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调资落榜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四点，我去白羊墅车站接妻子儿女，忽见村里看戏的人纷纷往回走，我问他们怎这么早就散了戏，有人小声说：“毛主席死了，不让唱了。”他老人家没能看到“四人帮”复灭，更没能看到他梦寐以求的“英特纳雄奈尔”实现，就见马克思去了，他死不冥目啊。我怀着无限崇敬和悲痛的心情参加了毛主席的追悼会，受到车间新任书记章敏的表扬，郝泉在班会上转达张的话，说我这次“表现不错”，似乎像我这样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也热爱毛主席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这一年十月六日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终于支持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华国锋下决心粉碎了“四人帮”，举国上下群情激昂，一片欢腾，真是大快人心。老革命家们把华国锋推上领袖位置，选他当了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不久在“四五”运动中被“四人帮”赶下台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谢天谢地，毛主席手下留情，没有让“四人帮”把他一棒子打死，保留了他的党籍，使他能顺利站出来力挽狂澜，收拾烂摊子；他就任于危难之间，立即拨乱反正，很快扭转了混乱局面，使国家逐渐走向繁荣富强，人民真正摆脱饥饿和贫困奔向小康生活。
十年浩劫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不仅农村一派荒凉，广大农民饥寒交迫，作为领导阶级的广大工人也已十多年没加过薪了。邓小平出山后在着手全面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于一九七七年果断作出历经十年浩劫后第一次调整职工工资的决定，但由于国库尚空虚调资面仅为百分之四十。这就不可避免出现你争我抢、烂用权力、派性调资等不公平现象，加之政策的疏漏和执行偏差，出了不少问题，没有达到公平公正激发广大职工生产积极性的预期效果。有的部队甚至动了枪，造成血案，据报载大同军区一个团长竟在军部把他的军长开枪打死，然后自己跑出去了结了生命。
这次调资对我来说必然又是一次沉重打击。
我矿仍然采取在班长会上讨论调资花名的方式：首先把全车间职工参加工作的时间和工资级别列表，下发各班组讨论提出预调名单，再到班长会上研究决定，最后上报矿党委审批。
那次的中央文件明确规定“这次调整工资要优先照顾那些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生产骨干”，怎样理解“生产骨干”四字，那些人算生产骨干，我认为应理解为第一线的生产工人。而在车间职工动员会上支部书记章敏传达完文件后却解释道：“依我的理解所谓‘生产骨干’就是指我们的班组长。”于是他给所有的班组长都调了，郝泉争当班长这次沾了大光，一九六七年参加工作由三级调到四级；他还不算特殊，有个七十年代参加工作的班长王胜也调为四级，他们都是章敏土政策的幸运儿。班长们都调了，指标也占完了，一般工人只能“望梅止渴”。章敏本人是大学生，读大学时入了党，刚转正不久调来当车间书记，他的工资已超过五级工，但既然他给班组长都调了，班组长们就像众星捧月似的维护他，一致要求给他调。起初他“谦虚”地说：“你们不要提我，我不调。”经不住众人“苦谏”，最终还是半推半就调上了。须知调资文件中关于“生产骨干”的前面还有两个定语，一是“工作多年”，二是“工资偏低”；那么相对于五十年代参加工作的人那些六七十年代进矿的班长即便都是生产骨干，他们才工作几年，他们工资偏低吗？比他们早参加工作十多年的生产工人难道不该调吗？
我是五六年参加工作的四级工，但注定要“名落孙山”。小组讨论时别的组不用说，我们本组都没有一个人提我；后来有一位临县工友白虎大约看我太难堪，为了安慰我，或说为了给我遮羞，提议让我当了个“后补委员”。班长会讨论共出两次榜，张贴第二榜时我正在车间门口，王成看我一眼皮笑肉不笑地说：“快看，榜上还有田生玉。”我知道他是有意奚落我，看都没看一眼掉头就走。
入矿不久的三级工都调到四级，我二十多年工龄和他们平级，突出显得一“花”独“羞”。这期间我曾上书党支部，请他们正确掌握“生产骨干”和“工资偏低”的双重原则，章敏们不以为然；我又找矿党委申诉，程书记无关痛痒地说：“我们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走群众路线，群众不评你我们也没办法。”
