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关于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论，详述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
②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其五，文景之世开明政治的流风余韵，启迪了司马迁自成“一家之言”。 汉文帝即位，发动了对秦王朝暴政的批判，吸取“雍敝之伤国也”①的历史教
训，鼓励臣民直言极谏。举贤良方正的基本条件就是“直言极谏”。汉武帝 专制有别于秦始皇的根本之点，就是还能容忍臣下直言，故有晚年悔征伐之
事。汲黯在廷对时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② 武帝怒而不罪。所以在汉武帝时代，虽罢黜百家，而文网未密，臣工士庶，
尚能直言议政。故司马迁述史，汉武帝未予干涉。尽管卫宏记载了武帝削除 景纪、今上纪的流言，但未禁司马迁著书。在这一环境下，司马迁才敢直言，
实录史事，虽有忌讳之辞，而能终成一家之言。
以上各点，是《史记》成书的客观条件。
2.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 清赵翼论司马迁作史年岁，谓“迁为太史令即编纂史事，五年为太初元
年，则初为太史令时，乃元封二年也。”又谓《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 从元封二年到征和二年，前后共十八年，故谓之曰：“统计迁作《史记》前
后共十八年，况安死后迁尚未亡，必更有删订改削之功，盖书之成凡二十余 年也。”③赵氏所论《史记》成书年限，已为学术界成说，考其实，却有很大
误差。赵氏所论只言及司马迁后半生独立撰史阶段，既未言及司马谈发凡起 例，亦未述及司马迁前半生助理司马谈的年限，显然不完备。司马迁作史，
毕生投入，前后四十年，可分为三个阶段。元朔三年（前 126），司马迁二 十壮游“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即为作史之始。到元封二年（前 109），
前后十八年，司马迁为父亲的修史助手。这一时期，司马迁在父谈指导下， 二十壮游，学公羊于董仲舒，受古文于孔安国，习家学于司马谈，襄助修史，
成长为一个渊博的学者，打下了继承父志的坚实基础。元封三年（前 108） 到太始四年（前 93），为发愤著书阶段，其间十六年，基本完成《史记》。
征和元年（前 92）到武帝之未后元二年（前 87）或昭帝之初，约六年时间， 司马迁编定《史记》，仍在继续修订。司马谈作史，准备在建元，元光间，
正式述史在元狩元年（前 122）。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前 110）。从元狩元 年到元封元年，司马谈作史草创经营了十二年。司马迁发愤著书阶段十六年。
就这样，《史记》写作基本完成就经历了前后二十八年，凝聚着司马谈、司 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方能成为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
唐刘知几论良史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清章学诚又加之以德。这才、 学、识、德四大要素，司马迁可谓兼备一身。司马迁聪颖勤奋，十岁诵古文，
养育了他的才。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和师承，培植了他的学。壮游与受祸锤 炼了他的识。史官世家的血统和气质，司马谈尽忠尽孝的诱导教育，临终遗
言的嘱托，涵育了他的德。这些就是《史记》的主观条件。
在主观条件中，才、学、识、德四要素，最重要的是识。因为只有超卓 的识，才能“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知其远，察其微，探其源，究其终，
通古今之变。司马谈以其眼光远大，领略了时代的要求，立下述史壮志；司 马迁以其识见超卓，才能追寻历史之变，不断升华述史主题。在司马迁手中，
①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② 贾谊：《过秦论》。
③ 《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
《史记》主题随着断限的修正，作了两次飞跃式的升华①，从而使《史记》熔 铸了人民性的成分。
《史记》成书的条件留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部不朽的传世名著，必须具 备主客观条件的统一才能产生。西汉盛世为司马迁著作一部通史提出了时代
的要求，也提供了物质条件，这是《史记》成书的历史背景。司马迁所受教 育、修养及其经历是《史记》成书的著述内因。历史背景是客观条件，著述
内因是主观条件。从历史背景来看，《史记》是适应秦汉大一统社会的历史 使命而产生的，所以它的本始主题是颂扬帝王将相的功勋来为巩固封建统治
服务。尽管《史记》注入了人民性的成分，但并未改变这一基本主题。学术 界以往的论述，未能深究《史记》的成书条件，往往以后世个人的经验去看
待《史记》，颠倒了两者的关系，把人民性看成是《史记》的基本主题，因 而不能合理地解释纪传史产生的原因。《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二人以汉
太史身分修成，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它是一部自成“一家之言”的官修 史书①。《史记》的伟大价值，并不只是它揭露现实，表现为异端，而根本性
在于它全面地反映了大一统的时代精神及其盛衰。当然，司马迁受祸发愤， 在《史记》中熔铸了人民性，使它更加灿烂夺目，这是不言而喻的。
① 《二十二史札记》卷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