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赞语，举不胜举。中心是说《史记》文章，叙事贴切，浑然一体，言外 有意，波澜状阔，起伏变化，有无穷妙境。司马迁精意创作的篇目，如《项
羽本纪》、《高祖本纪》、《李将军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等都是叙 事如画的名篇。试以《魏其武安侯列传》作一分析。李景星说：
此传，虽曰《魏淇武安侯列传》，实则窦、田、灌三 人合传也。两个贵 戚，一个酒徒，惹出无限风波。头
绪纷繁，如何措手？而太史公用独力搏众兽手段，构成一篇热闹文字， 真是神力！传以魏其、武安为经，以
灌夫为纬，以窦、王两太后为眼目，以宾客为线索，以梁王、淮南王、 条侯、高遂、桃侯、田胜、丞相绾、籍福、
赵绾、王臧、许昌、庄青翟、韩安国、盖侯、颍阴侯、窦甫、临汝侯、 程不识、汲黯、郑当时、石建许多人为点染，以鬼报为收束。分合联络，错
综周密，使恩怨相结，权势相倾，杯酒相争，情形宛然在目。⑤
本传只有三千余字，涉及西汉统治集团上层人物二十七人。传中三个主 人公窦婴、田蚡、灌夫都是平庸的官僚，正如李景星所说，两个外戚，一个
酒徒，他们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殊勋，但司马迁却捕捉住他们各自具有的典 型个性特征，在实录中塑造了生动的形象，蕴蓄了使后人深思的哲理。司马
迁以三人为主线，联络穿插了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编织了一幅寓意深微的 政治风云画卷，用以揭示西汉盛世下的宫廷内外的矛盾斗争，通过贵族们互
相倾轧、横暴自恣的丑恶形象，有力地抨击了当时专制政治的黑暗和腐朽。 全传叙事，看似平淡，读来却扣人心弦。本传的艺术手法，有着多方面的精
彩表现，如人物刻画，形象主动，语言简洁，叙事精炼，篇末评论，画龙点 睛，是非允当，含蓄而犀利。单就叙事手法而言，本传有两大特点。第一，
章法结构，别开生面，似散而紧凑，千头万绪而条理朋晰。三传分开来读， 各具首尾，只反映各个人物的个人荣辱，平淡无奇。司马迁把三传联缀起来，
利用两个外戚的瓜葛，穿插各色人物，从而把各种复杂的矛盾交织起来，反 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清天郭嵩焘说：“魏其、武安、灌将军，各以其
势盛衰相次言之，合三传为一传，而情事益显。”①第二，偏选一系列典型的 生活场景来组织故事，刻画人物，反映不同政治集团势力的消长，富有生活
情趣，引人入胜。窦田矛盾发展有两个重要场面。一是窦婴夫妇宴请田蚡， 一是灌夫使酒骂座。前者是窦婴夫妇宴请田蚡，马屁没有拍上，倒助长了田
① 《史记评议·五帝本纪》。
② 吴见思语，引自《史记论文·五帝本纪》。
③ 《史通》卷六《叙事》。
④ 《钝吟杂录》卷六。
⑤ 《艺概·文概》。
① 《史记评议·魏其武安侯列传》。
蚡的骄矜，一席酒肉，换来了田蚡求索城南田，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后者 是窦婴、灌夫去庆贺田蚡结婚，窦婴遭众人冷眼，好打抱不平的灌夫，气恼
不过使酒骂座，遭来横祸。两次宴会，起因都是失势的窦婴和灌夫主动去讨 好田蚡，结果弄巧成拙，演出了两场滑稽戏。这根本原因是窦婴、灌夫两人
内心极为嫉恨田蚡，于是结成同党来对抗，可是他们又心存幻想，表面上巴 结田蚡，想借田蚡的势来拾高自己的身架。也就是窦婴、灌夫两人违心事权
贵，内心积蓄的憎恶与痛苦如洪水一样冲决了强颜欢笑的堤防，所以导致逢 迎的表演弄巧成拙。司马迁捕捉住这些典型的生活场景来铺叙故事，情节虽
无波澜起伏，却曲折生动，引人入胜。
巧妙的篇章布局和善于选取典型素材，这是司马迁善叙事理的大关节。 此外，司马迁在一篇之中的段落层次，以至一句之中的字法变化，也十分讲
究叙事笔法。如清人李晚芳评《伯夷列传》说：“一篇之中，忽序忽断，如 论如赞，若吊古，若伤今，令读者迷离，莫名其妙。”①吴见思评《汲黯列传》
说：“忽序事，忽行文，忽而简质，忽而铺排，逐段变换，又有山回谷转、 云破月来之妙。”①这说的是叙事段落笔法的变化。牛运震评《廉颇蔺相如列
传》中“完壁归赵”一节说：“一壁耳，变出易壁、奉壁、完壁、授壁、得 壁、求壁、取壁、持壁、破壁、送壁、归壁、留壁，字虽非经意，却有多少
生情处！”②这是说字法变化。一个“壁”字，随着情节发展，用一系列不同 的动词变化，描写场景的转换，表现人物心态的变化，酣畅淋漓地刻画了商
相如大智大勇的形象。由此可见，司马迁叙事段落起伏，以及文字变化，完 全是为了写好人物或者增强说理服务的，非大手笔，不能为此。
