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Chapter 3　俄罗斯之行

俄罗斯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国家，做俄罗斯的邻居纯属上帝有意刁难中国——在一个大国的旁边，偏偏又安插了另一个更大、更凶悍且颇具攻击性的大国，这在当今人类居住的地理版图上绝无仅有。

虽然在索契雪山上普京不加掩饰地对着中国记者、中国观众以及全世界露出的灿烂笑容，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会毫无保留地站在中国一边，但普京在中国需要“盟友”的时候拥抱了中国，这就足够了。

1．“挑逗”普京

在《前沿故事》这本书里，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狠狠地把俄罗斯人“老毛子”挤兑了一通。我还说过类似的豪言壮语：“他们不一定是我们的敌人，但他们却是我们要小心相处的邻居。”

那时候我的不满，主要是针对叶利钦那头“骆驼”。我曾三次试图采访叶利钦，却没有一次能顺利完成。不是沟通到最后一刻被俄罗斯方面给推了，就是刚问了半个问题，就被叶利钦的保镖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拎出去。因此，我暗暗发誓说：再也不理会俄罗斯的事儿了。

可没想到，几年后我又撞上一头比叶利钦还大的“骆驼”，一个面容冷峻、不苟言笑，会玩柔道、敢开“苏27”，当过许多年克格勃的“铁腕”人物，一个莫名其妙就接替叶利钦当上俄罗斯总统的中年人。这个人的名字很“俄国”，叫弗拉基米尔·普京。

2000年至2014年，我五次面对面采访过普京。用一个记者的眼光，去观察这位当今俄罗斯的政治强人，我的感受非常复杂。

初访普京，是在2000年6月。在普京上任后首次访问中国前夕，我们经过各种渠道的努力，终于得到克里姆林宫的答复，普京总统同意在访华之前，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

不过，普京不像克林顿、布莱尔那么好说话，他接受采访是有条件的——虽然他就要来中国了，但采访必须在克里姆林宫进行，美其名曰“外交对等”。

虽然我不太明白，所谓的对等是啥意思，但是人家又年轻，又强势，还敢跟“老美”叫板，我们还有什么价钱可讲？反正机会难得，能采访就不错了，去吧。

采访定在我们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下午五点半。三点半之前，中国大使馆的“考斯特”，就将我们和新华社驻莫斯科的两位记者带到了克里姆林宫。一通严格的安检之后，我们花300多块人民币在北京琉璃厂精心挑选的挂扇，被保安拦在了外面。理由很简单，送给总统先生的任何礼物，都要经过各种射线的检查。

2014年1月，我在索契第五次采访普京。这次我采访普京的地点，是在“劳拉”滑雪场的山顶上。“劳拉”越野滑雪与冬季两项体育中心，在冬奥会期间将举行越野滑雪、北欧两项和冬季两项的比赛；冬奥会结束后，它将成为拥有长达15公里赛道的国际滑雪中心。在采访中，普京特别感谢了中国，而且提到中国和俄罗斯是好朋友，是战略伙伴。

过了安检，我才发现，采访队伍已经壮大到20人左右。俄罗斯新闻局在未经我们同意的情况下，又加了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参加专访（因为之前说好是CCTV独家专访的）。他们一来就是十几个人，双机、录音、灯光，样样齐全。相比之下，我们这凑起来的队伍显得有点寒酸。虽然新闻局的人向我们保证，他们只问一个问题。但我还是觉得很费解，就问一个问题，用得着这么大的阵容吗？

采访安排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桃木厅，那是间不大的会议室，中间放着一张白色大圆桌，桌子的一边单放着一把椅子，另一边并排放着三把椅子。新华社莫斯科分社的记者、我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一位女记者依次就座后，摄像们开始疯狂地抢占有利“机”位，整场“战役”持续了足有一个小时。

从下午5点开始，等待变得越来越焦灼。其间，还来了一位俄罗斯女化妆师，说是总统的化妆师，要给我们三个记者化妆，大家都愉快地接受了。从新华社那位50多岁的首席记者紧张的面部表情可以判断，这可能是老人家这辈子头一回化妆。

按照双方事先的商定，我们和新华社联合采访，最初只允许提三个问题，经过再三努力，俄方终于在当天同意再加一个问题。加上俄罗斯电视台的一个问题，一共是五个问题。这对于一期电视专访而言，基本上属于“贫困线”以下。

进入克里姆林宫前，我们的编导不知多少次提醒过我：拿出你的看家本事，一定要多问。我心里直犯嘀咕：哪有这么容易，以我此前和叶利钦打交道的经验，“老毛子”的信用经常刷低下限，说问三个问题，也许到头来只让问一个就没了。

