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孟子》卷五《滕文公章句上》第四章。 ① 《老子》第四十六章。 ② 《论语·里仁》第十六章。 ③ 《孟子·尽心章句下》第三十五章。.2
③ 《史记》卷八十九《张耳陈余列传》。
④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五、战争观
清代历史学家顾炎武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 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
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 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⑤三百年前顾炎武提出了问题，但未作论证，
本节阐述如次。
《史记》是一部古代最完备的战争史。中国古代春秋战国及秦楚之际， 是一个发生历史巨变的长期战乱的时代，历时长达五、六百年之久。只有的
十八万字的《左传》，就记载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的动乱及战争五百五十 余次。春秋之后是战国时代，更是无岁不征，无年不战。接着又是秦楚之际
的大动乱。数百年来，不仅战争越来越频繁，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春秋时的 大战，如晋楚城濮之战，晋齐鞍之战，双方出战兵车已达一、二千乘，士卒
一、二十万，是相当规模的大战了。但这些大战若与战国及秦楚之际的大战 相比，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战国时秦赵长平之战，秦灭楚之战；秦楚之际巨鹿大战，楚汉成皋之战， 双方动员的直接参战兵力以百万计，往往相斗数月乃至经年，在中外战争史
上都可叹为奇观。长平之战爆发在秦昭王四十七年（前 260 年），决战从四 月至九月，历时半年。秦国“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①，进行了全国总动员，
倾国远斗，秦胜赵败，“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②。秦卒多于赵卒，双方
参战兵力一百余万。公元前 223 年秦灭楚之战，秦将王翦率六十万大军入楚
③，楚悉发国中之兵对抗秦军，双方参战兵力亦百余万，公元前 207 年的巨
鹿之战是起义军推翻暴秦的一场决战。诸侯之兵四十余万。秦军两支，王离 率秦戍守长城的边防军三十万，章邯军二十余万。此役各方参战兵力近百万，
决战从十二月至七月（秦历以十月为岁首），历时八个月。楚汉成皋之战， 相持两年零七月，双方前后投入的兵力有几百万④这些大战役，影响历史的
进程，司马迁作了绘声绘色的记载。交兵始末，兵略战术，局势变化，序之 如指掌。这说明司马迁是一个精通兵略的历史家。
《史记》继承了《左传》的优良传统，系统地记载了古代的战争，使《史 记》具有战争史的规模体制。《史记》五体，本纪、年表、八书、世家、列
传均载有战争的内容，有史有论，自成体系。
单从篇目字数的数量来看，战争史内容就是《史记》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史记》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载有战争内容的篇目达 82 篇④， 字数十余万言，约占四分之一的篇幅。这些篇目记载擅长兵略战阵的帝王将
相六十余人，记述古代战争五百余次，其中重大战争从黄帝啄鹿之战到汉武 帝兵征大宛共七十余次，春秋战国及秦楚之际为五十八次。凡重大战争，年
表载其目，纪、传、世家载其事。《十二诸侯》、《六国》、《秦楚之际》 三表之序、《律书序》，以及各兵家传记篇末之“太史公曰”，则构成了司
⑤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① 《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通鉴知兵事》。
④ 刘邦“将数十万之众”，距楚于巩雒，“数夫军遁去”，萧何辄发关中卒补缺。刘邦又南走宛、叶，收
淮南兵北入成皋，并数发河北之兵南下。汉王一方前后已不下一、二百万。见《史记》高纪、淮阴侯列传、 萧相国世家。
马迁系统的战争论。若把上述内容摘载出来，就可鲜明地看出《史记》是一 部有史有论的、最系统而完备的战争史，这就是我们研究司马迁战争观的资 料依据。
《史记》原有《兵书》，残缺。后世补亡者分《律历书》为《律书》、
《历书》以补缺。今本《律书》前半篇习惯称为《律书序》，是《兵书》残 篇。这是司马迁系统阐述战争思想的一篇战争论。司马迁对战争的基本观点
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认为战争是诛暴救危的自强工具，它既可以兴邦，也可以丧邦，应当 慎重使用。
