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柳沟脱身
姐夫杨生清的前妻留下个女孩媚英已经十二岁了，按乡俗要大办生日宴，当地称为“脱缰”，因乡俗婴儿出生都要带“缰”，到十二岁（虚岁）生日那天才能脱掉。届时亲朋好友都来庆贺，大摆宴席，热闹非凡。龚三既不让我和田姓亲友来往，外甥女生日他绝不会给准备贺礼（当地乡俗小孩过十二岁生日亲友要送面圈——俗称“酷连”）。时值麦收季节，我决定一边放牛一边去侯家庄地里拾麦穗，拾下存放在二叔家，生日那天求二婶给蒸个“酷连”作为贺礼。不久就被龚三探知，又一次大发雷霆，骂我：“别人养狗能看家，我养的狗朝外盗，吃我的饭给别人聚财。”他指桑骂槐侮骂我已成家常便饭，我已习以为常，不与他争辩，忍辱负重照常埋头干活，专等秋后与他分手。我的想法是多打粮食就能多分，来年不致挨饿。
侯家庄的人们都知道龚三心胸狭窄，不是宽厚仁义之人，料定他不会久留我。我到柳沟不久，因恼我不唤他爹对我横加辱骂的情况很快就传遍全村。拾麦时我向人们吐露了秋后离开龚家的想法，大家都说：“不用你张嘴，到时他自会撵你走。”提到口粮问题，干部们说一经大队处理，就按三一三剩一分粮，我心想若能分到七八百斤粮，就不用发愁下年的生活了。
秋收时我把各种作物的产量作了记录，估计总产有两千多斤，若按三人均分我可分得七百多斤，差不多够一年吃了。明年的口粮有了着落，我心里踏实了，单等他下逐客令。
可他那边一直没有动静，铡完谷草、砍罢圈肥仍不见他发话，我有点沉不住气了。俗语说“柴草上垛、粪土折过”就是长工下工的日子，不知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莫非决心未下？
“小雪封地，大雪封河”，已是雪闭山门，再无活可干。我吃过早饭就去牛工屋里和老汉们聊天。龚家二叔已于夏初去世，只留下昌珍兄妹，没事也去凑热闹。每到饭时玉仙就会站在当院喊：“二哥，吃饭吧。”她来娘家已有十多天了，看不出她母女对我有半点嫌弃之意，一如既往亲若一家。尤其玉仙妹，或许还不忘儿时青梅竹马的旧情，始终对我十分亲热。自我二次离开柳沟再没和她见面，八年后听到了她的死讯，不禁伤感之极。她仅活了二十九岁，留下两个孩子，和二姐一样在世间不到三十个年头就撒手人寰，这也算一世人生？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不能不令人扼腕长叹！
只有龚三每天绷着脸丧门神似的，像谁欠他二百钱，他在等我先开口？
这一晚我刚放下饭碗，他一边吸烟一边像闺阁少女窥视陌生男人，从眉稍下斜睨了我两眼，终于用极不自然的温和语调开口说：“快过年了，你来这里也快一年了。当初念你无处安身，看在你死去的娘份上我收留了你，不论对你好与不好，也算搭救了你一步。而你并不诚心，只把我这里当作临时避难所。开春我就提出咱们好离好散，你硬是不走，那时正值青黄不接，出去难以为生，是我心软没有强逼你走，救人救到底嘛。今天我还是那句老话，咱们一不吵二不闹，好离好散，你早点去侯家庄砍柴备火，明年跟农业社动弹也不受制。”
“叔叔你说哪里去了，我既踏进这门槛就没打算离开。”我对这一天早有预料，胸有成竹开始和他谈判。
“你别胡弄我了，”龚三说，“你原当初就无意长期在这里呆下去，不过是当做一座桥，过了河就要拆桥的。”他的话只对一半，我是为了过河，但他若对我好，我过河后不但不会拆桥，还会回头补桥。
“三叔不可以这样说，你既有心搭救我，我怎能过河拆桥，忘恩负义。叔叔一定撵我走我也没法，可我担不起过河拆桥的罪名，让众人唾骂。”
“不是我撵你走，”他终于把一直困扰在心的症结和盘托了出来，“你说咱们这样像什么关系？”
“父子关系呗。”我顺口说。
“不对，我看是打伙合（GE）计。”
“叔叔越说越让人糊涂，咱们是一家人，吃着一锅饭，干着一样活，怎么是打伙合（GE）计？”
“你看那两个牛工，一个姓巩，一个姓乔，他们每天也吃一锅饭，放一群牛，可他们不是一家人。你我也一样，你姓田我姓龚，黑白二姓，怎能说成一家人？”
“不一样的，”我说，“你们是我叔叔婶婶，这儿还有我兄弟姐妹，跟他们不一样。”
“邻里间也称呼叔叔婶子，你叫那两个牛工不也是叔叔大爷吗？”
