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Chapter 2　2013伊战十年回访

伊拉克战争已经成为历史，但这场战争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伤害，十年后仍在延续。巨大的变革所改变的，不仅仅是国家发展的轨迹，甚至会毁掉这个民族的内在品性和精神状态，使这个民族偏离方向。

重返伊拉克后，我仿佛又回到十年前的战乱岁月，只是，如今所面对的不是美军的导弹，而是恐怖分子的炸弹。

战争，并不是可以“重启”的游戏。

和平，才是最重要的。

1．十年重返揭秘伊战

十年之后重返伊拉克，返回我战斗过、依恋过、痛恨过，又梦萦魂牵的那个地方，这个决定不是我做的，而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

2012年底，一位朋友告诉我，从报纸上看到我又要去伊拉克的消息。我大吃一惊，查询消息来源，原来是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梁建增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台里2013年重大新闻题材报道计划，其中有一项就是，在伊拉克战争十周年之际，台里准备派报道组，让曾经参加2003年战地报道的水均益重返伊拉克，回访那片伤痕累累的土地。

我有些百感交集。从1998年到2003年，5次进出伊拉克，每次都是我主动请缨，找领导要求临时组建报道组，要求特批经费，要求外交部门支持，哭着喊着要去。而这一次，我却是“被通知”前往。一时间，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

这十年来，中央电视台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力、技术和设备都有了很大提升，新闻环境也有了很大进步。我们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国，心理承受能力也在逐渐增强，新闻环境更为开放和宽松，对国际事件的关注和参与程度也在逐渐提高。

如今，中央电视台在世界各地建了七八十个记者站，当世界各地发生重大事件，无论是东南亚海啸、日本地震，还是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乱，央视都有了自己的记者在当地，或者就近赶到事发地点。重大事件，记者不到一线怎么行？如今看来，这已是理所当然的想法，但是倒回去十几年，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电视里看到年轻的同事，活跃在世界各地的新闻第一线，我往往会由衷羡慕，甚至偶尔也会有些失落，再不会出现一群记者对新闻理想舍生忘死的追求，与国家政治外交方面的宏观考虑发生冲突；也不会再有一个追求完美的记者，对一段未能如愿完成的报道，多年耿耿于怀……

在种种复杂的情绪中，我反复思量着，重返伊拉克，去，还是不去？但在2013年年初，当新闻中心副主任盖晨光正式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却几乎是本能地回复：“去！”是的，我还是想去，无论是情结还是纠结，我都得亲自去解开。

伊拉克战争十周年报道，是孙玉胜副台长定的选题，盖晨光副主任牵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也寄予厚望，希望能做得高端大气上档次。

我向盖主任提议，此去伊拉克，再不用那种单兵作战小作坊式的做法，而是在新闻中心调集精兵强将，组成一个联合作战团队，按一场新闻战役的模式来操作。至于领队，这次我就不做了，我希望以一个记者的身份重返伊拉克，一心一意做采访、出镜、策划节目，把带队的任务交给更有活力和能力的年轻人。

盖主任采纳了我的建议，确定了国际新闻部副主任潘林华做领队，又从其他部门抽调了一些优秀同事，组建了一支报道组。随后，我们紧锣密鼓地开了几次策划会，最终确定，此行任务是去伊拉克揭秘战争，做五集专题纪录片《伊战十年》。

虽然战争已经过去十年，但今天的伊拉克，却比战时更加动荡和危险。

2003年的战争，敌我双方界限明显，我们开玩笑说：那时根本不用担心美国人的导弹打不准，99％的导弹都非常准确，他们的袭击目标，绝大多数集中在萨达姆的党政军等主要目标，对平民和记者的袭击，还是尽可能避免。

而今日的伊拉克，却处在一个半失控的状态，教派冲突、恐怖袭击、自杀式爆炸、路边炸弹层出不穷。站在巴格达某个路口，都不能确定那一刻是否安全，更不用说要去摩苏尔、提克里特这些充斥着极端情绪的地方了。

伊拉克战争之后，胜利了的美国人，希望看到的是鲜花掌声和热烈欢迎，以及一个推翻了独裁统治后，全新的中东民主国家样本，但事与愿违。

战后的伊拉克，只在萨达姆铜像被推倒的短暂亢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到两年，伊拉克就陷入了无边混乱之中。先是基地组织不断发动恐怖袭击，接着萨德尔民兵武装的反美斗争，还加上教派冲突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据统计，仅仅在巴格达市，每年就有一千多人死于各种各样的爆炸和恐怖袭击。

当我与阿布重逢后，问他什么地方安全、什么地方危险时，阿布无可奈何地说：“水，今天的伊拉克没有安全的地方，我只能告诉你，哪个地方会好一些，哪个地方会糟一些。”

