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创造激情。汉武帝堵塞黄河瓠子决口，就是在封禅庆成功的背景下完成 的。所以司马谈、司马迁也是极力主张封禅的。司马谈直接参与了封禅典
礼的制定工作，并以不得从巡泰山封禅而“发愤且卒”。司马迁从巡封禅， 参与改历，是十分激动的。《太史公自序》云：“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
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所以《汉书·郊把志 赞》曰：“孝武之世，文章力盛，太初改制，而儿宽、司马迁等犹从臣（公
孙臣）、谊（贾谊）之言，服色数度，遂顺黄德。”也就是说，汉武帝的封 掸大典是始于司马谈而完成于司马迁等人之手的。
2.司马谈的制仪活动。 上泰山封禅，希世用事，实力秦汉首创。秦始皇封禅，因秦政暴虐，国
运短柞，所以诸生皆讹曰：“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也 就是秦始皇的封禅礼仪不得引用。汉武帝封禅，前无师承。从文帝以来就集
诸儒开始讨论，诸生迂阔，意见纷歧，始终不得要领。最后由太史令司马谈 与祠官宽舒等讨论，先立后土祠、泰峙坛进行演示，一步一步制成，从元鼎
四年至元封元年，历经四年。
元鼎四年（前 113 年），司马谈奉命与词官宽舒制定后土词典礼。后土 词建立在元鼎元年（前 116）得宝鼎的地方。这地方在山西汾水入黄河处的
南面，汉邑有汾阴县，隔河与左冯翊夏阳县相对。夏阳县即司马谈故里。在 汾阴临河东岸的水洼地方，特地堆筑起一条形如尾椎的地形，长四里，广二
丈余，高十余丈，称脽丘。后土祠就建立在脽丘上，堆起五个圆土丘，称为 坛，每一个坛用黄牛祭祀，祭祀礼毕，把黄牛埋起来。凡亲临祭祀之人，身
着黄衣。按五德终始说，汉得土德，土为黄色，取以相应。
在后土祠对岸的河西，汉武帝建立了行宫，即夏阳挟荔宫。汉武帝祭祀 后土，然后到这里止息。元鼎四年首次举行祭把后土词典礼，十分隆重。司
马谈、司马迁从行，荣归故里，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
祠祭后土的第二年，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在甘泉宫祭祀太乙神。太 乙是天神中最尊贵的神。立泰峙坛也是司马谈与祠官宽舒制仪并主持祭祀。
这典礼是祭祀上帝，比祠后土更隆重。太乙坛有三层，周围是五帝坛，各按 方向排列。东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的黄帝在西南
方。祭把太乙仿照在雍地的郊祀礼仪，用一头白色的牛作祭品，再用一头鹿 放在牛中间，还有一头猪又放在鹿中间。祭祀毕，祭肉被烧掉。祭日用公牛，
祭月用公羊公猪。祭太乙的祝宰穿绣花紫色衣，祭五帝的祝宰各如其色，祭 日赤色，祭月白色。
祭日在冬至日。天将黎明之时，皇帝身着黄色衣，亲率祭祀百官来到祭 坛。司仪朗诵有声，说：“天始以主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皇帝敬拜见
焉。”祭祀仪就这样开始。坛上燃起熊熊大火，坛旁摆放着祭祀炊具。祭祀 司仪捧着六寸大的圆壁，这叫瑄玉，奉献神明。在那天夜里，太乙神祠的上
空出现一道美丽的光亮，到了白天又现出一道黄气上接于天，这被视为嘉祥。 于是司马谈、祠官宽舒等建议：“神灵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
畤坛以明应。令大祝领，秋及腊间祠。三岁天子一郊见。”①泰畸坛就是这样 建立起来的。
祠后土，祭太乙，正式拉开了上泰山封禅的序幕。又过了两年，就是元
①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鼎七年①，万事俱备，只等汉武帝正式下令上泰山封禅了。封禅庆太平，先要 振兵释旅。冬十月，即元鼎七年岁首，汉武帝亲率十八万骑出长城巡边，向
匈奴示威。汉武帝派使者对匈奴下了一道战书，说：“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 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
为！”②匈奴单于害怕得不敢出大气。汉武帝于是还转长安，在归途中于桥山 祭祀黄帝家。
汉武帝回到长安，马不停蹄于春正月东巡封禅。先登嵩山祭祀中岳神， 听见空中有三呼万岁的声响。汉武帝十分高兴，下令不得樵采嵩山的草木，
以山下三百户为太室祠奉邑。从嵩山下来，司马谈病了留在洛阳，汉武帝一 行东巡海上。夏四月，正式上泰山封禅。
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千里迢迢倍道兼程赶回来扈从封禅。他在洛阳见 了父亲后，赶赴行在还报命，平定西南夷的成功要祭告天地，因此，司马迁
