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孟子》卷五《滕文公章句上》第四章。 ① 《老子》第四十六章。 ② 《论语·里仁》第十六章。 ③ 《孟子·尽心章句下》第三十五章。
④ 《商君书·算地》。
⑤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司马迁在统治阶级提倡礼义提防以遏制人欲的时代，不同凡俗地自成一 格，奏出了透视人欲的异响“司马迁认为逐利求富是所有人的共性，并不是
什么邪恶。他引用俗谚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他用那支犀利的笔锋，饱醮浓墨，淋漓酣畅地描绘了一幅社会的逐利图。“深
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达官显贵，“守信死节，隐居岩穴”的清雅之士， 都为的是“归于富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廉吏久，久更富”。至于“陷
阵却敌”的军士，“攻剽椎埋”的少年，“走死如骛”的侠士，“不择老少” 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不避猛兽”的猎者，“博戏驰
逐”的睹徒，“舞文弄法”的吏土，以及医农工商等等百工之人，无不是为 了追求财富而忙忙碌碌。在司马迁笔下，凡社会之人，不分贵贱，无论千乘
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还是匹夫编户之民，统统纳入了求利的轨道， 彻底打破了儒家宣扬的纲常名分和君子小人的界限，追求财富就是人的共
性。“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所以司马迁用“富者人之情 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这句话对人性作了总括。
如果司马迁到此为止，仅仅指出人性欲财，算不上是一种经济理论，也 没有超出先秦诸于学说的水平。司马迁的杰出贡献，正在于他跨出了人性论
之争的恩辨哲学范畴，进入了生产领域作实地考察，不仅生动地描绘了一幅 社会人群的逐利图，而且洞察到“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是自然
之理，是合理的行为。司马迁的前辈思想家只看到人欲争利的一面，而没有 看到人欲是动力这一更本质的东西。司马迁第一个提出了人欲动力说。他说：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
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
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生产领域中农虞工商的社会 分工，流通领域中的物价波动，都不是人为的政教期会设制的，而是在人俗
的推动下自然形成，符合于“道”的规律而运动。恩格斯说：“自从阶级对 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一一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 断的证明。”①我们不能苛求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去发现人欲背后的阶级斗
争，但他提出人欲动力说本身已经接近了真理的边缘，这是那个时代最卓越 最有价值的认识。司马迁比他的任何一个前辈思想家都站得高，看得远。从
人欲动力的观点出发，司马迁提出了“善者因之”的主张，批判了“最下者 与之争”的政策。他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
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①司马迁所说的“因之”、“利道之”、“教诲之”、
“整齐之”、“与之争”都是针对统治者的理财政策而说的。这五种政策方 针的具体内容，司马迁没有明确论述。这是因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
讳之辞也。”①由于忌讳，司马迁用寓论断于序事的手法，把五种政策的具体 内容分散在《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中，两相对照可以看出，司马迁鲜明
地批判了汉武帝“最下者与之争”的政策，用以衬托出“因之”的“善”。
“因之”的政策就是遵循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放手商人活动，听凭人
①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233 页。
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们追逐财富，发展生产，国家可以得到用不完的财富。司马迁说：“汉兴， 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这就是汉初实行的“因之”政策， 它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平准书》说，汉兴七十年间，“民则人给家足，都