司马迁给战争下了一个定义。《律书序》说： 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这个定义指出战争是诛
暴救危的工具，它是不可避免地要使用的。接着司马迁更进一步用昆虫鸟兽 的毒针爪牙来比喻战争，视为自卫的工具。司马迁说：“自含齿戴角之兽，
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 也。”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类比，是不科学的。这是从直观中形成的自然主义
战争观，把人类社会视同生存竞争的动物界，所以得出战争起源是“情性之 理”的结论。司马迁不懂阶级斗争，这样的认识是难免的。但司马迁并未就
此止步。他从“通古今之变”的历史中认识到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两者相辅 为用。《太史公自序》说：“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
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非兵不强，非德不昌”，这八个字是司马迁 战争观的理论核心。兵，即战争；德，指政治。国家缺少战争手段就不能自
强，但注重战争而缺少礼、义之德，国家也不会昌盛。儒家排斥战争，法家 专注暴力，两家都不免有片面性。但司马迁的观点并非儒法两家的折衷，而
是总结了几千年的战争史，尤其是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近世的战争史升华的 理论，当然也吸收了儒法两家理论中的合理内核。“黄帝、汤、武以兴，桀、
纣、二世以崩”，就是生动的历史例证。“可不慎欤”，不是废弃战争，而 是要注重战争和慎用战争。
2.认为战争“行之有逆顺”，颂扬顺天而行的正义战争，反对逆理而动 的非正义战争。
“行之有逆顺”，就是把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类，既不笼统地反对 一切战争，也不盲目地支持一切战争；而是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司马迁对战争的这种认识和态度，是值得称赞的，超越了前人。
首先，从司马迁给战争所下定义来看，他明确地提出了区分两类战争的 理论。“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即诛暴、平
乱、夷险、救危这四个方面的战争是正义的，反之是非正义的。对照先秦兵 家及东汉班固给战争所下的定义，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司马迁战争观的进步
性。先秦的大军事家孙子竟宣称战争的目的就是“掠乡分众，廓地分利”，①
① 记有战争的 82 个篇目，较为重要的有 58 篇。本纪有：五帝、周、秦、始皇、项羽、高祖等六篇。表有：
十二诸侯、六国、秦楚之际等三篇。书一篇，即律书。世家有：吴太伯、齐太公、燕召公、晋、楚、越王
勾践、赵、魏、韩、田齐、陈涉、曹相国、留侯、周勃等十四篇。列传有：司马穰苴、孙吴、伍子胥、苏
秦、张仪、樗里子甘茂、穰侯、白起王翦、魏公子、乐毅、廉蔺、田单、蒙恬、张耳陈余、魏豹彭越、黥
布、淮阴侯、田儋、樊郦滕灌、傅靳蒯成、吴王濞、韩长儒、李将军、匈奴、卫霍、南越、东越、朝鲜、 西南夷、大宛等三十四篇。
这就混淆了两类战争的界线。班固说：“凡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也。”
①这是儒家的正统观点。“救乱除害”是正确的，儒家颂扬汤武革命就基于此， 为司马迁所吸收。但“存亡继绝”却是倒退的历史观。孔子倡言“兴灭国，
继绝世”②，目的是维护西周那样的封建局面。按照这一观点，远古的黄帝和 近世的秦始皇所进行的统一战争就要被否定，这正是汉儒们的观点。司马迁
批评他们是“不察其终始”的“耳食”之儒，是完全正确的。
其次，司马迁对历史上两类战争作了具体区分，鲜明地颂扬正义战争， 谴责非正义战争。具体区分两类战争，比起从理论上下一个定义更加困难。
所以《律书》列举了一系列两类战争的实例来揭示。哪些是正义的战争呢？
“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 之伐，以珍夏乱。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黄帝、颛顼统一乱
世，成汤讨伐暴君，均为民除害，诛暴止乱，符合天理，是正义的战争。哪 些是非正义的战争呢？“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百战
克胜，诸侯慑服，权非轻也。秦二世宿军无用之地，连兵于边睡，力非弱也； 结怨匈奴，祸于越，势非寡也。及其威尽势极，闾巷之人为敌国。咎生穷武
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桀、纣、二世穷兵黩武，贪得无厌，是非正 义的战争，因此终究败亡。正义战争必胜，非正义战争必败。逆天而动，武 力不可恃。
