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孟子》卷五《滕文公章句上》第四章。 ① 《老子》第四十六章。 ② 《论语·里仁》第十六章。 ③ 《孟子·尽心章句下》第三十五章。.3
这又认为“福善祸淫”为天道之自然。《乐书》摘自《乐记》，是否为司马 迁手笔还有待考证。但《史记》书中记载“阴德”“阴祸”的故事却不少。
《晋世家》载，赵盾食桑下饿人示眯明，后得其报答而免于祸。《韩世家》 载，韩厥荐赵氏之孤赵武，结下了阴德而为诸侯。《田敬仲完世家》载，田
鳌子行阴德于民，齐政归田氏。《陈丞相世家》载，陈平多为阴谋，后嗣失 侯。《白起王翦列传》载，白起为将，多杀降卒，伤天害理，故不得善终。
王翦三世为将，其孙王离为项羽所虏。这些记载表明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可是《伯夷列传》，司马迁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提出了质疑。这种观
念体系上的矛盾，既是兼收并蓄儒法两家道德资料而形成的矛盾，同时更主 要地是司马迁哲学二元论的反映。司马迁接受儒家的理论，主要是用于解说
国家制度，或劝人行善；司马迁接受法家的理论，主要是用于理性论证，或 颂扬布衣之德。司马迁尤其注重实证。他在实际生活体验中，在激烈的历史
事件的思考中，不仅对“惩恶佑善”的天道观提出了质疑，而且表彰奇行卓 异之士，往往突破了儒家的道德规范，发展了法家的理论，形成了具有新思
维的一家之言。例如他颂货殖，赞游侠，推许刺客，就是生动的例证。
在道德起源的理性探讨上，司马迁的主要倾向是继承和发展了法家的理 论。他不仅认为经济地位决定道德观念，而且还进一步朦胧地触及了道德的
阶级性，提出了“侯门”道德与“鄙人”道德的区别与对立。司马迁在《游 侠列传》中说：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 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
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同一件事，同一个行动，不同地位的人看法截然 不同。武王伐纣，从反暴政的立场看是革命义举；从忠君立场看则是犯上作乱。跖、
是古代人民起义的首领，所以其徒诵义无穷；而统治者看来，则是扰乱社会的暴戾 之人，而称为“盗”。
在《史记》一书中，司马迁对于侯门道德的虚伪性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 猛烈的抨击，而对鄙人道德则十分赞赏。这更是司马迁道德观中闪光的精华。
所谓“侯门”道德，即统治阶级的仁义道德。在上位的统治者满口仁义 道德，却言行下一，并不遵行。司马迁在《汲郑列传》中，借汲黯之口批评
汉武帝“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揭露了汉武帝鼓吹仁义的虚伪性。在《平 津侯主父列传》中，对道貌岸然的儒学宗师，身为丞相的公孙弘的伪君子面
目，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和辛辣讽刺，说他“外宽内深”、“怀诈饰智”。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李斯列传》以生动的对话描写和揭露了赵高、李斯和
胡亥，他们恰恰是在标榜忠孝节烈声中完成了篡弑逆谋，发动宫廷政变的。 所谓忠孝，所谓仁义礼信，只不过是当政者掩盖他们贪欲和卑鄙行径的遮羞
布而已。 所谓“鄙人”道德，即乡野下民奉行的道德准则。鄙人，主要指游侠、
刺客，也包括在下位的人，如鲁仲连、程婴、公孙杵臼、侯赢、朱亥、毛公、 薛公等等。对鲁仲连，司马迁说：“鲁连其指意虽不合大义，然余多其在布
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③对曹沫、荆
③ 《孟子》卷十三《尽心上》。
何等刺客，司马迁说：“自曹沫至荆柯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 较然，不欺其志，名重后世，岂妄也哉！”①对朱家、郭解等游侠，司马迁说：
“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 网，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①司马迁不仅赞扬这些人的高尚之义，
而且明确指出他们居于下位，或布衣之士，所作所为不合统治阶级的“大义” 是“扞当世之文网”的。这鲜明地表现了司马迁已经朦胧地触及了道德的阶
级性，这的确是了不起的发现。
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具有强烈的阶级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道德 观念往往是对立的，这正是经济地位所决定的。但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又总是
