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宋《太平寰字记》云：“龙门山在县北五十里。”在这些史地著作中， 龙门山与梁山是同一的名词。我们还可以从古老的经书中找到证明。《春秋》
三传成公五年（公元前 586）皆书“梁山崩”，奎塞黄河。《尔雅·释山》 指出，“梁山，晋望也。”意即晋国所祭之名山。晋郭璞注云：“晋国所望
祭者，今在左冯翊夏阳县西北临河上。”《公羊传》曰：“梁山者何，河上 之山也。”韩城本为古梁国，因梁山而得名。《诗经·大雅·韩奕》也以“梁
山奕奕”与“傅彼韩城”并称。
综上所述，大量文献史料可以证明，作为梁山支脉的龙门山，因禹凿龙 门，形成奇险名胜而得名。“龙门”既指山，亦指津，载于《尚书》，神话
附会，名闻遐迩，故以“龙门”称代韩邑地望，是古人相沿成俗的观念，不 特司马迁为然。由于隋唐时期河津一度为龙门县，于是引出许多附会。我们
可以肯定，河津县境内的司马迁故里传说，是唐以后才逐渐形成的，所以在
① 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发表于 1916 年，收入《广仓学窘丛书》；《太史公行年考》发表于 1923 年，
收入《观堂集林》卷十一，对司马迁行年论证，其事稍详，其说未变。
古代文献无征。于此，“迁生龙门”之谜可以冰释矣。
四、司马迁的生年与表字
司马迁的生卒与表字，由于《太史公自序》失载，于是成为疑案。尤其 是生卒年，因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成为长期的争论问题，至今无定论。不
解决这个问题，《司马迁评传》就无从谈起。由于众说纷坛，这里不作繁琐 引证，谨就本书的写作依据略作交代。卒年在本书第九章中讨论，这里略说 司马迁的生年。
司马迁生年共有六种说法，而影响最大并有依据的是王国维和郭沫若两 家的考证。其余四说，大抵出自臆断，皆无讨论价值，姑置不论。
王国维、郭沫若两家都是依据《太史公自序》的三家注推得，两说相差 正好整十年。学术界关于司马迁生年的考辨，都是围绕这两说而展开的。
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太史公自序》云：“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 司马贞《索隐》在这一句下注云：
《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 百石。
元封三年，即公元前 108 年，司马迁年二十八，郭沫若据此推算，生于 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 135 年。学术界称此说为司马迁生年建元六年说， 或前
135 年说。
司马迁当了五年太史令，汉武帝改元太初。颁布新历，这是一件划时代 的大事。故张守节的《正义》就在“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加按语说：
案：迁年四十二岁。
太初元年是公元前 104 年，迁年四十二，王国维据此推算，当生于汉景 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 145 年。学术界称此说为司马迁生年景帝中元五年说， 或前
145 年说。
王国维是考证司马迁生年与卒年的第一人。其说见前节引述的《太史公 系年考略》与《太史公行年考》两文中。郭沫若所主张的建元六年说，创说
者为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氏。桑原文《关于司马迁生年之一新说》，1922 年刊 于《东洋文明史论丛》。中国学者系统阐发建元六年说者为李长之，李文《司
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载于作者 1948 年开明书店出版的《司马迁之人格 与风格》一书中，“举证十条以立其说”，但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在五十
年代的论辨中，李长之“自云论据不巩固，已放弃前说”①。但此说自 1955 年郭沫若在《历史研究》第 6 期发表《“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以后，亦
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有不少信从者。
郭、王两家考证分别依据《索隐》与《正义》，两说相差正好整十年。 一个人的生年只能有一次，故两说必有一误。《索隐》作者司马贞和《正义》
作者张守节都是唐代人，且同时相先后，《正义》稍后出，许多地方疏通《索 隐》。司马贞与张守节注说司马迁年岁，所依据的材料应是同源的，即晋人
张华所撰《博物志》，郭、王两人都引据汉简资料证明《博物志》为“最可 信之史料”。既然司马贞与张守节两人依据同源，那末司马迁生年的“十年”
之差，不是依据的材料有问题，而是传抄流传中数字发生了讹误，这就是王 氏立论的基石。
