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2

后来，我们采访伊拉克总理马利基时，仍是同样的一套程序，各种限制，各种安检，甚至更加严格。

两次进入“绿区”采访的见闻令我很感慨，一场战争打完十年了，这个国家所有的核心政府部门，却依然龟缩于这样一个被圈起的区域，每天都经过重重安检才能开始上班，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感觉安全一点。

这样的政府，怎么可能正常地运转呢？几百位伊拉克的议员，又如何在铁丝网、防爆墙内，代表人民行使职责呢？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大使馆，躲在小小的城堡里，如何行使外交职能呢？顺便说一句，中国大使馆可没躲在“绿区”里，对自身安全也有很大的把握。这让我们觉得挺扬眉吐气。

“绿区”这个怪胎，宛如十年战争未曾愈合的伤口，横亘在巴格达市中心，诉说着这个国家完全没有正常化，依然笼罩在战争阴云之中的无奈与悲怆。

2013年3月11日，我在“绿区”采访伊拉克总理马利基。马利基对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工作很乐观，并称伊拉克的大环境是安全的，希望“能在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更大范围的合作”。马利基对我提出“伊拉克局势不稳定”的问题回答说：“有人想要把危机引入伊拉克，这正是让我们担心的。”在谈到中国产品的时候，他希望能把中国好的东西带到伊拉克。

4．遭遇连环爆炸

刚到巴格达，我们就听到一个说法：这里的爆炸是有规律的，“五天一小炸，半个月一中炸，一个月一大炸”，特别在一些敏感日期，比如战争爆发日，萨达姆被捕日，萨达姆行刑日，或是一些宗教节日和重大庆典，往往会有重大的恐怖袭击爆炸发生。这个规律，是伊拉克人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爆炸接连不断，伊拉克政府也在想办法应对。据说，在教派冲突和恐怖袭击最顶峰的时期，巴格达全境有将近4000个检查站，基本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每个检查站都有军警，他们拿着声呐探测仪，检查每辆经过的车，多少给恐怖分子的行动增加了难度。

我们猜测，恐怖分子可能将炸药化整为零，每天想办法运一点进城积攒起来，攒到一点，就来一小炸，攒到更多时，就弄一个汽车炸弹。很多恐怖袭击都是自杀式爆炸，自杀袭击者也是需要时间培训的，并不是有成千上万的人排队等着，一个个气宇轩昂地走上不归路。所以，这些时间周期就形成了这样的规律。

战后伊拉克，一直笼罩在各种恐怖袭击的阴云中。鉴于这种情况，巴格达警察局成立了一支持殊的部队——拆弹部队（EOD）。队员的年龄从十八九岁到五十多岁，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是被稍高于平均水平的报酬所吸引。五年来，已有两百多名队员牺牲。图为摄像荣欣在拍摄拆弹部队演习。

按这个规律，我们在伊拉克要待25天，难保不会遇上爆炸。虽然我们非常警惕，但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十周年纪念日前，我们还是遭遇了连环爆炸。

3月14日，我正在共和国大街上采访伊拉克市场的变化，突然收到领队潘林华的短信：注意安全，早点回饭店。回到饭店才知道，刚才在“绿区”旁边，发生了三起连环汽车爆炸。共和国大街与“绿区”仅有一桥之隔，三到五公里，但我却没有听到爆炸声，可能当时正专心采访，也可能大街上人声鼎沸，掩盖了爆炸的响声。

当时，我们紧急决定在《晚间新闻》《国际资讯》和《环球视线》中，报道这个消息。伊拉克当地电视台已经在现场直播，三起连环爆炸一起在司法部大楼，一起在外交部大楼旁边，另外一起在餐馆，许多消息都在陆续发布。我们央视驻伊拉克记者站就在“绿区”旁边，驻站记者孙虎打电话来说，办公室的玻璃被震碎了，他们都感觉到了爆炸的强大威力，也看到了浓烟升起。

我们住的饭店与“绿区”一河之隔，可以看到一架架反恐部队的直升机，在“绿区”上空盘旋。隔河遥望，几处爆炸的地方，有烟尘骤起。我们立刻派一路记者直奔现场，可是刚到达通往“绿区”的桥边，整条路就彻底被封了，所有交通陷入瘫痪。伊拉克处理爆炸现场的速度，远远滞后于封锁周边的速度。

孙虎作为常驻记者，有一个特别通行证，最后他决定步行40多分钟，将他拍摄的画面拿到我们酒店，通过卫星传输线路做报道。当天晚上，我们在几档新闻节目报道了这次爆炸。

那天是我在重返伊拉克的20多天里，第一次出现在央视荧屏上。报道结束后，我的手机被打爆了，很多人突然反应过来，水均益又回伊拉克了！许多同事和朋友都表示慰问，让我们注意安全。那一晚，我仿佛又回到十年前的战乱岁月，只是，所面对的不是美军的导弹，而是恐怖分子的炸弹。

