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孟子》卷二《梁惠王下》第八章及卷十四《尽心下》第十四章。
③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
① 《史记》卷一百三十《大史公自序》。
日章，无所作为；恰恰相反，而是“因势利导”之“因”，积极地与时迁移。
《论六家要指》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是用 道家的语言，表达了法家的进化论思想。司马迁把老庄申韩合传，是发人深
思的。韩非说：“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又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②。司马迁还说：“秦取天下多暴，
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 易行也”①。“法后王”出自《荀子·非相篇》。司马迁所讲的“因循”，其
治政内容与韩非的随俗施事和荀子的法后王是一脉相承的。
“因循为用”的政治实践是汉初的无为政治，受到司马迁的称赞；“多 欲滋事”的政治是武帝的文治武功，因其过度使用民力而受到司马迁的批判。
汉初无为在指导思想上是“国家无事”，“君臣无言”；具体措施，则是约 法省禁，与民休息。无为治国的原则，高帝在世时已经贯彻，如除秦苛法，
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十五税一等等。汉高祖起自匹夫而得“天统”，原因就 是他顺民之俗，“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吕太后无为，“民务稼稽，衣食
滋殖”。汉文帝“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司马迁许之为“德至圣”的“仁” 君。萧何为相，“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曹参因循，“天下俱称
其美”。文景之世的社会，在司马迁笔下，被描绘成理想的社会。《律书》 云：“太史公曰：文帝时，会天下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
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尝至市井，游敖嫡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 君子者邪！”
司马迁在《平准书》中明确地指出，汉兴七十年之“盛”的原因，是“国 家无事”。所谓“国家无事”，并不是没有事和不做事；这乃是与汉武帝时
国家多事相对而言。查《汉书》各帝纪。惠帝有城长安之事，高后元年有置 孝弟力田官劝农之事，二年有改行八铣钱之事，文帝有平济北王刘兴居叛乱
之事，景帝有平吴楚七国之乱之事。这些事是必须要办的，它不是君臣们人 为制造出来的，而且在办事时又有所节制，所以说“无事”，例如惠帝几次
城长安，都在农闲进行，三十日而罢。“国家无事”的前提是“君臣无言”。 曹参为相，日饮醇酒。“卿大夫己下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
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 为常。”曹参对惠帝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
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②。可见无事、无言就是 垂拱无为，守职尽责，依法办事，不滋事扰民。武帝即位则不然。他大事兴
为，”臣下争言利害，一事未就，一事又起，这就是西汉由盛转衰的原因。
《平准书》也有具体描述，“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加之“兴利之臣自此 始也”，超过了整个国家和人民所能负担的极限，给社会带来了灾难。到了
武帝晚年，国家呈现“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残破景象，大类亡秦之迹。 汉武帝后期的衰败，司马迁早在元封年间兴隆景象之时就觉察了。所以《平
② 《老子》第三章：“不尚贤，使民不争， 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第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第十八章：“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
徙， 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的这些政治主张，均受到司马迁的批判。详见《货殖 列传》。
① 《韩非子·五蠹》。
② 《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序》。
准书》赞语的结尾意味深长地以秦喻汉，用历史的教训来向汉武帝敲警钟。 请看司马迁的批评：
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日半两，重如其文， 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于
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响，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 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这里所说的秦统一币制，“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乃是隐喻汉武帝垄 断盐铁财货，随意变革市制搜括民财的写照。集天下之财，用于“外攘夷狄，
