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封三年（前 108）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抽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开 始了继承父志的伟大著述，到太始四年（前 93）作《报任安书》，《史记》
基本完稿，其间十六年。这是司马迁呕心沥血撰述《史记》的十六年，也是 司马迁一生中最不平凡的一段历程。这十六年间，时事发生了重大变化，汉
王朝由盛转衰，司马迁个人从制定太初历到遭受李陵之祸，人生旅途发生重 大转折。这一切都激发着司马迁发愤著书，
一、继任太史令潜心修史
元封三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无论是阅历，还是修养，均走向成熟。司 马迁是遵从其父遗言继任太史令的。元封元年，司马谈卒，司马迁从巡武帝
封禅泰山后守丧致壮①，属籍茂陵显武里，爵大夫。元封三年，守丧期满，复 仕为太史令。《太史公自序·索隐》引《博物志》云：“太史令茂陵显武里
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年二十八”为“年 三十八”之误。“三年六月乙卯除”，即元封三年六月初二日，司马迁为太 史令。
元狩五年（前 118），司马迁年二十八，出仕为郎中，秩三百石，是一 个低级侍卫。元鼎六年（前 111），司马迁年三十五，奉使西征为郎中将，
秩千石。郎中和郎中将，属郎中令，是亲近汉武帝的内廷侍从官。太史令秩 六百石，属太常，品级低于郎中将，而且是由内廷转到外廷，用司马迁自己
的话说，是“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的普通长吏。但因太史令职掌夭 官，典司图籍，是专门业务官，需要有“文史星历”的专业知识，司马迁恰
好具有这样的条件。太史令还须随时备召为皇帝顾问，并从巡汉武帝封禅祭 礼山川百神，宾赞受事，仍可亲近汉武帝。司马迁要完成一代大典，实现父
亲司马谈的临终遗愿，事亲、事君、立身，继任太史令是走向理想的第一步。 汉武帝从其所请，也说明了君臣相知。
司马迁初作太史令时，也正是汉武帝事业处于颠峰时期，他心中对生活、 对前途充满了美好的理想，他要为今上圣明君主、为大汉王朝干一番事业。
他自己“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 以求亲媚于主上”，可以说把全部的热情、全部的精力都投进去了。他写信
给一位隐于山的朋友挚伯陵劝进。挚伯陵名峻，字伯陵，京兆长安人，少治 清节，隐于山。司马迁致书说：“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
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绝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洁，不以 细行荷累其名，固已贵矣。然未尽太上之所由也，愿先生少致意焉。”司马
迁这封著名的《与挚伯陵书》，载于皇甫谧《高士传》中。这封信表明了中 青年司马迁志在立德、立言、立功的进取精神。宏阔昂扬的时代精神，君臣
相知的感遇，事亲、事君、立身的父教，建功立名的男儿壮志，这些都是司 马迁的创作动力。他全身心投入，潜心修史，《太史公自序》作了郑重的记
载。司马迁说：“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又说：汉兴
“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 这些话头说明了司马迁正式做了太史令后，堂皇正大地在皇室图书馆里翻阅
石室金匮之书，整理一切秘籍和历史资料，接续父亲已经开创的事业，从事 伟大的撰述工程，是何等的心旷神怡！
① 司马谈在遗言中阐述的发凡宗旨，请参阅上一节“发凡起例《太史公书》”。
二、制定太初历
太初元年（前 104），司马迁四十二岁，他倡导并参与制定的《太初历》 得以完成颁行。这既是一件国家大事，也是司马迁人生旅程中值得纪念的一
座里程碑。这一年，司马迁修正《史记》断限，正式着手定稿《史记》。
中国古历是伴随农业生产而发展起来的阴阳合历，它的历月节令都是为 农业生产服务的。农业是我国古代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而农业生产季节性
很强，它对历法有很大的依赖性。所以制历成为国家大政。古代帝王掌握制 历权，也就掌握了一种控制社会的具有实际意义的措施。周代从天子到诸侯，
都把历书样本供奉在宗庙，每月初一要用少牢举行告朔礼。西周只有天子才 有制历权。春秋时，王纲坠地，但周天子仍手握制历权，诸侯都要行用周历，
因此颁历就成了表示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一条纽带。战国时各国称王，自行制 历，周天子的共主地位，也就不复存在。由此可见，历法在政治生活中的重 要意义。