鄙禀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国家储备的钱财以亿计，“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的粮食多得“陈陈相因”，以“至腐败不可食”。“因之”带来了民殷
国富“所以司马迁许之以“善”，认为是最好的政策。
反之，“与之争”则“最下”，那就是汉武帝所实行的盐铁平准。《平 准书》详尽地揭露了“与之争”的每一项政策所带来的弊端，终于导致了经
济的衰败。《平准书》从秦亡汉兴的经济调敝开始述起，经过七十年的休养 生息，到汉武帝即位之初，西汉经济发展到了它的高峰，紧接着笔锋一转详
细记载汉武帝与民争利的竭财政治，至元封元年止，用卜式语“亨弘羊，天 乃雨”作结，意味深长地示意“见盛观衰”。然后在“太史公曰”的评论中
简略地追溯殷周以来的经济变革至秦统一为止。这一精心布局的内容安排， 以便把汉武帝的事业与秦始皇的功业相对照，引人深思。司马迁明责始皇，
暗喻武帝，指出他“无限度”地耗费民力，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造成了 对生产的破坏，应引为惜鉴，《平准书》是一篇全面地揭露和批判汉武帝“最
下者与之争”的经济政策的战斗文献。
“因之”是放任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之争”是国家粗暴地干预经济， 全面地抑制商品经济，是两个极端。“利道之”、“教诲之”、“整齐之”
是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层次，在西汉的现实政策中都不同程度地实行过。“利 道之”是指“平祟齐物”一类的经济调整政策，保护农工得到均衡的利益，
贾谊论“积贮”，晁错论“贵粟”等措施，都是“利道之”。“教诲之”则 是儒家主张的以礼节欲的政策。丞相公孙弘以汉相之尊，“布被，食不重味，
为天下先”；武帝尊显卜式“以风百姓”，劝民输费佐国家之急等，这些是 教诲的内容。但公孙弘的俭约“无益于俗”，尊显卜式亦未见效果，“百姓
终莫分钱佐县官”。“整齐之”即是传统的重农抑商，它的强化就是“与之 争”了。
单纯从经济的发展来看，“因之”是最“善”的政策，但它也带来了新 的问题。《平准书》在叙述汉初经济繁荣的同时，指出了“物盛而衰”的道 理，司马迁说：
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 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潜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司马迁看到了在经济繁荣的背后，潜伏着新的社会矛盾。一是社会财富 的两极分化，“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二是统治阶级骄奢淫逸，
“无限度”。因此，司马迁赞美“因之”，并不等于主张放任政策。为了避 免“物盛而衰”的发展趋势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司马迁也是赞成适当的“利
道之”“教诲之”的。但是，司马迁反对违反经济规律的“最下者与之争” 的政策，批判它阻遏人欲动力，也就是阻遏了生产的发展。由此可见，司马
迁宣扬人欲动力说是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经济生产发展的理论，是应该肯定 的。
3.为商人立传，总结治生之术。 从生产发展的历史来看，商人的出现是以农业、手工业的分工为前提的。
虽然商人不从事直接生产，但他们沟通各地的物产交流，大大的推动了生产
的发展。《太史公自序》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 以时而息财富，知者有来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司马迁充分肯定
了商人的活动对于富国富家的意义，敢于为巨商大贾范蠡、子贡、白圭、猗 顿、乌氏倮、巴寡妇清、卓氏、程郑、孔氏、邴氏、刁间、师史、任氏、桥
姚等古今三十个商人立传，并为他们在秦汉时遭受贱视的政治地位鸣不平。 司马迁通过白圭之口，把商人与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相提并论，
许以智、勇、仁、强的品德，作了高度的赞扬。白圭说：“吾治生产，犹伊 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秧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
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一个人 设若没有智、勇、仁、强的品德是不能成为富商大贾的。司马迁把商人看作
人类的精华，因为他们对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所以《货殖列传》不着眼 于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而是把古今货殖之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总结他
们的治生之术供“智者”吸取借鉴，用意在于提倡发展生产。
