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4

这个珍贵的画面，令我和冀惠彦特别自豪，这一趟巴格达，我们算是没有白回来。那时，整个巴格达还有很多地方，都在同时遭遇空袭，我们让杨小勇赶快联系传送，我们接下来还能想办法赶紧拍到更多的东西。

当时，那个土耳其电视公司的帐篷里，还有一些其他媒体的记者。有人看到了我们的画面，美联社和路透社的记者一下子都围上来，跟我说：“这个画面也给我们用一下吧！”

我心里那个得意啊！

以往我们要是想用一些外媒的珍贵画面，要求他们资源共享时，一般都要付相应的价钱。我不是没有商业头脑，但这正是为咱们中国媒体、中国人长脸的时候，所以我很痛快地回答：“没问题，for free（免费）！但是你们要打上‘资料来源CCTV’。”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OK，OK！”

后来，我看到美联社在传素材时，清清楚楚地在提示板上写着：“来源CCTV（中国）”。

这是我们2003年去伊拉克采访中，最自豪的一件事，我们拍到了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在首都巴格达最独家的一段画面，靠的是冀惠彦和我们整个团队一种不要命的勇敢，当然还有媒体人的专业和敬业。

如果当时有人问我感觉如何，我一定会告诉他，那时的感觉就一个字——“爽”！在世界大事的话语权上，西方媒体总是占据主导，而这次，他们也得引用中国媒体的素材，在这次新闻大战中，我们拿下了含金量颇高的一分！

当天晚上，我们入住在新闻中心旁边的曼索尔饭店，又经历了几次空袭。夜里，在那个窗外就能够看到底格里斯河的酒店里，我们做了一件事：台里说《东方时空》要做特别节目，要录一段我们的访谈，每个人都要对着镜头，说说重返巴格达采访的感受。

冀惠彦先给我们俩拍，轮到冀惠彦被采访时，我自告奋勇地说：“我来拍。”虽说我不是摄像，但是这么多年来，看也看熟了。开机关机推拉镜头什么的，操作起来还是有模有样的。

那一晚的录制，非常难忘。一直处于奔波忙碌中的我们，很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去思考一些关于自己的问题，说一些真心话。外面仍然时不时地响起防空警报和爆炸声，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拼搏，如今又重回战场的我们，依然在茫然中守望理想，战争刚刚爆发第六天，前程未卜，明日未知，联军的地面部队会不会攻进来，我们所在的地方会不会成为空袭目标，甚至下一刻是否还活着，都是未知数。唯有平静审视，回溯历程，才会陡然发现那个浅显的事实：我们都是血肉之躯，我们心里，都有自己的不舍和牵挂。

面对镜头，感慨像滚烫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每个人都敞开心扉，谈自己的人生，谈采访的感受，谈此时此刻的心情，谈自己对于新闻事业的认识。而当我拿起摄像机的时候，冀惠彦说起了他的母亲。

他说：“我们是2月5日出发的，6日是我母亲的生日，我之前一直没告诉她，我这趟要去伊拉克采访。每年老太太的生日，我都要买个蛋糕跟她一起过。但是这次因为之前要忙很多事，忙到很晚，没来得及提前订蛋糕。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蛋糕店，人家都要关门准备过春节，我跟他们苦口婆心地说了半天，嘴皮子都磨破了，最后，那家店专门留了一位师傅，帮我现做了一个蛋糕。我拿上那个蛋糕，就上老太太那儿去了，跟她说：‘妈，祝您生日快乐！但是我今年没法陪您过了，我明天要去一趟新疆出差。’那时候，只能那么说，说是新疆，不想让老人家担心……”

说到这一段时，我在摄像机的镜头里，很清楚地看到他眼睛里有泪水打转，声音也开始哽咽了。我在《东方时空》当了多年记者，经常听到我们摄像评讲时说，哪个细节抓得好，什么时候该注意特写等等，那个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把镜头推上去了，捕捉到那位硬汉军人记者热泪盈眶的眼部特写。

这是我认识冀惠彦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到他流泪。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哥，非常优秀的记者，非常孝顺的儿子，在异乡流下的真诚的眼泪。

在那个尽情倾诉衷肠的夜晚，我们暂时卸下职业、责任和新闻理想的担子，赤裸裸地翻阅着自己的情感，就像是提前面对自己人生终结前的那一刻，为挚爱的家人留下最后悲壮的话语。

