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1月，钱钟书被下放到河南罗山县的干校接受教育。罗山是一个山区穷县，耕地很少，干校人员无事可做，就又搬到息县东岳村，负责脱坯、造砖盖房。钱钟书身体虚弱，受到特殊照顾，只干些烧水、看菜园之类的轻活。一些年轻人特别尊重优待钱钟书，有时还特意为他做葱烧鲫鱼、油爆虾这些在当时的北京吃不到的美味。钱钟书的书生气在干校也时常会闹出笑话，比如别人照顾他，派他烧开水，可是他和另一位老先生却大感为难，半天烧不开一炉水，弄得非常狼狈。
1970年，杨绛也由北京下放到河南干校，被分到菜园班。菜园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远，钱钟书此时已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时都要从这里经过。夫妻俩可以经常在菜园相会，两人坐在水渠边晒晒太阳、谈谈话。钱钟书还经常写信给杨绛，写些所见所闻、杂感、笑话和诗，倒也给他们的下放生活增添了一些慰藉和情趣。有一次，杨绛看到一只猫把咬得血淋淋的老鼠放在她床上，被吓得战战兢兢，钱钟书听了反而大乐，安慰她说：“死鼠的内脏和身躯分开，离也；鼠者，外也。这是吉兆，说明你要离开此地了。”杨绛明知这是钱钟书安慰她的话，仍然听得津津有味。
钱钟书每天去邮电局取报纸，时间长了，与邮局的工作人员也混熟了，他们常常让他辨认那些生僻难认的人名地名，钱钟书总能不费力气地辨认出来，因此邮电所的同志都对他另眼相待，每次去时，总会给他沏一杯好茶。
在第一批返回京城的人员里，没有钱钟书和杨绛。杨绛指着一个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钱钟书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说：“没有书。”是的，对于嗜书如命的钱钟书来说，书比一切物质享受更重要；在那样恶劣的日子里，他箱子里的字典、词典、笔记和碑帖都成了缓解痛苦的良药。干校搬迁后，他们的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些，女儿还经常给他们寄些东西和衣服以及外文报刊。老夫妇劳动之余，就到野外散步，荒野的黄昏晚景给他们的生活平添了几分安慰。1972年，他们终于回到了北京。在这场噩梦般的浩劫里，钱钟书酝酿出学术巨著《管锥编》，杨绛写出了被人们广泛传诵的《洗澡》、《干校六记》、《将饮茶》等作品。
老年——屹立的文化昆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钱钟书又回到他心爱的学术领域里来。1978年以后，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交流逐渐增多，钱钟书作为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之一，让世界领略到了他个人的智慧和中华文明传统的魅力。1978年，他出席了在意大利召开的第二十六届汉学会；第二年出访法国、美国；1980年前往日本访问讲学。每次出访，他渊博的学识、惊人的记忆力、幽默睿智的谈吐总能征服各国的学者，被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位德文系教授誉为“生平所见过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钱钟书学问的博大精深，“钱学”成为海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电视剧《围城》的播放，钱钟书各种著作的出版，都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而钱钟书依然是一副淡泊自守的姿态。他把大多数时间用在读书写作上，轻易不接见记者、各种拜访者，也不出席各种邀请，又恢复了当年在清华读书时的老样子，按照自己的原则生活；而对昔日的好友，甚至他们的子女，钱钟书却一直十分关心。
1998年，钱钟书走完了他将近九十年坎坷的人生历程，留给后人一座座钻之弥深，登之弥高的学术高峰。痴顽天真、狂狷傲岸、刚直磊落，我们只能用这些简单的词汇在心里默默勾勒这位老人的形象，在一本本厚重著作的字里行间回味他的性情，分享他的智慧，作为我们对他永远的思念。
挚友相伴——钱钟书与近代学人