是参加了封禅典礼的。
群儒制定封禅泰山礼仪，因“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被 汉武帝遣散了。司马谈未能从巡上泰山，“发愤且卒”，这大概是司马迁没
有记载封禅泰山的礼仪的原因吧！这是举国上下企盼了几代人的大事，其隆 重程度可想而知，司马谈是参加了礼仪制定的，而未能亲自参加，这是何等 遗憾的事啊！
汉武帝封禅泰山后，再东巡海，北上至碣石，然后沿长城西行经五原回 长安，再一次向匈奴示威。汉武帝一行威风凛凛在北中国大地上转了一个大
圆圈，行程一万八千里。一路风光，一路排场，十几万人的从巡百官与军队， 浩浩荡荡，场面何等壮阔，耗费资财以亿计。司马迁赞颂汉文帝“廪廪乡改
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③两相对照，司马迁的感慨 就容易理解了。
《礼书序》载：“太史公曰：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 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这里的。“太史公”即指司马谈。
大行，秦官名典客，九卿之一，景帝改名大行令，掌归义蛮夷九宾之仪。司 马谈为太史令，因与祠官宽舒制封禅礼仪，而兼掌礼仪之官，研究夏、商、
周三代礼仪沿革，参与最高典礼的制定工作，不仅是一件很荣耀的事，而且 对于礼书、乐书、封禅书的创作，无疑具有重大影响。
3.司马迁对封禅的态度。 司马迁从巡汉武帝祭把天地诸神名山川，对这一活动的表里内容有深切
的了解。《封禅书》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记载和揭露、讥刺秦皇、汉武迷信鬼 神的过分荒唐行为。司马迁借诸生之口批评秦始皇的封禅是“此岂所谓无其
德而用事者邪？”秦始皇不恤民政，专务封禅，只是加速了国家的灭亡。” 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对汉武帝的讥刺更是入木三分。如果说封
禅典礼在政治上起聚凝作用是国家大事，那汉武帝一味巡海求仙，立寿宫清 神，完全是为了个人长生不老所发的愚昧奇想。司马迁对此作淋漓尽致的讥
讽，这是他进步历史观之
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封禅书》表现的是二元论历史观。司马迁既相
① 以上引文及祭礼仪式皆载于《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
② 元鼎七年（前 110），夏四月封禅后改为元封元年。
③ 《汉书》卷六《武帝纪》。
信天人交感，而又不迷信鬼神，在探寻治乱兴衰的具体叙述中并不相信天意 鬼神能支配人事。夏帝孔甲“淫德好神”，“桑楮死”。其后帝武丁，“有
飞雉登鼎耳而”，武丁惧，从而“修德”，用傅说，殷道中兴，“位以永宁”。 原来，司马迁是把有节制的封禅看成是励精图治的表现。天下太平，根基是
修德用贤。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淫德好神”，残虐元元，天命就要转移。 司马迁对秦皇、汉武的讥刺，用意即在此。《封禅书序》云：“自古受命帝
王，易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 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
这段话是阐明上泰山封禅的标准。秦始皇是属于“无其应而用事者矣”的暴 君；周文王是属于“虽受命而功不至”者；周武王是属于“至梁父矣而德不
洽”者；汉文帝是“洽矣而日有不暇给”者，故《封禅书》所记述的无怀氏、 伏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顶、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等十二君
都是“皆受命然后得封禅”的古代圣君。司马迁把封禅与治政之隆作了紧密 的联系，只是强调它的治政作用，并不迷信天地鬼神真能赐福。所以司马迁
反对不治政而专务鬼神的行为，他正是从这一角度对秦始皇、汉武帝作了深 刻的批评。《封禅书》对汉武帝的讥刺，是奉劝统治者应牢记秦始皇前车之
鉴，而效法古代圣王修德用贤。这一大旨无论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还是从 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都是积极的，也是进步的思想。因为象征秦汉大一统
