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认亲闹剧
一场重病使我告别了顽童生涯，从此判若两人，进入生命的黄金时代，拼命猎取知识，思考人生。
报考初中时我信心并不很足，跟随父亲一年半虽然在他的严格教诲下小学数学有长足的长进，但语文基础绝非一日之寒，实在差得很；此外诸如自然常识等根本没学过，作文水平更是马尾提豆腐——提不起来。
父亲作了几篇模拟作文，我很快背得滚瓜烂熟。其中一篇“我报考学校的目的”竟被他猜中，模拟文中有“毛主席领导人民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才取得今天的胜利，因此我要好好读书，将来努力建设国家”等语，考试时我把整篇文章照抄在试卷上，又怕人家不相信是一个小学生作的，便在后面加一句“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常识方面比如“什么是五金”一类题都是临阵磨枪背熟后照写到试卷上。总之是靠了先天的聪颍，而先天的聪颍来自父母的遗传，是与生俱来的。
考场原定在太原总校，因此我们几个孩子步行前往微水，准备从那里坐车去。同去的有厉校长的弟弟厉四、王总务（记忆中都称王管理员）的儿子王儒等。几个人中不论年纪还是个子都数我小，不知怎么厉四老欺负我，弄得我一路啼哭。我后来反思，可能是我一句玩笑话激怒他，他对我实施报复。那年中央解决了一宗解放后最大的腐败案，天津市委书记刘青山、市长张子善被枪决；厉校长本名庆山，我利用谐音开玩笑说“枪毙了厉青（庆）山”，厉四在一旁听到难免心怀不满。
我们还没走到微水站就迎着总部来人，说不去太原了，就在原地考，于是又转身往回返。
开学前厉校长召集被录取的考生谈话（类似于面试），一群孩子围坐在办公室，他一个一个考查。轮到我了，他问：“多大年龄？”
我答：“十二岁。”
又问：“家庭什么成分？”
答：“中农。”
问：“读过几年书？”
我说一年半，他愕然了，别的孩子也投来诧异的目光。
厉校长接着问：“你报考学校的目的是什么？”
“学习文化科学，长大建设国家。”我流利地回答。
“国家，哪个国家？”他故意挑剔，“美国也是国家，你也去建设？”
我有点慌乱，不知所措，向他投去疑惑的目光。
“应该说祖国，长大建设祖国。”
“是，好好学习，长大建设祖国。”
那时我绝料不到“长大”后竟被无情的阶级斗争剥夺了整整二十年用所学知识建设祖国的权利。
第一学期的课程学得非常吃力，非常艰苦。尤其语文课，不懂词义，也掌握不住中心；老师给成语词汇作的注释比原词还艰涩难懂。但我能照抄照背，应付考试不成问题，却不懂意思。直到升入初二年级，看了些课外读物（我起初读课外书籍也看不懂，记得从图书馆借回一本苏联小说《宁死不屈》，读了一页怎么也想不通，刚刚还说那人在莫斯科，并没提他离开，怎么一会又在彼得堡出现了），语文知识才有所提高，作文水平也大大长进，并开始学写诗。我的第一首诗，《红领巾颂》曾受到语文老师杨济时的表扬，并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现已忘记了，定然十分幼稚。
我学习从不偏科，对每门课都很感兴趣。教数学的王瑞生老师是个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年轻有为、血气方刚，对学生要求极严格。上课时发现谁在下面搞小动作或走了神，他会随手掐个粉笔头照你课桌抛去，百发百中，同学们都对他十分敬畏。但课余时间他又和大家一起游戏，像朋友一样开怀畅谈。他知识面很广，语言幽默风趣，常给我们讲科学知识、生活常识和做人的道理。他谈笑风生，从不以师长自居，孩子们都很爱戴他。
一年一度的暑假到来，老师们照例要去总校“受训”（后来又改称“集训”）。“镇反”运动刚刚结束，“肃反”接踵而至。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有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因此必须人人过关，且要过好几道关。从“镇反”到“肃反”，再到“反右”，王老师最终没跨过关隘。他喜欢写散文，常在《石家庄日报》上发表文章，在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他的一篇《火车头》因一句“火车头能带着十几节车厢飞奔，但它一旦脱离轨道就变成一堆废铁”被指含沙射影攻击校党委，也就是攻击新生政权，定为特级右派判刑入狱。
