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朦胧记忆
父亲抛弃我们远走高飞，抚儿育女的重担压向母亲羸弱的肩头。家中的财物已被变卖殆尽，五口人的生计就靠那点租米维持。
我出生那年八路军实行“四一减租”，陈家垣的地租减为九石，后来不知怎么又减成三石实租（只收米麦）。东湾和贾家坪从祖上分得那几亩薄田租子更少得可怜，几百斤粮食怎能维持五口人的生活，母子们陷入饥寒交迫之中。
祸不单行，一九四二年遭遇特大旱灾，加之日本鬼子不断骚扰，县城二次陷落，庄稼几无收成。我的亲二爷从贾家坪来倒算租米，驮走往年多交的粮食，陈家垣秃二爷见亲二爷尚做得出来，也“如法炮制”克扣了以前多交的租米。
家里已经断粮，全靠野菜充饥。母亲生育我们姐弟四人，原本奶水就不多，到我出生时已无经济来源，生计艰辛加之父亲常常寻衅闹事，母亲精神抑郁，不久就断了奶。我每天啜着干奶头嚎哭，嗷嗷待哺，母亲无奈只能喂几口野菜汤。我骨瘦如柴，两岁学说话，三岁学走路。每日由两个姐姐抱着玩耍，偏又性情执拗，凡事都得顺毛捋，稍有违逆便大发雷霆，倒在地上打滚，哭个没完没了。
我刚牙牙学语除会叫娘外常挂在嘴边的就是“小（方言读作xi）婆子”，自然是姐姐们教唆的，意思是小老婆，即指葛氏。这可吓坏了母亲，怕人家听到过来闹事；因我发音含混，听起来颇象“鞋破了”，不等我说完娘就截住说：“鞋破了？破了不要紧，娘给俺孩缝好。”
初学走路时我柱着根小木棍，活像个小老头，嘴里还念念有词：“咚，咚，拄根笨笨（棍棍）。”
以上的故事都是我后来听父亲和大姐他们说的，以下所写则全部是我记忆中的印象。我最早的记忆是一个温馨的梦，梦见二爷家宰了一只羊，好肥好肥的羊肉挂在院里的杆子上，大锅里正煮着五脏“下水”（肠肚），冒着扑鼻的香气，真馋人哪！我站在锅边等着吃，娘却一把将我拉走，嘴里说：“狗儿不敢吃，俺孩病刚好，忌荤呢！”真扫兴！
自打减租倒算，母子们每天都是糠菜充饥。一大早哥哥上山打柴，两个姐姐去挖野菜，娘在家里做“饭”。所谓“饭”不过是满锅野菜放入半勺米，米还是娘东求西告借来的。煮熟后娘把菜叶上粘的米涮下来，把碗底沉积的一口米喂到我嘴里，她只吃菜喝汤。人都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是母亲，人间最伟大的爱是母爱，只有亲为人子又处于生死攸关的境地才会有刻骨铭心的感受！
一口米喂不饱一只鸡，，怎喂得饱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娘连哄带吓无济于事，一眼不见我就捧着小木碗摇摇晃晃朝二爷家走去。二爷家虽是我家佃户，生活却比我们好的多，父子三人勤劳耕作，每年都有余粮；尤其减租减息后打下的粮食基本都归他们自己所有，一年胜似一年富足，即使是灾年也不吃野菜，早饭多半是谷面窝窝小米汤。后来又添置了二三十亩地，农忙时还需雇短工；还养着四五头牛，雇一个牛倌放牧。二爷家可说是如日中天，正奔向富裕之路；大叔娶了媳妇，二叔童养来一个小女孩。
二婆和婶婶们正吃早饭，我爬过门槛慢慢踅到灶边，贪婪的眼神目不转睛地盯着锅内热气腾腾的米粥。男人们地里干活还没回来，我转动梨梗似的脖颈用祈求的眼神扫视吃饭的婆婆婶婶，默不作声。常言道“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我已不是一次去讨饭，怎能不令人讨嫌；好大工夫没人理睬，但我绝无要走的意思。“二婶”瞪了几眼，大婶在小腿上狠狠拧了两把。我眼里噙满泪水，小嘴撇了两撇，眼见要哭出声来。二婆无奈舀起半勺汤倒进木碗，这才抖抖索索离去。