在普京出现之前的漫长等待中，我不时看看笔记本上十几个精心策划的问题，眼底心中一片茫然。晚上8点20分，在迟到了近三个小时之后，普京终于出现了。和电视上看到的一样，一脸严肃，一双“狼”眼，深不可测。他走进来的姿势，也跟电视上看到的一样，斜着肩膀，一摇一晃。

普京的身材并不高大，但语言铿锵。几十年来他一直默默无闻，是俄罗斯的政治变革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据说，普京在中学时代是个非常普通的学生，在他成为俄罗斯总理后，圣彼得堡（前列宁格勒）一所中学50周年校庆前，有人致电校长办公室，询问普京总理是否出席校庆。半信半疑的校方在翻阅了陈年档案后，才发现俄罗斯最当红的政治家，竟然是本校1970届毕业生。

上世纪九十年代，普京曾经先后在叶利钦办公室和俄罗斯国家安全局任职。1999年8月，普京出任俄罗斯总理。4个月后，时事、机遇和天赋，让这位普通工人的儿子，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元首。

在就任总统之前，在对莫斯科大学学生的一次演讲中，普京说，他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俄罗斯人能够说，我为生在俄罗斯而感到自豪。这可以说是俄罗斯人的共同梦想，要将这个梦想变成现实，俄罗斯需要强有力的领袖。从精力充沛、敢作敢为的普京总统身上，人们看到了希望，不仅是拥有称职领袖的希望，而且是重振俄罗斯大国雄风的希望。

的确，普京上台后的几年里，全世界无不以敬畏的眼光注视着他。他不顾西方的压力，坚持武力打击车臣叛乱；他建议重新沿用苏联时代的国歌，作为俄罗斯正式国歌的旋律；他公开承担库尔斯克号潜艇事故的责任，得到民众的谅解。另外，在科索沃、阿富汗等问题上，普京也有不俗的表现。所有这些，都使普京在人们心目中有了极佳的形象，甚至成了许多俄罗斯女性的梦中情人，那首《嫁人就嫁普京这样的人》的歌曲，一度红遍了俄罗斯。

那次采访，我首先问的是规定题目：普京总统此次访华的意义。轮到第二个问题时，我主动伸手示意新华社的首席记者提问。这两个问题，普京看上去一点也没被调动，完全不兴奋。

我意识到，如果照此下去，普京最多再回答两三个问题就会走人了。按照事先约定，第三个问题我应该问他，有关中俄经贸的前景，但经验告诉我，必须马上改变谈话方式，于是临时决定，用拍马屁式的问题，“挑逗”他一下。

我问道：“您在竞选时，曾发誓要让俄罗斯人过上应有的生活，您也表示国内发展的目标要高于国外的目标，俄罗斯当前最要紧的问题是什么？您是否认为有必要改善包括华人在内的外国人在俄的投资环境？”

这个问题有两个背景：第一，普京特喜欢对人说要让俄罗斯人过上好日子，有人重复这句话他会更高兴；第二，近来，全世界都在抱怨俄罗斯投资环境恶劣，就在一个多月前，住在一家饭店的50多个中国商人，被俄罗斯警察洗劫一空，曾引发了两国之间关于投资环境的一场“恶战”。

普京显然被这枚“糖衣炮弹”击中了，语速明显加快，一直放在桌子底下的手，也拿了上来。形势如此之好，没得说，继续“挑逗”。等他话音刚落，我又问他，别人说你一脸严肃，是“黑匣子”，而且很铁腕，你同意吗？总统先生又是一通手舞足蹈，激情澎湃。

眼看时机成熟，我决定让他好好美一下。“总统先生，听说您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彼得大帝的画像。俄罗斯历史上有不少时代令人印象深刻，也影响广泛，比如，彼得大帝时代、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时代，当然还有苏联时代，您个人更加喜欢哪个时代？”

翻译一边翻着，我一边注意普京的表情变化，那一脸的灿烂啊，得意啊。要知道，普京最崇拜的人就是彼得大帝，也最喜欢人们把他看作是当今拯救俄罗斯的彼得大帝。

这下局面彻底打开了。之后，除了我实在不忍心，也让俄罗斯电视台那个女记者问了一个问题外，一直是我和普京的天下。没办法，聊得投机，聊得愉快。什么中国饭菜啊、欧洲理念啊、中国地位啊，一个接一个，一口气问了十几个问题。

一晃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一旁的总统府新闻局长站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无数次想宣布结束，可又不敢打断普京的话茬。最后没辙，凑到翻译耳边，嘀咕一番。翻译在我的本子上写了两个字：结束。

想结束？我还意犹未尽呢。再说，只要普京高兴，他手下的人也没辙，我立刻使出了采访杀手锏：“总统先生，您的访华备受中国民众关注，我们中央电视台对这次采访也高度重视，我们千里迢迢从北京坐十几个小时飞机，今天又苦等了您三个小时，是否能够允许我们再问两个问题？”

