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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钱钟书讲文学作者未知
前 言
钱钟书先生逝世十周年了。相比于那些起起伏伏，随时会消失在人海的有名的或无名的作者来说，钱钟书留给世人的是一份与众不同的、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丰碑。相信所有读过他的书的人都会深深感受到钱先生浩瀚如海的学识，洞达世事的睿智以及那份平淡谦逊的处世态度，他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阐释让人为之感叹与折服。“钱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想读懂、读透钱钟书的文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难懂不等于不能读，一枚贝壳可以隐藏大海的歌唱，一朵雪莲可以折射雪山的丰姿，所以，本书通过详尽的阐述钱先生的文学见解，以带领读者去领略文学世界广阔的天地与无边的海洋，用活泼的生命体验来打通中西古今文化的屏障。
当今中国社会处在剧烈的转型时期，各种文化在不断运动，或融合，或交流，或碰撞，推进着世界的不断前进。但是向前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有承担地要保持住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加以发扬光大。因此，现在的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了解前人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了解我们可以继承的传统，以利于更好地理解利用西方文化资源，进而发掘中国文化的渊博精深。而钱钟书先生就是这样的宝藏，发掘得越深，就越能发现其珍奇。
钱先生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独到之处并不在于体系性的建构，而是从幽微处发端，在几千年浩瀚的文化时空中纵兴穿行，他的魅力就表现在与传统相向时那会心一笑的默契和超脱中。这种独到的悟性是理解中国文化精髓的关键，也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有别于西方理性思维的高妙和独特之处。如果读者在阅读本书对钱先生著作中零星片段的撷取时，能用心去鉴赏、去体悟，不只是要知识，而是要进入到一个智者活泼的心灵中去，进入到一个生气氤氲的人文世界中去，那么本书的目的就真正达到了。
钱钟书先生说过：“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希望读者可以跟随这一要义，安下心来，静听先生讲文学……
目录：
一、读书的智慧
热度与冷读
读书“消纳”说
读书的心法
读书的境界
二、作文的品质
立身与文章
驳“文如其人”
论“文德”
三、读书的精神
怀疑的精神
文史不分家
不尽信“名”
四、文学鉴赏
景物的描写
美女的描写
梦的描写
唐宋诗歌的迥异风格
南北文学的风格之别
宋诗的艺术风格
五、文学创作
得心应手的关键——创作三部曲
飘起来的思绪——比喻
能听香的耳朵——通感
艰辛的寻觅——炼字
六、文学评论
论圆
论镜花水月
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论“诗有别才别趣”
论文体的变化
七、文学艺术与悲剧精神
艺术中的几种悲剧情境
诗可以怨
诗歌情境与人生情怀
八、文学中的艺术辩证法
说文解字
和而不同
有无生相
九、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诗画相通
诗高于画
论中国诗和中国画
十、中西方文学比较
中西文学作品中相互印证的情节
中西文学中的镜子母题
神韵诗和浪漫主义
十一、走在人生的道路上
童年——癫狂早慧
青年——智慧和傲气并存
中年——几度风雨几度秋
老年——屹立的文化昆仑
挚友相伴——钱钟书与近代学人
一、读书的智慧
章节提示：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是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但是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读者该如何选择，怎样才能寻得读书的真谛？而唯一的答案就是要求我们不能盲目地读书，要有目的，讲求方法。
钱钟书先生便是一个会读书的人。他博览群书，却没有被书海淹没，而是从中汲取营养，用自己的精神陶冶熔铸，筑起一道巍巍的文化昆仑。书滋养了他的灵魂，他手中的书也幸逢知音，展现出为前人所未参透的神奇魅力。人与书的水乳相融，使读书与人生达到了几近完美的境界。
