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著作要求严肃的科学性，所写历史人物都是真有其人，实有其事， 不允许虚构和夸张。文学作品写人则要求所塑造的人物具有典型性。这两者
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史记》作为历史名著，它一问世就得到了学术界的公 认，而作为文学名著的认识，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史记》的人
物传记，是实录，还是创作？至今文史两界的认识并不统一。由于司马迁笔 下的历史人物，一个个栩栩如生，形象鲜明，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历代以来脍炙人口，所以当今《史记》已被公认为古典传记文学的优秀作品。 那么司马迁是怎样塑造历史人物的呢？他是用文学之笔写历史人物，还是借
历史人物进行文学创作？这是文史两界分歧的焦点，也是本章所要评述的重 心。文学界的研究者，从写人艺术系统地抉发《史记》的文学成就，近十年
来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近年来出版的学术专题论著，按时间先后排列，主要 有：宋嗣廉《史记艺术美研究》，1985 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郭双成
《史记人物传记论稿》，1985 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韩兆琦《史记评议赏 析》，1985 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吴汝煜《史记论稿》，1986
年江苏教 育出版社出版；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1987 年重庆出版社出版； 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稿》，1991
年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些论著的 问世，标志着对《史记》文学成就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本章采摭诸
家之说，参以己意，约其文辞，略述《史记》的文学成就以供评说。
一、《史记》文学性的界说
对《史记》文学性的认识与抉发，从历史过程来看，是逐步深化的，至 少有四个层次。最广义的文学性，只着眼于《史记》文章简洁，辞采华美，
这是第一层次，魏晋以前最普遍的认识。着眼于《史记》散文的成就和艺术 风格美，这是第二层次，唐人深化的认识。《史记》文章结构，转折波澜，
人物刻画具有小说因素，这是第三层次，明清评点家多所发抉。全面地系统 地抉发司马迁塑造历史传记人物典型形象的艺术手法，这是第四层次，可以
说是近年来才深入的。
如上所述，《史记》的文学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语言运用、散文成 就、小说创构，传记文学，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去看，司马迁都堪称大家。《史
记》文学的最高成就应该是在实录史事的基础上，刻画了典型形象的传记文 学。司马迁的伟大正在于此。如果脱离写实而侈谈小说创构，那就不是司马 迁的文学。
司马迁为文章大家，古今同论。西汉刘向、扬雄称许司马迁的《吏记》 为实录，“服其善序事理”，①东汉班固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①将两
司马相提并论，司马迁之文，司马相如之赋，皆为文学，当时统称文章。晋 代张辅、梁刘栅、唐刘知几进一步论述了《史记》的文章辞采。张辅肯定“迁
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并举证苏秦、张仪、范睢、蔡泽等传，“逞辞流离”，
“述辩士则辞采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②这讲的是 司马迁文章简洁而辞藻华丽。刘勰《文心雕龙》标立“史传”专题，明确地
把《史记》人物传记包括在文学范围之内。刘知几的《史通》，对先秦两汉 的《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著作所表现的叙事简洁、语
言华美，以至若干细节描写的成就，颇多抉发和赞赏。上述由汉至唐文史理 论家的阐述，首先肯定《史记》是历史学，其次阐发它文章辞采的文学性。
这是第一层次广义文学性的认识，古今没有分歧，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我 国古代文化学术有“文史不分”的说法，主要指的就是先秦时代。当时的学