那是个阴云密布的早晨，娘烧火做饭，我在炕上睡懒觉。天要下雨火不过炕，哥哥刚割回的湿蒿烧不旺，浓烟直往外窜，屋里已经烟雾弥漫。我被呛醒，一叠声嚷道：“娘，呛死我了。”娘在灶边又要煽火又要摘菜无暇顾及，只说：“赶快蒙住头。”四五岁的孩子怎靠得上，一条破被蒙了头露出脚，扯条被子满炕滚，滚到墙角不动了。
娘忙活一阵突然觉得不对劲，屋子里出奇地安静，连喊几声听不到应答，急忙上炕抱起，我已奄奄一息不会说话。她慌了神，急忙出门喊“二姨”；二婆走来见状说“快灌浆水（酸菜水）”，哪知我已牙关紧闭，两个妇人怎么也撬不开嘴，情急之下二婆用她长长的指甲照着人中处狠劲一掐。
“掐着鼻子了！”我尖叫一声苏醒过来。
这是死神对我第一次光顾，却不知为何又把我放了回来。
正是：
呱呱堕地未识天，唯记娘亲与荒灾；
一生磨难刚起步，难怪死神不眷恋。
二母子度荒
大哥生兰（工作后改名蕴玉）性格内向，言语迟钝，举止沉稳，论心地却十分机灵。小小年纪就看出他很孝顺，上山打柴摘到好吃的酸梅野果必定挑最大最红的带几个回来给娘和小弟弟吃。
我六七岁开始跟着哥哥打柴，人小力薄砍不动硬柴，只能割些黄蒿野草。但每天出去都不空回，弟兄俩很快把破窑塞满，够半年烧饭用。回到家弟兄俩还要帮母亲烧火，且有明确分工：一人管烧开锅，一人管做熟饭。
有一天我俩和邻村柳沟的孩子们一块上山打柴，在一处高峻陡峭的山崖边，哥哥割着茅草，我负责一小把一小把向上面平地运送。我对这活儿似乎很感兴趣，边跑边咿咿呀呀唱着儿歌。因跑得太快不防脚下草滑突然摔倒，仰面朝天飞也似的顺坡溜下去，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生兰，快看你弟弟掉下去了。”孩子们齐声喊叫。他大约没有听清，还以为大家逗他玩儿呢，怔怔地说：“什么，兔子？快撵！”
待回头看清那惊险的一幕，他都吓傻了。这时我已滑到崖边，所有人都惊呆了，我却在千钧一发之际停住，紧贴陡坡躺着一动不动。原来不知谁在悬崖边砍掉一株臭椿，留下个箩筐大的深坑，我双脚正好踩在坑里，死神又一次把我放回。
孩子们渐渐长大，烧柴不用愁了，但吃饭问题仍无法解决。娘已把东湾的三间土房和五亩盐碱地卖掉，又给人纺花织布纳鞋底赚点粮食，仍然难筹生计。没钱买盐，她背着柴灰进城换盐，往返三十余里，还要淌几道河翻一座山。一个裹脚妇人身负几十斤柴灰走在崎岖山路上，返回来走到半山腰天已大黒，饥肠辘辘四顾无人，只有死一般的寂静。她再无力行走一步，坐在山腰想：不如就死在这里。但想起家中的双双儿女，想到羸弱瘦小的小儿子，又不能这样死去。为了孩子，她还得活下去。于是强撑着站起身，在黑暗中摸索着一步步向山顶爬去。
夜深了，二爷一家已吃过晚饭还不见娘回来，姐姐们央求叔叔去接，原来她晕倒在山坳里。
抗日政府在当地实行的赋税政策叫做“合理负担”，为了打击地主扶持贫苦农民偏重征收土地税。虽然几经减租我家每年只收四五百斤租子，但那四五十亩土地的所有权还属于我们，“合理负担”就要由我家出。可是一家五口饭都没得吃，拿什么去交？公事公办，区公所催的紧，几次强逼娘交，扬言再不交就关禁闭。
为免于关禁闭，娘每次去区公所都带着大哥，想以小孩子作掩护逃过一劫。可这次不灵了，区公所换了个戴眼镜的年轻干部，娘再三苦求宽限那人毫不动心，怒目横眉喝令把她推入一眼暗窑。起先他们把大哥隔在院子里，经不住他一直哭闹，眼镜就连他一块关了禁闭，落了锁扬长而去。窑内一片漆黑，唯一能透光的小窗还用破衣服塞住，大哥扑到娘怀里，母子俩抱头痛哭。中午有个沾亲妇女来叫大哥吃饭，他宁可饿肚子也不离开娘，那妇人回去端来一碗面，娘一口不吃，全让儿子吃了。