我也倾诉了许多，也想念着许多人，想念近八十高龄的父母，想念着还未长大成人的女儿，我不愿他们为我担心，却一次次踏上让他们担心的旅途。我没有太多漂亮的言辞送给他们，在镜头前游刃有余、滔滔不绝的我，在表达情感时，却非常木讷与词穷。所以，我只能在我擅长的环境里，面对镜头，说出那些真心话。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脆弱和真实，只能掩藏在暂时安全的夜色里，当第一缕曙光照亮这个罹受苦难的城市时，我们又将抛弃这些柔软，披上坚硬的盔甲，踏上那追逐真相、记录历史的征程。

10．别了，巴格达

在空袭和爆炸声中，我们度过了不眠一夜。电力基本切断，我们就打着手电拍摄。录制完访谈睡下时，已经凌晨4点多，但早上7点我们就起来了。哪怕只有3小时的睡眠，我们也是在不断楼上楼下折腾中断断续续睡过去的。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新闻中心的楼前，碰上了闾丘露薇。说句心里话，和她再次相逢在巴格达，感觉颇有些微妙和尴尬。一方面，由于她的勇敢举动，使得我和我的团队，以及央视，在一段时间内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而另一方面，我个人对此心情也很复杂，因为我曾经有意无意地帮助过她，如果她当时进入伊拉克时能打声招呼的话，我也不至于会如此被动，我多少有点被涮了的感觉。

当然，在我们见面时，我们依然以朋友的方式互相打招呼，寒暄，交流目前掌握的信息，问问现在还能拍到什么东西。当时的巴格达一片混乱，并不是想要去哪里采访，就可以去，虽然之前的官方“陪同”没有了，但是依然会有监视存在。我们聊了一下局势，聊了一下采访技巧，然后就分开，各自工作去了。

其实，我也可以理解她的做法。后来她接受采访时，说她进入伊拉克时关掉了手机，没有跟她的台领导说，为了保护电视台，也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是跟我很类似的想法和故事，虽然我从未找她印证过这件事。

与闾丘露薇分手后，我们又到了几个街区和居民区，做各种采访，然后传送。一整天没歇没停地过去了，我都忘了那天吃的什么喝的什么，应该是有什么吃什么，抓着一口是一口。阿布给我们送了一次水和食物，然后说家里很乱，要回去看看，之后就彻底失去了联系。

我们在曼索尔饭店住了一晚，耳边尽是爆炸声和混乱声，觉得不安全，听说一些西方记者搬到了巴勒斯坦饭店。一打听，饭店客满，我们只好住到巴勒斯坦饭店后面一家招待所。

人生下来就会有天生的恐惧，更不用说在面临生命威胁的时候。我们并非不怕死，之所以会在那个时刻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是因为有更重要的精神支柱在支撑着我们，有更重大的使命感在召唤我们，给了我们源源不断的勇气，能够压倒一切对死亡的恐惧。

第二天晚上，空袭和爆炸继续，我们继续楼上楼下地跑。我和冀惠彦拎机器，杨小勇负责配件，躲避、上楼、楼顶拍摄，来来回回，一有轰炸就发送报道。那一夜我们又几乎没有合眼。

我们走的时候统计了一下，从进入巴格达到又一次“被撤离”，满打满算一共67个小时，将近三天三夜，我们没睡五六个小时，有时候一个钟头，有时候两个钟头。人不是铁打的，能不困吗？但是一方面我们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巴格达，“故地重游”，简直像打了鸡血，处于特别亢奋的状态；另一方面想睡也没法睡，因为耳边萦绕着爆炸的声音，或左或右，忽远忽近，隔一会儿就来一下，这种紧张程度，怎么可能睡得着？

我们如此坚持，其实就是为了离现场再近一些，离新闻更近一些，但是闾丘露薇的出现，再次带来了坏消息。

第三天，新闻中心通知说伊拉克宣传部长萨哈夫要举行一个发布会，要说说萨达姆现在怎么样。所有的记者都集中在那儿，盼望着。我们参加了发布会，并无新事，但出来的时候碰到闾丘露薇，她却带来了我们最不愿意听到的坏消息。

她说：“我们台里让我撤，我准备明天走。”