术文化，处于百家争鸣阶段，文学、史学、哲学、文献学等等，从萌芽生长 到临近开花结果的时期，往往是两位或多位一体的。司马迁正是在继承这一
文化传统基础上，首先是创造了独立的史学，同时又创造了编纂形式上的五 体合一和思想内容上史学、文学、哲学三位一体的著作。故《史记》内容包
罗万象，叙事史笔与文笔熔铸在一起。从而司马迁也集史学家、文学家、思 想家于一身。这是时代的创造。但《史记》首先是历史学，这一点是不容置
疑的。从刘向、扬雄、班固，到张辅、刘勰、刘知几，他们着重从史学评价
《史记》，主流是应该肯定的。即使在今天研究《史记》，尤其是从文学角 度研究《史记》，也必以此为出发点，方不致于偏斜，
唐宋八大家掀起古文运动，以司马迁为旗帜，把《史记》树为追慕学习 的典范。韩愈论《史记》雄健，柳宗元论《史记》峻洁，韩柳并师法《史记》
作文，把对《史记》文学性的认识推进了一步。《史记》文章为汉代散文典 范，从此确立。明清人评点《史记》，对文章艺术美的研究，挖掘更深，尤
①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① 《汉书》卷六十二截司马迁传·赞》。
② 《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
以清桐城派的评点，成绩最大。方苞用“义法”论《史记》，已经明确地触 及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认识。《方苞集·又书货殖传后》说：“《春秋》之制
义法，自大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 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这里
明确他说，“义”就是“言有物”，即文章的内容；“法”，就是“言有序”， 即文章的表现形式。“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也就是内容
与形式的高度统一，才是富有文学价值的好文章。桐城派另一大家刘大魁， 在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史记》散文的艺术美，指出《史记》
文法有“大”、“远”、“疏”、“变”的四大特点。桐城派最后一位代表 人物林纾，他对《史记》散文艺术美的研究卓有成绩。他撰写的《春觉斋论
文》，对《史记》文章情韵之美，以及运用虚字和结尾艺术作了不少具体分 析，发前人所未发。林纤还在他所译的许多西方小说序文中，把太史公笔法
与西欧小说家的写作技巧加以比较分析，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这已经是 跨越了散文艺术研究的范围了。
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评价《史记》的文学性，宋人已开始了这方面的 探索。《史记评林》引南宋魏了翁评论《高祖本纪》中高祖还乡一节文字时 说：
后世为史者，但云“还沛置酒，召故人乐饮极欢”足矣。看他发沛中儿，教歌， 至酒酣击筑，歌呼起舞，反转位下，缕缕不绝。古今文字淋漓尽致，言笑有情，安
可及此！
这里指出，司马迁对高祖还乡生活细节的描写，对浓厚的人情味的刻画， 已经超出了历史记述的范围，而是刻画人物形象需要的文学创作了。未未元
初的刘辰翁，他在《班马异同评》一书中，对《史记》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细 节描写就作了大量的分析，并明确指出《司马相如列传》中文君夜奔的故事
是一段小说情节。最早把《史记》与小说相提并论的是明嘉靖间人李开先。 他在《词滤》一书中说，“《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
便是此书”，李开先把《水浒传》的情节安排与文章技巧与《史记》的文章 技巧联系起来。到了明末清初，金圣叹径直把《史记》、《庄于》、《离骚》、
杜诗、《水浒传》、《西游记》并称为“六才子书”。金圣叹在评点《才子 古文》一书中留下了他选评的《史记》序赞九十余篇。又在《水浒传》和《西
厢记》的评点中多次赞扬司马迁的文笔。尤其是《史记》与小说的关系，金 圣叹有深刻的认识。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水浒传》方法，都
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 是件件有。”又在《水浒传会评本》第二十八回回评中说：“马迁之为文也，
吾见其有事之巨者而隐括焉；又见其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或见其有事之缺 者而附会焉；又见其有事之全者而轶去焉，无非为文计，不为事计也。”金
氏从史料剪裁、细节的夸张描写、附会增益、略去枝蔓的事实等四个方面， 说明司马迁处理史事人物，服从于文学性的创作，这见解是很深刻的。现代