2013年重返伊拉克的报道组成员。盖主任确定了国际新闻部副主任潘林华牵头，抽调了许多关键岗位的“精英”，是个“老中青”组合。比如《新闻调查》的优秀编导李冰，直播组的摄像荣欣，我的老搭档冀惠彦等。我特别推荐了《环球视线》节目组的一个年轻同事叶尔夏特，他刚参加工作没几年，做节目却很有想法，电脑多媒体什么的玩得特别“溜”。我认为这些新生代新闻人拥有新技术、新视野，是“重返团队”的新力量。

探访萨达姆被活捉之谜，是我们此次回访中非常重要的一集。抵达伊拉克之后，我们最先考虑的就是如何拍摄制作这一集节目。而去不去萨达姆被活捉的提克里特，让我们十分犹豫。

那是个十分危险的城市，逊尼派极端势力最集中的地方，老百姓群情激奋，正忙着示威游行，跟马利基政府抗争，时常会有恐怖袭击，不时有外国人在那里遇到麻烦甚至丢了性命。

逊尼派和什叶派虽然都是穆斯林，但是教派有分歧，彼此有长达千年的恩恩怨怨。逊尼派在伊拉克其实是少数，只占人口的30％，但在萨达姆时期，少数的逊尼派统治了大多数的什叶派，出身逊尼派的萨达姆，对什叶派实行高压统治，还发生过屠杀什叶派教徒的惨案。如今的伊拉克政府，却是以总理马利基为首的什叶派当政。

战后大量的什叶派上台，对以萨达姆及其统治集团为代表的逊尼派，施行了严厉的清算。这种行为也伤及了一些无辜，触动了广大逊尼派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很多逊尼派的人找不到工作，生存成了大问题。两个教派之间的敌视和对立越来越极端，经常爆发冲突。近几年，伊拉克隔三岔五地出现各种恐怖袭击事件，一大半是逊尼派的极端武装组织实施的。

提克里特是萨达姆的老家，在这里，萨达姆被视为反对现政府的精神符号，去采访萨达姆被活捉之谜，无疑是十分凶险的。我们雇的两个伊拉克司机是什叶派穆斯林，一听到提克里特这个地名就说：“NO！NO！NO！很危险！”但阿布却认为去提克里特没事儿，他信心满满地安慰我：“有我陪着你，不会有问题的。”

阿布是逊尼派，他家是一个很大的部落，在提克里特有很多亲戚。他说，提克里特的大长老是他的老朋友，“如果你们觉得住旅馆不安全，就住到长老家，他们都有大庄园，会好好招待你们。”

我一想，这也许是最安全的办法。在中东的很多阿拉伯国家，部落长老的能量不可轻视，有时比政府还管用。拉登当年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藏身时，也是依靠长老们的帮助。所以，我说服领队潘林华就按这个法子，到了提克里特先去看旅馆，若觉得不安全，就投奔长老家。

2．萨达姆老家遇险记

从巴格达到提克里特只有180多公里，我们却走得特别慢，因为一路上经历了40多个大型检查站，小检查站更是不胜枚举。每个检查站都是重兵把守，有的需要出示证件和采访手续，有的需要打开后备箱或拿探测器检查。在检查的过程中，旁边就是重型装甲车或坦克，远处的炮楼还有士兵端着机枪，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

好不容易抵达了提克里特，与伊拉克向导碰头后，他带领我们开往萨达姆的墓地所在地。萨达姆被绞死之后，按穆斯林的规矩，是要入土为安的，伊拉克当局出于尊重他族人的考虑，把他埋葬在出生地提克里特奥贾村。

到了奥贾村，我们被领到一个三岔路口，正对着路口有个会议厅模样的建筑，外面是一个大院。向导告诉我们，萨达姆的墓地就在这院子里，他的两个儿子库赛和乌代，还有一些嫡系亲信，有的在战斗中被打死，有的被活捉后执行了死刑，都被埋葬在这里。

在进入提克里特之前最大的一个检查站，冀惠彦（左一）、我、潘林华（左三）和李冰（右二），与检查站军警合影。这也是我们的“公关策略”——请同行的美女记者们与伊拉克警察微笑合影，似乎更容易被放行。

这个院子已经被封锁了，外面是高高的铁栅栏门，还设了水泥墩，挡着不让车进去。据说萨达姆刚下葬时，这里还是开放的，当地人隔三岔五地来祭奠他，还有学校组织学生来这里瞻仰他们的前领导人。

后来，随着教派冲突越来越激烈，两派之间流血事件不断，伊拉克政府试图将萨达姆的墓迁走，清除是非之地的祸根，可是当地政府和长老坚决反对。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达成了一个妥协：中央政府不搬迁墓地，但是封闭起来，不开放，当地政府也要保持这个地带的清净和安全。