钱钟书从出生之日起就似乎与学术大师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父亲钱基博就是我国近代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句话用在钱家是再恰当不过了。而后又有一大批卓越的学人出入钱钟书的生活，在其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们或意气相投，书信酬唱；或相知相助，共度危难，既有生活中的交往，又有学问上的砥砺，这些交往为近代学界增添了不少佳话。大师们的光彩彼此辉映，钱钟书的睿智学识和人格魅力也于其中更加生动完整地体现出来。在这些近代学人中有不拘一格取人才的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亦师亦友的吴宓，同为清华学子、师共吴宓、与钱钟书有“南能北秀”之称的张荫麟，在法国归国的客轮上一见如故、惺惺相惜的冒效鲁，在偏僻的湖南国师里畅谈的好友徐燕谋，还有叶公超、傅雷、吴晗[3]等人，不可尽数。
钱钟书与吴宓
吴宓（1894—1978），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学人、诗人。曾经在清华大学讲授古典文学和浪漫诗。“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当做“资产阶级学术反动权威”而遭到批斗，1978年在贫病交加中惨死于陕西老家泾阳。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重新关注起吴宓，《吴宓日记》公诸于世，至此，一个正直刚强、独立自守的知识分子；一个在新旧文化之间挣扎的诗人；一个追求幸福而不得、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激情的悲剧人物才开始渐渐为世人了解。用钱钟书的话来讲，吴宓“孤标高格，而伤心人别有怀抱，尤具有亚里士多德所言悲剧主角之资格”。但在钱、吴交往中，两个人却能彼此赏识对方的才学和人格。
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大学风景优美的藤影荷声馆里，和学生谈心的吴宓突然感慨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钱钟书少年英才，吴宓慧眼识英雄，两人在文学方面也确有不少心有灵犀的感受。吴宓曾经说“天理人情一定而不变，古今东西，曾无少异”，而随着时光变迁的只是疆界、部落、风俗、文物之类的细枝末节。这和钱钟书的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几乎如出一辙。他们同样怀抱着人心事理相通的信仰，搜求于古今中西的文学世界，用自己的灵魂去体验、去聆听超越时空地域的心灵共鸣，得出许多真知灼见。吴宓说柳宗元的诗“一身去国六千里”，目的在于写尽放逐孤臣的悲愤之意，写尽长途的艰难险阻，所以才用了“六千”这样一个数字形象，感情深挚激切之时说出的话虽然与世情常理相悖，却让人觉得非常逼真。这就涉及到了诗歌的真实性的问题。吴宓坚持的是情感的真实，而具体言辞则可以有所伪饰；这也正是钱钟书深有所感的，他在《管锥编》中写道：“文辞有虚而非伪、诚而不实者。语之虚实与语之诚伪，相连而不相等，一而二焉。”诗歌要求的是心“诚”“不伪”，但言辞构思却可以极尽虚构之能事。吴宓也曾说“做文贵诚，做诗尤贵诚”。每一句话都要像从自己心里“爬剔而出”。作为诗人的吴宓也正是这样实践自己的理论的，他曾经写过一首名为《空轩》的七言律诗，当时很多人对此评价不高，但钱钟书却很喜欢其中极其质朴美丽的一句，那句诗是吴宓有感于自己的爱情不幸而发——“未甘术取任缘差”，钱钟书说，这句话的质朴中蕴涵的哀婉沉重已经足以弥补吴宓诗歌中的任何错误了。而《吴宓日记》更能让世人感受到学者的真诚和诗人的本色。
吴宓去世时，钱钟书的《管锥编》已经交给出版社排印了。而多年以后，钱钟书为吴宓的《文学与人生》一书“敬署”书名时，对这名亦师亦友的学者心中必定是充满了敬意！
钱钟书与冒效鲁
如果说钱钟书和吴宓的交往更多带有对吴宓人格的尊重和敬佩，那么他与冒效鲁的友情则更多是青年才子惺惺相惜的意气之交。两人同样才华横溢，狂狷相类，在由法国返回故土的航船上结下一段友情。冒效鲁毕业于北京俄文专修馆，曾经出使苏联担任外交官秘书。他擅长做旧诗，是个大才子，很年轻的时候就颇有名气，但后劲不足，晚年诗作大都不佳。1938年，在法国邮船上，冒效鲁见到了钱钟书，想起来在莫斯科曾读到一本英文杂志，其中一篇文章就是钱钟书写的，就和他攀谈起来。当谈到苏东坡的诗时，冒效鲁说：“他还差一点。”钱钟书大惊，于是两人对坐在甲板上侃侃而谈，越谈越投机，冒效鲁作诗赞美钱钟书说“邂逅得钱生，芥吸真气类；行穿万马群，顾视不我弃。”这夸赞钱钟书神采高逸飞扬的气质；又说“言诗有高学，造境出新意”，“君诗高过我，嘎嘎填难字”，这是赞赏钱钟书的诗作境界高明；冒效鲁又有诗写钱钟书斜倚船栏杆的神态，“凭栏钱子睨我笑，有句不吐意则那。顾妻抱女渠自乐，丛丛乱发攒鸦窝”——身后是满船的灯光歌舞和醉态，钱钟书凭栏斜睨，只管自乐，恃才傲物、举世浑浊而我独清的才子形象呼之欲出。而钱钟书也赞赏冒效鲁说“翩翩肯来顾，英气挹有芒”，称他的诗“独秀无诗敌，同声引我怆”。两人邂逅的友谊持续一生，在钱钟书湘行前夕，冒效鲁还作诗赠别，追述往事，感慨世事，劝勉好友。