文史大家，鲁迅、范文澜对《史记》的文学性都有许多精到的评论③。鲁迅在 他的名著《汉文学史纲要》、中有一段精采的评论。鲁迅说：
况发愤著书，意旨自激， 恨为弄臣，寄心情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 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
③ 《晋书》卷六十《张辅传》。
法，不圃子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传》即欲 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
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 也。
鲁迅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已成为确定不 移的定论，为文史两界的研究者所公认。鲁迅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史记》的
文学性，为“无韵之《离骚》”提供了充实的论证。其一，司马迁“发愤著 书，意旨自激”，在写历史中寄托了自己的思想情志；其二，“传畸人于千
秋”，畸人即奇人，就是塑造奇节异行之人的光辉形象留于后世；其三，“不 拘于史法，不圃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也就是按意之所至，情
之所触，驰骋为文，突破史法的规范，写出富有文采和感染力的文章。因此 所写游侠、屈原、贾谊等等各色人物具有鲜明的个性，打动了读者。
在司马迁笔下，人物个性鲜明，一个个呼之欲出。像项羽的叱咤风云、 刘邦的豁达大度、吕后的刚毅嫉妒、樊啥的勇猛粗旷、叔孙通的阿说逢迎、
公孙弘的诈伪饰智、周勃的木呐厚重、陆贾的风流调悦、石奋的恭敬醇谨、 韩安国的圆滑世故、张良的策谋、陈平的奇计、李广的善射、张汤的残酷，
以及古代人物如信陵君的谦恭、茵相如的智勇、廉颇的忠诚、苏张范蔡等策 士的智辩、屈原的志洁、荆轲的悲壮等等，各色人物都有极成功的刻画，给
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司马迁能够“言人人殊”，如张释之是厚重之人，就
“还他一篇厚重文字”，万石、张叔是醇谨之人，“遂还他一篇醇谨文字”。 总之，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各具风采，他写谁像谁。司马迁的笔力如此非凡在
实录史事中带有文学创作的成分，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若将《史记》人 物传记当作小说读，视历史情节为虚拟的艺术，那就不免于偏颇。明清人评
点《史记》的写人艺术，着重是写实的艺法探讨，这才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 传统。《史记》对中国小说影响极大，说明司马迁写人艺术的成功，为后世
小说家所师法。中国古典小说，人物传记性、故事性极强，正是受《史记》 影响所致。但是不能倒过来说，《史记》就是一部小说①。历史与小说之间岂
能划等号？金圣叹将《史记》与《水浒传》并论，但金氏对二者的区别也是 径谓分明的。前引他的《读第五才子书法》说，《史记》妙处，《水浒》己
是件件有。紧接着金氏有这样一段话：
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 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固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
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 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这里所说的“以文运事”，即用文学手法写入写事；“因文生事”，即 文学家的虚构创作。《水浒》酷似《史记》却不是《史记》，也就是《水浒》
师法《史记》创作人物，而不是师法《史记》写实有人物。金氏的评点是何 等的深刻。此可为当今时贤研究《史记》人物形象性的座右铭。如果把《史
记》传记人物与当代文学形式来比拟，可方之于报告文学，而不可比拟于短 篇小说。从报告文学的角度去研究《史记》的写人艺术，不仅可以为文史两
界的研究者所接受，而且也才能真切地体会司马迁的写入艺术，从中获取艺
① 范文澜在《文心雕龙·史传》篇注中指出，司马迁创立纪传，“发愤著书，辞多寄托”，具有“体史而 义诗”的特点，与鲁迅的定评大旨略同。
术借鉴的营养。如果《史记》人物皆为司马迁创作，“削高补低皆由我”， 怎能显出他“以文运事”的大手笔来呢？
“以文运事”，就不是单纯的吏笔记事，而是史笔与文笔交融。单纯的 史笔，如同《春秋》笔法，记事如断烂朝报，用以载人，只能记载事迹功状，