以普遍性的形式来表现的。普遍性掩盖阶级性，在古代只有先进思想家才能 够朦胧体会，或直觉发现统治阶级道德的虚伪性，但还认识不到用阶级观点
来解释。司马迁认识到“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发现了“侯门”道德与“鄙 人”道德的区别，已经是朦胧触及了道德的阶级性，这就是司马迁道德观的
进步意义，不仅超越了前人，而且还受到后世正统儒家卫道士的批评。班固 说司马迁“退处士而进奸雄”，“是非颇谬于圣人”②，从反面说明了司马迁
进步思想的实质，那就是有一部分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
2.司马迁的义利观。 孔子罕言利，孟子极端抨击利，儒家认为义与利二者是绝对排斥的。董
仲舒主张用礼义来遏制人欲。司马迁颂货殖，发现了人欲是创造物质财富的 动力，他不但言利，而且鼓励人人发财致富，为人们总结治生之术，还进一
步提出了“素封论”的理论，揭露侈谈仁义之上的虚伪性。但司马迁并不排 斥儒家的礼义，他在许多篇章中对于逐利又提出了抨击。在司马迁道德观中，
义与利是一对矛盾，同时又缺一不可。他认为偏执一端，言利与言义都是敝， 而应该协调统一，二者并存。试析之如下。
司马迁“素封论”的内容。何谓素封？司马迁说：“今有无秩禄之奉， 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③那些有钱有势而与王者同乐的
人，司马迁称之为“素封”，即无冕之王。司马迁是在考察古今商人的活动 中作出的结论。秦汉时法律贱商人，《平准书》有生动记载。汉高祖不准商
人“衣丝乘车”，不准他们的子孙“仕宦为吏”，还用重租税来“困辱”他 们。但是商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敖游，冠
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①这是晁错所描述的文景时期商人的情形。 他对此发出了“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尊贵矣”③的惊呼，认为是不合理的。
司马迁对此却提出了崭新的看法。他认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 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这里，司马迁从直觉的经济的
观点揭示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实，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的本质揭穿了。国君、王侯、官吏之所以那么神气，不就是他们通过权力压
迫剥削了大量财富吗？王侯封君食租税，“岁率二百”，千户之君年收入二 十万。富商大贾只要有一百万资本，每年就可获得二十万的年利收入，与千
① 《史记》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赞》。
① 《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赞》。
②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序》。
③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赞》。
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下引《货殖列传》不再注。
户之君相等。秦汉时的巨富大贾不仅与王者同乐，甚至受到了万岁皇帝的尊 礼。例如乌氏倮畜牧致富，“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
寡妇清开丹矿发财，“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对此，司 马迁发出了有力的质问：“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
下，岂非以富邪？”又如蜀卓氏、程郑，本来祖上是秦始皇统一六国时的东 方迁虏，他们冶铁致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南
阳孔宛氏，大冶铁家，因其家致富数千金，“连车骑，游诸侯”，享有游闲 公子的雅号。相反，汉初的许多封君王侯，有的衰败了，只能乘牛车。吴楚
七国反时，许多居于长安中的列侯封君要置办行从军资，穷得向高利贷者无 盐氏借债。全国各地的富翁商贾，“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
不可胜数”。司马迁正是根据这生动的历史及其现实，提出了“素封论”的 观念。他认为这是无可辩驳的，大声发出了诘问。司马迁说：“千金之家比
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巨万者 与王者同乐”，这就是“素封论”的最简洁的概括。
“素封论”有两个基本内容。除上述“巨万者与王者同乐”外，还有一 个内容是“人富而仁义附”。司马迁提出这一命题有两层意义：一层是证明