向导帮我们联系了一个退役军官接受采访，他对这个村庄很了解，可以介绍一下情况。等待采访对象的过程中，摄像冀惠彦和荣欣已经扛着机器，准备去拍摄。

冀惠彦搬了个小梯子，站上去，隔着铁栅栏门往里拍。这时，那个退役军官来了，我站在门口采访他，荣欣的摄像机对着我们拍摄。

采访进行到一半，突然，一辆大型皮卡警车呼啸着开过来，停在我们面前。两个一脸严肃的警察跳下来，用阿拉伯语对我们的伊拉克联络人说：“谁让你们在这儿拍摄的，你们从哪来的？”并且示意我们立刻停止拍摄，要检查护照和采访证。

警察检查了一番，结论是不允许采访拍摄，而且我们未经许可，“摊上大事了”，得跟他们走一趟。我们的翻译和向导等几个伊拉克人都吓得浑身发抖，伊拉克的警察局进去之后就吃不了兜着走。警察收了我们的护照，让我们开车跟着他们。我让阿布赶紧想办法，但阿布看上去很放松，似乎心中有数。

警车拐了好几个弯，停到了警察局门前。警察要求我们把车靠边停，人不能下来，只让伊拉克翻译跟他们交涉。

就在我们茫然无措的时候，只见一辆白色的越野吉普车从远处疾驰而来，那刺耳尖锐的啸叫声，就像F1赛场上赛车拐弯时轮胎发出的声音。那辆车径直开过来，忽然一个急刹车，停在警察面前。

车门刚打开，就传来一大通音调极高的阿拉伯语，叽里呱啦地冲着扣押我们的警察咆哮。司机是一个30多岁的阿拉伯人，留着络腮胡须，头戴阿拉伯头巾，身穿白色长袍，戴着美国飞行员标志式的墨镜。只见那白袍男子表情愤怒，话语激烈，音调很高，以我的阿语水平虽然听不懂，但也知道是在骂人。

那两个刚刚还趾高气扬的警察，一见这白袍男子就一脸笑容，弯下腰频频点头，任凭他数落了五六分钟。最后，白袍男子从警察手里夺回了我们的护照和证件，铿锵有力地说了句：“亚拉！”这句我倒是听清了，就是阿拉伯语“滚吧！”

说罢，那白袍男子一转身，和阿布行了一个阿拉伯男性间最亲密的贴面礼。我们惊魂未定地上了车。阿布解释说，白袍男子的父亲是提克里特一位威望十足的长老，我们被拉去警察局的路上，阿布给这位长老打了一个电话求援，长老就派儿子来摆平这件事。

我们赶紧对长老之子表示感谢，他义愤填膺地说：“这帮人太不像话了！你们是中国的朋友，是我朋友阿布的朋友，到这儿来就是我们的客人，哪有这么对待客人的？到那里去采访拍一拍有什么不行？萨达姆是我们的领导人，让中国朋友了解一下我们领导人的现状，有什么不行？”我们见他那么激动，也好言好语地附和着，一路交谈，到了长老的庄园。

长老是位年逾六旬的老者，身形消瘦，一脸威严，身着长袍，手拿念珠，老远看见我们就说：“哎呀呀！朋友们，欢迎欢迎！都进来吧！”将我们报道组全部请到大会客厅。

厅里铺着厚厚的地毯，长老盘腿坐在沙发上，旁边有一个阿拉伯式古色古香的壁炉，沙发后面是一面旗帜，应该是他这个部族的标志。厅两边还有两排很长的沙发，坐着几位老者，可能也是分部落的几个长老，整个场面有一种隆重的威严感。

我先代表报道组感谢了长老，随即向他表达了我们来这里采访的意图，并且询问他对于战争的看法。长老说：“这场战争怎么打起来的，其实我们不用讨论。但所有的外国朋友都应该到今天的伊拉克，来看看我们的生活，看看是比萨达姆时期更好了，还是更糟糕了。答案很明显，我们现在生活得更惨了。”他举了很多例子，比如物价飞涨、经常停电等，还说他的部族2000人中有很多年轻人失业，逊尼派受到排挤和歧视。

这位长老是我在伊拉克见到最斯文的长老，虽然他对伊拉克战争造成的结果非常不满意，但也没有表达太多极端的观点。聊了一阵之后，我们赶着继续去采访，长老又派出他威武的儿子，开着那辆很狂野的吉普，把我们护送到下一站。

下一站是在提克里特最大的清真寺，采访几位部族的领导，谈谈萨达姆流亡时的故事。这个故事有许多版本，众说纷纭。

美军的说法是，他们根据情报，在一个叫纳米克的伊拉克人的院子里，发现了一个地洞，在地洞里把萨达姆活捉了。当时萨达姆惊恐万状，高喊：“别杀我别杀我，我是伊拉克总统！”这个镜头早已公之于众，大家都很熟悉了。