的封禅正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正由于《封禅书》有这一积极意义，虽然 对汉武帝有所讥刺，但终于能够保留下来。最生动的例证，就是班固作《郊
祀志》不仅转录《封禅书》，而且还在论赞中借谷永之言说：“不亦正乎！ 不亦正乎！”谷永在成帝时上书，就是反对淫祀的。
司马迁的封禅思想，是受司马谈薰陶培育的，《封掸书》也是在司马谈 为礼官整理的资料基础上写成的。因此，《封禅书》也是我们窥探司马谈封 禅思想的依据。
五、发凡起例“太史公书”
1.司马谈发凡“太史公书”的写作宗旨。
《史记》原题“太史公书”，表示为太史公所作之书，至东汉桓、灵之 际才演变成为《史记》之名的①。司马谈官太史令，最崇高的理想就是继孔子，
效《春秋》，完成一代大典，写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颂扬汉家一统的威德。 司马谈的写作宗旨，《太史公自序》作了明显的交代。司马谈临终遗言说：
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 虑、爱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
《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 记放绝。今汉兴，海年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
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上述司马谈的这段遗言，可条列其发凡起例的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
“歌文武之德”；二曰继孔子效《春秋》“修旧起废”，为后王立法，为人 伦立准则；三曰颂汉兴一统，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合此三端，
即以人物为中心，帝王将相为主干，颂一统之威德，这正是秦汉中央集权政 治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论六家要指》为司马谈所作述史宣言，倡导融会
百家思想为一体，自成一家之言。这些也就是《史记》的本始主题。
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酝酿构思早已孕育于胸中。他学天官于唐 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就是为述史作准备。元朔七年，汉武
帝获白麟，作《白麟之歌》，并改元为元狩元年（前 122）。当时人们认为 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文成致麟，象征天下太平。司马谈激动非凡，决
定述史下限止于元狩元年，示意绝笔于获麟。所以元狩元年是司马谈正式述 史之始。《太史公自序》载，“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就是司马谈
的作史计划。上限起于陶唐，则是效法孔子述《尚书》起于尧。司马谈追步 孔子的意识是十分鲜明的。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从元狩元年至元封元年，
已历十二年，司马谈作史，应有相当的规模，或已成若干篇章。前已论及，
《天官书》、《封禅书》皆留有司马谈作史痕迹。据昔贤今人的考论，司马 谈作史达三十六篇，五体皆备，有何依据，如何评价，分层讨论于下。
2.昔贤今人对司马谈作史的考论。
清方苞《望溪先生文集》有《书史记十表后》、《又书太史公自序后》两文， 是最早考论司马谈作史的文字，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亦有论及。专论有顾
颉刚先生的《司马谈作史》和李长之先生的《史记中可能出自司马谈手笔者》两文。 八十年代初有两位青年同志赖长扬和赵生群也写了专论①。概括上述各家考论，可以
条列为六条鉴别标准，析论如次。（1）从交游上立论，“太史公曰”中所称交游凡 年齿与司马迁不相及者，为司马谈作。顾颉刚据此断定《赵世家》、《刺客》、《樊
郦滕灌》、《郦生陆贾》、《张释之冯唐》、《游侠》等篇为司马谈作。王国维则 认为《刺客》、《樊郦滕灌》、《郦生陆贾》三传是史公“或追纪父谈语也。”
（2）从时代上立论，叙事至文景时止者为司马谈作。李长之、赖长扬、 赵生群等断定《文帝纪》、《律书》、封禅书》、《老庄申韩传》为谈作。
方苞亦曰：“秦灭汉兴，文景以前，凡所论述皆其父所次旧闻。”
① 《史记》卷十《文帝纪·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