至此问题已摆明，关键还是要我改名换姓、呼爹唤娘，我若答应他就不会撵我走。我这边呢，也并不是一定要走，若以叔婶称呼他容我留下，我还是乐得不走。可是这个矛盾却无法调和。
我恳求道：“叔叔你就宽宏大量让我一步吧，我父亲还在世，我……”
“你听我说，这半空是搁不住瓦的，你不走也行，但栽树须扎根，盖房须夯基，飘在空中是不行的。”
谈判破裂，我佯装不解，喃喃地说：“我怎么没扎根，怎么是飘在空中。”
回到牛工屋说起这事，巩大爷说：“其实你三叔并不想撵你走，他说过，只要你回心转意改名换姓呼爹唤娘，就可以永远留在他家，给你娶媳妇成家。”
“可我做不到，我来投龚叔父亲就非常生气，骂我忤逆不孝，我若改了姓会活活把他气死。”
“你不改姓他肯定不会留你。”
“不留就走！”
我决心带足口粮离开柳沟去侯家庄安家。
第一轮谈判经牛工调解无效以破裂告终，但带多少粮又成为下一轮谈判的焦点，颇费了一番周折。我提出带七百斤粮，龚三只给三百斤。他说：“你一年吃了我多少粮，哪还有那么多给你？”
我说：“我干一年活，长工还挣工钱呢，哪个长工带口粮．”
双方争持不下，巩乔两位老汉居中调停，提出个折中方案：他给我三石粮，一石谷两石杂粮；他同意了，我却不答应。我必须带够一年的粮食，否则明年还得挨饿。
当天下午龚三去了侯家庄，晚上回来就放出口风，说侯家庄干部同意那个方案。但他没有当面和我说，我半信半疑，干部们不是说过按三股三份分嘛，难道又变卦了？
次日天明下起鹅毛大雪，大地已裹了一层厚厚的棉被。早饭后我在院里和牛工们谈论着天气，听到龚三在屋内叫骂：“他娘个B，说好了还不走，赖在我家了？”
我忍无可忍，进屋说：“叔叔你别骂人，我怎么不走啦，我们还没谈好嘛。”
“还有什么好谈的，侯家庄干部都同意了，你还想要多少？不信你去问任二。”
看来口风是真的，干部们没有实践承诺，拿我送了人情。事已至此，没什么好说的，坚决走，立刻走！
我迅速进屋整理好衣物被盖，昌珍弟帮我挑着行李，两人冒着风雪向侯家庄走去。我在人生路上又走过一段歧路。
正是：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莫停站；
荆棘丛内遍足迹，虎穴狼窝须壮胆。
深山老林莫等闲，狂风恶浪苦撑船；
暴风骤雨无处避，悬崖峭壁命由天。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十输了官司
我又无家可归了，夹着铺盖卷走进根金大叔家，村支书任二正在屋里。大叔见我从头到脚裹着厚厚一层雪，诧异地说：“这大雪天你怎么来了，怎不等天晴再走。”
“龚三红撵我走，他破口大骂，说我赖在他家了。”我气忿地说。
大叔听罢长叹一声说：“早知道他不会长久留你。”
“那粮食呢，你们同意他给我三石啦？”我转身问任二表舅，“三石粮怎够一年吃。”
“我看就那样吧，”任二无关痛痒地说：“你争到底他也不会多给，明年缺粮可以先从队里借点。”
“我不同意，”我说，“我辛辛苦苦干一年，间苗、锄草、收割、担挑直到打场入库，重活全归我干，打下十五六石粮他只给我三石，这不合理。”
“大队就这样定了，你不同意可去公社解决，这儿只是调解意见。”任二说。
我找到城关公社书记田玉敏柳滩人，他写了张条子让我找住乡干部王山。王山是负责下车编村的蹲点干部，正住在段家庄，我通过电话向他申诉，他和侯家庄干部的意见一致；我据理力争，表示不服，他不高兴了，说：“你不服的话过几天把龚三叫来，咱们三堂对案解决。”
十多天后电话通知我去大下车村，早饭后我急忙起身赶路，到了下车，走进大队院，见龚三已先来了，正和下车村支书任金交谈。我和任金打过招乎坐下，龚三便不作声了，恼狠狠地蹲在一边抽烟。任金四十多岁年纪，土改时是大下车村武委会主任，管辖着梁峪往里一道沟的村落，包括侯家庄、陈家垣和柳沟，对我的家世了如指掌。王山还没来，他一边打毛衣一边和我闲聊，问长问短，却并不接触正题。王一来就开门见山说：“你们两个都来了，今天给你们解决粮食纠纷。你们父子当初情同意合走到一起，不到一年又要分手，还要打官司。生玉到公社把你老龚告了，你知道不？”
“不知道，今天大队通知我来开会，我也不知是啥事。”龚三装得煞有介事。
“那么你既收留他为什么又撵他走？”