“礼生于有而废于无”，说明仁义道德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再一层是深 刻他说明统治阶级的道德只不过是所占财富势利的附属物而已。前引《游侠
列传》的议论，“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说的是只要有钱有势， 也就有仁义。“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这是司马迁引用
的庄子的话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同时也是愤激语。可以说司马迁一针见 血地揭穿了统治阶级的虚伪道德，因为司马迁就是曾因“家贫财赂不足以自
赎”而惨遭“腐刑”的人，对统治者的残暴和虚伪面目有切身的体会。司马 迁甚至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孔子。他说，孔子的学生原宪连糟糠都吃不饱，
只好默默无闻地在穷巷过日子；子贡经商发了大财，与列国诸侯分庭抗礼， 孔子的名声是依靠子贡才显扬起来的。因此，那些“长贫贱”而“好语仁义”
的“岩处奇士”们是欺人的伪君子，应该竖起指头来刮他们的脸皮。司马迁 的批判所指有着明确的对象，他不仅没有针对广大贫民，而且可以说是在为
广大贫民鸣不平。司马迁所指是揭掉了罩在达官贵人和好语仁义的伪君子们 脸上的仁义道德面纱，是对“已享其利者为有德”者的辛辣讽刺。班固却歪
曲司马迁似乎在歌颂富人，鄙视穷人，批判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 贫”②。班固《汉书》的《货殖传》赞扬颜渊“箪食瓢饮”的陋巷生活，引用
孔子的话批评子贡货殖“不受命”。两相比较，班固与司马迁两人的识见高 下，不可同日而语。过了一千多年，金代王若虚还愤愤不平他说：“迁之罪
不容诛矣”！①由此可见司马迁“羞贱贫”的确是击中了封建仁义道德的要害。 引起了正统文人学士们的切齿痛恨。
总上两点，“巨万者与王者同乐”，“人富而仁义附”，这就是“素封 论”的基本内容。司马迁提出“素封论”，并不是号召人民投向统治者的怀
抱，崇尚势利而鄙弃穷人。恰恰相反，司马迁用“素封论”揭示了富贵礼义 的本质，讽刺那些荒淫无耻而又“口不言利”的统治者，他们欺骗人民，只
要人民讲“义”而不要人民讲“利”。司马迁用“素封论”鼓励人人发财致
② ③《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①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富，改变“侯之门，仁义存”这一不合理的现实，具有特殊的战斗作用，所 以遭到封建正统史家和卫道士们的歪曲和攻击。我们还须指出，在秦汉法律
贱商人的政治背景下，司马迁提出“素封论”具有现实意义。这一观点不仅 是崭新的，而且是大胆的挑战性的，它的战斗性作用在于不承认天生的贵贱
等级之分，各行各业的人都可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发财致富，与王者同乐。 司马迁的“素封论”与陈胜吴广起义时发出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战斗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班固歪曲为“崇势利”， 反映了正统史家的无识。《汉书》的《货殖传》全部删去“素封论”的议论，
批判富商大贾“皆陷不轨奢悟之恶”，说他们的发财致富是“伤化败俗，大 乱之道”。班固的这些激烈评论，恰好从反面衬托出了司马迁“素封论”的 战斗意义。
司马迁对逐利的批评。逐利，指对财富无限的贪欲，统治者不顾人民的 生存而聚敛；富商大贾不佐国家之急而积贮；个人沦丧道义而势利交等等；
上下交争利，都是逐利的行为。司马迁对逐利提出了激烈的批评。首先，对 统治者的聚敛提出谴责。《孟子荀卿列传》：“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
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 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
之弊何以异哉！”《魏世家》：“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 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
已矣，何以利为！”这是引用孟子的话来批评统治者逐利。同时司马迁也赞 成儒家的以礼义防于利。《平准书》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
殷周之世，安定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平准书》就是对 汉武帝时代各项逐利政策的批评。司马迁对兴利之臣尤为痛切，他在《平准