但后来有人质疑，说萨达姆其实几个月前早已在另一个地方被抓捕，他进行反抗，被美军开枪打伤，失去知觉后被抓。美军为了宣传需求，把萨达姆抓到事先设计好的地洞里，在全世界电视机前好好地羞辱他一番。

我们此次揭秘，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了解这段故事的真相。那天正好有一个清真寺的活动，我们有机会见到几位长老，他们有的是萨达姆的亲戚，有的认识萨达姆的保镖，有的认识传说中藏过萨达姆的纳米克，他们一定能告诉我们一些精彩的故事。

我们抵达清真寺时，那里已经严阵以待，像是记者招待会一样，在寺门口摆了一排塑料的简易扶手椅，准备在那儿接受我们的采访。我赶紧跟联络人说：“这样不太好，太正式了，能不能找个房间，我们坐下来聊一聊。”

于是，采访场地换到一个小会议室，我们坐在中间，周围坐了一圈当地人，有穿着红色阿拉伯大袍、头上绑着象征身份的黑绳子的长者，还有一些穿着西装的年轻人。这时，又冲进来几个拿着简易摄像机的小伙子，说是当地电视台的，要求在我们采访时录像。

我突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这场面像是带有强烈政治诉愿的集会。几个德高望重的长老坐着，墙上有巨大的图案，上面有伊拉克地图，还有一些宗教的象征标志，这已经足够有压迫感了，突然又有人来录像，还要结束之后采访我。我紧张地问他们要采访什么，他们说，谈一下伊拉克现在的形势。我说，我是一个记者，这也是我关心的问题，但我个人无法就此发表观点。

我马上把阿布和伊拉克向导叫来，让他们帮我推掉这个采访。身为记者的第六感，让我的不安情绪变得非常强烈，整个房间都有种躁动的气氛。那十几个人很快地说着阿拉伯语，虽然我听不懂，但能从语音语调中感受到一种非常激昂，甚至极端的情绪，这样的场面根本无法做电视采访。

我向编导李冰无奈地使了个眼色，她也一脸焦虑。突然，会议室里停电了，缓解了我们的慌张情绪。那种瞬间暗下来的感觉，使我们的紧张得到缓解。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声称所带的摄像机只备了一个小机头灯，完全不够覆盖整个房间，采访无法进行。当地人立即开始张罗着启动发电机，现场一阵忙乱。

突然，一个年轻人抓着我来到门外，说：“你知道吗，现在在提克里特市区里，我们正准备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我们的领导人在那里等你，你一会儿要跟我一起去。”

我心知不妙，但为了稳住他，就说：“可以，但是得先结束我们的工作，这是个什么样的集会？”

那小伙子立刻变得很焦躁，很不友善地拽着我喊：“你为什么不能去？你们中国记者来到这里，就应该参加我们的集会。我们对现任政府很不满，我们要推翻马利基政府，甚至不惜献出生命，这么有意义的事，你们为什么不参加？”他的语气越来越狂暴，给我一种压迫感。我紧张地环顾四周，想赶快逃脱。

可是，还没等我逃开，又有一个穿西装的伊拉克人跑过来拽住我，拿出手机，调出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上是一个在街边擦皮鞋的人，看起来很像是伊拉克总理马利基。那人大声说：“你看，马利基，我们现在伊拉克的总理，一个擦皮鞋的人，现在在统治我们！你看看现在的伊拉克成什么样了，我们现在都是被奴役和压迫着！”

我正一筹莫展时，阿布终于出现了，帮我解了围。我惴惴不安地回到会议室，电还是没来，不断有形形色色的人进来，小会议室里挤满了不明身份的人。我很想摆脱这种氛围，听向导说清真寺还有个大会议厅，环境稍微好一点，窗户大，透光性好，赶紧提议去那边，几位长老欣然同意。

换到了大会议厅，那种压迫感稍稍得到缓解。我们表示只能采访两三位代表，他们推举了一位奥贾村的长老，一位律师和另外一位年长的部落长老。

长者为先，我先问那位年长的长老：“战争过去十年了，能不能谈一谈你们认为这场战争为什么会爆发，现在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翻译转达了我的问题，那位长老却似乎完全没听清我在问什么，开始滔滔不绝地演讲。我脑袋里“嗡”的一声，汗水瞬间就从两鬓流下来了。老先生竟然从一八几几年讲起，说他们伊拉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国，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他似乎有很强的倾诉欲望，一刻不停地说着。尽管他答非所问完全跑题，但出于礼貌，我不能打断他，只能很耐心地听着，心里有种采访失败大势已去的无奈。

过了好一会儿，我看到摄像荣欣在给我使眼色，编导李冰也递了一张纸条过来，让我赶紧结束，得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外面很危险。我立刻截住那位长老的长篇大论，表示感谢，试图结束采访。这时，那位律师突然说了句阿拉伯语，阿布很气愤地跟他理论起来。我赶紧拉住阿布，匆匆走出那会议厅。

