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第十五章 颠沛流离 （一） 第七章颠沛流离
一拜见张鸣
假如我早知道劳教获释人员能留厂，我一定强烈要求留厂当工人，免受独自回乡的难苦，但我当时不知道，错失了良机。我只是一再声明老家东湾没有亲人，唯一的亲人就是家住王景的大姐，让劳教队直接把户口办到王景村。
那天我没有按期去车站集中，有意错过那趟车。我去市里洗了澡，把残存的书籍——我仅剩的一点财产寄放到李桂莲家，然后自己买票直奔石家庄见父亲。李桂莲就是常家会村那个报告父亲来信的女孩，是她父母的独生女，故取个男孩名曰桂忠，出嫁后改名桂莲。丈夫白生地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后在阳泉市委印刷厂工作，她随丈夫来到阳泉，不久也上了班。五九年反右倾她爱人犯了错误下放回村，她孤身留在厂里，我见她挺着个大肚子不久将要分娩。
父亲已从石市三中调到郊区宋营村，第二个继母去世后他又续娶张氏，她也是汾阳人，但太原有一套住房，和父亲结婚后从未去石家庄住过。
父子相逢感慨万千，说不尽的肺腑言，道不完的心腹话都化作一掬心酸泪。他别无办法，也只能劝我暂时返乡，待形势好转再作打算；并嘱咐我处处安分守己别再生枝节，以免彻底毁掉自己，尤其要克服个人主义思想。把“个人主义思想”的责难加在我身上，我心里十分抵触，我认为个人主义人人都有，难道那次受处分是因为个人主义，想上大学就是个人主义？毛泽东曾经发出“要斗私批修”的“最高指示”，被人们一千遍一万遍地念诵，真正斗掉多少私，还不都是些浮燥的口号、表面文章。那些政治斗争的红人高手，那些所谓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多数人只不过是会高喊几句冠冕堂皇的政治口号以掩饰肮脏地内心世界罢了，有的人为了一己的私利会不择手段踩着别人的肩膀向上爬。我始终认为使我蒙冤受屈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的狂热思潮，还有父亲留下的祸根——那个毫无益处的独家庄陈家垣。他若不买那个山庄，土改时那些人就没理由对我家实施清算，我就不会背“地主”出身的臭包袱，即便犯点错误也不至于受到严厉打击。父亲留下的“遗产”使我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样想着又隐隐对父亲产生了遗恨，直到离别上车始终没有和他说话。
大哥已调到印染厂，他从食堂买回蒸白薯招待我，当时那是城市职工的主食之一。我和大哥告别后就乘车去太原拜见新继母张鸣。
张的前夫姓费，是个商人，在大北门街有座四合大院，拥有十多间砖瓦房，屋内陈设一应俱全。她自己住正厅，其余全部出租。她一生未曾生育，只有一对养子女，女儿已上班，女婿是市政府秘书长，儿子还在读书。按说她有生活保障无须嫁人，但她过惯了奢靡生活，手头不能太紧。她和父亲结婚时商定父亲每月需给她三十元生活费，至于相夫教子尽为人妻为人母的义务她未必认真考虑过。她把主要精力、全部心血耗费在经营费氏家庭上，这一点和死去的继母李成兰有天壤之别。婚后父亲再三要她到石家庄居住，以便夫妻团聚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都被她以种种借口拒绝。父亲只在每年的寒暑假期回省城少住月余，还须以往返车费和购置日用生活品为代价，只在这时张鸣才略尽点为妻之道。
这个继母谙于事故，为人圆滑机变；初次见面对我倒也热情，对我的遭遇深表同情，对父亲那段抛妻舍子的经历和生母的不幸也表示愤慨与怜悯。最后说了些希望我回到农村好好劳动、将来前途依然光明的套话打发我上路。
正是：
继父继母踵相连，鱼龙混杂齐登台；
正叹三娘寿何短，偏迎恶妇入门来。
二重温旧情
临行前我还有一件未了心事，要去看望陈英。五年未见，那个我曾倾心爱慕、苦苦相恋的姑娘如今怎样，她还会那样热情，那样真挚地接待我这个落难之人吗？