内兴功业”，以至于“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响，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的境地， 而专制者“犹自以为不足”。司马迁批评武帝的多欲，讥刺他的迷信荒诞，
就在这“犹自以为不足”上，而并不是对他整个事业的否定。西汉政治从无 为转向多欲，乃“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是历史大势和必然发展。雄才大
略的汉武帝外征内作，把西汉推向极盛。封禅、改制、正历、四夷归服，一 派博大气象。《太史公自序》云：“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
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 者，不可胜道。”这是前所未有的大一统鼎盛局面，司马迁怎能不歌颂呢？
由此可见，司马迁对汉武帝多欲滋事的批判，是指他好大喜功，过度使用民 力而言，井用以表现他提倡德治，顺从民望的政治观点，以及对文景之世无
为政治的依恋和想往。
总之，司马迁赞颂汉初无为，但并不认为无为是不应变化的；他批评武 帝多欲，也并不认为武帝的功业一无是处。司马迁的赞颂与批评，均是从顺
民之欲的立场出发，总结历史的经验，警告为政者要顺应历史事势办事，以 德为治，建立巩固的统治。这反映了西汉新兴地主阶级奋发向上的精神，是 应该肯定的。
3.反对分裂割据，颂扬秦汉大一统。 清钱大听说：“《史记》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
①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司马迁尊汉，从历史观来说是主张大一统，从政治 观来看是拥护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这可从两个方面来论证。一是肯定秦
的统一事业，再是颂扬景武之世的削藩政策。
司马迁抑秦是反对秦政暴虐。他为陈涉立世家，为项羽立本纪，为张耳、 陈余、魏豹、田儋等人立传，主旨就是颂扬他们反暴政。但司马迁抑秦却有
别于那些全盘否定秦朝的“耳食”腐儒，而不同凡响地肯定了秦朝的历史地 位。司马迁认为统一天下是十分不容易的，慨叹“盖一统若斯之难也”①。因
此，对于秦取天下多暴这一历史事实，司马迁评论说：“世异变，成功大”②， 肯定天下壹并于秦，秦王政立号为皇帝这一制度。汉承秦制，推行郡县制度，
景帝、武帝削藩平乱，加强了中央集权。司马迁颂扬秦朝的统一，乃是为景 武之世削藩平乱制造舆论，提供历史的依据。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衡山
王刘赐因先后谋反，国除，司马迁不立世家，降为列传，以示贬抑。司马迁 在《淮南衡山列传赞》中评论说：“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
诸侯，不务遵著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叛逆，仍父于再亡
① 《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
① 《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四《与梁耀北论史记书》。
② 《史记》卷十六《奏楚之际月表序》。
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对诸侯王的叛逆行为作了深深的谴责。在《吴 王濞列传赞》中指出：“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下以封。”高帝大封同
姓王，诸侯跨郡连城，司马迁认为不台周封五等，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 里”③的亲亲树藩之义，而赞扬景武时期的“削藩”政策。齐分为七，赵分为
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天子支庶子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王侯之国一百 有余，这样的政治局面，司马迁认为是。‘强本子，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
万事各得其所”②的好措施。他颂扬景帝平乱，使“天下翁然，大安殷富”①；
称赞武帝推恩分削诸侯，说：“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庆，天下赖之。”③
颂扬秦汉一统，肯定景武之世的削藩，符合历史的发展进程。司马迁在
《货殖列传》中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 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国家的统一，政治的稳定，这
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提。所以司马迁对汉政权的统一和强盛，是倍加赞 颂的。《史记》以昂扬的情调反映西汉盛世，颂扬伟大的时代，历史观和政
治观都是进步的。
③ 《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序》。
① ②《史记》卷十六《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