这显然是一个信号，我们都觉得局势还将进一步恶化。通过阿布的内部关系，我们了解到，那天的爆炸事件实际上相当严重。

一辆汽车冲过司法部门口的检查站，一直冲到司法部大门停下，从车上跳下来三名恐怖分子，端着冲锋枪对安保、军警和普通办公人员，一路疯狂扫射。他们冲进大楼之后，留在汽车里的人就把炸弹引爆了。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三名恐怖分子各自占据了大楼的一二三楼，几乎同时引爆了绑在身上的背心炸弹。

紧接着，外交部大楼外，和伊朗大使馆前面的餐厅，也相继出现了自杀式汽车炸弹。三起爆炸事件，每一起都造成六七十人死亡。如此严密的设计，可见恐怖分子有很周详的计划。

这次爆炸让我们整个报道组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领队潘林华马上召集我们开会，大家商量如何应对。但接下来的几天，意外地平静。直到3月19日，我们的《伊战十年》专题片制作进入收官阶段时，没想到，一段爆炸的画面竟会意外地撞入我们的镜头。

3月19日，我们决定在饭店房间里偷拍对面的“绿区”。因为纪录片最后一集《伊拉克的未来》涉及到对“绿区”的报道，但我们几次去“绿区”，都没有获得拍摄许可，没有出镜的画面。而我们住的喜来登饭店，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绿区”在河西岸，开窗即可拍到“绿区”，此前，摄像荣欣曾为拍摄底格里斯河的落日余晖，给我们惹了个麻烦。

那天，荣欣采访回来，正好赶上夕阳西下，底格里斯河波光粼粼煞是好看。他一下子有了创作冲动，就把摄像机架在房间窗口上，设定了“逐格拍摄”，然后和我们一起在房间里商量工作。

在拆弹部队（EOD）的工作现场，我手持小摄像探头客串了一把摄影师。我握在手里的东西，是摄像荣欣的秘密武器——高清袖珍小摄像探头。在重返伊拉克采访中，它派上了很大用场，在一些不允许拍摄的场合，我们偷偷用它拍摄了很多珍贵的画面。

突然，有人用力地敲门。一开门，只见饭店经理带着五六个人，脸色铁青地站在门口，开门见山问道：“你们是不是在拍对面的‘绿区’？”

我们答道：“是的，我们在拍一个落日的镜头。”

经理声色俱厉道：“我们接到对面的电话，说有人在瞄准‘绿区’，让我们赶紧过来检查一下，必须立刻停止。否则对岸就会派人来收拾你们。”

荣欣赶紧把摄像机拿下来，将拍摄的画面倒放给他们看：“你们看，拍的确实是日落的镜头，没有拍‘绿区’，没有瞄准某个具体位置。”他们检查过以后，表示会向对岸汇报。

他们走后，荣欣长舒一口气，惊魂未定道：“咱们在这儿拍，对面全能看到？”

我说：“废话，对岸都是什么人？美国大使馆，那是吃素的！你那摄像机的镜头一闪一闪，用肉眼就很容易发现了，更不用说高倍望远镜之类的设备了。”

这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或许不再是萨达姆独裁统治下的高压，或许现在的政府是为了反恐为了安全，但今天的伊拉克，依然是一个被各种各样的眼睛高度监视下的国度。

为了能顺利地在酒店房间里拍到“绿区”，我们进行了一番精心设计。首先关上窗户，我拿着我们制作的“绿区”示意图，向观众解说。然后，打开百叶窗，镜头在外面扫一遍，我配合着解说，哪里是总理府，哪里是共和国宫，哪里是美国大使馆。迅速拍完后，再通过三维动画进行演示。

3月19日早上，荣欣架好机器，我站在百叶窗前，拍了一遍感觉效果不错。荣欣提议再来一遍，以便有个挑选。我又按流程把“绿区”介绍了一下，然后说：“现在让我们打开这扇百叶窗，看看对面的‘绿区’。”就在我把百叶窗拉开的一刹那，河对岸突然响起巨大的爆炸声，尽管隔着一条河，那声音依然震耳欲聋。

荣欣马上把镜头移过去，我们透过画面看到，上周发生爆炸的地点附近，又有一股浓烟升起来了。反恐部队的直升机很快出现，不到十分钟，警车的警笛声，救护车的鸣叫声，纷纷响起，奔向“绿区”。

我和荣欣面面相觑，一阵狂喜，完全没想到，会碰巧拍到这么珍贵的画面。这让我想起1998年的经历，我穿着防弹背心戴着钢盔站在楼顶，正在报道美军“沙漠之狐”对伊拉克的轰炸，突然感觉身后有点不对，一扭头，一道亮光袭来，一枚导弹就从我脑袋后面飞过去了。后来在巴勒斯坦、在阿富汗也曾遇到类似情况，但没想到十几年后在巴格达，又有这样的际遇。

