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艰难调动
“这是最后的斗争”！
借揭批“四人帮”的东风我的最后抗争取得暂时性胜利，但我十分清楚这是一个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不定何时“总指”势力再次反扑回来，立刻又会黑云压顶，那时将没有我的活路。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我二儿子飞儿降生，妻在家拉扯着三个孩子十分艰难。秋天队里分玉米常常到深夜才停当，她又要照看孩子又要去担粮，怀里抱着孩子肩头担着粮，有一次黑暗中连人带担栽倒在地里。队里把玉米棒就地一堆堆分开，暗夜里人们乱哄哄抢着往家送，迟去一步就会丢失。她就曾被人把一份白玉米抢走，为了少跑一趟，她一次竟挑一百三十多斤。超负荷的重担把她的腰压垮，过早成了驼背老太婆，且要忍受无休无止的疼痛。我若能调回去，或者至少离家近点，就能帮一把力，减轻妻子的负担。
然而调动工作谈何容易！
文**革前我为调动工作没少奔跑，求亲告友，费尽唇舌，终因该死的档案所累毫无结果。那时只是为了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换个力所能及的技术工作。现在有了家口，调动目的又增加两条：一为避免再次受迫害，二为照顾老婆孩子。
我的愿望能否实现呢？
在计划经济下职工调动一直执行有计划核编统一调动的政策，后来为了解决部分职工的两地生活困难，劳动人事部门放宽政策，实行小范围人才自由流动，因而出现了“商调”这一新事物。所谓“商调”包括两种方式：一曰对调，一曰单调。对调是两个单位间的人员交流，走一个来一个，双方都不减员也不增员。这种方式比较容易办成，只要双方当事人的工种和所有制性质一致，双方同意对调，征得双方人事部门同意即可办理手续。那几年各车站旅店到处张贴着对调工作的小广告，我也贴过，但反响不大；除矿山煤窑多数工厂要的都是技工，不要劳力工，尽管我磨破嘴皮声明自己能胜任某些技术工作，人家只以现有工种考虑。就如你再说小时候生活多苦，人家只以你家曾经被“斗”而咬定你出身地主；再说你一片诚心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人家以你出身地主就断定你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个平定籍的人在太原建筑公司工作，我看到他的商调广告后感到我俩的工种比较接近，就去信协商。开始他表示同意，后来回了一趟家就改了主意，大概是打听到铝矿的工作又苦又累，借口我俩工种不同推掉了。
只能走单调这条路。
单调必须征得双方单位同意，原单位放你走，新单位愿意接收才能办成。首先第一关我就过不去，“总指”的掌权者不会轻易大发慈悲放我走，我向人事科递过几次申请，但即使原“总站”的科长方相都“不敢”放我走。
我决定先找单位，找好单位再等机会。一九七八年初春，中央决策层还在华国锋“两个凡是”指导思想控制之下，邓小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举措刚艰难起步。我十分清楚档案里历次运动整的黑材料给我的调动会造成多大阻力，每到一个单位首先如实地把个人简历作详细交代，然后声明已经平反；但“平反”二字显得那样软弱无力，简直毫无助益。人家宁可相信原来的黑材料：这个人曾犯过什么错误，戴过什么帽子。
太原化肥厂有我一位同村表兄张仁，他和人事科的人比较熟，在他的推荐下人家知道我有化工专业知识，表示有意接收，让我填了申请表，声明需上会研究。当我第二次去接洽时他们委婉地表示，恐怕我年纪大不能胜任三班倒工作而不予接收；我再三恳求，表示我完全可以上夜班。那人看我可怜兮兮的样子，只好说出实情：化肥生产安全要求很严格，人事问题不单由人事科决定，还要由保卫部门审查，我知道是过不了政审关。呜呼，我无话可说，只能用酒精麻醉自己。我买了酒和小菜，躺在厂区的林荫树下，把酒问青天：天哪，你敏锐的目光时刻综观世界，自古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一说，你可知道，在东方这块社会主义大地上，有多少知识分子因背着“臭老九”的恶名而恨无用武之地，只能发出凄凉的悲鸣。
然而苍天无情，它至始至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是袖手旁观，静静地观察着人间的一切不平。
太原运输公司有我一个族叔当经理，就是东湾田姓三门的玉珍叔，我去向他求援。他问我能干啥，我说可以当汽车电工，当文书抄抄写写也行，他非常高兴，指示人事科具体办理。这回没有让我填表，由他们直接调档审查。一个多月后玉珍叔告诉我，人事科长说我是“坏分子”，他已经请示交通局不同意录用。玉珍叔和那个科长属两个派系，虽然两派联合又是上下级关系但仍然口是心非，处处拆台。这次查出我的“问题”却不向他汇报而直接越级请示，然后以上司的决定压他。他只好说：“既然人家说局里不同意，我就不好说话了。”
两次打击使我灰心丧气，彻底绝望，干脆把档案撤回，等待落实好政策再调动。
真是：
黑色档案千钧担；想要调动难上难；
空怀绝技无人问，把酒向天枉嗟叹。
五柳暗花明
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推动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全面展开，从五七年“反右”以来十多年期间所有无辜受打击的知识分子再不是“臭老九”，他们终于盼到扬眉吐气的一天。
整整二十年，这一刻来的多么艰难！
我的档案被化工厂调回，劳教队的难友们纷纷回来齐集厂招待所，等待彻底平反。中央指示为了给知识分子彻底平反不留尾巴，使他们永无后顾之忧，这次平反必须把过去整的黑材料中所有污蔑不实之词全部从档案中撤出并当众焚毁。我若在清理档案后调动可能要顺利的多，去不了化肥厂也能到运输公司。一切也许都是天意，我不该调到太原，假如去了太原不但不能照顾家，以后事业单位改革还有下岗之虞。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受到彻底批判了，废除了毛泽东多年推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一变而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符合时代要求，顺应了民心。同时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进一步推向高*8*潮，提出知识分子应学以致用，用其所长，提倡伯乐精神，不再让千里马老死于槽枥之间。