至于“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一是说叙事内容，翔实而不空疏；二是 说叙事有文采，质朴而不粗俗。这两个特点，也是治文史于一炉的艺术手法。
明何乔新评论说：“如叙游侠之谈，而论六国之势，则土地甲兵，以至车骑 积粟之差，可谓辩矣，而莫不各当其实，是辩而不华也；叙货殖之资，而比
封侯之家，则枣栗漆竹，以至籍藁鲐蚡之数，可谓质矣，而莫不各饰以文， 是质而不俚也。”③何氏的评述和所举例证极其精当。如《货殖列传》记叙各
地的都市、地理、气候、物产、风俗、人情，样样皆为实录而文采斐然，内 容辩而不华，行文质而不俚，全篇布局，又是善序事理的精采篇章。
2.寓论断于序事。 这一手法就是把作者的论点熔铸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不言而评论自
见。清顾炎武首发此论。《日知录》卷二十六云：
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唯太史公能之。《平准书》 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末载邓
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
顾炎武举的例子都是在篇末借他人之语来表达作者的评论。《平准书》 末卜式语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
弘羊，天乃雨。”这是借卜式的语来批评桑弘羊“兴利”害民。《王翦传》 末记客语：“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以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
① 《史记札记》卷五下。
① 《读史管见》。
② 《史记论文》。
③ 《史记评注》。
不祥。”这是借客语来批评王氏祖孙三代唯知阿意兴功，残虐人民，终于败 亡，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暴虐之吏的憎恶感情。《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嗟
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云云，表达了作者对荆轲剑术不精，行刺不 成的惋惜，以及对荆轲勇于涉险的赞叹。《晁错传》末载邓公语云：“夫晁
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 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这是借邓公的话
批评景帝处事不当，用以表彰晁错为国家树长画的忠君精神，并为其蒙冤表 示不平。《魏其武安侯列传》末载武帝语：“使武安侯在者，族矣！”这是
借武帝的话来声讨卑劣小人田蚡的罪不容诛。
以上五例都在篇末，是其显例。其实这样的例子在篇中更多，可以说是 举不胜举。而且形式多样。例如《叔孙通列传》对叔孙通的批评，有秦博士
诸生之言，有汉初鲁生之言，有高帝之言，有弟子之言，这些批评贯穿于全 篇之中。秦博士诸生之言与两鲁生之言是正面批评，高帝之言是褒奖；弟子
之言是恭维，形式多样，其旨则一，都是讥刺叔孙通的面谀。
司马迁结合具体史事，借用他人之语作论断，使评论与史实的叙述有机 地成为一个整体，尽管落墨不多，却极其深刻而又生动，收到画龙点睛的效
果。《吴起列传》载李克对魏文侯语，《商君列传》载赵良语，《李将军列 传》载文帝语，《汲郑列传》载汲黯谏武帝语，都是极为鲜明的例证。语言
射借用，也不限于人物的直说，其他如《越王勾践世家》载范蠡遗文种书，
《乐毅列传》载乐毅遗燕惠王书，以及许多篇章的歌谣诗赋，俚语俗谚，如
《晋世家》载《士之歌》、《孔子世家》载《去鲁之歌》、《曹相国世家》 载百姓《萧曹之歌》、《齐悼惠王世家》载朱虚侯刘彰《耕田歌》、《伯夷
列传》载伯夷叔齐《采薇之歌》、《魏其武安侯列传》载颖川儿歌等等，都 具有表达史论的作用。司马迁还把许多谚语直接化入“太史公曰”的评论中，
就更不用说了。再进一步探讨，我们发现，司马迁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就鲜 明地表达了爱恨和褒贬，这才是寓论断于序事的最基本形式。例如《淮阴候
列传》，就是司马迁为韩信写的一篇翻案史传，但通篇并无翻案的字眼。韩 信有大功于汉，他通谋陈豨是蒙冤后被逼上梁山的。全传以汉四年为界限分
为两部份。前一部份写韩信之功，他亡楚归汉，定策汉中，擒魏取代，破赵 胁燕，东击齐，替汉家打下了半壁江山，突出韩信的智。后一部分述说韩信