钱先生读书讲技法，颇有自己的心得，这里将钱先生的读书心得总结为“热读”和“冷读”。热读即快读，不求甚解地读。冷读即慢读，逐字逐句，且琢且磨地读。就算是需要仔细把玩的书籍，也有可以草草翻过的部分。读书的精粗阔略没有定法，无论热读还是冷读都要“因时因事而宜”。读书的关键是“消纳”。消纳即消化，是说读书像吃饭，书中的营养要化为自己的精神和血肉。而这“化”的秘诀就在于用“心”去读书。读书不限于篇章字句，要凭一双慧眼悟到字里行间蕴藏的诗心和文心，因为人的精神无论古今中外总有相通之处。找到这亘古不变的精神，使自己的心灵面对一个陡然开阔的境界，才算找到了读书的真谛。于是，读书，就成了阅读人生。而像钱先生那样，深刻体味人生，与前人书中阐明的道理暗合，人生，也就成了一部精彩的大书。
热读与冷读
读书，要讲技法。这里将钱先生的读书心得总结为“热读”和“冷读”。热读，就是快读，但快不同于马虎，快读也要抓住文章的精髓和大意。冷读是逐字逐句地慢读。热读和冷读不是机械的规定，要因人因时因事而宜。这实际上是要告诉我们读书也有技巧，不能平均用力，要掌握灵活的方法。
书籍，是整个人类的记忆。还是在茹毛饮血的年代里，人们就开始结绳记事或者以图记事。正是这种保留种族经验的强烈愿望，使得人类成为地球上最富有智慧的一个物种。随着文字的诞生，书籍出现了。每当在博物馆走过，看到那些刻满文字的散落的竹简、残破的丝帛和坚固的碑石，我们不得不慨叹祖先们传承人类文明的苦心。
没有书，我们的头脑将是一片空白；没有书，也许历史还在混沌未开的蒙昧中徘徊；没有书，人类的一切创造将会缺乏根基，我们也不会拥有现代生活的一切便利。读书，让绵延的时光穿越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后耸立起人类文化的巨石；读书，让几千年来积淀的智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里汩汩流淌着。钱钟书先生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文化巨匠，除了天赋和才气的原因，还在于他的博闻强记，无论诸子百家、文艺小说、哲学理论、国文西文，全在他的阅读之列，古雅如《古文词类纂》，通俗如侦探小说，钱先生读来都兴致盎然。只要看看他的《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和《七缀集》等书，便可以发现钱先生读书之多。
但是，读书破万卷谈何容易。有许多人皓首穷经，结果只做了泛黄的书页中的尘埃。前人曾发出这样的感叹：“读书万卷真须破，念佛千声好是空。多少英雄齐下泪，一生缠死笔头中。”而对于这种感叹，钱先生也许会做拈花微笑状的。
读书，实际上是要讲求技法的，而不是一味地盲读。钱钟书读书的一条捷径就是把读书霏微“热读”和“冷读”。虽然前人也曾意识到读书方法有快慢精粗之分，但没有更精微透彻地把握住读书的奥妙所在。例如，朱熹曾说过：“《论语》要冷看，《孟子》要熟读。”并把熟读比做鸡孵蛋。钱先生对此就提出了疑义。同样作为儒家的经典之作，为什么对两者要采取不同的态度呢？按道理讲，《论语》是孔子的著述，更应当熟读啊！所以，“熟”字用在此处是不准确的。朱熹的本意应理解为：对《论语》要字斟句酌，认真研读，因为这部书微言大义，每一句话都蕴涵着深厚的道理；而文字则简洁平实，所以尤其需要读者细细领会。而《孟子》的行文则以浩大的气势取胜，如滔滔江水，一泻千里，围绕着一个论点，作者会打比方，发议论，层层深入，层层展开，直到这个论点被阐发得淋漓尽致，正如潮水叠涌，观潮要观其浩瀚之姿；而读《孟子》也要紧跟作者的思路、情感的跌宕起伏，从整体上领会全文的意思。因此，钱先生认为这里用“热”字更加恰当。热，更侧重速度，一气呵成，如写草书。熟，只能说明对一本书掌握的程度。
对陶渊明两句话的理解，更能把握其中的含义。陶渊明曾说：“好读书不求甚解”，又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既然不求甚解，为什么还要对疑难之意细细分析呢？钱先生解释道，“不求甚解”是指“读书难字过”，即有的书不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疑义相与析”是指“重与细论文”，即有的书需要细细领会其中的含义。这是对待不同类型的书的不同态度。对于冷热二字的含义，钱先生曾引用一个英国人比较英法两国人吃牛肉的例子，进一步形象说明：“法国人热吃冷牛肉，英国人冷吃热牛肉。”法国人有激情，对面前的美味可以大快朵颐，吃得痛快淋漓。而英国人讲究绅士风度，面对热气腾腾的牛肉，更要吃得慢条斯理，细细品味。掌握了冷读和热读的秘诀，则可以质量和速度兼具，深度和广度兼具，既能开阔视野，又能磨砺思想。
当然，“热”也不是马马虎虎、囫囵吞枣。否则，法国人热吃冷牛肉除了充饥，还有什么兴致可言？朱熹读《孟子》不求甚解，又怎能成为一代理学宗师呢？热，一方面强调读书的速度，一方面还要讲究质量，或者实现了情感的陶冶，或者抓住了文章的关键，找到了通畅透彻的感觉。文艺作品可以热读。譬如诗文通常以整体的意境和气势取胜，掌握了贯穿全文的情感意绪，体会到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心世界，才算是掌握了诗文的妙处。尤其是中国的诗歌，更是追求一种朦胧含蓄的境界，如镜花水月，只是一个个美丽的幻影，却万万不能拆解。对于这样的作品，当然应如欣赏怀素[1]的书法，在笔画的钩连、布局中做整体赏析。如果十目一行，字字分析，就会拆碎不成片段。钱先生讲过一个笑话，陶渊明在《与子严书》里有一句话“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意”，本意是说他的几个儿子虽然不是同时出生，但要团结友爱，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何况是亲骨肉呢。后世的学究们却穿凿附会，猜测陶渊明有妻有妾，或者说他的妻子死后又续娶了一房，或者说他有两个孪生的儿子，这岂不可笑！但如果是做学问，进行考据，则又要一丝不苟地冷读了。