在第一次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响亮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英明论断，为我国真正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世界先进国家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他受命于危难之中而力挽狂澜，拨乱反正，使四分五裂的党达到空前的团结，使动乱的国家走上安定团结的局面，使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飞速发展。他的功绩必将彪炳史册，他在马列主义发展史上应该占有与毛泽东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此大好形势下，我往太原调动不成，转而决定调回原籍。然而县城没有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只有县化肥厂比较适合我的专业。但据劳动局长游威说，化肥厂生产亏损，经委已经亮了黄牌，正在整顿，如整顿不好有“下马”（那时还未用“破产”一词）之虞。
怎么办？我苦思冥想，突然心头一亮：二十年前我去石家庄看望父亲时曾闪过一个念头，就是像父亲那样当一名人民教师，二十年后这点火星又在我脑海中复燃。对，当一名教师，现在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不再是“臭老九”，当教师定会受到人们的尊重；而且当教师能有一个读书学习的良好环境，满足我与生俱来的求知欲。
这个愿望能实现吗？
我忐忑不安地在县教育局门前久久徘徊，没有勇气走进去，一次次碰钉子我已丧失信心，唯恐再遭到拒绝。快到中午时根生表哥走来，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想调回来当教师；他说：“好啊，欢迎你回来，咱们现在正缺教师。局长开会去了，回头我们研究一下给你答复。”
文***革初期表哥在一中当校长，被打成“当权派”，他的搭挡书记乔魁打成“保皇派”，他俩都一度受围攻批斗。现在一个是文教部部长，一个是副部长。表哥把我推荐给乔部长，乔曾在板坡下过乡，对父亲的渊博知识十分推崇，对我也就有先入为主的好印象。又经父亲亲自出面和他交谈，这事就顺利敲定了。
铝矿由于揭批“四人帮”不力，领导班子大调整，对我们这些沾了“黑墨点”的人始终怀有成见的头头全部调离，矿长李钟、白采区书记章敏都被停职。我去找新任党委书记赵刚时，白采区主任刘存正闹着向他要书记。刘走后我对赵书记说：“赵书记，你知道在这次揭批‘四人帮’运动中，我是提着脑袋干的，不但是孤军奋战，简直是背水一战，孤注一掷！现在虽然暂时取得胜利，可我不能在这儿继续干下去了，再不走迟早要吃大亏。你就批准我离开铝矾土矿吧！”赵书记表示很同情。不久人事科通知我去，在科长方相的办公桌上放着党委批准的准调名单，我是其中之一。
文**革期间铝矿实行的计件工资制也被“打倒”，说那是资产阶级的一套“物质刺激”，与毛的“政治挂帅”格格不入。“三中全会”后，农村开始试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铝矿也试行定额超产奖励办法。我的工资除四级工的工资五十五元六角（其中六元附加），加上超产奖有时能开一百多元。这时我已调离郝泉班，转到王胜班，王是转业军人，参加工作时间短，对我过去的经历不十分了解，他并不欺负我，给我评的工分也不低。我工作起来从未有过的轻松愉快，竭尽全力拚命干活。
这年冬天艳香带着三个孩子来矿住了几个月，过了春节才回去。
一九七九年三月底，我收到化工厂的平反改正书，现照录如下：中8**8共国营晋东化工厂委员会文件
厂党字（79）第34号
关于对田生玉同志遗留问题的
改正意见
田生玉，男，家庭出生地主（作者注：仍旧是“地主”），本人成份学生，政治面貌群众。
该同志一九五八年九月在本厂当工人时被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受开除厂籍、劳动教养处分。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日按着上级指示，由厂甄别办公室复审，经阳泉市公安局批复，对原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给予开除厂籍、劳动教养的处份予以撤销。根据中***8共中央（78）55号文件精神和中央五七年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和不戴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指示，决定：本人档案中有关右派和反社会主义的材料和结论一律销毁。
中国***8党国营晋东化工厂委员会（公章）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日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七日，我离开深受苦难的阳泉，离开不堪回首的铝矾土矿，调回家乡当了一名教师。这次调动连档案都没调审，办得意想不到的顺利，从此我彻底摆脱了那份档案的羁绊。接着党中央宣布取消土改时的阶级划分，农村已不存在阶级差别，一律是农民阶级，统称村民。从此不论上学参军还是找工作，履历表中再见不到“家庭成分”一栏，不只是我，我的三个孩子也不再为“成分”所累，一个个得以考入大学。
调回家乡那年我正四十岁，假如阎王爷多给我点阳寿，比如说八十岁，那么过去的恶梦只是我前半生的经历，后半生还可以是个有用的人，还能为社会做点贡献。真的，我好像又回到了青春年代，焕发出无穷的活力；我考入电视大学，中破重重阻力，实现了二十多年前的大学梦；我任劳任怨、呕心沥血，在屡次调资和职称改革不得上的羞辱下，仍积极工作，一心扑在教学上，直到退休。将近二十年的教学生涯中，虽谈不到“桃李满天下，我也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一生总算没有虚度，我知足了。
拨开乌云见青天，经历二十一年磨难，走过一段人间罕有的崎岖弯路，大难不死，我终于第二次获得解放。我们全家，妻子儿女，祖祖辈辈、世世代代感谢党中央，感谢邓小平，世世代代、子子孙孙不忘邓小平的恩情！
正是：拼死抗争不认命，柳暗花明又一村；
劫后余生春尚在；不惑之年报党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