如同履历表，或生老病死帐单。这种档案历史没有文采与文学，便无法流传。 所以清人章学诚说：“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又说：“史之赖于
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①司马迁“鄙没世而文来不表于后”①， 也正是这个意思。文笔记事，则有文采，用以写入，则有文学。而文学要求
有细部的描写和刻画，有时还需要淋漓尽致地泼墨渲染，烘托气氛，这就带 有创作的成分。《史记》写人物史笔与文笔交融，在个别篇章还留下明显的
分野痕迹。如曹参、周勃、樊哙、祁商等人传记，写战功就录自功状，基本 为史笔。写轶闻琐事以及典型生活事例部分，则是文笔。例如曹参饮酒不视
事，与惠帝问答，就是以文笔叙事，用以刻画人物形象。《史记》中的细节 描写，也还有增润生发，或移甲作乙的事例。例如《左传》中伍尚说的话，
在《史记》中变成了伍员的说话。这是为了刻画伍员叛逆性格的需要。《史 记》中带创作性质的细节描写不胜枚举。
但是“以文运事”的细节描写，并不等同于小说创作。今人引入“艺术 辩证法”的概念，对此作了超越前人的分析。宋嗣廉在《史记艺术美研究》
一书中专有一章“《史记》的艺术辩证法”对此作了深入分析。所谓“艺术 辩证法”，“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普遍真理在艺术创作中的运用。其基本特点
就在于能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描写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合乎规律发展的历 史过程”②。宋嗣廉运用这一理论探讨了《史记》的“实录与想象”、“多样
与统一”、“共性与个性”等特征。作者认为，司马迁在“考信”史实的前 提下，对某些细节通过“人情合理想象”，“称量以出之”，加以“文饰”，
这不能与小说虚构相提并论。因为“人情合理想象”，它以“考信”的史料 和采访得来的轶闻为基础，对不足部分作出补充，或表达作者的体验。即“这
个想象只能局限于对历史人物人情的‘遥体’，对历史事件事势的‘悬想’。 它与历史小说等文艺作品的构思之不同处，在于它不允许作者离开真人真事
去对史料作综合与虚构。”最后，作者通过一系列关于“考信”、“揣度”、
“文饰”、“轶闻渲染”等的实例分析后指出：“《史记》的“实录”除了 包括‘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之外，还包括‘文直’——‘辨
而不华，质而不俚，的特点在内”“相反，那种把‘实录’只理解为承认客 观事实的看法倒是不全面的。”③显然，“艺术辩证法”的分析方法，比“以
文运事”的概括又前进了一步。运用“艺术辨证法”的观点去分析前人史传 文学的实践，把握的关节在于“人情合理的想象”与“称量以出之”。离开
这个“度”，那就是小说虚构。今人钱钟书、郭双成等人的研究，对《史记》 的合理想象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钱钟书说：“史家追叙真人真事，必须遥
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人情
① 杨荫深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在《汉代文学家》一章中说：《史记》是“一部最伟大的创作，不仅可作
史书读，实可当作一部小说读”。胡怀环等《史记选注·序言》径直说《史记》“绝象是现在的历史小说”。
① 《文史通义·史德》。
② 司马迁《报任安书》。
③ 《史记艺术美研究》第 72 页。
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①郭双成 在其所作《史记人物传记论稿》一书中也设有专节谈《史记》的生活真实与
艺术真实的问题。作者认为：“通过想象对历史基本事实在细节上作一些补 充，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离开了想象，也便没有了描写的具体性，
所以这种情形却反而给《史记》的人物传记增添了无限的文学的光彩，可以 更好地具体揭示出特定的人物的性格特征、面貌和心理。”②这些见解告诉我
们，对于《史记》中的某些细节描写，可以认为是司马迁运用合理想象对生 活真实的一种补充、复原，也就是一种摹写，它是有别于小说虚构的。例如
《淮阴侯列传》，写韩信与陈稀在庭中谋反语，这一情节当时无窃听器记录， 又无第三者在场，司马迁何缘得知？有的论者以此提出问题，认为是司马迁
“故作疏漏”，照抄“汉廷狱案”以明淮阴侯不反，或者视为小说虚构，均 不可取。当时虽无窃听记录，但陈稀举兵可要借此来煽动部属，史公用笔简
炼，只不过没有记载过程就是了。在两造均无史料证明的情况下，视为史公 对轶闻传说，或照“汉廷狱案”所作的合理想象，似乎要合理得多。
综上所述，对《史记》的文学性界定，必须分层次。从语言运用的角度 来说，司马迁无疑是一位语言大师，用五十二万字的篇幅，写出了近三千年