次日傍晚乘车到工学院，找到电机系宿舍楼，边走边问，走上四楼，在一个女生宿舍门前停住，轻敲两了下门。
“请进！”屋内传出女性清脆的声音。
我推开门：“请问陈英住这儿吗？”
几个女大学生正围坐在窗前聊天，其中一位斜靠在床边，一转脸正对屋门。她，就是陈英！
她一眼认出是我，惊喜地喊道：
“哟，是田XX！”
立即跑过来紧握住我的手，却并不往屋里让，回头对女友们说声“是我中学的同学”，便拉着我径直下楼，朝校园走去。
我顺从地跟着她走出寂静的校园，在汾河岸边停下。四周还是一片荒野，街上行人寥落，我们在路边席地而坐，仍然手牵着手，我感到一阵几年来从未有过的温暖。
刚出校门她就急切地说：“没想到你今天会来，你什么时候自由了？”
“获释五六天了，在父亲那儿住了几天，昨天来太原住继母处。”
“你准备去哪儿？”
“回老家务农，这次解除劳教人员一律回村参加农业生产。”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只有一个姐姐。”
“那你回去如何生活，一定会有好多困难。”她不无忧虑地说。
“没办法，我要求去石家庄父亲那儿，人家不答复，户口已迁回榆社。”
“唉，真没想到你会遭此横祸，”一阵沉默后她说，“你知道我读了你从劳教队寄来的第一封信心里有多难受，我流了很多泪；我不明白你怎么会遭遇那样的不幸，你说过总有一天会告诉我一切，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
她热烈地说着，始终拉着我的手。温情的话语和温热的体温同时向我心房传递，使我一时忘记了自己悲惨的处境，忘记了这冷酷的世界。好像宇宙间一切的邪恶、争斗都不复存在，只有我和她，我们俩，只有她的温暖和关怀才是真实的存在。是的，有生以来，我只有两次和女性握过手，而且是同一个女性，她就是陈英。只在这时，我才感到人间尚有温暖。
但我仍无法回答她的问题，因为连我也说不清那个“为什么”。我只是想考大学，想继续深造，工作不顺心出过一次废品，说过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大字报用词欠当，成分不好被揪住辫子上纲上线……
“在这个世界上做人真难，”她叹口气说，“尤其是成分不好和历史有污点的人就更难。我常想，上大学有什么好，我现在很后悔不该考大学，当初复员就该直接参加工作。现在的大学校园不再是我们想像中的纯洁、友善、温馨的天国，不再轻松和谐、充满欢声笑语。大学生们也被卷入阶级斗争漩涡，人心思斗；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使幽静的大学校园变得风烟滚滚，无一刻安宁，同学之间互相猜忌，互相攻击，人人自危。我因父母的历史问题多次受审挨批，我尽自己所知都交代了，他们还不相信，总说你不老实。”
说到这儿她突然转了话题：“你知道安华的情况吗？他的处境也很不好，大学辍学后在家受不了父亲的窝囊气，索性下了煤窑。你还记得那年游公园的事吗，过去我一直对他不放心，总觉得你比他沉着稳重，又胸怀大志，一定会大有作为，想不到……”
沉闷的空气笼罩在一对青年人头上，就像浓重的夜色笼罩着大地，令人感到呼吸都受到压抑。一阵长久的沉默后她突然想起似的说：“你瞧我只顾说话也没问你吃过晚饭没有，走，我们去吃点东西。”
“不用了，”我说，“我吃过饭了。我还是早点回去吧，末班车快来了。”
“你今晚别走了，”她挽留着，“给你找间客房，明天是礼拜天，我送你回城，好吗？”
我说：“我还是回去吧，继母在家等着呢，初次见面不好夜不归宿。”
“那你什么时候动身返乡？”
“明天就走，”我站起身急切地说，“今后希望我们能继续保持联系，希望你常给我写信，希望你能去看我，看我一个人怎样生活。只要我还活着，就永远不会忘记你，永远珍惜你给予过我的一切！你呢，你会永远记着我吗？”说着眼泪夺眶而出。