汉字的数字写法，“二十八”与“三十八”，两个数字，“二”与“三”
① 皮氏县，王莽天凤元年（公元 14）一度改称延平，为时短暂，新莽灭亡，复名皮氏。
一笔之差，容易致误。汉唐时期十以上的数字写法，“二十”作“廿”，“三 十”作“卅”，“四十”作“”，这几个数字的竖笔也是一笔之差，容易致
误。《史记》、《汉书》中记载人物生年十年之差均有例证。日本学者水泽 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校录了日甫化本《史记》的《索隐》文，正作“年
三十八”，这一证据给王国维说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版本依据。日南化本是日 人所藏中国《史记》善本南宋黄善夫汇刻的三家注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郭沫若否定王国维数字讹误这一立论基石，而对《索隐》、《正义》两 个年龄数字并存而安排各有所系，这也是建元六年说论者的立论基石。建元
六年说论者认为，《索隐》的“年二十八”指司马迁元封三年二十八岁；《正 义》的“迁年四十二岁”指司马迁一生的年岁。司马迁一生四十二岁，这只
是一个假说，它不是已知的因，而是待证的果，建元六年说论者把假设的待 证之果作为已知的因来推生年，在举证中常常陷入因果循环互证，故李长之
举证十条，均系推论，故尔“自云论据不巩固，已放弃前说”。其他建元六 年说论者的举证，也都是用推论证推论，在方法上大都陷入因果互证，故其
说甚辩，其理不足据。 检验郭王两说的标准，是用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所载的经历来验证。
依中元五年说推导司马迁的行年，事事无碍；而依建元六年说推导司马迁行 年多有抵牾。例如，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依建元六年说则在九岁之前，
依中元五年说则在十岁至十九岁之间，孰为合理显而易见。
司马迁生年问题，自 1916 年王国维提出，到八十年代中，经过了近一个 世纪，中外学者几代人的努力，尤其是五十年代中和八十年代初两次全国性
大规模的学术讨论，可以说基本上廓清了问题，现在可以作出定论。张守节 的“案迁年四十二岁”，是依据《索隐》“年三十八”之文以推断司马迁太
初元年时四十二岁。《索隐》与《正义》，不仅依据材料同源，他们的观点 一致。以《索隐》“年三十八”与《正义》“年四十二”推断司马迁生年为
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 145 年。这就是本书排列司马迁行年的依据。
司马迁字子长。《汉书·司马迁传》亦未载。西汉扬雄《法言·寡见篇》 有：“或问司马子长有言，《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又《君子篇》
有：“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东汉 王充《论衡》在《超奇》、《变动》、《须颂》、《案书》等篇，皆称司马
于长。东汉苟悦《汉纪》亦有“司马子长遭李陵之祸”的记载。最早称司马 迁之字的文献，是西汉中桓宽的《盐铁论》。《毁学篇》记载御史大夫桑弘
羊引括《史记·货殖列传》的话与文学辩难，称为“司马于长言。”桑弘羊 与司马迁为同时代人，其言更为亲切。也就是说，司马迁之字“子长”为同
代人和两汉人称说，可以确信无疑。
五、“年十岁则诵古文”
“年十岁则诵古文”，七个大字肃穆庄重地书于《太史公自序》，毫无 疑义司马迁寓有深微之义，引起了历代研究者的注目，但终因语焉不详而发
微者少，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深入的课题。
《春秋》言简，有三传为之疏解。司马迁惜墨如金，《太史公自序》如 同《春秋》，言约义丰，却无家学师承留下微言注疏可供参考，由我们二千
年后的人来研究，可以说每一句话都是一道中国古代史传中的哥德巴赫猜 想。解题方法，可引用《公羊传》的解经方法，用“易以书”，而“书之者
为曷”的方式提出问题，就可层层深入。用此方式，我们对“年十岁则诵古 文”可以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什么是古文？司马迁读了哪些古文书？在什么
地方读古文书？读了多长时间？古文程度达到何种水平？司马迁易以书“年 十岁则诵古文”？这与修史有什么联系？回答这些问题，也就阐释了这句话 的深微大义。
司马贞《索隐》给我们留下了唐人的“猜想”。司马贞说：“迁及事伏 生，是学诵《古文尚书》。刘氏以为《左传》、《国语》、《系本》等书，
是亦古文也。”司马贞认为“古文”是指《古文尚书》。刘氏亦唐人，即《史 记音义》作者刘伯庄。刘氏认为“古文”是指《左传》、《国语》、《世本》 等书。
由于伏生与司马迁年龄不相及，“迁及事伏生”是靠不住的。清周寿昌 在《汉书注校补》卷四十一中予以驳正，曰：“史公生于景后元年，距晁错
死已十一年。错于孝文帝时受书伏生，生已九十余岁。孝文在位二十三年， 计伏生当迁时，应百三十余岁。迁十岁诵《古文尚书》，及事伏生，不已一