生龙活虎的历史，而且“逞辞流离”，所以司马迁是历史家，也是文学家。 从文章技巧立论，司马迁“善序事理，辨而下华，质而不俚”，是一位散文
大家。从写人艺术来看，司马迁开创纪传文学。将历史人物写得形象生动， 尤其是那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往往代表了社会上的某一类人，反映了社会现
象，有的达到了一定的典型化程度。司马迁写人，在实录的基础上进行了形 象化的塑造，不单写人物事迹，而且写出了人物的性格和灵魂，同时还寄托
了作者的爱恨和生活体验，也就是“发愤著书，意旨自激”。《史记》中写 得最成功的人物，超越了历史人物本身的价值而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学名篇和
文学人物。很自然地，司马迁不仅仅是伟大的历史学家，而且还是伟大的文 学家。那么，他写人的艺术和经验，就值得认真总结和抉发了。这里必须指
出，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来看，《史记》中许多人物传纪只是一般史笔或 散文技法，不能算是写入文学。例如十二本纪，项羽、高祖两篇文学性最强，
其次为吕太后、秦始皇、五帝三篇，其余各篇都是一般史笔。又如列传中，
《伯夷列传》、《管晏列传》，是夹叙夹议的散文笔法，作者寓论于史，表 现某种理性思维，而并未着眼于人物形象塑造。民族史传，则更是重在叙事。
那些重点刻画了人物性格的篇章，也只有细节的创作，而并无主干的虚构， 各篇文学意味的浓淡，由于受到历史资料的制约而呈现出很大的差别。例如
《孔子世家》，司马迁引载《论语》材料，一一作了时间和场景的定位，形 成连贯的史料，可以说这已超出了细节的改写，而是进行写人的文学构思，
但它并不是虚拟的史事。最典型的莫过于《项羽本纪》中所写鸿门宴，刘辰 翁评曰：“历历如目睹，无毫发渗漉，非十分笔力，模写不出。”①“模写”
二字用得十分恰当。所谓“模写”，即作者进入场景，带着目击者的意态以 文学之笔写出。人物坐位的细节描写，惊涛骇浪的氛围渲染，均为写人而设，
写史则不需要。樊哙撞军门，怒目视项王，头发上指，则是运用了夸张的笔
① 《史记艺术美研究》第 81—89 页。
② 《管锥编》第 1 册第 166 页。
① 《史记人物传记论稿》第 283—284 页。
法。尤其难得，司马迁不是用全知叙事的史笔，而运用了明清小说才出现的 限制性叙事笔法，所以鸿门宴上的人物对话，切合说话人的身分及个性。鸿
门宴的写法形似小说情节，但绝非虚构的小说之事，它是对真实事件的“模 写”，亦即真实的再现。司马迁展示的人物图画，是高级的艺术摄影，而绝
不是构想的油画创作。讲《史记》的文学成就，必须加上特定的界说，才能 概念清楚。所谓界说，就是确定讨论的依据和标准。立论者的角度不同，可
以有不同的界定，但必须有界定，才能进入讨论，这是无须多说的。
二、司马迁的文学观和美学观
界定《史记》的文学性，必然要触及司马迁的文学观。因为司马迁自己 的文学主张，是他进行创作的基准点，抉发《史记》的文学成就，首先就要
总结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在司马迁时代，文学实践还不具备产生文学理论家的条件，自然司马迁 也不是文学理论家，他没有留下恢宏的文论著作。但是，司马迁在创作实践
中，极为重视作品的艺术性，而且自觉地流露了许多文学主张，已初具系统 的规模，所以在我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无可置疑地是一个先驱者。概括他
说，司马迁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突出文学家的历史地位，《史记》中广载文学作品。
“文学”一词首先见于《论语·先进篇》，其言曰：“德行：颜渊、阂 于骛、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
子夏。”“文学”指文献、学术，它与“德行”、“言语”、“政事”并列 使用，具体则指子游、子夏具有渊博的学问。在西汉，“文学”的含义等于
经学儒术，《汉书·西域传》“诸大夫郎为文学者”，颜师古注曰：“为文 学，谓学经书之人。”汉武帝尊儒，史称“上方向文学”①张汤为廷尉，引用
治《尚书》、《春秋》的博士弟子补廷尉史，史称汤“依于文学之士。”西 汉举贤良，全称是“贤良文学士”①。西汉时文学作品笼统地称为“文章”作
家称“文章家”。《汉书·公孙弘传》就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将
《史记》传记散文与司马相如赋并称文章。又说宣帝时，“萧望之、梁丘贺、 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显然，
西汉之世，经学儒术与文章文学已经开始了分途发展。汉武帝独尊儒术，经 学昌明；他同时爱好文学，汉赋兴起。但两汉时期文学之士地位是低下的，