太阳快落山时眼镜又来审问，娘答应再向舅舅求借才被放出。
从早晨喝了两碗菜汤整整一天滴水未进，她一手拉着儿子，一手柱着棍子回家，饿得眼黑腿软还有十几里山路要走。走到一个名叫“岩豁”的山口，娘瘫坐在山石上再无力站起，对大哥说：“我走不回去了，你拿着棍子独自回去吧，让我死在这里。家里只有三升米了，吃完也得饿死，你回去和姐姐们吃完那些米如有人收留各自逃生去吧。”
大哥哭着喊着：“娘你不能死，你一定要回去，二小还在家等着你呢。”
儿子的悲啼令她心如刀绞。是啊，家里还有五岁的小儿子等她回去，他是娘的心肝宝贝，虽然长得又瘦又小，却十分逗人喜欢。他还太小，不能没有娘。娘又一次坚强地站起来，母子俩相互搀扶着、依偎着在夜色苍茫中向陈家垣走去……
母亲先后给两个姐姐找了婆家。一九四三年十六岁的大姐嫁到小常家会村梁家，三年后二姐嫁给侯家庄赵珍元。两个姐姐命运不同，梁家算是殷实户，不愁吃不愁穿，公婆丈夫人性好。姐夫梁富全（当兵后改名梁子民）未曾开口脸先红，腼腆的像个大闺女。不料结婚刚三年就扩军走了，当了“胜利军”，一走再无音讯。二姐天性懦弱，偏遇个刻薄婆婆，一味摆婆婆架子，把体弱多病的媳妇当全劳力使唤，纺花织布挑水烧饭碾米磨面什么活都让她干。她身单力薄软弱怕事忍气吞声，受了气只会哭不敢反抗。丈夫年幼不知体贴，她就像佣人般每日不停地劳作，疲累加忧伤造下一身疾病，面无血色。虽然婚姻法颁布后主动与赵离婚，嫁到大常家会张家，却只活了二十七岁就离开了人世。
为生活所逼，母亲把八岁的大哥送去给人家放牛。先是他去大姐家，大姐劝他去贾家坪给东湾叔叔们放牛，想望自家叔叔比别人爱惜照护。不想竟没人收留，因他人小干不了重活光吃闲饭得不偿失。他跟着村人上山打回柴给谁家谁家不要，放到门口又被推开，无奈只得返回陈家垣，母亲把他送到玛瑙村。
八岁的孩子初次离家不习惯，想念娘亲，不断往家跑，跑回来娘骂一顿再送走。有一天傍晚我正和二姐下河抬水，他又跑回来。知道我们去抬水没敢进门就去接我，小小的心以为这样可以讨娘高兴免受惩罚。不料早被娘看见，心头无名火起急急追赶下去，在井坡上迎住。他刚从我肩上接过扁担被娘劈手夺下，顺势照屁股就打，边打边哭诉：“叫你去逃个活命，你三日两早往家跑，难道想饿死不成？”
大哥求饶乞诉把我吓哭，二姐见此情景想到自己的处境也伤心落泪，母子四人哭作一团。眼泪渗入泼洒的水中顺坡流下，娘再无力打他。回到家仍把哥哥关在门外不让进屋睡，他在窗前哭叫，娘在屋内泣诉：“人家总比咱家强，稀粥也能喝饱。你说，往后还跑不跑，你要保证再不往回跑就叫你进来。”
“娘，我再不跑了，打死我也不回来了，你让我进去吧，我怕……”
次日天明母亲又送他上了路，后来再没有往回跑，从此我很少见着大哥。
第二年他转到侯家庄给老姑家放牛，老姑家姓王，从潭村躲难来到这里。表舅们同样把他当大人用，经常让她一个人往潭村送粮。他背着四五十斤粮再挑一扇耢，顺沟往出走，沿路不见人，不敢放下歇，歇下就背不起来了。二十里山路须当天返回，天黑了还一个人走在山沟里；寂静的山野不时传来几声狼嚎，山高沟深无人接应，心紧缩着，只能硬着头皮快走，不敢回头看，唯恐后边跟着狼，怕得要命。
几年后见他长大了，汉英叔去陈家垣把他带回贾家坪，还把他在老姑家几年挣的工粮也全部驮走。
正是：
手足亲情记心间，母子相依命由天；
不怨娘亲心狠毒，千斤重担压双肩。
三逃难拾遗
一九四二年二月县城二次沦陷，鬼子占领了县中学，在城附近村庄搞维持。凡不维持他们的就遭殃，潭村巩三纲带着游击队上山和鬼子周旋，坚决不维持，鬼子在中学大门口枪杀了他弟弟巩五常；后来汉奸王效文带头维持，当上维持会长，不少村庄先后成立了维持会。接着县维持会也成立了，会长是常三货。由于抗日军民坚决抵抗，日寇恼羞成怒实行三光政策。八路军和日本人展开拉锯战，白天敌人驱赶民众修汽路，夜间八路军再组织民兵扒毁。