司马迁总结治生之术有两个方面。一是考察商品的流通，总结财货增殖 的经验；二是考察自然地理经济和民俗，总结商业活动推动生产发展的作用。
这两个方面都是司马迁的首创，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司马迁对商品流通的考察，获得了一系列符合价值规律的珍贵见解，主 要之点有四。（1）知时。计然“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范蠢“与时逐”；
白圭“乐观时变”。这都说的是掌握商业行情，调查市场需要，“逐时而居 货”，利用供求规律，牟取大利。 （2）知物。“积著之理，务完物”，“腐
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这是说要研究商品学，提高商品的竞争能力。
（3）无息币。即加速资金流转，使“财币其行如流水”为此，必须研究物价 涨落规律，懂得“贵上极则反贱，下极则反贵”，而敢于“趋时若猛兽挚鸟
之发”，“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4）择地择入。范蠡居陶，因陶为 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范蠡治产积居，“十九年之中三
致千金”。刁间善用“桀黠奴”，使他们“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 起富数千万”。
司马迁对自然地理经济和民俗的考察，总结了商业活动生产发展的作 用。司马迁分中国为四大经济区。长江以南谓之江南；长江以北分为山东、
山西两区，中以华山为界；龙门、蝎石一线以北为北方区。在每一个大区下 面又分为若干小的经济区。山西区分为关中区、巴蜀区和陇西区。山东区分
为二河区、燕赵区、齐鲁区、梁宋区。江南区分为东楚区、西楚区、南楚区、 岭南区。北方区基本上是以牧畜业为主的经济区，比较单一。各区之下的经
济中心是都市。恩格斯指出，商人的使命“现在已经不仅仅从一个人手中转 到另一个人手中，并且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上去。”②司马迁充分认识
到历史赋予商人的这一使命，描写了全国各地的物产、交通、民俗和都市经 济。司马迁认为各地的物产提供了人民衣食之源，但要把这些资源变成财富，
必须发展生产以求流通，江南地势饶富，无饥饿之患，但生产落后，人民“无 积聚而多贫”。齐鲁区，本来地脊民贫，由于大公望鼓励人民极技巧，通鱼
盐，则人物归之，齐国竟成为“冠带衣履天下”的富庶之邦。三河区地狭民 稠，习俗纤俭习事，从事经商，足迹遍天下。农工商虞四业兴旺，关键靠商
人来流通。但商业最终依赖于农业、手工业生产，所以司马迁又说：“本富
②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赞》。
为上，未富次之，好富为下。”本富指农、林、畜、牧的生产。司马迁列举 了一长串本富生产的项目，遍及全国各地的物产。末富指经营商业，周流天
下。好富指劫人作好，掘冢铸币，舞文弄法，刻章伪书等。经营本富的人，
“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不但声誉好， 而且收入稳当，故为上。未富资金周转快，“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
如商。”但经商要资本，又担风险，只有能者巧者才能经营，所以说次之。 奸富危身取给，用生命冒险，所以说最下。论者多认为司马迁残存有重本抑
未的思想，这是断章取义的失察。司马迁所说的上、次、下是总结治生之术 供后人观择，这和统治者推行的重本抑未政策毫不相于。司马迁分区考察全
国各地自然地理经济，着重物产、交通、民俗这些要素，也是总结的治生之 术。富商大贾在全国范围内经商，必须掌握各地的物产、交通、民俗，才能
知时逐利，用奇制胜。司马迁的总结正是给他们提供的“周流指南”。
以上所述两个方面的治生经验，都只适用于有雄厚资本的“智者”“巧 者”。对于一般的“拙者”又该怎样治生呢？司马迁提出了由穷致富的普遍
原则和分阶段渐进的理论。他说：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 掘家，好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
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 技也，而邵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
①
所致。
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②这两段话的内容
具有辩证的统一。“力”是“力作”，人人都具有，所以说勤俭力作是治生 的正道。“智”是“计谋”，需要有资本。“时”是“机运”，需要大资本，
大识力。力作不能致富，但只要“诚壹”力作，必有积蓄；运用智巧，投入 市场，这就完成了从“无财作力”到“少有斗智”的过渡。等到财力充裕，
就要用“奇”，创造机运，这就是“既饶争时”。“力作”和“诚壹”是治 生的普遍原则，“斗智”与“争时”是创造渐进致富的条件。一个人只要“诚
壹”，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要务实和专精，再用智巧求奇，就没有不富裕的。 司马迁列举了一系列贱业的事例来证明。秦扬田农，田叔掘家，桓发博戏，