作为记者，我们都对这次意外拍摄到的爆炸，有点“喜出望外”。这听起来似乎有点铁石心肠，我们也知道，爆炸事件意味着会有人流血受伤，会有无辜的生命逝去。但缘于记者对突发事件所特有的敏感，除了悲悯和遗憾之外，我们也感受到记录和传播的责任，每当有这种“意外收获”时，心里会立刻泛起涟漪。

某天，我们发现有剧组在巴勒斯坦饭店前拍摄电影的爆炸场景（左图），同一时间，底格里斯河对岸的“绿区”附近发生爆炸，浓烟四起，荣欣在录像过程当中刚巧拍到了这一幕。当时，真实的爆炸声和滚滚升起的浓烟，让我们很紧张，但饭店前拍电影的人群却见怪不怪，依然在忙碌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血与火，真实与虚幻，战后的伊拉克充满了荒诞的色彩。

我们第一时间将画面传回国内，在各档新闻节目里做了报道。那次爆炸后，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接连发生，仿佛是一场噩梦拉开了序幕。3月19日，在伊拉克全境发生了将近20起汽车爆炸、路边爆炸和自杀式爆炸，死亡人数达270多人。

这是战争爆发十周年纪念日带来的连锁反应，太多人对伊拉克目前混乱、动荡、不公平的现状不满，于是以极端方式宣泄。然而，在爆炸中死去的，却大多是同样无辜弱势的伊拉克民众。这样剥夺他人生命残害无辜的行为，无论有着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极度残忍和暴戾的。

那天，当拍摄结束后，我们来到饭店南侧的直播点，跟台里做连线。那是个四层小楼，楼顶上架设了几个直播机位。楼下院子旁就是一条小胡同。我们正在直播时，听到下面有吹吹打打的声音，像是有人在迎亲。

我扭头看了看，果然是接新媳妇进门，就问身边的伊拉克雇员：“都爆炸了，还结婚啊？”

伊拉克雇员不以为然地笑笑说：“我们天天都在爆炸声中，难道我们还不结婚了，不生孩子了，不过日子了？”

这就是伊拉克人的生存哲学。对他们来说，恐怖袭击早已习以为常，甚至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每天早上出门上班前，跟老婆孩子道别时，心里都清楚，也许今天就回不来了。每一个伊拉克人，都随时随地身处险境，任何地方都有可能丧生。面对爆炸和恐怖袭击的伊拉克人，无处可逃，听天由命，只能以坚韧的心灵去适应和承受。

我曾问过翻译阿里：“你们伊拉克人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我以为他会说，是安全。但是他的答案却是，工作。常年动荡的伊拉克，失业率出奇的高，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把工作摆在第一位。而工作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要赚钱、要养家糊口，意味着特别现实而急迫的生存问题。

原来，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如影随形的危险，也不过是身后投射下的浓重黑影而已。

5．阿布，我的伊拉克兄弟

阔别十年，再次见到阿布这位老朋友，格外期待与欣喜。我特别想冲上去，再跟他来一个阿拉伯式的紧紧拥抱，既是出于我和他的个人情谊，也是向央视伊拉克战争报道的烽火岁月致意。我们大概都没有想到，这段友情会因为一些小事，破裂成遗憾的碎片。

这次到达伊拉克前，我们通过电话，阿布带着他儿子早早到了饭店等我。当我第一眼见到阿布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想到和我同岁的阿布老得这么快，十年前他只是轻微谢顶，如今头上却已“寸草不生”，脸上也多了许多皱纹。身体明显不如从前健壮，块头还在，却消瘦了不少，更显得皮肤松弛，耷拉在脸上和胳膊上。

阿布老了！我很感慨，而他的大儿子艾哈迈德，十年前是个清瘦少年，如今竟长得比他爸爸还胖，成了一个满脸大胡子的伊拉克男人。

我们都为这次重逢而高兴。阿布问我，这次来伊拉克，有没有什么事需要他做。其实在来之前，报道组联系了美联社同行，央视驻伊拉克记者站也推荐了一些当地向导和翻译，但我知道阿布很想和我们一起工作，也挣点家用，就跟他说：“这次我不是团队领导，我说了不算。但我也很想跟你合作，我会向领队强烈建议的。”其实，我已经向领队潘林华推荐过阿布，心里是有数的。

阿布拍着胸脯说：“水，我是你的朋友，十年里我天天都盼着再跟你见面。现在伊拉克不太安全，哪怕不给一分钱，只要你不嫌弃我，我和我儿子天天给你做保镖。我在这里有很多朋友，一定能帮到你们。”话里洋溢着情义和热忱，让我感觉很温暖。

但是，话语温暖并不代表事情顺利，领队潘林华告诉我，报道组找的司机，连人带车，一天是200到300美元，可阿布给我开出的价格却是500美元一天。他很积极地说：“我想让我儿子见识一下你们工作的情况，他开车，我陪着，你给一份钱就行。”