战国时阴阳家兴起，创立五德终始学说，给历法更蒙上一层天命循环转 移的色彩，更加神秘化。历法记载吉凶禁忌、礼神祭日等迷信内容，成了沟
通天人感应学说的一条红线。改历定正朔，象征天命攸归，它不仅是国家大 政，而且是圣君贤王的标志，不是一般君主所能轻易施行的政治了。司马迁
在《史记·历书序》中说：“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 推本天元，顺承厥意。”《五帝本纪》写黄帝、尧、舜都十分重视历法工作，
并把它作为国家政权的象征。汉朝建立，要不要制定新历，朝廷上层进行了 长期的争论。按五德终始，汉应何德，先后有三种说法。汉高祖自认是赤帝
子，色尚赤，以十月为岁首。文帝时丞相张苍主张汉为水德，色尚黑，仍以 十月为岁首。文帝十二年（前 168）鲁人公孙臣主张汉应是土德，色尚黄，
应改正朔，易服色，而早在文帝初年，政论家贾谊就上书提出封禅、改历等 一整套调整国家大政的问题，因事关重大，一直迁延没有进行。汉武帝外伐
四夷，内兴功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要以封禅、改历来象征西汉的极盛， 因此调整国家大政以及调整祭礼天地山川百神的礼仪，势在必行。司马迁时
逢其遇，不仅参与了封禅礼仪，而且亲自发起并参与改历，这是千载难逢的 机遇，所以说这是他人生旅程中值得纪念的一座里程碑。司马迁激动非凡，
他在《太史公自序》中特地大书：
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 据《汉书·武帝纪》载，太初历的颁布，在大初元年五月：夏五月，正历，以正月
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
《汉书·律历志》详细记载了制历经过。汉武帝元封七年，太史令司马 迁与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等上书，“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汉武帝征
求了御史大夫儿宽和博士们的意见后，诏令司马迁等“议造汉历”①。汉武帝 对这次制历极为重视。征召全国著名天文学家参与。有侍郎尊大、典星射姓、
治历邓平、长乐司马可、酒泉侯宜君、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等官方和民间 专家二十余人，既分工协作，又发挥各人所学专长，共制定了十余部历法，
即十余种推步方案，经过严格筛选，决定采用邓平历。汉武帝在明堂举行了
① 司马迁虽然守丧致仕，而汉武帝出巡，他仍然要奉召扈从，故元封二年有扈从武帝负薪塞河之事。司马 迁被夺情，足见此时君臣相知。
盛大的颁历典礼，并改年号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故称新历为《太初历》。 颁历之后，对政治制度典章礼仪和官制进行了调整，这就是汉武帝的太初改 制。
《太初历》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历法，这次制历也是我国历法 史上一次重大的历法改革。汉以前的古历有黄帝、颛顼、夏、殷、周、鲁等
六历。古六种历的岁余都为四分之一日，故称四分历。《太初历》将一日分 为八十一分，所以又称八十一分律历。
汉初承袭秦制，使用古历《颛顼历》。以《太初历》与《颛顼历》全面 比较，有重大的进步，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太初历》经过精密测定的
历元为太初元年冬至朔旦甲子日夜半，它纠正了《颛顼历》的累积误差，故
《汉书·律历志》称《太初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壁，五星如连 珠”。其二，《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更加科学地反映农业季节，因此后
世改历，一直沿用至今。其三，《太初历》十九年置七闰，第一次把二十四 节气纳入历法，并以没有中气之月为闰月，使历书与农时季节更为适应。其
四，《太初历》推出了一百三十五个月有二十二次交食周期的规律。
但是《太初历》也有不足。它的八十一分律数据，是黄钟律管九寸长这 一数据“九”的自乘，以音律起历，这是缺乏科学根据的。《颛顼历》岁长
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月长为二十九又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日。
《太初历》岁长为三百六十五日又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日，月长 为二十九又八十一分之四十三日。两相比较，《太初历》的推步比《颛顼历》
为疏。《太初历》行用二十七年后，至昭帝元凤三年太史令张寿王提出反对 意见，但直到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 85）才因累积误差太大为新历所代替。
