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参阅本书前述第五章“发愤著书”。一节中有关内容。 ② 参阅本书前述第八章“道德观”一节中关于痛恶“以势利交”的有关内容。
赤诚。这就是司马迁“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的发愤精神。可以推想，渗 透于《史记》许多篇章的抒愤情怀，如果不是晚年反复修订，不可能具有如
此的深沉和纯熟。至于只在篇中插入或只在论赞中发出的抒愤自况语言，显 然留下修订痕迹。如《张耳陈余列传》的赞语就是一篇典型的例证。
（3）附记太初以后大事。内容涉及十六个篇目，凡二十二人，集中在李 陵案、巫蛊案两件大事上，可以看出是司马迁的精心布局，各体照映符合若
节。十六个篇目为：书一篇，《封禅书》；年表四篇，《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惠景问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世家三篇，《外戚世家》、《曹相国世家》、《梁孝王世家》；列传八篇，
《韩信卢绾列传》、《樊郦膝灌列传》、《田叔列传》、《李将军列传》、
《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酷吏列传》、《大宛列传》。所记 二十二人，其中记天汉间事六人：尹齐之死，大宛立昧蔡为王，李陵降匈奴，
汉武帝封禅，梁平王刘襄卒，杜周为御史大夫。记太始间事一人：汾阳侯靳 石，太始四年纵奸失侯。记征和间事十人：征和二年坐巫蛊案被族者七人：
卢贺，公孙贺，韩说，曹宗，田仁，公孙敖，赵破奴；征和三年三人：卞仁 坐祝诅国除，李广利降匈奴，刘屈因巫蛊斩。记武帝未后元间事五人：郦终
根，秋蒙，李则，唯徐光，四人均坐祝诅上，国除，乃巫蛊案之余波；韩曾 复封为侯，因韩说在巫蛊案中无辜被杀，司马迁特记其后嗣侯。这些人和事
集中在巫蛊案和李陵案两件大事上，寓有微旨。司马迁受李陵之祸，故详记 李陵与贰师两将军投降匈奴始未，让历史证明武帝偏袒李广利是完全错误
的。故《匈奴列传》记事止于征和三年贰师李广利降匈奴，又在《汉兴以来 将相名臣年表》征和三年栏补上一笔“春，贰师将军李广利出朔方，以兵降
胡”，特别醒目。《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太初以后见侯三十一人，司马迁只 记葛绎侯公孙贺、按道侯韩说二侯终始，因均与巫蛊案相关连。汉武帝求神
拜仙，迷信猜忌，导致了晚年的巫蛊案，葬送了太子，自是一特大事件。司 马迁以李陵案、巫蛊案两件大事终结武帝一生行事，本是太初以前记事的延
续、互见，其势不得不附载。也就是说，李陵案与巫蛊案是司马迁修订《史 记》，附记太初以后事的一条明显的脉胳。
（4）补载或修订太初以前史事。《史记》中有十二篇记载太初以前史事 而有“武帝”字样，不似后人窜乱文字。《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汉兴
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表列汉武帝史事，起首皆为“孝武建元元年”。又，在 诸侯王表中，在元狩六年四月乙巳下书武帝三子立王，均书“武帝子”。《孝
景本纪》云：“太子即位，是为孝武皇帝。”《外戚世家》载卫皇后一节， 称“武帝”。联系前后文字，这一节是补插文字，显然是后加的，写于陈皇
后之前。而在陈皇后一节文字中，又已经写了卫皇后事迹。《卫将军骠骑列 传》，附载的公孙贺等十六人，一律书作“武帝”，显然是补写。此外，《屈
原贾生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万石张叔列传》、《李将军列传》、
《主父偃列传》、《汲郑列传》、《酷吏列传》，均有“武帝”字样。可以 说这是司马迁在昭帝之初仍在修订《史记》留下的痕迹。
二、司马迁的卒年
司马迁的卒年比生年更加难以考定，因为更加缺乏直接的吏料。学术界 推定司马迁的卒年共有七种说法，没有一种说法具有能够足以成立的史证，
为省篇幅不一一俱引。如果没有新的史料发现，司马迁卒年之谜就永远不可 能揭开。在史料未见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而运用推理论证，提出一个具有实
际意义的说法以供评说。推理论证必须符合两个原则：第一，要从确定的已 知条件中引申，而不能凭主观猜想；第二，要符合逻辑程序，而不能陷入因
果互证，循环转圈。按这两点精神，推论亦能求得共识。
学术界推论司马迁的卒年，主要是以下两个方法。
1.用《史记》记事的下限来估算，这是王国维的方法。他确信贰师将军 李广利降匈奴为司马迁最晚之记事，时在征和三年。三年后汉武帝辞世。王
国维假定司马迁享年六十岁，故估定司马迁死于昭帝之初的始元元年，但并 无可靠依据，只是认为司马迁最晚记事已至征和三年临近武帝卒年，所以提
出了一个情理上的假说。为了谨慎，王国维的结论是：
案，史公卒年，绝不可考。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 当无大误也。
这再次体现了王国维存疑的考信精神。“史公卒年，绝不可考”，说的 是没有证据，就不能考定司马迁的绝对卒年。由于《史记》是司马迁生前定
稿之作，并不是一部未完之书，所以在逻辑上是不能用《史记》的记事下限 来考证史公卒年的。但是，又由于《史记》是一部有严格体例的著作。其下
限在太初四年。太初以后，司马迁有附记增补，这在逻辑上就存在最后记事 为绝笔的可能。所以王国维考定征和三年贰师将军降匈奴为司马迁手笔，并
认为这是最晚记事之后，于是提出“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的结 论。由于王国维的这一案语符合逻辑程序，是能够成立的。但是王国维推论