综观《史记》褒贬抑扬的两类战争，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颂扬平 乱世的统一战争，反对分裂割据的战争；二是颂扬有道伐无道的革命战争，
反对暴虐人民的昏乱之君；三是颂扬诛暴战争，反对穷兵黩武的战争。颂扬 统一战争，是《史记》载述战争的一大主题。“春秋无义战”③，这是孟轲的
观点。若单从争城争地来看，兼井战争确实是无正义可言。但从历史进程来 看，兼并战争推动历史走向统一，它又是进步的，最后的胜利者应该占有一
定的历史地位。司马迁对秦朝的统一战争和对楚汉相争刘邦的统一战争就是 这样来评价的。项羽分裂天下，是他“暴戾”行事的一种反映；西汉吴楚七
国之乱，破坏统一，均受到司马迁的批评。“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 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
司马迁热情地颂扬刘邦的统一之功，称他为“大圣”。吴王濞首谋反叛， 司马迁降为列传，以示贬抑。“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
越列传》第五十四。”①越人内附，西南夷“请为内臣受吏”②，各民族融合
走向一统，司马迁肯定了这一历史的趋向。
《周本纪》和《陈涉世家》颂扬了有道伐无道的革命战争。 武王伐纣，在朝歌举行了盛大的告天仪式。武王再拜稽首说：
“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①司马迁为陈涉立世家，高度评价他发 难的反暴战争。“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
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
④
① 《孙子》中卷《军争篇》。
② 《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
③ 《论语》第二十《尧曰篇》。
① 《孟子》卷十四《尽心下》。
① ②③④⑤引文均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匈奴列传》以实录史事的手法谴责匈奴侵扰中国。冒顿单于犯边，高 祖发三十二万兵征讨，被困平城，忍辱和亲。吕后当政，冒顿单于又遗书戏
辱，蔑视汉朝。文、景时期，匈奴时常背约，入盗寇边，杀略吏民。反击匈 奴的侵暴掠夺是正义之战，不可避免。“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
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⑤。”司马迁肯定了汉武
帝反击匈奴的诛暴战争。但是汉武帝后期的对匈奴战争，却是要臣服匈奴， 结果导致了李广利连年动众的失败，受到了司马迁的讥评。这反映了司马迁
战争观的人民性思想。正义的反侵暴战争，如果走上黩武主义，不符国家利 益，司马迁也予以谴责。
3.认为战争“用之有巧拙”，要兴建功业，必须详参彼己，慎择将相， 认真研究用兵作战的方略。
《匈奴列传赞》云“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徽一时之权，而务讇纳其说， 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
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 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之众，不过当汉一郡。但汉匈战争在武帝之世从元 光二年（前
132 年）设谋马邑到征和三年（前 90 年）李广利降匈奴止，进行 了四十三年，耗尽了西汉盛大的国力，而并未臣服匈奴，所以说“建功不深”。
司马迁从这一战争实践中总结出两条慎用战争、巧用战争的方略，即一为“详 参彼己”，二为“择任将相”。
详参彼己。司马迁反说，“不参彼己”则败，正说即是“详参彼己”， 乃取胜之道。“详参彼己”，就是“知彼知己”。毛泽东同志指出：“孙子
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③《淮阴侯列传》述 韩信破赵的井径之战，先侦知赵将陈余不用李左车之奇计，而要打堂堂之战；
又深知己军是一支新军，“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故置背水阵， 出奇制胜，一战而破赵军。但若是两大国交兵，一战之得失并不能决定全局
的胜败。因为战争胜败“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 对比”①。司马迁所讲的“详参彼己”发展了孙子“知彼知己”的战术思想，
而是详参交战双方社会总力量的对比。《张仪列传》载张仪说齐涽王曰：“臣 闻之，齐与鲁三战而鲁三胜，国以危亡随其后，虽有战胜之名，而有亡国之
实。是何也？齐大而鲁小也。今秦之与齐也，犹齐之与鲁也。秦赵战于河漳 之上，再战而赵再胜秦；战于番吾之下，再战又胜秦。