百四十余岁邪？《索隐》缘泥古文必是《尚书》，故致此误，自以刘氏说为 正。”
伏生，即秦博士伏胜。孝文帝时，伏生已九十余，两眼昏花，不能读书 写字。孝文帝为了抢救“尚书学”，派晁错去受读。伏生口授，晁错用汉代
通行的隶书记录整理，得二十九篇，称《今文尚书》。因此，司马迁及事伏 生是不可能的。西汉传《古文尚书》者是孔安国。司马迁曾问故于孔安国，
那是成年以后受学于京师之事；“年十岁诵古文”是司马迁记述少年时之所 学，恰恰与《古文尚书》没有关系。因此刘氏的解释才是对的。《史记》中
多处提到所学古文，可引据以为证。
《五帝本纪赞》：“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 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
《三代世表序》：“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 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
《十二诸侯年表序》：“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于，表见《春秋》、
《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吴太伯世家赞》：“余读《春秋》古文。”单独说“古文”二字，可 以有两解。一指先秦古文字，即籀书，又称大篆。《太史公自序》云：“秦
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所谓“拨去古文”，指废去古文，推行 小篆。汉代又进一步进行文字改革，推广隶书。小篆、隶书皆称今文。再者
是指用古文书写的先秦典籍。王国维《史记所谓古文说》云：“凡先秦六国 遗书，非当时写本者，皆谓之古文。”上引《史记》中所载古文书正是如此，
有《春秋》、《国语》、《五帝德》、《帝系姓》等儒家典籍，也有《谍记》、
《历谱谍》等百家之书。这些均是古文书写的先秦典籍。 司马迁年十岁是“诵古文”而不是“书百文”。诵，是阅读诵习；书，
是认字练字。“诵古文”之前，心先“书古文”。认字练字称小学。秦时的 小学蒙童课本有李斯所作《苍颉篇》，赵高所作《爱历篇》，秦大史令划母
敬所作《博学篇》。汉兴，将三书合为一书，称《苍颉篇》，凡五十五章， 每章收六十字，共三千三百个常用字。《苍颉篇》是今文字书。古文字书有
周史官所作《史籀篇》。一般人读书识字，只学《苍颉篇》。如果要想出仕 做官，就必须加学《史箱篇》。虽然秦废去古文，但当时离古文的时代未远，
国家藏书大多古文所写，引经据典，离不开古文。《史记·封禅书》记载：
“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说明 古文本的《诗》《书》还具有权威性。西汉成帝时大规模整理图籍，国家藏
书一律用今文写成定本，这才给今文的深层推广奠定了物质基础。在司马迁 时代，蒙童八岁入学，高才而欲出仕者，不仅学今文，还要学古文。《汉书·艺
文志》有生动记载。其言曰：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 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日：“太史试学童，
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吏。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 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
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
汉时小学教授蒙童识六书，习六体，要能背诵并能写九千字以上，每一 个字能写出古体、异体、小篆、隶书、篆刻印章（缪篆）、草书（虫书）等
六体，这不是一朝一日的功夫所能成，也不是一般的普及本只识今字的《苍 颉篇》。达到上述要求应是指高级人才的培养，这就要求有家学渊源和师承，
非一般农家孩童所能诵习。司马迁聪明绝伦，在十岁时他不仅已经过了“书 古文”的学习，而且能够诵习古文，阅读古文书籍，故自豪他说：“年十岁
则诵古文。”这里的“则”字透出了司马迁得意的神色。
司马迁在什么地方学习古文，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谈仕 于建元、元封之间，“公或随父在京师，故得诵古文矣。”郑鹤声《司马迁
年谱》在建元三年司马迁七岁时系年云：“当随父至京，住茂陵诵读。”至 于主张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的学者，只能让司马迁进京读古文。因司马迁
元朔二年家徙茂陵，生于建元六年，必须在九岁时进京。为了弥合其说，于 是有的论者作了如下推论：“年十岁则诵古文”，表明少年司马迁已转换了