“你不能走！”我如五雷轰顶，脱口而出，“我们两家在这儿，是一个背靠背的态势。你凤凰卫视在这儿，我中央电视台在这儿，你不走，我也就不走。而且我跟我们电视台已经都说了，现在我们根本走不了，相对安全的恰恰是在巴格达。出了巴格达，根本没有安全可言。这一路就没有安全的路线设计，怎么个走法？”

闾丘露薇不语。

伊战爆发前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在向时任伊拉克宣传部长的萨哈夫提问。为这次新闻发布会，我又塞钱又说好话，排了一个小时的队，争取到一席位置，并抓住机会向萨哈夫提问。照片的左下角，是一位被西方媒体雇佣的伊拉克人。十年后重返故地时，听说他已经牺牲了。战火无情，当时如果不是领导下死命令让我们撤回，也许我们也会成为这战争祭品的一部分。

我着急了，话也很难听：“你先进来了，然后一看我们也进来了，你掉头就走？你这不是想把我们拽走吗？因为你一走，我跟台里没话说了。我说我们走不了？台里跟我说人家凤凰都撤了，你怎么不能撤？你可不能这么干，咱们两家攻守同盟，你跟你们台里也说，我跟我们台里也说，我们保持一个统一的口径，就是离、不、开！现在巴格达是相对最安全的地方，出不了！我们若要出去，根本就没办法保证安全。我跟台里说凤凰卫视也不走，你就说中央电视台的水均益他们那边还正准备大干。我们好不容易进来，不能走！”

我和她站在新闻中心的门口，为这件事说了起码有一个多小时，心机费尽。我话里甚至带点强制：“你千万不能走，你要走，你真的会让我很被动！”

她到最后也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我再想想，因为，台里确实给我下了死命令，我没办法。”

没过多久，罗明副台长的电话就来了，召回的金牌随之而来。

“小水！”罗台的语气不容商量，“台里决定了，而且有关部门也跟凤凰卫视商量了，中国记者不能待在伊拉克，你们已经完成了你们的使命，现在必须得撤。你们和凤凰卫视一块撤。”

我脑子又“嗡”了一下，还不死心：“罗台，你得相信我，我们在现场，这两天爆炸没停，空袭没停，确实非常危险。但是我们在巴格达有一些屏障，有一些房子和地下室，都可以保证安全。要现在往外撤，先不说我们来的多不容易，起码我们撤出去没有安全系数……”

“这事没商量！”罗台打断我的话，“铁板钉钉了！你不信去问问凤凰的闾丘。这是商量好的，她也得撤。”

赵化勇台长就在罗台身边，他接过电话，命令一模一样。两位领导轮番上阵，我都有点急了，甚至带上了哭腔：“那不行，你要这样那我不走。”

罗台也急了：“小水，你要不走，还是那句话，关窗口！我们也没办法，因为这是我们接到的死命令。”

不到10天时间，事情多次逆转，让人难以适应。我们又一次遇到了强制撤离。我们欢喜得太早了，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进入伊拉克，回到巴格达，回到我应该在的地方，把眼睛瞪出满满的血丝，每天几十条几十条的新闻在往北京发，很多档很多档的这种连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最后“撤退”两个字吗？

我还记得我将撤退的命令传达给所有人时，大家那种沮丧的神情。我们失魂落魄地坐在新闻中心二楼平台的一块砖头上，活像三个捡到烟头的乞丐。沙尘暴把巴格达的天空蒙上一层阴郁的灰黄，“走还是不走”，成为前途未卜的一个沉重话题。

其实有得选吗？这根本就不是一道选择题，必须走。

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了：“我自己干，我就违反纪律，怎么着？再也不听中央电视台的调遣了！我就要待到这个战争结束，我可以到阿布家里去住……”

冀惠彦拍拍我，长叹一声，说：“我们出来代表的是中央电视台，我们是有单位的人。如果说单位现在不让你做这件事，而且将来不会给你这个平台，我们干吗冒这个风险？”

冀惠彦这番话，当然是有情绪的，但是这种反话正说的方式，一下子点通了我那贲张得几乎要爆开的穴道，刚刚炙烤得要沸腾起来的情绪，一下子冷成了冰，心里也刮起了凄迷的沙尘暴。

我事后才知道，因为我们再次进入伊拉克报道，中央电视台在伊拉克报道的整个形象，一下子又转回正面。但这并不是我的目的，我不需要为了我个人的荣辱去前线搏杀，也不需要为了挣一个名分而“作秀”。