雍乐成行贾，雍伯版脂，张氏卖浆，那氏洒削，浊氏胃脯，张里马医等等卑 贱职业，都能致富千金，成了击钟鼎食之家。至此，司马迁的治生理论体系
已经完成，可用八个字来概括，即：人人有欲，人人致富。
4.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历史意义及其局限性。 司马迁创立《货殖列传》和《平准书》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开创
了我国正史记载生产活动的先例，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史料，成为中国史学的 优秀传统。司马迁以他天才的洞察力从人欲争利的行为中看到了人欲是生产
的动力。他考察了生产领域中的社会分工，并重农工商虞，认识到这是古代 社会基本的经济结构。司马迁总结了治生之术，获得了许多符合价值规律的
见解，肯定了商业活动在促进生产发展中所起的纽带作用，颂扬货殖，为商 人立传。司马迁还提出了“素封论”的财富观，剥去了仁义道德的虚伪面纱。
关于“素封论”，我们将在本章“道德观”一节详论。按“素封论”的观点， 司马迁鼓励人人发财致富，并断言人人可以致富。这一切都是离经叛道的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171 页。
端思想，也就是司马迁超越前辈思想家的卓越贡献。 两千年前的司马迁不可能有价值规律、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一类概念。
但只要有商品经济流通，就有价值规律的客观存在。战国秦汉几百年来商品 经济异常活跃，这就给司马迁提供了认识价值规律的客观条件。司马迁是一
个游踪极广的历史家，他壮游全国，深入考察了各地的物产、交通、民俗和 都市经济，还研究了古今商人活动的历史资料，使他的每一个观点都有生活
经济基础。司马迁又受“腐刑”之祸，思想感情发生了重大转变，把眼光投 向下层社会，同情人民。这些是司马迁形成先进思想的主观条件。这些主观
条件很难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就是在几百年的商品经济活动中，只产生了 一个司马迁的历史原因。
在中国思想史上，司马迁进步的经济思想就象一束火花一样，只在天空 一闪即逝，这也有深刻的历史原因。首先，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以自然经济为
基础的封建社会所不容。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用“与之争”的政策取代了
“因之”的政策，把重农抑商推向极端化，商贾遭摧残，“中家以上大率破”。 中国古代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从此衰落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此后，再
也没有人去研究价值规律了。其次，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未能产生在百家争鸣 的战国时代，没有形成一个学派。他是一花独放在漫长的寒夜，很快凋落，
这是必然之理。此外，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从直观中得来的经验。这种直观 经验，一方面它本能地符合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并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另一方面，它不能形成科学的体系，最终的结论又退回到了唯心主义的立场 上来，不能解释客观存在的现实社会。司马迁的最终结论是人人可以致富。
但是，客观的现实是成千上万的人民受少数人压迫、剥削，永远不能改变他 们悲惨的命运。司马迁不但未能认识阶级斗争，而且把“千则仆，万则役”
看成是天经地义的规律，这就掩盖了阶级斗争。“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别现象，司马迁上升为一般规律，因而用“巧”与“掘”
来解释阶级压迫，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在思想资料的继承上，司马 迁儒道兼容，形成了理论体系中的矛盾，他在《孟于苟卿列传》中对孟子答
梁惠王问击节叹赏，感慨“利诚乱之始也”，批判上下交争利。所以他又在
《平准书》里说，要“以礼义防于利”。这些论述是儒家思想。《货殖列传》 主张“因之”为上，顺其自然，这是道家思想占主导。追本溯源，是人人皆
为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甚至把人们 的一切活动都归结为一个“利”字，抹煞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对利的
追求。因而把战士的攻城陷阵、农工之民的生活奔波与富商大贾的巧取豪夺， 以及攻剽椎埋的犯罪活动混为一谈。这一切就是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历史局
限性。虽然我们不能苛责于前人，但这也是造成司马迁的经济理论不能具有 实践性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司马迁总结的治生之术不能引导人人致富，
