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纪异而说不书，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天官书》云：“幽 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讥
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大宛列传赞》云：“至《禹 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所谓“纪异而说不书”，
这是究天人关系的一个原则。司马迁精通天文、律历，但古代的科学知识是 与宗教迷信、神话传说杂揉在一起的。实际观察天象，可以验证“星气之书，
多杂讥祥，不经”；但巫祝的预言有经验作基础，故也“时或颇中”于是司 马迁又认为“推其文，考其应，不殊”①。天道性命到底有无呢？司马迁既怀
疑，又相信。“纪异”，就是对天异灾变加以记载；而“说不书”，即对感 应的说法不作记载。《律》《历》《天官》三书记载了天变以及感应的资料，
而在载人事的纪传中并不加以发挥。天是天，人是人，两者在《史记》五体 的分工中作了明显的区分。尤其是七十列传，力求实录人事的历史变化，而
① 《晋书》卷六十《张辅传》。
对虚妄荒诞之说加以摈斥或揭露。所以《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 荒诞无稽，非信史，一概不录。
（4）“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至于世传其书者，论其轶事。”这一 原则司马迁反复申言之，在《留侯世家》、《张丞相列传》、《管晏列传赞》、
《孙子吴起列传赞》分别作了交代。记载天下大事与记述人物轶事是怎样关 联的呢？原来司马迁的这一原则是运用选择塑造人物的典型形象以反映历史
的本质。具体说就是，对于无功无过的显宦，司马迁不为之作传；反之，事 关治道的下层人物，司马迁选择典型一一立传；对于在历史上作出了重大贡
献，留下书说传于后世的人物，则只载其轶事。司马迁怎样运用选择塑造历 史人物典型形象的，将在第七章中详论。从编纂方法上说，司马迁的这一原
则是以简驭繁之法，它使以人物为中心的《史记》，只用了五十二万余字， 就叙述了近三千年的史事，真正做到了字字精练，要言不烦。
（5）“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三代世表序》云：“太史 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
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仲尼弟子列传赞》云：“疑者阈焉。”五帝三 代之本纪、年表，只载世系而不记年，殷周二纪载殷始祖契、周始祖后稷，
其母吞玄鸟卵或履巨人迹而生，又云其父为帝喾，就是“信以传信，疑以传 疑”原则之运用。
（6）“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由于司马迁的述史理想是“成 一家之言”，他要拿出自己的见解来回答历史是怎样发展变化的，因此，他
虽然提出了“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的考信原则，但引载六艺经传 及百家杂语，并不墨守教条，而是要进行一番“厥协”、“整齐”的工作。
“厥协”，即综合；“整齐”，即删汰别择。司马迁“厥协”、“整齐”的 手法主要有四种：①剪裁摘要；②增文补史；③训释古文；④熔铸改写。这
四种手法常常是交叉运用，而以熔铸改写为主。《五帝本纪》载瞽叟和象如 何迫害舜的故事，主要采自《盂于》和《淮南子》。《孟子·万章上》说象
谋害舜后，前往舜宫，企图霸占二嫂，但舜己从井中出，先归家。按儒家礼 教，象是不能法污二嫂的，他的活动只不过是衬托舜的伟大。司马迁采摘熔
铸，改写为，当舜从井中出来归家时，象已在自己的居室调戏舜之二妻。司 马迁的这一改写，不但使故事更加戏剧化，而且使斗争更合理、更激烈。《史
记》以实录著称于世，是就其所反映的历史本质而言。至于细节，《史记》 往往有文学手法的运用。例如《孔子世家》引载《论语》材料，一一作了时
间和场景的定位，形成了连贯的编年史料描述人物的行状，这显然是一种文 学构思。
总上所述，《史记》取材，有着严密的史法义例，宗旨是“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取材义例，不仅表现了他的创造精神和卓越史识，而且许多方法至今