书》结尾时引用卜式语说：“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 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可以说这是对官商表示的愤慨。
其次，是对商人逐利的批评。司马迁颂扬货殖，是颂扬商人周流天下财 货的作用，但不赞成他们囤积居奇，使“黎民重困”，而又“不佐国家之急”
②。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特别颂扬范蠡。因为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在《平准书》中更塑造了
一个爱国者大财主卜式的典型形象。他“躬耕牧”以田畜致富，居家时救助 亲戚兄弟，国家有战争，他多次输财助县官。卜式拜为御史大夫后，不怕丢
官杀头，敢于直陈官营盐铁之弊，指斥桑弘羊，被武帝贬官。
再次，司马迁痛恶“以势利交”。司马迁受刑，左右交游莫救，对以势 利相交深恶痛绝。他在《郑世家》、《孟尝君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
《张耳陈余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卫将军 骠骑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汲郑列传》等等列传中，对利尽交疏
的友道和世情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张耳、陈余“以势利交”，受到了司马迁 的无情鞭挞。张耳长于陈余，危难时两人为忘年交，陈余父事张耳。当两人
拜将入相后，争权夺利势若水火。后来张耳投靠刘邦，佐韩信领兵击斩陈余， 化友为仇，以致于死。司马迁感慨系之，评论说：“张耳、陈余，世传所称
贤者，其宾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杰，所居国无不取卿相者。然张耳、陈余始 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向者相慕用之
② 《滹南遗老集》卷十九《史记辩惑》。
诚，后相倍之戾也！岂非以势利交哉？”①
司马迁对世态炎凉的揭露，更为生动。主父僵一生的坎坷与发迹便是典 型。他贫贱时，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
弃我，我厄日久矣”；当他一步登天为天于大臣时，“宾客以千数”；后来 主父偃得罪被灭族时，却“无一人收者，唯独孔车收葬之。”对此，司马迁
感触极深，他说：“主父偃当路，诸公皆善之，乃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 悲夫！”①在《汲郑列传》中，司马迁借翟公之口抨击了那些趋炎附势之徒。
翟公始为廷尉，宾客阗门，等到罢官之后，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 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
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从司马迁对以上史实的记述和评论来看，他又认为逐利是一件恶事。国 家逐利，经济失调，政治不稳。商人逐利，巧取豪夺，黎民重困。社会之人
逐利，品德坠落，世风败坏，人际关系冷酷。上下争利，邪恶漫延，是必须 加以防止的。这又使司马迁回到了以礼义防于利的儒家立场。孔子、孟子倡
导仁政，言义不言利；董仲舒倡导三纲五常加强君权，以礼义防于利。这些 儒家圣贤着眼点是纯正人心，同时也限制君权贪利，尽管其学说有虚伪性，
而理论上是一无论，政治上也切合当时的时势需要。不用说儒家学说在先秦 两汉不失为一种先进的思想体系。孔子、孟子、董仲舒，他们是哲学家，以
教主身份凌驾在社会之上，故思辨精密。司马迁继承儒家礼义的合理内核以 正人心，同时又以实学观点研究经济理论，所以又倡导利欲论，突破了儒学
的规范，在体系上形成矛盾，是二无论。司马迁是历史家，他着眼的是社会 发展。司马迁的理想是崇尚儒家仁政的实现，希望人们求富之后致力于奉献，
举世礼让无争，天下和乐太平。而现实却又是上下交争利，世态炎凉，人心 逐利。司马迁还看到农、工、商、虞是社会的必然分工，任缺其一，民生维
艰。所以司马迁述货殖提出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模式，他说：“本富为上，未 富次之，好富最下。”即务农致富为上，经商致富次之，犯法投机致富最坏。
他又在《太史公自序》里说明作货殖传的目的是：“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 政，不防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也就是司马迁劝导商人正正经经营业，只取百分之二十的利润，不乱政，不 害民。国家应顺其自然，鼓励商业及百工之人的发展。司马迁称之为“因之”
的政策。对奸巧不法者，国家也要进行整齐之，教导之。至于普通民众，则
“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这幅图画就是司马迁构想的义利和融的理想 图，它是从对商品经济考察中直觉引申出来的带民主性色彩的乌托邦。