《太初历》行用了一百八十九年。此外，司马迁很欣赏古四分历的“归余于 终”，即将闰月置在岁末。司马迁还想使新历的元年与历元起始日都带甲字，
主张把太初元年定为“焉逢摄提格”，即甲寅年，这与实际干支纪年顺序丙 子年相差二十二年。“归余于终”与定太初元年为“甲寅”年，这两点却是
表现了司马迁在历法上的保守观点。由于司马迁与邓平在制定新历时有这些 分歧，尤其是《太初历》的推步不密而又无力更正，所以司马迁写《历书》
记载“历术甲子篇”，不是太初新历，而仍是古四分历的推步，有闰十三月， 并定太初元年为“焉逢摄提格”。朱文鑫《十七史天文诸志之研究》指出：
“邓平破四分历八十章之纪法，而造太初历八十一章之统法，落下闳、史公 均知其疏，由于诏用其术，史公不精历法，无善法胜平术，于是不书新历法
之推步，不载邓平其人，此载旧历法以寓褒贬。”
上述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太初历》经过几十位专家的共同研制，仍有 不尽人意之处。可以想见，邓平历是调和各种意见提出的一个折衷方案，司
马迁在《历书》中用不载新历推步的方法寓褒贬，表明自己的保留意见。但 是，《太初历》主要方面取得的成功包括了司马迁的重大贡献，因此司马迁
并未否定新历，所以《太史公自序》作了激动非凡的记载。他又说：“余与 壶遂定律历。”①司马迁发起和参与制定《太初历》，不仅是实现了司马氏“上
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光耀祖宗，藉慰司马谈于地下，而且也实 现了孔子“行夏之时”的理想。《论语·卫灵公》载孔子之言：“行夏之时”。
① 《史记·韩长孺列传》太史公曰：“余与壶遂定律历。”这是司马迁自述，说明《太初历》由太史公司 马迁为首发起并受诏组织制定的。
司马迁追步孔子，也主张行夏之时。《夏本纪》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时， 学者多传《夏小正》云。”表达了司马迁对行夏正的向往。《太初历》贯彻
行夏之时，以正月为岁首调整历法结构，乃是一种科学的表现，对后世产生 深远影响，司马迁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三、修正《史记》断限
《史记》断限，《太史公自序》作了明确记载。其一曰：“于是卒述陶 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再则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
百三十篇。”这两段话自相矛盾，因上限和下限都各有两个断限。于是引起 了后世学者的争论，尤其是下限的争论，更是聚讼纷坛，它涉及很大一部分
《史记》内容的真伪。 只要考察《史记》成书过程，《自序》所述的矛盾便可迎刃而解。原来
《自序》所载是两个计划。起于陶唐，至于麟止，是司马谈发凡起例的计划。 起于黄帝，至于太初，反映历史大势从统一走向大一统，是司马迁修正《史
记》断限扩大的计划。这两个计划在《史记》中有直接的证明。关于上限，
《五帝本纪赞》作了明确的交代。司马谈起于陶唐，是效法孔子修《尚书》 起于尧。司马迁调查、访问，参之史籍，修正为起于黄帝，反映黄帝之世开
创一统，草创国家。我们看司马迁笔下的《五帝本纪》，黄帝之前是一个四 分五裂的部落战乱之世。黄帝屠灭了炎帝、尤，才统一了社会。《史记》所
载三代天子，列国世家，追祖潮源，皆归本于黄帝，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这一民族观念就奠基于《史记》。司马迁延伸上限，
打破了《尚书》载尧以来的局限，而又不突破“修德振兵”统一天下的黄帝 这一极限，其用意是宣传大一统，寓意是深远的。
唐司马贞和宋欧阳修两位史家未究司马迁之史识，对《史记》上限起于 黄帝提出了补遗与批评。司马贞越俎代庖，替《史记》补《三皇本纪》，可
以说是画蛇添足。欧阳修批评司马迁越出孔子《尚书》断自唐虞而上述黄帝 以来，是“不量力而务胜，宜其失之多矣”①。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赞》中说：
“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从司马贞与欧阳修两人 一正一反之失，可以说明司马迁“非好学深思的”感叹，也是寓有深意。
司马迁延伸下限至于太初，情况复杂。太初为一年号，首尾四年，即公 元前 104 至前 101 年。司马迁太初元年修正《史记》下限，只能延伸至太初
元年。今本《史记》实际断限，大事讫于太初四年，附记讫于武帝之末①，所 以学术界聚讼纷纭，必须作一番清理。
《史记》下限，共年有四说。
（1）讫于麟止说。西汉扬雄、东汉班彪、三国张晏等人主其说，依据《太 史公自序》“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近人梁启超、崔适等，必欲
依此截断《史记》，认为元狩以后记事，皆非司马迁手笔。崔适为此作惊世 骇俗之论，断言《史记》二十九篇为后人所补续。