我拍不了这个板，只能告诉他，报道组出差有经费预算，台里报销有很多规定，好说歹说，最后很诚恳地说：“阿布，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我个人可以支援你，但工作上得分清楚。我们领队事先有安排，该租的车也都租了，各项工作的人也有，你愿意干就干，不愿意也不勉强。”话里的意思是，伙计，你的确很能干，但并非独一无二。

阿布考虑了一阵子，还是答应了。我跟他协商说：“我们在伊拉克采访大约一个月，我跟你按天计酬。过几天我们要去提克里特，那里挺危险的，如果你有需要，我可以帮你申请额外的酬劳。如果你联系到了特别难找的采访对象，我再跟领队说，给你发奖金。”

阿布连连摆手：“不用不用，你给不给钱，提克里特我都要去，作为朋友，我要保证你的安全。”

阿布的能干，没有随时间流逝而打折。他帮我们找到了当年共和国卫队负责巴格达的城防司令，找到了一个萨达姆敢死队的上校，还找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人——伊尔默克医院的一名大夫。美军刚攻打伊拉克时，那个医院交火最为激烈，收治了很多受伤的平民。当我们在提克里特遇到危险时，也是他挺身而出，给大长老打电话，解救我们于危难之中。事后我专门跟潘林华商量，那天的酬劳给他算400美元。虽然我们的雇佣价格，相比西方媒体并不算高，但是相对于伊拉克的平均收入，已经很不错了。整个合作过程，至少在我看来，算得上愉快和谐。

采访中途，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十年前，我们去过阿布家，也曾将他作为采访对象，很多观众对他还有印象。这次重返，不妨再去阿布家采访一下，问问他十年来的经历和变化，战争对人的影响，时间对人的塑造，这是个鲜活的例子，也是时代的缩影。我把这想法一说，阿布很高兴，连忙招呼我们说：“来，都来我家，我请你们吃巴格达烤鱼！”

正好，报道组预定采访那位巴格达的城防司令，这个人在萨达姆统治时代是个将军，虽然没有被抓起来审判，但如果在公开场合走动的话，个人安全会有问题，所以，他不能到饭店来见我们。于是阿布建议说：“我把他约到我家吧！”我一听，这个主意好，立马就敲定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行七八人，浩浩荡荡驶向巴格达郊区，沿着底格里斯河边的一条路，经过好几个检查站，来到我称之为逊尼派三角村的部落村庄。它处于底格里斯的三角地带，四周是一片浓密的椰枣树，一条小公路，下个坡，就是几家院子。阿布说，那几家全是他亲戚，这种鸡犬相闻的景象，让我想起传统的中国农村。

阿布家的院子还是老样子，只是收拾得整洁了些，连着房子有一层平台，放着几张长条凳，下几级台阶便是一个小院。院子里有秋千，还种了些柠檬树、苹果树。

我们进了院子，阿布和他家人热情地迎出来，他的老母亲今年85岁，嘴里叼着烟，看着我们不停地乐。阿布有五个孩子，除了大儿子艾哈迈德，还有三个女儿，一个小儿子。阿布以前说他有两个老婆，其实只有一个，另一个从未正式结婚，只是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分开了。很多人以为穆斯林可以娶4个老婆，实际上并非如此，虽然教义如此规定，但娶妻责任重大，一般人根本娶不起。阿布的妻子看上去比十年前还要年轻，我调侃阿布说：“你是不是换媳妇了？怎么这次见面，又年轻又漂亮？”阿布嘿嘿地笑着。

一进院子，我就看到了曾经的汽油发电机。阿布激动地说：“水，这发电机之前我一直不敢用，随时准备着你们回来还要用的，后来战争爆发，我们这一带全都停电。大夏天我老婆生孩子，家里没电，什么事都做不了，我就自作主张用了，它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

这些年我跟阿布合作，有意无意地培养了他的镜头感，他跟我说话时，一旁有摄像机在拍，他立刻就能对着镜头用他那点中文激情澎湃：“谢谢CCTV，CCTV牛！你们是我的好朋友！”

那天，我们按照阿拉伯的传统，在客厅席地而坐，吃着十年前还是奢侈食物的新鲜巴格达烤鱼。阿布穿着一件淡米色的西服，配条彩色的领带，兴奋得像过节一般，很亮眼地晃来晃去，里外张罗，挨个给我们端茶。饭后，我们在阿布家采访了城防司令，然后在院子里摆上两杯茶，我就跟阿布聊开了。

阿布所经历的战争，跟千千万万普通的伊拉克人并无二致。他说，战争爆发时，村里很多人拿起武器到村头抵抗入侵的美军，发生了激烈战斗。2000多村民，死了200多人。他虽然没有参与，但夜夜不能寐。后来，美军占领了这里，他的生活一度非常拮据，只能带着全家去叙利亚投奔亲戚，待了一段时间，因不适应异乡漂泊和种种歧视，又回到了伊拉克。