被高祖猜忌，从夺王贬爵到夷灭三族，突出他的冤。以“智”照应“冤”， 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感人的悲剧画面，揭示了绝对君权的残忍，具有反封建专
制的思想光辉。韩信拒武涉、蒯通之说，司马迁用重笔叙写，最为精彩，可 以说这一段文字就是司马迁用事实为韩信辨诬，寓论断于序事的妙笔。《汉
书》卷四十三转写的韩信传，删去蒯通的故事而另立蒯通传，这样就割裂了 司马迁寓论于序事的笔法，使全文大为减色，被顾炎武批评为“寥落不堪读”，
④真是一语中的。在《史记》一书中，寓论断于序事最精彩的笔触，也总是体 现在最典型的人物传纪中。例奴秦始皇、高祖、项羽等人的本纪，陈涉、萧
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等人的世家，吴起、商君、战国四公子、屈原、 贾生、李斯、蒙恬、张耳、陈余、彭越、黥布、准阴侯韩信、叔孙通、万石
君、魏其武安侯、李将军、公孙弘、主父偃、刺客、游侠、酷吏、佞幸等等 列传，都是通过实写历史人物的事迹来说明、诊断历史问题的。司马迁布篇
④ 《何文肃公文集》卷二《史记》。
中的夹叙夹议与”太史公曰”是直接的评论。司马迁直接的评论往往是对寓 沦断于序要的点评与揭示，二者结合起未才徒体会司马迁的史笔之妙。这些
就不一一评说了。
3.浓郁的抒情性。 司马迁写历史人物熔铸了鲜明的爱恨感情，使《史记》行文深得《离骚》
情韵，强烈地感染读者，引起共鸣，从而增强了人物形象。本来史传散文与 抒情长诗，两者文体不同，形式各别，内容迥异，没有共通关系。但学术界
一致承认《史记》与《离骚》二者的相提并论。清人章学诚说：“夫《骚》 与《史》，千古之至文也。”①鲁迅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
①李长之更进一步称《史记》为“中国的史诗”②。这都是说《史记》具有浓 郁的抒情性，也就是《史记》比拟《离骚》的主要相同点。今人吴汝烃具体
地分析了《史记》中的骚影。他说：“《项羽本纪》是一首充满着悲壮叹惋 之情的英雄史诗，《伯夷列传》是一首喷发出愤激不平之情的怨刺诗，《魏
公子列传》是一首满怀崇敬之情的赞美诗，《滑稽列传》是一首洋溢轻松愉 快之情的幽默诗，《司马相如列传》略去所附录的大赋，便是一首包藏着炽
热感情和富于浪漫色彩的恋爱诗。”③这些分析，旨在说明司马迁受《离骚》 的感染，他以诗人的气质写史，于是使史文多含有诗的情韵④。清人刘熙载就
曾说：“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⑤晚清刘鹗说得更为深刻。他说：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 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
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⑥刘鹗回溯自《左》、《骚》、
《史记》以来两千多年中国文艺发展的历史，将杰出的诗同、散文、传记、 绘画、戏曲、小说一概说成是作家的“哭泣”。这见解极为深刻，比喻极其
生动妥贴。这就是说，文学作品最深层的内涵，就是要熔铸作家的激情。因 为《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所以刘鹗把它与《离骚》、杜工部诗、李后主
词、以及绘画、小说同日而语。由此可见，《史记》人物形象生动，浓郁的 抒情性，作家强烈的主观色彩的渗入，具有重要意义。
司马迁推崇屈原的人格，在《屈原列传》中讴歌他疾恶如仇、正直不阿、 忠贞敢谏、舍身为国的品德情操，并把这些品德作为一种审美观渗透到《史
记》人物传记之中。“敢犯颜色，以达主义”的袁盎，“不顾其身，为国家 树长画”的晁错，“守法不阿意”的张释之，“不能容人之过”、“任气节，
内行修洁，好直谏”的汲黯：在这些人物形象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屈原人格 美的一端。司马迁称赞屈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他在《史记》中也如
此效法。如司马迁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比喻李广的高尚品德为人民
① 《日知录》卷二十六。
① 《文史通义·史德》。
② 《汉文学史纲要》。
③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 300 页。
④ 引自吴汝煜《史记论稿》第 37 页。
⑤ 郭沫若在《论诗札记》中说：“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并不是什么平上去人、高下抑扬、