钱钟书与陈寅恪
钱钟书和陈寅恪都是学贯中西、通晓多种文字的学术大师。陈寅恪要比钱钟书大出三十几岁，在年龄上讲理应算是钱钟书的长辈。钱钟书与陈寅恪的实际交往并不算太多，但两人在学术上、在文字里却有不少交道，并且是同为大师，相同之处居少，而相左之处居多。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陈寅恪看重的是考据的研究方法，并且发明了“诗史互证”的史学方法，把诗歌看做对历史事实的记录和保存，用诗歌中描写的细节作为历史研究的佐证。既然陈寅恪的研究涉及到了诗歌，钱钟书就不能保持沉默了，即使面对的是这样一位长辈大学者，他还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和细心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所谓的问题。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会被认为是更严肃的文学研究。”“文献徵存之考真妄，与帏薄阴私之话短长，殆貌异而心同者欤。”钱钟书明确反对用材料考证和实证主义进行文学研究。因为他既是一个文学气质浓厚的学者，又是一名诗人，他专攻中西方国家的文学，重点是诗歌、小说和文艺理论，对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也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无论是比较文学、心理学、风格学、哲学和历史都可以拿来用做理解文学作品的手段，他的兴趣在于体察千百年来蕴藏在作品中的诗心和文心，追求的是属于整个人类的精神和智慧，因此可以不受什么渊源门户的限制。在他的煌煌巨著里尽管不乏材料的聚集，但我们仍能看到一个睿智、对人情事理体察入微的钱钟书，一个在浩如烟海的文学文化著作背后目光炯炯、会心微笑的钱钟书。而陈寅恪是一名史学家，在治史时则怀抱着严谨扎实的态度，要求自己的观点必须建立在确凿可靠的事实上，把尽量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作为自己的职责，似乎多了几分学究气。
然而，两人的学问和功力却不容易放在擂台上一比高下，其差异主要是史学和文学研究的不同性质和领域造成的。对于历史和文学，两位先生其实都不乏科学的理解。陈寅恪在他的多部著作中指出：“小说文人故做狡狯之笔”，因此历史学家不必过分拘泥于此；而且文人的狡狯虚构之笔也是“伎俩可喜复可畏”，如果有人非要用考据方法读诗，结果把诗里的佳句都读成了对现实亦步亦趋的死句，就是犯下了大大的错误。而钱钟书也不完全否认艺术作品可以用来验证历史事实，因为它们毕竟是在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里产生的，只是他认为诗歌反映历史的情况多种多样，有的可以和史实参照，有的则是通过想像和艺术加工传达出那个时代的一些更加本质的东西。他说：“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但是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徵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X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可见，钱钟书所不满意的是陈寅恪没有为“史诗互证”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结果造成了对一些诗歌的误读，忽视了文学艺术的审美性质；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钱钟书理所当然要起来捍卫文学的独立领地了。
西装革履、落拓潇洒的钱钟书和终年长袍着身、一副学究模样的陈寅恪却是同样洞达世情、超俗特立的，同样努力捍卫着独立的学术品格，给后人树立起一座文化的丰碑。
钱钟书与张荫麟
张荫麟和钱钟书同为清华学人，又同样是吴宓的学生，而且两人同样渊博睿智，被人们誉为“南能北秀”（佛教的两大宗师：北宗神秀，南宗慧能）。张荫麟是中国近代的著名学者，以历史研究见长，但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翻译等方面都有涉及，而且见解高明。他善于把各个领域的知识融会相济，并在治学中富有现代批判精神，被鲁迅称为“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他与钱钟书在吴宓的藤影荷声馆的饭桌上相遇，钱钟书曾写诗道：“同门堂阶让先登，北秀南能忝并称；十驾难追惭驽马，千秋共勖望良朋。”称赞张荫麟的学问和名声都高过自己，但这位大学者逝世时只有37岁。