仍有借鉴意义。班氏父子谓《史记》专务广博而疏略抵牾①，郑樵讥《史记》 博雅不足①，都是片面的。
①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① 班氏父子的批评，班彪语载《后汉书·班彪传》，班固语载《汉书·司马迁传》。
四、实录精神
实录精神，又称直笔精神，它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两汉大 儒都十分推尊《史记》为实录。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引刘向、扬雄
之言，赞扬《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具体内容和特点，试析之如下。
1.其文直，其事核。 文直事核是实录的最基本精神，也是历史著述最基本的方法。它要求史
家作史有据，要全面地占有材料，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全面而系统地直书 史事，不做任何曲笔或漏略。司马迁写历史，全方位地展现社会生活，他写
了备色人物的传记，反映了历史的本质，这是实录精神的一种反映。忠于实 录，从更高的标准来看，它不是记流水帐，而是要捕捉事件和人物的典型性，
它表现为一个史家高远的识见，反映在史例史体中。司马迁为项羽、吕太后 作纪，为孔子、陈涉、后妃立世家，就是实录精神升华为卓越史识的一种表 现。
实录精神要求对具体史实的载述，要符合事实的本来面貌，不能随从流 俗和习惯，对讹传的史事要作细致的调查和考证。这些方面，司马迁做得很
出色，他在许多篇章作出交代，说明所引据的史籍或其他根据。如《五帝本 纪》：“予观《春秋》《国语》。”《殷本纪》：“自成汤以来，采于《书》
《诗》。”《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等等。 又如司马迁在五帝、夏、殷、周各篇的“太史公曰”中，对古史的考证作出
了说明。写五帝事迹，是综合各种材料“择其言尤雅者”；夏、殷两代的姓 氏，夏禹之崩于会稽，殷人之习俗，周室何时迁居洛邑，都做了认真的考证，
可见司马迁作史的谨严态度。
司马迁不从流俗为苏秦翻案，特在赞中作出交待。他认为“苏秦起闾阎， 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
苏秦行事奇异诡谲，在民间流传中，“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有许 多附会传说，神化了苏秦；而在史籍记载中，由于苏秦早死，张仪“振暴其
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千方百计低毁苏秦，使“天下共笑之”。对苏秦 的过誉或过损，都不符事实，所以司马迁据事迹实录，让读者公断是非。又
如《李斯列传》记载秦丞相李斯，他有大功于秦，却被五刑而死，天下之人 咸称其冤。司马迁用事实记载，条列了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制度
的功绩，同时又记叙了他因贪重爵禄，与赵高合谋，助二世为虐的罪责，改 变了历史的进程，成为天下的罪人，其死虽惨，固不足惜。从而驳斥了李斯
极忠而死的俗议。
轻视妇女，可以说是自古而然的习惯势力。孔子就说过：“唯女于与小 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②司马迁不仅没有蔑视妇女的偏见，
而且在他的笔下，妇女形象光彩夺目。在《史记》体例中，吕后进入了“本 纪”，后妃进入了“世家”。司马迁据事实录，尽管他无情地揭露了吕后在
政治斗争中的、种种恶行，但并不着眼于女性祸国乱政，而恰恰指出吕后性 格“刚毅戾深”，属秦始皇一流人物，具有更深层的寓意。同时，司马迁对
吕后执行无为政治，带来社会的安定，给予了实事求是的高度评价，也是十
② 郑樵的批评，见《通志总序》。
分准确的。《外戚世家》起首发论指出后妃的辅政作用。司马迁列举的历史 事例也是一正一反，把妇女的作用提到了影响国家兴亡的高度，说明历史的
发展进程是离不开妇女的。此外，司马迁在人物附传中赞扬了许多不同类型 的妇女形象。战国时赵将赵括母，是一个大公无私，能明辨是非的女性典型；
齐国太史嬓女，在国难当头，不拘小节与齐渭王太子法章私自结合，协助其 复国的事迹，表现了她的爱国主义精神；魏国轵人聂荣，是一个舍生为其弟
聂政传播义士之名的女性典型；汉朝的缇索和卓文君，是敢于和封建礼法作 斗争的妇女典型；还有春秋时晋国介之推母，秦未东阳起义者陈婴母，楚汉