强弱短长，也下是什么双声叠韵，什么押在句中的韵文，这些都是外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 然消涨。”按照这个原则，《史记》是当之无愧的史侍。
⑥ 《艺概·文概》。
所慕仰；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比喻孔子学说的博大精深；用“得黄 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比喻季布为人的信实可靠；用“燕雀安知鸿鹄
之志”，比喻陈胜内心的恢宏气度。这一切与《离骚》有着深刻的渊源⑦。 司马迁褒贬人物的爱憎感情，除了学习和继承屈《骚》传统外，更得益
于他的生活经历和坎坷遭遇。司马迁二十壮游，广泛地接触了下层社会，故 而在《史记》中不仅写了帝王将相，也写了众多的小人物。司马迁受李陵之
祸而发愤著书，所以他同情被压迫人民，反对暴力统治，颂扬正义，诅咒邪 恶，与古代的人民感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刺客、游侠、倡优、商贾、医
卜等等中下层人物，在统治阶级眼里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市井小民，但在司马 迁笔下，他们是各类人物的典型，他们有着优秀品德和一技之长的才能，受
到了热情的歌颂和肯定。许多附传人物，如《平原君虞卿列传》中的食客毛 遂、邯郸舍人子李同；《魏公子列传》中的夷门监者侯赢、市井鼓刀屠者朱
亥以及邯郸博徒毛公、卖浆者薛公，这些人物具有傲视权贵的高尚情操，强 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尤其有助人于危难的牺牲精神，司马迁以饱满的热情刻
画了他们的光彩形象。司马迁对重义的公孙许臼，对先国家后私仇的蔺相如， 对勇于改过的廉颇，对义不帝秦的鲁仲连，对铮铮硬骨的田横，对发难灭秦
的陈涉、项羽，对抗暴的刺客，对已诺必诚、助人危难的游侠等等都写得有 声有色，强烈地贯穿着歌颂正义，歌颂抗暴的精神。反之，对暴君污吏则尽
情的鞭挞和揭露。《酷吏列传》刻画酷吏们枉法害众的残虐形象，面目可憎。 总之，司马迁对美好的政治、崇高的形象无比热爱，无比赞赏；对腐朽事物、
邪恶形象无比愤怒、无比痛恨。“正因为他爱得深，所以他也恨得切。在他 的笔端纸上、字里行间不期而然地就翻滚激荡着感情的波涛，给读者的心灵
以强烈盼震撼，这就是《史记》抒情性的根本来源。”①其次，司马迁对所写 人物赋予深沉的人情味，也是感染读者的一个原因。垓下之围，项羽悲歌别
姬，江边赠马亭长、赠人头与故人，情调悲凉，表现了一个倔强英雄在穷途 未路时对于人生的眷恋，寄托了作者无限的惋惜之情。司马迁写刘邦好酒及
色、无赖、大言、斤斤计较、豁达大度与小肚鸡肠，都极富生活情趣。刘邦 晚年还乡纵酒，与父老击筑歌怀，即席赋诗，作《大风歌》，令一百二十小
儿和习歌唱，描绘的是一幅胜利者的夕阳返照，一生戎马征尘，难得有这样 人生欢乐。可马迁这样描写，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效果。君王与百姓同乐，正
是为了表达天下安定后人民对于高祖的深切思念，极富有人情味。另一方面，
《大风歌》也透露了刘邦屠灭功臣的悲凉之意，大好山河，谁来辅佐，曲折 表达了集权专制君王的复杂心态与人情味。至于《魏公子列传》，司马迁不
仅以公子名篇。而且一篇之中，凡称公子一百四十七次，许多段落句句有公 子，这不像在叙事，而是在娓娓讲故事，可以说每一个字都倾注了作者满腔
热情的歌颂，魏公子的形象自然地光彩照人。
总之，司马迁写历史人物，往往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在饱含的激情 中，带有他自己的生活经验，生活背景和个人色彩。在这方面司马迁酷似屈
原。但是，写历史原则上不需要夹带感情，更不用说过多的主观色彩；而文 学创作，则需要浓烈的感情。司马迁在纪实之中注入了浓烈的感情，所以《史
记》既是历史，又是文学。但这必然要碰到感情与史实之间的矛盾，如何处
⑦ 《老残游记自序》。
① 参阅吴汝煜《史记论稿》第 35—36 页。
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将二者统一起来，这正是司马迁的不平凡处。清人刘 熙载在《艺概》中指出：“叙事不合参入断语，太史公寓主意于情、肆于心
而为文”，在慷慨激昂处，愤怒之情如泉涌，如海啸，感情与史实之间的矛 盾，他就无暇顾及了。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