培根说过：“有的书只需要染指，有的要囫囵吞枣，有的则要咀嚼消化。”这话还有要补充的地方。事实是，即使需要仔细分析的书，在阅读过程中，也有可以不求甚解的时候。钱先生说：“一人之身，读书之阔略不拘与精细不苟，因时因事而宜矣。”就是说，同一个人读同一本书，冷热精粗也要根据时间、目的、环境的不同而不同。这正是钱先生高出前人的地方。读一部文学作品，可以翻看取其大意，又可以在通读后掉过头来，对精彩的部分细细研读。如果只是为了扩大知识面，可以广泛涉猎，不求甚解。如果是认为对自己的人生大有裨益的书，可以做笔记，写感想，甚至反复阅读。读书的目的不同，即使同一本书对不同的人讲也有不同的读法，这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样看小说，以娱乐为目的的人可以热读，而以赏析和研究为目的的人却需冷读。
可见，冷读和热读，并不是为了制订某种标准，而是提醒我们读书一定要讲究技巧，只有掌握了这种灵活的观念才是找到了读书的方法。
读书“消纳”说
消纳即消化吸收，指的是读书既要博采众长，又要善于消化。像蜜蜂把花粉酿成蜂蜜一样，经消化吸收后的知识也改变了原来的形态，成为个人才智的一部分。消化同时也是创造。掌握了消纳的真谛，日常生活也能成为艺术创造和知识积累的源头。
读书虽有冷读和热读之分，但这只是阅读方法上的差异。若是逐字逐句地冷读，却不懂得思考和理解，就像在名胜古迹的瓦砾堆里捡了些残砖断瓦回来，对于真正的风景却视而不见。若是大刀阔斧地热读，却不懂得有选择的记忆和吸收，正如风卷残云，大风过后，所有千姿百态的云彩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关键还要看读书的效果，看怎样才能有所心得。钱钟书先生提出的“消纳说”正如停在书和人之间的一只轻舟，引我们渡河，去看山那边一片豁然开朗的风光。
消纳即消化吸收。在钱先生之前，人们就经常把读书比做吃饭，把消纳用于读书明理、修身养性方面。明代理学家王阳明[2]曾说：“凡饮食只要养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积蓄在肚里，便成瘤子了，如何长得肌肤。后世学者博学多识，留滞胸中，皆伤食之病也。”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也曾说：“取眼前事物为己有，犹吞噬而消纳之，化无机体为有机体。”清代有名的古文作家袁枚说过的一段话更是为钱先生所赏识。他说，蚕吃桑叶，但吐出的是蚕丝而不是桑叶，蜜蜂采花，但酿出的是蜂蜜而不是花。读书就像吃饭，会吃的人吃下去长精神，不会吃的人，吃不好反倒在肚子里长出痰瘤来了。钱先生将这段话誉为“明通之论”，并进一步把它上升到“为词章说法”，也就是文艺创作的高度。
钱先生论读书消纳法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意思是要像蜜蜂采花那样博取众长。这层意思常常被人们忽略。人们读书往往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加以选择，像挑食的孩子，喜爱文学书籍的，认为自然科学书籍寡淡无味；喜欢自然科学的，又认为诗歌小说瞎编乱造，对生活毫无用处。长此以往，视野变得偏狭，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的情感素质和心理世界也会变得不那么健全。正像吃饭，缺少维生素会影响人的发育，缺少微量元素会导致骨骼疏松，过多又会造成消化不良。兼吃五谷杂粮是保证肌体健康，营养均衡的前提。而博览群书则是保证心智健全，形成良好的鉴赏趣味的基础。钱先生曾引一位哲学家教育后辈作文的话说：“当以蜂为模范，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成面目。”还援引英国哲学家蒙田的观点，认为在教育儿童读书时，应当让他们随意浏览。儿童的个性趣味尚未定型，广泛阅读才会渐渐发现自己的爱好所在，这种通过有比较有鉴别的选择建立起来的欣赏趣味，要比长辈强加灌输的要科学得多。钱先生幼年时涉猎极其广泛，正是这种从小培养起来的旺盛的求知欲，以及后来建立在丰厚的知识积淀上的洞察力和鉴别力，使他成为一代学贯中西的大家。