四战之后，赵之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虽有战胜之名而国己破矣。是 何也？秦强而赵弱。”这说明，两国交兵，双方强弱形势，财力大小，人力
众寡，不可不详参彼己。《淮阴侯列传》载韩信论项羽必败的形势分析，又 说明强弱之势并非一成不变，形势消长，人心向背，不可不详参彼己。此外，
敌国政治之措置，人民之习性，兵卒之素质都必须详究。苏秦、张仪两传借 纵横家之口说明和与战的策略关系国家存亡，不可不详参彼己。汉武帝反击
匈奴，不趁元狩四年（前 119 年）漠北大战的胜利形势，与匈奴和亲，而误 听“调纳其说”，制定了臣服匈奴的错误战略。匈奴军虽寡，但匈奴是一个
全民习骑射的大国，东西广袤万里，南面大漠为屏障。汉军虽众，但骑射不 如匈奴，出塞千里，后方传输，“率三十钟而致一石”，势成强弩之末。匈
③ 《史记》卷四《周本纪》。
① 《毛泽东选集·论持久战》第 2 卷第 458 页。
奴却休兵于漠北，“无城廓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②，先占地利，以逸 待劳，汉军难以取胜。司马迁对汉武帝伐匈奴“不参彼己”之批评，切中要 害。
择任将相。司马迁给古今众多的兵家战将作传，高度评价司马穰苴、太 公、孙、吴等人的兵法学，“切近世，极人变”，既切合近世社会的实用，
又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与儒家“善战者服上刑”的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 照。井经之战，赵将成安君陈余不用广武君李左车的奇计，结果兵败身死为
天下笑。司马迁以颂为讥评论说：“成安君儒者也，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 计。”《田单列传》记述田单破燕以五千之众胜数十万燕军，全靠奇谋取胜。
《赞》语曰：“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胜。善战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 生，如环之无端。”所谓“正”，即堂堂的攻守之战，攻则无坚不摧，守则
坚如磐石，这拚的是兵锐将勇。所谓“奇”，就是不依正轨，不行常道，用 奇谋智计取胜，斗的是兵略权谋。兵锐将勇，是战争取胜最基本的要素。兵
略权谋，是常胜的决定因素。两者相辅为用。百战百胜的将军总是智勇兼备， 用兵置陈，正奇相依，变化无穷，如“环之无端”，无懈可击。让我们看看
司马迁所写的战争实例。
秦赵阏与之战，借赵奢之口说，两军相斗，“譬之如两鼠斗于穴中，将 勇者胜”①。赵军如鹰击狡兔，迅猛而又出其不意地直趋秦军，获得了全胜。
巨鹿之战，项羽破釜沉舟，勇往直前，以泰山压顶之势冲击秦军，赢得了大 胜。项羽起兵八年，身经七十余战，未尝败北。彭城之战，他以三万精兵击
溃刘邦五十六万大军。乌江岸边，他以二十八骑快战汉兵五千追骑，溃围、 斩将、夺旗。这都是一鼓作气取得的胜利。打仗就要有这样的气势。乌合之
众、怯懦之将是不能打胜仗的。但是两军置阵对抗，“多算胜，少算不胜”①， 善战者是斗智而不是斗力。拔山盖世之雄的项羽终于败在刘邦手下，可见智
胜勇。垓下之战，韩信指挥三十万大军与项羽战，以密集之大军伪作山崩瓦 解之败，诱使项羽逐胜，分散楚军兵势，使孔将军、费将军从左右横击楚军，
“楚兵不利，淮阴复乘之”②，于是把项羽团团围困在垓下，更是智胜勇。战 国时孙膑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批亢捣虚”，避实击虚；马陵之战，外示
以弱，诱敌中伏，擒杀庞涓。秦魏安邑之战，商鞅诈赚公子卬；王翦灭楚， 计引楚军东归，在追击中取胜。这些都是用奇斗智的战例。常胜将军白起和
淮阴侯韩信是勇略兼备。秦赵长平之战，秦军正面佯败使赵军攻坚，而另出 两路奇兵，一路冲断赵军，分割包围，一路切断粮道，困迫赵军投降。井陉
之战，韩信不但用智，而且也是斗勇。凡以少胜众，以弱克强的将军，都是 智勇双全的良将。司马迁绘声绘色地记载了古今大大小小的各种斗奇用智的
战例，就说的是这个道理，欲“巧”用战争，必须慎择良将。
兵锐将勇，出奇用智，还在于有严格的训练，赏罚必信，官兵一体，成 为一支有素养的军队。廉颇用赵卒则胜，带楚兵则无功，就是生动的例证。
《孙子吴起列传》、《司马穰苴列传》，载述孙武练兵，吴起爱士，穰苴立 信，这都是良将的治兵方略。他们带领的军队，官兵一体，纪律严明，就没
② 《毛泽东选集·论持久战》第 2 卷第 437 页。
① 主父偃：《谏伐匈奴疏》，载《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
① 《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
② 《孙子》上卷《计篇》。
有不打胜仗的。汉武帝伐匈奴，以外戚为大将，卫青、霍去病尚能“用材能 自进”，常打胜仗。但霍去病不恤士卒，“重车余弃梁肉，而士有饥者”，
比古之良将已逊一筹。至于贰师将军李广利更是庸劣无比，兵征大宛，上下 贪冒，使汉军前后丧师十余万众，多数士兵都不是战死沙场，而是物故于贪