任安书》中吐发的发愤著书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整段议论的史实多与《史记》所载矛盾。当然，所有的人都明白司马迁的激
情所指，而不会去责怪他。但这样的事例，多了就有损于史事的信实可靠， 所以班固批评可马迁“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
也是不可讳言的。这对于司马迁来说是大醇小疵，而对于后世历史家来说， 更多的人效法班固，而不能效法司马迁，也是有客观原因的。
4.讽刺艺术。 本章第二节论及司马迁的文学观，他主张文学反映现实生活，并刺讥时
事。司马迁十分赞赏屈原《离骚》和司马相如赋的讽谏价值和意义，作了高 度评价。司马迁身体力行，他敢于刺讥，而且旗帜鲜明，所以《史记》问世
而遭“谤书”之诬。讽刺的表现形式是用尖锐而诙谐的语言对假丑恶的东西 加以揭露、嘲笑和谴责。目的是通过讽刺对假丑恶的否定，达到对真善美的
肯定，并使人们在欣赏讽刺艺术中得到审美的愉快。司马迁善长“微言讥刺， 贬损当世”。《六国年表序》云：“孔子次《春秋》， 七十子之徒口授
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匈奴列传赞》云：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 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这两则序赞借《春秋》以揭示《史记》对当
代史的记载多有微词讽谕。宋人吕祖谦在《大事记》中说：
太史公之书法，岂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说乎？其旨意之深远，寄兴之悠长，微而 显，绝而续，正而变，文见于此，而起意在彼，若有鱼龙之变化，不可得而迹者矣。
读是书者，可不参考互观，以究其大旨之所旧乎！
吕氏认为太史公行文如“鱼龙之变化”，莫测高深。这见解十分精到。 所以我们条列司马迁的讽刺艺术手法，只能举其大端。
其一，状摹本人自矜声色的心态以寓讽。《高祖本纪》载，汉高祖刘邦 尊太公为太上皇，而“心善家令言，赐金五百斤”。因太公家令劝太公执人
臣礼，刘邦心善之。“心善”二字揭示刘邦做作孝敬的内心世界十分绝妙。
“赐金五百斤”这一行动，就是“心善”意识情不自禁的表现。又高祖置酒 未央宫，为太上皇祝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
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刘邦的揶榆举动，使太上皇尴尬难言，引动殿上 群臣高呼万岁，大笑为乐。又《叔孙通列传》载，叔孙通作礼仪，“于是高
帝曰：‘吾乃知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这两例更是自矜声色的典型例证。
其二，引用他人之语以寓讽。如《汲郑列传》借汲黯之口指责汉武帝“内 多欲而外施仁义”，可以说这是用他人之口抒写自己意趣的妙笔。司马迁用
这一手法对叔孙通心态的描摩更为精绝。先引鲁生语直斥叔孙通曰，“公所 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其贵”，作为铺垫。而后借叔孙通弟子之言，“诸
生皆喜：叔孙通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这一贬一褒，相映成趣，使叔 孙通好面谀以取宠的情态跃然纸上，喜笑怒骂皆成讽喻。
其三，借秦讽汉。《六国年表序》云：“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 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大所助
焉。”又说：“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鲜明地把秦汉联系起来， 言外汉之兴也是得天之助，不是刘邦个人有什么德行，讽刺之意，隐于笔端。
吴汝纶《点勘史记》评云：“语虽论秦，意乃指汉。”以秦事讽汉，《平准 书赞》最鲜明。“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
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明斥始 皇，暗喻武帝。《史记评林》眉批引茅坤曰：“不及本朝，而以秦事为言若
此，其旨深矣。”方苞《评点史记》亦云：“举秦事以譬况汉也。”其四， 用以褒为贬的反写法以寓讽。《萧相国世家赞》云：“淮阴、黥布等皆已诛
灭，而何之勋烂焉。”显系以褒为贬。《傅靳蒯成列传》、《万石张叔列传》 等篇最为集中，最为典型。如蒯成侯周緤，当刘邦自将击陈緤时，周緤泣曰：