钱钟书和张荫麟的交往更多地表现为学术中的交流。张荫麟曾经在名作《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中写道：“周作人氏在其《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指出我国文学上有两种思潮之交互循环：其一为‘诗言志’的观念，其二为‘文以载道’的观念。吾人若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下列诸时期：一、晚周；二、两汉；三、魏晋六朝；四、唐；五、五代；六、两宋；七、元；八、明；九、明末；十、清；十一、民国，则单数诸朝悉为言志派当盛之世，双数诸朝悉为载道派当盛之世。”当时只有22岁的钱钟书却不同意这个观点，著文批驳。而事隔几十年后，钱钟书仍然感到有进一步澄清这个问题的必要。他在《七缀集》里解释说，其实“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是针对不同的文体而说，“文”通常指散文或者“古文”，以区别与“诗”、“词”。一个作家可以用“古文”来阐明道统，用诗抒写自己的志向怀抱，用词来抒写更加私人化的情感世界，这些文体好比平行而不平等的台阶，“文”的等次最高，但在一个时代里这些文体可以同时存在。打个更形象的比喻，这两句话好比是说“早点是稀饭”，“午餐是面”，而按照周作人和张荫麟的理解就成了“一日三餐全吃面”了。
但是，研究历史的张荫麟却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和钱钟书“英雄所见略同”，那就是“历史学也是一门艺术”的观点。张荫麟说，历史就是一部宇宙的戏剧，当世界苍茫壮观的历史在我们面前展开时，足以涤荡人们的心胸，陶冶人们的性情，让人流连忘返，产生面对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时才有的惊喜之情。而钱钟书也曾经指出“古史即诗”，一切典籍都可以当做史书来读，因为真正的历史不是具体的事实记录，而是文字记载下来的人类精神和心理蜕变的痕迹。张荫麟以为艺术和历史的共同目的是“显真”，一个显示真理，一个显示真相，“小说和历史之所同者，表现有感情、有生命、有神采之境界”。但艺术只要“传神写心”就够了，历史却必须在此之外加上“传真写迹书事”的功能。钱钟书则在《宋诗选注》里明确指出，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克己的美德，文学创作则要深挖事物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就没有尽到艺术的责任。
钱钟书作为一名专攻文学的学者，能以他的睿智和慧心洞悉历史和文学的秘密同属于人类和生命的秘密，比普通的历史学家和文学研究者高出一筹。而英年早逝的张荫麟也许没有看到钱钟书的这些见解，否则他必定会为世上多一名知音而感到快慰了。
注释
[1] 叶公超：1904—1981，近代著名学人，是钱钟书在清华的老师，讲授英文。他曾留学国外，写作新诗，担任过《新月》杂志的主编，对钱钟书极其赏识。
[2] 徐燕谋：1906—1986，江苏昆山人，钱基博的学生，钱钟书在桃坞中学读书时的同学，曾与钱共同任教于湖南国师，两人交情甚笃。1986年3月，在上海跳井自杀。
[3] 吴晗：1909—1969，著名历史学家，与钱钟书为清华学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附 录
钱钟书学术著作概述
《写在人生边上》
初版时间：1941年
初版出版社：上海开明书店
推荐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内容概述：《写》是钱钟书的第一个作品集，其中收录《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窗》、《论快乐》等10篇随笔作品。主题就是《序》中的一句话“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10篇文章各自围绕人生中的一个小问题娓娓道来，好像在人生的书页边上即兴写下的眉批。作者谈不能永恒的快乐和永恒的希望，讲幽默和笑的关系，把偏见称为没有思想的人的日常家用，有思想的人的星期天娱乐，把没有鉴赏力的语言文字学家称为文盲，为受到世人轻视和冷遇的文人鸣不平，在日常事物中引申议论，旁敲侧击，以其特有的睿智和幽默揭露了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写》往往在包含着矛盾的判断中显示出作者充满智慧的哲学思辨力，超越了中国传统的线性思维，体现为一种复合式的思维结构。他说，“你越听得见喧闹越听不清声音”，“把文学当做职业的人，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厉害”，“有最洁白的良心，跟全没有良心或有最漆黑的良心，效果是相等的”。在论述平常的生活琐事时，作者会旁征博引，使他的散文充满知识性和趣味性。出奇的比喻构成了《写》最有特色的风景，作者把人生里的快乐比做“小孩子吃的方糖”，说“吃饭有时很像结婚”，看似离奇的比喻经作者一解释立刻有了一番新鲜深刻的道理。