应该说这也是他的先进经济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得不到发展的一个原因。
四、历史观
司马迁把他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概括为“通古今之变”，即所谓历史观。 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1.大一统历史观。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确立和巩固的时代。中
央集权制度加强了国家的统一，结束了长期的分裂战乱，是当时最先进的制 度。所谓大一统历史观，就是对这一先进制度的赞颂和提供理论基础。中国
走向大一统，是历史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董仲舒演化 的春秋公羊学，都是应运而生的大一统理论。汉武帝封禅、制历、改制，罢
黜百家定儒学于一尊，正是在贯彻五德终始和天人合一的政治哲学。因此， 尽管邹衍和董仲舒，对大一统历史的发展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提出了历史
循环论的理论，但其旨归是宣扬大一统，在当时来说，不仅是进步的历史观， 而且对强化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制造了合法的理论，在政治上产生了直接
的影响。司马迁继承了前代思想家大一统的理论，用以作为考察历史发展的 指导思想，从而又系统地发展了这一理论，形成了《史记》独具的大一统历
史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邹衍和董仲舒是哲学家，他们构思的大一统理论是恩辨哲学，空言论道，
直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司马迁是历史家，他构思的大一统理论是对历史发 展过程的升华，目的是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探寻治乱规律，所以具有丰富的历
史内容。前述四、五、六三章，均已触及了司马迁的历史观。《论六家要指》 强调儒、名、法各家序君臣之礼，正上下之分，殊途同归，百家之学皆务为
治世，就是大一统理论的反映。《史记》五体的体制结构，形象地照映了大 一统的封建制等级秩序。司马迁修正断限，起于黄帝，讫于太初，更明显地
表达了大一统历史观。这里，我们再综括起来，说一说司马迁的大一统历史 观，在中国历史上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就可以了解它的进步意义了。
司马迁贯通叙述历史，从黄帝的统一到汉武帝的大一统，象征着历史的 发展方向，象征着帝王德业的日益兴盛。中华民族不断壮大，各民族互相融
合，远方殊俗日益统一，这样一条叙史红线，贯穿在《史记》全书中。夏、 商、周三代之君，春秋以来列国诸侯，秦汉帝王，四方民族，无不为黄帝子
孙。匈奴是夏桀之后，勾吴与中国之虞为兄弟，越王勾践禹之后，楚是颛顼 之后，其苗裔为滇王。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这一民族一统观念就奠基于《史
记》。司马迁的这一伟大思想成为历代以来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宝贵历 史资料，数千年来激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荣和进步而
斗争。“黄帝子孙”，至今仍是一个神圣的名词，具有无限的号召力。被黄 帝战败的炎帝，教民稼穑，号“神农氏”，也是一个企图统一天下的历史人
物，常与黄帝并称。所以“黄帝子孙”这一口号也称“炎黄子孙”。以今日 观点来看，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黄帝子孙，这完全是一个人造的历史系统，
它是以父权制代替母权制这一历史背景的传说史影为依据，用以消除各种氏 族的畛域所生出的大一统要求而产生的，其进步意义显而易见。司马迁还把
周边民族匈奴、西域、西南夷等都纳入黄帝子孙的范围，用以表达他的民族 一统思想，更属难能可贵。北齐魏收作《魏书》亦云：“黄帝以土德王，北
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①附会托跋为黄帝子孙，为胡人入主中 原制造正统的舆论，由此可见，司马迁的大一统历史观，在中华民族大融合
的历史上起了巨大的进步作用。
2.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 历史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还是在变化、发展？历史是因循守旧，回顾往
古，还是在随俗进化，不断革新？这些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要探索和回 答的问题。司马迁是怎样回答的呢？
首先，司马迁对董仲舒的“三统循环论”作了扬弃和改造，认为历史是 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不容否认，司马迁的历史观仍带有循环论的色彩。《历