普京的答复让全场人开怀大笑，当然除了那位一脸苦相的局长。他幽默大方地说：“你们想问多少就问多少吧，不过，要是全体中国人每人再问一个，那我可受不了。”

我也不含糊，又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问他夫人听到他当总统为何哭了一天，另一个就是让他寄语中国民众，说两句好听的话。随后，我邀请普京总统在朱镕基总理为《焦点访谈》“破戒”题词的那个本子上，帮我们签名，然后全体及分别合影。特别让我们央视驻俄罗斯记者站的两位同事，和他单独来了一张合影。据说，有了和普京的合影，就可以在俄罗斯大地上畅行无阻，起码可以避免被警察无端敲诈。

四十分钟的采访大功告成，我们心里别提有多舒坦了。从叶利钦那里所受的种种恶气，顿时一扫而光。采访普京初战告捷，使我扭转了对俄罗斯“老毛子”的坏印象。初访普京，让我看到了这位铁腕人物幽默大方的一面。

对普京另外一次令我印象深刻的采访，是在2004年《高端访问》栏目创立之初。那次的采访远远没有这么顺利，简直可以说是“险象环生”。

当时，央视新闻频道刚创办一年，需要一些新形态的、稍微有深度的栏目。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找到我，建议我把不定期做的采访外国领导人这种节目，以固定播出的形式，专门成立一个栏目。李挺主任说：“我把名字都给你想好了，就叫《高端访问》。”那时候，“高端”两个字挺时髦的，就像现在的“屌丝”“逆袭”一样。

我们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办这个栏目。每周固定播出，而且不能够重复，一年下来，52个星期，我得采访52个重量级人物，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敢说个个都得是总统，但我们也铁了心，将采访对象锁定于国际的高端人物，既包括国家元首，也包括新闻事件中的关键人物，还可以是杰出的科学家、文化人、企业家等等。

虽然范围很宽泛，但是每年要找来52个人物，难度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当时常常开玩笑说，只有在每个星期天播出的当晚，我才能稍微放松一下。等到星期一早上一睁眼，坏了，又欠中央电视台一期《高端访问》！

栏目刚创办的时候，我们是全方位出动，四处公关，网罗各种各样的采访对象。基于当时央视的条件，我们大多数时候是在守株待兔，等着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或是重要人物来华，锁定这个人物在华期间的行踪，无论在哪个城市，我们都跟着去；如果实在没办法，我们也可以出国去采访，当然这就很费事。

2004年9月，突然出现了罕见的采访“撞车”，我们在一个月内，密集地约到了三位重要人物的采访：法国总统希拉克要访问中国，答应在访华之前，在巴黎的爱丽舍宫接受我们的采访，时间是9月底；俄罗斯总统普京，答应在克里姆林宫接受我们的采访，时间是10月9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确定于10月10日下午2点钟，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接受我们的采访。

9月底去巴黎专访希拉克倒好办，但10月9日和10月10日，我要从莫斯科瞬何“穿越”回北京，这是非常冒险的举动。但我们当时对选题很饥渴，绝不放过任何一个采访对象，便想办法设计行程，准备一网捞起这三条大鱼。

我在巴黎爱丽舍宫与希拉克合影。希拉克一直强烈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主张，但他也承认法美关系虽然曾陷于低潮，但美国和法国依然是盟友。希拉克在接受我采访时说，中国和法国一向倡导建立多极化世界，面对全球反恐斗争进入新阶段，中国和法国的共识是：捍卫多极化，强化联合国作用，加强各文明之间的沟通与融洽是反恐的保障，推动和深化国际合作是反恐的关键。

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单程飞行将近10个小时，当时俄方和我们约定，专访定在当地时间的当天上午12点左右。但以我多年采访政要的经验，晚一到两个小时都是常事。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哪怕晚3个小时，我们也来得及赶上国航晚上8点半从莫斯科回北京的航班。莫斯科和北京有大概5个小时时差，也就是说，我们起飞的时间，大概是北京时间次日凌晨1点，我们飞回北京时，大概就是北京时间中午11点。这样，正好能赶上下午2点对安南的采访。

这趟行程不容许有半点闪失。因为采访这些政府首脑，一旦确定时间，想要改动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些人都日理万机，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以每小时甚至每分钟来计算，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的采访，稍有不慎便会酿成“外交事故”。

我们预先做了各种设想，比如说，万一回北京的飞机晚点怎么办？从首都机场出来还有一大堆手续要办，一大堆行李要取，而且风尘仆仆的我也需要化化妆，还要架好机器，布好灯光，如果时间来不及怎么办？