生活舞台，偏僻的农村无论是藏书、师承，还是文教，都不具备诵习古文的 条件，而只能在长安司马谈身边开始。表面地抽象地看，这些推论人情入理，
但放在司马迁这一特定人物和秦汉之际这一特定环境中，就背离事实太远。 王、郑二氏定司马迁在京师习古文，亦不免流俗之论。
秦始皇焚书坑儒，“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 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①尽管秦法苛酷，但
秦始皇并未能烧尽天下之书。它遭到当时知识分子的强烈抵制。孔氏壁藏古 文书就是适例，“《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
① 李仲钧先生转述语，见《文史哲》1957 年 8 月号。
以故灭。”①秦始皇烧尽了诸侯各国的国家藏书，但他无法烧尽民间藏书。司 马氏祖上世典周史，为渊源久远的书香门第之家，虽失其史职，而家学余风
犹存。司马昌、司马无泽相继在秦汉之际作京师官，消息灵通，预为措施。 司马氏之家亦应多藏有古文禁书，所以司马谈才能够复兴家传绝学。司马迁
年十岁诵古文，正是家学渊源和藏书条件所助成。司马迁之祖司马喜为汉五 大夫。五大夫为汉第九级爵。汉初七级以上为高爵，有食邑，这是指因军功
所得之爵。司马喜在文景承平之世，无功勋显绩，所得高爵是用四千石粟买 来的。汉文帝十二年（前 168 年），文帝纳晁错策，颁布卖爵令。富人入粟
实边，最高爵可买至五大夫，复一人。四千石粟相当于四十户五口之家的自 耕农一年的耕作收入，这说明司马氏家族在复阳县是一个中等地主家庭。司
马喜闲赋在家，没有徭戍，有五大夫爵的绅土地位，可以说是司马谈、司马 迁父子两代尽心尽职的启蒙老师。司马谈出仕于京师，而留司马迁于故里，
承受家学的启蒙教育，才是最好的条件，司马迁至京师，如住在茂陵诵读， 恰恰是最差的条件。因茂陵邑正在草创，离京师长安八十里，哪来读书条件。
司马迁在故里承受家学，四、五岁时就可读书认字，到了十岁就可诵读古文 书了。司马迁在故里，既有阎里书师，又有家学师受与丰富藏书，风光秀丽，
环境宜人。十九岁以前，司马迁耕读于故里，打下了渊博的学识基础。元朔 二年，司马迁十九岁，汉武帝移豪富之家于茂陵。于是，这时司马迁才踏上
了京师之途。这时，即使没有移民实京师茂陵的事件，司马迁也将离开故里。 因为司马迁习古文为修史打下基本功，故里天地已不能包容。司马迁到京师
的第二年即元朔三年就整装出游了。
①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六、“耕牧河山之阳”
“耕牧河山之阳”，这是司马迁自己追述的少年时代的故里生活。这短 短的六个字，是司马迁一种浪漫式的抒怀，还是淡淡地述说艰苦的童年？很
值得玩味。今世时贤论述至此，一般都不细加评说，只是做一点字面文章。 或说：“司马迁幼年时，曾在家种田放牛。”①或说：“大概在司马迁小时候，
家庭还是务农力业，他也帮助家人养养牛放放羊，作些辅助劳动。”①细细推 索，童年司马迁在家“种田放牛”或“养牛放羊，作些辅助劳动”，是不大
可能的。司马迁作为司马谈的独生子，留在爷爷奶奶身边，视同掌上明珠， 若非赤贫之家，怎么可能让一个不足十岁的童孩去养牛放羊？或者去田间劳
作！须知，司马迁祖父司马喜是地方上的五大夫，父亲司马谈在京师做官。 假如童孩时代的司马迁要替家里作辅助劳动，他不可能“年十岁则诵古文”，
这两者在时间上是矛盾的。一句话，童年司马迁不可能“耕牧河山之阳”， 即便是辅助性劳动也是不可能的。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这三句话一气连成， 并在《太史公自序》中书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之后，下接“二十而南游
江淮”。这种行文安排是司马迁的匠心独运。这三句话的内容是一组特写， 它透露了司马迁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是司马谈为培养司马迁的一种苦心安排。
这三句话的语调是高昂的，自豪的。“迁生龙门”，人杰地灵；“耕牧河山 之阳”，特殊的修养；“年十岁则诵古文”，聪明绝伦。司马迁亦自觉地接
受父亲的安排，很好地经受了耕牧苦读的考验，所以才不无遗憾地书于《太 史公自序》中。也就是说，司马迁少年时代的耕牧，既非生活所迫，亦非为
家庭农业助手，而是一种自觉的锤炼，是作为修身养性的一课而认真地执行 着。
《太史公自序》紧接上述三句话之前，还有这样的话头：“太史公既掌 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这也是三句话，我们不能轻轻放过而应细细咀
嚼。“既掌天官”，指为太史令，表示司马氏复兴了中断已久的“史官世家” 之学，所以用“天官”二字代称“太史令”。“不治民”，则强调“大史令”
为占天的业务之官，不是理政事的治民官，不杂俗务。同时也寓意司马谈之 出仕，不谋求治民官，不求仕宦显达，而守重天官，发扬祖德。“有子曰迁”，