“会的，我不会忘记你的。”她边给我擦泪边说，“我一定会去看你，明年毕业考试过后就去看你。你一定要坚强，勇敢地和命运搏斗，环境再恶劣也要顽强地话下去。”她边说边掏出十元钱二斤粮票给我：“收下吧，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远道而来，我连一顿饭都没有招待，你拿去自己买点吃吧。”
我执意不接：“我还有点钱，粮票你更缺，你还在上学，又不挣钱，况且现在供应标准降低你哪来的粮票。”
她说：“听我话拿着，我们每月供应三十斤粮，发二斤机动粮票，礼拜天进城用，这月我没进城，省下来了。钱也有，仲夏每月都给我寄钱。你若不要就是嫌弃我这当姐的小气。”说着硬往我手里塞。
就在我俩互相推让之际末班车来了，我急忙跳上去；车门关闭的一刹那，她疾速把钱塞到我手里。汽车疾驰而去，我痴痴地凝视着路灯下亭亭玉立的她被车窗和眼泪折射出的身影，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在茫茫旷野中……
姑娘，朋友，不，英姐！感谢你在这冰冷的人间温暖了我的心，给了我生存的勇气；虽然这温暖如此短暂，我却万分珍惜，我会永远铭记。我一定不辜负你的忠告，面对这冰冷世界、惨淡人生，顽强地活下去，活下去……
正是：
莫道人间皆怨仇，此刻心田暖意流；
今夜温情已享尽，翌日匹马赴凉州。
三何处存身
一九六一年九月中旬我回到了离别十二年的故乡，再过十多天就是新中国第十二个生日。十二年按时光的流逝不算太长，可物换人非、世事沧桑却是翻天覆地。农村由低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转眼间广大农民都被束缚在同一艘独木舟里吃大锅饭。他们把自己的土地、农具、牲畜以及余粮全部交出，成为真正的无产者，实行穷过渡，要在三日两早实现共产主义。毛主席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三面红旗无比优越。他老人家最津津乐道的就是“一穷二白”，因为“穷则思变”，“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画”。在人民公社里，不论地主、富农还是贫下中农，经济上不分贫富，大家彼此一样，都得忍饥挨饿；政治上却有等级之分，地主、富农及其子女要接受监督改造，受贫下中农专政。曾几何时土改时那股斗地主分田地的狂喜连同发家致富的美梦瞬间成一枕黄粱，大家每天一起在田间苦熬日头，回家则一日三餐吃糠咽菜。他们被“人民公社”那根大绳紧紧栓在一起，“你也跑不了他也蹦不了”。俗语道“人欺地皮，地欺肚皮”，千真万确！一个生产队的产量还不及过去一户普通中农收获的粮多，人均每年百八十斤口粮怎么勒紧腰带算计着吃也敷衍不够一年。
和别的农民比我的境况就更惨，我在原籍没有一眼藉以安身的破窑洞，全部财产就是一身褴褛的衣衫裹着一具消瘦的躯体，没有一件最起码的农具和最简单的炊具，可说是赤贫如洗；我又回到十二年前的境地，仍是个一无所有的孤儿。不同的是十二年前我年纪尚小，可以给人放牛谋生，而今我已是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叔叔大伯们都成了公社社员，再不需要放牛娃，他们不会对我表示太大的热情。
我将何处立足，如何生存？
对于回乡后即将面临的尴尬境遇我在离开劳教队时就估计到了，我只能寄希望于大姐，我在家乡唯一的亲人只有大姐。我决定二次投奔她，就把户口从劳教队直接迁到王景村。
大姐解放后独居多年等待姐夫复员，直到有了姐夫阵亡的确切消息，才于五九年带着小女志香改嫁到王景，姐夫杨生清是信用社会计，他们已有一个两岁的儿子。
我带着行李急行二十里直奔王景，到家正值中午，恰遇姐夫在城里开会，大姐让我先住下，等姐夫回来再作商议。
第二天下午姐夫回来了，初次相见互道寒暄乃人之常情，晚饭后谈话正式开始。
“你回来去过东湾没有？”姐夫一脸严肃地问。
“没有，直接就来这儿啦。”
“那你打算在哪安家？”
“就安在王景吧，户口已经迁来了，我想跟着大姐。”