（2）讫于太初说。东汉班固、荀悦、唐刘知几、清梁玉绳、日泷川资言 等人主其说，依据《太史公自序》结句：“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
三十篇。”近人朱东润在《史记考索》中首次具体谓“讫于太初前一年，即 元封六年”；工国维谓“讫于太初四年”，而最后记事则讫于征和三年。
（3）讫于天汉说。首发此说为东汉班固，见《汉书·司马迁传》。《史 记》三家注作者均赞成其说，裴说见《史记·将相表集解》，司马贞说见《史
记索隐后序》，张守节说见《史记正义序》。
① 《史记》卷一○八《韩长孺列传·赞》。
① 欧阳修《居士集》卷四十三《帝王世次图叙》。
（4）讫于武帝之末说。褚少孙曰：“太史公纪事尽于孝武之事。”见《建 元以来侯者年表》褚补。范文澜在《正史考略·史记条》中说：“太初以后
事，则犹《左氏》之有续传也。”
考辨四种下限说的真伪，应以《史记》本证为据，主要有四：第一，《太 史公自序》的结句，此为全篇之赞，特作断限交代，可见司马迁对此，是何
等的重视。《自序》为何有两个断限的矛盾记载，顾颉刚发现为父子两人不 同计划②，使人顿悟，解除了迷惑。第二，司马迁自述《史记》字数，五十二
万六千五百字是一个标尺。《史记》讫于太初，合于此；讫于麟止，大不相 合。第三，依据司马迁的历史观，汉武帝时代的事势变化来推断，司马迁在
行文中往往有揭示。例如，在《诸侯王年表序》中说：“臣迁谨记高祖以来 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明言“至太初”。又云：“形
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指事势变化。又如，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中说：“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在《天官书》中说：“余观史记，考
行事，百年之中 ”这些话头都指出《史记》下限在太初。第四，以《史 记》实际断限来验证。《历书》序事至元封七年，即太初元年。《历术甲子
篇》以太初元年起排列年名。《天官书》述汉兴以来天人感应之变，“百年 之中”至太初“兵征大宛”而讫。《封禅书》记事至太初三年。《河渠书》
序事至元封二年，武帝亲临瓠子塞河止。《平准书》序事至元封元年。年表 叙事，《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候者年
表》、《建无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均讫于太初四 年。
综上考证，司马迁对下限有两次修正。“至太初而讫”乃是一个时代的 断限，并非绝对年代。太初元年修正，延伸下限至太初元年，随着事势的发
展，而后延伸至太初四年。若取绝对年代，当从年表，以太初四年为正。
司马迁何以延伸《史记》下限至太初呢？简言之，太初改历象征西汉极 盛。汉武帝即位，至无狩元年历十九年，文治武功，方兴未艾。元狩元年至
太初元年又十九年，至太初四年历二十二年。这一时期，汉武帝外伐四夷， 内兴功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故封禅改历，象征西汉极盛。《史记》十表
是划分历史断限的，十表序又清楚地阐明了历史断限的理论，反复申说“汉 定百年之间”，“至太初百年之间”，“于是谨其始终，表见其文”，由此
可见，延伸下限至太初，是按历史发展的自然断限。西汉建立在公元前 206 年，至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为 98 年，至太初四年公元前 101 年为
102 年， 言“百年之间”是举其成数。
太初四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大宛还，西域归附，汉武帝事业达到了光 辉的顶点，此后就从顶峰上跌落下来。司马迁再次修正《史记》下限至太初
四年。因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这是司马迁在《自序》中明确交代 的一个历史方法论。司马迁还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批判了“儒者断其义，
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的非历史观点和方法论。司马迁围绕“治”
“乱”二字写历史，十分注重历史事变的始末。在司马迁看来，只有用“综 其终始”的方法，“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才能“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修正《史记》下限，从“至于麟止”延伸“至太初 而讫”，这也是“成一家之言”的必然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