说明司马迁为独生子，司马谈不把他带在身边去染习仕途经济的学问，而割 爱留他在乡间耕读，让童年、少年时代的司马迁接受独立生活的锻炼，不能
不说是深谋远虑，识高一筹。司马迁下负严父所望，勤奋学习，十岁能诵古 文，而且他还参加耕牧，炼就一身好体魄，为二十壮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耕牧的地方，以及时间，这是应当深层探索的内容。“河山之阳”，
《正义》云：“河之北，山之南也。案：在龙门山南也。”韩原在大河之西， 泛指为北，处于龙门山南。王国维说：“固指山南河曲数十里间矣。”郑鹤
声说：“河山之阳，即河曲也。”都是泛指韩原“具体说是指韩原的司马迁 故里高门原，司马迁用“河山之阳”的字眼，只不过是一种典雅说法罢了。
高门原在古夏阳城西北四、五里，是近城郊的农牧区。这里西枕梁山，东有 涺河水，南有芝川水，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山麓放牧，平原耕作，是夏阳
① 《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序》。
① 郭维森：《司马迁》，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年出版。
县最富庶的农牧区。在重农抑商的古代，参加耕作不是耻辱。例如诸葛亮、 陶渊明的隐居，都一再标榜躬耕陇亩。司马氏世居高门原，这里地势高敞，
风光秀丽，被誉为韩原奇观。司马迁生于斯，长于斯，耕读于斯，心旷神怡， 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和少年，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所以在《自序》中写下
激情昂扬的“耕牧河山之阳”，供千秋人们评说。当然，乡间生活与城市生 活迥然不同。在乡间，司马迁目睹了一般农家的清贫生活，又存耕牧的切身
体验，这对于司马迁同情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养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七、家徙茂陵
茂陵，西汉武帝陵，在今西安市西北八十里，陕西兴平县东北。茂陵是 西汉诸陵中最大的一座帝王陵，封上略呈方锥形，平顶。现在是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之一。
茂陵始建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前 139），当时属槐里县茂乡，故称茂陵。 西汉建陵则置县邑，称茂陵县，县城称茂陵邑。西晋时废县，今已不存。
汉武帝母亲王太后是槐里人，茂陵建在槐里县，含有光耀外家的意思。 建元三年，汉武帝为了鼓励人民移住茂陵，给每一户移民发放二十万安家费，
赐田二顷。从长安至茂陵修了一条直通大道，起点就是长安北面西头第一门， 称便门，又称平门。平、便二字古通用。便门，即平直方便之意。大道跨越
渭水，这座渭水桥也被命名为便门桥。由于这条大道，茂陵与长安之间，交 通十分方便。
元朔二年（前 127 年）四月，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徙郡国豪 杰及皆三百万以上于茂陵”。主父僵建言说：“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
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好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② 这一建言，既充实茂陵邑，又抑制天下豪强，所以西汉王朝雷厉风行地执行。
织县（今河南济源县）人郭解，家庭资产达不到迁徙的规定。但他是有名的 豪侠，也被举迁徙。大将军卫青给郭解说情，说他家贫不符合迁徙条件。汉
武帝驳回，说：“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①于是郭解被徙茂凌。 地方士大夫集资送行，不下千余万。郭解到了关中，京师地区的士大夫，争
先恐后地结交郭解。由此可见，郭解名声，倾动朝野。这无疑地惊动了朝廷， 把郭解列入严惩对象。这时郭解的侄儿杀了织县一个文吏，他是地方绅士杨
季主的儿子，是他举报迁徙郭解的。随后，杨季主也遭杀害。杨季主的家人 上书朝廷，又被郭解的信徒杀于宫阙之下。这使得朝廷震怒，下令通缉郭解。
郭解闻讯，把母亲和妻子隐藏在夏阳，然后自己逃出临晋关到太原。郭解沿 途止宿，不改名姓，人们争相接待。结果逮捕公人跟踪追缉。临晋一个叫籍
少公的人，为了保护郭解，自杀绝口，追踪公人断了线索，郭解逍遥法外。 元朔三年春，汉武帝发布大赦令，郭解重新抛头露面，才被抓获。既然郭解
没有亲自杀人，又在大赦前，朝廷无法判处郭解死罪。这时，又出了一椿事。 治办郭解的专案使者到织县调查。在织县接待使者的坐席上，有人替郭解说
好话，遭到一个在坐儒生的驳斥。儒生认为“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