阿布告诉我，那个律师说：“跟中国人也没法说，2003年他们跟美国人一起，在联合国支持打我们。”阿布很生气地反驳：“你一点常识都没有，当时中国跟俄罗斯在联合国是反对开战的，美国人在联合国安理会没有得到授权，中国一贯是支持伊拉克的。”

这个插曲让我颇有感慨。我所接触到的伊拉克人，无论是否有文化，都更多地在考虑他们国家或部落自身的利益，而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很模糊，并不知道中国在安理会的立场。我们常常给予第三世界国家很多支持和帮助，无论是物资、技术还是医疗上，都做了大量的援助，在很多立场问题上，我们支持他们，却经常好心得不到好报，很容易被这些国家的民众遗忘。2003年，中国顶着很大的压力，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但是有些伊拉克人却认为，中国跟美国是一伙儿的。可见，中国做了这么多年的外交工作，有些细节还是没有做到位，值得我们反思。

我们报道组在清真寺门口的院内会合，冀惠彦告诉我，刚才有几个人冲过来警告他们，说中国人快滚回去，表情和语气都很激烈，让大家有些发怵。

我们跟各位长老匆忙道别，伊拉克小青年还在旁边拉扯我，要我们去参加集会。我们好容易才脱身，然后一路狂奔，赶往下一个采访地点。

最后一站是阿布联系的，采访萨达姆的亲侄子和他部族的一位长老，采访地点在这两人的家中。

惊魂未定的我，一路对阿布发脾气：“怎么有种深入虎穴的感觉，我们不会被绑架吧？”

阿布安抚我说：“没事没事，我安排的你放心。”

在一个偏僻村落的农家院子里，我们见到两位穿着长袍的长老，他们邀请我们到一棵大树下的火坑旁就座。两位长老都有故事，一个曾经被抓进臭名昭著的阿布格莱布监狱，另一个对萨达姆当时的情况很了解。

我有意无意地，将话题引向关键人物——曾给萨达姆提供藏身之处的纳米克。终于，一位长老在讲述时突然说：“纳米克亲口告诉我，萨达姆不是从地洞里被抓出来的，他们先在纳米克家的房间里抓到了他，将他暴打了一顿，然后看见院子里有个地洞，就把他塞到那个地洞里，然后又把他拉出来，假装他们是在那样一个阴冷龌龊的地洞里活捉了萨达姆。这是纳米克亲口告诉我的。”

我赶紧追问：“纳米克跟您还有联系？”

他说：“我们今天还打过电话。”

我问：“那您能不能现在给他打个电话？用免提。”

在提克里特，我们采访到萨达姆的侄子，他是当地的一位长老，容貌十分神似萨达姆。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他因为这层血缘关系而受到了不小的牵连。

长老欣然同意，拿出手机开始拨号。我欣喜若狂，之前，我们通过若干个渠道试图联系采访纳米克，但都被他拒绝了。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竟在这里意外获知萨达姆被捕关键人物的信息。

纳米克很快就接了电话，长老介绍说：“有个中国朋友在我身边，想跟你说两句。”

我顺手把别在衣服上的话筒摘下来，放在手机听筒边，对着手机说：“我是中国的记者，你是纳米克吗？我们跟长老在一起，刚才提到你，我们其实很想采访你，让你谈一谈当时的情况，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电话那头回答说：“非常感谢你们，但是我现在不便于出来说话。”

我一听他要回绝，赶紧又问：“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当时萨达姆到底是不是在你家的地洞里被美军抓获的？”

纳米克显然经过了多轮新闻媒体的穷追猛打，变得很有战斗经验，他用一套听上去很像外交辞令的话回绝了我：“这件事我心里知道，我亲眼目睹的，我一定会跟公众说，但不是现在。我现在遇到了很多很多事，方便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那时我也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

这相当于碰了一个软钉子，但是好歹我们与纳米克通了话，证实了他就在提格里特，也获知了萨达姆很可能不是从地洞里被抓获的。所以，这次采访也并非全无收获。随后，我们又采访了萨达姆的侄子，他还给我们看了一张他与萨达姆穿军装的合照，我们也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素材。

采访结束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按计划我们要去纳米克当时隐藏萨达姆的地方，可是长老劝阻我们千万别去，说那里很危险。一方面是政府不允许，已将地洞封了；另一方面，逊尼派的极端力量也阻止外界进一步抹黑萨达姆，如果他们听说一群记者要拍摄这个地洞，一定会如临大敌。那里埋伏有很多狙击手，如果有可疑人员出现，他们会当场射杀。

萨达姆藏身的这个地洞，一度成为景点，有很多伊拉克人前往参观，有人出于缅怀，有人出于同情，也有人抱着一种送别暴君的欢庆心理。后来，伊拉克政府将那里封闭起来，砌了一堵墙围起来。据说还用水泥将那个地洞完全抹平了，这其实就是马利基政府的“去萨达姆化”措施的表现之一。