读书消纳说的第二层含义是要善于消化。理解消化要注意两点，一是被消化之物往往要改变形态，二是消化之后应当“物化归我”，本来作为对象而存在的东西，现在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他的很多著作都引经据典，后来有些研究钱学的人就不辞辛苦将其引用的典籍分门别类，岂不知这些材料都经过先生自己的理解消化，使用起来都别具慧心，在这些引证材料背后闪闪发亮的是钱先生独到的见解，因此后人的研究已是走上偏路了。即使有分类的必要，对待同一则材料，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运用的角度不同，所属的类别也会不同，忽视了这一点，这种分类工作也就费力不讨好了。钱先生似乎早有先见之明，好像早知道会有人这样读他的书，在文章中借了歌德的话说，有些学究谈艺术的时候，不去领会艺术家的别具匠心之处，偏偏去考究人家的渊源师承，这就好像见了身强力壮的人，便跑到他吃的羊群、猪群、牛群那里一一追问：这个人的力量是从你们中间的哪一个身上来的？实在是太可笑了。
消化吸收同时也是创造，两者相辅相成。消化吸收是创造的前提，创造是消化吸收的目的。桑叶变成蚕丝，花粉变成蜂蜜，吃饭长力气，读书长精神，这是自然界的一条普遍规律。消化与创造的关系不仅用于读书，还可将其引申到文艺创造中。钱先生在《谈艺录》中屡次提到近代诗人黄遵宪[3]的诗。当时的中国正向西方敞开大门，引进一切新鲜事物。在一片欧风美雨中，黄遵宪提出了“诗界革命”[4]的口号，希望中国的古诗在中西文明的撞击中获得新的生命力。黄诗企图突破传统的诗歌境界，大胆吟诵现代科技文明带给人的日新月异的感受，使用新的词汇、句法，但是他不能很好地消化从西方搬来的东西，没有创造出新诗，反倒让旧诗变得不伦不类，在艺术实践中并没有获得预想的成功。没有消化就没有好的创造，也惟有创造才能显出消化的价值，这是对读书消纳说的进一步阐发。
其实，我们不只可以通过读书汲取营养，只要掌握了消纳的真谛，日常生活也是艺术创造和知识积累的源头。因为生活和读书的原理往往相通。钱先生可以写出《管锥编》，也能描画出世态人情入木三分的《围城》，而两书同样能让我们感受到的是钱先生“物化为我”的智能。善于阅读生活、提炼生活的人，通常也是一个会读书的人。
钱先生又告诫后人，读书作文既要“不得不同”，又要“不得不异”。就是说既然无法完全摆脱前人，必定得和他们有相似之处，又要和他们有所不同。因为学习认知是建立在前人的文化积累上的，没有汲取采撷就永远没有超越创造，因此总会有和前人相同的地方。但是读书作文又是以自己的智能心力运思，每个人的心智各不相同，因此永远也不会完全重复前人的见解。这种看似矛盾的过程，恰恰是人类的知识经验传承累积的过程。掌握了这个辩证的道理，就是掌握了读书消纳法的真正秘密。
读书的心法
读书要用“心”去读，学会反观自己，推己求人。找到书中亘古不变的东西，使自己的心灵面对一个陡然开阔的境界，才算找到了书中的精髓。而钱先生所求的正是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一切文明和文化现象中共有的诗心、文心和人心。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引用了一个晋代人讲过的话，他说，有一个方子能让人目明，延年益寿。第一条就是要“损读书”，即少读书；第二条是去掉私心杂念；第三是要经常反省自己；第四是尽量少看让人眼花缭乱的东西；第五是早上晚起床；第六是夜里早睡。这段话是针对手不释卷，夜以继日的读书人而言。虽然刻苦的精神可嘉，但读书——这件被世人视为天下第一高雅的事情居然让人折寿，对读书人不能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钱先生又引法国剧作家费尔丁剧本中人物的话：“天下伤眼睛的事，莫过于读书了。我曾经想读遍法国小说，没想到几个月才读了十分之一二，而视力已大不如前，以至于不能向女人目送秋波了。”看来，无论中外，读书人的心意相通，钱先生的这两段话，不知说出了多少读书人的心声。
可是，读书仅仅是在用眼睛读吗？在书山里奋战，怎样才能做到纵横古今、啸傲群雄而又不至伤身伤眼睛？在给朋友诗稿所做的序言里，钱先生说，读书“必深造熟思，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与古今中外无町畦”，沟通古今中外，化书本知识为性灵体悟，正是读书的心法。
古往今来，时代变迁。但是，无论时光如何流逝，社会怎样变化，人的精神总有相通之处。所以，我们能对说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的孔夫子会心微笑，能为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扼腕叹息，能在周围的生活中找到莫里哀[5]剧本中的伪君子达尔杜弗的影子。古人曾说：“《书》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精神心术尽寓其中，观《书》若不求其心所在，夫何宜！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见古人之心。此论最好，真读书之法也。”要明白古人的心思，不必重新置身于历史，只要反观自己，推己求人，找到这亘古不变的东西，使自己的心灵面对一个陡然开阔的境界，才算找到了书中的精髓。而钱先生所求的，已经不止是古人之心了，也不限于小我的一己之心，甚至也不局限在书本里，他要求的是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一切文明和文化现象中共有的诗心、文心和人心。