②不久，郭解的信徒杀了这个儒生，并割了他的舌头。这下被朝廷丞相公孙弘 抓住了口实，认为郭解信徒无法无夭，擒贼先擒王，于是族灭了郭解一家。
毫无疑义，以此为引线，汉武帝在全国展开一场打击游侠的运动。
元朔二年，司马迁年十九岁。郭解的故事为他所亲见，所以写得十分详 尽而亲切。郭解的故事，有两个方面的史料价值：一是为司马迁行年提供了
一条有力的旁证；再是对司马迁进行社会调查提供了深思，分说于下。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写郭解形貌，“为人短小”；写他的简朴生活，
“不饮酒，出未尝有骑”；写郭解的影响，“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
② 季镇淮：《司马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年出版。
① 《史记》卷一百一十二《主父列传》。
②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
争交欢解”。这明明白白道出，司马迁是在关中茂陵亲见郭解，而郭解在关 中只居留了短暂的时间，说明司马迁家族也正是此时迁移茂陵的，司马迁在
《游侠列传赞》中评论郭解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 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
貌荣名，岂有既乎！，於戏，惜哉！”程金造对此评论说：“这正是一个十 九岁将及成年人的心理。若使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则元朔二年，时方
九龄；九龄幼童去观察别人，绝不能有这样的心理活动的。”①程氏的这一评 论合情合理。《游侠列传》是司马迁精心写作的篇章，郭解作为主要人物，
写得生动传神，可歌可泣。但篇后的论赞表面看，似乎平淡无奇，只是补充 叙写作者当年亲见郭解时的粗浅感受。恰恰就在这平淡中透出了司马迁飘逸
的生花神笔。司马迁真实地追叙当年的思情感情作为赞语，正是为了说明那 时青年一代对郭解的神往，从青年的迷惑感情中，衬出郭解的平凡而出入意
外的传奇色彩。一个九岁儿童绝不会有这样深沉的认识与感情。所以郭解故 事，直接为司马迁元朔二年家徙茂陵，以及司马迁生于景帝中五年，提供了 有力的旁证。
郭解故事，给青年司马迁这样一个刚刚涉世的青年，在心灵上造成了极 大的震动，留下深刻印象和无形的影响。首先，司马迁走出夏阳，在茂陵与
四方之民交游，特别是识见郭解，方知天下之大，奇人之异。郭解“慨不快 意，身所杀甚众”，在他身上集有大恶；郭解言必信，行必果，排难解纷不
受人之报，侄儿不直，不罪仇家，这些品德，又可以说是集有大善。天下之 大恶大善集于郭解一身，在人们的想象中必是一个彪形大汉，及至亲见，原
来竟是一个其貌不扬的矮子。这真是奇人奇行，青年司马迁与郭解是否有过 短暂的交游，司马迁没有记载，不敢妄谈。但郭解形象根植于司马迁心灵深
处，这是毫无疑义的。司马迁二十壮游，考察游侠行踪，是其动机之一，亦 应无疑义。
游侠的产生，在汉代已有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动，西 周旧贵族下层的“士”没落分化，一部分以“文”为主，成为诸子百家和儒
生，一部分以“武”为主成为游侠和刺客。如果说苏秦、张仪、范瞄、蔡泽 等人是文士中的才俊，那么聂政、荆轲等则是武士中的豪杰。文武之士，他
们凭着个人才干穿行于列国之中，奔走于权贵之门，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为 自己争得一席之地。战国四公子各养士三千人，既有文士，又有武士，乃至
有鸡鸣狗盗之徒。散居民间的游侠，以“义”结成帮派团伙，在政治动荡的 社会中保卫乡里，施德贫民，能作一些好事，但往往打斗仇杀，于犯法禁，
成为社会祸害。所以在郭解身上既集有大善，又集有大恶。韩非在《五蠢》 中指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提出对这两种人实行专政。随着秦汉
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建立，百家之言的文士和带剑犯禁的游侠之士，都必 然遭到打击和专政。郭解之被徙移茂陵和遭族灭，就是汉武帝打击游侠运动
的一种反映。打击游侠的政治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而民间士庶豪杰却诵义 无穷，这不能不催动着司马迁在全国大旅行中去考察一个究竟，所以他对郭
解在轨地乡间生活的许多细节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司马迁由汉代游侠上溯至 春秋战国，对当时的游士、剑客，以及四公子养士，都作了详尽的调查，后
来写了战国四公子、苏秦、张仪及刺客、游侠等一系列恢宏大传。当司马迁