我们准备了几套方案。只要飞机不晚点，一到首都机场，我就拿着护照办手续，一个人先出机场。栏目组的车会在机场门口等我，直奔钓鱼台国宾馆，在车上化妆师给我简单洗洗脸，化化妆，整理得像样一点。台里会重新组织一个专访的报道组，早早去钓鱼台架设机器和灯光，然后我们直接会合。若飞机晚点了，晚得彻底没希望了，就请主持人董倩临时来替我做这个专访。

总之，宁可出尽百宝，不可放过一个采访对象。

2．险象环生的高端访问

2004年的那次采访有些特别，因为普京是个很有创意的人，经常会一拍脑门，想出一个新主意。除了我们和新华社联合采访外，他还提出一个要求，邀请一个中国的中学生作为小记者，一起采访。当时中国很多学校都有校报社，有小记者，可能普京上网看到了，觉得挺新鲜，想见识一下。被选中的小记者是个小女孩，北京的中学生，可爱又聪明。

采访当天，我们很早就出发了。使馆支援了我们一辆面包车，还让一位政务参赞陪我们三拨记者一块，大概9点多就到了红场。克里姆林宫就挨着红场，远处是圆顶的瓦西里教堂，前面是红场、无名烈士墓，旁边有个阅兵台，阅兵台后面是克里姆林宫。在红场边上，有一个克里姆林宫的侧门，所有记者要去里面采访，都要通过那个侧门进去。

由于车不能开进去，两个摄像一个编导再加上我，四个人将两台摄像机、两个三脚架、两大箱的灯光设备，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装电池和磁带的包，哼哧哼哧地抬进去。在红场的小方砖铺就的路面上，走了好几百米才走到侧门，然后又抬进侧门，一共过了三道门的安检，终于成功进入克里姆林宫。

这是我第二次进入克里姆林宫。初访普京时，他刚刚当上俄罗斯总统。如果说那时他还多少有点收敛，锋芒未必全露的话，现在则已经大展拳脚，在好几件事情上，展现了果断、强硬、干练的手段，在俄罗斯的人气如日中天。

我心里对与普京的这次会面，既充满期待，又十分紧张。紧张主要来自于我们走钢丝般的采访安排，我暗暗祈祷，日理万机的普京，能准时出现。

克里姆林宫是典型的俄式建筑风格，高大宏伟，走廊的挑高都有5到8米，走在里面，能听到自己脚步声的空旷回音。我们被带到克里姆林宫配楼的一个厅，被告知就在那里采访。

架好机器，准备停当，已是11点多，我们开始安心等待。在场的所有记者，都怀着激动而忐忑的心，等待普京出现。可渐渐的，这种激动变成了焦急、不安，甚至有些恐慌。因为从12点一直等到下午3点，普京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总统府新闻局的人去问了一下，回复的消息是，普京正在开一个紧急会议，俄罗斯远东的一个地方，出了一起事故，普京正在召集相关部门的人开会。你们耐心等待，马上会到的。

快到4点的时候，一件尴尬的事发生了。我们10点钟就进了克里姆林宫，所有人都没有上过厕所。虽然我预估到要等候很长时间，一直控制着喝水量，但是攒了快6个小时，内急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我向俄方工作人员打听卫生间在哪儿，谁知他们竟然拒绝我如厕，说：“上厕所得走很远，要从这个楼出去，经过几道安检门，到另外一个楼才有公共卫生间。总统随时都会来，你现在去上厕所不合适。”

那我就忍着吧。又忍了快20分钟，实在不行了，只能求助于我们的大使馆参赞：“您能不能跟新闻局的人说一下？我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然待会我若在采访过程中尿裤子，那可就成了新闻采访史上的奇闻了。”

参赞帮我过去交涉，新闻局局长终于想起来，旁边是另一个局长的办公室，里面带一个卫生间。好在参赞跟新闻局局长私交不错，人家总算给了个面子，让我在克里姆林宫奢华考究的局长办公室卫生间里方便了一下。

解决了个人问题，我只享受了短暂的舒缓，接着就陷入更加焦虑的境地。尽管俄罗斯方面的人不断地说，总统随时会来，但是直到四点多钟，普京还是没出现。

我们是8点半的飞机，就算4点半能坐下来采访，怎么着也得聊半个小时以上吧。再加上收拾器材，走出克里姆林宫的时间，上车大概是5点40分了。那个时间正好是莫斯科交通的下班高峰期，几条主干道堵车是出了名的，而正常情况下，我们去机场都起码要两个小时。

即便不堵车，到机场也快8点了，还得过安检、过海关、托运行李、办手续，按照我数次进出莫斯科的经验，那些海关人员随时随地的刁难和抽查，没有两个小时是弄不完的。这么满打满算下来，4点半普京要是再不出现，我们的行程就得泡汤了。