父亲有幸连闯三关，可还是没能闯过十年动乱那一关关。他不是伪军政人员，也没有血债，所以几次运动都没拘捕他，但那个劳什子“委任状”一直被揪住不放，他就一直过不了关。我很担心父亲会出事，我的命运已和父亲紧紧连结在一起。
假期里父亲仍然把我留在秀英姐那儿。她已有个两岁的女儿，雇个保姆照看；保姆带着她上中学的女儿郝玉，不久厮混熟了俩人竟结拜为干姊妹，从此她就直呼老保姆为妈。她也让我称呼郝玉为姐，称保姆为妈，叫姐还行，妈却叫不出来。我对她随意结拜乱认干亲十分不满，呼爹唤娘更违心愿，为此终于引发一场口水大战。
郝玉大我两岁，也正读初二，我俩一同温习功课，一同做假期作业，一同上街玩耍，几乎形影不离，耳鬓厮磨十分亲热。街坊邻居都说：“看你俩就像亲姊弟呢。”
不料突然一阵“寒风”袭来气温立刻降至冰点。
那天郝玉的父亲来了，我从街上回来听到屋里有男人说话就问她谁来啦，她顺口说“咱爹”。我以为父亲回来了，进屋一看却是个不认识的乡下老头，蹩了一肚子气出门便怒气冲冲对她说：“我经历的娘不少爹也够多的了，如今又让我叫你爹‘爹’，我不认！”
听我这样说她也恼了，说：“你不认拉倒，谁希罕你认，你爹来我也叫他爹嘛。”
“你愿叫谁爹我不管，反正我不认。”
“又不是我要你认，谁让你姐认我们啦。”
“她认是她的事，与我无关，我现在有爹，无须再认。”
两个人在院子里一场混战，我一气之下跑到兰村找父亲，在那里住了几天，假期未满就提前返回建屏。
大约秀英姐也是觉得他孤苦伶仃没有亲姊热妹才认了个干妹妹，因这事她肯定对我不满。第二年我升学来到太原，父亲仍叫我去找她；我去中和里，邻居说她早已搬走，搬到侯家巷了。但她并未写信提起过，我认为她是要和我们绝交，在她新居大门外转了几圈，最后还是决定不进去。
我在上兰村读了三年中专，她明知我就在城郊上学从没去看过一次，姐弟俩有九年多没有见面，直到一九六二年父亲和汾阳张鸣结婚，她去招认后才又开始来往。
听说郝玉参加工作后就和她断交了，而我直到现在还常去看她，毕竟姐弟一场。
正是：
历尽沧桑难移性，心高气傲不饶人；
认亲定恐因缺亲情，不必移恨痴秀英。
五继母情深
——怀念继母李成兰
读初二那年级我离开父亲去唐家会住校，开始独立生活。唐家会离南冶十里，周末放学才能回去。开学不久有人告我说父亲结婚了，从太原给我带回个后妈。这消息犹如青天霹雳几乎把我击倒，接连几天心烦意乱神不守舍，再无心学习。刚刚愈合的心灵创伤又被利刃划破，渗血了！简直太可怕了，我尝过后娘的滋味，我不会忘记葛氏是怎样把一个好端端的家庭拆散，逼得娘受尽苦难，使我弟兄流离失所任人欺侮。如今哥哥还在老家给人住长工，我多次要求父亲把哥哥接出来读书，每次他都满口答应。现在他突然又给我娶了后娘，俗语说“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他一定是变了心，不接哥哥了，再说他想接还不知后娘让不让呢。
我越想越气恼，悲哀和愤怒又一次攫住我幼小的心，对父亲的怨恨又死灰复燃。经过一番苦思冥想我决定不接受这个事实，我要和他们绝交，宣布脱离父子关系！
连续三个星期我都没有回家，第四个周末我含泪写了一封绝情书，托一个回南冶“过礼拜六”（学生中的夫妻平时各自住集体宿舍，只有礼拜六才有机会团聚，人们戏称为‘过礼拜六’）的“大学生”张秉君捎给父亲。信的大意是：得知你又给我娶来后妈，我心里既痛苦又恐惧，你曾答应我接哥哥出来读书，看来你是要食言了，因此我决定与你断绝父子关系，从此不再回家。
过后我没有再见到那个“大学生”，不知他是否把信捎到，父亲也从未提起过。
一个星期天下午，我独自在河边徘徊，侯智跑来说：“你爹找你，你看，就在那边。”我顺他手指方向望去，果然见两个人站在村边大树下，一眼就认出老者是父亲，他身边还有个青年却不认得。我迟疑地慢慢走过去，距离一步步缩短。看清了，看清了——瘦骨嶙峋的身架，阴晦苦涩的脸，一对呆滞无神的大眼珠深陷在眼框里——是哥哥，没错，是他！我紧跑几步激动地喊道：“哥哥你可来了！”眼里噙着泪水，脸上却漾出笑容。我看一眼父亲，看一眼哥哥，心想：父亲没有食言，他终于把哥哥接出来了。于是走近他身边，歉意地低声说：“爹，你把哥哥接出来了？！”