这么多年，阿布一直没有正式工作，靠打零工维生。每年10月，他会帮法国的一家展览公司，制作在伊拉克大型国际展的展厅，从搭建、布置到筹划，都归他负责。一年干这么一单，能养他全家大半年。其余时间，他零零散散地打短工，也曾跑到越南和印度做些生意，总的来说，十年来，他的生活没有特别大的起色。

交谈中，他指着自家两层小楼上加盖的第三层，不无忧虑地对我说：“我的大儿子长大了，在伊拉克，男人25岁也该成家了，他连媳妇都没有，我要对他负责，让他将来娶了媳妇有地方住。”

我问他，为什么不找个好点的工作？他有些沮丧：“我50岁了，战后到哪儿找工作都碰壁，人家要么嫌我岁数大，要么嫌我没专业。伊拉克现在很腐败，没路子，不塞红包，门儿都没有。”阿布是上过学的，据他自己说，他是博士，身边的人也真的管他叫Doctor Sammir（萨米尔博士）。他的真名叫Sammir Ahmed Ghibri（萨米尔·艾哈迈德·基布利），但他习惯自称Abu Ahmed，意思是艾哈迈德他爹。我为了方便，也就一直叫他阿布。

①我和阿布一家。②阿布家的院子。③阿布的妻子。④阿布的母亲。⑤阿布的小儿子。⑥⑦阿布的小女儿。

阿布的家庭，是陷于战火中的千千万万伊拉克家庭的缩影。

采访中，我能明显感受到，战争给阿布留下的心理创伤。他以前是个很乐观的人，虽然他自称崇拜本·拉登，但阿布并不是极端的宗教分子。但现在，他总有很多愤怒的情绪，急需释放。他经常痛斥伊拉克政府，逊尼派的他，很难接受什叶派的马利基一干人执政，常愤愤地说：“那些人都是任人唯亲，从上至下，一水儿全是什叶派，全是流氓无赖。我们伊拉克的国防部长，居然是个白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有一次我们经过检查站，检查的军警要护照，他直接跟我说：“水，把护照给他，反正这帮傻帽也看不懂。”还学着用中文“我靠”之类的话骂军警。军警问他，你说什么？他也就扯淡说：“中国话，是‘你好’的意思。”离开时，他还指着那个军警说：“水，刚才他把护照倒着看，他根本不识字。你看，这就是伊拉克，这帮弱智管理着我们。”

经历了战争的阿布变得很念旧，每每和他一起聊天，回忆起从前，我也觉得很怀念。他那时帮了我们太多，无论是街头采访，进入刚爆炸的司法部，还是通过安检很严的检查站，阿布都一马当先。有时他甚至不需要用钱开道，只是和警察、大兵拉几句家常，扯扯亲戚老乡关系，就能帮我们争取到拍摄机会。我好奇地问他：“如果是恐怖分子呢，也这么容易过吗？”他翻翻白眼说：“是啊，塞100美元，使个眼色就让过了。”

所以，说我们是换过命的交情，一点也不夸张。那次去他家，我拿了100美元给他的小女儿玛利亚。这个原本很怕生的小女孩，后来跟我们编导李冰成了好朋友，我们离开她家后，玛利亚哭了。阿布说她天天问，大姐姐在哪里？她什么时候再来？李冰也老想着那女孩，碰见阿布就问，玛利亚怎么样？

那天阿布特别高兴，在家里翻箱倒柜，要给我们送礼物。他知道我爱抽阿拉伯水烟，拿了个100年前阿拉伯古董水烟给我，我死活不肯要。我说：“阿布，这是你的传家宝，千万别给我。”他塞了几次，没成功，又拿了家里一个阿拉伯古董瓶子送我，还放话说：“你要是不要，就是侮辱我。”我只能说着“行行行”收下了。那时，他滚烫的真诚，让我认定了这个铁哥们。

但阿布也有他的忧虑，他最担心的是他大儿子的前途和未来。有一次，他突然夸我说：“水，在我眼里，你就是中国的大总统。”我吓了一跳，连忙摇头：“千万别这么说，我在中国是有点名气，那是因为做电视，混了个脸熟。”

他也摇着头说：“NO！NO！NO！我碰到中国人，一提你的名字他们都如雷贯耳，你比总统还厉害。”我不知怎么跟他解释，只能不停说：“不是，真的不是。”

客气了半天，他突然话锋一转：“你能不能让我到你们伊拉克记者站工作？我可以给你们当制片。”我有些尴尬，只能说：“这事我做不了主，我在电视台没有一官半职，但我可以为你推荐，如果伊拉克记者站缺人，我一定强烈推荐你。”

过了两天，阿布又问我：“水，我就不去你们记者站了，你能不能跟密斯特盖说一下，让艾哈迈德到你们记者站？他将来还要成家立业。”