“始秦攻破天下，未尝自行。今上尝良行，是为无人可使者乎？”刘邦很受 感动，“上以为‘爱我’，赐入殿门不趋，杀人不死。”司马迁在赞中评论
说：“蒯成侯周緤，操心坚正，身不见疑，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此伤 心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周緤等以阿谀奉承而得高爵，司马迁郑重地载
其谀行，严肃地给予褒扬，愈是庄重，刺讥愈是深刻。“此伤心者然”，这 句话的意思是说，“做出一付伤心的样子还真象那么一回事”，语意既诙谐
而又尖酸，行文却又装扮成十分严肃的样子，读后让人忍俊不禁。《万石张 叔列传》的讽刺极为冷诮。本篇通过讽刺一类人来讽刺绝对君权下的腐败政
治，是对一种社会风尚的针砭。万石君石奋一家是西汉一朝的显贵。石奋是 高祖刘邦的一个贴身侍从，本人“无文学”，但“恭谨无与比”，历仕高、
惠、文、景成为四朝元老。石奋和他的四个儿子在文帝时都官至二千石，合 计万石，尊荣无比，得了个外号“万石君”的美名。汉武帝时，两个做高官
的儿子郎中令石建、官至丞相的召庆，也无他能，唯效法老父一生醇谨。这 时石奋家族累计二千石高官达十三人。万石君一家人做官的诀窍就是醇谨无
比。万石君过宫门必下车趋，见路马必式，子孙为小吏来归谒，必朝服见之， 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石建官至郎中令，还亲自为老父洗涤内裤溺
器。一次石建在奏章上将“马”字少写了一点，发现后惶恐得发抖，说：“误 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遣死矣。”司马迁插语说：“其
为谨慎，虽他皆如是。”写石庆，他为太仆，一次驾车出宫，皇上问有几马， 石庆郑重其事地“以策数马”，然后举手比出数字回答：“六马”。司马迁
又插语说：“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很明显，司马迁的插语，
“皆辞为褒义存讥刺”。①万石君这类人是愚忠愚孝的典型，他们身上确实有 优点，为人诚笃宽厚，忠于职守，与万石君合传的人物卫绾、有不疑、周文、
张叔等人也都是言行持重、廉谨的长者君子。但这一类人没有什么政绩可言。 石庆为丞相九年，“无能有所匡言”，“醇谨而已”。这是一群封建官僚政
治体制下的奴才，他们平庸无能，只知保官而已。司马迁还用互见法揭露了 这一类人的“讷于言”具有虚伪的一面。郎中令石建在群臣廷见时，“如不
能言”，一个“如”字，说明他是装出一付不能说话的样子；但“屏大恣言”， 也就是打起小报告来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魏其侯武安列传》，东朝廷
辩，石建不发一言，退朝以后他为汉武帝“分别言两人事”，结果是魏其侯 被处斩。显然石建是看风使舵。站在王太后一边袒护卑劣小人田蚡。这类人
打小报告时还能表演一番“极切”厚重的忠诚样子，所以能博得人生的“尊
① 韩兆琦：《史记赏析集·前言》，巴蜀书社 1988 年出版。
礼”。司马迁在叙述石建擅长“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后 说：“是以上乃亲尊礼之”。明显地把讽刺矛头转向了汉武帝。原来司马迁
集中写平庸官僚的“醇谨”细节，就是要揭露官僚政治用奴才不用人才的腐 朽本质。至于对这一类被绝对君权异化的“笃厚君子”，司马迁是有褒有贬 的。
其五，记事两出，故为破绽以寓讽。周亚夫平吴楚七国之乱，采取以梁 委吴的策略。《吴王濞列传》记载为周亚夫至淮阳，采纳了邓都尉的献策而
制定的战略；但在《绛侯周勃世家》周亚夫本传中却记载为在京师制定，得 到景帝的批准。以事实按之，梁王向周亚夫求救，周亚夫“守便宜，不肯往”；
梁王又告急于景帝，景帝使使诏周亚夫救梁，他仍“不奉诏”。事后梁王怨 周亚夫，在窦太后面前极言其短，但景帝不但不责备周亚夫，反而升任他为
丞相。再从《梁孝王世家》中可知，梁孝王受窦太后恩宠，出入服舆“拟于 天子”，景帝心中不满，而表面上却慈爱有加，并声言“千秋万岁后传梁王”。
窦婴谏说景帝失言，“上何以得擅传梁王”①，景帝欣欣然以窦婴为贤。由此 可知景帝心迹。他批准周亚夫的委梁之计，乃是借刀杀人，除却心头之患。
所以司马迁故作矛盾记载，露出破绽，引人深思，暗示皇亲国戚之间的互相 倾轧，以诛景帝之心患。
其六，记事雷同，周而复始，相映成趣，构成讽刺。如《封禅书》记载 汉武帝欲修道成仙，求不死之药，始受齐人少翁文成将军的欺骗，继而受来
大的更大欺骗。尽管他相继诛杀了文成、栾大，但是并不醒悟，仍旧与方士
“处之不疑”。故《封禅书》以如下意味深长的话语作结：“自是之后，方 士言祀神者弥重，然其效可睹矣。”骗人的方士更加疯狂地活动，等着瞧吧！