我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只能又拖着参赞，去找那位新闻局长交涉。我把整个情况和盘托出，然后反复强调：我们事先都联系好了，12点的采访，现在都过去快5个小时了，这事不能赖我们。今天我们无论如何要赶上8点半的飞机回北京，不然，若放了联合国秘书长的鸽子，造成中国和联合国的外交事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新闻局长一边保证说，5点钟之前采访肯定没有问题，一边答应马上通知克里姆林宫的交警，派一辆警车来，采访完之后帮我们开道，走紧急车道。

莫斯科一些主干道的马路最里侧，的确有个紧急车道，一般情况下没人敢走，如果能走紧急车道的话，确实可以节省不少时间。他又问我们是什么航班，我说是中国国航，他笑着说：“那我管不着，中国国航的事让你们参赞想办法吧。”

我连忙争取说：“飞机的事先不说，您能不能想办法跟机场海关打声招呼，一会儿放行痛快点，别为难我们。”跟“老毛子”商量这些事，一向是特难沟通的，但那次他们可能有愧于普京的迟到，对我的要求照单全收，立刻开始打电话安排。

参赞正想办法跟国航打招呼，我们央视驻莫斯科的首席记者路彪也挺身而出，他爱人正好在国航莫斯科机场办事处工作。路彪说：“我跟我媳妇打个电话，想办法跟国航的地面经理打个招呼，看看有没有可能行点方便。”

1998年我去伊拉克的时候，民航的管制没那么严格，还让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在阿联酋等了我们将近半个小时。但是到了2004年，这种情况就很难出现了。民航都强调准点率，不会因为某一个人延误起飞时间。但是，我们可以争取找人先帮忙把登机牌给办了，如果行李来不及拖运，之后再想办法补运。

就在我们心急如焚的时候，5点钟左右，房间外突然一阵骚动，新闻局长跑来通知，总统马上就到。我赶紧开始准备，掏出随身带的小粉扑，为被汗水弄花的脸补补妆，又对着玻璃窗梳理了一下头发，便正襟危坐等候。

不一会儿，普京一如既往甩着一只胳膊，“哐哐哐”地走进来。这是普京走路的标志性姿势：只有一个肩膀在晃，另外一个肩膀是不动的，感觉一个肩膀是以另一个肩膀为轴心在动。我猜测，他或是因为小时候练柔道受过伤，或是做克格勃受过特殊训练，总之与众不同。

这么多年采访他，每次都在聊国家大事，从来没有机会涉及到这么私人的问题。但是每次看到他这个走路的姿势，疑问便会浮现在我心头。他特别的走路姿势，脸上冷峻的表情，加上那对蓝中泛绿的“狼眼”，令人感觉他深不可测，琢磨不透，以及毋庸置疑的强悍。

尽管普京开了一天的会，处理了很多紧急事务，但他状态还不错，进来就跟我们说：“很抱歉，让你们等了这么久，我今天可以多回答一些问题。”

以前要是听到这句话，我绝对是心花怒放，恨不得拿出100个问题来问。但那天可真没心情，心想，可别多问了，我来不及赶飞机了。

那天的采访全是按计划进行，我事先跟新华社记者和那位小记者商量好，让他们在前面赶紧提问，接下来我就可以自己控制时间和节奏。

普京那天很配合，我们希望了解的问题，他全部都回答了。我提出的5个问题是新闻官临时圈定的，普京事先并不知道，当我问到2004年发生在俄罗斯的三起特大恐怖袭击时，普京的眼睛里甚至进出了泪花，他说俄罗斯的百姓受苦了，感谢中国朋友在俄罗斯最艰难的时候，同他们站在一起、分担他们的痛苦、给予他们支持，那动情的一幕相当感人。

等我们跟普京握手告别，已经快到6点钟了。普京前脚刚出门，我们后脚就像疯了一样，赶快张罗收拾设备。把摄像机的机器卸下来，把三脚架捆起来，这都很容易。但是我们带着的一套组合灯，已经烤了快一个小时了，一般情况下，要等十几分钟再去卸灯泡，那时候已来不及了。

幸亏摄像有经验，戴了一双白线手套，去拧那个灯泡，只听“嗞”的一声，一股黑烟冒起来，整个手套就烤焦了，幸好没有烫到手。我们也不要灯泡了，手忙脚乱地把散落的东西都归拢。

我们非常狼狈地扛着那些器材，争分夺秒地走出克里姆林宫，内心被焦虑啃噬，恨不能生出一对翅膀，瞬间飞到机场。

我隐约想起，以前也经历过这种近乎绝望的场景：事情已经完全超乎自己的能力，却必须完成。就像快要溺水的人，想要努力抓住那根救命稻草，介乎于希望和绝望的临界点。人生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情景，眼看着快不行了，但事实证明，只要咬咬牙，这件事也就挺过去了。