将之手。最后李广利兵败降匈奴，成了可耻的叛徒。司马迁对汉武帝不慎择 将相的批评，也是切中要害。
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司马迁十分精通兵略，娴于权谋，故载述兵事战 阵有声有色。他虽然没有带兵打仗，但对于兵学理论作了深入的研究，尤其
注重当世战争的经验总结。所以司马迁的战争观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当 时具有切中时弊的现实意义，为西汉统治者敲警钟；在今天来看具有很高的
史料价值，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走向大一统时代人们的战争观念，是研究古 代战争史的重要资料。
纵观司马迁的战争观，立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高度，系统地总结了历史 上的战争经验和兵学理论，形成了一套“志古自镜”的历史兵略学，供善为
治国者览观。司马迁对兵政关系作了辩证的理论概括，认为兵与政是保国安 民的两件不可缺一的工具。他借主父偃《谏伐匈奴疏》引《司马法》曰：“国
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这说明司马迁倡导注重战争，研 究兵略，不是好战，而是自强，抗暴御侮。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无疑地
也是值得肯定的。
最后，谈谈形成司马迁战争观的历史条件，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司马氏家学有着深厚的兵学渊源，给予司马迁以重大的影响。这
已在本书第三章论及，兹从略。 其二，春秋战国以来兵法学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伴随着春
秋战国及秦楚之际的战争，产生了无数杰出的军事家和常胜将军，兵法学因 而大兴。《司马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起兵法》等等
名著都是出自带兵打仗的常胜将军之手，是实战的总结，是经验的升华，所 以具有朴素唯物论观点和辩证法思想。在秦汉之际，兵法学十分普及，广为
流传。《汉书·艺文志》专设“兵书略”，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 总计兵书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由此可见秦汉之际兵法学发
展的盛况。司马迁就生活在这兵法学昌盛的时代，广读兵书，内藏韬略，也 就毫不奇怪了。
其三，时势的推动，使司马迁注重兵学。汉武帝元朔三年（前 126 年）， 司马迁二十壮游，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其时汉匈战争已经进行了七年，天下
飞刍粟，萧然烦费。骚动全国的战争动员给司马迁提出了研究兵学的课题。 他二十壮游详细考察秦灭六国以及楚汉相争的战场。他徘徊于大梁之墟，考
求侯生所居夷门，遥想当年魏公子窃符救赵的壮举，激发报国之志。司马迁 奉使西征巴蜀以甫，亲历军阵，渡越关山。他扈从武帝，目睹了盛大的阅兵
典礼和围猎军事演习，使书本上治兵置阵的兵学得到实际生活的验证。尤其 是汉匈战争兵连不解数十年，深深地影响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不能不使忧国
忧民的司马迁加倍地关注战争。所以司马迁的战争观，不只是来源于读兵书 史乘和家学承传，而是更有对现实的战争体察和亲身实践。这就是司马迁的
战争观如前所述具有进步性、唯物性和人民性的根本原因。
六、民族观
司马迁的民族观，是他的进步历史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历史 上闪耀夺目的光辉。
1.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周初分封时就有许多内
附的“夷狄”之国。例如吴大伯之勾吴，楚子荆蛮，都不是华夏民族。周襄 王后是翟人之女，三家分晋的赵襄子之母也是翟人之女。春秋五霸之一秦穆
公取由余于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③。中华民族的历史，是 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但是，儒家的正统思想却一再宣扬“夷
夏之辨”，以中原华夏民族为冠带之国，贬称周边少数民族为夷狄之邦，以 区分种族贵贱。因此，我国周边民族被贬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视
为荒服之地。孔子修《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孟子在辩论中，直斥楚人 许行说话象鸟叫，称之为“南蛮鸟舌之人”。①《诗经》上说：“戎狄是