龚三翻了翻白眼珠磕掉烟灰说：“当初我念他孤苦伶仃无依无靠难以生存，为救他于难中权且叫他到我家。一年来他已学会各种农活，可以独立生活了，久留难免锅碗磕碰，徒结冤仇；又恐误他前程，想让他到农业社锻炼锻炼。我是一番好意，绝不是撵他。”
王山看似秉公办事，先征求双方意见，他对我说：“生玉你说说吧。”
“我感谢龚叔一番好意，”我说，“人常说帮人帮到底，叔叔既然好心救我度难，我给你干一年活，秋后有十五六石收成，公该多给我分点，怎么只给三石？”
我并不拐弯抹角，直截了当摆明了观点。
龚三不承认有那么多粮食，说只有十一二石，我把账单拿出来念一遍，谷子多少，豆子多少……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他被激怒了，一反常态撕去画皮来了个突然袭击：“三石还是看了侯家庄干部的面子，依我这个数也不给你；你既告到公社，老王说多少就多少吧。照你说全给你也应该——你不是常说我种的地原本是你家的嘛。”
狗咬一口入骨三分，这一口真够狠！任金趁势威吓说：“嘿，你还想反攻倒算！”
“反攻倒算”这顶帽子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扣到谁头上都吃不消，我有些慌乱，连忙辩解。
王山似乎并未注意龚三的话，他已拟好处理方案，便说：“你们不要吵了，老龚你说没有那么多粮也空口无凭，依我说就按这孩子登记的数字处理，不过得扣除三项预留。”
他狡黠地扫我一眼，立即微笑着转向龚三，表面看是坦护我，实际是偏向龚三。只听他说：“今年老龚共计产粮两千一百斤，应交任务五百斤，预留种子——就以四百斤算，还有饲料——你有几头牲畜？”他假意问龚三。
“一头牛一头驴。”
“按规定每头牲畜留饲料一百五十斤，共留三百斤。政策规定三项扣除后才能定口粮标准，算下来你们三口人人均不足三百斤，我看就照侯家庄的标准吧，老龚你给生玉二百六十斤口粮吧，你们看怎么样？”
任金皮笑肉不笑地附和：“就这样吧。”
龚三也得意洋洋地说：“我没意见。”
原来如此！二百六十斤比原来的三石还少，龚三自从退出侯家庄社单干从未交过任务粮，王三明显耍私情，但他以国家政策为幌子，让你有口难辨，我只能吃哑巴亏。
我又提出，侯家庄社员都有工带粮，每工至少带一斤，要求按三百个劳动日带粮。龚三寸步不让，他说：“你一年吃我多少粮，算起来比工带粮还多呢。”
任金也帮腔说：“是嘛，听你叔说，这一年他掀翻瓮底儿，把旧存粮全贴进去才勉强维持到秋天。你不要太过分，”他语调越来越强硬，“一直纠缠下去对你没好处。国家让你们上山下乡支援农业，走集体化道路，你却跑到柳沟单干。你龚叔是孤寡老人，他单干有情可原，你是个‘斌光’后生单干是违反政策的。”
“好了，就这样吧，”王山最后拍板：“老龚你回去照数给他拨粮，并尽快把任务粮交齐。”
我垂头丧气回到大叔家，没想到这场官司输的这样惨。我心里明白，扣除种子饲料还说的过去，任务粮一说实属子虚乌有，龚三肯定不交。
半月之后大叔出面交涉，我住进赵献江的一眼土窑，又开始自立锅灶。村里几个年轻人帮我去柳沟挑粮，虽经再三争执，龚三只给玉米和谷子，小麦一粒没有，他说秋天下种就没了麦子，种子还是借的呢。
正是：
翻脸对公堂，只为争口粮；
莫怨龚叔毒，穷极逼上梁。
十一寒窑一冬
侯家庄十几户人家散住在两个山坳里，弯弯曲曲沿山势延伸，摆成长蛇阵；东西两半村，中间还隔着一条沟。我住的窑洞在最东边，接连荒山野岭；一爿两眼窑的野院就住我一个人。
二百多斤粮不敢放开肚子吃，每天吃糠窝头喝萝卜茵菜汤，吃菜太多脾胃不和经常拉肚子。所幸土窑比六婆的东房暖和，不至半夜被冻醒。我白天给队里放牛顺便砍柴备冬，夜晚回到窑洞孤零零一个人害怕得很。窑里放着赵家一具棺材和一只破旧立柜，院子没有围墙。历经日寇烧杀和二十多年塌毁，村里没有一家有院墙，有的人家厕所也没围墙，只用几捆柴草胡乱垛起遮羞。人们穷的饭都没得吃，谁还顾得上起房造屋。
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灯火飘忽不定，照着那具刺眼的棺材，窑洞里鬼影幢幢，阴森得令人发怵；死一般的寂静中突然传来几声凄厉的猫头鹰叫，令人毛骨悚然。我自幼胆小，也只能硬着头皮提心吊胆度过一个个漫长的冬夜。