的证据不足，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2.根据《太史公自序》的《集解》引卫宏《汉旧仪》说司马迁有怨言， 下狱致死的话，以《报任安书》的写作之年来定司马迁的卒年，这是郭沫若
等人的方法。清人成首发此论。他在《箬园日札》卷五《史记》“为两汉人 所乱非由褚先生”条认为，征和二年任安坐戾太子事下狱死，“而太史竟坐
是以死，死固在武帝前”。郭沫若力主此说，今之时贤多有信从者，大有定 论之势。由于对《报书》写作年代的不同看法，用此法推定司马迁的卒年就
有四说，为太始元年说，太始四年说，征和二年说，征和三年说等等。但是 按照推理论证要有确定的已知条件与符合逻辑两个标准来衡量，这一方法是
不能成立的。从逻辑上说，司马迁果真因怨言而下狱死，那就是死于汉武帝 的文字狱，《史记》岂能不被禁毁？汉武帝诛其人而留其书，这是不合逻辑
的。如果司马迁写完《史记》，已无牵无挂，他要公开向汉武帝挑战，诉冤 泄愤，写完《报书》而勇敢地自裁才合情理。如果司马迁不作自裁，他既要
泄愤，而又等着汉武帝来把他投进监狱，再一次受刑辱，这既不合逻辑，也 不符合《报任安书》的精神。再看事实，卫宏说“有怨言，下狱死”，这个
已知前提就有争议，它不能成为推论的起点。试辨析如下。
其一，卫宏书多疏失，《太史公自序》的《集解》引臣瓒说，《汉书·司 马迁传》注引晋灼说，都指出了卫宏所说多不实，“未可以为正。”
其二，卫宏所言的“怨言”，系指《史记》，今人移作《报任安书》，
比卫宏走得更远。先看卫宏的原说：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 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 有怨言，下狱死。
《三国志·王肃传》及葛洪《西京杂记》，有类似记载，实为卫宏说的 转录或派生，不可据以为旁证。卫宏说司马迁坐“举”李陵，就与《报书》
所言“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 欢”相乖谬。再看卫宏所指怨言，从行文语气均指《史记》，并具体点出篇
目系景、武之本纪。武帝削书，正如梁玉绳指出：“《封禅》、《平准》诸 篇，颇讥切，又何以不削？”①班固载宣帝时杨恽宣布《太史公书》只字未提
削书事。西汉大儒刘向、扬雄都极为推重《史记》为“实录”，褚少孙、冯 商等人皆受诏续补《太史公书》。西汉时《史记》未有谤书之议，故续作者
前后相继。东汉禁网渐密，章帝时白虎观集议五经同异，随后又诏杨终“删
《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①，谤书之说渐起，至魏晋之际才正式有此谤议。 西汉时没有人提出《史记》有亡缺，东汉卫宏是第一个提出《史记》被削除
景、武二纪的人，大约武帝纪的亡失是在两汉兴亡之际，或为东汉当路者删， 卫宏言是适应东汉政治形势而制作的，如此推论，或许才合逻辑。
其三，班固《司马迁传赞》所云“既陷极刑，幽而发愤”，显系指遭李 陵祸受腐刑的事件，故不能以班书为卫宏言之佐证。班固也曾因作史被人诬
告下狱，所以他同情司马迁，“《书》亦信矣”，“亦其所以自伤悼”云云， 正讽刺汉武帝滥用“极刑”，牢骚情绪溢于笔端，《报书》就是赖《汉书》
传下来的。这里班固并无“隐晦含混”之辞。今之时贤举班书证卫宏言，说 班固有弦外之音，实在牵强。
与卫宏言相反，在两汉名人的言论著作中，除卫宏外，并无汉武帝杀司 马迁的记载，倒有对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表示不满的话。《三国志·董卓传》
裴松之注引谢承《后汉书》记载王允的话说：
昔孝武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
又《三国志·韦曜传》载，孙皓元凤二年（公元 273），左 国史曜（昭）下狱，右国史华覈上疏救曜。华覈云：
昔李陵为汉将，军败不还而降匈奴，司马迁不加疾恶，为陵游说，汉武帝以迁 有良史之才，欲使毕成所撰，忍不加诛，书卒成立，垂之无穷。今曜在吴，亦汉之
史迁也。
王允切齿汉武帝不杀司马迁，华覈史官上疏暴君孙皓救曜，皆言之凿凿， 这足以证明卫宏所言无根。按华覈上疏，司马迁之所以能够用腐刑代死，是
汉武帝惜其才，让其毕成《史记》一书。《史记》是太史令职任所修官书， 要上之朝廷。《史记》中的讥切，《报任安书》中的怨言，尚在武帝的包容
之中，所以《史记》及《报书》才得以流传。也就是说以《报任安书》写作 之年来定司马迁卒年是不能成立的。
3.以现成史料推论，司马迁当卒于昭帝之初。可列举六证如下。 其一，本章前节已论证，《史记》完成有字数统计，《报任安书》没有
字数统计，只是透露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司马迁写《报任安书》后依然活
① 《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一。
① 《史记志疑》卷七。
着，还在修订《史记》，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已知事实。王国维考定司马迁 最后记事就是从这一事实出发的。
其二，与司马迁相去未远的褚少孙明确说，“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
②，这是司马迁在太初以后修订《史记》以及死于武帝之后的有力证据。褚少 孙，颖川人，寓居于沛，大儒王式弟子。褚少孙生于汉宣帝本始三年（前 71），
五凤四年（前 54）十八岁应博士弟子选，甘露元年（前 53）以高第为郎，出 入宫禁十余年，元成间为博士①。褚少孙入宫，距司马迁之死只有三十余年，