膺，荆舒是惩”。①膺同惩，都是打击的意思。这两句侍，经孟子的断章取义， 变为后世历代统治者压迫周边各族的理论根据。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纲常
伦理学说，也推广到民族关系上来。董仲舒说：
《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战，大夷言战而不 得言获，中国言获而不得言执，各有辞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战，大夷避中国
不得言获，中国避天子而不得言执，名伦弗予，嫌于相臣之辞也。是故大小不逾等， 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②。
中国，即华夏诸侯。按照董仲舒的上述说法，诸侯不能与天子平等，大 夷小夷不能与华夏诸侯平等，甚至小夷与大夷也不能平等。各民族的大小被
董仲舒说成是天然的等级序列，在民族关系的用语中都要表现出等级次序 来。随着儒家思想取得独尊地位，“大小不逾等”的大汉族主义逐渐形成了。
因此，民族史在中国正史中也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地位。
但是，司马迁却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木”的汉武帝时代，独步史坛， 在他的《史记》中首创民族史传。司马迁写了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
南夷等五个少数民族史传。各篇史传独立成篇，详今略古，着重叙述汉武帝 时期各周边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尽管当时汉武帝征伐四夷，尤其是汉匈
关系，长期处于战争胶着状态；在上古以至周秦，民族关系史固然有“和平 友好”，但更多的是“兵戎相见”，西周就灭于大戎，可是司马迁却看到东
西南北各少数民族，他们的历史发展是走向与中原华夏民族的融台与一统， 不仅记载了民族史，还把民族史传与名臣将相的列传交错等列。这样，司马
迁打破了董仲舒的所谓“小夷避大夷”、“大夷避中国”等等的“名伦秩序”， 表现了他的民族一统和等列天子臣民的思想，这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其
后，班固写《汉书》，他认为“西南外夷，种别域殊”③，而把民族史传排在 列传之末、班固以后的史家，大都效法《汉书》，把民族史传侧于列传之未。
③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① 《史记》卷五《秦本纪》。
① 《盂子》卷五《滕文公上》。
② 《鲁颂·闷官》。
③ 《春秋繁露·精华》。
可以说这是民族史观的一个倒退。 此外，司马迁对《大宛列传》的处理十分引人注目。《大宛列传》记叙
外国史事远至中亚，故特别分出，编于类传之中。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 中作了明确交代。他说：“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向，欲观中
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从汉的立场是“通使大夏”；从西域各国 立场是“欲观中国”，很明显，作《大宛列传》以国际交往为主题。对比见
义，《太史公自序》对民族史传的点题却说：“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作
《南越列传》；瓯人“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夜郎、邛之君“请 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这就是说，两越、西南夷等周边民族，
都愿在天子治下，并入中国版图。两相对照，司马迁对中外的界限是区分显 然的。班固《汉书》内外不分，将国内周边民族史传合成一传，也视为外纪，
这也是班固史识逊于司马迁的一个表现。
我们比较了马、班史识，指出了班固民族史观的倒退。但是，我们也应 看到，《汉书》毕竟为周边民族立了史传，并在断代史中详究了民族史的发
展过程。继班固之后的纪传史家，大都继承了这一作法。例如《后汉书》这 部断代史也详细地记述了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尤其是《西羌传》对羌族历
史的记叙十分精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史料。这说明，司马迁为民族立史传 的思想在断代的正史中被肯定下来，《汉书》起了榜样的作用，班固之功不
可混没。当然，创始之功是属于司马迁的，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的一个重要 成果。
2.司马迁民族一统思想的基本内容。 主要有三个方面：民族等列思想；中国境内各民族皆黄帝子孙；承认周