书序》云：“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 环，穷则反本。”这是讲天道循环。《高祖本纪赞》云：“夏之政忠。忠之
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 之敝，小人以，故救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这是讲人道
循环。于是有人认为司马迁的历史观就是“古今社会按照‘忠’——‘敬’
——‘文，这套公式周而复始地‘变，”，因而也称司马迁的历史观是“三 统循环论”。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董仲舒《天人三策》讲“夏上忠，殷上
敬，周上文”，是“百王之用，以此三者”，又云“三圣相受而守一道”， 结论是“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显然，董仲
舒所讲的“变”，才是“忠——敬——文”的循环往复，强调“道”是不变 的。司马迁只是借用循环的语言，着意讲“变”。司马迁的用语是“三王之
正若循环”，言“若”者，象也，似也，好象是循环，这和我们现今用语“螺 旋式”上升有些相似。“若循环”与董仲舒的“百王之用，以此三者”是大 相径庭的。
此外，我们还须指出，在秦汉之际，循环论历史观是当时人们认识历史 发展所能达到的认识论的制高点，初起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在先秦诸于百
家争鸣时代，老子法大古，主张小国寡民的社会为至治之极。儒家法尧舜， 也是向后看。道儒两家历史观的理论基础，都认为世风日坏，人心益恶，历
史向着衰败的方向演变。主张法后王的法家，赤裸裸地以人性恶为其理论基 础，政治方针刚毅刻深。而邹衍倡导的五德终始循环论和董仲舒构思的三统
循环论，却是宣扬大一统，是适应秦汉大一统政治需要而出现的。循环论摒 弃了人心益恶而讲天道惩恶、佑善，本来的意愿是劝诫人君重视历史变化，
施行仁政，争取民心，争取天命，获得五德之属。“循环”二字包含着发展 和变化的思想，只不过是转圆圈。转圆圈也是一种运动。邹衍对历史的阐述
是，“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祥度制， 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①。从开天辟他讲到当今社会的
大一统，不就是一部生动的历史发展进化史吗？“大并世盛衰”，《索隐》 云：“言其大体随代盛衰，观时而说事。”“随代盛衰”，不就是讲变化吗？
不过邹衍阿世取容，妄说祥，其语闳大不经，受到了司马迁的批判。董 仲舒维护道统，把循环论引向随顺人主的意志，成了官方哲学，扼杀变化，
宣扬神意史观，才日益走向反动的。司马迁接过循环论，把它发展为变革的 历史观。《天官书》云：“夫夭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
① ②《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① 《魏书》卷一《序纪》。
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 后天人之际续备。”“三五往复”仍带循环论的框架，但重点是讲“变”，
称“三五之变”。“三”即三十年，是一代人。司马迁认为每一代人都有变 化。“五”即五百年，是一个大的周期变化。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得出
“三五之变”符合天道人事，为讲历史之“变”提供理论根据。这就是司马 迁对循环论的扬弃和改造。
第二，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从人事和历史思考中，突破了循环论的 框架，认为历史发展的本质就是“变”，而且是不断进化的。“通古今之变”
这一命题就是与董仲舒宣扬的“天不变，道亦不变”针锋相对的。“变”是 司马迁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他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只
有用“变”的观点才能探究事物的规律。他说：“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 万物之情”①。没有一成不变的态势，没有永恒存在的形体，所以才能洞悉万
物的真情。从“变”的理论观点出发，决定了司马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 人类社会的历史，他名之曰“变”，曰“渐”，曰“终始”。他说：“天人
之际，承敝通变”，“略协古今之变”；“臣拭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 故也，其渐久矣”②；“是以物盛而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
①。司马迁在这方面的言论是很多的。“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儒者断其 义，驰说者骋其词，不务综其终始。”③等等，不胜枚举。“变”，指社会不
断地进化和发展；“渐”，指的是进行、运行，即进化和发展的过程；“终 始”，指的是因果关系，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个里程是有因果相联的关系，