司马相如就只不过是汉武帝的文学侍从。但司马迁却在《史记》中突显文章 家的地位，广载文学作品。司马迁为屈原立传，极力推崇《离骚》，评价它
“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历史地位的确立和《离骚》影响的扩大，司马 迁奠定了不朽的功业。他又为司马相如立大传，备载了这位作家的名作，司
马相如赋赖以流传。又如李斯《谏逐客书》、《论督责书》，乐毅《报燕惠 王书》，贾谊的《吊屈原赋》、《服鸟赋》，鲁仲连的《遗燕将书》，邹阳
的《狱中上梁王书》等，不遗余力载入传中。明茅坤就指出：“邹阳本不足 传，太史公特爱其书之文词颇足观览，故采人为传。”①司马迁自己也示例说，
汉武帝三于封王，本无事迹可采，但封立三王的策书“文辞烂然，甚可观也， 是以附之世家。”②又说：“三子之王，文辞可观，作《三工世家》第三十。”
③可见《三王世家》是因文而立传的。 司马迁何以重视文章家呢？他认为文辞烂然的作品寄托了作家的心志，
可以立名，可以传于后世。他在《报任安书》中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 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这里所
① 《班马异同评》卷一。
① 《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
① 《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
② 《史记钞》卷四十九。
③ 《史记》卷六十《三王世家·赞》。
说的文采，不单单是指文章辞采的练达；作为历史传记的文采，更重要的是 指人物形象的塑造。司马迁治文史于一炉，并不是偶然的音韵天成，而是刻
意的雕琢与匠心独运。司马迁用文学手法写历史，使《史记》文章烂然可观， 正是他自觉创新，自觉追求的硕果。
2.主张文学反映现实生活，并刺讥时事。
《史记》贯通近三千年史事，而只有一百年左右的当代汉史，无论篇目 或字数均过了全书之半。从史学角度，这是详今略古；从文学角度，则是重
点反映现实生活，记载“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事 迹。司马迁着意刻画的人物，也主要是秦汉之际及作者生活的当代人物。司
马迁二十”壮游，搜集遗文古事是一个方面，而深入到广阔的现实生活中， 体察民情生活则是更主要的方面。像司马迁对水利的考察，对货殖经济的了
解，对汉兴风云人物的调查，对民间疾苦生活的反映，这都是十分明显的。 对于文学的社会作用，司马迁有着充分的阐述。一方面是惩恶劝善的教
化作用，另方面是讽谏刺讥的政治作用。《史记》冶文史于一炉，司马迁讲 历史的借鉴作用，同时也是讲文学的借鉴作用。他在答壶遂问中对文史这两
个方面的作用，已经作了充分的阐述。对纯文学作品，司马迁尤其强调它的 讽谏与刺讥的社会意义，认为只有讽谕了政治得失的作品，才是有价值的。
司马迁很称道《诗》三百篇所表现出来的刺讥思想。他在《十二诸侯年表序》 中说：“周道缺，诗人本之袄席，《关睢》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
《司马相如列传》称赞司马相如赋具有讽谏意义，并对《子虚赋》作了具体 分析，说：
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
“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圃。 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在赞中又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
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
《子虚赋》，梁萧统《文选》分作《子虚》、《上林》两篇，避其前后 重复。司马迁引载合为一篇，有两层意义。其一，无是公推言上林广大，盛
赞天子排场，表现了司马相如的大一统历史观。其二，突出卒章归于节俭的 讽喻意义。合一的《子虚赋》未章，其言曰：
若夫终日暴露驰骋，劳神苦形，疲车马之用，抚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 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而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由也。
以此观之，齐楚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 不得垦辟，而民无所食也。
《子虚赋》辞采艳丽，极写人间的奢侈荒淫，扬雄认为这种侈靡的赋，
“劝百风一”，好比是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④可是司马迁 却不这样看。他欣赏司马相如赋的华美文辞，而将其积极意义引出。《太史