虽然是探索人生问题，文字里却流露出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让读者在人生边上看到了生活的真谛。
地位与影响：在中国散文史中，《写》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价值和意义主要来自于它的鲜明的风格特征、特异的文体特色。《写》结合了西方的随笔和中国的小品文的特色，开拓了现代散文的一个新品种“随笔散文”。既有西方随笔善于巧思而又敏于思辨、出语谐谑的风格，又有中国传统散文的细致、随意。那种抽像的思辨和哲思，以及侃侃而谈、不受拘谨的文风都是中国散文艺术中的新鲜元素。《写》又是钱钟书全部学术和文学创作的根基，从《围城》到《管锥编》，大师的人生观和哲学精神在《写》中都已经初具胚胎，对于他将来的创作具有方向性的意义。
《人兽鬼》
初版时间：1946年
初版出版社：上海开明书店
推荐版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
内容概述：此书是钱钟书惟一的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上帝的梦》、《纪念》、《猫》、《灵感》四篇小说。从表面上看，《人兽鬼》已经概括了书中所写的内容。“兽”即是驯服的家畜《猫》，“鬼”即是写天国的《上帝的梦》和写阴曹地府的《灵感》，只有《纪念》完全是表现人的。但是从深层看，兽也罢，鬼也罢，实际上都是人的化身，都是在写人。仅从题目上就可以见出，荒诞讽刺是全书的基调。
人的欲望和欲望的永不满足之间的冲突是贯穿各篇的主题。在《上帝的梦》里，上帝的欲望是有人崇拜自己，于是创造了男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的欲望则是希望上帝为他们各自造出更好的男人和女人，遭到拒绝后，他们一起怨恨上帝，上帝惩罚他们病死，自己又只好再次孤独度日，所有的欲望都化成了泡影。《纪念》和《猫》都写男女主人公在因为追求爱情和希望破灭造成的一次次的背叛和后悔之间游荡。对知识分子的人性弱点的揭示和讽刺则是小说集的另一个主题。《猫》里的一群文化名流在聚会中围绕着女主人的小猫大献殷勤，丑态毕露。《灵感》则借地狱“司长”之口历数一位作家的恶习。
作者犀利的笔触径直深入到人物内心的隐秘世界，在荒诞中展现真实的人生。可以说《人兽鬼》是一部既针砭现实又开掘人性的优秀小说集。
地位与影响：《人兽鬼》是一部意义独特的小说集。它已经触及到了“围城现像”这一人类悲剧命运主题，其人物心理刻画和心理讽刺的笔法在现代小说中堪称独步。作者以惊人的洞察力穿透人物意识的各个层面，使人性浮雕一般地被刻画出来，这正是钱钟书区别于其他作家心理描写的所在。在小说写作中成功运用议论也是作者对小说艺术的开拓。此书自1946年问世后，三年内三次再版，尤其是后三篇小说在国内文学刊物上频频被刊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围城》
初版时间：1947年
初版出版社：上海晨光出版公司
推荐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内容概述：小说主要讲方鸿渐在丈人的资助下到欧洲留学，四年中换了几个大学而一无所获，只好花钱买到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的哲学博士文凭。回国后反倒成了家乡名人。女才子苏文纨小姐对方鸿渐很有好感，但方讨厌她矫揉造作，对苏小姐周围一群附庸风雅的人也非常厌恶。他爱上了苏的表妹唐晓芙，一个天真本色的女孩子，而懦弱的性格终于使他们的关系未能继续发展。怀着爱情的创伤，方鸿渐和几位朋友接受了内地三闾大学的聘书，去当教授，一路上受尽颠簸，看尽了几人的自私和阴谋。在三闾大学，很快又身不由己地卷入学校的个人恩怨和明争暗斗之中。方鸿渐在学校中落落寡欢，处处遭人排挤，和同去的孙小姐同病相怜，订下婚约。次年两人结婚并回到上海，恋爱时的面纱逐渐揭开，两人的原本个性逐渐暴露，感情恶化。孙讨厌方家的人，看不起他懦弱和优柔寡断的性格，自己又任性、乖僻、势力，方鸿渐屡次让步终于无济于事，两人以离婚告终。
小说通过方鸿渐的生活经历和爱情遭遇表达了对婚姻爱情和整个人生的看法，暴露鞭挞了知识分子的庸俗、无聊、虚荣、争斗等劣根性。“围城”的含义就是婚姻像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城内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其实，这也是对人生境遇的普遍性概括。这是一部有着很深悲剧意味的讽刺小说，幽默俏皮的语言又使之充满了浓郁的喜剧色彩，让人在掩卷大笑之余陷入沉思，堪称现代文学史上讽刺小说的典范。