大批难民成群结队拥向山区，小小的陈家垣一下子热闹起来，但凡沾点亲带点故的都跑来避难，把个独家庄挤的水泄不通。晚上土窑里炕上地下堆满儿童妇女，我被挤得翻不过身，连哭带骂直发脾气。
第二年敌人进驻杜余沟，把文峰塔当做炮台，到处抓壮丁成立警备队，东湾张明文被抓走。他后来虽然跑出去参加了革命，解放后期间仍因历史问题被遣送回村，直到抑郁而死才获得平反。
不久日寇修通了左权到榆社的汽路，他们不敢走山沟，怕八路军伏击，从黑神山顺山梁修过来，再从山泉峪过河到县城。大姐回娘家要走一段敌人的汽路，每次返回时一家人提心吊胆唯恐她碰上敌人。母亲拉着我上到窑垴的山顶，一直望着相隔十多里远的对面山头，直到大姐的身影消失在茫茫山雾中。
八路军组织民众和敌人进行坚苦卓绝的斗争，民兵经常把敌人的汽路破坏，还到处埋地雷。有一次他们把地雷埋在柳沟到陈家垣的路上，正巧二郎庙的姥姥来看我们，她不知道埋着地雷，但却走迷了路，从山上岔到柳沟，然后顺沟来到我家，躲过了一场灾难。过后提起这事，她笑着说：“我命大不该死，你说怎么就迷了路呢。”她真的命大，活了九十多岁。
在通往侯家庄的山头埋了一根高高的树杆，人们管它叫“消息树”，由民兵轮流看守，一有敌情就推倒报信，村里的人看见杆子倒了就赶快往山沟里钻。有天晚上人们还没来得及吃饭，“消息树”突然倒了。敌人来了！小山村炸开了锅，人们不顾一切扶老携幼争先恐后涌出村往山沟跑。母亲一手拉着我，一手提着包袱，哥哥扛一条破棉被，母子三人夹在人群中走进一个山坳。天完全黑了，山坳里根本没有路，母子们跌跌撞撞往上爬。突然扑通一声哥哥跌倒了，母亲弯腰四处摸索，只听见闷声闷气的哭声却摸不着人，慌得她撇下包袱蹲身细找，终于抓住两只脚，原来他头朝下栽进水涮圪洞里了。娘把他倒提上来，幸好棉被垫底没有碰伤。
在山沟沟掌，山崖下有个土窑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个人爬进去，是民兵专门挖下的避难所；里面却很大，可坐几十个人，只是不能站立。我们进去时里面已经挤满了人，人们都不敢说话，屏声敛气唯恐敌人听见。那些不懂事的吃奶娃娃只要大人说声“敌人来了”，就再不敢啼哭，整个山野被可怕的寂静统治着。开始我还颇有兴致地说：“我们又有新家了！”不久灾难降临，大蚂蚁在小腿上趁势逞凶，我又想大发雷霆，在大人的威吓下也只得忍气吞声。
次日拂晓大叔探信回来说敌人退走了，人们才陆续回村。到家一看，锅碗瓢盆扔得满地都是，半熟的糠窝窝抛洒在地上，仅有的两只鸡被抓走。娘急得眼发直手发抖，半天说不出话。好大一阵才大叫一声：“天哪，这可怎么活呀！”
过了几天，来了一个班的游击队，有七八个人，他们上树扒了个喜鹊窝当柴烧，熬汤拌炒面吃，我沾了光，吃了一小碗炒面。
抗日军民就这样和敌人你来我往进行坚苦卓绝的斗争。
正是：
国贫政乱遭侵侮，百姓奔突如蹈火；
幸得八路拼死战，迎来华夏新共和。
四土改逼嫁
自从父亲出走，母亲一人挑起全家五口的生活重担，满腹忧愤心中藏，流过无数辛酸泪，吃过无穷非人苦。两个姐姐出嫁，哥哥去给人放牛，家里只留下母子俩，他肩上的担子轻松了许多；只盼着两个儿子快快长大，她好卸却重担享清福。那知晴天霹雳平地起，又把她推入无边苦海中。