我是一个记者，我热爱这份工作，面对这场战争，我觉得可以好好施展一下才华，这就是我的战场。我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就这么干！但冀惠彦说得对，如果我的老板我的东家不让我做，就算我冒着生命危险留下来，我也做不成，我最后可能变成孤家寡人，或者成了一个单干户，我给谁发新闻？

这件事一下子变得无奈，后有追兵，前有堵截——跟凤凰卫视一捆绑，没辙！

后来碰到闾丘露薇，她已经定了车，准备第二天清早走。台里也安排我们从叙利亚出去，而不是约旦那条“死亡公路”——它已经被封死了，而且的确不安全。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会派人在叙利亚的边境口岸等我们，我们只能再一次无奈地撤退了。

第二次撤退比第一次更加无奈。上一次的撤退，是与战争爆发点失之交臂，那时我们还无法判断是否会开战；但是这一次，我们已经身处战争当中，却离开了战场，离开了“新闻发生时，我们在现场”的原则。

我的内心一直在挣扎，个人的价值，个人的利益，团队、同事、战友，还有这么多年培养了我、给了我机会的中央电视台，我怎么面对这一切？怎么面对前功尽弃的事实？我怎么面对自己的新闻理想和热情？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只能选择遵守命令，我还没有自私到为了要单打独斗和蛮干，而影响中央电视台声誉的分上。这个机构、这个平台成就了我，至今我仍对此心存感念，所以我不应该也不会做危害它的事情。

还有一个原因，很多领导和同事，也可能因为我们的鲁莽，甚至一意孤行受到影响。综合这些考虑，无可奈何，我们三人达成了一致：没办法，我们已经尽力了。

告别的时刻最难忘记，告别的时刻心情也最复杂。我经历过许多告别的时刻，对于巴格达，我告别了战争火线，却留下一段难以愈合的伤口。

3月29日，我们和凤凰卫视一起从巴格达出发，奔向叙利亚边境。这一路我们三个人都不说话，沉默着望向窗外，看着车窗外闪过的伊拉克的景象，熟悉的一切一切。远处一股一股浓烟直冲天空，那是原油在熊熊燃烧，一个曾经富裕的国度，如今化作废墟和焦土，到处弥漫着痛苦和绝望的气息。它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前行的路，它的眼前荒草丛生、火海汪洋。

走了一段路，我招呼了一下冀惠彦，做了一个拍摄的手势。他心领神会，掏出随身带的一个微型摄像机。我忽然想把我们这种状态记录下来。如果把我们出发时候的表情和现在对比，一定是一组极具张力的画面。“冀惠彦，说两句。”我把镜头对准他，“说啥？要我说，我就说伊拉克我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他妈恨死你了！”

短短两句话，活像两根刺，如鲠在喉。

走到一半路程的时候，这种迟滞的气氛，因为一群不速之客的出现，转化成惊险的画面。

在我们两辆车的前方，不知什么时候，从沙漠里突然冒出来十几辆装甲越野车，特种部队！大兵们个个武装到牙齿，防弹背心、钢盔、对讲机，手里端着M16自动步枪，像一道闸口把我们堵住了。

大兵们把我们团团围住，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我们，用英文高喊：“下车！你们是哪里人？干什么的？身份证件！”

我忙用英文回答：“我们是中国人，我是中国记者！我们这儿有护照。”

闾丘露薇和她的摄像师，冀惠彦、杨小勇和我，我们几个人排成一排，举着手，半蹲着。我习惯把护照放在裤兜里，便放慢了语速说：“我现在伸手，来掏我的护照，你看清楚了，我可没什么东西。”

这是有经验教训的。1996年，我在亚特兰大差点被一个美国警察射杀，就是因为被询问时动作太大，美国人差点当场开枪！所以一定要声明，我是好人，我没有恶意。

两个大兵冲到我跟前，我把护照掏出来给他们看，然后是其他几个人的。他们仔细检查之后说：“你们真的是中国记者？”

我忙说：“是的，我们现在要离开伊拉克。”