他所说的密斯特盖，正是我们新闻中心副主任盖晨光，1998年我们一起到伊拉克时，阿布见过他。这次去阿布家时，他还把我们当年在巴格达采访的照片拿出来，用一块塑料布一层一层精心包裹着，有些彩色照片已经发蓝发绿了。他指着照片问我：“密斯特盖现在干什么？”我说：“密斯特盖，大官，我的boss的boss。”于是他就记住了。

对下一代未来的担忧，时刻萦绕在阿布的心头，为此他不止一次冲我发牢骚。他问我：“水，我是你们中央电视台在巴格达的第一任经理，对吗？”

我有些哭笑不得，“阿布，那是我封你的，未经组织认可，非官方的。对，1998年我在拉希德饭店停车场碰到你，你开始帮我们工作，这些年你当然是第一个了。但是这个经理，电视台可不承认。”

他有些生气，“每次你们来，我都为你们电视台做了很多贡献，冒着生命危险帮你们工作，你们建记者站时为什么不找我呢？”

我无奈地回答：“那时人家上哪儿找你去呢？”

他很不高兴地说：“你们就应该用我，为什么不行？你看你们找的工作人员，这个那个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我是老前辈。”

对于他的愤怒，我很理解，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帮他转过弯来。我只是个记者、主持人，中央电视台在伊拉克设记者站，找什么人做伊方雇员，无须跟我商量。但阿布不管那么多，他总觉得水均益是很厉害的人，怎么搞不定这些事呢。这些别扭的情绪，为我们之后的争吵埋下了伏笔。

我隐隐约约觉得，阿布情绪不好，但我没想到，这段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友情，会以那样的方式结束。拍摄结束前三五天，他突然催我说：“你们快走了，是不是跟你们领导说一下，把我之前工作的钱结一下？”

我当然说没问题，之前他工作的天数，一直由我们的一位编辑夏特在记录，我就根据这个记录，一笔一笔给他算工钱。其实我最不善于算账，但阿布是我叫来的，我就要负责到底。算完之后，按我们当时说好的250美元一天，把工钱付给了他。

当时阿布什么也没说，签字拿钱就走了。到了傍晚6点，我正在同事的房间谈工作，阿布带着儿子突然出现在门口。他铁青着脸，眼里闪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凶狠的光，他说：“水，我要跟你谈谈。”

我感觉他有点不对劲，就让他到我的房间里说。他带着很强烈的感情，一字一句地说：“我非常非常伤心，非常非常遗憾，一路往家走时，一直在想，我这次见到你，给中央电视台做事，和你合作，是一个错误。”

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能问他：“怎么了？你什么意思？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说：“我觉得你没有公正地对待我。去提克里特时，你们给其他司机都是1000美元，只给了我400美元。”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一下子蒙了，他接着说：“你给我算的钱也不对，你当时跟我说的按一个月算，现在连20天都不到。”

我有些急了，“这事可不对，当时我跟你说得很清楚，按天结算。”

阿布坚持说：“不对，你当时说的就是一个月。”

我有些恼了，拿出手机来一天天跟他算，说：“我们订好了机票，一共只待25天，怎么可能跟你算一个月的钱呢？”他看着我拿出工作记录来，也不说话了，但是依然很愤怒，不愿改口，情绪很激动地用英语和我争吵。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只能安慰他说：“阿布，我们是朋友，不要因为这件事闹得脸红脖子粗，我算的天数就是这样，你要是觉得不对，我们再回忆。差多少钱，我个人给你补上。至于差别待遇的事，我确实不知道，我去问一下，如果是真的，我一定帮你争取。”

阿布气得嘴唇直哆嗦，开始上纲上线：“我给你们中央电视台作了这么多贡献，你不用我，不让我当总经理，也不让我儿子进记者站。”

他反复地说再次与我们合作是一个失误，说中央电视台欺骗了他，甚至开始翻旧账说：“那年大爆炸，你们要做连线，你们找遍了人家都不愿意来，因为那时候在马路上走都很危险，你找到我，我二话没说，我来了。又有一次，你们又要工作，外面也在爆炸，我又二话没说地来了。一共三次，你没有哪次付了钱。”

我听了这话，火冒三丈，一拍桌子：“我差你多少钱，我自己掏钱，补上！”

他看我态度不好，更加气得说不出话来，我平复了一下心情，尽量温和地对他说：“阿布，你冷静下，咱们还是不是朋友？”

他也稍微平静了一些，说：“我不是针对你，朋友归朋友，工作是工作。”

我无奈地说：“但是你把工作上的事和我搅在一起，怎么能分开？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那我们以后还做不做朋友？”

他还是在赌气：“从明天开始我不来了，但你走的时候我还是来送你，你依然是我的朋友，还是要请你把我最好的问候带给你的家人。”