公自序》说：“《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 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五十六。”在传中，再次加以强调说：“无是
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 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所谓“删取其要，归正道而
论之”，不就是今日所说的“取其精华，弃其槽粕”吗？司马迁从“侈靡过 其实”的司马相如赋中引出积极的讽谏意义，这显然是表达他的了种文学主
④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张。司马迁对屈原其人及《离骚》的评价就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来。《大史公 自序》说：“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
第二十四。”“讽谏”“争义”是作屈贾列传的根本原因。传中称赞《离骚》 说：“上称帝尝，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世
之条贯，靡不毕见。”这里很强调一个“刺”字。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生活， 讽谕政治得失，才能对治乱提供借鉴，对社会产生积极意义。司马迁认为：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 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①
这里，司马迁把文学作品的讽谏作用与国家兴亡连系起来。屈原志尚高洁， 才能敢于直谏，写出格调高昂的作品。司马迁称扬说：“其志洁故其称物芳，
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而屈原的后继者宋玉、唐勒、景差等，只善辞令， 不敢直谏，司马迁鄙薄其为人，故不作传，不载其文，还提出了批评。汉代
贾谊，怀抱大志，郁闷而死，其行其文皆类屈原，故将两人合传。
3.提出“发愤著书说”的创作动机论，影响后世深远。 司马迁受李陵之祸，在屈辱中得到激励，在逆境中省悟了人生，他从沉
痛中奋起，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都说：“《诗》
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 述往事，思来者。”所谓“发愤著书”，就是要宣泄胸中之郁结。他把屈原
的《离骚》作为最有力的左证。《屈原列传》说：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 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
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但，未尝不呼 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
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离骚》从愤 怨中出，这已超出了“讽谏”的界限，而是激烈的讥刺和批判。司马迁接着
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 之矣。”这一观点却是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②的中和美观点的引申，
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的情调显然是不协调的。这一字面矛 盾，正是司马迁故作“隐约”之思，曲折地表达他的愤和怨。屈原忠而被谤，
身遭流放，而始终“睠顾楚国，系心怀王”，《离骚》之怨，“冀幸君之一 悟，俗之一改”，所以司马迁评论说《离骚》兼有《国风》和《小雅》的中
和美，这是符合实际的。屈原“优愁幽思而作《离骚》”也是事实。至于呼 天唤地，吐发愤怨，我们认为这是司马迁的发挥，表达他“发愤著书”的主
张。如果说，受祸前，司马迁是继承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文学 观，他受祸后发愤著书，肆于心而为文，义无反顾地冲破了这道界线，而在
《史记》中尽情地抒发自己的爱僧，并且十分赞赏行为极端的人物。例如写 伍于胥复仇，不仅带敌国之兵灭父母之邦，而且还要掘墓鞭打故君楚王，这
仇恨之火把君臣之礼，忠恕之道化做了一道灰烟。李长之对此有十分中肯的 评价。他说：
周、鲁式的古典文化所追求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者，到了司马迁手里，