我们雇的司机是伊拉克人，这些士兵又拿枪指着他们，让他们全都趴下。那些司机都吓坏了，浑身颤抖，五体投地趴在地上，像是虔诚的教徒做祷告。特种部队的人拿枪管捅他们，有一个司机很机灵，一边趴下，一边顺手就把我们出发前插在挡风玻璃前的中国国旗拿起来，举在手里，“CHINA”、“CHINA”地喊，意思就是“我是给中国人干活的，我是这几个中国人的司机”。

五星红旗帮了我们的忙，这些特种兵在了解了我们身份之后，态度客气了些，气氛也有所缓和。他们说：“这是个误会，我们在执行特种任务。现在有很多恐怖分子，我们也要防止萨达姆家族的人逃跑。我们把这条路都已经封锁了，这一带很不安全。”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帮人是协助美军进驻伊拉克的澳大利亚特种兵。也就是说，在伊拉克战争开战第9天的时候，在距离巴格达不到三四百公里的地方，而且是在伊拉克西部，已经有了美英联军的特种部队。

他们得知我们要去叙利亚，有一个长官模样的人过来对我们说：“这一段路很不安全，你们现在上车跟着我们，我们送你们过这段路，然后你们再往前去。”

他们的装甲吉普车在前面开道，前后跟着我们两辆车，大概开了有一二十公里后，他们跟我们挥手再见。又是几百公里，看到了边境，看到了我们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的车和人，再后来，我们来到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当天晚上，驻叙利亚的女大使，还有使馆里的所有同志给我们接风洗尘和压惊。“你们是中国的记者，你们是报道伊拉克战争的功臣”，这样的话当然听了不少。但是我们几个都打不起精神来，坐着喝闷酒，还借着酒劲说了一些气话。有些话是针对闾丘露薇说的，因为我们那时候觉得闾丘露薇不仗义，她要是不出去，坚持跟我们攻守同盟，我们也许能够在伊拉克赖下来。

现在我已经有些释怀，我用冀惠彦跟我说的那段话，去理解闾丘露薇当时的处境。如果她拒绝她的老板，也许也会变成一个孤家寡人，又如何施展她的新闻理想？但是在当时，我们除了一吐不快之外，完全无话可说，像霜打的茄子，蔫了。

当我们报道组结束伊拉克之行，走出北京的机场时，我满心憔悴，近乎绝望崩溃，只想洗个澡，睡上一大觉，然后大哭一场，哭他个昏天黑地。

从战场回到国内的我们，没有被追究违命之责，相反得到了莫大的包容和赞誉。台领导亲自拿着鲜花到机场接我们，报道组还被邀请做了几场汇报演讲，台里表彰我们“捍卫了中央电视台的荣誉，为中央电视台伊拉克战争报道工作做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我个人也受到了不少厚遇，从“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到“五一劳动奖章”，各种荣誉如潮水般涌来……

2003年从伊拉克回国，我们一行人在机场受到了台领导“鲜花接机”的礼遇。照片中的我手捧花束，笑容灿烂，内心却有一道深深的伤疤，无时无刻不在隐隐作痛。我曾在采访中“夸下海口”，除非“伊拉克把全部记者都驱逐出境，我们整个报道组才考虑撤退”，最后却不得不奉命撤离。这其中的委屈和无奈，让我在十年后依然觉得伤感。

在许多人眼中，伊拉克战争报道无疑是我职业生涯的高峰。但没人理解，“伊拉克”三个字，在我心中有多痛。

2003年我们两进两出，却没能将这场战争全程报道下来，对于一个有新闻理想的记者而言，这是毕生的缺憾；而由此在网上引发的口诛笔伐，固然我是个大大咧咧的西北人，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一直低调对待，但总有字句会灌进耳朵，在内心溅起波澜；并且，当年为了留在巴格达，我编造了一些谎言，为了保护团队保护央视，很多事情回国后不能坦然说出……种种复杂情绪郁结于心，一层一层，裹出一个坚实的茧，偶尔碰触，便隐隐作痛。

十年后回头来看，2003年出征巴格达，以斗志昂扬开始，却以郁闷和无奈告终。我感觉我的生命时钟在那一刻忽然慢了那么几秒，随后这十年的步伐，就一直别扭在这几秒钟之上。有时夜深，我不敢回想那片沙尘暴中隆隆的炮火，那些清晰的爆炸声，就像我心头伤口“嗞嗞”开裂的声音一般。我那错过的“几秒钟”，足以划开一道伤口，即便十年之功，也无法让它痊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