地位与影响：1961年耶鲁大学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著）认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并且断言，对中国未来时代的读者，这将是民国时代的小说中最受他们喜爱的作品。果然，90年代这部小说被多次重印后，在国内青年中形成了强烈的反响，被评为最受大学生喜爱的十种文学名著之一。这部小说奠定了钱钟书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广大读者也正是通过这部小说认识了钱钟书。
《谈艺录》
初版时间：1948年
初版出版社：上海开明书店
推荐版本：中华书局，1984年
内容概述：《谈艺录》分上下两编，四十多万字，是一部全部用文言文写成的文艺鉴赏巨作。此书主要论述中国古代诗人和诗歌，尤其是唐宋以后的诗人诗作。诗人的心思才力，作品的历史沿革，各家的评论观点全都包括其中。诗人不仅对许多古代诗人、诗作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帮助读者从具体的诗歌鉴赏中理解中国文学，而且具有广博的理论视野，书中征引或评述了宋以来的诗话近130种，中国诗话史上的重要著作几乎都被涉及。作者还开创性地使用现代意识来烛照传统诗学，用西学激活传统诗论，引述西方论著500余种，内容包括曾作为思想理论界显学的佛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新批评和较新起的流派如超现实主义、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等，在阐释中使古老的中国文学艺术呈现出新的意义。
《谈艺录》的内容十分丰富，有人将其归纳为鉴赏论、创作论、作家作品论、文学评论、文体论、修辞、风格等七大类。从谈创作中的灵感妙悟到讲修辞手段的灵活运用，从对“水月镜花”的诗歌美学境界的分析到对诗歌逐字逐句的赏析，从对南北文学风格的整体把握到对一种文体演变的追根溯源式的考察，等等，让你不得不赞叹作者的独特思路和广博的知识。在《谈艺录》中，作者从来不空下结论，经仔细考究得出的论点十分严密，典雅精致的文言文也会让人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地位与影响：《谈艺录》不是一本花两三天工夫读完就算的书，而是一本供中国传统诗歌的爱好者时时参阅的良伴。作为中国诗话里集大成的一部巨著，它也是第一部广泛采用西方理论来诠释中国诗学的创新之作。《谈艺录》既继承了中国传统诗话札记式的写法，汇聚了许多零散的资料，又隐含着作者独特而复杂的理论体系，是对传统诗话的继承和创新。作者建立在严密考证基础上的观点还纠正了一些延续已久的偏见，因此它被誉为中国诗话的里程碑。
《管锥编》
初版时间：1979年
初版出版社：中华书局
推荐版本：中华书局，1991年第一版
内容概述：《管锥编》是一部用典雅古奥的文言文和札记体形式写成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术著作，全书近百万言，分为四册，堪称文化史上的煌煌巨著。“管锥”是指竹管和锥子，通过竹管看天，用锥子指地，都比喻考察的对象十分辽阔，而自己的视野极其有限，这是钱钟书自谦的说法。实际上，这本书视野辽阔，贯通中西。
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以中国古代十部重要典籍为重点，这十部典籍是《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词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它们分别属于经史子集四部，内容十分浩瀚。从微观角度说，《管锥编》所研讨的通常以小单位为对象，比如修辞学、叙事法、意象、母题、炼字、通感等方面的理论。从宏观上说，《管锥编》使中西文学对话，以国学研究为主，同时大量引用西学，引证中西著作近4000多种，给汉学提供了打通和比较研究的新格局。书中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和智慧，相反相成的思维方式贯穿了文字研究、文化现象研究的各个方面。《管锥编》以文学为主，还涉及到哲学、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各门学科，不仅打通中西，而且打通了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在钱钟书所有的学术著作中，《管锥编》应该是内容最浩瀚、气势最恢弘，也最深奥难懂的一部。