今皇帝还要上当的。这冷嘲的笔调，近于戏踐，把汉武帝“尤敬鬼神之 祀”的愚蠢面目活现在读者面前。
其七，用无声的沉默以寓讽。《匈奴列传赞》云：“尧虽贤，兴事业不 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惟在择任将相哉！”此
为影射之讽。声东击西，讽喻汉武帝好大喜功而不能择贤，故伐匈奴建功不 深。何焯《义门读书记》云：“下即继以卫、霍、公孙弘，而全录主父僵谏
伐匈奴书，太史公之意深矣。”吴汝纶《点勘史记》亦云：“此篇后，继以 卫霍、公孙二篇，著汉所择任之将相也。”《佞幸传》末忽赘二语：“卫青、
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可为左证。王鸣盛《十七吏商榷》 云：“一若以此二人本可入《佞幸》者。”不过综观《史记》载述，司马迁
曲折婉约地批评汉武帝不能择贤，主要是指兵败降敌的贰师将军李广利，卫、 霍二将军毕竟以才能自进，并未深责，而是有抑有扬。又，《酷吏列传》所
写酷吏无汉代以前人，十之八九集中在汉武帝一朝；《循吏列传》全为汉代 以前人，而无一汉代人，两相对照，构成强烈讽刺。《大宛列传赞》下评论
征宛事，亦寓无声之讽。所谓无声之讽，就是不作直接的评论而寓有强烈的 讽喻意义。无声之讽要运用各种创造性的手法构成讽喻的环境和气氛，引人
深思，唯司马迁能之。
司马迁的讽刺艺术随文变化，不可尽举。《酷吏列传》讥讽汉武帝外宽 内深，用法严酷，采用暗示法。司马迁对残民以逞的酷吏，采用“刻露而尽
相”的手法予以揭露和鞭挞，作为讥刺汉武帝的铺垫。如写宁成，是“为人
① 方苞：《评点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评语。
上，操下如束湿薪”，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当时人们传言说：
“宁见乳虎，毋值宁成之怒”。写义纵，“以鹰击毛骛为活”。写王温舒， 大举杀人“至流血十余里”，“爪牙吏虎而冠”，尽十二月，王温舒顿足叹
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写杜周，更是一个“重迟外宽 内深次骨”的人，他任廷尉，“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余万人”。
对这些如狼似虎的酷吏，他们仗恃的是汉武帝给予的权力和鼓励。司马迁直 斥王温舒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紧接着说：“天子闻之，以为
能，迁为中尉。”全传点示“天子以为能”“上以为能”共有八处之多，其 讥刺所指是十分鲜明的。讽刺的特点是：“微文刺讥”，迂曲行文，意在言
外。《酷吏列传》对酷吏们“刻露而尽相”的描写是鲜明的刺讥，而不是讽 刺。“上以为能”的点示才是讽刺。司马迁对汉代帝王的刺讥，讽刺之外，
还用互见法，“本传晦之”，而于“他篇发之”。例如汉文帝宠幸邓通，赐 以铜山，使得一个皇帝家奴富比王侯，就不载于文帝本纪，而在《佞幸列传》
中揭出。汉景帝猜疑周亚夫，使之冤死狱中；忌恨张释之，左迁出京；迁怒 粟夫人，废杀栗太子，亦不载于本纪，而在他篇揭出。至于今上汉武帝，司
马迁更是将其强烈的批判锋芒运于笔端，但却又巧妙地纡曲其词，分散各篇， 既有明写，更多的是暗喻，用以突破禁忌。暗喻的手法就是讽刺。《封禅书》、
《酷吏列传》、《万石君列传》三篇集中讽刺汉武帝其人，及其腐败政治， 是《史记》中讽刺艺术的名篇。由此可见，讽刺的重点是“微文刺讥，贬损
当世”，针对现实政治，完成史学警世的功能，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司马 迁的讽刺艺术也是有继承的。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讽刺是现实主义文
学创作的一个优良传统。《诗经》中就有许多尖锐的讽刺诗。如《魏风·伐 檀》讥刺在位的贪鄙者为素餐君子，即白吃闲饭的饭桶。《硕鼠》讥刺重敛
的国君为大老鼠。《关睢序》称，这样的讽刺形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 足以为戒”。《汉书·艺文志》说：“古有来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
得失，自考正也。”《国语·周语》邵公谏厉王弭谤，有“天子听政，使公 卿至于列士献诗”的记载。也就是说，讽刺艺术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而且