钱先生给徐燕谋诗稿所做序言中，对近代中国国门开放之初的文化文明现象的论述，更能说明他所实践的“心法”。对于那些享受着西方现代文明带来的便利，而对西方文化避之犹恐不及的腐儒，钱先生表现出极大的蔑视，把他们称为井底之蛙。这些人抱残守缺，重货利而轻义理，自安于狭小的生活空间里。而义理正是西方文明迅速崛起的关键所在，是古老的中国继续发展亟需补充的血液。思想的进步才能带来文明的振兴，现代科技成果不过是西方文化精神下的一个产儿罢了。其实我们的祖先在文化胸襟的开放意识上，早就做出了表率。钱先生特别提到了李斯[6]和他的《谏逐客书》。李斯是秦代的丞相，他在文章中告诫秦始皇要善待各诸侯国的士人。他论辩道：既然皇帝能接纳六国的珠宝、美女、珍禽异兽，为什么要驱赶六国的士人呢？他们才是一个国家的精华所在。如果那些腐儒读过这篇文章，而且在阅读的时候，能掌握了读书的心法，不仅仅惊诧流连于其中所描绘的风物的华美和丰沛，而且能感受到在文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包举宇宙，凡天下之物皆拿来为我所用的开阔的气度和宏大气势，就不会这样愚顽不化了。
对于另外一批趋时追新者，钱先生同样持否定态度。他提到了黄遵宪，说此人只懂得铺陈欧洲的新名词、新事物，对西方文学的形象意境却不能领会，这就好比只看到了细小的金屑闪烁的光芒，却没有做到盐融于水那样对西方文学的领悟，生吞活剥，结果反而败坏了那些弥足珍贵的东西。在当年的中国，钱先生的这番论述的确让人警醒。即使是在今天，那种只会玩弄新名词、新概念却不理解其文化背景；只会盯着畅销书排行榜而缺少鉴赏口味；只是以西方的文化艺术现象为时髦而亦步亦趋，却不能领会其文化内涵的，不也是大有人在吗？
掌握了读书的心法，思想可以在人类文明的长河里自由驰骋。尘封在书页里的文字都有了生命，跳出来与你对话。你会看到思想的脉络是怎样在历史中延伸，而自己又处在这条脉络的哪一个结点上。你能够以自己的想法为主线，提纲挈领，在浩瀚的书海中发现你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将庞杂的材料理出头绪，为我所用。掌握了读书的心法，对作文尤有裨益。作文，其实是一种创造。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道理何在？钱先生认为，把书卷见闻化做自己的性灵后，就可以“因情生文，应物而付”，不再被书中的框架所拘囿，不再被前人的规范所限制，心之所至，手之所至，洋洋洒洒，仿佛所有的文字都是从自己胸中流出，古今相忘，一切人为的区别都被思想的深邃广博穿透了。
读书心法的卓绝之处正在于，使知识超越时空，化为己有。这比消纳法更前进了一步。如果说消纳法更侧重于对一本具体的书的读法，“心法”则告诉你面对人类文明的巨大图书馆时，应当从何下手。心法是一条有效的快捷方式，它教我们用心读书，而不只是用眼读书。当你学会了用自己的大脑在书海里钩沉索引时，读书可能就不是一件伤眼力的事情了。
读书的境界
读书的境界应该是什么？钱钟书所推崇的就是不通过读书，而是通过在生活中细细体会，悟出的人生道理能与前人书中阐发的道理暗合，这就达到了读书的至高境界。
在《管锥编》中，钱先生提到了《世说新语》中的山涛[7]。山涛是魏晋时期著名的“竹林七贤”[8]之一。一次，晋宣武帝决定以文治代替武治，山涛反对说，孙子、吴起用兵的本意就是为了防止祸患发生，大臣们都没有在意。果然，八王之乱发生后，盗贼四起，各地缺乏防备，无法制止，人们想起山涛曾说过的话，不仅称赞此人“不学孙吴，而暗与理合”。魏晋时候，战乱频繁，政治处于篡夺了曹氏政权的司马氏的高压之下，士人们既无法于仕途施展自己的胸怀抱负，又于流离颠沛的生活中感受到生命苦短，人生无常，为了排解这种郁闷的心境，寻找生活寄托，只好隐居山林，过着诗酒风流的生活。老庄哲学一向提倡人要返归自然，不被人世的名缰利锁牵制，通过静观自然而忘我，达到与万物同游、逍遥自在的境界。这种豁达超脱的人生哲学正好成为士人们的心灵寄托。习读老庄，清谈玄理，以名士自居，成了许多士人的选择。但是，山涛从来不肯以清谈名士的身份标榜自己，他虽然不读老庄，但诗词歌咏、言谈举止总能与老庄的玄理暗合，旷达洒脱，故时人赞他为真正的名士。
能够做到暗合于理，读书的境界又上一层。如果说掌握了读书的心法，还只是在理论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暗合于理，已经是深入到生活之中，用自己的知识、经验、头脑进行综合判断，做出选择。这是建立在人生感悟上的一种“识”，比起从书本中得来的知识，它是融化在自己的血液中的，两种知识的深浅差异不可同日而语。带着书本知识的积淀走进生活，必须通过个人的亲身感受，才能将这些知识化为人生的智能，达到读书的真正目的。带着生活的积累去读书，以书印证自己的人生，才能理解作者的心意，做到书和人心有灵犀。而如果在不知不觉中能与书中的道理相合相契，那么，书就成了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而生活，也就成了一本读之不尽的大书。当你发现在生活中悟出的道理与他人、前人英雄所见略同时，心中的那种惊喜可想而知。
钱先生的一生，既有陶渊明的淡泊名利，也有李白的狂放不羁，同时又融合了许多中外学人的睿智、机敏，再加上自己诙谐幽默的个性，这些都成为他人格魅力的一部分。钱先生读书，读的是纵横古今的人心和世情；读钱先生的书，读的是一代学人的心灵和精神；看钱先生的人生，翻阅的是一部以中国蕴蓄精深的文化传统为根基，贯通中西文明的智能之书。