一九四四年三月八路军二次收复榆社城，宣告全县解放，次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发动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广大贫苦农民一旦发动起来，知道有人给他们撑腰，便爆发出洪水猛兽般势不可当的力量。在老解放区由于政策贯彻不力出现了很大偏差，搞乱了阶级阵线，把中农当地主斗，发生不少打死人的事。有些干部水平低错误理解党的政策，把“把封建主义斩草除根”解释为把封建地主斩草除根，造成有的村不仅把老地主打死，把他的儿子也打死。人们认为只有把地主老财斩尽杀绝才叫斩草除根，不留后患。连家庄游金鳌和儿子早死，他的儿媳和十二岁的孙子被廉村叫去斗争，全被打死。板坡周文谟毕业于山西大学，国民党员，拖到深沟（地名）打死后把身上的衣服全剥光。柳沟李四有人怀疑他窝藏富裕亲戚的财物，他惧怕开会斗争割喉自尽。不论大小村庄，没有地主也要找个“地主”来斗，斗倒他大家才能分浮财。那些错斗中农后来纠偏退还了部分财物，而那些被杀的就只能做永世的冤魂。分了他们的家产不算，还要掘他们的祖坟，因为祖坟里埋有金银财宝。我祖母坟里没有多少金银财宝，但也被她本家侄儿带人掘了墓，她的尸骨被抛出墓外无人收拾，直到多年后六婆才收回墓室掩埋。
有一天母亲被传唤到梁峪村公所，回来后面带愁容，说村干部要她交出金银财宝绸缎首饰，如有埋藏或寄放别处也须交代清楚。她说值钱的东西都已变卖完，没有值钱东西了，人家要她回去好好想想，过几天再去交代。从娘和叔叔们的交谈中我知道她没有挨打，但隐约听他们说要清算。那年我八岁，还不能确切理解“清算“二字的含义，但从人们含混的议论中，从母亲惊恐不安的眼神里，也预感到不祥之兆。
后来再没有传唤她，人们都知道父亲抽大烟把家当抽光了，没有什么油水可榨了，就不再逼拷善良的活寡妇。而“清算”还是要的，不然一村人分什么。毕竟她有四十多亩土地出租，“清算”似乎名正言顺。
一天上午我正和邻村的孩子在山坡拾柴，突然从通往县城的山后转出十几条大汉。看见这些人来者不善，我猜想他们定是梁峪村的，便脱口而出：“来清算我家了。”引得孩子们一阵哄笑，他们对“清算”这两个字感到很新奇，其中一个最小的还鹦鹉学舌：“嘿嘿，清算，清算我家。”
我却感到无限悲哀、沉重，看着那些人径直折进村，我扔下柴急忙跑回家。我们住的大西窑门敞开着，我踅到门口一声不响站着看。人们正在翻箱倒柜清点那些破家烂什，锅碗瓢盆破衣烂裳堆了一地，仅有的半罐米和一筐山药蛋已搬出门外。人们嘴里说着粗鲁的俏皮话，都是有关寡妇婆姨的，嘴角挂着满足而略带几分嘲弄的笑意。也有人一脸严肃，他们也许在想：这女人曾经很富有，如今竟如此穷酸！
我因没见着娘便转到小西窑，那是大叔的卧房，母亲和二姐被临时赶到这里。母女俩默不作声靠炕沿站着，我默默走过去依偎在母亲身边。二姐摸摸我的头叹口气说：“二小真懂事，平日里一进们就嚷肚子饿，今天却这么乖。”说着就哭了，娘也直抹眼泪。
人们翻遍所有墙旮旯也没有找到半块金宝银元，过午后锁了门贴上封条，扫兴地一哄而散。给我母子拿出五升米一口锅，外加一条破被，赶到小正窑暂住。这在当时叫做“扫地出门”，真是：土改本该斗财东，却向孤孀孺子身；
半世磨难缘何起，一生谬误此为根。
夜，漫长的夜，娘辗转难眠。她哭一阵想一阵，想一阵哭一阵；可怜她千愁万苦，冤深似海，向谁诉，何处申？只有身边这不懂事的孩子，他可能理解娘的心？
无奈她只能把我当作大人，双手托着我的头，在漆黑的夜里紧盯着我的脸一次又一次问：“狗儿，你会讨吃吗，你会要饭吗？明天你就跟娘去要饭，行不？”
我说：“娘，我不会要饭，我不去。”
娘哭的更伤心了，把我紧紧搂在怀里，灼热的泪水滴到我脸上，又顺脸颊流下。
“孩子，不去怎么行，家里已经断粮，不去要饭只有饿死。”
不知我是否理解娘的苦衷，不久就在她怀抱里“幸福”地睡着了。