① 《汉书》卷五十六下《司马相如传》篇末班固赞引。
② 《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
便都让他乐就乐，哀就哀了！所以我们在他的书里，可以听到人类心灵真正的呼声①。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宋八大家 韩愈提出“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就
是对“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展。司马迁的这一文学主张，有两个方面的 积极意义。其一，穷愁困辱是成就伟人的一个条件，是取得创作成功的一种
动力。因为穷愁困辱带来的坎坷和磨难，才使得作家对社会和人生有深切的 认识和体验，才能产生非凡的激情，吐发不平的思虑，从而创造出伟大的作
品。司马迁正是想到这里，他才在“身毁不用”的绝境中奋然自起，完成了
《史记》这一传世之作，并成为鼓舞后世遭遇坎坷、身处逆境的人们的一种 精神力量。其二，穷愁困辱所结之“思”，之“怨”，如不能“通其道”，
在功业上发展，那就应当“述往事，思来者”，在作品中喷涌而出，形成思 想的火花，使生命永生不息。司马迁正是以发愤的精神创作了“奇伟调傥”
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冲破了儒家传统的“中庸之道”，展示了以愤怨为美， 以奇为美的文学观，从而形成了《史记》雄浑悲壮的艺术风格，独映当时。
4.司马迁尚奇，继承了《离骚》浪漫主义的精神。 尚奇是司马迁审美观的中心内容。西汉扬雄首先抉发司马迁“爱奇”①，
唐司马贞说司马迁“好奇”①，清章学诚说司马迁是“贤才好奇”②，李长之 先生说“司马迁一生最大的特点是好奇”，并称司马迁的好奇是“一种浪漫
精神之最露骨的表现。”③古今人的这些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首先，司马迁好奇的审美观是从“发愤”精神引申出来的，前已述及。 这种引申是继承了屈原《离骚》的浪漫主义精神，所以李长之说好奇是“一
种浪漫精神之最露骨的表现”，是十分得体的。屈原好奇，在《离骚》中有 着充分的表现。他以骛鸟自比，以精玉为粮，驱策龙凤，役使风云雷神上天
下地，真可以令人叹奇观止了。所以刘勰称《离骚》为奇文。
其次，司马迁好奇的内容又是现实的，与屈原的好奇有所区别。屈原好 奇，充满幻想，他以香草美女自喻，通过神游往古、访圣求美、餐菊饮露等
的描写来抒发自己的奇情奇趣和高尚胸怀。司马迁好奇，是好奇人奇事，李 长之径直解释为“爱才”。用司马迁自己的活来说，就是爱那些“忠臣死义
之士”，“辅拂股肢之臣”，“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 人。司马迁在忠于史实的前提下，描写“奇伟倜傥”之人的奇行、奇言、奇
策、奇计、奇伟功业或奇伟德行。例如，写项羽，他是一个“力拔山兮气盖 世”的奇人，身长八尺，力能扛鼎，长有重瞳子；他有奇行，矩鹿之战惊天
动地，鸿门宴上仁如妇人，垓下之围别姬悲歌，乌江自刎以头赠人。写荆轲， 易水送别风云变色，秦庭行刺鬼位神惊。写妇女，卓文君夜奔，太史嫩女自
择婿，聂荣赴死扬弟之名，堤索上疏救父，她们是奇女。写游侠，一诺千金， 不爱其躯。写重义，程婴、公孙杵臼为救赵孤而献身。写知遇，豫让漆面为
厉、吞炭变哑为知己报仇。写发愤，范唯入秦，孙膑走齐，吴起干将，越王 勾践卧薪，无不充满传奇色彩。总之，司马迁好奇，是“传畸人于天下”，
① 《论语》第三《八佾》。
①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 18 页，三联书店 1984 年版。。
① 《法言·君子篇》。
② 《史记索隐后序》。
③ 《文史通义·史德》。
他要塑造一系列入灵之精的奇节异行，讴歌英雄主义。 其三，司马迁好奇，充满悲剧色彩。韩兆琉先生指出，《史记》是“一
道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廓”，“全书写悲剧人物大大小小约有一百二十多个， 可以说，整个《史记》是被司马迁的审美观所涵盖的，《史记》的悲剧气氛
无往而不在，这种现象，是《史记》所独有的。”④这是一段很精采的议论， 它用不可辩驳的数据统计指出了司马迁审美观中所独有的悲剧意识以及这悲
剧意识对《史记》一书悲剧画廓形成的重要作用。
那么，什么是司马迁的悲剧意识？或者说悲剧精神，悲剧价值观呢？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揭示。一是归纳司马迁描写悲剧的类型，再是领会司马迁 自己的揭示。
《史记》中悲剧人物的类型，主要有六种模式。其一，时运不济。逐鹿 中原的失败者，如战国时的列国之君，秦汉之际的项羽及其所封刘邦除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