即有规律可以认识的。总括为一句话，“通古今之变”的目的就是“稽其成 败兴坏之理”④，探寻社会治乱的规律。
怎样认识历史之“变”，就是要作贯通的思考，即“略协古今之变”。
“略协”就是综核、考察而把握大纲的意思。“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 语”，这是整部《史记》的写作要领。“略协”、“厥协”、“整齐”都有
综合、总结之意。司马迁综核历史，鲜明地表现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和 变革的观点，而且愈向前发展，变革愈烈。司马迁的这一思想，在《秦楚之
际月表序》中用史实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司马迁说：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 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行仁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
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 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这段议论，十分简括地勾画了中国历史从虞、夏至秦汉大一统发展变化 的轮廓。社会走向一统这就是两千多年来历史发展的方向，经历了漫长的历
程，所以司马迁慨叹“盖一统若斯之难也”。这里一丝一毫循环论的影于也 没有。秦楚之际的巨变，司马迁更是惊叹万分。他说：“五年之间，号令三
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陈涉、项羽、刘邦，都“起于 阎巷”，与虞、夏之兴和秦王朝之兴又是一番新气象。对于这种巨变，司马
迁也是从历史的原因加以探索。他得出结论是“向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
① 《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
① ②《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③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④ 《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
驱除难耳”。秦朝禁忌太苛，它所施行的暴政引起了人民的反抗，于是“王 迹之兴，起于闾巷”。这就是司马迁探索历史之变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发现
了人的活动是历史的主体，从而写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历史，排除了神意史观。 司马迁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不仅表现在议论中，而且更加鲜明
地表现在《史记》的具体内容中。朝代更替，制度建立，对民施政等各个方 面都表现了这些进步的历史观点。《史记》卷首《五帝本纪》就是一个集中
表现进化观点的鲜明例证。黄帝之世，部落互相攻战，生产落后。黄帝“修 德振兵”，统一了天下。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按时插百谷，
草创制度。黄帝本人“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颛顼、帝喾相继，大体仿黄 帝之治。当尧之世，历法、生产、治政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尧用羲氏、和氏
为历官，有了专门的推历机构。尧年老举舜摄政，经过了长期的考验，证明 舜很贤能而授之以政。尧举贤、禅让，很重视人民的态度。当舜之时，礼仪
制度都建立起来，舜举了二十二个贤人治理国家，各种事业都兴办起来。司 马迁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这句话就是《五帝本纪》的主题。历史
经历了从黄帝到虞舜的不断发展，国家建制才初具规模。可以说《五帝本纪》 的思想脉络对于读《史记》全书是一个示例。本篇仅三千余字，具体生动地
描绘了五帝相承的发展变化，鲜明地表达了司马迁进化论的历史观。
如上所述，司马迁扬弃和改造了循环论，借用循环论的语言来表述历史 之“变”，发展成为进化论的历史观，这是他对历史学的一大贡献。
3.带二元论色彩的朴素唯物论历史观。 历史是怎样向前发展、变化的，即是谁在创造历史，司马迁的回答具有
浓厚的二元论色彩，但基本倾向是朴素唯物论历史观。本章前已论证，司马 迁的天人观是二元论，他认为天人相感，天能支配人事，却又不受星占术荒
诞迷信的束缚，对惩恶佑善的天道提出了质疑。这里着重评述司马迁在人事 论述上的二元论，即他认为圣君贤相可以治平天下，但又承认人心向背起最 后的决定作用。
《史记》以人物为中心，主体是帝王将相。司马迁不遗余力地歌颂“明 主贤君忠臣死义之上”，强调英雄的创世作用。但司马迁在英雄史观的内核