他一脸阴沉，不高兴地说：“你怎么能来我这儿安家，你祖籍是东湾，那里还有你不少本家叔父，你应该先去和他们商量，若他们不收留，你再来找我。我不过是门亲戚，如果两不见面就把你收下，怎么向你族人交代，他们会说是我把你勾引来的。”
“他们不会管我的。”我喃喃地说。
“你这叫什么话，你还没去就知道人家不管？”
“我回东湾没房子住。”我还在强调自认为的理由。姐夫更加生气了：“东湾没房子，我这里就有啦？我住的还是生产队的社房呢。”
“……”我无话可说。的确，大姐一家住的是三间社房，是大队拨给信用社办公用的；姐夫原是红崖头人，王景没有房子。
我明白了，姐夫不能收留我。我在日记里写下一句话：偌大世界竟无我立足之地！
我彻夜未眠，无计可施；看来也只有回东湾碰碰运气，听天由命了。于是又在日记中续一句：翌日摇起而横奔兮！
我性格倔强，说走就走，次日天明就向大姐告别：“大姐，我走了。”
“你要去哪儿？”
“回东湾。”
“你就走也等吃过饭嘛。”
“不吃了，到城里吃吧。”
“唉，你这孩子，总是这强脾气。”大姐生气了，声调中带着哭腔，“你姐夫不过劝你先去和叔叔们打个招呼，就惹下你啦，不吃饭就走！”她越说越有气，索性说：“好，你走吧，以后就别再来了！”
我见大姐动了气，只得留下吃早饭。饭后她说：“合作化后六婆搬到城里了，她在村里有三间东房闲着，你可去问问六婆，她若让你住不就有房子了。”
“那好，如果我在东湾落了户，你就把铺盖给我捎过来。”
我走了，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无限酸楚，无限悲凉。后来听大姐说，姐夫给我联系过下垴村（王景大队辖下的一个自然村），去当小队会计兼队办教师，可我已经走了，即使确有其事，也已错失良机。也许天命如此！
我先进城见了六婆，她答应让我住东房，心里稍觉踏实。下午回到东湾，人们正在大场打豆子，多半是些妇女儿童。
人们都显出惊异的神色。走后十多年人们都知道我跟着父亲读书并且参加了工作，何故突然回来？我说是压缩人口、精简下放，他们表示理解，最近别的村也有人下放回来。婶婶们都异口同声说：“回来就好，该回咱村嘛，怎能去拖累亲戚。”
“二哥，就回咱村吧。”十七岁的堂弟磨兰说，他是二爷的孙子。他爹是我四叔，吃食堂时被诬告拿了集体的粮食，被公安局抓去拷打致死。他高小未毕业就辍学回家种地，当了个半劳力。
“还是回咱村好，这里才是你的根本，树叶须向树根底落嘛。”年轻的二婶也热情地说，她是五爷的儿媳。一年前五爷和三爷经受不住饥饿先后离世，我的祖父辈只有六爷尚在世，他在太谷跟着大叔。
我天生一片痴心，不论何时何地，也不论何人，只要几句温言软语，就可使我消除一切疑虑和戒备，完全信任并立即投入他的怀抱。
我庆幸族人热情欢迎自己回来，立即决定留在东湾，马上去板坡大队联系好落户事宜。
正是：
分明落魄花郎，并非衣锦还乡；
无根沙蓬暂驻，岂知飘向何方。
四孤苦无依
我在六婆的东房正式安“家”了。此时正值官方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最后一年，农村食堂已解散，恢复了各家各户的小锅小灶。农村按政策规定十月一日接新粮，新粮尚未分到，我开不了灶，只得在几个叔叔家轮流乞食。蒙他们开恩，由三家堂叔轮流供食，他们是：三爷的儿子汉英叔，二爷的儿媳真英婶子，五爷的儿子相英二叔（大叔良英当兵牺牲）。最初几天每到饭时家家都抢着唤我，让我诚惶诚恐、应接不暇，虽是嗟来之食，当此大灾之年，不能不说是莫大的恩赐，感激之情令我坐卧不宁。不久热情开始降温，不再听到传唤，我须自动上门乞食。逐渐就成固定规律：早晨在汉英叔家，中午在磨兰家，晚饭则去二叔家，吃了十多天“派”饭。这年头谁家的粮食都不宽裕，他们自己都不敢放开肚子吃，我再去争夺他们的口粮，确实难能可贵！
