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火案奇趣
回村不久我就发现自己又犯了一次幼稚病。因为这次是戴着牌子回来，已经又“黑”又“臭”，村人都对我侧目而视，再不似上次那样亲热温和，就连根金大叔的态度也变的冷漠生硬。之前他曾去过一次阳泉，临走我给他买了车票又给了些零钱，足够他返家用。大概他嗔着我没给弟妹买穿戴，几次当我的面对村人说，榆次下车后没钱住店只得住了一夜澡堂，言外之意我没给他钱。
有天早晨他去砍树事先没告我，我知道后赶去帮忙，半路迎住他们已抬着回来，我强争硬抢才替他抬回。早饭后他安排别的侄儿们去拉树枝，我也要去，他严词拒绝，说：“不用你，我和你两个弟弟去人手足够，你该干啥干啥去吧。”可上午他却和木匠解板，不知为啥他对我有那么大成见。
接着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使我的处境更加艰难。
村里有个小羊工是巩二之子，他娘早死，父子俩住一眼土窑相当宽绰。可他自幼放羊养成睡懒觉的恶习，每天都要睡到日头高照，为此常遭他爹责骂，为摆脱他老子的干扰提出要来和我做伴。我想一则我住的还是别人的窑，二则有个伴也可聊解寂寞，索性做个人情留他来睡，没想到竟招来一场横祸。
羊工的三叔是小队会计，那天在山坡砍柴我见他头罩婆姨的花头巾，因平时很熟就开玩笑说：“日本人讲话，花姑娘的。”过后他对人讲，我说他是日本人的花姑娘。
这天傍晚我放牛回来急匆匆点火做饭，不知怎么火不过炕烟直往外冒，我抓一把柴跳上炕揭开后烟道塞进去，点燃后盖好。羊工的铺盖就放在炕角，紧挨着烟道，我怕引燃把它推远点，然后下地重新点燃灶火。火着的很旺，不往外冒烟了。
我只顾低头添柴烧火，脑子里一片混乱，不知何时屋里又有了烟，一时又搞不清烟从哪里冒出来。跑出院子看，烟囱里浓烟滚滚直冲天际，说明不是风顶回去，炕火很过；又回屋四处查看，锅灶四周、炕帮墙壁都没有发现漏烟处。这期间屋里烟雾愈浓已看不清东西，这才上炕查看，原来是羊工的铺盖着了火。我急忙舀水浇灭，他的被褥已烧了几个大洞，真是苦不堪言！
我急忙去告诉巩二，向他道歉并表示愿赔偿损失，他却说：“赔不赔另当别论，只是这事有点奇怪（蹊跷）：据你说已满屋浓烟才去扑灭，为什么不早点灭火要等到快烧完才动手？”
“我糊里糊涂，好半天还不知烟从那里来。”我解释说。
他仍连声说“奇怪，奇怪”。
第二天巩三去公社报案，领取救济款和补助布票。公社秘书得知是我失火烧的，立即指示：“不但要赔，还要组织批斗。”
批斗会上王书记让我交代“作案动机”：“为什么要烧贫下中农的铺盖？”
我说做饭烧火不慎引起。
“我不相信，”巩二说，“为什么刚着火不灭要等快烧完呢？”
我有口难辩。
“你就干脆承认吧，”年轻社员王三说：“你是故意放火烧的。”
“我和他一无冤二无仇为什么要烧他的被褥呢，再说我回来后巩二哥又送我菜又借我粮，对我很好。我也是人，做人要讲良心，我若恩将仇报就禽兽不如。”
尽管我指天盟誓人们仍紧追不舍。
“没有仇？这次把你送回来你肯定对社会不满，不满你就要搞破坏，”王书记上纲上线了，“你不是破坏分子嘛。”
社员们哄堂大笑。
“我若真要破坏也犯不着烧人家的被褥再来赔，岂不是得不偿失。”我坚持以理服人。
“即便你赔了他社会上的财产也少了嘛。”巩三说，“阶级斗争觉悟”之高令人咋舌。
接着又提出一连串问题：
“你回来戴的牌子哪去了？”
“你为啥说巩三是日本人的花姑娘。”
“你担谷为什么半路要放下歇，把谷揉一地，不是搞破坏是什么？”
这些没完没了的问题永远也讲不清，我干脆缄口不答。王锁觉得这样下去永无了结，便心生一计：不如投票表决。他说：“看来他极不老实，死不认罪。这样吧，咱们举手表决，同意他故意放火破坏的举手！”看着齐刷刷举起的手，他像完成了一项特殊任务，如释重负地说：“好，全体通过，此案是他故意放火破坏，限他十天内赔羊工一付新被褥。散会！”
只听王三嚷道：“十天太长，应限他三天赔上。”
这些原本老实巴交的农民，在长期的贫困中欣然接受左倾路线的不断愚弄，吃得糟、穿得破却为自己有极高的阶级斗争觉悟而沾沾自喜，我悲愤之余不禁扼腕叹息，觉得既可笑又可悲亦可恨；我不能不为有生以来第一次获得被选举权且获全票通过而不勝荣幸之至，悲愤之余又有些忍俊不禁。
过后继母给羊工把被褥重新拆洗缝补，又给他买一条新绒毯，此案才算了结。
正是：
无心失火惹祸由，憨厚乡邻情不留；
左倾愚民显成效，亦怒亦笑亦悲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