父亲说：“去年我就叫他来，因没有顺路人带他被阻在太原又返回榆社，这次是跟着你王老师来的。”接着问道，“你怎么总不回家？”
问得我窘迫无语，老大一阵才说：“下星期我准回去。”
哥哥自幼性格内向，不善言词，多年的苦难经历使他变得迟钝呆板，很少能听到他像多数青少年那样的的欢声笑语。但他的大脑依然保持了父辈的遗传因子，相当聪敏，后来在继母李成兰的教导下进步非常快。
回家那天正巧父亲和哥哥都出去了，推开屋门只见一个老太婆正带着老花镜俯身缝被子。
“我爹呢？”我脱口问道，并没叫妈。
她直起身来，回头从老花镜下直直盯着我看，心想准是二小子回来了；他爹说这小子颇有股犟劲，果然不假，你看他直挺挺站在门口一动不动，高昂着头显出不可侵犯的神态，不屈不挠的性格。越是这样越透着十分俊气，十二分精明，和他哥哥简直不像一母所生。
“你就是生玉吧？”她慈祥地面带微笑问。
“是呀。”
“那怎么站着不动，这儿不是你的家？你爹刚出去，你哥也玩去了，过来坐这儿。”
她指指炕边的椅子，停下手中针线活接着说：“我都知道了——你哥都给我讲了。你弟兄俩吃了太多的苦，你娘也遭了不少罪；她死得早，丢下你们没亲人，真可怜——都怪你爹太荒唐，讨了小老婆不管儿和女，我要早知道他是这样的人绝不会嫁他。”
一席话就像在我的血管里注入新鲜血液，立刻感到周身温暖热血沸腾。看来这个继母与众不同，俗语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世间后娘心都毒”，又道是“蝎子的刺后娘的心”，不对！她就不是那种人，她心地善良，疾恶如仇，富有同情心，能站在生母一边鞭笞父亲的过失，十分难能可贵！
看她和蔼亲切的面容与亲娘无异，我的戒备心立即化为乌有，脱口而出：“妈，我哥还没念过书，你要劝我爹让他上学。”
“你别担心，我每天教他识字，很快让他也考上中学。”
她实践了自己的承诺，哥哥一直在她身边上家庭小学。她当过小学教师，就用当时通用的“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教哥哥认字，方法是先学注音字母，然后藉拼音识汉字。她手把手教，读、写、讲、用并举，哥哥每天能认二三十个字，很快就能读报写信，两年后就考上了初中。
她，铺开世间最伟大的母爱，展现出东方女性特有的贤良敦厚，恪守妇道，把非生子当作亲生子，谱写出又一出“三娘教子”的新篇章。
她讲迷信信鬼神，常给我讲些因果报应的故事。记得其中一个是说日本人包围了汾阳某个村子，把八路军的伤病员、民兵和一些群众等几百人都杀了，填入一口枯井；后来八路军在汾阳山上和日本人打了一仗，那天夜里从那口井里上来许多兵，全部白盔白甲，足有一个团，扛着枪排着队上了山，助八路军打了个大胜仗，把日本鬼子打得落花流水。另一个故事说有个坏蛋图财害命杀了人，县官虽怀疑他但苦于抓不到证据，时隔二十年未曾破案。有天夜里冤魂又来找他索命，他在梦中大声嚷道：“你别找我，还回去当你的冤魂屈鬼去吧，这个案子连县太爷都束手无策；我杀了你至今二十年了，还不是逍遥法外、高枕无忧！”他的梦话被邻居听到并报了案，立即被抓到县衙，经不住严刑拷打招了供，最终顶了命。
继母非常相信因果报应，因此终生恪守妇道、永存善心，激励自己只做好事不做恶事。不似我所遇到的一些当代人，他们十分讲迷信，每天烧香拜佛，但转身就做损人利己、男盗女娼之事。
继姓李讳成兰，汾阳人氏，前夫姓孙，生育两个女儿，大女儿铁茹已出嫁，夫妻二人在交城银行工作；二女儿莲茹当时正上中学，由她姐姐供养，后来她考入天津师范大学，毕业后支援边疆去了乌鲁木齐。