他在宫中读《太史公书》，访故旧逸闻，续补《太史公书》，是一个治学严 谨的大儒。他为博士后，曾与张夫子，即博士张老先生讨论《史记》义理，
褚少孙是一个权威。王国维未注意褚少孙，是他考据的疏失。
其三，前节评述了司马迁对太初以后史事的续补附记，是怎样考证的呢？ 或者说是如何验证褚少孙的话呢？方法是把《史记》太初以后记事进行全面
数据统计与内容分析。我们发现太初以后从天汉元年至后元二年十四年中的 记事内容，有 16 个篇目，涉及 22 人，字数仅 1544
字，集中在巫蛊案、李陵 案两件大事上，可以说这是有计划的终始太初以前记事大事，合于司马迁“咸 表终始”的述史方针，所以是司马迁附记。武帝之后的记事有
11 篇，史事涉 及昭宣元成诸朝，字数达 4997 字，与附记对照明显地有两点区别：第一，史
事分散，漫无边际；第二，涉及武帝身后数朝，绝非司马迁手笔，故为后人 增窜。通过全面的统计分析②，不仅为褚少孙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而且充实
了王国维的考证，司马迁与汉武帝相终始，无可置疑。
其四，前节已经论及，在今本《史记》中有十二篇记载太初以前史事而 有“武帝”字样，不似后人窜乱文字，而是司马迁在武帝死后仍在修定《史
记》的痕迹。因其事均属太初以前事，符合《史记》断限太初的原则，当是 司马迁手笔，而不应是后人的点窜。
其五，《屈原贾生列传》未：“贾嘉最好学，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 为九卿。”未二句，崔适认为是褚少孙所补，以往失察信其说。今细审行文，
与以上各条参验，应为司马迁之文。
其六，昭帝始元六年（前 81）召开盐铁会议，桑弘羊在论战中多次断章 引用《货殖列传》为自己辩护，称“司马子言”①。桑弘羊以御史大夫之尊称
六百石秩的司马迁为“司马子”，应是对已故学问家的敬称来增加自己观点 的权威，合于先贤遗教。司马迁死后受到当世人的如此尊重，绝不会是下狱
死。由此可知，司马迁在昭帝始元六年之前善终，这也是一个确知的史实。 综上六点，司马迁的绝对卒年尚不可知，但他死于武帝身后而在昭帝始
元六年之前却是确定无疑的，姑定为昭帝始元元年（前 86）以待查考。则司
马迁一生大约享年六十岁，与武帝相终始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② 《后汉书》卷四十八《杨终传》。
① 《史记》卷二十一《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褚补。
② 关于褚少孙事迹的考证，详拙著《史记研究·关于史记续补与亡篇散论二题》一文，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① 对司马迁续补附记与后人增窜的统计分析考据，亦详拙著《史记研究》一书中《史记断限考略》与《史 记残缺与补审考辨》两文。
三、《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
《史记》产生在西汉盛世汉武帝时代，这决不是偶然的。东汉史家班固 对这一时代曾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写下了一段精彩的议论：
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缺。上方欲用文武， 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响，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
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出于降虏，斯亦囊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
②
之得人，于兹为盛， 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汉武帝是西汉第五代皇帝。西汉经过高、惠、文、景四代人的治理，中 央集权日益巩固。全国一统，国力充实，“蓄积岁增，户口寝息”①。政治稳
定，经济繁荣，必然带来文化学术的高涨。武帝即位，深感“四夷未宾，制 度多缺”，为了适应大规模用兵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拘一格录用人才，所
以“群士慕响，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范文澜先生指出：
“西汉一朝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大经学家大政论家董仲舒，大史学家司马 迁，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大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
大农学家赵过，大探险家张骞，以及民间诗人所创作经大音乐家李延年协律 的乐府歌诗，集中出现在武帝时期。这是历史上非常灿烂的一个时期，汉武
帝就是这个灿烂时期的总代表”②。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又恰与汉武帝君 臣相知，长期恃从左右，参与机要，在统治集团最高层深深体验宏阔昂扬的
时代精神，这就是《史记》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主观条件。试分析如下。