不知何时人们取走了封存的东西，拿去分配了。别村的人因离得太远就不上没人要地和窑洞，大部都留给秃二爷，他一家由赤贫如洗的佃户一跃成为陈家垣的主人。只有柳沟龚三红分得一眼窑几亩地，他两个哥哥补红和二红都没要。
按照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被斗户要无偿给群众轮流“服务”，对他们实行劳动改造，但对我母子则不能说不是一条生路。这年冬天我随母娘去梁峪服务，她给人家纺花织布做鞋，我则放牛拾柴，给谁家干活在谁家吃饭，这比要饭强多了。母亲人缘好，又做得一手好针线，人们并不过分欺负她。在这场横祸中她能免于挨打全仰赖平日宽厚待人没得罪谁，事到如今对目前的处境已习以为常。她想就这样“服务”下去也好，凭干活吃饭吃得理直气壮，饿不死大人就饿不死孩子，把儿子拉扯大就有希望。然而事与愿违，寒冬腊月人家都无活可干，我和娘又回到寒窑里。
当地土改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打死地主后把地主婆或他的媳妇分配给娶不起婆姨的穷光棍。
母亲没有离婚，她有男人，只是男人不在家，所以没有强行分配，却没想到仍有人打她的算盘。有一天梁峪村武委会主任王镇突然找上门，腰间挎着把盒子枪，把娘叫出屋，在院子一盘石磨旁一脚踏着磨台和她谈话。我在院子里玩耍，他把我支到远处不让靠近，我就隔着破院墙偷听。只听他高一声低一声，软一句硬一句，似乎要母亲嫁人，娘只不吭声。后来逼得紧她说了句什么话，大约是不愿改嫁，王就威胁道：“你别给脸不要，你就不怕开会斗争（当时人们把批斗叫斗争）！你该知道板坡周文谟、王景连谦和都被打死了，你要给自己留条活路。”
娘被逼无奈终于点了头，王镇才离去。他是柳沟龚三红的外甥，来给他舅舅做媒的。
夜里娘再次和我商议：“狗儿，娘要嫁人了——人家不让哪！”她抽泣着，全身颤抖，声音嘶哑，“咱们去柳沟龚三红家，你去吗？”
龚三红何许人，谁不知他是个懒汉，开春别人送粪他游门串户，到谷雨别人开始下种他才送粪。弟兄三个老大老二都成家了，唯独他三十六岁还是个光棍。据说他曾娶过一房媳妇，因整天游门串户不务正业，人家离婚走了。现在她的造化来了，土改清算母亲被扫地出门使他有可乘之机，托外甥来说一个大他四五岁的“活寡妇”。
娘一向讲究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一女不嫁二男等封建礼教。记得有一次我跟着娘进城，走到梁峪和下车村中间的一条小河边，娘脱了鞋袜挽起裤脚正要过河，见对面有一个汉子走来，她赶紧放下裤子穿好鞋，等那人走过去才重新过河。这样的举动在现代那些大庭广众之下敢于坦胸露臀的女性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娘恪守女人要从一而终的封建信条，那么多年即使独撑五口之家，濒临饥饿死亡的边缘，但从未有过改嫁的念头。退一步说，即使改嫁也不情愿嫁个懒汉呀，何况他还有个七八十岁的老母要人侍奉。可这些话怎对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讲！
“娘，你去哪里我都跟着，我不离开你。”
“好，狗儿，娘的好孩子，娘去哪里都带着你。”
一九四七年春，娘带着我和那口锅踏进龚家门，讲好我改名换姓给龚三红当儿子，把哥哥留给田家，继续给人放牛。
真是：
正叹命运太无情，岂知黄泉路已近；
问苍天公理何在，咒人世几多不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