这晚我正烧火做饭，没柴了，需到院子里抱点回来。我战战兢兢走到门口，拉开门，灯影下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我面前，离我近在咫尺，我被突如其来的遭遇吓傻了。这村里没人家喂狗，那分明是只狼！深更半夜喊也没人听得见，只有听天由命了。这时我反倒镇静下来，心想造化来啦，上天要收我归位，我的苦难到头了。我不再恐惧，紧闭了双眼，平静地等待那幸福的一刻——只需那怪物张开血口，或舞动利爪，只一下就会结束我虫蚁般的生命，我就能上西天享清福了。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就在我闭眼的一刹那，那怪物因我突然出现受到惊吓竟掉头跑了，原来是一头悄悄离开母亲的调皮的小牛犊！
房主人赵献江和他老母亲还有养女媚婵，祖孙三代是一户善良人家。赵媚婵正值十七八岁芳龄，虽长得稍显粗笨，性情却朴实温顺。大叔曾向她祖母提亲，让我招赘到她家；我当然无可挑剔，那时我惟一的要求就是有饭吃有活干。是啊，人要活着就得吃饭，要吃饭就得干活，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文**革”中“造反派”们曾发明一个相当“左”的革命口号，叫做“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是为了革命”，究竟谁革谁的命，其实每个人都不甚了然，只不过是一场自相残杀的混战而已。就连中央最高决策层都在窝里斗，下面的草民也只能盲目效法。
赵媚婵的祖母倒有意招我为婿，她看我诚实勤劳，尽管劳累一天晚上还要烧火做饭，但从未间断给大叔挑水。老太太看在眼里，常常夸赞：“自打这孩子来他大叔可清闲多了。”她觉得招这么个孙女婿也是福气。可赵献江不同意，因为拉扯起亲戚关系，我叫他娘表姑，和他同辈，不能做他女婿。俗话说“榆社亲圪塔亲（纠缠不清之意）”，谁知道我和他们是那门子亲戚，这乡俗的“卖辈”一说真害人不浅。
有一次我在赵献江的院里磨面，中午无暇做饭，表姑叫孙女端来一碗饭给我吃，还说晚上做饭让媚婵去给我擀面，我都拒绝了。有一天我吃过晚饭正脱了裤缀扣子，媚婵突然推门进来，惊得我赶忙拉被子把下身盖住。一介穷儒，始终还爱面子。
村里的人都住在半山腰，吃水需到山脚下挑，往返二三里路，遇到雨天道路泥泞难走，挑水是件极苦的差事。我早晨要做饭，常是傍晚放牛回来借着月光挑水。有一晚月亮被乌云遮住，道路模糊难辩，又下着砂粒样的雪。这种雪落到地面很滑，我不慎滑倒，水洒了，棉裤湿了，腿磕破了，桶滚到沟底摔漏了。一阵悲楚从心底涌起，鼻子一酸，眼泪簌簌落下。水桶是借任二家的，是那种老古时的铁箍木桶，我拿什么赔人家！
“大叔，桶碰漏了，只担回两半桶水，可怎么交代人家？”我声音颤抖地说。
“不要紧，明天我重箍一下就好啦。”
我长舒一口气，回到寒窑做饭，一把把下意识地往灶膛添着柴，心想这样的日子何时才能熬到头。
门“吱”一声推开，支书任二走进来：“二小，有你封信——我在城里开会捎回来的。”
谁来的信？我几乎已与世隔绝，父亲很少来信，陈英已经断绝书信半年多。还有谁会给我写信？
真是：
沉冤樊笼若许年，愿将此躯付黄泉；
突然一声惊雷起，震开乌云现晴天。
十二平反梦醒
任二递过信转身走了。我接过一看，是从阳泉化工厂寄来的，心里不禁紧张起来。我离开那鬼地方已经四年多，如今又出了什么事，福兮祸兮？
我抖抖索索抽出信纸，急切地展开读着：“田生玉同志，”啊，我又被称为同志了，不禁悲喜交集，“根据中央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经五人小组审查，报市委批准，你在‘反坏运动’中的问题已全部平反，按照党的政策按退职处理。退职工龄从入厂日算到平反之日，共五年零三个月，月工资三十五元，政策规定一年工龄发一个月退职金，以五个半月结算，你的退职金总计一百八十五元。现将平反结论和退职金领单寄去，希于两个月内前来领取。希你安心在农村安家落户，积极支援农业生产。如无暇来领，或对平反结论有何意见，可来信说明，并把领单寄回，写清详细地址，我们负责将款汇去。”