接下来几天正好有一些关键的事需要他做，他这样撂挑子，我觉得有点要挟的意思，气也跟着上来了，很恼火地说：“阿布，你要这么说，我觉得你在侮辱我。其实这是咱们俩之间的事，我的领队没有和你谈过价钱，你这样实在有点无理取闹，这么点事何以至如此！”

我们站在阳台上说了两个多小时，说得口干舌燥，但怎么说也说不通。他儿子在一旁晃来晃去，不敢作声。最后，我们始终没有理清楚那1000美元和400美元的事儿，他就愤怒地拂袖而去了。

阿布一走，我立刻去问潘林华，到底是怎么回事。潘林华坦承道，确实有这事。那天早上7点要出门，头天晚上快11点了，那两个什叶派的司机打电话来说不去了，怕危险。但是采访已经联系好了，她只能请求他们前去，于是他们就趁机敲竹杠，多要了一笔钱。潘林华还提醒我说：“后来你说给阿布付钱时，我也想到了，还问你要不要多给他一些，你当时说400也行，后面可以再算。”

问清楚后，我给阿布打电话解释了一下，告诉他这事不是针对他，600美元一定给他补上。阿布的情绪还是不稳，连说：“不用啦，不用！”我劝他冷静一下，不要因为这个毁了我们俩的关系。阿布好像没有和我聊下去的兴趣，我也只能作罢。

现在想来，就事论事，阿布一向看不起什叶派的人，认为他们是社会渣滓，而他又一直认为，他是中央电视台在巴格达的大功臣，无意中，他发现自己被混同于他所不屑的什叶派司机，甚至待遇上还不如他们，无法接受，觉得那是一种羞辱，这应该是他最大的心结。

可惜，当时我也很生气，无论如何想不通阿布为何为了600美元胡搅蛮缠。从1998年到2003年，再到如今，我们5进5出伊拉克，我让阿布帮我们工作，都是按伊拉克黑市最高价给他付酬，并不曾亏待过他，他也从来不曾推辞和争辩。我认为他是我在伊拉克最铁的哥们，我们的关系经过了十几年磨砺和沉淀，居然因为几百美元毁了。

晚上，阿布用英文给我发了条短信：“到现在为止，我依然很伤心，很后悔给你们干活，但是我会记住和你是朋友。”我想了半天，用英文回了条短信：“Me too（我也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在这件事上一直想不通的话，我们恐怕也做不成朋友了。”

第二天，同事通知他儿子来饭店，我把那600美元放在信封里，塞给了他，接下来的几天，我不曾听到阿布的消息。

我跟冀惠彦说：“阿布又犯病了。”他呵呵笑着说：“没事，别理他，阿拉伯人的小心脏，过两天就好了。”我们都以为跟从前一样，他犯小孩子脾气，我们晾他两天，他就会主动来找我们，但是这次，他好像特别认真。

临走前一天，阿布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明天走。我说是，他说：“明天我来饭店送你。”我沉默了一下，说：“阿布，如果我们还是朋友，你得把前面这坎儿先过了。如果你还纠结在这事里，那我觉得你明天就别送了。”他也没再说什么，只是闷闷地说：“好吧。”

荣欣知道这事后，也百思不得其解，他答应过阿布，把带来的一套简易茶具送给阿布。走之前，荣欣认认真真地把茶具擦洗干净，包好，放在酒店前台。我和阿布已经闹得没法在电话里对话了，就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密斯特荣把茶具送你了，我们要走了，你到前台来取。”

这是我与阿布的最后一次联系。当我坐上飞机离开巴格达时，我冒出了一个念头，这可能是我和阿布这辈子的一次诀别。不论我是否再来伊拉克，或者阿布有没有机会来中国，我们这辈子可能都不会见面了，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们产生了这么大的矛盾，以至于友谊在一瞬间戛然而止。

回来后，我时常想起这事，心中充满酸楚和失落，对阿布也充满了同情。说到底，阿布之所以变得这么在乎钱，还是由于现实所迫。

记得有一次，阿布和我聊天，说：“水，你知道吗，咱俩的交情有多深。我现在岁数大了，嘴里只剩下两三颗牙，身体也不好，晚上有时候失眠，必须吃安眠药才能睡着。有一次犯心脏病，差点死过去了。你们来之前，我状况很不好，经常觉得无所事事，生命没有意义，生活没有乐趣，在家只会对老婆孩子生气。但是很奇怪，你在电话里跟我说你要来之后，我老婆说，这个月我简直换了一个人，不再失眠，脸上多了笑容。跟你重逢像是一种奇妙的药，治愈了我的生活，让我从垂垂老矣的颓废中挣脱，重新焕发了希望和信心。”