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
受李陵之祸再回味郭解故事，联想古今游侠、刺客，于是升华出反暴政，反 传统道德的理性思维，从而创作出《刺客列传》、《游侠列传》这样的优秀
篇章。这两篇都是颂扬反暴政的思想。所不同的是，《刺客列传》侧重反映 政治斗争，宣扬扶弱锄强的正义精神。至于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以存亡死生矣， 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②。这说明游侠虽不合乎正统的封
建道德，但对下层人民很讲“仁义”，很有道德。游侠的出现与活动，是封 建社会法制瓦解，匹夫抗愤的一种形式。游侠为受压迫、受冤屈的下层人民
伸张正义，而不惜牺牲性命，司马迁歌颂他们，表现了他同情广大人民的反 暴愿望，这是应当肯定的。青年司马迁得以识见当代大侠郭解，这是一个偶
然的机遇，就这一点，司马迁家徙茂陵也是值得的。
司马迁家徙茂陵，结束了少年时代的生活。他走向广阔的社会，走向新 生活。
② 《关于司马迁生卒年月四考》，载《司马迁与史记》论集，中华书局 1957 年出版。
第二章出仕与扈从 这一章写司马迁的青年时代。 司马迁一生与汉武帝相终始，同是西汉大一统时代的英雄。汉武帝有经
天纬地之才，雄才大略，创造了许多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与生活。司马迁满 腹经纶，有如椽之大笔，生龙活现地描写了这个大时代。汉武帝爱好文学，
能诗能赋，建立乐府，采集歌谣，并在身边集合了东方朔、枚皋、严助、吾 丘寿王、司马相如等一大批文人学士，君臣唱和，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激情。
司马迁是后生晚辈，出仕较迟。在司马迁为郎中之时，汉武帝身边的文学侍 从，枚皋、司马相如等，大都凋零。司马迁崭露头角，深得汉武帝信任，这
使得青年司马迁激动非凡，“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①。君臣相知， 如鱼水相得。从《汉书·东方朔传》载，汉武帝称赞司马迁“辨知阂达，溢
于文辞”，将司马迁与公孙弘、倪宽、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朱买 臣、严助、徐乐等十五个西汉一代才智之士相提并论，可见受到十分的器重。
主上圣明，德布四方。臣下百官，力诵圣德。这是青年时代司马迁的幸运和 思想境界。这是《史记》颂汉家一统的思想基础。
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
一、二十壮游
司马迁一生的游历有三种情况。（1）十壮游，踏遍大江南北，淮河两 岸，以及中原河山，历时二、三年。（2）奉使巴蜀以南之游，足迹遍及今西
南大地，四川、云、贵，历时一年又三个月。（3）扈从武帝之游，从出仕郎 中到中书令，从巡武帝三十余年。这些不同性质的出游，都使得司马迁的行
年充满了传奇色彩，从而有条件对深广的社会生活作全方位的考察。
汉武帝元朔三年，即公元前 126 年，司马迁二十岁，怀抱着凌云壮志， 进行了他人生征程中第一次远游，因正当盛壮之年，故称二十壮游。
古代旅行，交通不便，困难重重。司马迁壮游是经过深思熟虑和长期的 准备。《太史公自序》也慎重其事作了特别醒目的记载。司马迁说：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 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 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这段话，司马迁把二十壮游的动机说得十分明白，那就是他不满足于“天
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书本知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到广阔的社会 中去作实地考察，接触伟大祖国大一统的壮丽河山和四方之民的生活习俗，
了解和搜求古代和近代、现代的历史传说故事及各种史料。《太史公自序》 称之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称之为“宦学之游”，
是十分精当的。
司马迁壮游动机，在古史文献中也有记载。《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五 引卫宏《汉旧仪》说：“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
求古诸侯之史记。”《西京杂记》卷六文略同。这个故事是卫宏记载的传闻 遗事，从年龄上说与《太史公自序》云“二十而南游”不符，不可尽信。但
这个传闻与《自序》所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目的相合，引人深思。它 说明司马迁壮游可能是在司马谈决策和指导下进行的。也是父亲对儿子的一