3.道德是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 司马迁为历史人物立传，不只是载录事功，而且十分重视道德。《史记》
一书载述的道德内容非常广泛。社会伦理，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等各种 人际关系，荣辱、生死、爱国、礼让、忠义、孝梯、诚信等各种人生观念，
司马迁能以飞扬的神笔写出各种伦理道德的典型人物，成为激励人们学习、 效法的榜样。例如爱国主义，有以国家大局为重的商相如，有以身殉国的屈
原，有捐躯守义的王蝈，有推锋陷敌的李同，有发奋图强的越王勾践，有输 财助边的卜式等各种典型。司马迁不以成败名位论英雄，褒扬对历史作出贡
①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① 《史记》卷八十九《张耳陈余列传·赞》。
献的人，对于失败的英雄，道德更是主体的内容。如田横的高节，程婴、公 孙杵臼的义，伯夷、叔齐及吴太伯的让，延陵季子之信，晏婴之知人，这些
人物主要是以道德精神立于史林的。对历史有着轰轰烈烈贡献的项羽，他不 肯过江东而自刎的豪举，体现的是一种抗争的精神和品德。司马迁以是非鲜
明的笔触，歌颂我们民族的美德，批判民族成员中某些恶德，即所谓采善贬 恶，一正一反，淋漓尽致地表现我们的民族精神，对于促进中华民族传统道
德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司马迁歌颂勤劳、俭朴、勇敢、智慧、公正、廉洁、尚义、知耻等美德； 他批判暴虐、荒淫、奸佞、刻毒、谗忌、怯懦等恶德，一般是以儒家的忠孝
节义作为道德标准的。但司马迁在许多方面却又突破了儒家道德的藩篱而赋 予了民主性和人民性的内容。例如颂扬刺客的反暴，颂扬游侠的信义和扶危
救困，就不与圣人同是非。司马迁对传统忠孝道德的颂扬，也扩大了它的内 涵。例如写屈原的忠君，司马迁说：“虽流放，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
反，冀幸君之一悟，欲之一改也。”屈原系心怀王，希望怀王觉悟改俗，把 忠君与革新政治、爱护人民联系起来，则屈原的高远志节，就不是传统的“忠”
字所能范围的了。司马迁颂扬伍子胥的孝，是“弃小义，雪大耻”，完全不 是原有的“孝”的内容了。司马迁赞扬李广的忠实诚信，是以关心士兵疾苦
来充实的，所以他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反之，对于赫赫声 名的暴虐人物，司马迁则投之以讥酸的感情。他批评秦始皇“自以为功过五
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批评商鞅“天资刻薄”；王翦“偷合取容”， 其孙“王离为项羽所虏”；李斯“阿顺苟合，严威酷刑”；蒙恬“固轻百姓
力”而“阿意兴功”。始皇及其辅秦人物，个人功业虽就，但不恤人民，最 终不免身败名裂，都受到了司马迁的笔诛。
司马迁评论历史人物兼有历史家的严肃和文学家的激情。他评论人物爱 惜分明，色彩鲜艳，感情激荡，是非皎然，以道德善恶为取向，表现一种诗
人的激偷，与古代人民的思想情怀相一致，往往带有生活直观的感情。但是 生活直观的感情与深思熟虑的哲学理智及实在史事往往有差别。一个公正实
录历史的历史家，他的卓越史识，不仅要反映人民的直观感情，而且要忠实 地记载史事，还要做出历史家的客观分析，也就是要做到爱不虚美，恶不毁
功，把感情与史事二者统一起来。在这方面司马迁作出了很好的实践。一是 载述和评论人物运用了冷静的理智分析；再是编纂方法运用互见法对材料作
了艺术的布局。具体说，史记论赞往往直抒胸臆表达强烈的感情倾向，而传 记载述则善恶必书；《自序》撮其要旨，侧重史事分析，又十分冷静。例如
司马迁对李广、卫青、霍去病等征伐匈奴的将领所作的载述和评论就构成了 鲜明的对照。
司马迁写李广一唱三叹，对老将军的不平遭遇，寄予了深厚的同情，论 赞达到高潮，对李广忠实诚信的品德的赞颂一往情深。记载卫、霍，则多曲
笔讽喻，论赞借苏建语批评卫、霍两将军虽声威赫赫，而“天下之贤大夫毋 称焉”，又云“其为将如此”，蔑视口吻，运于笔端。司马迁还说，“李广
才气，天下无双”；卫、霍不败，是“军亦有天幸”。这些评论着重从道德 立论，因卫青不荐士，霍去病不爱护士卒，表达了人民直观的感情。这种直
观感情的倾述，旨在打动读者对李将军的同情，谴责专制政治亲亲疏贤的不 公平待遇，吐发内心的不平。但感情并不是史实本身，因此司马迁在传中对
史实作了详载。他实录了李广“自负其能”，几次覆军的事实，还记载了李
广心胸狭窄，在杀霸陵尉的事实，以及还有杀降的残忍行为等等，并不因爱 而虚饰，德而掩过。反之，对于卫、霍敢于深入敌后，屡立战功的事迹，并
不因恶而抹煞。同样，对陈涉、项羽、彭越、韩信等人的过失并不隐晦，而 对秦始皇及辅秦人物的功绩也不抹煞。总之，司马迁是一个善于表露感情，
而又善于克制感情，理智冷静的历史家，他能够做到评论历史人物既重视道 德，而又不以道德为唯一标准；既重视功过是非的分析，又不以成败名位论
英雄，发扬了中国古代实录历史的优良传统。司马迁的杰出贡献更表现在他 既能实录史实，而又表达了强烈思想感情倾向，反映了古代庶民的喜怒情绪
和道德取向，这是司马迁“一家之言”的精华。