也是统治者能够接受的一种讥刺方式。司马迁正是继承又向前发展的。司马 迁的讽刺无论多么尖锐，它并没有违背尊汉的大旨而走向与封建制度彻底决
裂的地步。例如他对所深恶痛绝的酷吏，也没有全盘否定，而称赞其廉者可 以为吏政的表率。这就是《史记》的讽刺艺术得以流传下来的原因。
5.通俗化和个性化的语言。 司马迁博极群书，“年十岁则诵古文”，是先秦散文语言的集大成者。
他又周览全国名山大川，采集了四方之民的口头语言，也就是说文人锤练的 书面语言和人民大众的生活语言，这两个方面司马迁都认真学习和吸收，并
加以创造性地运用，形成了独具艺术魅力的《史记》语言。司马迁写人物声 口逼肖，叙故事波澜起伏，发议论酣畅淋漓，抒感慨抑扬尽情，成为罕与其
比的语言大师。通俗化和个性化是司马迁语言艺术最突出的两个特色。
司马迁创造通俗化的书面语言，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引 用先秦文献资料，对古奥难懂的古文进行汉代通行语的翻译。例如，我们将
《尚书·尧典》与《五帝本纪》对照就可发现司马迁作了全面的翻译，有的 句子直译，有的为意译，有的变换了语序句式和转译了词汇，有的为熔铸改
写，表现了司马迁在古语今译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尧典》中的“允 厘百工，庶绩咸熙”，十分“佶屈聱牙”；《五帝本纪》写作“信饬百官，
众工皆兴”，这就明白畅达多了。宋人王观国在《学林》卷一中对司马迁转 译先秦古籍词汇作了集中的统计，王氏说：
司马迁好异而恶与人同。观《吏记》用《尚书》、《战国策》、《国语》、《世 本》、《左氏传》之文多改其正文。改“绩用”为“功用”；改“厥田”为“其田”；
改“肆觐”为“遂见”；改“霄中”，为“夜中”；改“咨四岳”为“嗟四岳”； 改“协和”为“合和”；改“方命”为“负命”；改“九载”，为“九岁”；改“格
奸”为“至奸”；改“慎徽”为“慎和”；改“烈风”为“暴风”；改“克从”为
“能从”；改“浚川”为“决川”；改“恤哉”为“静哉”；改“四海”为“四方”； 改“熙帝”为“美尧”；改“不逊”为“不训”；改“胄子”为“稚子”；改“维
绩”为“维静”；改“天工”为“天事”；改“底绩”为“致功”；改“降丘”为
“下丘”；改“纳锡”为“入赐”；改“孔修”为“甚修”；改“夙夜”为“早夜”； 改“申命”为“重命”；改“汝翼”为“汝辅”；改“敕天”为“陟天”；改“率
作”为“率为”；改“宅土”为“居土”，如此类甚多。又用《论语》文分缀为《孔 子弟子传》，亦多改其文，改“吾执”为“我执”；改“毋固”为“无固”；改“指
诸掌”为“视其掌”；改“性与天道”为“天道性命”；改“未若”为“不如”； 改“便便”为“辩辩”；改“滔滔”为“悠悠”；如此类又多。子长但知好异，
而不知反有害于义也。
王观国泥古，批评司马迁改字害意，这是完全错误的。但王氏的这番胪 列比较是很有意义的，它生动地说明了司马迁语译古文是自觉的创新，系统
的转译。司马迁师事孔安国，孔氏就以今文读古文《尚书》，在解说中必然 用现代词汇转译古语。所以司马迁的古文今译工作也是有师承的。但是，把
今译大量运用于书面语中，司马迁无疑是第一个取得了重大成就的人。
其二，大量采用和提炼民歌谣谚，以及方言俚语叙事，丰富了语言的内 容，提高了语言的表现力。例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是古代流行的
一个谚语。意思是说桃树李树没有向人们打招呼，由于它有甜美的果实而吸 引着无数的人争相趋往，在树下踩出了一条路。李广厚重木讷，他的忠实心
肠感动了天下的人，司马迁就用桃李的果实来作比喻，于是引用这个谚语来 赞颂他，不仅形象鲜明，含义深刻，而且用得非常贴切，富有生活气息。《春
申君列传》写春申君优柔寡断，不采纳朱英的劝告杀掉奸人李园而遭害，司 马迁评论说：“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姑
息奸人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条谚语把这一历史教 训总结得极为深刻，用它一点，胜过千言万语。又如《白起列传》载，“鄙
语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淮阴侯列传》载，“狡兔死，良狗烹；高 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等等谚语，蕴含的哲理极为深刻，司马迁
也用得恰到好处，足以使作品增色。
司马迁还善于使用方言和口语。如《陈涉世家》写陈涉称王后，故人求 见，入宫惊讶殿屋帷帐曰：“颗颐，涉之为王沈沈者。”“颗赜”，“沈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