里有派我重返伊拉克采访伊战十年的计划，老冀第一个找到我说：“重返伊拉克别忘了老哥哥我，我是一定要去的。”“伊拉克”三个字被一场战火，牢牢刻进了我们的生命里。

我们最先看到，距离大概两三公里的总统府大楼方向，很亮的光一闪，然后是一股白烟，过了一两秒，一声巨大的闷响从周围的空气压迫而来，冲击着我们的耳膜。虽然没有直接的冲击波，那声音的震撼和地面传来的震动，也让冀惠彦不由自主地晃了一下。

1998年来伊拉克报道“沙漠之狐”时，我们也经历过空袭，积累下来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目标往往会投两个导弹。所以，冀惠彦拿稳了摄像机，对着那个方向就没动，可能第一下没找准，镜头不够稳定，所以他胸有成竹，稳稳地等着。没过一秒钟，又是亮光一闪，冒白烟，巨响重来。

在爆炸声的余响中，我大声问他：“你拍到了没有？”

冀惠彦很兴奋地大喊：“拍到了，绝对拍到了！”

我说：“快，我们接上话筒，我现场报道一段！”

接上话筒后，我现场临时组织了一下语言，大概意思是：“我们现在正在巴格达，这里依然处在联军的密集轰炸中，就在几分钟之前，我们在新闻中心楼顶上工作的过程中，在我们的右前方传来了两声剧烈的爆炸声，我们现场记录下了这个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