八、人才观
司马迁第一个创造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史，所以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有系统理论的人才学论者。给人物立传，实际上就是对人才的发现。司马迁
通过对众多历史人物功绩德行及其成长过程的记述，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 人才学思想，而且往往在论赞中加以表述。
1.立德立言立功者皆为人才。 什么样的人，才可称为人才，古代思想家没有下过定义。司马迁的用语
已经有了明确的概念。《太史公自序》说：“扶义■傥，不令己失时，立功 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可以说这就是司马迁对人才的定义。《自序》揭
示立篇旨意，喜欢用“嘉”字和“能”字。如“嘉仲悔过，作《管蔡世家》”，
“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三 十世家序目用了二十个“嘉”字，七十列传序目用了十八个“能”字，这一
区别谨严的用字，表现了世家、列传的等级序列。诸侯为藩辅，将相乃爪牙。 蔡仲悔过为藩辅，司马迁用“嘉”字以彰其善。商鞅以策谋辅秦立大功，司
马迁用“能”字以扬其才。这些评论表现了司马迁对人才的珍惜，充分肯定 了人才的社会作用。在《史记》人物传记的画廊里，除帝王将相之外，有儒
墨诸子、刺客、游侠、医卜、诽优、商贾、食客等等社会各色人物。《货殖 列传》记述盐铁巨商之外，有田农、货郎、脂、卖浆、洒削、胃脯、马医，
甚至作奸犯科的掘冢、博戏之徒，都列入了人才的范围。显然司马迁是把百 工技艺之人都视为人才，所以为布衣之士以及卑贱者立传，这是非凡的进步 思想。
什么是理想的人才？司马迁认为，那些为民立德，为事业立言，为国立 功的人可以垂名后世，是对社会最有贡献的人。他说：“迁闻君于所贵乎道
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②《史记》的人物传记，主要内容 就是记叙这三方面人物的言行。
从《史记》的具体记载中，立德的内容，大者指帝王的德政，小者指臣 民的德义。如《五帝本纪》说轩辕“修德振兵”，称高辛“其德疑嶷”，称
帝尧“能明训德”，称帝舜“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六国年表序》称，
“虞、夏之兴”，“德洽百姓”。《殷本纪》说，“汤德至矣，及禽兽”。
《周本纪》说，周文王“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孝文本纪》说，
“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于一般人立德，指尚义、重信。如为义献身 的人伯夷、叔齐，救孤的程婴、公孙杵臼，反暴的刺客，扶危救困的游侠等。
立功，指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的人物。主体是指历代有建树的将相大臣， 也包括社会各阶层的杰出人物，即医卜、星相、滑稽、货殖等。司马迁评论
立功的人物，也以爱民为前提，如对秦朝酷烈将相的批评，与对汉初将相无 为治国的赞颂就是生动的例证，不必引述。立言，指留下著作传世的人，以
及儒林经师。司马迁把立言者排在第二位，但他对立言者的赞颂却是最高的。 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傥非常之人称
焉。”接着他历数了演《周易》的西伯，作《春秋》的孔子，赋《离骚》的 屈原，著《国语》的左丘明，修《兵法》的孙膑，传《吕览》的吕不韦，写
《说难》、《孤愤》的韩非。对传道授业的孔子，更是推崇备至，称为“至
② 《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
圣”。司马迁本人就是追步孔子“成一家之言”的立言者。
2.自奋成才。 人才从哪里来？是天生的，还是后天成长的，这是唯心与唯物认识的分
野。儒家学说主张天才论。孔子说：“天生德于予”①，又说：“唯上智与下 愚不移。”①孟子更进一步说：“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
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②汉代天人感应学说盛行，司马迁尚未完全摆脱 天命论的影响，例如说刘邦就是得天命的大圣。但他主要强调人的作用，认
为人才不是天生的，而是时势造成的。他借陈胜之口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 种乎”③的名言。汉初将相多布衣之士，如萧何、曹参为小吏，陈平、韩信少
时都是贫民，周勃织薄曲，樊哈是狗屠，灌婴是小贩，夏侯婴是车夫，他们 都是秦汉之际的时势风云造成的。他在《樊郦膝灌列传赞》中说：“吾适丰
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 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所谓“附骥”，