要点
1．“热读”和“冷读”是读书的两种技法。但是，“热读”和“冷读”也不是机械的规定，而要因人因时因事而宜。
2．读书的关键在于“消纳”，是说读书像吃饭，书中的营养要化为自己的精神和血肉。
3．掌握读书的“心法”。读书不限于篇章字句，要凭一双慧眼悟到字里行间蕴藏的诗心和文心，发现古今中外相通的亘古不变的精神。
4．深刻体味人生，悟出的人生哲理与前人书中阐明的道理暗合，就达到了读书的至高境界。人生，也就成了一部精彩的大书。
注释
[1] 怀素：唐代僧人，玄奘弟子，以狂草出名，相传他种芭蕉树上万株，以芭蕉叶为纸练习书法，秃笔成冢，他的草书继承唐代大书法家张旭的笔法，世称“颠张狂素”。
[2] 王阳明：1472—1528，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理学家，提倡“格物致知，自求于心”的知行合一说，创立了阳明学派。
[3] 黄遵宪：1848—1905，光绪年间曾以外交官身份出访欧美各国，树立起“中国必变从西法”的思想，并且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
[4] 诗界革命：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震撼，人们认识到要拯救中国不能只学习西方的科技文明，还要进行文化方面的变革，于是在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领域出现了普遍的革命。黄遵宪作为“诗界革命”的发起者，主张诗无古今，只要能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和经历感受，不必非得模仿古人。
[5] 莫里哀：1622—1673，法国17世纪著名古典主义喜剧作家，著名作品有《伪君子》、《唐璜》。《伪君子》中的主角达尔杜弗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画廊中骗子的化身。
[6] 李斯：？—前208，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丞相，曾设立郡县制，下令禁书，和外戚赵高废秦始皇的长子，立次子胡亥做皇帝，后来被赵高诬陷为谋反，腰斩于咸阳。
[7] 山涛：205—283，晋代人，喜好老庄，是当时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曾任吏部尚书十余年。
[8] 竹林七贤：三国魏末，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王戎、刘伶、阮咸七位名士经常在竹林里聚集宴饮，七人都擅长诗文，喜欢老庄玄学，行为放诞风流，不拘世俗，被人称为“竹林七贤”。
思考题
1．你认为哪些书应当热读，哪些书应当冷读？
2．怎样才算掌握了读书的心法？
3．如何理解读书的最高境界？
二、作文的品质
章节提示：
按照传统文人的观点，文章和道德是分不开的，能写的一笔好文章的人必然有良好的道德素养，而道德高尚的人通常总能写出好文章。对于这种观点，钱钟书提出了质疑，并进行了透辟入理的分析批评。
钱钟书认为，为文与为人是不一致的。忠厚老实的人写出来的文章可能会浪漫豪放，甚至尖利刻薄。文章写得超凡脱俗，现实生活中却可能急功近利，趋炎附势。做人需要谨慎持重，做文章则要放荡。此处的放荡不是品行不端之意，而是指写文章要掌握委婉多变的手法。若作文一律提倡忠厚平和，写出的文章则会平淡无味。立身与文章有相通之处但又不尽相同，两者若即若离。所以，首先不能把作品看成作者的身世自道，以文章判断作者的德行善恶，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其次，不能把作品的虚构想像和作者的亲身经历混为一谈。
人有时会言行不符，真正了解一个人要从各方面验证观察。但在文字中宣泄和在生活中周旋的人虽然会表里不一，却是“真我”的两个层面，观点虽有差异，文章风格却无法摆脱真实性情的流露，这又是文如其人的一面。对文如其人要有辩证的态度。我们不能用作品判断作者的为人，却可以从中看出作者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自诩是什么样的人。
做人须有道德，作文要有文德。钱钟书对历代的“文德”进行辨析，提出自己的文德观。那就是本着探求真理的精神、严谨科学的态度作文，喜闻过，不向世俗妥协，保持追求真理的勇气。
立身与文章
立身之道，与文章异。做人处世要谨慎老实，文章却应当写得富有机心，委婉多变。刻薄人善做文章。因为文艺标准和道德标准不同，文艺创作离不开虚构，所以总是企图把作品和作者为人相印证的“诗史”[1]传统值得怀疑。鉴赏文学艺术时，要意识到它们独有的标准。
曹丕《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既然文章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兴亡，写作者就应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这本是无可厚非的观点。但是，为文与为人常常不一致，而且，立身处世与立意作文遵循着不同的准则。