记得1998年我们去伊拉克，我、冀惠彦、一个技术加一个摄像，四个人带了20多件行李，从莫斯科转机去约旦。从北京来的飞机停在T1区，由莫斯科飞往约旦的飞机却在T2区，两个区域之间必须步行过一个漫长的通道。我们的航班时间衔接得很紧，必须争分夺秒。我们提着20多件大大小小的行李，艰难前行。四个人一趟当然搬不完，只能让年长的技术老师留在原地看着，其他三人肩扛手拽，恨不得拿牙叼着，一趟一趟搬运。累得差点断气，终于赶上了飞机。

这次从克里姆林宫出来的经历，似乎又将我送回到几年前莫斯科机场那一幕，他们几个人拿着摄像机和三脚架，我得背着那个大灯箱，手里还要拎两个包，简直要崩溃了，根本拿不动。

从克里姆林宫走到那个侧门，再从侧门走到停在红场边上的面包车，那可能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段路。走到一半已经眼前发黑，但还是咬着牙坚持到最后。走到车前，两腿发软，上气不接下气。使馆的人过来时，我连道别的心情都没有了。令人欣慰的是，那位新闻局长说话算话，安排的警车果然停在那儿，闪着警灯，使馆人员将我们介绍给一位魁梧的俄罗斯警察。

打过招呼之后，参赞悄悄问我：“身上带钱没有？给这个警察一点辛苦费，他会卖力的。”我问给多少，参赞说：“大方点吧。”

我想都没想，掏出口袋里的1500卢布，全部攥在手里，用仅会的那一点点俄语，说：“同志，谢谢！”我把钱塞到他手里，然后连比带划，指了指表，又比了一个天上飞机的样子。那个警察心领神会，连连点头，说：“OK！OK！”跟参赞匆匆告别后，我们就从红场一路绝尘而去。

绕了几个弯，我们上了那条通往机场的大道，果然堵得水泄不通，连紧急通道都被占得满满的。接着，我就看到那1500卢布起了奇效，那辆俄罗斯警车开上了应急车道，把灯一闪，扩音器一开，就开始喊。我听不懂，但能明白那种气势，肯定是说：前面的车让道！前面的车让道！

有人说，在莫斯科警察的权力比总统还大，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看到警察就吓得直哆嗦。因为那里既有严格执法的警察，也有过度执法的警察，更有肆意执法的警察，你不知道你碰到的是哪一款，所以还是赶紧让开为好。

但也有人可能是什么权贵，谁怕谁，就是不让。警察一边喊一边开道，那个紧急通道很窄，只能过一辆车，但有的车就在前面压着道，给你留条缝。我眼看那个警察，为了1500卢布拼到什么地步，他直接把轮一打，打向左侧，贴着半米高的水泥隔离墩，车轮毂摩擦着，一路火花带闪电，硬生生地把前面占道的车给挤过去了。

我们6点15左右从红场出发，一路在警车开道护航之下，奇迹般的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在7点40分就赶到了机场。航空公司的人奇迹般地出现，帮我们把能办的手续都办好了。而俄罗斯的海关，居然也真的接到了总统府的指令，很爽快地盖了章。我们满身大汗，满怀侥幸，在飞机舱门关闭之前，坐到了国航飞回北京的飞机上。

我如约赶上了第二天下午2点，在钓鱼台国宾馆跟安南秘书长的会面。我当时坐在飞机上，最大的感受就是：认识普京总统真好！

后来，我还曾经三次近距离与普京对话。无论观察多少次，我对他那种复杂的感觉，始终不曾改变，总觉得他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和未曾说出的想法。

我如约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跟安南秘书长会面，庆幸终于没有酿成“外交事故”。采访完毕，安南愉快地为《高端访问》栏目题词。

首先，普京心里到底如何规划俄罗斯这个昔日超级大国，从他嘴里套不出任何直截了当的回答。大家都知道普京崇拜曾使俄罗斯成为世界强国的彼得大帝，他在办公室里挂着彼得大帝的画像，当了总统之后，还在莫斯科河边竖起了巨大的彼得大帝雕像。但当我问起他，关于他的野心时，他只给了非常模棱两可的回答：“俄罗斯要做一个开放、革新、富裕的国家。”

其次，关于中俄关系，每次采访，普京都会强调我们两国非常友好，俄罗斯很重视发展同伟大的中国的全面战略关系，包括能源合作，贸易合作等等。但是同时，我们又知道，普京一直在说，俄罗斯更多的还是一个欧洲国家，俄罗斯的重点在欧洲。

关于普京，许多人都感觉他很强硬、很酷，什么都会，多才多艺。据我的观察，个子不高的普京，他的手很大、很厚、非常结实。更让人难以忘怀的，是他那颇具特色的眼神。他的目光非常锐利，很少有人能长时间直视他的眼神。每一次坐在他对面采访，我都会试图透过他的眼睛来解读他的内心，但是至今，我都很难从中窥探出什么明确的信息。