③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三、经济观 在中国古代史上，司马迁第一个系统地考察了商品经济的特征，还考察 了经济与政治、经济与道德民俗的关系，提出了一整套发展生产，扩大交换、
富国富家的经济理论，闪耀着朴素唯物史观的思想光辉，达到了划时代的最 高水平。司马迁的新思想、新观点发表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强化对思想控制的
时候，实在难能可贵，是值得认真清理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1.首创经济史传，并重农工商虞。 司马迁创作的经济史传有两篇。其一，《平准书》，概述从汉初到武帝
元封元年近一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政策，重点评述汉武帝的平准、均输 政策，故名《平准书》。其二，《货殖列传》，主人公是商人，故以货殖命
名。货指财富，殖言增长，也就是如何增长财富。《货殖列传》通篇记载那 些使财富增长的商人的言论和行事，用以肯定商人的历史作用，鼓励发财致 富。
从《史记》的笔法义例看，《平准》《货殖》是异军突起，与全书其他 篇目迥然不同。《货殖列传》夹叙夹议，以论为主，篇中所述货殖三十人仅
仅是作为议论的例证，有别于其他人物列传。《平准书》侧重评述汉武帝时 期争利政策所导致的经济衰败，有别于八书贯通古今的其他篇目。这两篇是
用丰富的历史事实充实起来的经济史论，也可称之为经济史传，有史有论， 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司马迁的首创。从此以后，正史里面才有记载社会经济的
篇目。值得注意的是，尔后正史中的《食货志》和《货殖列传》等经济史专 篇，虽然在记述的内容上有扩大，但理论体系和思想高度没有一个越过司马
迁的。即此一端，司马迁首创的这两篇经济史传，在中国正史系统中可堪称 空前绝后的奇作。
在《史记》中，《平准书》与《货殖列传》编目悬远，是团体例不同， 而内容却是互文相补，不可分割的表里之文。《平准书》指陈时弊，寓意讥
刺，赞语中意味深长地提出一个“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的问题， 以古喻今，讥刺桑弘羊的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造成了经济的下降运动。
《货殖列传》则以文景时期“因之”的政策为背景，追叙春秋战国以来至当 代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描述了汉初经济的上升运动。两种背景，相反相成，
形成鲜明对照。司马迁进步的经济思想以及与桑弘羊的分歧也在鲜明的对照 之中，清晰地表达出来。
桑弘羊出生贾人之子，官至御史大夫，他是西汉著名的理财家，汉武帝 时期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盐铁官营、平准均输，都出自桑弘羊之手。
汉武帝长期大规模的外征内作，全靠桑弘羊“事析秋毫”的理财来支撑。司 马迁承认桑弘羊是一个称职的理财家。《平准书》记载说：“一岁之中，太
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但结尾却借卜式语云：“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
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司马迁不赞成国家垄断经济的政策，而主张“人 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的市场经济④，所以《货殖列传》对商人活动，
热情歌颂，总结治生之术。一个是专事聚敛，一个是发展生产，这就是桑弘 羊与司马迁两人经济思想分歧的根本所在。平准均输，说到底，是国家用剪
④ 《史记》卷二十一《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序》。
刀差的办法剥削农民，它离不开垄断。因此桑弘羊把富商大贾及盐铁之家， 称为“并兼之徒”，主张以“王法禁之”①，这与《货殖列传》的颂扬形成鲜 明对比。
桑弘羊对司马迁十分推重，称司马迁为司马子。昭帝始元六年召开盐铁 会议，桑弘羊在辩论中多次引用《货殖列传》来为推行平准均输等政策作辩
护，称“司马子言”。这说明桑弘羊非常赞赏司马迁总结的经济理论。但司 马迁却鄙视桑弘羊为“兴利之臣”，不为他作传。桑弘羊作为国家大臣，受
命理财，他要竭其所能为现政权服务，所以表现为聚敛；司马迁是历史家， 他从生产发展规律总结治生之术，无拘无束。两人立场不同，不能简单评论
两人的高下。单就从经济理论方面说，司马迁的识见，在许多方面却是超过 桑弘羊的。
司马迁首创经济史传，奠基于他的卓越史识。司马迁认为，农、工、商、 虞是人民“衣食之原”，主张农、工、商、虞四业并兴，各具其用，缺一不
可，这是总结客观经济规律获得的正确观点。桑弘羊则只强调工商而不重视 农业，他说：“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①，又说：“无末利，则
本业无所出”②，“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③而桑弘羊强调工 商的重要，并不是发展工商，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官营盐铁均输等政策辩护。
从秦商秧变法以来，我国封建统治者就一直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 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重农抑商”政策得到全面的推行和发展。“于是商