相争时被项羽逼杀的王陵母，这些妇女是深明大义，能洞察历史大势的妇女 典型；至于救助韩信而不望报的漂母，更是平凡而具有高尚情操的妇女典型。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视了妇女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挥作用而加以 记载的史家。为什么司马迁能有如此非凡的识见和成就，“道理很简单，只
是贯彻了史家应该具有的实录精神”①。
2.不虚美，不隐恶。 这是在“文直事核”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它要求史家具有求是存真的
高尚史德，不仅要善恶必书，具有两点论；而且要“明是非”，“采善贬恶。” 自觉地表明对史事人物的褒贬爱恨，而且要做到恰如其分。司马迁明确反对
“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过其真”的主观臆断①。所以司马迁论载史事人物， 一般不作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而是原原本本讲清楚人物行事和客观事物的
变化和发展，依据事实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不虚美，不隐恶。例如，司马 迁反对秦朝的暴政，却肯定秦朝的统一之功和制度体系；司马迁颂扬汉家一
统，却又深微地揭露和刺讥汉家帝王的一些隐私和时政；司马迁肯定项羽灭 秦之功，把他塑造成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但也揭露和批判了他的残暴
不仁；司马迁同情李广，形象生动地描写了他的英勇善战和爱国主义情怀， 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并不饰过；司马迁极其憎恶酷吏，却也肯定了廉洁不
枉法的酷吏， 如此等等，力求做到尊重客观的历史实际。因为只有实录 的历史，才能提供真正有益的教训，使历史起到镜子的作用。
3.书法不隐，写当代汉史赋予了深刻的批判精神。 刘知几称赞古代的直笔史家说：“董狐之书法不隐”，“齐史之书崔弑，马
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②。这些直笔史家，以司马 迁成绩为最大。刘知几着重指出，史家直笔，贵在对现实生活不合理部分的
批判，特别肯定了司马迁的“述汉非”如果一个史家没有批判现实的勇气， 没有爱憎分明的立场，没有直言不讳的精神，那未史家就丧失了史德，也就
没有史家的地位和历史的价值。司马迁“述汉非”被东汉上允斥为“谤书”①。 章怀太子李贤注云：“凡史官之事，善恶必书。谓迁所著《史记》，但是汉
家不善之事，皆为谤也，非独武帝之身。”②这说明司马迁“述汉非”的内容， 不只是刺讥汉武帝，它涉及了百年汉史的整个纵横面。司马迁对汉朝最高统
治者刘邦到汉武帝，对汉代文质彬彬而竞荣逐利的儒生，对汉武帝时代的社
① 《论语》第十六《阳货》。
① 季镇淮：《司马迁》第 130 页。
② 《史记》卷六十六《仲尼弟子列传·赞》。
① 《史通》卷七《直书》。
② 王允语见《三国志·董卓传》裴注引谢承《后汉书》，又见范晔《后汉书·蔡邕传》。
会矛盾，都作了深刻的“微文刺讥”。例如“受命而帝”的“大圣”刘邦， 他的自私、刻薄、猜忌、冷酷，在司马迁笔下，得到淋漓尽致的反映。清人
工鸣盛从《史记》描写中总结刘邦品格，说他唯利是图，顽钝无耻，“有急 则使纪信代死，不顾子女，推堕下车；鸿沟既画，旋即背之；屡败屡蹩，不
以为辱；失信废义，不以为愧也。”③
汉儒的代表为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叔孙通草具汉仪法，公孙弘倡 导儒学，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宣扬大一统。司马迁对这三个赫赫知名的人
物，均在平实的记述中，肯定了他们的业绩，同时也对他们各自的个性弱点 往往予以意味深长的讽刺。叔孙通之“谀”，公孙弘之“诈”，董仲舒之“迂”，
都描绘得十分形象而生动。 百年汉史的重点是集中地写武帝一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司马迁
深刻地揭露了汉武帝时代的社会矛盾，批评时政。《平淮书》集中批判横征 暴敛的经济政策；《酷吏列传》集中批判残酷黑暗的官僚政治；《儒林列传》、
《公孙弘传》通过揭露汉儒阿贵取容的丑态，批判文化政策；《封禅书》讥 刺汉武帝的痴妄迷信，劳民伤财。这些篇章，《平准书》起作照应各篇，点