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说我命中之债已经还完，苦难生涯即将结束；是不是说我也有权娶妻生子建立一个温暖的家庭，享受天伦之乐。不，事情远没有那么乐观，信里分明仍要我继续留在农村安心农业生产。如果平反而不复职，岂不等于一纸空文！
接着一字一句读平反结论，字字触目惊心，句句肝胆欲碎：原判田生玉，男，山西省榆社县人，汉族，现年十九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该一贯思想反动，对党对人民怀有刻骨仇恨，入厂以来一贯消极怠工，制造事故，破坏生产。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污蔑社会主义工厂是店房，攻击我党搞运动没头没脑，社会主义制度暗无天日，大鸣大放言者有罪。该还煽动工人罢工，挑拨党政、团群关系。经厂党委研究，并报市委批准，决定给其戴“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开除厂籍送劳动教养。
现按中央甄别指示精神，经五人小组审查，该同志入厂后一度不安心工作，要求报考大学，在“反坏”运动中和工人窦斌以大字报互相攻击，有关言论大多出自针对窦斌的大字报，还有的是本人检查和上交的日记中的言论，不足以作为定案依据。据此我们认为在当时对其进行严肃的教育是必要的，但给其戴“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和开除厂籍送劳动教养的处分是不适宜的，现予全部平反。
原来如此，我如梦方醒！
好一个“不适宜”，四年的非人境遇，断送了青春和一生的前程，就用这轻轻三个字一笔带过。那些执行者，舞文弄墨、断章取义、随意加人以莫须有罪名；那些决策者，专吃政治饭的当权者，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既然中央指示工人中不戴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为什么还要把那么多有为青年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多么利令智昏、残酷无情！孔圣人说“始作俑者，断子绝孙”，他们那些人才罪该万死，该断子绝孙！
我举着信发疯般冲出窑洞，对着夜空，对着繁星狂呼：天哪，这究竟为什么！
意想不到的沉冤，意想不到的平反；感谢党中央英明，有错必纠，感谢党又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给了我二次生命。
我绝没想到，虽然宣称全部平反，但只有轻描淡写的三个字“不适宜”，还把原来整的黑材料全部照录下来，这就给后来文**革中那些“造反派”以可乘之机，借口“虽然平反但事实存在”继续对我加以迫害。
我决定春节后去厂里交涉，坚决要求复职，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
写到此不禁想起离开劳教队时，我曾和马铎互留地址，约定回乡后保持联系。他后来没回河南老家，她有个妹妹在新疆农一师，引荐他去了农一师海拉尔航运队，工作是砍伐树木并用木筏运出去。工作虽然艰苦，但有饭吃，还挣工资。他曾写信叫我去，但我被三百多元路费所困没能成行。现在想来真有点后悔，那时若筹措路费去新疆，不但可免返乡颠沛流离之苦，文**革中也许能躲过一劫。直到一九七八年中央下发文件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求销毁一切黑材料，彻底消除所有诬蔑不实之词，当年被劳教的青年都回到化工厂等待彻底平反，我们才在厂招待所再次相见。马铎、李庆、陈静等几个曾高唱国际歌的年轻人难友相聚，都已过不惑之年，二十年坎坷，各自有苦难言。
真是：
沉冤四载突昭雪，梦醒心犹怀悸怯；
前路漫漫村不见，不知何处可歇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