边各民族有同等的“革命”权利。 民族等列思想。所谓民族等列思想，并非今日的民族平等观念，而是指
司马迁打破儒家传统的“种别域殊”的内外之别，把民族区域纳入统一的封 建帝国版图之内来叙述，视各民族皆为天于臣民，从而承认各民族的风俗习
惯，必须把各民族作为客观存在的民族实体而记叙他们的历史。
各个民族实体有着各自独特的标帜而互相区别开来。现代民族实体斯大 林概括为四大要素，即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
的文化习俗。司马迁写民族史传，虽然没有这样科学的概括，但他通过实录 历史，从直观中觉察了各个不同民族之间的区别，分别立了五个民族史传，
这不能不说是司马迁民族实体思想的反映。
司马迁写《匈奴列传》，主要内容是记述匈奴与汉朝的争逐、进退情况， 对匈奴民族的历史发展的叙述极其概括简炼。司马迁在开头一节只用了二百
二十字就把匈奴民族生活的地域，经济、文化及风俗习惯介绍了出来。尽管 匈奴内部的民族成分十分复杂，但他们都长期过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
活。匈奴人民食畜肉，饮酪，衣皮革，被毡裘，住穹庐，其畜产多马、牛、 羊、骆驼、等。游牧生活，驰逐原野，养成了人民善于攻战的天性。其俗“贵
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司马迁正是抓 住了这些共同特征，所以把居地万里的匈奴作为一个民族实体来叙述的。
对于匈奴习俗的评述，司马迁通过一个投降匈奴的汉人中行说与汉使的 对答表示态度。汉使讥笑匈奴轻视老人。中行说认为，匈奴人常骑马征战，
老弱不能战斗，因而把肥美的东西供给健壮的人，这是加强自身力量，长保 父子的表现，并不是轻老。汉使说匈奴无衣冠宫室、礼仪制度。中行说认为，
匈奴人畜牧，逐水草而居，时常迁移，不需宫室；束装轻便，为的是便于行 走；匈奴人没有繁琐礼节，是为了抢时间干正事；父亲兄长死了，儿子兄弟
娶其后母寡嫂，为的是种姓繁衍。中行说还反问汉使，衣冠之邦的中原汉人 为了争名逐利，互相残杀，甚至灭族改姓，礼义又有什么值得骄傲呢？中行
说是一个无耻叛徒，他用诡辩术以作惊世骇俗之论，抹煞进步与落后之分， 为匈奴主效力，未可为正论。但中行说也说出了这样的真理，各个民族的生
活习俗，自有其形成的经济的、文化的原因，它在具体历史环境中是合理的， 一个民族，即使是先进民族，不能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司马迁很有
兴味地记载中行说和汉使的对话，正是他民族实体思想的一种反映。
司马迁写《西南夷列传》，与写匈奴大不相同。西南夷也有着广阔的地 域，但比起匈奴来却小得多。由于西南夷地理形势较复杂，交通闭塞，所以
西南夷内部各部族有着独自的特点。西南夷不是一个整体民族，它是一个地 域概念。西南夷是以汉王朝西部的巴郡、蜀郡为中心，以南为南夷，以西以
北为西夷。南夷分为东部人居住区和西部的越郡、昆明族居住区。西夷主要 是氏人。西南夷各民族的社会文化、经济生活发展很不平衡，君长以什数。
各部族君长与汉王朝的联系，以及内附具有不同的轻重层次，西南夷内属后 设郡置吏，司马迁很欣赏汉武帝的“且以其故俗治，勿赋税”。在西南夷地
区设郡置吏是司马迁奉使执行的。也许“且以其故俗治，勿赋税”的政策就 是司马迁提出的。这表明司马迁对各个民族，不论其大小，充分尊重他们的
生活习俗的等列思想。
中国境内各民族皆黄帝子孙。这是司马迁从传说和历史中提炼出的民族 一统理论。《史记》在许多篇章中都有所阐述。如说“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
兄弟也”，“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①。 承认周边各民族有同等的“革命”权利。这也是司马迁的独到思想。所
谓“革命”，是指革故鼎新，变革天命。具体说，就是参与中原事务，在改 朝换代中支持得天命者即位。秦汉之际，南方越族参加了中原人民的反暴政
斗争。东越人无诸与摇率越人归鄱阳令吴芮反秦，其后又助汉攻项籍，刘邦 封无诸为闽越王，封摇为东越王。东越反秦佐汉，参与中原的政治斗争，司
马迁特别加以记载。表现了他承认周边各民族有同等的“革命”权利的思想， 这是值得肯定的。
3.司马迁民族一统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 如前所述，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区别国内外民族，等列国内各民族均
为天子臣民，分别立传，这一系列体例，不仅反映了他的博学和才华，而且 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他的杰出的思想和史识。司马迁意识到各个民族都是各有
历史渊源的实体，并从心理要素，即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以及经济文化等 方面的联系，论证各民族的历史发展是归向一统。这些就是司马迁独具的先