我相信那些话都是真的，他很珍视与我们的关系，与我们共事的岁月，但我也许真的不了解他的生活，不明白他每天为了全家人口粮去奔波算计的辛劳。

经历了战争洗礼、风雨磨炼，阿布和他的民族受到了很深重的伤害，他们的内心变得更加脆弱，不能受到些许不公平的待遇，不能承受些许莫名的伤害，特别是，这不公与伤害，若来自于他们信任的人，更是雪上加霜。这是大的社会变动和战争，带给他们的后遗症。很不幸，这种后遗症在我和阿布身上起了作用，影响到我们的友情。我希望有一天他能想开，将来还有机会坐在一起，相逢一笑，尽在不言中。

我这次去伊拉克的时候，阿布还提起：“你上次说你写过一本书，书里有我，你答应过给我，还没给呢。”我当时答应他，找人给他送过来，还说：“没准我这次从伊拉克回去，还会再写一本，我把你的名字用英文标出来，让你一眼就认出来，还把你的照片都用上。”

这本书出版时，我一定会连同《前沿故事》一起，想办法找人送给阿布，送给我最好的伊拉克朋友！

6．战争，并非可以重启的游戏

十年后重返伊拉克，我像是弥补了某种遗憾，也像是履行了某个诺言，对于这片土地的留恋与关注，也使得我在这次重返中，努力去发现和体会一些新鲜的变化。

客观地讲，今天的伊拉克，比十年前还是有所进步。2003年以前，伊拉克一直处于联合国制裁中，很多商品都无法进入，物资极度匮乏。现在大街上商铺多了，物品丰富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琳琅满目。

但令人遗憾的是，无论在商场还是菜市场，几乎都看不到伊拉克本地的产品。无论是工业品、农产品，还是日用百货，首先是中国制造，其次是周边的土耳其、叙利亚，以及欧洲、美国的各种商品。翻译阿里说到这个话题时特别沉重：“你看，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完全被征服了，所有原来的东西都荡然无存。”

伊拉克地处两河流域，以前农业发展很不错。现在全部停滞了，大片的耕地被征为军事基地，农民逃离了土地。连伊拉克曾经赫赫有名的两大特产——椰枣和石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椰枣对于伊拉克老百姓来说，就像我们中国的瓜子和花生一样普遍。家里招待客人，摆一盘椰枣那是必须的。但如今伊拉克的椰枣生产量急剧下降，居然需要从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家进口。

至于石油，就更不用说了。虽然战后伊拉克的经济在恢复，石油产量也很高。但是石油出口赚来的钱，却不能用来更新设备扩大再生产。伊拉克政府首先要想着发公务员的工资，修隔离墙和防爆墙，买军火，用于反恐。

大量的钱无法用于石油开发，伊拉克自身也没有技术，没有工人，伊拉克政府干脆搞国际招标，把油田都分包给外国公司开发，把我们的中石油、英国的BP等公司连人带钱带设备请到伊拉克。即便如此，对伊拉克政府来说，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一桶桶石油换来的钱，缓解不了伊拉克现在恶性循环的趋势。

如今伊拉克老百姓挣的钱，比十年前多了。以前一个公务员，一个月挣十到二十美元，如今月薪高达三千美元。但阿布告诉我，虽然看起来老百姓挣的是多了，但实际生活过得不如以前。以前十美元二十美元能买很多东西，而且米面油茶这些东西，都是政府配给，可以直接拿票去领；看病则只需要带一个就诊本，抓药问诊一分钱都不用花；孩子上学也是政府全包；房子或是国家分配，或是便宜买卖。但现在所有的东西全都要钱，而且物价飞涨得很离谱。

所以，今天的伊拉克，虽然物品丰富了，城市面貌有所改观，收入上升了，但是老百姓的幸福感却不如以前。或者说，战后的伊拉克人根本谈不上幸福感，只能说有没有安全感。若把我们央视著名的街头采访“你幸福吗？”搬到伊拉克，只怕记者会遭受一阵暴打：“谁让你问我们幸福吗，你应该问我们安全有保障吗？找到工作了吗？孩子上学了吗？”

这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除了生存状态的变化，更令我痛心的，是伊拉克人在精神层面的变化。

我们回访伊战十年，希望找到一个美军攻进巴格达后，推倒天堂广场上萨达姆铜像的见证者进行采访。美联社同行给我们推荐了一个人，他曾出现在记录那一历史时刻的著名新闻图片中，如今就住在天堂广场旁一条小胡同里面。

此人当年是天堂广场附近一个停车场的看门人，他在那一幕发生时，也在现场围观，进而变成了一个参与者，跟着美军一起推倒萨达姆铜像，被记者拍摄下来，成为一个认知度很高的重大事件亲历者，后来接受过一些媒体的采访。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他们欢天喜地地参与推倒象征旧政权的萨达姆铜像，却并没给他们迎来美好的新生活，十年过去，他的生活越来越穷困潦倒，连房子也被变卖了，只能寄居在菜市场旁边的一个简易窝棚里，有时候还要出去乞讨。而每到伊拉克战争纪念日，就会有一些媒体来采访，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媒体要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