贾中家以上大率破”④。由此可见，官营盐铁，平准均输等政策不是发展工商 业，而是“重农抑商”经济政策变本加厉的新形式。而且桑弘羊用剪刀差剥
削农民，制造质次价重的铁器，提高盐价苛敛农民，连重农的意味也没有了。 所以司马迁批评他是“兴利之臣”。在兴利之臣全面推行“抑商”而搞国家
垄断的历史背景中，司马迁却去研究商人的活动，认识到商业的兴起是历史 发展的必然之“势”。强调农、工、商、虞四业并重，真是了不起的识见。
《货殖列传》一开篇就讲经济发展之“势”，人俗变迁之理。他引用老 于小国寡民的主张作为批判的靶子，指出自《诗》、《书》所述虞夏以来，
“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 这一人俗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小国寡民的无知无欲是生产下发
达时代原始社会的人俗；最大限度地追求欲望的满足是生产不断发展所形成 的文明社会的人俗。这种变化是不可阻挡的“势”，司马迁称之为“俗之渐
民久矣”。谁要想把历史车轮拉向后转，使人回到“小国寡民”的蒙昧中去， 即使把人的耳目都涂塞起来，挨家挨户进行教化，也是办不到的。司马迁这
一形象的假设譬喻，深刻地表明了他用进化的观点看待社会的变化，这是符 合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
司马迁正是从经济、人俗发展之“势”的观点出发，认识到社会出现农、 工、商、虞分工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自然之势。司马迁
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们奉生送死的物质生活资料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地区。
① 司马迁对市场经济的论述，详《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① 《盐铁论·禁耕第五》。
② 《盐铁论·本议第一》。
③ 《盐铁论·通有第三》。
④ 《盐铁论·力耕第一》。
“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 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
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大自然所提供的 这些物质财富，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去从事所需的直接生产，因此必须分工协
作，互相依存。“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司马 迁还强调指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
国，下则富家。”人们要满足自己的衣食之需，国家要富强，就必须扩大农 业、手工业生产，还要开发山泽，发展商业。司马迁引用《周书》的话说：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匾少。” 同时又引证齐国的发展历史来说明农工商虞四业早就是古代社会经济的基本
结构，国家的盛衰强弱决定于经济基础的厚薄。四业兴旺，国家富强，四业 不齐，国家贫弱。就这样，司马迁不仅突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而且强
调了四业并重，缺一不可。早在战国时代的孟子曾经和农家许行辩论，肯定 了社会分工的进步意义。孟子的辩论是为了引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
人”的结论①，为统治阶级的剥削辩护。司马迁发展了孟子的理论，认识到农 工商虞的分工是生产发展之“势”，是富国富家的基础。他在《平准书》的
赞论中有这样两句话：“事势之流，相激使然”。这两句是点睛之笔，极为 重要。它说明了司马迁述货殖，载平准，以事势变化的观点对社会经济的发
展作规律性的探索，这就是他高人一筹的卓越史识。司马迁站得高，看得远， 敢于首创，从而作出了超越前人的伟大贡献。2.宣扬欲望动力说，批判了“最
下者与之争”的政策。欲望是指人体感官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这是一个活 生生的存在。司马迁的前辈，先秦诸子发起的人性之争，都把欲望归之为人
性，作出了各自的论述。道家主张绝圣弃智，即灭欲，老子说：“罪莫大于 可欲。”①儒家主张用礼节欲，孔于教育学生的口头禅就是“君于喻于义，小
人喻于利。”①孟子倡导养心节欲，他说：“养心莫善于寡欲。”②法家与儒 家对立，是功利主义者，主张利决定义，如商鞅就说：“民生则计利，死则
虑名”③。但法家讲利，重在富国，而对人民则主张用刑赏制欲。韩非就把工 商之民列为“五蠹”之一，要对其实行专政。总之，诸子百家莫不承认人人
有欲，但都主张遏制欲望，统治阶级要维护其剥削利益，从而视人的欲望为 洪水猛兽。西汉统治阶级鉴于秦未农民战争的风暴，更是不遗余力地大造舆
论，挞伐人欲。例如贾谊就说：“其慈子嗜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④司马 迁的老师董仲舒替统治阶级完成了一套防范人欲的理论，提出用三纲五常的
道德礼教来陶冶人欲。他说：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好 邪皆止者，其提防完也；教化废而好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提防坏也。
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⑤
①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