马利基政府上台后，萨达姆逐渐变成了逊尼派表达主张、反对马利基当权派的精神符号。所以，马利基政府从几年前开始，实行了一系列“去萨达姆化”措施，在伊拉克境内，让萨达姆的形象尽可能消失。

“去萨达姆化”之后，这是伊拉克境内遗留的唯一一座有“萨达姆元素”的雕塑，竖立在曾是萨达姆阅兵地的胜利广场上。这一双“手持宝剑”的雕塑，修建于两伊战争之后，是胜利广场的标志，曾象征着萨达姆政权的无往不利和不可战胜。手的原型是萨达姆的手，所用的材料是战争时期缴获的伊朗坦克和士兵钢盔。马利基政府实行“去萨达姆化”措施后，有人曾提议把这座雕塑熔化了，但最终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2003年，我们做过一个专题报道，叫作“躲不开的萨达姆”。但十年后的今天，想在伊拉克境内寻找到萨达姆的形象却非常困难了。以前，伊拉克第纳尔上印的全是萨达姆头像，如今，我们想买几套有萨达姆头像的硬币和邮票做纪念，却遍寻不着。最后阿布带我们找到一个隐蔽的地下市场，反复解释，还表示可以多给些钱，老板才战战兢兢地从柜台底下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可见，“去萨达姆化”在伊拉克境内做得很彻底。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决定去看看。阿布把我们带到一个叫多拉的地方，在一排正施工的房子旁停下。一个伊拉克人警惕地问我们来干吗，向导解释说我们是中国游客，走累了，看这里景色不错，想歇息一下，问他们能不能卖点吃的给我们。伊拉克人当然不会放弃赚钱的机会，就开始在河边摆桌子和塑料椅子。

阿布偷偷对我说：“你顺着我眼神的方向看，河边那片椰枣林当中，有一个豁口，远远望进去，有一堵墙，那后面就是当时纳米克藏萨达姆的小院。”

我问能不能过去，阿布坚决地说：“不行！”

说话间，从坡上开下来一辆吉普车，车上跳下四个伊拉克人，在我们身旁转悠。其中穿一身灰色袍子的伊拉克男子，有意无意地盯着我们。我们不知这些人什么来头，只能假装是游客，拿相机拍摄底格里斯河的落日。

等那几人刚走，阿布说：“这个穿灰袍子的肯定就是纳米克，刚才他和你通过话，现在得知有几个中国人来到这里，就想跑过来看一看。我刚才假装上厕所，从他旁边经过，听见他说话了，那声音跟电话里一样。”

我懊悔得一拍大腿：“你早说啊，我就直接堵上去采访！”转念一想，那人未必就肯承认是纳米克，但不试一下终究是错失良机。

我们远远地看着那片椰枣林，就是没办法过去。冀惠彦想单枪匹马去闯一下，被我坚决地劝阻了。镜头固然珍贵，但他若真被人扣住了，或者被打了黑枪，岂不是得不偿失。

我们在那里逗留的时间并不长，却前前后后来了三四辆车，虽然没有直接找我们问什么，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已经被严密监视了。盘桓良久，我们还是放弃了采访和拍摄。提克里特给我们的感觉是危机四伏，再待下去恐怕夜长梦多，吃过阿拉伯大饼和烤鸡，我们决定连夜返回巴格达。

提克里特之行并没有让我们感到满意，我们试图探寻萨达姆被俘的秘密，纵然挖出了一些线索，但离事实真相仍有距离。时间过去了十年，我们在伊拉克感受到的，却是时光的倒退，所到之处人人自危，激烈的民族主义和极端言行，让我们这些外来记者感到不安，甚至感受到某种威胁。

回去的路上，我对着摄像机，有些沉重地总结道：“现在，我们正在连夜返回巴格达，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提克里特的夜晚，在这个白昼都如同暗夜的地方，我们甚至无法预测下一刻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种动荡与不安，将过去十年的创口，血淋淋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3．战后怪胎“绿区”

今日伊拉克，有一个战争催生的怪胎，那是位于巴格达市中心的一处独特区域——“绿区”。

所谓“绿区”，其实就是巴格达市中心，大概十平方公里的几条街区，一边连着底格里斯河，另一边沿着拉希德饭店的边缘。这是战后美国出于安全考虑，为了保护英美联军、外国机构、承包商，以及当时立足未稳的伊拉克政客，所划分出的特别区域。

英美联军进入巴格达后，要在市中心安营扎寨，便以萨达姆设施完善的共和国宫为中心，圈出了“绿区”。最初只是用坦克、装甲车和铁丝网围起来，里面还住着两千多户伊拉克平民。因为工程量太大，联军没有驱离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百姓，只是挨家挨户地进行了筛查，查明后发出特别通行证，允许他们住在里面。