1.《史记》产生是时代的呼唤。 这可从五个方面来看。
首先，如何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作出学术的综 合。早在高帝即位之初，这位马上得天下的开国皇帝，就让陆贾总结“秦所
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①的历史经验，寻求长治之术。 陆贾总结秦亡的教训是：秦代“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
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② 针对秦政之失，汉王朝做到徭役不烦，刑法不滋，兵马少设，减轻对农民的
压迫剥削，才能巩固政权。这一套治国理论，刘邦“称善”，左右呼“万岁”， 从而确立了汉初的无为政治。孝惠皇帝和高后继续执行这一治国方针，“君
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③。到了武帝即位 的时候，民则人给家足，而府库余货财。农业技术提高了，手工业发展了，
城市兴起，商业发达，全国一片欣欣向荣。可是，若把时钟拨回一百年，在 秦汉之际，“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死人如乱麻”④。陈涉发难，项羽
灭秦，刘邦兴起，“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
② 《盐铁论》卷四《毁学》。
① 《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
② 《汉书》卷三十二《刑法志》。
① 《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 39 页。
② 《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
③ 《新语·无为》。
④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赞》。
亟也”①。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这需要学术界对历史作 出综合的研究来回答。文帝时贾谊作《过秦》贾山作《至言》，总结秦亡的
教训，是陆贾《新语》工作的继续，还是侧重于政治方面。到了汉武帝时代， 理论的归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治“春秋公羊学”，宣扬大一统，已经是学术综合的工作了。与司马谈同时 而与司马迁相及的淮南王刘安，他纠集学者编纂了一部“观天地之象，通古
今之事”②的《淮南子》，更是学术综合的工作。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强 调百家殊途同归，“皆务于治”，明确地阐述了学术综合与治政的关系。司
马迁对这一问题有着更深刻的认识，追溯到春秋战国之世。《十二诸侯年表 序》云：
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 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
人事浃。 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 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
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 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
《吕氏春秋》。
这段议论把学术总结与现实的政治紧密相连，表明了司马迁的学术思 想，继承其父《论六家要指》的宗旨，综合学术为治政服务。清代学者钱大
昕说，《史记》的“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③，这 正是司马迁所处时代的精神和时代的使命。
其二，西汉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修史条件。司马迁修纂《史记》，“是长 期的历史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①。如果没有《春秋》、《尚书》、《左传》、
《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史书的先后问世，就不可能凭空冒出《史 记》这样的历史巨著。司马迁能够运用这些典籍，是西汉的文化发展，提供
的条件。在秦汉时代，书籍的传播，主要用简策书写，得书十分困难，昂贵 的缣帛书更非一般人所能得。秦始皇焚灭诗书史记，以愚黔首，还不准民间
读书、藏书，制造了人为的困难。司马迁“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这些图书 是西汉王朝长期收聚起来的。班固说：“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
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 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颜注引刘歆《七
略》云：“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