场考验。司马迁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学术旅行，读无字之书，禀山川豪气，求 得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故在《史记》许多篇章的论赞中一再论及旅游及
收获。试引证如下：
《五帝本记赞》：“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①，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至长老 皆名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河渠书赞》：“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 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①；北自
龙门至于朔方②。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
《魏世家赞》：“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 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
《孔子世家赞》：“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 留之不能去云。”
《孟尝君列传赞》：“吾尝过薛，其俗间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 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传孟尝君好客自
① 司马迁：《报任安书》。
① “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乃兼及扈从之游。
② “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兼及奉使巴蜀以南之游。
喜，名不虚矣。”
《魏公子列传赞》：“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
《春申君列传赞》：“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屈原贾生列传赞》：
“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淮阴侯列传赞》：“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葬母，‘行营高敞地， 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家，良然。”
《樊郦滕灌列传赞》：“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 家，及其素，异哉所闻！”
《龟策列传》：“余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云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 蓍百茎共一根。”
从上引资料，可以看出，司马迁壮游范围重点在南方，故自述为“二十 而南游江淮”。对司马迁的壮游路线，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首次作了描
绘。司马迁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 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旧罗屈原沉渊
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展转到钱塘。 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
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 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
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以今 地言之，司马迁壮游，跨越了陕、鄂、湘、赣、苏、浙、皖、鲁、豫九省区，
行程近三万里，历时约二、三年。
读书，只能获得理性知识；跋山涉水，行路万里，到社会生活的海洋中 领略浩渺风烟，读无字之书，得到的是真情感受和实践知识。凡大有为之人，
都应该走出去，与黎民大众共呼吸。两千年前的司马迁，懂得读无字之书的 为学宗旨，身体力行，走入社会，观其行事，问其长老，问墟中人，问遗老，