指的就是乘时起事，追随刘邦成就了功名。
个人成名，不排除机遇和幸运，然而发愤自强才是成功的根本条件。司 马迁在《傅靳蒯成列传赞》中指出，阳陵侯傅宽、信武侯靳歙、蒯成侯周等
平庸之将，他们追随高祖刘邦攻城野战，诛杀名将，却“未尝困辱，此亦天 授也”。所谓“天授”，就是命运好。刘邦与项羽战，经常败北，傅宽等人
是幸运者。但他们“操心坚正”，忠诚于刘邦的品德却是成功的根本。司马 迁又在《范睢蔡泽列传赞》中评论范、蔡二人在东方游说“至白首无所遇者”，
而入秦取卿相，可以说是“士亦有偶合”，他们得到了机遇。司马迁感慨地 说：“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为什么许多人得不到机
遇呢？司马迁用“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这两句当时流行的谚语来说明。没 有飘然自如的长袖，就难以创作优美的舞姿，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就不可
能得心应手地经商创业。这讲的是人才成长要有机遇。秦国图强招士，这一 政治舞台给范、蔡二人提供施展才能的机遇。但是，“二子不困厄，恶能激
乎”？范、蔡两人不在东方遭困顿，怎么肯西入秦国呢？这讲的是主观努力。 机遇只能给勤奋自强的人。苏秦、张仪两人也是在失败中取得成功的。
司马迁遭受腐刑备受人生奇耻大辱，隐忍苟活完成《史记》，所以他对 于历史上自奋立名的人备加赞赏。他在《报任安书》中说：“立名者，行之
极也”。司马迁把修身立名推崇到极至，认为是人生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 强调自奋图强是成才的根本条件。
3.主张任贤使能，颂扬治平天下的贤相良将。 司马迁人才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得贤才者得天下，主张用贤相良将以治平
天下。《刘敬叔孙通列传赞》引谚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 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治平天下需要众多的贤
才。《楚元王世家赞》又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 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 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
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三代的兴亡如此，春
① 《与挚伯陵书》，载皇甫谧《高士传》，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① 《论语》第七《述而》。
② 《论语》第十七《阳货》。
③ 《孟子》卷十《万章下》。
秋列国的争战如此，楚亡汉兴尤其如此。司马迁批评汉武帝用人不当，主观 决策，“是以建功不深”。他十分感慨地说：“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
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①由此可见， 司马迁对于贤相良将治平天下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把用人得失强调到
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
殷周之际，纣王昏乱，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王子比干谏，不听。商 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西伯乘机灭饥国。大臣祖伊奔告纣：“维王淫
虐用自绝，故天弃我， 今王其奈何？”纣王拒谏说：“我生不有命在天 乎！”祖伊深深叹息说：“纣不可谏矣”①。其后，武王观兵孟津，不期而会
者八百诸侯。诸侯说：“纣可伐矣。”武王说：“女未知天命，未可也。” 又过了两年，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奔周。于是
武王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①。一战而灭纣。春秋时，齐 桓公得管仲、鲍叔、隔朋，高惺，“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
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②。桓公称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管仲之谋也”③。战国时，燕昭王用乐毅为将，率兵伐齐，势如破竹，下齐七
十余城，唯莒城和即墨不下。燕惠王逐乐毅，齐田单施奇计，用火牛攻燕军，