中有两个显著进步的历史观点，符合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后世史家所不能 望其项背。分述于下。第一个观点，司马迁认为，任何个人不能专有一切智
慧，英雄个人不能创世。五帝三代之主，圣明的表现就是举贤授能。他说：
“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⑤。刘邦得天下，文臣如雨，猛将如 云，但对强大的匈奴束手无策，国家定都不能决。陇西戍卒娄敬，脱挽辂，
衣羊裘见高帝，建言定都关中，与匈奴和亲，国家赖其便。司马迁感慨他说：
“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树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 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
然而刘敬（娄敬赐姓刘）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①两千年 前的司马迁从一个下层士兵的建言中看到了人民的智慧，不仅特为之作传，
还上升为哲理，“智岂可专邪”，从而否定了最最最的超人，实在了不起。 为此，司马迁为侠客、医卜、商贾、徘优、博徒、妇女等等下层人物作传，
创立类传，使《史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
⑤ 《报任安书》。
①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赞》。
第二个观点，国家兴亡，民心向背起最后的决定作用。“民惟邦本”， 这本是儒家宣扬仁政的基本观点。孟子进一步发挥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
民心者失天下”的著名理论②。司马迁的贡献，他第一个真正用这一观点考察 了历史的变迁，生动地描绘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从正反两个方面贯穿全
书。正面描写，三代之王都是祖上积德累善赢得了百姓拥戴。“子羽暴虐， 汉行功德”而得天下。孝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
③这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反面描写，武王伐纣，“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
“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①。秦之亡，是因为“天下同心而苦秦久 矣”②，故陈涉发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③。“风起云蒸”四个字形容
了人民群众具有铺夭盖地的力量。韩信亡楚归汉，论项羽必败，其言曰：“项 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
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④事实一步步按着韩信的预言演进，楚亡汉兴， 失民心者失天下。
更能表现司马迁朴素唯物论历史观的是，他在《货殖列传》中提出的欲 望动力说，也就是人类对于社会物质生活的依赖和追求是历史必然向前发展
的“势”，是任何力量也不能使之倒转的。这在前节经济观中已有详论，兹 从略。
综上所述，司马迁大一统历史观是对西汉上朝政治制度的肯定，《史记》 的主题是尊汉。司马迁朴素唯物论历史观呈现二元论的色彩，不仅仅是反映
了那个时代人们认识的历史局限性，而且更主要地反映了司马迁走向进步的 足迹。形成司马迁独特历史观具有多种因素。思想资料的继承是一个重要方
面。但就在这一个方面司马迁也不是墨守一家。他广泛地吸取先秦诸子以来 百家学说中的进步观点和合理内核，形成自己朴素的唯物论历史观。如儒家
的“民惟邦本”思想，法家的“法后王”思想，阴阳家的“循环论”变化思 想，公羊家的“大一统”思想等等，司马迁都加以吸收、扬弃和改造。更重
要的是司马迁具有广博的知识和实录史事的科学精神，使他不断突破信仰的 束缚，走向进步。正因为他精通天文、历法，加之求实的科学精神和大无畏
的探索勇气，才使他运用观测资料批判星气之书的“讥详不经”。此外，司 马迁的生活经历也是形成他进步历史观的重要因素。例如升华了朴素唯物论
历史观的《货殖列传》就是司马迁二十壮游的成果之一。知识的扩展和生活 的体验，使司马迁不断走向进步，终于突破帝王中心论而面向广阔的社会，
熔铸了一定成分的人民的历史，从而表现了二元论的色彩。所谓二无论，是 我们今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回顾前人的思想体系所发现的矛盾，这是人类认
识论的进步。在司马迁时代，他并不认为二无论是一个矛盾，而是很合谐的 思想体系。所以司马迁自豪地宣称自成“一家之言”。
② 《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赞》。
③ 《孟子·离娄上》载孟子之言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① 《史记》卷十《孝文本纪》。
② 《史记》卷四《周本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