古人曾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钱钟书解释道：“端人不妨做浪子或豪士语。”即是说，端正忠厚的老实人，写起文章来可以很浪漫很豪放。反之，也有“冰雪文出于热中躁进者”的情况，即是说，文章写得超尘绝世，生活中却可能是急功近利的名利之徒。文章写得高妙，道德却可能极其低劣。钱钟书举隋炀帝的例子，隋炀帝的诏书诗文写得古雅博奥，颇有尧舜之风；但是他作恶多端，几乎可以和桀纣“媲美”。这种差别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从中引出作文和做人的不同准则。
钱钟书认为“刻薄人善做文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难道老实的人就写不出文章了吗？他在《管锥编》里引用了《说郛》中的一段话：“盖默写物态，考核事情，几于文致、博会、操切者所为，非精密者不能到；使和缓、长厚、多可为之，则平凡矣。”事态人情委曲多变，心思细密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的微妙之处，写文章时才能从细微处着笔，阐发幽微，把其中隐藏的道理一一点拨，用委婉的笔触引人入胜，让读者就好像走进了花园里弯曲的小路，每走几步便能看到一处意想不到的风景，总有惊喜的发现在前面等着。《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为人尖酸刻薄，可是诗情才思却在众人之上。刻薄人对现实常多不满，以挑剔的眼光看待事物，往往精密深刻，会有许多新异之见。性情和缓长厚的人通常容易适应生活，却很少能从平凡中发现惊奇新鲜的感觉，写出的文章容易流于平庸。所以，做人要谨慎持重，作文则要刻薄。钱先生本人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他的著作嬉笑怒骂，放达洒脱，汪洋恣肆，文中处处潜藏着机心；而他的为人却是那样与世无争，有种令人难以企及的脱俗之风。
为什么为人和为文会出现如此差异呢？钱钟书拈出18世纪的一名法国妇女说过的一句妙语：“我的行为中有悖于道德的方面，用言论来补偿”。对于那些文章和道德分离的人来说，这句话道出了他们的典型心理。文艺理论名著《文心雕龙》[2]其实早就谈到过这个问题，书中说，人的言论和想法往往相反，文章怎能用做考察别人想法的凭证呢？“诗言志”的传统于是被戳了个大窟窿。钱钟书又把这种观点引申一步，指出了修辞文章中的为人之道和人生处世中的为人之道的差异。他说，作文与做人，相通但不相同，两者若即若离，彼此倚伏。人与人不同，文与文不同。即使同一个人所写的文章，也因时因地而异；同时同地所做的文章，也因文体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文体相同，主题的不同还是会带来差异。看到精心构思的文章，就武断地以为是作者在自陈身世，真假不辨，而不考虑到文学本身和作文情境的种种差异，就像“痴人闻梦，死句参禅”一样。钱先生谈到了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李商隐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爱情诗歌，但他自己声称，虽然诗文常涉及到“南国妖姬，丛台名妓”，自己的为人实际上却与风流无涉。
上面这些议论除了说明作文和做人的不同外，还表现出钱先生对中国传统的“诗史”说法的不满。中国的诗歌历来有比兴传统，用香草美人比喻明君贤臣，用爱情的失意苦闷比喻不为君王赏识，仕途不顺。所以，后人解读李商隐的诗都本着这一宗旨，读诗倒像猜哑谜，像解释隐语。钱先生说，因为这种诗史的成见，诗歌成了历史和政治的附庸，本来是发自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的情感咏叹，全都按整齐划一的“美刺”[3]标准加以衡量、演绎，颇有一批人善做这种捕风捉影的工作，但真正深思明辨的人无法赞同。
钱先生的这两个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诗歌理论的弊端。千百年来，将艺术标准和道德标准混淆，将作文和做人混淆的批评标准，以及香草美人的诗史成见根深蒂固，以至于作者自己也以为其作品乃自报家门，或者认为诗文必须要自道身世，或者希望别人看了自己的文章也会赞赏自己的为人，而“虚构”这一文艺创作的基本手法反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样，钱先生也就指出了文艺批评的两个要点：一是不能只根据作品或者作者自己的话来断真假是非，必须由“行间字外”求得真相；二是要理解虚构想像是文学作品和非文学区分的界限，这虽然是老生常谈，很多读者和研究家却常常在这个问题上误入歧途，经常闹出穿凿附会的笑话。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就是艺术的真实。钱先生认为经验对作品固然重要，而艺术境界的创造又不全依赖经验。宋玉[4]没见过巫山神女而能作《神女赋》，不亲自经历而创造出栩栩如生的境界，才是大家区别于中下之流的地方。如果一定要作家对自己写的事情亲自经历，那么《水浒传》的作者一定得是绿林大盗，《西游记》的作者不是神仙就是妖怪了。杨绛先生也说过：“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像，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像是这个火发出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的大小。”