“遂存齐社稷”④。秦国的富强，更是得人才以兴的典型。战国之世，司马迁 写了二十一个传，秦国人物就占了九个传。《商君列传》、《张仪列传》、
《樗里子甘茂列传》、《穰侯列传》、《白起王翦列传》、《范睢蔡泽列传》、
《吕不韦列传》、《李斯列传》、《蒙恬列传》等九传都是记载秦之所以兴 的贤才。秦孝公用商鞅，民富国强；秦惠王用张仪，连横告成；秦昭王用白
起，破赵长平；范睢建远交近攻之策，南拔楚鄢郢，北困三晋，东破齐，各 个击破了东方六国。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在李斯、王翦、蒙恬等人的辅佐
下，终于一统天下，北却匈奴；反之，东方六国，楚王流放屈原，地日以削， 魏不用信陵君，赵杀良将李牧，导致国家速亡。当苏秦拜六国相之时，秦人
不敢东出函谷关者十五年。齐王用奸佞之后胜，“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 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齐亦亡⑤。
楚亡汉兴，用人的得失更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萧何、曹参、留侯、 陈平、周勃、张耳、彭越、黥布、韩信、卢绾、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
等一大批贤相良将佐刘邦打天下，真是人才济济。项羽手下的贤才都跑到刘 邦那边去了，剩了一个范增还不用，成了孤家寡人。
值得注意，司马迁记叙贤相良将的治平作用，总与“天”字相连。这是 接受“天人相与”说影响的流露。但司马迁更重视人为而不信天命。他对项
羽战败，引“天亡我”以自解的言论，直斥为“谬”，这是人们熟知的。又 如写纣王一味迷信得天之助，不施善政，不用贤才，结果天命就完蛋了。看
来，司马迁是继承了孟子的以民心视天心的思想观点而作了积极的发挥。又
① 《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
① 《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赞》。
① 《史记》卷三《殷本纪》。
② 《史记》卷四《周本纪》。
③ 《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
④ 《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
⑤ 《史记》卷八十二《田单列传》。
如前引《楚元王世家赞》，是发挥《中庸》的一个观点。原语是“国家将兴， 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带有浓厚天人感应的宿命论色彩。司马
迁赋以“君子用，小人退”，“贤人隐，乱臣贵”的历史内容，接过古代人 们天命论的语言，改造灌注以具有唯物主义的新思想，对历史的成败盛衰提
出了合理的新解释，这是一个大胆的创新。司马迁赞贤才为君子，称他们的 用世是国家的祯祥；斥乱臣为小人，说他们的尊贵是社会的妖孽。他一往情
深地称赞屈原的崇高品德可“与日月争光”，读其赋，悲其志，观屈原所自 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①。因为屈原忠君爱国，他同邪恶势力作
了决不妥协的斗争，与人民的爱憎一致。反之，对暴虐人民的成功者，如辅 秦富强而一并天下的商鞅、王翦、李斯等人，既颂其功业而贬其德行，亦是
表现人民的爱憎感情。可以说这些思想是《史记》人民性之一。4.不同凡俗 的德才兼备观。对人才的要求“德才兼备”，这是古今同论。贤人政治本来
是儒家的传统主张，孔子论为政就说：“举贤才。”②又说：“举直错诸枉， 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①儒家也讲德才兼备，但强调用人以德为
先。儒家之德以忠孝为本，礼义为耻，所以在实际政治中，以愚忠愚孝之人 为贤才，因此封建统治者总是用奴才而不用人才。司马迁颂扬德才兼备，但
对人君更要求德，而对忠臣良将则要求才。司马迁认为人才不是完美无缺的， 他不求全责备。他写的许多历史人物都有缺点，甚至有恶行，并对缺点和恶
行进行猛烈的抨击，但却不埋没他们的功绩。例如吴起杀妻求将，品行可谓 大恶，但魏文侯却看重他的军事才能，用为西河守，秦人不敢出。又如白起
杀降，陈涉诛故人，陈平盗嫂受金，他们都不是完人。但并不影响他们成为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些例证，举不胜举。扬雄《法言·君子篇》说：“多
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李长之先生指 出，“司马迁爱一切奇，而尤爱人中之奇。人中之奇，就是才。司马迁最爱
才。司马迁举称他爱的才为奇士。”②这一评论是符合实际的。司马迁对于人 才，不论门第尊卑，也不管职业高下，只要是奇才，就为之立传颂扬。至于
他倾心颂扬的陈涉死国，伍子胥雪耻，荆轲抗暴，游侠犯禁，这些人的奇行 异趣，都是向国君、帝王挑战，要改变不合理的社会，更是突破了传统愚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