李氏继母从踏入我家门那天就把我弟兄俩当做她亲生儿子呵护，把她全部心血、全部精力都倾注到培育我们成长上，毫无半点私心杂念。她舍身忘己，只讲奉献不求索取，唯一的需求就是一日三餐。她从没有向父亲要过一文钱给自己上学的女儿，也从不给自己添置一件衣物，反倒把她在汾阳老家的物品用具都带过来。每次去看女儿她只要父亲买张单程火车票，返回时再由女儿买票送上车。她是那样心胸开阔、光明磊落、无私无怨，一年后又敦促父亲把两个姐姐接出来，实现了合家大团圆。这样的继母真是世间少有、难寻难觅！若能颐养天年长命百岁，将是我弟兄莫大的福气。她完全可以替代我的生母，弥补我丧母之憾。我若对她尽了床前之孝，足可消除无缘为生母尽孝的遗恨；上天若赐她长寿，我就不会受杨秀莲那么多年的欺侮。可恨苍天无情造物无眼，恶棍不惩好人寿短，五年后她被万恶的肝癌夺去了生命，没让她看到两个儿子成家立业。呜呼，天道不公，善恶不分，这样的贤妇，这样的慈母，何处再寻。
她不能长命百岁，也应青史留名！
正是：
世间善恶谁辩析，慈母泼妇我心知；
三妻四妾意无尽，准叫儿辈被犬欺。
六成分遗祸
四六年土改时父亲不在家，把我们扫地出门后母亲被逼改嫁，家里就没人了，所以并不清楚土改时定的是什么成分（后来才知土改当时根本没给我加划定成分）。到四八年土改复查纠偏，一些错斗中农都得到退补，我和母亲已去了柳沟，我家没得到一间房半亩地的补偿，整个陈家垣山庄全转到秃二爷名下。
报考中学时我首次填履历表，父亲让我在“家庭出身”一栏里填写中农，他和大哥也报得是中农。没想到一次小小的运动加上我的天真幼稚，使我改变了成分，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一九五二年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深入开展，在学生中进行了一次以“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宗旨的“思想检查运动”：每个学生都须主动检查，然后互相批判，人人过关。需要检查的“坏思想”有“自私自利”、“好高骛远”、“自高自大”、“骄傲自满”，还有诸如“爱面子”、“不诚实”、“搞小集团”等等，据说都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范畴，都在检查批判之列。每个人自己先对号入座进行检查，然后大家批判，假如自己不主动检查，就互相揭发，然后大家批判。别人的问题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很快都过了关，我却成了众矢之的，一直过不了关。
我和李校长的弟弟李四是同班同学，不知何时我在交谈中透露了土改时我家遭遇的那场横祸，被他抓住把柄，这个运动正是他发动攻击的绝好时机。他在会上提出：“土改时你家是被斗户，怎么欺骗组织假报中农成分？”
这个问题一提出，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在全班炸开了，我立即成为众矢之的。小组批判转为班会，大家群起而攻，踊跃发言批判，厉ss四更是几近人身攻击，诸如“你为何把尿罐放在我们门口”一类话题都提到班会上，事实是两间宿舍门紧邻着我放得靠他们门口近了点。一连几天的批判发言尖锐激烈使我难以招架，只有哭鼻子。实在受不了也想不通，那天散会后我找到班主任杨济时老师哭诉道：“同学们说我不老实，可土改时我才七八岁，不知道定的啥成分，只记得从小家里就缺粮，每天吃苦菜。杨老师，你说我该咋办？”
杨是中年教师，政治上要求进步，正申请入党，后来他实现了愿望，不但入了党，还当上教务主任。杨老师平时很喜欢我，对我关怀备至，但这事只能秉公办理，严肃对待。他温和地说：“你好好想想，你家是怎样被斗的。”
我依据记忆把当时抄家的过程讲说一番。
“这就对了，”他胸有成竹地说，“那叫扫地出门，是土改中群众对地主采取的过激行动，实际上党的土改政策是对地主也给出路。扫地出门的，后来纠偏给他们退还了必要的房屋土地和农具，让他们自耕自种，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可是母亲改嫁后去世了，我和哥哥给人放牛，家里没人，什么也没退还。”我说。
“不管怎说你家是地主无疑，做为新中国的青年你应该对党忠诚老实。地主成分也不可怕，党的政策是‘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嘛。许多党的高级干部都是地主出身，我家也是地主成分，只要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就是革命的好同志。”