地位与影响：《管锥编》发扬了钱钟书沟通中西，打通一切学科界限的治学精神，在文化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它的侧重点仍在文学方面，但几乎囊括了古今中外人文学科的所有门类，其中充满了作者独出机杼的见解。它是学术史上拔地而起的高峰，也奠定了钱钟书“文化昆仑”的大师地位，获得了首届国家图书奖。
《宋诗选注》
初版时间：1958年
初版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推荐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一版
内容概述：《宋诗选注》是一部富有特色的宋诗选本，选注了宋代81位诗人的297首诗篇。其中还包括《宋代诗人短论》和《宋诗选注序》。选入的诗歌以及鉴赏都体现着作者对宋诗的整体认识和评价标准，这种认识和标准就体现在《短论》和《序》里。钱钟书坚持文学批评的标准是“公允、恰当、有分寸”，在这种眼光注视下的宋诗，整体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我们可以夸奖这个成就，但无须夸张”。作者深刻指出“有唐诗做榜样是宋诗的大幸，也是宋诗的大不幸”，因为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创造性。在肯定其成就、总结教训的基础上，钱钟书总结了整个旧诗词演变中包含的教训，在选诗时也始终坚持选择具有独创性的艺术成就较高的诗歌，希望每一首诗都能让读者领略到诗人的整体风貌。
《宋诗选注》突破了旧的笺注模式，创造性地把注释和评论结合起来。作为一本有相当学术性的对宋诗进行鉴赏研究的书，该书的注释不是一般地解释词语的意思，而是进行审美品鉴，注释和评论相结合。对于诗人的简介可以说是一篇篇精彩的诗人论。评论和注释的文笔形象生动，有极强的可读性。《宋诗选注》体现了钱钟书特有的渊博，他议论起诗人诗歌时总能纵横引申、开阖自如，而且将宋诗放在更广阔丰富的文学领域里议论。
地位与影响：《宋诗选注》是第一部比较重要的宋诗选本，它从不同于前人的角度出发对宋诗进行全面观察，无论在材料的汲取上，选择的标准上，作家的评价上，都足以让读者认识到宋诗的全貌。历来选宋诗的本子很少，远远比不上唐诗，因此这个选本具有地位领先和填补空白的意义。该书还发掘了一批被我们忽视的诗人诗篇，不仅具有鉴赏价值，还具有资料价值。此外，作者对诗人和诗歌的研究是站在整个诗史的高度，用诗歌美学的尺度进行分析和把握的，甚至站在诗外来看诗，这种在广阔文化背景上的分析对照，为学术研究在方法论上做出了榜样。
《七缀集》
初版时间：1985年
初版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推荐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
内容概述：《七缀集》是文艺论集。本书基本上是《旧文四篇》（1979年9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和《也是集》（1984年3月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的合编，删去《〈谈艺录补订〉选录》一文，共有七篇，因此命名为《七缀集》。这七篇文章被钱先生戏称为“半中不西、半洋不古的研究文章”，分别是《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林纾的翻译》、《诗可以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个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这些文章继承了作者一贯的打通中西、贯通学科的比较研究视野，研究目光在诗歌、绘画、修辞、翻译等不同的领域逡巡。与前几部著作相比，这本书的论述更加详尽明白，抛弃了以往惜墨如金、点到即止的写作手法，而是尽量引申发挥。其实，《七缀集》和《管锥编》可以互相参照，《七缀集》里的一篇文章往往就是《管锥编》中某一节的铺张扬厉，而《管锥编》中每节的札记则像《七缀集》各篇的缩略提纲。占有的资料丰富翔实仍然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且这些资料用平实流畅的白话表达出来后，好像一个个趣味盎然的小故事连在一起，幽默风趣，引人入胜，使学术评论文章的写作别开生面，多了亲切平易的味道，更适合大多数人阅读。