如今，“绿区”外围的路口，盖起了四五公里长钢筋混凝土的防爆墙，上面还有铁丝网，筑起了铜墙铁壁。伊拉克的反美武装一度非常活跃，“绿区”是重点袭击目标之一。经常有汽车炸弹在“绿区”入口处引爆，甚至还有人用火箭弹进行无目标攻击。

此类事件层出不穷，使得“绿区”与巴格达其他地方逐渐隔绝，自成一个独立繁荣的小社会。高峰时每天会有近十万人，许多外国公司在里面办公，还有汉堡店、小酒吧、中餐馆、邮局等等。

国际上很多人讽刺这个空中楼阁式的独立王国，称它为“黑区”，它存在于伊拉克，却和伊拉克人民没有任何关系。许多外国人来到伊拉克，在巴格达国际机场下飞机，上了重兵把守的安保公司车队，一路呼啸着开进“绿区”。住上一段时间后，再以同样的方式离开，脚都不曾沾过巴格达马路上的尘土。

在美国导演保罗·格林格拉斯那部非常叫座的电影《绿区》里，就有这样讽刺意味十足的情节：美国的法律专家一猛子扎进“绿区”，在共和国宫豪华的办公室里，抽着烟喝着威士忌，高谈阔论如何给伊拉克修订一部民主法律。

那些待在铁丝网和高墙里的人，就这样统治着对于他们而言完全陌生的伊拉克老百姓。

我们重返伊拉克后，几经周折，终于获得了两次进入“绿区”采访的机会，一次是去采访美国驻伊拉克大使，一次是采访伊拉克总理马利基。

伊拉克现在的政府、宪法、政治格局，都离不开美利坚的影子。直至今日，“绿区”里仍坐落着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美国使馆，使馆人员有一万余人，光外交官就有三五千人。

采访前一天，大使馆工作人员专门联系了我们，重申一系列严苛的规定，要求所有人带上采访许可和相关证件，每人随身只能带一部手机，只能随专车出入，进入“绿区”后严禁拍摄等。摄像荣欣的秘密武器——高清袖珍小摄像探头，在这次采访中派上了很大用场，在一些不允许拍摄的场合，我们偷偷用它拍摄了很多珍贵的画面。

采访那天一大早，我们赶到指定的“绿区”入口，共和国宫的一个小门，沿街那一面，用两道防爆墙隔出了一条宽两米长近百米的狭窄通道，通往进入美国大使馆的检查站。

通道里大概有四五十人在排队，看上去都像是伊拉克的老百姓。我们一打听，多数人都是为了留学、探亲和经商等需求，来这里申请美国签证的。战争之后，伊拉克人出国变得容易了许多。

经过重重安检后，我们进了“绿区”，一辆面包车带着我们穿过“绿区”，进入美国大使馆。我坐在车里，打量窗外景色，很惭愧，虽然几进几出伊拉克，这却是我头一次进共和国宫。

2003年伊战时期，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丹·拉瑟进入共和国宫，采访了萨达姆，坊间流传，CBS为此向萨达姆身边人支付了100万美元。那时全世界记者都想采访萨达姆，但是他却只接受了丹·拉瑟的采访，很多大腕记者羡慕得眼睛都绿了。

我当然也有点羡慕嫉妒恨，但我知道，以我们CCTV当时的影响力，对萨达姆而言不是首选目标。他更愿意面对美国的资深记者和著名电视台，使他的话语能够在美国传播，向美国政府传递信息。虽然后来事实证明这是无用功。

我在采访前检查荣欣（左一）的摄像机。虽然我跟荣欣是老搭档了，知道他做事一向细心，但我出于“职业病”，依然要在开拍前亲自检查一番。

透过车窗可以看出，共和国宫所遭遇的破坏。它是伊拉克王国时期的王宫，萨达姆政变后将其改名为萨达姆共和国宫，原本是一栋考究的古建筑，有漂亮的大理石，壮观雄伟的雕梁画栋，如今却被割裂得七零八落。路边有一排排移动厕所，还有集装箱车改装成的临时房屋，这是“绿区”工作人员的临时住所。

一路上，基本上已不见战争痕迹。那些弹孔、炸坑都明显被修缮过了。唯一留下的，就是共和国宫标志性的绿色穹顶，一大半被炸塌了，赤裸的钢筋混凝土在空中龇牙咧嘴，带着大片焦黑的瘢痕。后来我们听说，这种遗留是有意为之，作为对战争的回顾和纪念。

美国大使馆是一大片全新的现代建筑，四周用铁栅栏围起，有七八个足球场那么大，占了“绿区”的三分之一。面包车直接将我们载入院内，下车后，使馆人员将我们带进大使宫邸，让我们在会客厅里做采访。