普京是个非常冷静的人，讲话的逻辑性很强。我们的编导说，在节目后期剪辑时，普京的专访往往是最难剪的。一般来说，做剪辑应该会使采访更精彩，可是普京的话剪掉任何一句，味道就变了。

这些年，普京在内政外交上的一次次出手，屡屡让世界刮目相看，也让人不敢小看俄罗斯。现在，世界上不少人以某种复杂的心态揣测着普京，猜度着普京，但没有人能够得出明确的答案。

上一次采访普京时，他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他现在很喜欢历史，正在研究历史。在我看来，一个研究历史的普京，对当今世界上这个面积最大的昔日帝国，一定会有他更为深刻的思考。

3．我挑拨了“梅普”关系

自2000年叶利钦卸任，把执掌俄罗斯的大权交给普京之后，这十几年里，俄罗斯政坛基本上是以普京为主导。

我们所看到的普京，是个“纯爷们”，能开战斗机又能潜水，能打老虎还能摔跤，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他还利用宪法允许的空间，加上自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任期将满时，把他的小兄弟梅德韦杰夫推到了前台，在政坛上玩了一把“皇帝轮流做”的小把戏，让国际社会出现了一个新词“梅普组合”。

在俄罗斯有一种说法，由于普京太强势，没人能替代他。所以，当梅德韦杰夫总统任期快结束的时候，普京很自然地再次成为关注焦点。梅普兄弟轮流坐庄的游戏，也开始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之一。

2011年初，在国际上开始流传一些捕风捉影的说法，随着梅德韦杰夫当总统的时间越来越长，梅普二人之间似乎出现了一些嫌隙。比如说，以前他们俩总在一块儿，假期里相约一起度假，一起滑雪打猎。而后来，人们发现这两人渐渐开始单独行动了。在一些关键问题，比如叙利亚的问题上，两人的表态也不太一样。西方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开始挑拨他们的关系，认为梅德韦杰夫更加开放，更加倾向于西方；而普京还是冷战思维，对美国非常强硬。

恰在这时，梅德韦杰夫要来中国访问。我们很早就开始准备，提出要采访他。几个负责外联和策划的优秀同事做了大量工作，甚至请俄罗斯使馆的新闻官到三里屯喝了一场大酒，白的啤的红的全部招呼。俄罗斯人都爱喝酒，非常豪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就拍胸脯说包在他身上。

一个总统身边团队的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与他的理念和喜好有直接关系。与普京团队相比，梅德韦杰夫身边的团队更有亲和力，年轻人更多，女性更多，脸上的笑容也更多。

这个新闻官跟梅德韦杰夫的总统府新闻局局长私交不错，经过他强力推荐，梅德韦杰夫同意了接受我们采访，当然也还像普京那样，要求我们去莫斯科采访。

2011年4月7日，我们来到莫斯科，驱车前往采访地点。有意思的是，这次采访不在克里姆林宫，梅德韦杰夫提出，要在位于莫斯科西郊的戈尔基总统官邸接受采访。

在俄罗斯和苏联时期都有这种传统，总统在哪儿办公，哪儿就会升起一面总统旗。这面旗就像消息树一样，莫斯科人很容易知道，总统在不在克里姆林宫里。无论是普京、梅德韦杰夫还是叶利钦，都有一些乡间别墅可以办公，总统在哪儿，那个地方就叫总统府。

我在克里姆林宫采访过普京三次，当听说梅德韦杰夫要在一个“别院”接受采访时，不由得浮想联翩。据说梅德韦杰夫就是普京的傀儡和影子，他当总统这几年还是普京说了算，所以他现在事事都想跟普京不一样，那阵子很少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就待在那个戈尔基总统官邸。

我采访过几百位各国政要，那些叱咤风云的总统们，有时也会像小孩过家家一样攀比，哪怕对待记者采访也是如此。在我采访美国总统克林顿一年之后，突然接到英国大使馆的点名邀请，说：“我们的首相布莱尔希望接受你的采访，我们希望这个采访比克林顿的更好，在形式上要有别于他甚至超过他。”

这种情况我经常遇到，同一国的总统和总理，现任领导人和前任领导人，都会在接受采访上暗中较劲。当听说梅德韦杰夫要在他自己独属的地方接受采访，我心想：看样子梅德韦杰夫希望摆脱普京傀儡形象的传言得到印证了！

对比之下，确实有很多端倪。我数次采访普京，都不是一对一的独家专访，而是两三家媒体联合采访。普京可能是日理万机排不过来，干脆就把中方的几家媒体一勺烩了。也可能是他喜欢排场，特别喜欢搞大型活动，比如执政时曾面对全国网友交流，亲自接热线电话，一接就四个钟头，这可能就是他传递信息的方式。所以，梅德韦杰夫答应我一对一地独家专访，也让我有点沾沾自喜，不管他出发点是什么，对我而言都是难得的机会。