②早在惠帝四年，汉朝就废除了挟书律，奖励献书，提倡讲学。汉文帝曾派晁 错到济南记录整理九十余岁老人，故秦博士伏生口授《尚书》。汉武帝即位
之初就“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下次之位”①。汉武帝还下令，
“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②。所谓“序事如古春
① 《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
② 《史记》卷十六《秦楚之际月表序》。
③ 《淮南子》卷二十一《要略》。
① 《与梁耀北论史记书》，见《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四。
② 白寿彝：《史记新论》，1981 年求实出版社出版。
①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及注。
② 《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
秋”，就是进行年月日的编纂整理，使天下计书皆为有用史料。成帝时刘向 校书，国家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
实际上就是进行文化整理。这个工作由太史令主持。司马迁说：“百年之间， 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③也就是司马谈、
司马迁相继主持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得以阅读秘籍图书，成为最博学的人。 太史府等于是国家给司马迁设立的书局。其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加强了
中央集权的统治。宏阔昂扬的时代，是《史记》成书的直接背景。汉武帝击 胡攘越，开拓疆土；内兴功作，改革了上层建筑，加强了大一统的皇权统治，
造成了西汉王朝的博大气象。“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 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司马迁充分肯定了汉武
帝的事业。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原本是汉武帝身边的亲信，积极参与了汉 武帝事业的兴作。司马谈对封禅制礼，起了重要作用。司马迁从巡武帝，目
睹各种盛大的典礼场面、阅兵仪式，以及游猎活动，领受了宏阔昂扬的时代 精神。《史记》载武帝一朝史事，篇目和字数占了全书的五分之一。许多篇
章都留下了司马迁活动的足迹。《史记》的体大思精，是和司马迁直接参与 汉武帝宏伟事业的活动是分不开的。
其四，汉武帝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化，为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的方法论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原始察终”，指历史研究要考察其发展变化
的因果关系；“见盛观衰”，指洞察历史的变化，要能在鼎盛之时看到它衰 败的征兆④。司马迁用这样的方法，认识到汉朝的统一和制度，是继秦朝历史
的发展，从而肯定了秦朝的统一之功。同时，从秦朝覆亡的原因，又看到了 当代政治的危机。例如他在《平准书》中就指出汉武帝步秦始皇的后尘，“竭
天下之资财”以恣其欲，并不以为怪。因为皇帝视“天下子民”为一人之私 产，毫无节制地挥霍，把天下人民推入了火坑，其源盖出于皇帝高度集权之
弊。“事势之流”，就是指汉武帝效秦始皇专制纵欲，带来了社会危机。他 从各个方面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得出“物盛而衰，固其变也”①的结论。
当汉武帝和臣僚们正在弹冠相庆的时候，司马迁却看出了汉王朝统治的危 机，在《酷吏列传》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严刑峻法激起了农民起义，敲起了警
钟，这实在是了不起的识见。可以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具有辩证 法的思想光辉。司马迁既尊汉而又批判，既看到它的鼎盛而又看到它的弊病。
两千年前的司马迁有如此不凡的识见，来源于他对现实社会演变的深刻观 察。西汉社会在“文景之治”的升平时期，就己隐伏着对立的阶级矛盾。贾
谊、晁错在政论中就发出了呼喊。到武帝之世，矛盾有了进一步的激化。“当 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②
到了武帝后期，由于武帝过度使用民力，造成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 残破局面，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动摇着汉王朝的根基。
司马迁目睹这一事势的变化，不能不对天命论产生怀疑，不能不对“今上圣 明”的述史主题进行修正。所以《史记》内容呈现出尊汉与暴露的双重内容，
正是司马迁所处时代巨变的反映。
③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如淳所述卫宏《汉仪注》。
④ 《太史公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