专访之前，我们要求在使馆门口做一段现场报道，用行话来说就是“串场”，镜头跟着我从使馆门口进入官邸，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采访。其实并不会涉及什么重要内容，但美国使馆的新闻官却很紧张，他表示做不了主，需要安全顾问来确定。

安全顾问是个年轻的美国小伙，看上去职业干练。他让荣欣模拟拍摄了镜头移动的全过程，严格审查之后表示：这个镜头不行，里面出现了美国大使馆主要的几栋建筑及相互之间的位置关系，安全上绝对不允许。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恐怖分子看到这个镜头，就会知道美国使馆的方位，可能实行有目标的攻击。

几经协商，最后他们决定，我只能站在大使官邸门前说，说完后就要转身进门，而荣欣的镜头也要老老实实，不能晃动。拍完这段后，我们开始在会客厅架机器。美国大使馆非常专业，给我们安排了一位负责灯光和电路的工程师，还在茶几上摆了咖啡、茶和小点心招待我们。

一切完备后，他们要求在大使后面放上两面国旗，一面美国国旗，还必须有一面伊拉克国旗。这是为了表示，伊拉克是一个独立国家，美国与其是友好合作关系。美国人很在乎他们在全世界眼中的形象，他们不希望被看成伊拉克的主宰者。

采访很顺利，这位美国大使是中东问题专家，也曾在中国待过。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以一个职业外交官的姿态，很巧妙地跟我“打太极”。

我问：“美国是否依然实质上管理着伊拉克的各项事务？”

美国大使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伊拉克现在是个民主国家，伊拉克人民和政府自己当家做主，美国与伊拉克是友好的合作。现在，美国在这里的存在就是大使馆。”

我又问：“听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大使馆，使馆里有一万人，这么大规模真的有必要吗？”

美国驻伊大使在“绿区”接受我的采访。大使馆工作人员在采访前细致地布置会场。美国十分注重宣传自己的正面形象，在任何场合都声明伊拉克是自由民主的主权国家，美国不干涉其内政；但实际上，这种“民主”不过是虚伪的政治说辞——美国在伊拉克设置了一所拥有一万多名工作人员的大使馆，堪称大使馆规模的世界之最。

美国大使解释说：“其实现在本部外交官只有一两千人，其他大多数人都在处理之前遗留下来的业务和项目。”

他面前虽然没有稿子，但我感觉这位大使脑海里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应答机制。在采访中，我也可以感受到，美国使馆在今日的伊拉克，依然是一个强势的存在，而美国人对于现在伊拉克的安全态势，也有些无可奈何。

此前，我们曾经按要求给美国大使馆提交过采访提纲，他们对大多数问题都没有异议，只有一个问题，他们建议不要问。那就是，伊拉克有一些国会议员曾提出，美国现在依然有无人侦察机在伊拉克领空飞行，进行秘密的使命，究竟是不是这样？

这件事在伊拉克议会里曾引起非议，因为美军撤军后，伊拉克就是个主权国家，它的领空不能被随意侵入。但这却是事实，很多媒体都报道过，不少伊拉克老百姓也告诉我们，曾经亲眼看见过无人飞机。

我换了一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有人提出，伊拉克的各项事业依然笼罩在美国背后操控的阴影中，包括一些主权范围，领土和领空等，您怎么看？”

大使给了一个官方答案：“我们和伊拉克是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伊拉克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的所有行为全都依据伊拉克的法律，包括大使馆在这里的存在。”

但事实上，美国使馆在这里是非常独特的，大使出行从来都是最高机密，全部依靠直升机。据说使馆区内还有鱼鹰飞机那种武装军用运输机起降的停机坪，很可惜我们没有被允许参观。

采访结束后，我们还想补一个来到美国大使馆的镜头，需要拍一个标志性建筑。新闻官和安全顾问带我们到使馆大门口，主楼上有一个白头鹰徽章。经过再三商量，我们终于获准在这里拍摄，只是画面依然被限定在我和徽章。我们站在院子里，看着大使馆的人走来走去，草坪还有人健身运动，都是很鲜活的画面，却不能拍摄。

所有镜头拍完后，我们在面包车里等了快一个小时，等他们审查完所有镜头，才能离开。

在等待的过程中，我和一个女安保人员闲聊了一下。她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在大使馆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从来没有离开过“绿区”。她告诉我，有时候从机场来的路上，从车窗往外看，会看到一些街景，但是巴格达的市场、街道、人民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许多在伊拉克的美国人都和她一样，不接地气，藏在这个被包裹起来的小天地里。

这位女安保人员和伊拉克人唯一打过的一次交道，是经历了一次火箭弹爆炸。当时她正在使馆院子里走，突然听见脑后传来尖锐的声音，训练有素的她立即明白这是袭击，于是赶紧两手抱头趴在地上。那个火箭弹在她前方十几米的地方爆炸了，幸运的是，她没有受伤。这就是她与“绿区”外唯一的一次“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