明其内在联系的纲领作用。司马迁首先写汉承秦之弊，经过七十年间休养生 息，民殷国富，以此为铺垫与汉武帝大肆兴作由盛转衰作对照。然后以“物
盛而衰，固其变也”，将笔锋转入正题，一桩桩一件件载述武帝对外用兵， 对内兴作与聚敛所造成的民穷国困，结尾以秦喻汉给统治者敲起了警钟。《平
准书》记事至元封元年止，意味深长地示意见盛观衰，不能不使人惊叹司马 迁的胆气豪壮与识见非凡。
4.司马迁直笔的进步意义。 孔子的《春秋》笔法，“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受到司马迁的
称赞。但是《春秋》笔法，却又为尊者、亲者、贤者讳。孔子说过：“父为 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④《孔子世家》载，孔子修《春秋》“据鲁
亲周”。据鲁，指《春秋》依鲁史记删削成文。亲周，指维护周夭子的尊严， 为周天子饰讳。“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
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①《左传》释《春秋》凡 例云，“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①这样，列国
可以向别国或封锁消息“不告”；或告以假情况，弑君可以告薨，篡夺可以 告嗣位；其他如兵败、灭国、君辱，以及国君大臣种种非礼苟且之事，均可
讳饰。孔子修史据鲁亲周，所以有许多饰讳和史实隐而不载。这就是说，孔 子把直笔讨恶与曲笔讳饰统一于《春秋》一书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
在春秋时代，“史”的观念是重义不重事，列国史官直笔是据礼直书，并非 据事直书。就拿晋董狐来说，他是据“礼”直书“赵盾拭其君”。再看齐庄
公被弑。庄公最初与崔抒合谋，趁齐灵公病危之时，杀灵公宠妾和太子牙， 灵公死，庄公自立。其后庄公又私通崔行之妻，与崔杼结怨而被杀。齐太史
兄弟以十分悲壮的行为，不惜牺牲生命，在史册上写上了“齐崔抒弑其君光”， 而却隐去了齐庄公的丑行。这说明晋董狐、齐大史氏兄弟及南史氏，他们以
③ 注文见《后汉书·蔡邑传》注。
④ 《十七史商榷》卷三。
① 《论语》第十三《子路篇》。
① 《史记》卷四十六《孔子世家》。
大无畏的精神，直书叛臣弑君的恶行，目的是为了捍卫封建等级伦理纲常。 孔子修《春秋》，是为了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于的道德纲常，在这一
大原则下，直笔与讳饰合谐地统一起来，所以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 在其中矣。”
《左传》解经，补充了许多史实，才成为一部较为完整的春秋编年史，把《春 秋》讳饰的许多“君亲之恶”暴露了出来，这是史学的一大发展。司马迁在
《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孔子成《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 有所刺讥褒讳捐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
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显然，司马 迁在这里肯定了《左传》为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具论其语”，而对孔子“不
书见”的隐讳则是致以微辞。由于《左传》为解经而作，所采史实，仍不出
《春秋》范围，不外征伐会盟与祭把朝聘等的节文仪注，褒贬基调仍不离《春 秋》绝笔。《史记》突破了《春秋》空文以道义的体例，创立五体结构，“阿
罗天下放失旧闻”，全面系统地叙述历史，天地万物、古今社会、世间一切 事物与一切学问都在记叙之列。《史记》褒贬，突破了不及君亲的饰讳藩篱，
“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②，敢于揭露现存统治秩序下的种种黑暗，“不 虚美，不隐恶”，创造了崭新的直笔境界，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② 《左传》鲁隐公十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