分到口粮后开始自己起灶。六婆的一个半截瓮片权作水缸，一领破席上放着我的简单被褥；二姐夫张焕江借给一口锅，大姐家拿来刀和碗筷。国营商店物品奇缺、货架空空，我花两元钱在日杂门市部买来一个二升盆（这里补插一句，我从劳教队结算的工资加上在化工厂买的公债共带回一百九十块钱）权作洗菜拌面用；土炕就是粮仓，铺开的一张张旧报纸就是米缸面罐，炕上左一小堆右一小堆，活像大年初五人们送五穷时插香的小土堆。好在满屋就我一个人，倒也不觉拥挤。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独自做饭吃，我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开始自己做饭，吃了一顿夹生饭。我走出学校门就踏进工厂门，从没有做过饭，切好菜不知何时下锅，抓出面不知该用热水还是冷水拌，米面入锅也不知何时为熟，似此怎能不吃生饭。
这且事小，最发愁的是，一百八十斤带壳口粮每天平均还不到五两，连我在陈家沟体验生活时的标准都达不到，怎够一年吃，怎能维持体力参加劳动。
我毕竟是个书呆子，不仅没有化工厂李成章“临阵脱逃”的本领，就连劳教队燕林那点随机应变的伎俩也没有。明知回村无法生活，若赖在劳教队不走，当一名留厂职工，绝不至受此磨难。本指望再次得到大姐的庇护，谁知希望落空；既无救星，就只能孤苦伶仃在冷漠的尘世挣扎。
每天清汤寡菜水灌肚，难以维持一个二十二岁后生的生命。
“稠着点吃吧，（数）九天吃上是伏天的力哪。”五婆见状心疼地说。可吃完又去哪儿弄？有钱也买不到啊，黑市上一斤油十几块，一斤山药蛋一元钱，还得央求人家才肯卖。
为了省口粮，趁农闲不出工我开始走亲串友，东家三天西家两天讨饭吃。不能多住只吃一顿也好，假如人家发慈悲额外赏赐些蔬菜什么的，那就受宠若惊了。我曾去过老舅家（长保表大爷已去世，有根生表哥在家）、老姑家（赵道峪村有两个表大爷），大姐和二姐夫家则是常客。不论在谁家，看到人家有活做，诸如推碾磙磨之类我总是抢着干，以示自己是劳动挣饭吃，不同于乞丐，聊以自嘲自**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使在这样的困境面前我也没想到去死，还要继续活下去！难怪那些露宿街头的乞丐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忍受着寒冷和饥饿，却一直坚持活着，可见死对一个人有多么难，真乃“千古艰难唯一死”哪！
“小雪封地，大雪封河”，田野已是冰冻三尺。农业社不出工，我早晨拾粪前晌打柴，准备一年烧饭养的柴和给自留地施肥，开春好跟着农业社动弹，争取多做工，既能多分红又有工带粮。东房窗前堆起一座杨叶子山，还去王景住了半月，砍下十几担醋柳柴。我决心在东湾“安家落户”，顽强地生活下去，却不知道更大的灾难正向我袭来，无情的严寒要与我作对。俗语道“暖正房，冷西房，有钱不住东南房”，东房里一天捞不着日照，六婆的东房又年久失修，门窗破损，四面透风，我连个门帘都没得挂。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我被冻醒，全身瑟瑟发抖，眼见要冻病了。无奈抱着被子就近去求四婶寄宿，四婶说：“你四叔不在了，你已是二十多岁的大后生，多有不便，你还是去三婆那里睡吧。”于是又远去场沟敲三婆的门。三婆一个人住一眼土窑，睡在热呼呼的炕上感觉十分舒服，可一想到明早起来还得回冷东房，心就凉了半截。好比伤寒病人，先还发着高烧，不一会就会冷得直打颤。
后来三婆又让我搬到马二爷处睡。马二爷也住场沟，他是三门里的爷辈，是个光棍老汉。寒冬腊月夜长，村里人不早睡，男人们都来马爷爷家闲坐。其时我正好借来一本《七侠五义》看，大家要求读给他们听。我读了两回，肚子咕咕叫起来。
“明天再念吧，该睡觉了。”我说，合上书本。
“再读一段吧。”人们意犹未尽还想听。
又读一回，实在饿的无力再念，终于放下书罢读了。大家不欢而散，二叔更加不满，出门悻幸地撂下一句：“哼，你还有什么本事，不就识几个字，摆什么臭架子！”
正是：
夜宿寒窑苦难深，不是爷娘不知疼；
世态人情淡如水，风雪相伴乞儿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