从作文与做人的不同引申到文学批评应当尊重文学自身的规律，给想像留下充分的空间，钱钟书一步步深入到文学的内部规律中。这种就事论事，坚持文艺自身独立性的态度在现实生活里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大兴文字狱，从秦汉之后乃至文化大革命，被无辜牵连的人不计其数，给人们留下了惨痛的记忆。钱先生尖锐地指出，或者把文章当做罪犯招供的罪状，拿来定案用；或者把文章视做间谍秘密联络的信号，钩沉索引，都不是对待文学的正确态度。前者把文章看做真言实事，后者把文章看做对实事的含沙射影，历史上的冤案多源于此。其实，对文学作品的虚构之言，只要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就可以了。
虽然作文关系到社会教化，文章应有补于人心世道，但这也许更多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客观地讲，艺术和人生，作文和做人有不同的标准，两者相通相异，进行判断时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做人讲诚信，要真实；作文宜虚构，充分发挥想像。掌握了这关键的一点，才能排除道德说教，更好地体会文学的魅力，并使文学评论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驳“文如其人”
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文章呈现出来的作者和真实的作者未必一致，有时甚至恰好相反。但文章中的自己和现实中的自己又的确都是真实的自己，它表明了人的两面性、复杂性。“文如其人”又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文字的格调、境界总是作者的气质、性情的自然流露。能分辨出文和人各有其真，也就大体把握了人的真伪和文的真伪。
西汉文学家扬雄[5]说，书为心画，言为心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文字书法是用心画出的图画，言语文章是心的声音，一个人的言辞文字足以表达他的真实心情，判断他的善恶。后人反驳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文章写得纯正古雅，不见得本人就是正人君子，文章写得绮艳华丽，也不证明作者一定是轻浮之人。钱钟书十分赞同后一种观点，并且驳斥了几乎被世人下为定论的“文如其人”的观念，对文和人的关系做出了科学的解释。
钱钟书指出文章未必和作者一致，历史上大量存在的事实可做证明。钱钟书首先就以扬雄为证，指出他的话和文章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心声心画说出自扬雄的《法言》，事实上，这篇文章并不是作者独出心裁的作品，而是对孔子《论语》的模仿，好比声音的回响，图画的蓝本。尽管扬雄嘲笑别人模仿孔子为披着虎皮的羊，却忘了自己也是这群虚伪的羊中的一只。
如果我们对历史人物有更多的了解，就会发现“心声失真”不仅并非偶然，而且和一个人的品行善恶无关，它只是和人的天性相连的现象。魏晋时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6]在《家诫》中告诫家人，不要随便加入纷争，只要冷静地旁观，事情的真相自然会水落石出，其言行谨慎，俨然是一个磨去棱角，八面玲珑的和事佬。但是，当他的好友山涛投靠了司马氏政权后，嵇康毅然决然地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激愤严厉的口气与写《家诫》的时候判若两人。就是这个曾经作文大谈养生之道的嵇康，因为性格耿直，不知道掩饰自己的好恶，年纪轻轻就丧命于司马氏政权的手中。北齐的魏收[7]为人骄横跋扈，十分轻薄，得了个“惊蛱蝶”的绰号，编写《魏书》的时候，凭个人恩怨品评人事，甚至扬言，谁敢和我魏收作对，我能把他抬举到天上，也会把他贬低进地狱。修国史时，魏收接受贿赂，秉笔直书的史官传统被他歪曲成根据和自己的亲疏关系来取舍立传，因此《魏书》有了“秽史”的恶名。但是，看看他写的《枕中篇》，侃侃而谈，俨然有高人达士之风，心与言的差异如隔江河。再看唐朝诗人元稹，曾给后人留下过很多优美的七言歌行，还有唐传奇的名篇《会真记》。他在《诲侄等书》里表白，我虽然生长在京城，朋友众多，却从不认得娼优妓院的大门，义正词严，一副以身作则的样子。但在他的《元氏长庆集》的很多诗歌中，都津津有味地追忆自己少年风流的逸事，并且言之凿凿，让人不得不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