终榜出来后，我百感交集，情绪极度低落，喝了酒独自在宿舍里淌泪，盯着华国锋主席的标准像，嘴里叨念：“华主席呀华主席，毛主席他老人家离世了，你来为我作主吧！”
我哪里知道，华主席正不折不扣执行毛主席的一整套政策，坚持两个“凡是”不动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真是：
两个凡是老主张，调资偏重班组长；
若非三中全会好，抬头做人永无望。
三最后一搏
我要斗争，要反抗，这次豁出去了，我是孤注一掷！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号令全国开展清查“四人帮”运动，重点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车间有位女副书记牛合被人揭发和“四人帮”在省市的“代理人”有牵连，还有人说她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别人都泣不成声她却暗自发笑，再就是“四五”运动（清明节人民群众在XX门广场自发贴大字报朗诵诗词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集会，后被“四人帮”诬为反革命活动，矛头直指邓小平，掀起一场“反击右顷翻案风”的狂潮，使他们“打倒邓小平”的阴谋最终得逞）中她曾在车间板报上粘贴简报，说什么“右倾翻案风”的“风口”在国务院，“风源”是邓小平，矛头直指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四人帮”的阴谋最终得逞，在他们的淫威下，毛主席拍了板，邓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不过毛主席还是手下留情，没有答应他们开除邓党籍的要求，为他以后复出扭转乾坤留下伏笔。实际上毛对邓是既爱又恨，爱他的才干，很他不跟自己走，总想另搞一套。毛曾对王洪文说：“邓水平很高，比你强。”但又说：“他还是黑猫白猫啊！”毛尤其不能容忍邓否定他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大革命”。
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次大演习，牛合的行为有力配合了“四人帮”的阴谋活动。而牛在这次调资中竟也提了级，于是我和车间一名司机范浪（这次调资他也落榜）联手，乘揭批“四人帮”运动的东风，以派性调资为发难点，向车间和矿各级领导班子发起猛烈攻击；利用毛泽东赋予的“四大自由”，把大字报贴遍车间和矿部，直到市委大院。全矿就我们两个人，大字报照例署名“革命群众”，谁也搞不清这“革命群众”究竟代表多少人在揭批“四人帮”的“残渣余孽”，看起来声势浩大，雷霆万钧。车间几个头头知道后就处处设置障碍，派人监视我们的行动，最后竟使出卑劣手法，断绝了纸张供应。
大字报由范浪提供素材，我来编写，然后两人共同张贴。
这时山西省委派到阳泉市的工作组进驻阳泉宾馆，组长是文**革中坐过牢的“总站”干部张步英，副组长是原晋中地委副书记榆社人常振华，我和范浪多次去宾馆反映铝矿的问题，得到他们的支持。在市委扩大会上张提出“要像土改时依靠贫下中农那样紧紧依靠文**革中受迫害最深的那些人”，明显是支持“红总站”打压“指挥部”。我矿的老书记王林响应张步英号召支持我和范浪，但矿长李钟和大多数干部群众都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是“资产阶级又一次猖狂反扑”；王书记很被动，开会连会场都没人布置，只免强开了一次牛合的批判会。
最初李钟章敏一伙还非常自信，章曾对我说：“我问心无愧，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王林听后非常生气，说他是“狗屁话”。
我这次真是捏着一把汗硬干，那些“红字号”英雄正在暗处偷笑，等着看我的好看；形势一旦逆转，他们即刻就会反扑过来，那时我恐怕连命也保不住。但我是紧跟“揭批四人帮”的大气候走，看来省委工作组的宗旨就是实行反夺权，把“指挥部”一派赶下台，让“总站”的人重新掌权。那时派性的阴魂还紧紧缠裹着每一个人，“揭批四人帮”运动也不可避免陷入了派性。
我和范浪看清了运动发展的趋势，信心倍增，把大字标语直贴到市委大院，内容诸如《铝矿的清查工作为什么按兵不动》、《强烈要求市委派工作组进驻我矿》、《铝矿受迫害群众仍不得重见天日》，《为什么对四人帮的黑干将牛合心慈手软》等等。
终于两人组合的“革命群众”震动了工作组，也震动了市委。令我没有想到，也令李钟章敏们没有想到，铝矿的领导班子突然大换血，李钟调走了，章敏调走了，软弱无能的书记王林也调走了。矿党委书记由原副矿长、“总站”派的赵刚担任，趁此机会我立即要求调走，我甚深知继续待下去绝没好果子吃！
正是：
猫急上树狗跳墙，奋勇揭批四人帮；
凭借东风赌一把，乘胜收兵调回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