地位与影响：《七缀集》里收录的作品基本都是钱钟书的白话文著作，给那些对他的文言著作望而生畏的读者提供了一次大饱眼福的好机会。而且，作者在其中的几篇文章中更加系统地运用了中西比较的方法。其中《通感》一篇则是在西方理论烛照下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独到发现。作者对中国艺术精神的领会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也得到了集中反映。总之，较之《管锥编》和《谈艺录》，《七缀集》是一本既不乏创见，又生动易读的书。
《钱学论》
初版时间：1992年
初版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推荐版本：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
内容概述：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大陆掀起研究“钱学”的热潮。作者认为，“钱学”不是单指“钱学学派研究”或者“钱钟书研究”，也不是引用《管锥编》、《谈艺录》等写成的八股文，而是钱钟书全部著作、学说及其独特方法的总称；主要而且首先是“钱学品格”，即一种由学理、学养和人生阅历熔铸成的境界，这种境界既是知识化、科学化的，又是人格化的哲学、诗学、美学境界。
作者把全书分为四编：钱学品格论、钱学比喻论、钱学情境论和钱学方法论，不仅对具体的知识细节进行归纳整理，还看到了知识背后更具有价值的东西，即钱钟书治学的品格和睿智的哲学精神。作者认为钱学品格集中体现在钱钟书对读书、学派、学风、治学的识见和怀疑精神、文人的品德等的理解中，哲学精神可以归结为虚实相间、相反相成、圆形思维等几个方面。对于浩如烟海的钱学著作，作者没有一一研究，只是选择“情境”和“比喻”开辟出专门的两编，既是对钱学的阐释，又是对钱学的具体运用。情境作为一种提炼人生境界和锤炼艺术境界的结晶，离不开对人生的深刻体察和对艺术的敏锐感悟，对情境的专门研究正表明作者对钱钟书用“人心”治学的方法的主动应用。而“比喻论”则是运用相反相成的哲学方法读解丰富资料的例证，充分体现了钱钟书的独创性。
地位与影响：钱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是科学化、知识化和人格化的象征。国内有很多研究钱钟书的文章著作，但《钱学论》以独特的视角发现了钱学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不仅仅是那些富有新意的见解，更重要的是钱钟书治学的品格和方法，它们是将浩如烟海的学问贯穿起来的一条红线，也是钱学人格化的关键。《钱学论》的研究并不面面俱到，但它能用钱学的精神来研究钱学，将理论研究和实际运用结合，为钱学的研究者树立了典范。
《钱钟书》
初版时间：1982年
初版出版社：美国波士顿出版社
推荐版本：张晨等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内容概述：对于以研究作品的思想内容为重点的国内钱学著作来讲，这本只有两百多页的小册子几乎涵盖了钱钟书的一生。作者用短短一章概述了钱钟书的生平，然后用五章的内容分别介绍他的各类著作，值得注意的是，钱钟书的批评性论文被专列为一章，这在国内的钱学研究作品中往往被忽视，或者是散见于生平叙述中而不成系统的。作者并没有论述《管锥编》，一是因为当时《管锥编》尚未到达北美，其次是作者阅读了《管锥编》的一些章节后，认为这本简短的小书的确不能容纳如此博奥的著作。
在介绍钱钟书的各类著作时，作者都采用了有别于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那就是对叙事方法和研究方法的注重。比如，在介绍《谈艺录》时，作者只是选取了钱钟书对李贺、韩愈和袁枚三人的评论，因为他们分别代表了钱钟书的三种研究和论述角度。在介绍随笔时，作者也把它们放进中国白话散文演进的广阔背景中考察，认为叙述的形式更为重要，因为形式本身和作品内容反映了钱钟书的独创性思考，是其思想的一个隐蔽的侧面。在考察短篇小说集和《围城》时，作者更是明显地运用了现代西方叙事学的方法，确实别开生面。
与沉浸在钱钟书光环之内的中国研究者相比，此书的作者也许站在一种更加冷静的客观叙事的立场上，书中很少溢美之词，但论述确凿扎实，很有分量。
地位与影响：这本书是西方第一部研究钱钟书的学术与创作成就的专著。它不仅着眼于钱学观念、理论的一些具体内容，而且进行了对思想的表达方式和阐释过程本身的研究，在钱学著作中独树一帜。透过这本书，我们看到的是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别，西方理论研究更注重对文本的客观分析。钱钟书是国内比较文学的开拓者，而一名西方人用自己的眼光来评价钱钟书，其中形成的作者、国内研究者与钱钟书原著的多方对照，本身就是比较文学的最佳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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