进的民族一统思想。司马迁民族一统思想的形成，除了他个人的天才思考与 历史总结外，更主要地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客观原因，一是各民族人民
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走向民族一统，司马迁在史传中作了生动记载，这里 不必复述。二是汉武帝向周边民族地区推广郡县制度，造成了促进民族一统
的政治形势。主观原因，司马迁生逢其时，躬奉其事，他奉使西征，设郡置
① 《汉书》卷一百《叙传》。
吏于西南夷地区，获得了一次对民族地区的亲身经历和考察。这些条件与司 马迁进步的历史观相结合，于是将实地的考察经验，上升条理为系统的古代
民族一统思想，并在历史序事中反映出来，更加亲切。这就是司马迁民族观 独步当时的原因。
七、道德观
《太史公自序》高度评价《春秋》为“礼义之大宗”，这表明了司马迁 对道德伦理的重视，隐喻《史记》也是一部“礼义之大宗”的道德全书。司
马迁在《史记》中涉及了极为广泛的道德范畴，可以说是全方位地反映了我 国古代的民族道德和道德观念。司马迁进步的道德观，以及他颂扬的许多人
伦准则和优良品德，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而且已根植于民族性 之中。因此，对于司马迁的道德观，要说的话很多，限于篇幅，只能略谈几 个主要方面。
1.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此语出自《史记·货殖列传》，是讲礼的起源。译成今语就是：礼生于
富有而消失于贫穷。反过来解读，就是经济基础决定礼仪制度和道德观念。 司马迁有这样的认识是了不起的唯物史观。可是在《礼书》开篇则说：“观
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这是说礼产生于人性。人 性从哪里来？按儒家的观点，“天生蒸民”①，必然要归之于天命，这是唯心
主义的认识路线。礼，是道德的最高表现。《论语·为政》孔子曰：“齐之 以礼。”朱熹注云：“礼，谓制度品节也。”在汉代，三纲五常是其主要内
容。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君臣有义，父子有 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贵贱尊卑都有着明确的等级规定和从
属关系。这种等级的区分，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中有着明确的标记，服饰颜色 车骑冠戴均有严格规定，上下不可逾越。潜越礼制则意味着社会动乱。把这
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礼，说成是依人性需要而制定，不借助于天命是不能 成立的。司马迁论礼，列为八书之首，说明他基本立场是拥护儒家的礼仪制
度和道德准则的。所以《史记》要论载那些忠臣死义之士，表彰忠、孝、仁、 义、礼、让、节、烈等等美德。在讨论司马迁的道德观之前，说明这一前提 是必要的。
先秦诸子百家对人性的争论十分激烈，已经涉及了道德的起源问题。儒 家主张道德起源于天。孔子说：“天生德于予”①，并认为“唯上智与下愚不
移”①。孟子全面论证仁义礼智等道德皆出之于天②。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道 德观，但它适应了封建制度君权神授的政治需要，在秦汉时发展成了董仲舒
的三纲五常一整套道德体系。法家主张道德的产生是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前 提的。如《管子·牧民》说：“仓凛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韩
非子·五蠹》说：“饥岁之春，幼弟不■；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 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显然这是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但管仲、
韩非只看到了道德与物质基础的联系，却尚不能认识道德还要受一定的阶级 和政治的制约，所以还有待发展。
司马迁的道德观，对历史资料的继承是兼收并蓄的。他在《货殖列传》 中提出了“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的命题，继承了法家
① 分别见《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卷四十《楚世家》，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卷一百十
《匈奴列传》。
① 《孟子》卷十一《告子上》。
① 《论语》第七《述而》。
② 《论语》第十七《阳货》。
的道德观，司马迁还引用《管子》的话为佐证。但是，司马迁在《乐书》中 却又说：“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