听他一番说教我似乎茅塞顿开大彻大悟，立即恳求道：“那我今后就改成地主成分吧，杨老师，你帮我把档案里以前填的家庭出身也改过来吧。”
“好，你别哭了，能认识错误改正就好，回去写个检查就没事了。”
改成份这样的大事本该和父亲商量，可那时我年纪小人太傻，不知道“地主成分”是背在一个人肩上的一座泰山，会把他压瘪，使他永无出头之日。我急于过关没有商量就自作主张改了成分，虽然求得一时解脱，却从此不仅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也使我的人生偏离了正常轨道，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打击和磨难。
一时的幼稚荒唐造成终生遗恨！
检查交了上去，原来的档案改没改不得而知，但从此“地主出身”的臭包袱就压在我身上了，像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若不是唐僧搭救永无出头之日。这个包袱我一背三十多年，直到邓小平把我解放出来。三十多年里父亲始终不知道我改成分的事，父子三人两样成分，我的幼稚和荒唐给自己造成了终生难以消弭的遗恨。
此后每次填履历表我都在“家庭出身”一栏照写“地主”，可有谁知道这“地主”二字是怎样写的，它有千钧重！写这两个字需要极大勇气，承受撕心裂肺的痛苦！我想像中的地主子女都是纨绔子弟，穿着绫罗绸缎，吃着山珍海味，手不提篮，肩不挑担，过着安逸淫乐的生活。他们都是娇生惯养大的，我却是苦水里泡大的，和他们相比我太冤枉了。
然而这冤情谁能理解，永远说不清！
后来我升入中专，有一次在理发室一个胖笃笃的理发师见我身材矮小大发奇兴，决定考查一番。他边洗头边问：“你今年多大了？”
我答：“十四岁。”
接着就问：“你家什么成分？”
答：“地主。”
“噢！”他恍然大悟，“我说呢，要不是地主家庭你这小小年纪能读到中专？”
他哪里知道我不但小学只念了年半，初中也是二年速成。
诚然，解放前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解放后翻了身有些大龄儿童才开始读书，待考入中学已是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大姑娘了。我们班最小的同学大我一岁，最大的比我大四五岁，他们都叫我“小不点”，都把我当作小弟弟，因此我在同学中交友的范围非常窄小。
胖师傅的话深深刺痛了我，因为我不是靠地主的富有早念书，我小小年纪考入中专靠的是天赋和勤奋。为此我长期惆怅、烦恼，始终想不通。也曾几次找政治老师寻找答案，得到的却又是如下的回答：“你家的成分应该是小土地出租者，你父亲本人则是自由职业者。”
她还说秃二爷租着我家的地但土改前有雇工剥削那叫“二地主”。鬼才知道，谁给你分那么清，我家被清算，二爷家是贫雇农，这是铁的事实。
我注定要背着“地主”的沉重包袱毁掉一生的美好前程，毁掉整个政治生命。
可我不背又有人不让！
在三年的中专生涯中，我一直要求进步，申请入团（那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为此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我组织过俄文补习小组，礼拜天主动为后进生补习俄语，牺牲自己的课余时间给我班唯一的职工“大学生”李淑君辅导功课。我上街检到几毛钱也要交给警察叔叔，父亲用平信寄来零花钱我主动到邮局要求补费并写信批评他的做法。我每周都给团支部写一份思想汇报，那时我心灵多么纯洁，思想境界多么高尚；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团支部通过了，到校团委打回来“继续考验”，原因是“出身不好”，直到毕业也没有考验成熟。我一气之下撤回申请不入了，觉得那扇大门我是撞不开的。
正是：
土改乱斗已不公，自改成分起祸根；
天真幼稚虽无罪，一失足成千古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