戈尔基总统官邸是园林般的度假胜地。出了莫斯科城，在一条乡间小道上走半个小时，穿过曲径通幽的半山腰，再通过一条两边种着高大白桦林的大路，进入一片很隐蔽的庄园。几道安检过后，我们被带到一栋三层小楼里，在一个雅致的休息间里休息，喝喝咖啡、吃吃点心。

梅德韦杰夫是1965年生人，比普京年龄小，属于年轻的新生代。他手下的总统班底也比较年轻，细节上的安排也比较周到。休息间里有电视，可以看新闻，还可以看到梅德韦杰夫在总统府里面正式公开的活动。我们在等待的时候，看到他正在会见我的老朋友——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总统身边团队的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与他的理念和喜好有直接关系。和普京的团队相比，梅德韦杰夫身边的人显得更有亲和力，年轻人更多，女性更多，懂英语的人更多，脸上的笑容也更多。而普京那边，则是彪形大汉更多，不苟言笑的人更多，办起事来比较刻板，没得商量。这是我近距离采访梅普二人的体会。

我们休息了一会儿，梅德韦杰夫总统府的工作人员过来说：“总统接受你们采访的厅已经腾出来了，你们现在可以跟我一起过去。”我们带着所有设备过去，把机器架设好之后，工作人员又让我们带好随身物品，回到休息间，因为安检人员还要检查我们的设备。

随后，一位身材火爆、金发碧眼的俄罗斯美女走过来，问我：“水先生，你有没有化妆师？”我一听，以为梅德韦杰夫要用我的化妆师化妆，但因为名额有限，我们压根儿没带化妆师出国，就自己拎了个小化妆包，随便用粉把脸上的坑坑洼洼稍微补一补。

我说：“哎哟，我没带化妆师，就是自己有个粉扑。”

美女开口建议说：“我们有总统专用的化妆师，我建议让他给您正式地化一下妆，因为我们总统也要化妆，如果您没有化妆，或者您和总统的化妆方式不一样，在电视上能够看得出来。”

哇，我真是大开眼界！虽然我这么多年来从事新闻报道，随着脸上皱纹增多，有时候也得稍微遮遮丑，但我没想到小梅总统会提出这么讲究的要求，他的团队更是细致到连化妆手法都要统一，令我叹为观止。

其实，这些年我走过很多国家，采访过很多领导人，发现当今世界的政要们，都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希拉克有自己的御用化妆师，每次接受媒体采访，一定会化妆。我采访过的那些韩国总统们，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等，一个个都很注重仪表。

记得在上海采访李明博时，总统府的人突然跑过来问我：“水先生，你今天戴什么颜色的领带，能让我看一下吗？”我当时刚化好妆，还没来得及换西装戴领带，一时没反应过来他们要问什么，有点蒙地说：“我可能戴一条蓝色的。”现场的编辑帮我把衣服拿来，给对方展示了一下。总统府的人说：“好的，知道了，那我们总统就不戴蓝色的领带了。”原来，他是怕跟你撞衫，瞧，竟细致到这种程度！

生活在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当今政要都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2010年，我在上海采访韩国总统李明博前，李明博的秘书特意来问我将会戴什么颜色的领带。原来，他是怕和我“撞衫”。

就连“纯爷们”普京，我前后多次采访他，也发现他形象上有些细微变化。2000年我采访他时，他是不化妆的，到了2004年再采访他，发现他也开始化妆了。普京当总理后，我在北京也采访过他一次，那一次我甚至觉得他好像整容了，把眼袋给做了。吹个牛说，毕竟我也算阅人无数，而且跟踪报道普京十几年了，好歹能看出他的一些细微变化。当时他在对面一坐下，我就发现他五官有些微妙的变化，不太像以前的普京了。

这些事给我很深的感触。后来，我在一些场合也建议过，我们中国的领导人也应该更注意自己的形象，穿衣戴帽乃至化妆，在细节上做得更精致一些，因为毕竟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

眼看快到约定的时间，我们被提前请进采访的厅内。梅德韦杰夫准时走进来，他比我想象的还要矮一点儿，看上去很亲切，一见面就跟我握手。

我来不及叫翻译，习惯性地直接上来就用英文跟他打招呼。没想到，梅德韦杰夫马上用很流利的英文回应我说：“你好啊，听说你们专门从北京来？”

我说：“是是是，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报道组的全体成员。”他一一点头示意，和离得近的摄像握个手，一边说着一边坐下。

坐下后他就问：“我听说你家里跟我们俄罗斯有渊源？”

“啊？”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问，“是吗？”

他说：“我知道你的父亲是中国的俄语教授，研究俄罗斯文学，是很有影响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